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与中国革命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反共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反共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 ...

斯大林时期与中国革命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反共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反共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反共，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中共的力量。
1924年10月到1925年2月，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师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统一了广东全境。
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共产党发起严重挑衅，打击共产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把共产党员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重要领导岗位。
蒋介石则在统一广东和打击共产党力量中步步高升，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等职，进入了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发，提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也变得消极，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
1926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支持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短短半年，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区，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高潮。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但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扩大势力，蓄意夺取中央大权。而且国民党军队以宣传团为先导，这些宣传者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活动，发动了一场反对拥有土地的绅士、城市资产阶级和西方企业界的革命运动。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工人和学生组成队伍。他们发起了总罢工，并能在军阀军队离开和蒋介石军队到达之间的间隙时间里接手控制这座城市。蒋介石一点也不乐意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革命委员会的欢迎。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蒋介石则坚持迁都南昌。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专权的决议，撤销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则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行动，从北伐军打下南昌开始，蒋介石即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勾结，准备叛变革命。他制造一系列惨案，摧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一路杀到上海。陈独秀估计到蒋介石也要向上海的共产党特别是工人纠察队开刀，一面请示国际，一面准备武装反抗。但是，共产国际来电，不准军事反蒋，可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统治区域“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上海政变后，广州、四川等地国民党也先后转向反革命。4月18日，蒋介石集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国民党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围的困境。
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陈独秀一面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毛泽东等农运干部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国民党则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强大压力；一面又受了共产国际的严令，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联合战线，找不到出路，终日惶惶不安。这时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易，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以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罗廷则认为东南地区反革命势力太强，革命应向西北发展。陈独秀赞同鲍的意见，主张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说。在这种情况下，4月底召开的中共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共产国际原想撤换陈独秀，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仍选他当总书记。但是，6月10日，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已在郑州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作分共准备。冯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邓演达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双方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冯不同意讨蒋，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6月20日，冯又与蒋介石等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徐州会议”，双方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徐州会议后，冯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了“清党”，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礼送”出境。7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改组党中央，成立没有陈独秀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实行“分共”。国共合作由此彻底破裂，大革命终于失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冯玉祥的调解下，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蒋介石访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持，11月5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赞成其反共但反对北伐。1928年1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应付时局，迎蒋还政之声高涨，蒋乘机复职，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此会议，蒋介石不仅成为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且是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蒋实现与胡汉民合作后，进而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这个矛盾，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中共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从“八七会议”开始，中共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这种错误后来发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中共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于苏联采取敌视态度，而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采取妥协态度。在联共上走得更远，严厉打击共产党，对共产党大肆屠杀。大力宣传所谓“全民革命”，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国民党当权者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认为“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是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又只是工人的联合，而我们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阶级分子联合起来’",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对“阶级革命”。“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在扶助农工问题上，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废除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五部。取缔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民众运动。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了四个集团军，合力进行“二次北伐”，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6月3日，张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被阎锡山占领。北伐至此完成。北洋军阀长达16年的统治被推翻。北伐完成伊始，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国民党加强了对思想理论的控制，开始致力于“政治的统一”。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今后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论”，即“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非常明显地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军事独裁。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同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在蒋介石的积极争取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在东北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真正实现中央集权，蒋想方设法在军事上削除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军队，并夺取其地盘；在政治上瓦解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的有组织的对抗。
1929年1月，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由于各派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无结果而终。蒋介石见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准备武力解决，冯、阎、桂系也积极备战。
