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全面抗战后，最初日本侵略军对八路军的活动并不重视，认为不过就是国民政府的残兵败将或与抗日杂牌军相差无几之军，以为不久就可扫荡干净。没想到八路军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坚强队伍，坚持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始终紧紧依靠当地民 ...

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

全面抗战后，最初日本侵略军对八路军的活动并不重视，认为不过就是国民政府的残兵败将或与抗日杂牌军相差无几之军，以为不久就可扫荡干净。没想到八路军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坚强队伍，坚持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始终紧紧依靠当地民众，真正站在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一边，从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出发，从而取得了百姓的信任，特别是同当地民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联系，不仅没有被消灭掉，反而越打越大，越打超强。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企图分化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减少，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战场的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者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一方面建立沦陷区政权企图稳固占领区，另一方面打击敌后武装力量，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情报主管会议，参谋长笠原辛雄中将报告，强调今后华北治安的癌即为中共党军，如何击溃此一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之上的抗战组织，实为现阶段治安肃清的根本。将大量日军回师华北，对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封锁、分割和扫荡，称为“强化治安”。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八路围攻”，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九路围攻”，对其他根据地也发动类似的扫荡。侵入根据地后，见房便烧，见人便杀，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本侵略军大搞铁壁合围、反复扫荡，制造一个个“无人区”。一次“扫荡”的时间往往持续三个或四个月。由于这些根据地同后方几乎处在隔绝的状态，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活动最初集中在山地。后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从山地进入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从山地到平原，很多人都没有经验，信心不足。1938年4月，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提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1938年12月起，八路军三大主力一举挺进河北、山东、河南，打开了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20师主力从晋西北进入冀中平原，和原在那里的吕正操等部汇合，同前来“扫荡”的日军作战160多次，加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29师主力从太行山区进入冀南，和原在那里的冀南军区部队会合，同日军作战100多次。115师主力一部挺进山东，和当地起义部队组成的山东纵队会合，一部进入冀鲁豫边区，和当地抗日武装会合，在那里站住脚跟。三个月至半年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120师和129师主力分别撤回晋西北和太行地区，但冀中和冀南军区的部队仍在当地坚持，115师主力继续留在山东。这项行动，接连粉碎了日军对平原游击区的多次“扫荡”，打破了他们由占领点、线扩大到面的战略意图，使平原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帮助当地抗日武装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军壮大，如120师在半年内由6400多人增加到21000多人。
从1939年5月起，日军把“扫荡”的重点从平原转向山区。八路军在各根据地依托山高路险、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的山区有利地形，依靠当地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大量日伪军。日军由于交通线经常被切断，不得不以更多兵力分散地固守它所占领的点和线。
1938年10月，原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常宽治被八路军在河北省广灵县境内的张家湾击毙后，日本军部派阿部规秀这个“名将之花”来接替常宽治旅团长的职务。1939年10月2日，阿部规秀被晋升为陆军中将。日军于1939年秋，调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110师团主力共两万余人，对北岳山区进行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秋季“大扫荡”，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诱击、前阻后截、包围日军第一大队，除少数逃脱和13名被俘掳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刚晋升为中将，就在战场上丢了一个大队，阿部规秀很是羞怒，决定亲自率领第二、第四大队1500余人，沿着原来第一大队的行进路线进犯，以趁八路军还在“消化”胜利果实的时候，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在两次扑空后，急不可耐。日军侦察分队终于在黄土岭一带发现八路军主力，求战心切的阿部规秀置孤军冒进于不顾，沿着崎岖山路直扑黄土岭的八路军主力。11月6日晨，当阿部规秀的部队闯入黄土岭时，八路军主力已在黄土岭以东的沟谷地区形成包围圈。7日下午，八路军等这队人马都进入“袋子”后，才收紧“袋口”，来个“瓮中捉鳖”，从南、北、西三面进行合击。在八路军的攻击下，阿部规秀的主力被迅速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5里长、百余米宽的山沟里。一阵猛烈的袭击过后，整个山谷弥漫着浓烈的硝烟。阿部规秀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为了挣扎摆脱包围，阿部规秀立即整顿部队，依仗精良装备，向八路军寨陀阵地方向冲击，遭到坚决打击后，又掉头东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八路军第三团扼守阵地，死死封锁住日军退逃之路。这时，八路军的增援部队也赶到战场，他们作为第三团的侧应从左面加入战斗，使包围圈进一步收拢，后路被堵绝的日军只能就地抵抗。16时许，阿部规秀旅团主力已伤亡过半，乱作一团。就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负责迎头阻击任务的八路军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帮接到侦察兵报告，发现位于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附近，一座独立院落设有日军的临时指挥所。二人随即命令配属的分区炮兵营迫击炮连，对准目标轰击。
18时许，迫击炮连连长杨九秤指挥迫击炮连，向这个临时指挥所轰击。随着巨大的爆炸声，毫无准备的临时指挥所里的日本军官立刻倒下一片。遭到突然袭击，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拖着尸体和伤员，狼狈逃离。阿部规秀就在这个指挥所里，他的右腹部和双腿被迫击炮弹片炸伤数处，负伤后约3个小时，即11月7日21时50分，阿部规秀因失血过多而毙命。
阿部是当时日本唯一一名接受德国山地专业军事培训并且以满分成绩毕业的军官。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的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专家。其人手段残忍，他手下没有俘虏，对任何一个作战时未接到命令而后退的士兵，给予的惩罚是烧死，分尸，不许其自杀。阿部是典型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部队所到之处实行三光，能够查到被他抹掉的村子就有五个，其外号为杀人魔王。阿部是日本当时最年轻，晋升最快的将军，所以阿部的死亡震惊了日本大本营，阿部的死亡使其失去了对中国山地作战唯一的希望。
