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北宋的军事力量分为三类：禁军、厢军和乡军。禁军属于国家的正规军和首要的军事力量，厢军同时带有地方军和劳役兵的性质，乡军则属于地方卫戍部队，此外还有一部分蕃军是以边境少数民族士兵组成，其性质属于地方军。由于乡军和蕃军在数量和编制上属于少数，因而禁军和厢军就构成了北宋帝国军事力量的两个明显的部分。

在北宋立国之初，其所确立的军事制度为北宋的军事力量规定了四个来源：从当地招募居民进入本地所属的那一部分军队之中；从随军家属中征招子弟进入该军之中；从灾荒饥民中招募身强力壮者以补当地所属的军队；将一部分罪犯发配充军。尽管军事力量的来源不同，但是挑选和分派的标准却是一致的，那些身强力壮的人编入禁军，而那些体小力弱者则编入厢军，此外，北宋军制定期对军人实施体能考核，厢军中身强力壮的人可以升迁为禁军、禁军中合格的人则可以继续充任禁军或得到升迁，禁军中体小力弱者则要降级到厢军、厢军中体小力弱者则会面临着再降级或开除的不处命运。

按照北宋帝国的军制，对于士兵的招募成为常态，这样宋军的兵员总数日渐增多，在北宋政府财政收入充足的时候，其不仅能够供养现有的军队而且财政收支年年有余。然而，当士兵的数量增加到财政收入难以承受的限度时，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就难以顶得住庞大军事力量的开支了。

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奏疏论述当时的军队状况时这样说道：
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河北、陕西两地的军事物资储备长期匮乏，而对士兵的招募却年年不止，原来可以供给一营士兵的费用现在却用来供养三营士兵、之前供养一万名士兵的费用现在却用来供养三万名士兵。河北当年的财政收入为一千二百万缗但是军费支出却占据了十分之三，陕西当年的财政收入为一千五百万缗而其军费支出却占据了十分之五。以臣下对从宋真宗咸平年间到现在京师的军队状况的观察，总共增加了马步兵指挥官一百六十人。按照供养一名骑兵指挥官所属兵营一年的军费支出为四万三千缗来计算，步兵指挥官所属兵营一年的供养费用则按照三万两千缗来计算，其他的赏赐暂且不计算在内，这样连同对原本兵士的供养费用，一年的财政支出绝不会低于千万缗。天地间所生出的财富和物资有限，而对于财富和物资的使用却无限制，这就是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入不敷支的原由。现在陕西、河北黄河沿岸的州军，他们仓库中积蓄的粮食腐烂发霉却不加以使用；而边境的军队所食的中等粮食，其价格极高而使得军用不足。臣恳请罢黜河北、陕西所招募的营兵，不再增添建制，凡是出现兵员空缺的时候就从厢军中挑选精锐之兵加以补充，使他们的兵营渐渐向河内驻扎，以便充分利用黄河沿岸充足的物资供应。在平时没有战事的时候就镇守边境，遇到战事也可以就近调度使用。严厉告诫边境的军队统帅，不得无故挑起战事以期求朝廷的赏赐，敢有违令的人处以严厉的刑罚。这样，边境地区在平时就不会有战事了，而国家的财富与物资供应也就会充足起来。

尽管宋仁宗采纳了程琳的奏疏，然而北宋的兵员数量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增加，到了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田况上奏称：现在国家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估计是先前的三倍，自古至今国家供养的兵员之多、之冗杂，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并且各路的宣毅、广勇等军孱弱的人太多，往大的方面说不足以应战，往小的方面说也不足以用来服役。应当分别派遣官员甄选将那些不能够胜任作战任务的降为厢军、将那些不能够承担服役任务的开除军籍。

1062年宋仁宗嘉祐七年，宰相韩琦上奏称禁军数量冗杂，请求精简。于是宋仁宗下诏使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商议，枢密院回奏北宋自开国之初到当年的兵员数额状况，根据这一奏报，北宋帝国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额和其中的禁军数量如下：宋太祖开宝968-976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37万8千人，禁军数量为19万3千人；宋太宗至道995-997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66万6千人，禁军数量为35万8千人；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91万2千人，禁军数量为43万2千人；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登记在册的兵员数量为125万9千人，禁军数量为829万6千人。

