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明金战争中金军绕道山海关对于战争的影响
从1618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正式对明朝宣战到1644年已改国号为大清的清军从山海关攻入北京城入主中原，在这长达27年的明金战争中，由于金军始终未能控制其进入关中地区的最为便捷的山海关，因此除非明军主动出关才使得金军能够寻求到与明军进行主力决战的机会，否则金军要想寻找明军主力或者攻掠明朝的城池就必须绕道山海关从北侧和西侧迂回进入北京城附近，当时的明朝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问题，然而即便是这样，绕道进军北京的金军也从未能占领北京城，因为他们进军和撤军的路线都十分曲折，因此一旦他们在关内的战事拖踏不决而就极有可能会遭受到来自于山海关与北京守军的两面夹击。在一般的谋略家的思维模式中，既然像山海关这样固若金汤的隘口难以正面攻克，那么绕道迂回进军到关中地区应该是最佳的进兵路线，可是事实却是金军因为绕道迂回而要承受着更多的战争风险和距离代价。这一例子除了可以说明间接路线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之外，同时也明显地反映出了实施间接路线是必须付出成本与代价的。

刘备试图放火阻击曹操
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面对处于劣势的孙权、刘备联军遭受惨败后，他带着残兵败将步行从华容道撤走，这时大雨不止、狂风大作，曹军在艰难地撤出之后，曹操放声大笑声称刘备如果能够早在这里放一把火而他肯定逃脱不了。当刘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带着一队人前去放火，而曹操早已经撤走了。实施袭击这种谋略战法，本身就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成本，然而实施者却没有及时把握住机会而在事后才开始实施袭击的计划，而这种袭击注定是失败的了。

大队书记 发表于 2015-4-5 07:51

这个，目前还没着落，出来了一定通知你

利德•哈特与富勒对于堑壕战的不同思考和他们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战中的堑壕战为英国人铸就了两个杰出的战略家，一个是得出间接路线的利德•哈特，另一个则是得以似装甲战车从正面突破的富勒，前者的代表作是《战略论：间接路线》，而后者的代表作则是《装甲战》。

利德•哈特和富勒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都是出于对堑壕战的反感和谋求打破僵持战局的新战法，二者的相通点是都选择了以机动性作为新战法的主要特性，但是不同点却在于，利德•哈特选择避开正面的敌军以战略上的机动迂回来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而富勒则选择了集中装甲战车即坦克、以装甲战的高机动性和高防御性来从正面撕破敌军的防线以达到迅速推进的效果。总体来说，利德•哈特间接路线的重点是敌军一线作战部队的侧翼和大后方，类似于战略上的间接路线，而富勒在正面突击理论中所选择的则是敌军一线作战部队中的侧翼，因而是纯粹战术上的迂回。

不能说利德•哈特的迂回战法是在逃避现实或者只有富勒的正面突破战法才是积极的战法，但是，从这二人对于战法的不同选择和发展上来作比较，就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在20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所发生的权谋之争了。

一部分人以为《装甲战》所讲的只是当时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模式和战术因而对于现在来说已经丧失了意义，另一部分人则习惯性地像之前从前人的著作中抽象出几条自以为万能军事原则一样从《装甲战》中抽象出几条坦克作战原则。这两种人的观点和做法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在此处，我所要说的重点并不是《装甲战》的战术构成或军事原则，而是其所彰显出来的某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其实就是正面突击，并且在与同时代、具有相同渊源的《战略论：间接路线》的对比中其思维模式特征愈加突出。  

至于两种路线的实现途径，都是想要通过机械化部队的高机动性来实现的，只不过前者主张利用机械化部队的高机动性避开正面战场快速绕到敌军的侧翼和大后方，而后者则主张利用机械化部队的高机动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军正面战场。现在的人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袭击敌军的侧翼和后方、迅速突破敌军的正面战场即使不是同等重要也至少都应当被列入战争的考虑范围之内。可是，当时两种主张的持有者却并不这样想，利德•哈特坚信在绝大部分时候间接路线都是最优选择，而富勒则对前者崇拜间接路线的做法不以为然并进行了攻诘，结果是富勒强化了其对于《装甲战》所代表的正面突破模式的好感。

“没有十分有效的内部通信联络系统，就没有确当的指挥控制，而没有指挥控制，行动速度越快，越会增加混乱。”由此看来，富勒强调内部通信联络的畅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装甲战车能够在有效的组织和协调中高速推进。

“突破的主要困难在于要不间断地前进。”“突破时通过敌翼侧威胁地带比遭敌下面抗击困难要小些。”富勒对于突破理论的理解，就不像某些反对者所理解的那样一定要面对面地垂直向前推进，而是非常注重选择合适的突破角度，而这种合适的突破角度在富勒开来最后是敌军正面防线两侧的45度角方向。同时，为了避免兵力过于分散、也为了加强两侧的突击能力以求扩张敌军受到威胁的部分，富勒并不赞同在两侧突破的中间同时组织装甲战进行正面垂直突破的做法。“在两面突破中，从翼侧扩大突破口的能力可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因为它可以使两路进攻之间的间隔距离较大，那么两路进攻之间对敌的威胁地区也扩大了，从而给敌防御造成较大的破坏，直至重创敌人而将其置于死地。”

所谓正面进攻和迂回包抄，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正面进攻中会采取必要的迂回包抄，迂回包抄中也避免不了正面进攻。所谓两者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它们各自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对于前者而言是正面进攻中的迂回包抄，而对于后者而言则是迂回包抄中的正面进攻，二者都是在将各自所关注和强调的战法放在首要的和占据主导性位置的。

利德•哈特的迂回包抄战法与富勒正面突破理论中的迂回包抄做法之间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利德•哈特的着眼点就是在一开始就避开正面战场并致力于寻找敌人薄弱的翼侧和后方、以迂回机动的方式绕到敌军的正面背后的薄弱之处，而富勒的着眼点则是在一开始就决定要从敌军的正面突破、只是在正面突破的具体形式上要采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坦克突击能力的翼侧进攻。

