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我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1937年7月7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国的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7月31日），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部在中华民国北平附近的宛平县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日本军队以有己方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调查。遭到中华民国拒绝后，日本军队于7月8日凌晨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华民国国军抵抗。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可以这样概括，即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经过一年多的剧烈变化，这种总格局于1938年底形成。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个格局才消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的演变，是在这个总格局中进行的。

一个战争，就是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它制约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和行动。战争的胜败决定国家的前途。它是观察当时中国问题的总前提。抗日战争既不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也不是完全由中国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而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全面抗日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说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朱德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这在那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许多报刊书籍大量宣传这种看法，例如当时广泛发行的《救亡手册》就这样说：“在民族危机高于一切，亡国奴的威胁要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时，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就连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也发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改变他们犹疑畏缩的态度，走到救亡阵线中来。”“不分阶级、党派、信仰，也不分上层下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死敌，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大前提下，中国各阶层的人们最广泛地动员了起来，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这样在抗日战争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敌小我大”更加突出，“敌强我弱”则被大大减弱。这个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在全面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了。抗日战争是全国一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中国格局的整体性，它以我为主包括了战争双方，整体制约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各种政治纷争都受它的制约。尽管国共之间的斗争很尖锐，但都没有超出这个整体所制约的范围。它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形态。这个“一个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集中了全中国的抗战力量，这个事实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存在着两个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大特点之一。抗战期间之所以存在着两个战场，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决定因素。解放区战场的形成，也就是两个战场的出现，过程如下：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部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命令，随即出发开赴前线。1937年10月，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即赴前线作战。
在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战略退却阶段，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000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000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末，敌后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场。
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面，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解放区战场是独立存在的。国民党军在敌后也有游击军，但起的作用不大。两个战场是各自独立的，在战略上互相配合，战役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两个战场的敌人是一个，作战目的相同。两个战场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主要是各自与日军作战，各有各的作战区域，总的说是一个战争的两个部分。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为此而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由此而产生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以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由解放区政府筹集和仰赖人民直接供给。这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更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两个不同的战场，二者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很尖锐，发生过华北的武装冲突和皖南事变。但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是决定一切的。两个战场虽有冲突，但未完全决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从整体上和抗战全过程来看，中国是进行着一个全民族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过分夸大二者的对立是不正确的。由于这种情况就使敌我之间，作战的内线外线不分明，出现了几重包围与反包围。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非常困难，不论前方或后方都处于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下和困扰之中，日夜疲于奔命。这是日军失败的重大因素之一。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形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优点，是中国胜利的一个重大军事因素。

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中国领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出现了。1927年以后，中共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若干小块苏区政权，到“七七”以前只剩下了一块陕甘宁苏区，面积不大。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在1932年“满洲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个政权，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因而还不需要从三种政权并存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总形势和总格局。三种政权鼎立的格局是七七事变以后形成的。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并且是重要地区，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伪政权。1940年以后，伪政权名义上有三个，一个是南京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在汪伪政权建立后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汪伪政权是管不着的。二是“满洲国”。三是伪蒙疆政府。三个政权名称虽异，但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性质是一样的。多个傀儡政权并存是日本“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它们统治的地区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沦陷区政权都具有日本统治性质、傀儡性质、殖民地性质。
七七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战，到1938年冬已经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解放区，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些地区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各个解放区政权，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实际上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是在施政纲领上不超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各解放区的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看是各自分立的。但它们都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各解放区的基本政策是统一的。因此解放区政权实际上是用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策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之下的解放区政权，不论在对敌斗争上还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上，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作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当时是中国一部分地区存在的政权，但却是整个新中国的雏型。毛泽东曾说：“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大量军队。它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尽管它不能对解放区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它是世界各国承认的政府。在抗战期间它的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个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政府，不管多么不得人心，在抗战期间仍然坚持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是这个政权的经济支柱。这个政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

抗战期间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基本上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三种政权的存在首先表现为各有各的统治区管辖区，同时也表现在它们各自的根本性质不同上面。三者的并存和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抗日战争史的基本内容。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内地以完全的形态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局面，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三种政权代表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它们的性质不同，作用和命运也就不同。国民党政权和解放区政权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关系非常复杂。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同伪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但后者对前两者的政策则由“剿共灭党”变成只“剿共”不“灭党”。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将是绝后的。  

正是在这种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个政权的特点下进行的全面抗日战争局面下，毛泽东进行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毛泽东批驳了两种错误观点，他说：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亡国论中，以蒋介石抛出的“3日亡国论”最著名）。“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中国打不胜，会亡”。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日本国内人民革命这一条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起来，看起来日本人民还是不能寄希望的）。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1937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完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两大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包括北非），一个是中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场。苏德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中美苏英结成了反德意日的统一战线。第二个条件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也完成了。虽然第三个条件一直不具备，但有前两个条件已经足够了，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历史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论的正确，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