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 ...

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蒋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军事上不断发起的进攻，对于汪精卫集团的主和及随后的投敌卖国，则进行了斗争。

第三种政权：沦陷区政权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汪精卫是国民党开创元老，资历很老，与孙中山关系很铁，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1日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8日，下令通缉。
汪精卫叫汪兆铭，精卫是号，广东番禺人，中秀才，官费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协助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筹款、武装起义。曾进行反清暗杀，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永远监禁。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汪被释放。汪出狱后，努力促成南北停战议和,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此时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与陈璧君结婚后一起赴法留学。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时，汪精卫都应召参与。一战后，汪出席巴黎和会，在中国收回山东权益问题上，汪目睹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义愤填膺，曾致函美国国会，指责美国袒护日本。在孙中山重返广州出任大元帅前后，汪奔走南北，代表孙中山建立孙、张、段（祺瑞）各派联合。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很多时候作为孙中山的代言人，孙中山遗嘱也是汪代为起草的，是国民党内二号人物。
孙中山死后，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中央党部常务秘书处常务委员、代理中政会主席等职。汪在国民政府大权在握，国民党二大会上，遵照孙中山遗嘱拥护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头号人物。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打击共产党人，并借机排斥汪精卫，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汪被迫出国，其所任各项职务全被他人取代。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汪的领袖地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下令通缉共产党人，与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相对抗。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汪则配合蒋实行分共，早在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时，曾与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等密商共同反共事宜。6月10日，汪已在郑州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作分共准备。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宁汉合流后，汪受排挤赴欧宣布引退。汪出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1928年，提出了反对“新军阀”和“腐化分子”的口号，成立了以汪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结束后，汪及改组派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间的矛盾，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发起反蒋运动并返香港主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蒋战争。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讨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汪派与西山会议派都参加了，并在北平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后张学良通电拥蒋，这次反蒋失败。
1931年汪利用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之机，声明与反蒋各派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在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等实力派支持下，联合唐绍仪、古应芬、林森、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等，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以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相标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暂时息争御侮，达成妥协。12月15日，蒋宣布下野。但汪、胡、蒋三人均不扶持孙科，孙科不得不请辞院长职务。蒋复出，形成了蒋主军、主持“剿共”，汪主政、主持对日交涉的汪、蒋再度合作的格局。
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汪时任行政院院长，申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日本侵略军成立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域。热河防守便成为反抗侵略的焦点。而且热河也关系着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可用四个字概括：增兵换将。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强烈反对。汪精卫于这年6月亲赴北平，劝张学良调兵去抵抗，但无法说动张学良。汪后又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以粮饷俱无保障。汪不得已，8月6日，连发五电，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汪电一出，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可是谁能想到，汪精卫义正词严地把张学良骂醒了，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全国统一战线形成，吃喝嫖赌抽的纨绔子弟彻底转变成了英雄式的人物，而一直以来以革命先驱以及不嫖不赌不抽不贪不腐形象示人的革命道德模范，却反而昏了头变成了大汉奸，世事真是不可预料。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必须慎重，大处精明，小处糊涂还可，大处糊涂，小处精明就不可了。
1933年1月，日军攻占榆关进攻长城各口，由此爆发了长城抗战。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在长城战役中担任旅长的郑洞国将军事后也在回忆录中说，在日军机械化猛烈的火力下，他也只有在望远镜中，看着他的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在战斗中白白牺牲，一个个倒下。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汪、蒋对日妥协，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本身两年来民心士气之消沉，及国际间对华同情心之消失无积极回应，以及在长城战役中，眼见中国军队那种以“太古式的军队”与现代化精锐日军的拼搏，以及看到包括遭逢绝大侮辱之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官在内，那种只想发财，颓废堕落，不恤士卒。靠这样的军队，与训练精良、野心勃勃的日军作战，真可说是以卵投石。汪精卫完全被震慑住了，对抗战完全失去了信心，自此，“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转为对日全面妥协，美其名为推行对日亲善外交。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称那些主张积极抗日的为唱高调，所以自己便戏称自己一伙为“低调俱乐部”了。这伙失败分子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汪蒋对日妥协，放着外侮不御，对内却顽固而坚定不移地“剿共”到底，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把内耗进行到底。7月28日，汪蒋联名发表内外方针之通电，提出《治标莫急于剿除匪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旋即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共领导的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红军损失严重，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蒋介石全力“剿共”的同时，汪精卫则大力推行对日亲善外交。8月，汪兼外交部长。在汪主持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严禁抗日反日的言论与行动，恢复华北与伪满间的通车通邮，通过何应钦“致酒井备忘录”和《秦土协定》等，将国民党势力撤离华北，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由此而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
汪还响应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力谋参加日、德两国正在柏林策划的国际防共协定。1936年，汪意图参加日、德、意反共联盟，以养病为名，离上海赴欧洲，准备与德国当局交涉。由于日本的入侵日急，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加以蒋介石阻止，其图谋未能如愿。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急电汪回国。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已基本停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汪回国后不顾国内政局的变化，继续鼓吹“剿共”军事不可中止，并阻止国共合作。不少人认为汪精卫性格软弱、实力缺乏，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消极逃避或妥协，但汪从27年分共以后就一直坚定不移的反共，丝毫不妥协，一点也看不出性格软弱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虽然未能阻止全国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但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则是主和不主战，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期间，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等一系列灭亡中国的条件。
淞沪会战爆发，国军全面溃败，“低调俱乐部”更坚定了“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
南京沦陷后，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之，两国各自撤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关系。汪却在此时与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密谋，开始了暗中通敌的活动。先后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涉，并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军部代表进行秘密谈判。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前后，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至极，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再无处可退。
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周佛海认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汪决定出逃重庆，另立以他为首的反蒋反共的“新中央政府”。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陈公博规劝不听，也仍然决定跟从汪精卫。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12月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等人从重庆飞往昆明，翌日，会同先期抵此的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参政会议员陶希圣飞往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招降声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伪府，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反共”，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条件。29日，汪发表《艳电》声明，接受日本的条件。
按照汪、日“重光堂秘密协定”的预定计划，汪本拟在日本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地区，及日本已占领的广东、广西地区，另立政府。由于龙云等人未予响应，预定计划破产，汪遂于1939年2月初，与高宗武一起另拟了与各已成立之汉奸政权合作，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并派高宗武再次赴日，与日本当局交涉。3月21日，重庆当局在汪拒绝了劝其赴欧的要求后，下令在河内监视其行动的军统人员，采取暗杀行动。结果误杀副手，汪侥幸逃脱。一向被认为性格软弱、实力缺乏，善于出洋逃避妥协的汪坚定不移地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坚定不移地做了全面抗战时期最大的汉奸，应了那句“不能流芳千古，那就遗臭万年”。
4月26日，汪在日本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5月8日抵达上海，旋于31日偕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飞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商谈有关成立“新中央政府”事项。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伪国民政府，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汪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

