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 ...

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发出了有关抗日宣言。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全会，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23日，又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这些连续发表的宣言和决议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满洲政策"、"大陆政策"所必然采取的步骤，深刻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人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这一严重事件发表宣言。22日，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虽然中共坚决抗战，并向日本宣战，但中共在东北却并没有多少力量,当时中共在东北没有武装力量，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之前，东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党组织，到九一八时，中共在满洲的党员约在两千人左右。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
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汤原、饶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争取伪军哗变，收编义勇军残余部队和其他一些如“山林队”、“红枪会”等反日武装。各地反日游击队在同日伪军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它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但是，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推行王明“左”倾政策的影响，在1932年6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上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把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调离领导岗位，把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斥之为“机会主义”，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东北工作的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不利影响。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者侵占山海关，向华北扩大侵略战争。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郑重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力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切合东北实际情况，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策略方针，停止了在东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改变为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这一决定，意味着东北的反日游击队组织将向反日武装统一战线方向发展，标志着抗日武装的统一化、正规化、序列化的开始和游击战争的新开端。
从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反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各军在组建过程中和组建之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并团结了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共同抗日。人民革命军的英勇善战和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忠诚，感召了各种抗日队伍纷纷向人民革命军靠拢。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在成立军部之前，各自先以军的番号成立军下属的独立师。第1军独立师于1933年9月18日成立，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了17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1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达5000余人；第2军第1独立师于1934年3月成立。1934年7月，独立师一部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000余人；第3军在成立之前，于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第4军、第5军都是以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各地联合军指挥部、总司令部和同盟军的建立，标志着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军各部由于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局面。
1935年5月以来，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身处抗日游击战争前线的东北人民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更受到莫大鼓舞。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开始着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组为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
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 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完毕。这个时期是东北抗日部队第2次改、扩编时期，也是抗日部队进一步壮大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部队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并形成了东北抗日军队第一次统一的称谓——东北抗日联军，它标志着东北游击战争迎来了新的高潮期。
在这11个军中，除第7军是在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基础上改编成立的外，第8、9、10、11这4个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中共满洲省委传达了关于撤销满洲省委，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等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的指示。同年6月18日，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全部结束。在这期间，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中共东南满、吉东和北满省委。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按照其活动区域，先后组成3个路军，划分为新成立的各省委领导。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1、2军，于1936年7月组成。杨靖宇任总指挥，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共6000余人，归南满省委；周保中将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4、5、7、8、10军，以及救世军王荫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于1937年10月组成并成立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归吉东省委；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下辖东北抗日联军第3、6、9、11军，于1939年5月组成并成立总指挥部。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1940年4月任），许亨植（李熙山、朝鲜国籍）任总参谋长， 归北满临时省委。
1936年至1937年，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的年代。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已建成11个军，达30000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3大游击区，抗联各军在辽、吉、黑广阔的原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威胁着日伪统治，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的主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是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结果，它扩大了抗日军队，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38年1月至1939年10月，这一时期是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时期。
自1937年以来，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往东北增兵，关东军由20万猛增至40万。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并有伪军和警察大队数万人。日伪当局以强大的兵力对抗联部队进行连续不断地“讨伐”；同时极力强化它在城乡的法西斯统治。在城镇它们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密营中的抗联战士和爱国者，摧毁抗日救国组织，严密控制人民活动；在农村它们加紧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分散居住的农户强行迁到它控制的“部落”中去，实行保甲制、连坐法；在抗日游击区它们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加紧经济封锁、政治诱降。同时，也加大军事讨伐力度。1937年底，日军第4师团、第10师团全部和第8师团一部共25000余人，配以伪军20000人，对松花江下游地区（伪三江省）三江平原的抗联第二路军实行“讨伐”。