富勒为人们阐述了在机械化战争模式下猎物如何撕破蜘蛛网的战法。富勒认为即使是机械化战争也难以避免在行进过程中要穿隘路，但是由于敌人已经事先占领了隘路两侧的制高点，因而假如向两侧的敌人发起常规的正面进攻必将因为地势的困难而使己方遭受惨重的损失，可是假如采取常规的侧翼包抄战术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敌人既已占据了制高点因而侧翼包抄很难不被发现。富勒开出的战法是侧翼包抄，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侧翼包抄，他的战法是凭借着轻型坦克的高机动性在几分钟内迅速通过谷道然后再凭借着迫击炮和机枪火力迅速攻占敌军的后方地区。由于装甲战的高防护性因而在快速通过隘路时两侧的敌军凭借常规的火力根本无法阻挡，而当我方的装甲部队突破到敌军后方时，敌军就会因为后方被占领和侧翼受到威胁而放弃阵地，这样我方就可以占领隘路两侧的高地反过来对敌军实施战略包围，“这种进攻的作用就在于把敌人堵在两侧火力之间，敌人的退路不是被切断就是遭受威胁。”需要指明的是，在这种侧翼包围的过程中，起核心主导作用的是装甲战车的突击能力。

富勒原本就没有刻意去强调究竟间接路线还是正面突破谁最优越的问题，他对利德•合特所片面推崇的间接路线也从来都没有全盘否定，只不过他认为应当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势来作出是否要采取间接路线的决定而不应该一概而论将间接路线摆在最优越的地位。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对于装甲战车在丛林地和森林地作战模式的解析中可以看出。

在丛林和森林地带进行传统的战争时，应当将部队分为前卫、主力和后卫三个部队，而为了更好地防护主力，后卫应当细分为左右两个侧卫。具体的战法是，当前卫与敌军接战后就立即停止行军，使前卫用火力牵制住敌军、同时两个侧卫则迅速前进在前卫火力的掩护下练过敌军侧翼以攻击其后方。这种战法可以用牵制、机动、攻击来概括。

但是，对于机械部队在丛林和森林地带中的作战，富勒认为最好的编队应当是菱形或弹性的方队，应当将部队分为四部分：主力、一个先头分队、两个侧卫和一个后卫。具体的战法与传统的战法颇主类似，当先头分队遭遇攻击时即停下来牵制敌军、与此同时两个侧卫迂回包抄，后卫充当预备队，主力装甲车辆则迅速攻破正面的敌军。由于编队是以主力装甲车辆为中心的菱形或弹性，因此当侧卫或后卫遭受攻击时即以此部分来牵制敌军，与之相邻的两个卫都可以临时充当侧翼迂回包抄敌人、而与之相反的那个卫则可以充当预备队，但是最终还是要由位居中央的主力装甲车辆迅速突破敌军。

在沙漠中作战时的决定性因素是水，因而沙漠中的骑兵部落总是习惯于凭借着数量众多的骑兵将敌军团团围住、断绝其水源供应以迫使敌人要么渴死要么投降。但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沙漠作战时总是能够找到克制这种围困战术的办法，亚历山大的做法是将其战斗力较强的轻骑兵和骑射手派出与他的主力部队分开，以前者引诱沙漠骑兵围困并牵制住敌军，与此同时他的主力步兵以向心的弯月形推进，他的重装骑兵则跟随在主力步兵之后俟机绕到弯月形步兵阵势的对面以对围困者实施反包围。

机械化部队在沙漠中的作战模式，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只不过用以牵制敌军的是先头卫队、用以侧翼迂回的是摩托化部队，而用以实施正面突击的则是装甲车辆。

除了路线选择、优先攻击对象的不同之外，间接路线与正面突破的第三个不同之处还在于，前者是以主力或重兵凭借高机动性迂回到敌军一线作战部队的侧面和大后方的，而后者则是以前卫和侧卫来牵制、迂回包抄一线敌军最后再以主力装甲战车来突破一线敌军的。由此看来，《装甲战》至少丰富了正面进攻的内涵，那即是正面进攻主要是指针对敌军一线作战部队而进行的，相对应，间接路线则主要是针对敌军二线甚至三线部队及其所担负的任务而进行的。但是，两者又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利德•哈特也从来没有全盘否定正面进攻的意义，只不过假如间接路线所面对的是敌军一线作战部队，那么其自然偏向于采取侧翼和迂回包抄的战术。

核均势逻辑的现实基础假设是虚假的
信奉这种核均势逻辑的美苏两国彼此相信，既然两国都拥有足以毁灭地球若干次的核力量，那么两国也同时具备毁灭对方和在对方攻击之后在反击中毁灭对方的能力，由此而达成的默契是两国谁也不愿意进行核战争。

然而，我们应当清楚，所谓毁灭地球若干次的那种以核能为形式的军事力量仍然掌控在当事国的手里面，而假如一国真的下定决心要对另一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话，那么它肯定要经过周密的估算和布署来在第一轮攻击中就尽力消灭另一国或者至少确保其所残留的核攻击力量无法对自身构成致命威胁，而后在第二轮的攻击中则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肃清另一国残存的核力量，这样所谓互相确保核摧毁能力的逻辑也就根本不成立了。

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信奉核均势逻辑的人不认为有谁能够在先发制人的第一轮打击中就能够致对方于死地或摧毁对方核反击的能力，他们坚持认为被打击者一定会保留足够反击的核力量来在第二轮交锋中反过来向对手施加致命的核打击措施，照此逻辑，反击者的用已经遭受摧残的剩余核力量反击首先发起核战争的攻击者，而后者也必定会在第二轮交锋之后保持同等的核反击能力，于是，在第三轮的打击中，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那一方同样可以重复第二轮中被打击者的核反击措施，结果，核均势逻辑演绎成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层次假设之中。

核均势逻辑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就此显露出来了，既然双方都拥有足以摧毁地球若干次的核力量，那么为什么双方还会有着近似于无限制的核均势逻辑来演绎一方的攻击与另一方的反击和重复被攻击者的攻击和攻击者的反击呢？