其他根据地也在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使民众信心增强，纷纷参军，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八路军正是在同日本侵略者不停顿的战斗中迅速壮大，增强了战斗力，总兵力从开始的不到4万发展到1938年底的15万6千多人，再发展到1939年底的27万多人，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力量。山西新军发展到50个团，主力部队约7万多人。
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日渐壮大，日本军队从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在发动大破袭战役前，华北抗日根据地一度只剩下两个县城，就是太行山和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但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将原本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万7千多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道：该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处，因此损害甚大，为复旧颇费时日及巨额经费。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编印的《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对八路军的作战这样评论：“其上级干部多为经验丰富干练之士，其统率才能十分高超，尤其对分散于广阔地区之多数小部队巧妙的指挥运用，必须瞩目。”“共产军之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而执拗，已逐渐成为我治安之最大障碍。”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说：“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毛泽东给前方指挥的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可以组织一两次？”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是艰难的，坚持和发展下去就更难了，八路军、新四军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是：始终紧紧依靠当地民众，真正站在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一边，从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出发，不断打击侵略者，并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又注意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
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不仅使敌军不得安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迅猛发展也令友军大为恐慌。国共两军不断发生摩擦，194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国军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1934年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一部分成功突围，进行长征，其余的留在南方进行游击战。1937年10月，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约1.03万人。编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指挥官顾祝同），并规定在苏北、皖南地区担任游击。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委，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1937年12月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即赴前线作战。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到1938年12月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第四支队进入皖东，以藕塘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制定考虑了三个原则：一，那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二，那个地方危险就到那里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
根据这一方针，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新编的第5支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第1支队派出第6团向苏南东部发展，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直抵上海郊区。1939年9月，江抗西撤到长江中的扬中县与挺进纵队合编，并向苏北发展。10月，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在扬州以西改编为苏皖支队，打通了与第5支队的联系。11月，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增加了两支部队。1938年9月30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1939年1月，在竹沟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先后与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对国军的进攻减少，国军的压力大为减轻，蒋介石关心的重点就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蒋介石在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日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一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二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三各边区之土匪充斥；四兵役制度之纠纷。此四者关系国力消长、抗战成败甚大，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朱德对蒋的态度变化说过：“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像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从而加紧反共摩擦。
1938年12月的军事会议就已经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了。并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无理地要求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并且要八路军退出河北。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4月14日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矛头显然都是指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当日军向冀中、冀南进行残酷“扫荡”之际，鹿钟麟的部下却从背后袭击八路军，在后方，也多次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留守机关，捕杀工作人员，制造湖南平江惨案等多次严重事件。
面对步步进逼，中共不能不严正对待并认为国民党加紧反共可能是准备对日投降，但只要蒋领导抗战还是拥护（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7月7日，中共在《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主张。9月16日，毛泽东同媒体记者谈话，又向国民党顽固派表明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态度。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来对付中共。1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之跋扈与枭张，以后必甚。叛乱不远矣。”11月12至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任何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会后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
