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15 中美关系5

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1年4月27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正式送交美国一份照会。照会说：“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第二天，尼克松交给基辛格以中国秘密访问的任务。
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菲尔特市犹太人家庭。为了逃避希特勒纳粹迫害举家移居到纽约市，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作为一个渴望能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更大的影响的开明的共和党人，基辛格成了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和顾问，后者在1960年、1964年及1968年争取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在1968年，当尼克松明显地会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时候，基辛格担任了尼克松的顾问。基辛格担任过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1969年—1973年）和国务卿（1973年—1974年）。在水门事件后，他继续在福特政府担任国务卿（1974年—1977年）。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年之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在这段时期内，他倡导缓和政策，使美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得到缓解，他参与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与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在197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促成了中国的开放和新的战略性的反苏中美联盟的形成。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抵北京。对于为何要秘密访问，基辛格回忆，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想启动一场对话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实现两国和解了。“此前的20年里，中美两国都视对方为死敌。中国把美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是比苏联领导人更加强劲的对手。”基辛格说：“上世纪70年代，中国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我们没有人员互访。当时，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是敌视的，因此我们准备访华是秘密的，因为我们担心如果计划公开，恐怕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对话前就引起美国国内的巨大争论。”
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美关系相当重视，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会谈时，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周恩来坚持，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涉；美国还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很欣赏周恩来，他说：“周在谈话时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即便是他的谈判对手也能感受到他真切的关心。”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写他所认识的周恩来：“他脸容瘦削，额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精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驱（像毛泽东和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仔细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神情，很清楚地表示他听得懂英语的；他的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练，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次访问具有历史性意义，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基辛格这样回忆见毛泽东主席的情景：“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在这次会谈中，尼克松恭维毛泽东使一个文明古国改头换面，毛泽东却回答：“我改变不了它。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这让基辛格大吃一惊。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是一位“帝王哲学家”，耐心大气，从长远出发。
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公报》，双方声明：①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②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③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 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④任何一方不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和谅解。台湾问题：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反对 “ 两个中国 ” 。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尼克松访华时曾承诺在他第二任期的前两年将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由于“水门事件”东窗事发，美中关系只能在原地踏步。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总统是个很幸运的总统，1949年至1974年任国会众议员，1965年当选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1968年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常任主席，1973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因贪污丑闻下台后，福特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副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后，福特出任美国第38任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经过选举而直接被任命的总统，不到一年时间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常任主席跳到副总统再到总统，这样的升级速度前所未见，真的是坐着直升机上来的。福特上台之后，也重视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但很多不利因素渐渐浮出水面。 1974 年 8 月，福特就任总统后，就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声称对他的政府而言，没有比“加快”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更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也于当年 10 月访华。这次访问基辛格遭到冷遇，没有见到毛泽东，双方的矛盾非常明显，中方只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感兴趣，而美方只要求向苏联表现出中美和好的姿态，因为这样既可以在国内政治中得分，又可以作为对付苏联的筹码。美方要求无论如何谈出一个联合公报，但中方认为既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那就没有签署联合公报的必要。美国的这些要求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相连的，从国际角度看，美苏缓和的高潮已经过去，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重新归于紧张。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而言，共和党右翼对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抨击越来越强烈。福特非常清楚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必然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但美中双方还是就 1975 年举行首脑会晤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福特于 1975 年如期访问了中国，也会见到了毛泽东，但这次访问并没有为福特赢得多少分，几乎是空手而归的。在以基辛格为代表的联华抗苏派的推动下，福特政府也做了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事情，例如，美国持续减少在台湾的军事存在，美国政府放宽了对华出口的限制。总之，尽管福特也重视美中关系正常化，但由于国内政治的利益对他而言太重要了，他不得不使前者从属于后者，美中关系正常化没有能取得新突破。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回忆说：“福特上台之后，他先解决苏联问题，但是经过谈判，这个问题，苏联问题也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他返回来到中国访问，想来解决中国问题。到中国来之后呢，他又不肯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因此这个问题一样没有得到解决。经过一段时间交谈之后，看来是福特总统任期很短，最后也没有能够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随着1976年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大选中击败杰拉尔德·福特，基辛格也退出了内阁。在竞选中卡特批评基辛格“一手操办”了美国所有的外交事务。在里根上台后，基辛格更少直接参政，转而在一些私人机构担任顾问和政治评论员。