我们按照常识就可以知道，假如苏联决定对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话，那么苏联人必定要考虑好究竟如何才能够在第一击中就对美国的核反击能力造成致命的打击。美国的主要核设施在哪里？美国可能保存下来的核反击力量有哪些？美国人究竟能够承受住苏联人所施加的能够毁灭地球若干次的核攻击能力？如果使美国人在面临前述巨大的核攻击之后就陷入崩溃的话，那么美国政府究竟还有多大的意愿和现实性的能力来对苏联实施核报复？这些问题即便不能给出确切和圆满的答复，也至少可以说明，所谓在第二轮反击中利用剩余的核力量报复攻击者并对其构成致命打击的逻辑其现实基础极有可能在实施者遭到攻击之后就已经丧失了。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2003年萨达姆的伊拉克人所掌握的军事力量足以夺走所有美国人的生命，如果美国人放弃抵抗、束手就擒的话。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美国人不会允许事情这样进行，在伊拉克足以夺走地球上所有人生命的军事力量发生实际效力之前，美国的军队就可以制止并摧毁之。除非美苏两国同时不顾一切地向对方实施全面的核攻击，两败俱伤或者就如核均势逻辑的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地球因此而毁灭，核均势逻辑的现实基础才会成立。可问题是，假如有一方拒绝中世纪骑士决斗式的宣战模式而进行策略性的先发制人的核毁灭战争，另一方的核反击能力的继续就很难变成现实了。

核均势的逻辑并非不可能发挥出实际效能，但前提是在这种逻辑主导下所制定的政策其实施对象也相信这样的逻辑。既然大家都信奉着同一套核均势逻辑，那么任一方动用核武器的政策必然会像其本人预期中的那样在对方的头脑和政策反应中产生同样的逻辑后果，这样，双方就都会因为顾虑到严重后果而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甚至于核政策的实施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可是，假如一个信奉核均势逻辑的国家与另一个根本不相信核武器改变了战争本质的国家打交道，那么无论核武器本身究竟能对现实战争的胜利发挥出多大作用，前者以核均势逻辑主导下的核政策就难以在后者的头脑中产生预期的反应效果。

对于二战中的苏联、中国这类领土、人口、资源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采取持久的战法更有助于他们耗垮实体基础薄弱的对手。可是，对于德国、日本这样领土、人口、资源规模太小的国家来说，速决战而不是持久战就成为了最佳的战法。假如苏联人、中国人放弃持久战法而在德国和日本实力强盛的时候采取速决战法，那么两国的战略优势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这并不是说苏联和中国不可以采取速决战法，而是当时的具体情势对比不利于速决战法。倘若当时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放弃速决战法而采取持久战法，那么可以想见，未等二者的对手发起反攻而它们就提前崩溃了，这也并不等于说德国和日本不能实施持久战法，而是说当时的情势对比不利于持久战法。由此可见，苏联和中国采取持久战法、德国和日本却采取速决战法，这两种做法都是切合实情的最佳战法，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各自收到的实际效果的差异。一些人却只从某一个角度下结论说持久战一定优越于速决战而另一些人则宣称速决战必然胜过持久战，这些都是不顾实情、想当然的看法。

崇尚谋略与迷信暴力的危害是同等的，前者容易使军事战略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境地而后者则经常造成不必要的实力损失。

崇尚谋略，过分过大谋略的作用，以为一切劣势都可以通过超人的谋略来弥补，而实力的发展就会被忽视。那些迷信于《孙子兵法》的人，无一不是沉湎于书中所构建的完美的谋略逻辑之中无法自拔的人，这种人迷信《孙子兵法》的结果就是本末倒置地将谋略逻辑的完美与否当成是战争目的。

迷信暴力，过度夸大实力的作用，以为一切劣势都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来填平，而谋略的作用就会被忽视。充足的水量固然能够将田地里的所有地方浇灌，然而假如你能够在浇灌的过程中讲求方法和地点配合，原本是可以节省水量和时间、人力、物力成本以取得最佳的浇灌效果的。

卫星侦察技术和工具的进步，使得现代战争中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极难以隐蔽的方法行军和作战。但这并非绝对，因为反侦察技术和工具同时也不断进步，因此只要一方的反侦察工作到位而另一方尽管拥有先进的侦察方法而隐藏兵力以达到出敌不意之效果仍然可以成功地实行。此外，假如同时拥有先进的侦察方法，但是在侦察工作上都难以到位的两个国家交战，而任何一方都仍然拥有隐藏兵力的巨大空间。第三种可能的情形是，一方掌握了先进的侦察方法而另一方由于技术、工具的滞后因而使得前者自然地获得了相对于后者的隐藏优势。

2003年当美国陆战部队进入伊拉克之后，某些军事专家根据其所谓的出敌不意的逻辑思维预测萨达姆将其70万共和国卫队隐藏起来以便在美军进入伏击范围时一举歼灭后者，可是直到伊拉克战争结束、美军完全占领伊拉克全境并逮捕隐藏在地窖中的萨达姆本人，这些军事专家们预测的情形始终没有出现。这并非是说伊拉克人绝无可能在美军的先进侦察技术和工具的作用下隐藏70万规模的兵力，而是说以当时伊拉克的反侦察水平根本难以使得如此庞大规模的兵力在隐藏的时候能够逃脱美国的侦察眼。况且真实的情况是，萨达姆本人和他的参谋他们也未必会相信能够在美国的先进侦察工具下成功地隐藏如此大规模的兵力，即使是侥幸隐藏起来了，以美军的攻击能力和高机动性而想要伏击美军其结果也是很难预料的。

以谋略逻辑的演绎来制定战法，而敌人一旦摸清你的谋略套路就可以制你于死敌，况且习惯于谋略逻辑演绎的人看人、看事总是追求逻辑上的完美，他们对待战法只讲求逻辑严密、甚至是自娱自乐而很少顾及实际的战场情势。