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除留部分队伍在原地活动，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冲破敌人包围，到外线作战，开辟新游击区。1938年7月，第2路军主力部队开始西征，向五常、舒兰一带突进。但是在7月31日，时任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在西征途中携款叛变投敌，供出了我军西征计划，2路军西征虽打乱了敌人的重点“讨伐”部署，但部队损失严重，未能实现预期目的。 与此同时，北满抗联部队的4个军（3、6、9、11军，后来的第3路军）也于1938年8月开始实行远征，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嫩江流域的黑嫩平原挺进。北满抗日部队的远征，粉碎了敌人“聚歼”抗联部队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保存了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抗日游击区、组建第3路军奠定了基础。
抗联第1路军的形势非常严峻，军需激扬无源，南满游击区遭到破坏，1938年初，不得不离开本溪、宽甸、枑仁游击区，向辑安老岭山区转移。1938年6月29日，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程斌叛变，向敌人供出了1路军的行动计划，使第1路军行动更加困难。为适应形势的变化，1路军领导于1938年8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取消1、2军番号，实行新的建制，将1路军编成3个方面军、1个警卫旅，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魏拯民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
1939年2、3月间，日伪军出动6000余人对牡丹江下游刁翎一带的第2路军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队实行“围剿”。
1939年5月，北满抗联部队的4个军，在德都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了抗联第3路军，并相继建立了龙北、龙南两个地区性的指挥部，分别指挥各部队，以突袭方式攻击敌人薄弱环节，屡屡获胜。
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75000人的兵力，开始对东南满地区杨靖宇领导的部队实行重点“讨伐”，部队减员很大。
1939年10月至1941年底，东北抗日联军陷入了敌人重重包围的极端困苦时期。杨靖宇领导的第1路军各部指战员们，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冰天雪地之中吃树皮、嚼草根，与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频繁作战、坚持斗争、苦苦周旋，部队减员过大，无法补充，困难日益加重，游击战争遭到严重挫折，杨靖宇同志不幸于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境内保安村三道崴子被日伪军层层包围最后壮烈牺牲。魏拯民抱病出征，继续指挥战斗。鉴于形势的恶化，魏拯民于1940年3月13日至15日，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领导干部会议，根据会议的决定，第1路军所属部队进一步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游击，伺机歼敌，并提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要求，第1路军至此开始了小股部队分散活动打击敌人的游击战争。
第2路军由于部队给养极端缺乏，战斗频繁，部队大量减员无法补充，和1路军一样，遭到严重挫折。
第3路军与1、2路军的情势相差无几，因敌我力量相比悬殊，兵员无法补充，战斗到1940年2月，第3路军只存5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了空前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于1940年1月底至2月初，在苏联伯力举行了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总结了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斗争策略，形成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规定了继续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斗任务。并根据斗争形势，建议东北抗联各路军下一律实行支队建制，在路军以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激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拟将第1路军编为第1、4、7支队；第2路军编为第2、5、8支队；第3路军编为第3、6、9、12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确立了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的方式。
1940年4月上旬，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向第7军传达了吉、北两省委党代表会议精神，将第7军改编为第2路军第2支队。支队长王汝起，副支队长刘雁来，政委王效明。
1940年4月中旬，冯仲云就任第3路军政治委员，在张寿篯（李兆麟）的主持下，正式将第3路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3、6、9、12支队。
1941年3月中旬，第1路军第2方面军在东宁县境改编为抗日联军第1支队。
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因抗联部队损失严重，抗联第1路军、第2路军和第3路军大部，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东北战场上只留下了少数小股抗联部队同敌人作战，进行游击活动。抗联密营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正式关系的确立，为抗联部队休整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形成。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抗联领导人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以主要精力对部队进行整训，保存部队实力，提高部队素质，作好战斗准备，迎接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中国东北的战斗。
从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取消后至1942年，东北党组织几乎与中共中央失去了一切联系，这一时期全国都在进行抗日斗争，处于极其艰苦的时期，东北的抗日斗争已成为局部的斗争。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正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亦称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下辖4个教导营、2个直属连（迫击炮、通讯）。同年9月13日，在原东南满、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执行委员会（简称“东北党委员会”），并千方百计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听候指示。百般设法寻找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领会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按照正规军建设的要求和战时需要，结合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在苏军的帮助下，对指战员进行系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包括爆破、空降、滑雪、通信等特殊技能的训练，为最后胜利进军东北，光复国土奠定了基础。
在苏联境内整训的3年多时间里，教导旅一边整训，一边从营地陆续派出小部队返回祖国东北进行敌情侦察和各种游击活动，收集大量情报，对抗联部队配合苏军进军中国东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到1945年上半年，已将日本侵略军围困于华北、山东、苏北、苏南等几个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的狭小地带，冀热辽区的部队挺进到热河作战。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孤立。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并派出远东军进入东北战场。在苏联整训的东北教导旅空降人员和在东北各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以及执行侦察任务的部队、抗联地下工作干部组织的军队，积极配合苏军作战，打击日本侵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利用与苏军配合作战的有利条件，迅速占领了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佳木斯、齐齐哈尔、延吉、北安、绥化、海龙等70余座大中城市和县镇，并在苏军配合下，发动群众，摧毁敌伪势力，扩建部队，维护社会秩序，保卫抗战胜利成果，接应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挺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1945年10月20日，周保中、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等同志向东北局移交了组织关系，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即行撤销。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抗联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指出：“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同志们，在党中央领导与抗日救国的总的政策之下，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英勇斗争，曾得到东北人民的爱戴。‘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
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是一部英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的一部鲜血写就的历史。东北抗日联军仅有近4万人的军队牵制了近40万的日伪正规军，有利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它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建树的抗日业绩，表明了它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将永远铭记东北抗日联军在祖国危亡的年代里为民族解放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永远不会忘记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永远不会忘记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用鲜血凝成的深厚的战斗情谊。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精神、艰苦卓绝的战斗事迹，将永远鼓舞人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