卡特是作为一位华盛顿政治的“局外人”当选的，因为水门事件以后，美国民众很厌恶华盛顿的政治。和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在外交问题上，卡特也将对苏关系放在核心位置。尽管国际局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但卡特和他的国务卿万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与尼克松、福特的判断大相径庭。卡特认为，苏联的威胁被夸大了，美国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谈判方式来解决同苏联的分歧，没有必要通过扩充军备、谋求实力的方式与苏联打交道。相应地，他们并没有像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那样看重中国的作用。事实上，在卡特政府内阁成员的碰头会上，他们并没有将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当作是个亟需处理的问题。 1977 年 8 月，国务卿万斯访华，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美两国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无法弥合，关键在于美国政府不能满足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时，美国政府内部的核心决策者之间发生矛盾。尽管他们的目标是促进和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万斯更强调直接与苏联打交道，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却主张通过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来牵制苏联。他们两人的矛盾首先围绕着布热津斯基访华问题而展开，万斯认为派布热津斯基这样与总统接近的人访华必然会影响美苏关系，所以他建议派副总统访华。而布热津斯基却认为只有推动美中关系才能迫使苏联方面作让步，所以他坚持要亲自出马访问中国。在百般犹豫之后，卡特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华。
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全家定居加拿大，后移居美国，加入美国籍。布热津斯基对苏联和中国的研究有独到见解，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力主联华制衡苏联。其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及发展具备前瞻思维和战略视野，善于综合其他学科对国际关系发展在哲学层面提出深层次的观点。和基辛格一样 , 布热津斯基熟悉欧洲历史。和卡特与万斯不同 , 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的威胁很大 , 和中国达成某种战略上的协调是美国制约苏联扩张的可行办法。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两个人及他们各自代表的机构之间的矛盾所推动的。 比如 , 布热津斯基绕过国务院的正常渠道向中国政府表达访问中国的意向 , 在万斯不赞同的情况下 , 他利用每天早晨向总统做汇报的机会游说总统 , 并利用布朗等其他官员劝说总统。
1978年5月，卡特指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来中国会晤中国领导人，这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已相继逝世了，会见他的是邓小平副总理。担任邓小平翻译的施燕华仍然记得会见时的情景：“他来了以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小平同志说话都很干脆的，他没什么废话，他就跟布热津斯基说，现在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清楚，问题就是你美国能不能下得了决心。我们中国人办事喜欢痛快，就看你们美国人下不下决心。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痛痛快快说，这三个条件我们都接受，我们就可以开始建交谈判了，那就是很痛快的事情了，不要总是说这方面要弄出一点小的枝节，那边提出一些小的枝节问题，那就不行。”
邓小平坚定而自信的处事风格和话语风格给布热津斯基留下深刻印象，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邓小平是世界上非常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很坦率，当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时，邓小平不断地问我，美国是否真的决定好了要同中国正式建交。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以暗示美国是在举棋不定。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可以进行正式谈判了。于是，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很喜欢和他打交道，讨论问题。他是我所接触的政治家中，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位。”
与布热津斯基会面后不久，邓小平与外国记者谈话时说，中国同日本用一秒钟就达成了和平友好的条约，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行了。消息传到白宫，卡特总统指示，立即通知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把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作为完成中美建交谈判的目标时间，希望在这段时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比较顺利，但在美国售台武器方面，美国不让步，这一问题成为两国是否能够建交的关键所在。关键时刻，还是邓小平做出了决断。施燕华回忆说：“他就说，我们是愿意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但是如果美国坚持要卖武器给台湾，它只能够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方面设置障碍。最终可能不得不迫使我们使用武力。这话很厉害。邓小平他的主意就是，建交公报照样发表，我们照样要建交，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建交以后我们两国再谈。”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两国宣布双方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1982年8月17日美国与中国发表有关军售台湾问题的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与中国在1979年建交时，对军售台湾问题因未能达成共识而搁置。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继续讨论此棘手问题，双方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于1982年8月间达成协议，发表公报。其内容除重申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认知只有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外，主要强调美国不打算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准，美国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除了美方首次强调将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之外，中国则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美国也对此表示“赞赏”。
中美建交3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卓有成效，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日俱增，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更加突出。事实证明，中美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建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随后几年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就在几年前还少有人会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会与“腐朽的帝国主义者们”共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