以实际作战效力为依据来制定频域，作战时的战术只是根据具体战场情势而制定出的不规则战法，所以敌人无法根据你以往常用的某种套路来摸清你的战法。一切以当时的实际作战效能为衡量标准，所以逻辑上的完美追求与自娱自乐就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以实际作战效力为依据来制定频域，作战时的战术只是根据具体战场情势而制定出的不规则战法，所以敌人无法根据你以往常用的某种套路来摸清你的战法。一切以当时的实际作战效能为衡量标准，所以逻辑上的完美追求与自娱自乐就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曹操本人深受谋战派《孙子兵法》的影响因而在其用兵打仗时总是喜欢讲求谋略逻辑和出敌不意，不懂得其谋略逻辑的敌人自然难以战胜他。可是，一旦敌人摸清楚曹操的谋战套路而曹操的谋略逻辑就接近于自娱自乐了。当曹操与吕布之间进行持续的战争期间，原属曹操部下却投降吕布的谋士陈宫就十分清楚曹操的谋战套路，曹操因此在作战的过程中吃过不少苦头，曹操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只是因为吕布本人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才使得曹操谋战套路最终没有因为陈宫的熟知而致曹操于死地。

现在的某些人讲授兵法，并不从正面教给人们基本的军队状况并由此出发制定切合实际的战法，而是只谈如何以奇取胜和进行迂回包抄并且以为只要掌握了这些就可以赢得胜利。树木之所以能够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那首先是因为其根基深厚并且枝杆强劲，但是那种只讲谋战的人却反而认为只是因为树木的枝叶强劲所以才没有折断，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孙子兵法》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对于奇、正之变的看法区分
二者相同的地方是，都认为兵法以、奇为两个构成部分，并且战争胜利是运用正、奇之兵的结果。

不同的地方是，《孙子兵法》强调以正出、以奇胜，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指出正和奇都可以致胜因而并没有特意单方面去强调以正或以奇致胜。

正是因为对于正、奇致胜的侧重点和理解上的不同，才使得后者前进了一大步。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孙子兵法》所强调的以正出、以奇胜只是代表了一种致胜的战法，这当然与孙武本人偏好于谋略战和迂回包抄之类的出敌不意的战法有关联，因为偏好于一种战法而对归属于这种战法的某种具体的致胜之道推崇倍至，这就是《孙子兵法》的思维模式中崇尚谋略、相对轻视实力对比与正面进攻的根源所在。相反，李靖既然认为正和奇都能够致胜、对待正和奇不能偏向其一，这样他就对兵以诈立的观念产生了怀疑、至少他没有按照孙武的谋略战逻辑来作战。

整体而言，可以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但绝非全部，前者摒弃了后者崇尚谋略战和迂回包抄的态度和做法，因而能够对正、奇之变做出更加准确的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战法类型，正是因为当事者对于战略的三个环节认知不同和各有偏差，而一旦掌握了战略的生命线，就可以从根源上摒弃掉此三种认知偏差。

商人的生命线
商人的生命线是金钱，只有那些抱有投机取巧心态和急于求富的人才会为了获致财富而获致财富，一个成功的商人知道金钱只不过是他经营的一种力量形式，这种金钱的力量形式在他手中能够运用自如，但是他自己却没有钻进钱眼里面。

作家的生命线
作家的生命线是文字，文字才是作家手中真正的武器，而文字的塑造则构成了作家本身的存在意义。作家当然不能离开物质需求而生存，但是假如他离开了文字本身，而他就根本无法成为作家。

政治家的生命线
政治家的生命线是权力，财政、军事这些构成现代国家必不可缺的要素尽管必然要与政治家的活动紧密相联，但是却始终无法替代权力在政治家进行政治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那种支柱作用。

军事统帅的生命线
军事统帅的生命线是军队，但是那些金钱战争理论的信奉者们却声称后勤、财政才是军事统帅的生命线。作家、政治家们，当然可以用金钱来作为贯穿其活动状态的一个线索，但是你更应该清楚，对于这两种人而言，金钱这条线索不仅不符合他们各自的专业素养而且在很多时候根本无法替代他们的职业生涯。我们要寻找某一种人的生命线，则必定要与这个人日常所从事的活动、其所从事的职业对于其内在素养的要求这些方面来进行探索，除此之外，其他的线索即便存在也无法构成其根本的生命线。

对于一个军事统帅而言，假如他以后勤、财政为生命线，那就意味着他必然要承担起政府工作职能，而这必然同时分散他对于整体战争状况的掌握。相反，军事统帅以军队本身为生命线，绝不是说他就不必关注后勤、财政这些要素了，而是说他在关注这些要素的时候是要放在军队及其活动这一整体性的视角和过程中来考量的。因为无论如何，最为直接地影响的决定战争结局的是，是军队及其活动。

战略的生命线
商人的金钱、作家的文字、政治家的权力、军事统帅的军队，这些不同人群的生命线的形式尽管不同，然而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战略又可以细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战略其作为生命线的力量构成形式也各有不同：军事战略的生命线是军事力量；国家战略的生命线是国家实力；地缘战略的生命线是战略能力。但是无论如何，军事力量、国家实力、战略能力，其本质都是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

此外，关于战略的生命线，自古至今，一直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是谋略之类的东西，而实力即使被关注也被放在了附属位置。对于这类做法，其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权谋之争，而且必然会关乎到整体战略结局，因此，在此处必须对之加以批判。所谓实力，所展示的是战略主体本身所具备的行动能力，而所谓谋略，其所展示的则是战略主体使用实力的行动方式，这里面并没有要夸大实力、轻视谋略的意思，但是人们必须看清楚，实力在其中所发挥出来的主线作用。

生命线的作用
清楚认识和了解到一种事物的生命线，就可以据此生命线而进一步探究和掌控此种事物，接着再寻找和总结出促成此种事物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方法。倘若不这样做，人们所认识、了解和掌握的只不过是事物的皮毛或者根本无关紧要的要素，他们由此出发利用事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军事力量构成了军事战略的生命线，由此，对于一国军事力量的打击才是战争的要旨所在。但是，对于军事力量的打击并非只有在双方直接的军事碰撞中才能实现，因为军事力量这一条主线的活动范围涵盖了军事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所以，对于军事力量这三个活动场所之任一的打击，都会造成对军事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打击。我们切不可将对军事力量的打击理解成对敌国既定的、静态的军事力量的毁灭，对于敌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必须放到对于其军事战略框架中军事力量的动态循环过程的打击这一视角之中。