1930年5月，形成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治集团的反蒋大联合。5月11日，蒋介石向冯阎军下达了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双方百万大军，主要围绕陇海、津浦两个主战场展开厮杀。蒋有中央的名义，有雄厚的财力，又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对手，终于在赢得张学良东北军“拥护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于10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之间的一次军事政治大决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40万人，死伤30万。蒋介石通过这场决战打垮了冯玉祥，重创了阎锡山，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打垮，为蒋介石收编。原西北军控制的陕、甘等地全部被蒋军占据。阎锡山的晋军仍占据着山西。桂系龟缩回广西。冯阎与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联盟也被迫解体。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此后，其他派系势力虽仍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与实力。但1929到1930年间，蒋先后与桂、冯、阎或其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严重削弱了国力，予日本武力侵华以可乘之机。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为了巩固和强化这一有利形势，蒋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确立自己集权统治的法律依据。1931年2月，蒋软禁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长胡汉民，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专权确立了法律依据。在军事上则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蒋对中央红军于1930年12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都被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
国共分裂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在国共还未分裂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南方农民运动高潮培养大批骨干。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年1至2月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年3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7月4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且城市武装起义和农村暴动的目标都是进攻和夺取城市。而当时国民党和各路军阀的力量相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来说很强大，农民占绝大多数，却没有被好好发动起来，城市和农村的起义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秋收起义发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毛泽东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10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途中，毛泽东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中共军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1928年10至11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9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同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0年1月，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这是一条不同于苏联革命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
在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指导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1930年5月和9月写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同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1930年6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间，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余人，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
1931年4月，蒋介石又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
同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大量兵力用于围剿红军和对各路军阀混战，虽然这有统一中国的积极因素，但却消耗了本就比较弱小的军事力量和财力物力人力。尤其在中原大战时，张学良的奉系东北军为了支持蒋介石拥护中央，也为了扩大地盘，奉系再度入关，把势力伸入了平、津、河北，东北军大量进入关内，削弱了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益膨胀。
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对日本影响深重，1929年至1931年间，日本对外贸易减少了近50%，农民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而日本的两极分化极为严重，日本的财阀集中了大部分财富，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占总人口一半的农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穷困不堪，城市工人则遭受着食品价格高、工资低、工会没有自由的痛苦。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上的人认为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
当东北军入关而兵力空虚时，日本军方认为入侵时机已成熟。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
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至11月日军已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蒋介石把希望寄托于国联，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和《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向国际联盟和美国求助。给果只是一再商讨而没有实际的援助。这也难怪，老天爷也只帮助那些自强的有希望的人，蒋介石自己首先就已经放弃了东北，却寄希望别人来为扶不上墙的烂泥伸张正义，这是多么可笑的想法。
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它规定，凡有损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凡使用违反《巴黎公约》的手段而造成的条约，美国一概不承认。但这一规定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当国联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成员1932年直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进行调查时，东北已变成了满洲国。日本侵略者把满清王朝退位的皇帝溥仪拉了出来，正式任命他为摄政王，成立了伪满洲国。
国际联盟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已在团长李顿勋爵的领导下，在日本、中国和满洲收集证据。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辞很谨慎。它否认日本人的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手段，谴责新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但是，它没有命令日本撤军。相反，这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将满洲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通过了这份报告，第二个月，日本退出了国联。
蒋的政策招致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反蒋派压蒋释放了胡汉民，并坚持以蒋下野为党与政府统一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亦无办法，不得不于翌年1月25日辞职。蒋介石、汪精卫在此前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此时则联合复出。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为行政院长，主持行政外交。国民党政权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
蒋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决日军于1月28日发动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问题，5月5日，中日双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其国策，倾其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而日本则不断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领土。
蒋介石放着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管，集中精力先安内，开始了第四次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1932年6月至翌年3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兵力，首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另辟川陕根据地。蒋介石随即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次围剿又被红军打破。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在1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以及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年10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3年9月，蒋调集100万军队，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碉堡战术，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统帅红军的左倾领导人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的应对战略，经一年鏖战仍不能胜，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长征路上，毛泽东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12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1935年1月15至1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根据毛泽东发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变。随即，毛泽东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围剿红军，不仅自己不抗日，还对国民党其他派系抗日武装进行严厉打击，1933年7至9月，蒋介石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摧垮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1月，蒋介石出兵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的“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这种新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初，由于晋、陕、甘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新方针。毛泽东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代表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张、杨谈判。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口头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遂于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政策。这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