宋仁宗年间，宋军达到北宋建国以来的最多数量，宋仁宗决定根据之前兵员的增加额度，对新兵的招募数额稍加限制并将之作为制度明文规定下来。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由于北宋政府挑选厢军精壮士卒升为禁军、同时裁撤了大量不合格的厢军，宋帝国的总兵员数量有所下降，总兵力为116万2千，而禁军数量则为66万3千。

北宋帝国在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始终没有实现良性循环，而其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更是问题重重。宋初曾规定招募士兵时体形膂力都有严格的标准和样板，然而这些标准和样板却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渐渐沦为形式和招募者敛财的工具，为了防范灾荒年间饥民选择，宋太祖规定灾荒年间从饥民中招募身强力壮者入伍以为这样可以釜底抽薪命名灾民丧失选择的能力，可是长期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使得军队变成了安置灾民的职业和岗位，军队本身的战斗力反而被忽略了。流水从源头上腐烂，而整条河流就会受到污染，军队在征召士兵的时候出现问题，而整个军队就会受到影响。

凭空创建新军事力量的做法之所以难以实行，其原因有二：一个是你根本没有权限创建新军事力量，另一个则是因为你没有军事力量基数因而无法在其他军事力量主体干预时确保你可以顺利地创建。19世纪下半期日本人所进行明治维新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是要创建一支绝对效忠于天皇的新式军队，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日本人的这支后来在东南来各国中间臭名昭著的皇军绝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其1867年推翻幕府统治的那一主导军事力量为基数而重新编排和组合而成的，而假若没有这一部分倒幕军事力量作保障，甚至天皇根本无法创建新军队，而明治维新本身也就根本不会发生并顺利进行。

一说到力量这种东西，一般人难以准确地理解其内涵，但是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来使他们更容易地理解力量。日常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会谈论到数量与质量的问题，而力量就相当于人们所说的质量。

维持军事力量的战略哲学依据是质量的保障和改善，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前后，亚历山大大帝以少数兵力彻底击败波斯帝国的战争过程既能够说明亚历山大在以少胜多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同时也能够反证出亚历山大军队的战斗力之强和波斯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

国家在平时拔出一定的财政收入用来保持既有的军事力量使其水平不至于降低，这就是质量的保障，国家鼓励军事技术创新并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这就是在进行质量的改善。由于质量的改善总是能够提升军事力量的水平，因此那些处于积极进取状态的国家，总是将军事力量水平的提高来作为其维持军事力量的主要做法，而军事力量质量本身也就在其水平得以提升的过程中得到了保障。

“国家真正的防御力量是它的军队，而不是它的防御工事，军队构成国家这一巨型要塞的灵活机动的有生屏障，防御工事只是其阵地设施而已。”

军事力量就像水流一样，水流的缓急除了受到源头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各种地势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军事力量同样如此。水流遇到险峻的地势就会不得已绕道，而遇到低平的地势则顺道而下，坦克的战斗力在平坦而开阔的地面上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可是一旦遭遇崎岖的地形或者不得不进入山林作战而其战斗力就会下降，散兵的战斗力多是缘自于其对于地势和环境条件的灵活适应，然而假如将散兵投放到开阔的平坦地势下而其战斗力同样会下降。炽热的气候会通过蒸发作用使得沿途的水流量减少进而影响其流速，同样，炽热的气候也会使得军队的体力和耐性受到影响进而削弱其战斗力，寒冷的气候能够使水面冻结而水流只能在冰层下面流淌，同样感受到气候寒冷的军队其内心的思维和行动的范围也会受到禁锢。由此看来，军事力量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想要把握住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要领想要操控军事力量却并不是什么难事，一个人的体力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条件下有大有小，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有效的训练来控制其体力。

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都是以现实中存在的军队为支柱的，没有现实中存在的军队，而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因此，身为最高统帅，其对于军事力量的产生与使用这两个环节可以不直接过问或者较少关注，但是却不能不关注军事力量本身的维持这一环节，因为这一环节的内涵即是要关注现实中存在的军事力量本身。