以一年为标准，一个国家人口纯增长数目为M，其征召新兵、训练成军的周期也是一年且数目也刚好是M，而其在该年的战事中所损失的兵员数目也为M，那么这一年这个国家的新生人口刚好抵消了其消亡的人口，其投入作战的新军数目也刚好抵消了在战场上损失的人口。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战争尽管消耗人力和物力，然而由于这个国家每年正常的人口和生产增长刚好抵消了其消耗掉的人力和物力，而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不会因为战争而受到影响，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在这个国家实现了良性循环。

以上所说只是为了人们便于理解所作的理想化模型解释，实际状况很难达到甚至接受于这种良性循环状态，而且这样说所隐含的一个前提假设是这个国家现今的实力状况原本就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并且人口基数、新兵战力、战争损失都不是固定的。

一个人以1000万人民币为基数存入银行，并与银行协定按年度提取利息，我们假定该银行的年利率为3%，那么这个人第一年就可提取30万元的利息收入，同时我们也假定这个人完全靠利息过活而且他这一年的生活支出也刚好是30万元，那么以此类推，只要保持现状，而这个人就能实现生活上的良性循环状态。可是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因为银行利率、货币价值、生活消费水准本身都在不停地变动着。

一个国家能否坚持到战争的最后胜利，要取决于它和对手各自维持自身军事战略系统顺利循环的时段长短，但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军事战略的健康发展，则要取决于其实现内部系统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良性循环的程度。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人口规模适中、经济生产能力强大，只要其能够节制不使经常进行的战事对其国家实力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其每年所进行的战争就不仅不会损害其国家实力，反过来还会因为其常年战争的经验、威名的累积而使得其国势更加昌盛。相对应，我们说一个国家因为穷兵黩武而最终走向衰败，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是表面的战争现象使其衰落，而是因为它不能实现其内部系统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拳击选手常常因为在赛场上搏击而受伤，然而他们却极少因为受伤就停止继续参塞和放弃拳击职业。除了那些因为失误和不幸而受伤严重的选手之外，一般的情形是拳击选手所受的伤能够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得到恢复并且不会妨碍他参加下一次的拳击塞，这样，拳击塞一如既往地进行，而拳击选手们不仅没有因为受伤而丧失职业，反过来还会因为长期的拳击实战而使得自己的经验、实战能力和声名得到累积性增长。

水往低处流，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非本质，只要你能够以充足的促动力将低处的水冲向高处就会呈现出水往高处流的情形，但是你应该明白这样做就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和体力。一个国家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一地点保持着稳定的军事力量，前提是其能够源源不断地对消耗掉的军事力量进行补充，所以在荒无人烟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只要保持着充足的供给线而一个非洲国家就可以在其中驻军，在陡峭险竣的大峡谷的侧壁上只要美国人愿意这在里开凿和持续提供补给品而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保持军事力量的存在，在中国和印度于西玛拉雅山的交界处常年积雪不断但是两国却都能够凭借着源源不断的供给而在那里保持着警戒力量，而在一望无际的洋面上只要一个国家乐意保持补给线而它就可以在任何一点上凭空架起一座海上平台以进行驻军。

战争的整体过程，统一于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动态的循环系统之中。而正是在这一动态的循环系统之中，军队编制、军队的战力、军事指挥官的素质、战场环境等诸多要素各自发挥着其不同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因素的确可以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候直接决定战争的最终结局，但是却始终遵循着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过程。

一支能够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击败敌军的军队，如果能够遵循军事力量的动态循环过程，就可以持续赢得胜利，反之，这支军队就必定会因为得不到及时补充和维持而遭遇最终的失败。一支凭借十倍数量优势才能战胜敌军的军队，只要能够遵循军事力量的动态循环过程，就可以坚持到战争的最后胜利，反之，假如这支军队的补充速度顶不住其消耗的速度，而它很快就会遭遇全军覆没的厄运。

军事统帅必须看到和掌握住那些隐藏在战争背后的深层次要素，而以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为主线的动态循环系统则正构成了这些深层次要素的本质所在。能够把握好军事力量的动态循环系统的一方，必将常胜不败，不能把握住军事力量动态循环系统的一方，必然会一败再败。两方的军事力量循环系统处于同等的状态，而战争结果就取决于哪一方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两方的军事力量循环系统处于不对等的层次，而战争的天秤就必定会朝着循环系统状态良好的那一方倾斜。

打击敌人补给线的真正作用
对于打击敌军的补给线，一部分人的看法是，补给线才是一支军队的要害所在，因此作战的首要目标即在于切断敌军的补给线。这一部分人其实只是看到了表象，而并没有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东西，因此才得出作战的首要目标是切断敌军的补给线这种偏颇的结论。因为切断敌军的补给线，究其本质是要破坏敌人的军事循环系统，有时敌人的补给线虽然被暂时切断，但是其强大的军事循环系统很快便得以复原，在此情势下，切断其补给线就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切断敌人的补给线远不及直接攻击敌人的一线作战部队更为理想，因为假如你能够迅速歼灭敌人的军队而当你做到这一点时其补给线本身也就同时失去了存在意义。

这样看来，在军队作战时，是否要首选打击敌人的补给线或者是否决定采取这种作战方法，其最为根本的要取决于你这样做究竟能对敌军的军事循环系统造成何种程度的破坏。

还没有正式交战，就预先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当成是首要作战目标，如此将大量的精力和兵力抽离主战场，而军队本身就十分危险了。分明可以在迅速的攻坚战中歼灭敌军的主力，却一定要选择打击敌军的补给线，结果大量的精力和兵力被抽离主战场，以致于白白丧失了歼灭敌军的大好机会。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不利的战争局面，正是因为军事统帅没有看清楚打击敌人补给线的根本目的，而只是一厢情愿和先入为主地以为补给线是敌军的命脉。