汪精卫从革命者变为大汉奸，从国民党政权二号领袖变身为沦陷区傀儡政权领袖，成为第三种政权而存在。汪精卫成了大汉奸，但大汉奸不止汪一个，汪精卫建立了傀儡伪政权，但傀儡伪政权也不止汪一个。美化汉奸论者美化汪精卫的叛国汉奸行为是“曲线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行为在抗战时期也不止汪一个。
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第三种政权包括：伪满洲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伪政权以及汪精卫建立的伪国民政府。
早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就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满清废帝溥仪被立为傀儡皇帝。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傀儡伪政权。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并且是重要地区，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垮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因此日本侵略者急需扶植伪中国政府在这些占领地区来维持稳定，以便消化掉侵略的领土，沦陷区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吴佩孚拒绝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三个傀儡政权最佳人选都拒绝了，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任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成立。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怀仁堂成立。“成立宣言”声称，该政府的成立“旨在恢复民主国家，湔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方道义，辑睦世界友邦”。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梁鸿志成立时发表宣言说：它的“唯一使命，即使领土主权恢复战前状态，与邻邦折冲樽俎，以期敦睦，使国民脱离兵燹之苦、同种息阋墙之争”。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其实“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张“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不过，最终“中华维新政府”的名称、“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还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这些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为扩张自己势力与影响，与陆军参谋部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与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
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以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都无果而终。但南北两个伪政权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卫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伪国民政府，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因为喜多诚一撑腰，王克敏对汪精卫并不驯服，甚至讥讽汪:“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日本最高当局从战略角度出发，希望“日汪密约”中关于华北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卖国条款制度化。于是喜多诚一去职后，王克敏也被更为最恭顺的王辑唐取代。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旗”也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不过终南京汪伪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没能涉及北方。
日本侵略者除了对满清遗老遗少、北洋军阀遗老、国民党做诱降工作，还针对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伪政权的统治区域到1938年冬随着日本战略进攻的停滞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伪政权的权力机关也建立起来了，以后的变化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变化。
1940年以后，伪政权名义上有三个，一个是南京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在汪伪政权建立后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汪伪政权是管不着的。二是“满洲国”。三是伪蒙疆政府。三个政权名称虽异，但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性质是一样的。多个傀儡政权并存是日本“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它们统治的地区都是日本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