所以，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尽管主张法、术、势三位一体，但是却谆谆告诫君主要牢牢地掌握权力，因为只有在此前提条件下，法、术、势三位一体才能够得以运动和真正发挥出效力。据说，晚清帝国的摄政王载沣在访问欧洲时德皇威谦三世传授给他的治国秘诀是要交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当中国的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时，他总是寄希望于那些手握军权的军阀，结果革命只是在名义上取得了成功而革命的成果被被各路军阀所偷取，以致于孙中山晚年感叹道中国革命虽然早于俄国十月革命却不及后者成功更早。当毛泽东在领导军队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他吸取了孙中山革命依赖军阀难以成功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思想，这倒不是因为他崇尚暴力而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必须由共产党人自己掌握革命的军事力量，所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军事力量构成了军事战略的现实性支柱，而军队本身则对军事力量发挥出了承载作用，因此，关注军事力量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关注军队本身。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军事战略人，必然要以军队本身及其活动为对象和研究主题，离开了军队本身去研究军事战略、摆脱了军队活动去研究军事战略，这样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研究军事战略，想要进一步全面准确地阐释它，也必定会涉及到其与国家整体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形式，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也仍然是建筑在军队本身及其活动这一主旨之上的。一个人际关系研究者，从来不关注作为现实性支柱的活生生的个人内涵和特性，而是通篇大谈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样和不应该怎么样，这样他们的说法就难以脱离实际和天马行空了。而研究管理学的人则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既然管理学所涉及到的是如何管人，那么人就构成了管理学的主线，自然地人和人性也就构成了一切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托点。

军事力量的性质，首先即是它的原始暴力性质，其次才是政治主体所赋予它的政治属性，最后为践行政治主体赋予它的政治属性而衍生出来的政策性。

军事力量的暴力性质，是它本来的面貌，所有组成军事力量的要素都是为了显示军事力量的暴力性质而服务。其他因素对于军事力量暴力性质的制约和规范，并无法改变它的暴力性质本身。

衣食住行是人们与自然界动物所共同具有的先天性生理需求本能，而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社会属性，但是，你千万不以为认为人的社会属性就因此而高于人的动物属性，在我看来，人的动物属性与他的社会属性和由社会属性延伸出来的第三属性对于这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相同的道理，军事力量的暴力性质与政治主体对于它的约束和由此而延伸出来的第三属性政策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
在第三部“军事力量的产生”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现在则开始讨论军事力量本身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为了去除人们心中对于构成军事力量的基础条件与军事力量本身的构成要素之间的误解，在此有必要先说明，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是在其构成基础条件上得以列出的。比如，我们说人口是一切军事力量构成的基础条件，这意思是说一切军事力量都必然要从人口中征召军事人员，而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中有关于人口的部分则只限于被征召而来的军事人员。又比如说金属制品是构成军事力量中武器装备的基础条件，这意思是说武器装备必然要从金属制品中而来，但是只有当被选定的那一部分金属制品被制造成武器装备之后，这些由金属制品所制造成的武器装备才能被说成是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

尽管军事力量的构成主体是军事人员，可是军事人员却绝不能等同于军事力量，因为同一支军队的军事人员在不同的武器装备条件、后勤补给条件、作战环境条件中其所实际所能发挥的战斗力也是各不相同的，而军事力量由此也会相应地产生起伏不动的变化。由此看来，军事力量所显示的是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而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等则只不过是承载军事力量的外在条件。一直以来，人们都倾向于用数字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水平，这正是因为军事力量这种东西的抽象性无法直接表述而只能用外在的条件来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形也就不必奇怪了，人们通过军队规模、武器装备水平和战法演练而评价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可是这个国家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却屡战屡败，或者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很小、武器装备水平落后、战法演练也笨拙不堪可是其在实际的战争过程中却能屡战屡胜，这都是因为数字化的外在条件标准没有准确地衡量出这个国家实际的军事力量水平。

军事力量构成要素所需要用到的字眼有：素质、水平、能力、力。单独的武器装备是无法称之为军事力量的，单独的军事人员也难以形成军事力量，军事力量也不是军事人员与武器装备的总和，而是军队人员在应用武器装备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摧毁能力。

统帅力
统帅并非军队的大脑，而只是军队神经传输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构成部位。

军事人员的素质
17至18世纪中，法国人的海军舰队在规模与装备水平上整体要优于英国海军，可是数量众多的法国海军在英国人的军舰面前却总是表现得像一个懵懂无知的新兵。