根深蒂固的原由是，这一部分人对于间接路线和迂回包抄策略的偏好，导致了他们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固执地选择避开正面战场、同时优先选择打击敌军补给线这种看起来经济实惠的战法。但是，怀抱此种论调的人最好不要忘记了，在任何时候，敌人的军队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其军事循环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无论你选择打击敌军的补给线，还是选择歼灭敌人的军队本身，都是要服务于破坏敌军的军事循环系统这一根本目的的。因此，这一部分人最好摒弃掉战争的首要目标为切断敌人补给线这种极端的看法，而将对于敌人的军队和补给线的打击放在同等重要的层次上来进行考量。

我的看法即是，打击敌人的补给线是要服务于破坏敌人的军事循环系统这一根本目的的，因此是否选择此种战法以及如何进行此种战法，都必定要根据具体的战场情势和敌我双方的军事系统对比来进行决策。

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究竟战争的结局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士气、粮草、兵员、战力、技术、装备、信息这些要素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加以强调，这些要素也的确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发挥出了突出的作用。然而，我们的视角不能仅仅停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纵向的对比之中，而必然要同时找出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同一种要素对于不同交战主体所发挥出的实际作用的差异。

在冷战时期核均势逻辑盛行的年代里，核弹制胜论风靡一时，这种论调建立在核武器本身所蕴含的极大杀伤力的前提之上。但是，关于核均势逻辑的现实假设，我以为是虚假的，当然人们未必会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即便核均势逻辑的现实假设真的能够成立，两个互相进行核战争的国家也仍然可以在理论上分出最后胜负的，所不同的只是双方互相毁灭的程度差异。问题也就在于，既然双方都使用了核武器进行战争，那就不能单方面强调说是核武器导致了某一方的最终胜利，核武器对于交战双方而言具有同等作用的，真正对战争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军事力量循环系统。

在其他条件对等的情形下，核弹数量多的一方显然对数量微少的一方拥有战争优势，因为前者能够凭借着数量优势持续对后者发动进攻，而后者只是在有限的核弹对对方造成某些打击之后便无法支撑下去了。假如一方可以自己制造核弹，而另一方只是从其他国家进购数量有限的核弹，那么只要前者的核工厂能够继续运转而其就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核弹以支撑战争，而后者同样在使用有限的核弹对对方造成某些打击之后就难以维继了。当然，也不排除这种情形，交战双方所拥有的核弹数量相差无几，但是其质量却极为出色，这样其实任何一方只需要投入适当数量的核弹就足以完全摧毁对方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以核弹为主线的军事力量及其循环系统仍然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任何一种武器都必然要由军事循环系统作支撑才能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技术、装备决定论者的误区在于，只是单方面看到了战争工具的激烈演进并从中受到刺激，结果导致他们根本忽视了对战争整体的考量。而所谓军事循环系统，并非一成不变或凝固在某一种形式之中，而是随着战争工具的进步而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调整的，然而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却贯穿始终，并不会因为军事力量内在构成和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中断。因此，无论在何种时候、也不论战争工具如何突飞猛进，战争主体只需要牢牢地掌控住各自的军事系统并以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及其有效地进行为要旨，而新的战争方法和制胜之道就会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

有日耗千金却越来越富有的人，这正是因为其赚钱的速度超过了其开销的速度；有一天只花费一毛钱却越来越贫困的人，这正是因为其赚钱的速度顶不住其开销的速度。所以，仅仅关注表面上开销了多少钱，是根本无法准确判定一个人现在及今后的状态的，真正决定一个人趋向富有或贫困的也并不是单纯的开销数量的多少，而这个人所拥有的金钱循环系统本身是否可以承受住其开销的速度。

二战期间苏联的军事人员伤亡超过了一千万人，可是即便如此而苏联仍然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与苏联相比，同遭德国入侵的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其伤亡总数还不足十万人，可是这四个国家却很快就被灭亡了。这其中固然有德国人的闪击战术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苏联同样也遭到了闪击战，并且苏联在遭受德国袭击后所遭遇的那种损失远非后四国之总和所能比拟的。那么究竟为什么遭受同样战术袭击、且损失更大的苏联能够最终获胜而其他四个国家却立即遭遇亡国厄运呢？答案即在于两者军事系统的差异。相比较而言，苏联的军事系统异常强大并且由于其规模庞大因而在一部分遭受损害后其余部分能够迅速恢复战力。一部分人争辩说那是因为苏联的人口较多、资源也很丰富，但是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却被小国打败甚至亡国的例子也并不在少数，这其中的关键原由还是在于这个国家的军事系统本身的规模与强大与否。

“和平时期，军队成员不断更新，退役一批，征召一批。”所以军队之中每年都有入伍的新兵、同时也会有退役的老兵，这是为了实现军事人员的更新换代，军事训练每天都在进行着，这是为了保持战力；新的武器装备被应用于军队，而旧的武器装备就要被淘汰掉，这是为了实现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军队每天都要操持武器装备进行训练，这同样是为了保持战力；国家每一年都会从财政收入中拔出一部分用作军费，同时，军队每一年都会花费大量的费用，军费划拔与消费不停地进行着而军队正常的更新换代功能才能继续下去，国家用军费供养军队本身也是为了保持战力。

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做到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呢？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超过了使用过程中的消耗速度，只是说明这个国家没被军事力量的消耗所拖垮，而并不能就此认定完全实现了良性循环，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过快而使用过程听消耗速度却缓慢，长此以往必定会导致新产生的军事力量不断被积压，积压的结果必然使得循环系统堵塞。但是，如果军事力量在使用过程中的消耗速度过快，以致于远远超过了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必定会因此而承受非人的军事负担，这种情形会使得循环系统因为第三个使用环节的过度消耗而遭到破坏。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与消耗的速度持平，看起来似乎要实现了良性循环，然而却也未必会如此，因为假如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不给力而军事力量的产生与使用环节就会受到不良影响，譬如人体内的消化系统出现问题而其进食和排泄的循环过程同样无法顺利进行。如此看来，所谓良性循环，是要求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与消耗的速度持平、而其中的维持环节能够使得产生和消耗这两个环节顺利进行。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一个国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么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过快、要么消耗的速度过快、要么其维持的环节紊乱，但是无论出现何种问题，操控者所要做的都是围绕着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进行，他们所要达成和接近的理想状态也都是要实现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