12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突然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发动进攻，企图以旧军吞并新军。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阎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以后，新军事实上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为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山西仍对阎作了一些让步，把山西矛盾缓和了下来。
1940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势已衰，抗拒之力有余。且后方共匪无几，其力全在战区。故抗倭剿共可以双管齐下。且共匪夹在敌我之间更易为力。此则抗战之初共匪调往前方之效。”
2月18日，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一百多人。还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已建立的根据地让给他。
3月4日，八路军在卫河以东抗击察哈尔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石友三部的进攻（不久后，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国民党当局处死）。接着，八路军又打垮了前来进攻的朱怀冰部。
反摩擦斗争对中共说来，毕竟是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给来犯者一定惩罚后就适可而止了。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依然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军。而日本侵略军的打击重点也是八路军，早在1939年3月1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讨伐目标之重点”如此说：“共产军对我占据地区之进出，活动实甚猖獗，此将成为今后治安肃清上最大关心之问题。”“因此，次期讨伐肃清目标之重点，特别集中指向共产军，一心一意加以毁灭。”
1940年3月，毛泽东、王稼祥给朱德、刘少奇等的电报中提出“争取全部苏北”的任务和以八路军一部南下、陈毅部队北上的基本设想，以便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7月，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渡江北上，并将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共辖9个团7千余人。全军东进黄桥，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不断打击日伪军，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徐州战役后被阻隔在江苏北部的国民党江苏省代主席韩德勤却在9月率部三万多人大举南下，向新四军发起猛烈进攻，新四军先是一再退让，终于在黄桥进行决战，取得胜利。南下增援的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也在10月10日直下盐城。两军胜利会师，联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使华中敌后形势根本改观。1939年和1940年这两年，新四军在敌后共作战两千四百多次，歼灭日伪军五万多人，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从原来的两万五千人发展到十万人。
这时，二战欧洲战场战争爆发，1940年9月，德意日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订协定，两大集团对峙和斗争更加剧烈，都想拉蒋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仍在继续援助国民党。蒋介石因此开始了新的一次反共军事行动，这次把重点放在了华中。由于华中比华北更接近他原来的统治中心，而且八路军在华北早已站稳，而国民党在华北兵力单薄，难以对付。华中新四军则立足未稳，孤悬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更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之下，实力悬殊，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较易下手。
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借口“统一军令”，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并从已有的五十万缩编到十万人。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白加以驳斥，但表示江南正规部队为“顾全大局，遵令北移”，请“宽以限期”。12月9日，蒋亲自下令，限在12月31日前，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开往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弄到长江以北；而在第二年1月30日前，将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第三天，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商议对中共新四军等策略”。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新四军军长叶挺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副官刘厚总用手枪杀害于泾县蜜蜂洞。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17日，蒋介石通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皖南事变。
当时，许多人以为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又将重演，但在全民族抗战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刻，大敌当前，中共最后决定顾全大局，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发动了强大有力的政治攻势。破裂的责任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了解到真相后，人们的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共方面，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在国际上，也普遍反对蒋介石这样做。英、美害怕由此引起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以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美国总统代表对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间之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苏联大使也向蒋介石当面提出质问。日军乘机以15万多兵力向豫南发动猛烈攻势。
局势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5月6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六次会议上不得不作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号，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这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3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在华中活动。
新四军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并根据斗争需要，实行主力地方化，先后成立苏中、淮南、苏北、淮北、皖江等军区以及许多军分区，发展了地方武装和民兵。1941年至1943年，新四军进行了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
1944年，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发起了包括车桥战役、苏中1944年夏季攻势、苏中1944年秋季攻势等一系列战役，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向浙江、河南发展、迎接战略反攻的部署，新四军第1师主力渡江南下，与苏南部队和浙东游击纵队会师，成立苏浙军区。新四军第4师主力西征豫东，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5师派出河南挺进兵团北上，开辟了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还与南下的八路军第359旅会师，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