武器装备水平
当19世纪50年代，中国南部的太平军对清军的作战过程中，他们无意间在湖南的岳州发现了两百多年前清军入关后早已投降清朝并为之作战的汉将吴三桂在那里埋藏的一批红衣大炮，太平军在试验之后发现这批红衣大炮居然还能使用，于是他们就用这些大炮装备自己并且一路打到南京在那里定都。我们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太平军其武器装备水平状态，同时也可以反射出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仍然停留在两百多年前，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40年代初几千名英国士兵就能够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战胜规模将近100万的清朝军队。

战斗力
我们说战斗力，肯定不只士兵们的体力，也并不只其武器杀伤力度，除此之外团体内部的编制状况与团体之间的协作状况同样都可以构成或影响战斗力。

战斗力的界定，是在一种平等的外在条件下两个军事单位正面交锋时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大小。尽管人们都很明白，实际的情形中极少会出现这种理想化的情形，但是在此处只是为了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战斗力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由来。假如一个军事单位面对多个军事单位，就算其战败了也并不能说明其战斗力一定低下，战斗力的理解和评估既然只显示实际力量的大小就不能用战术和战法这种东西掺杂其中。战斗力强，只是表明这个军事单位在实际战斗中可以展现出更强的力量而并非必然如此，因为实际的战斗中其他各方面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战斗力的发挥，在一些情形下战斗力会因为受到压制而无法发挥到应有的水平，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下战斗力却可能会因为意外的优越条件而得到超常的发挥。

战斗意志
斗志这种东西，表达了一种想要做成某件事情或者到达某一个境地的强烈愿望，说斗志能够产生力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意念本身并不能创造力量，但是斗志的确可以将人体内潜在的能量激发出来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行动能力。由此看来，所谓斗志产生力量，即是人体本能中为了做事情而自然凝聚体力与精力的过程。

设置独立的军事训练部，将训练职能从后勤职能中分割出来，形成后勤、训练和战场使用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

后勤补给，只不过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问题是，直到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将吃饭问题等同于除了作战之外的后勤作用。不将后勤补给与军事训练区分开来，军事战略就会继续被描绘成补给加作战，而实际上，补给与作战只不过是构成了军事战略的两端。没有人会否认把握住进口和出口的重大作用，但是假如将进口和出口的叠加当成是全部战略问题，那就太过极端和危险了。

现在，一个奶妈既要哺育一个小孩、同时又要承担起教育这个孩子的职责，而这个奶妈必定会因为同时承担起两种职责而心力交瘁、不堪重负，最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此而这个小孩的哺育和教育问题同时都会受到消极影响。现在，一个国家的后勤部门既承担起补给军队的职能同时又担负起训练军队的职责，而这个国家的后勤部门职能必然会因此而膨胀、冗杂以致于因为不堪重负而陷入混乱，结果这个国家的军队补给和军事训练乃至战场作战都同时受到负面影响。

许多国家和政府面对财政紧张的局面，常常会想到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来改善财政收支，他们只知道在源和头这两端解决问题，却根本意识不到其实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源和流，而正是在于源和流之间的财政管理问题。财政管理不善，无论财政收入数字如何庞大，都很快会被消耗殆尽；相反，财政管理妥当，即使是微弱的财政收入，也能被充分有效地加以使用。黄河之所以会在中下游地区多次改道，绝不是因为出海口不够宽阔，而恰恰是因为处于中间环节的河道本身不能承受起较大的流量；源头的流量也绝非不够充足，而恰恰是因为处于中间环节的河道本身分散了太多的水量，结果才导致河流水量越来越小以致于最终断流。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南北跨越数千公里，但是却能够及时保障将南方的水量调到北方使用，这正是因为其中途的输水管道管理妥善；相反，现在中国农村应对干旱季节的常用办法是从水井中抽水灌溉，用来抽水的电泵马力不可谓不强大，但是却常常会因为输水管道的接口脱轨而在中途浪费更多的水量。一部分人声称，输水管道已经铺设完毕，接下来就只剩下抽水和用水了，根本没有必要去对输水管道本身进行专门的管理，我的看法是，输水管道的管理与抽水和用水环节的管理是同等重要的，尽管处于两端的抽水和用水环节的缺失都会影响到整体水流系统的正常进行，但是一旦中间的输水管道出现问题，而与之直接相连接的抽水和用水这两个环节必然会因此而受到最为直接的影响。