要求军事力量的产生与消耗速度持平，并非是要固定在某一种模式之下，一个国家在平时不需要维持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之时，它创造和消耗军事力量的速度自然会减慢，但是一旦战争爆发，而其军事力量的消耗速度就会跟着水涨船高，这种情形下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也必须跟得上其更快的消耗速度，否则就无法避免使军事循环系统遭到破坏。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美国的军队总数约有1600多万，但是杜鲁门总统在两年后就将其军队总数缩减到了约200多万，维持1600多万军队原本需要保持着强大的军工生产速度，因为战场上美国军事力量的消耗速度巨大，然而战争既已结束而美国军事力量的消耗速度随之放缓，在此情形下要想实现军事系统的良性循环就只能缩减军工生产的规模、降低其生产速度。

军事力量规模过大，而国家军工生产的速度和军事力量在使用过程中的消耗速度都无法承受这样规模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必定会破坏军事循环系统，譬如河道里面泥沙淤积河水无法顺利流动因而积聚一处冲破河堤四处泛滥。

有一种看法，以为减慢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会使得军事技术的发展停顿，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所谓减慢或提高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绝非是要停顿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是说一个国家在现有的军事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下实际创造出可供使用的军事力量的规模和进度的变化。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间，美国和苏联再也没有进行过像二战那样规模庞大、烈度深入的战争，相较于二战，它们各自都大幅度放慢了军事力量产生的速度，然而其各自的军事技术却都能不断地更新换代。

也有一种现实的情形是，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消耗军事力量的速度过快，而它的既有军事生产体系的确无法顶得住其消耗速度，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但是说它危险并不是指这个国家立即就会因此而招致厄运。补救的措施还是有的，尽力扩大其军工生产体系的规模以提升其生产速度，加强军事力量本身的训练以增强其战斗力，在战场上要求指挥官们节省使用军队以提高作战效力，做到这三条而其军事循环系统不畅通的情形就会及时得到遏制。以上这些做法，也只能说是尽尽人事罢了，假如战争长期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除非补救措施能够完全如愿，否则是根本挽救不了这个国家军事败落的趋向的。这里，就更需要缩短战争期限了，缩短战争期限的途径可以通过外交来缔结和约也可以通过补救措施使得增强了军事战略循环系统尽快地打败敌人，前者是为了改善妨碍军事力量良性循环的外部环境而后者则是从内部提早结束军事力量的恶性循环状态。

军事力量的循环系统其规模的扩大和缩小，是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现实的战略需求的，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要进攻还是要防守、是否要优先发展军事，这些都是可以影响和决定军事循环系统规模的现实需求。所以，1950年中国刚刚重获新生时拥有500万兵员，那里中国所处冷战形势使得中国人不得不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着庞大的规模，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际改革开放政策以集中精力建设自己时，军队就裁撤到了230万人，军队建设并非被忽略但是却被排到了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末端位置。

恶性循环
军事系统的恶性循环是与其良性循环相对应的，然而并非良性循环以外的情形都属于恶性循环，这其中存在着程度差异和时间段内的量变关系。“一个医务军官在医治伤员，在处理痊愈者重返前线，或新兵体格检查时，不认真负责，会招致什么结果呢？再譬如，一个行政官员，在部队补给工作上或采购货物时漫不经心，又会造成什么损失呢？军队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保持生命力和健康的有机组织，一旦有病，呈现衰老迹象，就会对民族的精神团结造成破坏性影响。”

兵员枯竭、物资消耗殆尽，而战争还没有结束，失败的命运就难以避免了，1814年的拿破仑法国就是因为兵员枯竭而反法同盟紧追不舍才招致失败的。战争中原本就难以维系军事系统的持续循环，战争结束后又不能实现军事系统的良性循环，国家同样会因此而遭殃，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北朝鲜正是因为无法承受其对手联合国军的巨大压力而请求中国人施加援手，可是在战争结束后，北朝鲜却并没有利用有利的机会改善他们的军事循环系统，而是以先军政治为理由长时间地保持着其不良的军事循环系统，结果北朝鲜国家直到现在仍然遭受着折磨。元气大伤，在战后还没有恢复而新的战争再次爆发，这样的国家会继续遭受恶性循环系统的折磨，1945年胜利的战局已经明朗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却在首相大选中坚持继续进行新的战争，如果真的这样做而英国元气大伤的局面必定会因为新的战争而雪上加霜，所幸英国选民拒绝了丘吉尔而将多数选票投给了允诺给他们和平与面包的对手。军事循环系统的持续长时间地侵损着国家和社会在正常状态下的发展水平，长此以往也必定会使得国家承受难以预料的厄运，1945-1991年间的苏联正是因为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保持着过大的军工生产规模而使得其国家、社会的发展受到拖累最终招致崩溃的。

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
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是通过系统内部的动态循环过程、将缺口处所造成的损伤分散开来进而弱化缺口最终实现消除缺口的效果的。一个人生病了，如果这种病不是绝症或者不足以危害整个身体健康，而这个人只需要挨过一段时间他的病自然就会好，这其实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内部系统有着自我修复的功能，这种身体内的自我修复功能并不是因为身体本身刚好产生了治理那种病所需要的药品，而是因为身体内的生理循环系统在继续进行的动态过程中弥补了因为生病所损害的那一部分，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这个人内部的生理循环系统就会渐取良好而这个人的病自然就会被治愈。