现在，战场作战就好比是在用水，后勤补给就好比是在抽水，只关注用水和抽水这两端的弊病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却仍然有人执迷不悟地只关注战场作战和后勤补给这两个问题。这样固执己见的做法，必定会因为军事力量本身缺乏管理而同时使得战场作战和后勤补给两端都直接受到影响。

只有认清楚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所构成的军事战略的整体动态过程，才能够真正将后勤与训练及作战区分开来。后勤是一回事，军事训练是一回事，战场作战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此分工明确、前后贯穿，统一于军事系统的整体动态循环过程之中，而军事战略才能够得以顺利实施。

后勤职能分工明确，军事力量才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军事训练职能分工明确，新生的军事力量才能够具备完备的战斗能力；指挥部门职能分工明确，既有的具备完整战力的军队才能够被充分有效地加以使用。所以我们看到，每年都有年过百半的老员工下岗，而几乎同时就会有数量相当的新员工上岗，上岗的新员工既不是初生的婴儿、也不是懵懂的青少年，而总会是具备初步工作技能并接受过岗位培训的人。刚刚征召而来的军队，就如同新生的婴儿，既懵懂无知同时也根本缺乏战斗力，倘若只关注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那就是说要将新生的根本缺乏战斗力的婴儿般的军队投入到战场作战，而作战的低劣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假如只关注军事力量的使用环节，这就是说一切以战场需要为准绳，凡是能动员的适齢青年都被投入到战场作战，而军事补给和军事训练必然会受到挤压，这样整个军事系统都会受到严重破坏，再也没有什么比军事系统受到损害的问题更为严重了，因为无论战场失利多少次、只要军事系统仍然可以有效地运行而胜利仍然可以获取，但是反过来，一旦军事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即使能够在战场上赢得多次胜利而最终必将会因为胜利难以持久而招致惨败。

北宋帝国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惊人的，这一方面造成了其力量的产生环节问题重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北宋帝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而使得其军事力量的规模能够得到长久的保持。尽管战斗力低下，可是得以长久保持的数量和规模优势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斗力低下的状况而使得北宋及其后续者南宋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时间。

离开军队谈军事战略，在思想上的极端表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行动上的极端体现则是贬低军队抬高谋略的作用。这样，一方面认为军队不能解决某些战略问题、另一方面在出现问题时却又归咎于军队的矛盾现象就难以避免了，而其根源也即在于脱离军队这一主线去思考问题。

单纯小规模的军队，是难以战胜规模庞大的军队的，但是之所以会出现军事力量弱小的国家反而打败军事力量强大国家的情形，那正是因为前者保持了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而后者的军事系统承载了超负荷的庞大规模的军队。两个军事承载能力都为100万军队的国家进行战争，一个国家竭泽而渔动员起1000万人规模的军队参战，而另一个国家则依据其自身的军事承载能力稳固地将军队数量保持在100万人的规模。战争的结果，倘若不是动员1000万人规模军队的国家立即凭借压倒性军事优势赢得战争，而战争延续下去就必定会使得它因为要承受十倍于自身军事承载能力的军队而陷入困境。相反，只要保持100万人规模军队的国家能够顶住初次的交锋，而它保持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就可以使得它轻松地取得累积性的军事胜利并最终赢得战争。所以说，真正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并不是单独的数量上的多少，而军事循环系统本身的持续和延伸。而所谓军事系统，无非是以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为主线的，军事力量的产生与使用构成了军事系统的进口与出口，连接进口与出口的则是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中间环节，由此，对于中间环节的关注不仅仅会直接影响到进口与出口这两个环节，而且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军事系统命脉的关注。

尽管我很清楚，专门的军事训练部的设置，其作用不能被过分夸大，但是我还是要说，军事训练部的设置，其对于当代和未来军事战争的作用，至少不会逊色于参谋本部的设立对近现代战争所发挥出的那种关键性作用。尽管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部门中也不乏可以发挥出参谋部职能的人和机构，但是，直至1806年普鲁士军队中的参谋部真正变成独立的参谋部门之后，参谋部的职能才得以充分发挥，普鲁士军队并没有因为独立参谋部门的设置而立即赢得反法战争的胜利甚至于在此后又遭遇了惨败，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已经普遍意识到独立的参谋部对于现代战争进程的重大作用，因此各大国纷纷仿效德国人在军队中设置了独立的参谋本部，以致于到了20世纪初，没有设置参谋部的国家其军队的作战水平也难以被其他国家的认可。关于参谋本部的职能和作用，我不想在此处作出机械式的重复论述，我只想说明，参谋本部不是单独地发挥作用的，而是在设立之后与其他部门之间进行良好的协调与配合才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战争进程的。相同的道理，独立的军事训练部的设置，也必然要透过整个军事系统才能发挥出重大作用，但是假如现在的军队中根本就不设置这一机构，而这一机构原本所可以发挥出的那种重大作用就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

将训练职能从既有的庞杂的后勤部门中分离出来单独构成一个军事部门，使得军事训练职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充分发挥作用，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要想使新生的军队具备更加完备和及时有效的战斗力，再也不能依赖于兼有军队征召和后勤补给的后勤部门从中挤压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了，只有设置独立于后勤部门的专门的军事训练部门，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新军具备更强的战斗力。能够率先设置独立的军事训练部的国家，必定会因此而引领世纪军事变革浪潮；能够将军事训练部的职能与后勤部和指挥部职能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国家，必定会优先成长为军事系统最优越的国家；能够凭借军事训练部的优先设立而使得其军事系统更加完备的国家，必定会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行列并且极有可能将来整个世界政治舞台乃至人类的命运都要受它主导。

斗志的兴起有两类，一类是战斗兴趣，另一类则是压力释放。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偏好，兴趣这种东西很容易被人所理解。但是压力释放这种东西却同样可以促成战斗意志的兴起，那些以严酷的战斗训练来提升士兵战力的做法除了能够提升战力本身还会对士兵们造成一种长期的郁闷和压迫症状，而一旦战争爆发士兵们就会以为终于找到了可以释放压力的场所因而歇斯底里地杀伤敌人。二战期间，日本士兵在军国主义的军事洗礼中养成了严格、残酷的行事习惯，而他们在东亚战场上残酷地屠杀俘虏和平民的举动则显然即是他们对于这种行事习惯的延续。不仅如此，由于所有类型的军队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事实上都是极为枯燥的，因此一旦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有机会放松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诸多违反军纪或者歇斯底里的事情来。

战斗意志与战斗力原本就是统一体，只强调战斗力而忽视战斗意志的激发就会陷入机械论，只强调战斗意志而轻视战斗力就会造成盲目情绪。一个情绪激昂的人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其体力却不足以支撑他去做这件事，这就是典型的力不从心，一个体力强劲的人想要做一件事情可是却缺乏兴趣，而他就只会事倍功半。

精神的要素
装甲车的履带在移动过程中带动车轮转动而使整个装车车前进，但是要说履带的转动对于装甲车前进的作用比轮子更重要则是十分偏颇的说法，实在是很遗憾某些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不同的事物和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思维方法。

克劳塞维茨强调说战争不是短促的，而军事力量的使用也并不是一时激情的忽然投入，兴奋剂能够给人带来一时的迸发，但是药力失效之后人就会又回到原来的颓靡状态。现在一个国家的军队不是通过平时的艰苦训练来提升作战能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在需要使用军队的时候用空泛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来激发军人的斗志，这种做法与注射兴奋剂并没有什么两样。

军事力量是毁灭性力量，有时摧毁敌人即是所要达成的战略目标，有时则需要通过直接的摧毁行动来间接地达成建设性战略目标。由于军事力量的毁灭性隐藏在其骨髓之中，因此军事力量不是万能溶液难以用器皿来盛装，军事力量的毁灭性只存在于使用的过程之中，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掌控来利用军事力量的毁灭性。

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军事力量的建设性却是间接的和通常难以为人所察觉的。树木枝叶错综复杂、难以茁壮地成长，这时就需要林木工人用剪刀修剪枝杆、将那些妨碍树木继续成长的枝叶删去，之后树木才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在此过程之中，剪刀即属于毁灭性力量，其对树木的建设作用间接体现在修剪枝叶以利于树木茁壮地成长这一方面。

战争由于以毁灭性的军事力量为活动主体，因此战争同时也带有毁灭性，但是，毁灭性只是战争所体现出来的直接作用，战争的间接作用是达成了相关国家的特定政策目的，而那些特定政策目的往往又都包含着建设性意图。由此可见，即便是空前的毁灭性战争，在同时也仍然具有间接的建设性。建设性有时是战争的次生效应，但是只要计划严密或者步骤紧凑，建设性是可以被设计为战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战争本身是双方有组织地进行军事力量之间的碰撞，因此，毁灭行动也是有组织、有目的和可以加以控制的。

可以控制的毁灭性战争行动，尽管在实践上总是与人的主观设想有所出入，但是通过有效的控制行动却还是可以将战争行动导向有利于建设的那一面进行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通过毁灭行动来达成建设性目的做法极为普遍。只是，此种情形中的毁灭行动，通常都是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和有程度及范围限制的。火药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利用火药的毁灭性来炸毁山石以达到开采和凿通隧道的建设性目的；核能本身具有绝佳的灼伤性，然而人们却可以通过控制核能的灼伤性来达到利用梳能的建设性目的；硫酸是人们所公认的带有强烈腐蚀性的液体，人虽然不敢用手触摸硫酸，但是却可以通过特定的器皿装盛来利用硫酸摧毁某些坚硬的物体、进而达成人们利用该种物体的建设性目的。

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带有毁灭性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被相关主体所有效地加以控制。规模庞大、杀伤性最强的军事力量，倘若控制得当，就可以很好地达成建设性目的；规模很小、杀伤性极柢的军事力量，如果控制不当，同样可以造成空前的破坏作用。核能是目前已知的毁灭性最强的东西，但是世界上拥有核能的国家却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核能发电；蜡烛如同手指一般细，其光线微弱且飘忽不定，但是假若将烛火投入到干柴之中或者原野之上，就足以造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火灾。

要想论证一种公认的毁灭性东西可以用来进行建设，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像军事力量这种东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毁灭性，至于建设性如果的确存在的话，那也只会是在毁灭之后。单看军事行动，无疑军事力量全部是毁灭性的，但是当人们的视角放宽到整个战略体系之中的时候，军事力量的建设性无疑是可以窥见的。只观看收割机的齿轮运转，无疑收割机对于庄稼是破坏性，但是当人们注意到下面的齿轮在转动的同时有粮食源源不断地进入车厢之中时，他们就不再将收割机与破坏性联系到一块了，而是盘算着收入了多少粮食和如何将粮食卖个好价钱。

倘若论证的视角只从军事力量本身入手的话，无疑，任何论证模式都免不了首先陈列军事力量的毁灭性，然后再逐条辩驳，最后才进入正题，这样必定会加大论证的难度和导致言语错综。换一个视角，即先从战略目标出发，来审视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此，为了达成某种建设性战略目标，必须要对哪些东西进行毁灭，接着再按照计划使用军事力量去有步骤地毁灭那些东西，最后那些必须被毁灭的东西被清除之后，就可以实现建设性战略目标了。在此过程中，带有毁灭性的军事力量，其建设性意义就很鲜明了。两种论证方式，都只不过是想说明军事力量同时也带有建设性，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军事力量的毁灭性。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东西，能够像军事力量这样在令人生畏的同时又被一大批专业人士所喜爱的。掌握了一种毁灭性的东西，能够让某些人的欲望膨胀到极限，对这些人而言，军事力量的建设性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使用军事力量可以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军事力量的建设性也还是存在着的，只不过在此过程中个人的目的和欲求掩盖住了军事力量的建设性光芒。不可否认，法西斯军队对被侵略者而言是破坏性的，并且由于破坏行动本身的持续进行，对于其本国民众及社会也产生了极大的侵蚀性，但是，法西斯军队的毁灭性行动却是建筑在其独裁者个人的建设性目的及框架体系之中的。一个领袖利用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来显示自己的威势，在此情形中，显示自己的威势同样对于这个人而言是建设性的。

军事力量的建设性有时不必经过实际上的毁灭行动来达成，在某些时候，你只需要向对手显示一下你所掌控的毁灭性力量，就足以屈服对手和达到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然而，这绝不是说毁灭性因此而消逝，在此情形中毁灭性是间接发挥作用的，由此，是通过间接性的毁灭性作用的显示来间接地达成建设性目的。现在看来，军事力量的毁灭性，无论通过直接的方式还是间接的方式，都是可以达成建设性目的的，只不过具体的实行形式有所不同。那么，军事力量是否可以直接达成建设性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