军事系统中的自我修复功能，与人体内的系统修复功能是相似的，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形其作用程度都是十分有限的。倘若疾病扩展迅速或者对人体关键部位造成重大损伤，这时是根本不能依赖于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的。一个国家的军事系统可以在自我循环的过程中修复那些微弱的功能障碍，但是却难以对系统自身所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自我修复，这时就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改革了。

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因为系统自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其大小也有所不同。正处于发展壮大中的系统，自我修复功能也是随着系统自身的不断壮大而不断得到增强的，相反，正处于停滞或开始走下坡路的系统其自我修复功能则会随着系统自身的停滞和没落而逐渐减弱。但是，此种说法也只是在系统所遭遇的损伤在系统自我修复功能所能实际承受的范围之内而言的，倘若系统所遭遇的损伤过于巨大而系统自我修复功能根本难以修复，那么即使是正在迅速发展壮大的系统而其损伤不仅无法自动修复甚至于有可能反过来损害系统本身的自我修复功能，相同的道理，假如系统所遭受的损伤已经远远超出了可控的范围，而对于正停滞不前或者没落的系统而言只会雪上加霜。

一个人依靠身体内部的生理循环系统自我治愈疾病，这是就这个人自身而言的，但是对于较大的疾病则需要从外部着手由专门的医生进行治疗。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是就系统自身而言的，倘若要对系统进行改革，那就是要从外部着手进行了，尽管改革实际上也是要对系统内部施加影响。

帝国的军事防卫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的众多帝国中，没有哪一个不会在边境上受到战争的威胁，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帝国可以真正凭借一纸和约永保安宁。真正决定帝国安全的因素不是与周边国家所签定的永久性和平协定，而是帝国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与帝国边境消耗军事力量的速度之间的比重。

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远远超过边境消耗的速度，这样的帝国即使边境常年作战也不不会因此而衰落；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与边境消耗的速度持平，这样的帝国总是很吃力地维持着其生存与安全；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抵不过边境消耗的速度，这样的帝国很快就会崩溃。

公元前2世纪末到1世纪末的西汉王朝在北方边境上与匈奴人进行了持续百年的战事，然而西汉王朝不仅没有因此而崩溃反而因为在边境地带上显著的武功而愈发强盛，这就是因为西汉王朝内部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远远超过其边境常年交战过程中所损耗的速度。

9世纪后半期至少11世纪的北宋帝国，其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异常发达，然而与此同时其在边境上所面临的敌手众多且异常凶悍，终北宋帝国整个朝代过程北方边境一起战事不断，北宋帝国最后就是亡于北方兴趣的金人手中。在此过程中，北宋帝国内陆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被边境战争中的消耗速度抵消掉了，因而人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北宋帝国总是显得孱弱不堪。

拿破仑法国与希特勒德国都是那种在短时间内就凭借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主导欧洲大陆的，然而当他们主导欧洲大陆之后战事并没有结束，更外围的反对同盟始终不停地与二者进行交锋。结果是：拿破仑法国在与反法同盟的持续交战中渐渐消耗掉了有生力量，其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再也顶不住外围的消耗速度，所以拿破仑帝国解体了；希特勒德国不得不常年与更外围的反法西斯同盟作战，德国的有生力量渐渐被消耗掉，其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根本抵不过外围消耗的速度，所以德国人的势力渐渐缩小并最终彻底战败。

军事力量不断被创造，训练好的军事力量不断被投入战场，被投入战场的军事力量不断被消耗；新的军事力量再次被创造，训练好的军事力量再度投入战场，被投入战场的新军事力量再度被消耗量……所谓军事战争，就是在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进行着，而军事战略也正是以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为依托的。

只要边境消耗军事力量的速度小于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而帝国边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边境消耗军事力量的速度与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持平，这种情形也可以保障帝国的边境安全，但是长此以往帝国保障边境安全的做法会越来越吃力；边境消耗军事力量的速度远远小于内地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这样的帝国不仅可以保障边境安全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完全可以继续扩张帝国边境。军事战争过程中的侵占、相持与扩张，隐藏在其背后的就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所谓帝国能够有效地保障安全的疆域，也即是这一军事循环系统所能覆盖和延展到的区域，帝国并非不可以向其内地军事循环系统以外的区域行使权力，但是前提必须是能够在更外围的区域内设置新的基点以创造和维持军事力量，这样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就不会因为得不到军事循环系统的覆盖而枯竭。

军事循环系统，就像是动态的水流，水流本身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放置到任一地点，可是无论在哪里隐藏在其中的就是水量的流入、储蓄与消耗这一循环过程，军事力量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被投射到任何需要的地点，然而隐藏在其中的则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在此，作者所强调的只是隐藏在军事动态背后的质的东西，而并不是说军事动态一定不会怎么样。18世纪那些受到物理学与几何学影响的西欧军事论者们认为由于后勤的限制而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定会在某一特定的半径内进行，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其错误之处在于他们将某些隐藏在军事动态其后的因素搬到台前来作形而上学的论述。一支远征军完全可以脱离其本国的军事基地而到达千里之外的地点作战，并且如果行军过程足够迅速的话，这支军队也根本不需要本国的补给品而可以在千里之外就地征集军需品，但是，这绝不等于说这支远征军就超脱了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从本国军事基地中获取补给品与从千里之外就地征集军需品这两种做法尽管形式不一样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即维持军队战力。将军事行动限定在某一特定作战半径内的说法正是犯了将本国军事基地视作为军队补给系统唯一来源的错误，而事实上军队即使在行军过程中也可沿途收集粮秣。所谓“因粮于敌”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军事补给模式，但是从敌人手中夺取补给品与从本国军事基地中、从行军途中和从战场附近获取补给品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国人在全球各地保持着近200个军事基地，在这些军事基地中的人员绝大部分是从本国本土输入的，但是其各军事基地的补给品却可以就近购买，然而人们应当清楚，就近购买补给品是需要美国本土的军费支出的，而军费则同样是从美国本土输入的，各个军事基地的军事人员在平时都有服役年龄的限制，每年那些退役的军事人员就会被反射输回美国本土，而美国本土也会有新的军事人员被输入到各军事基地。美国人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并非一定要从美国本土输送，各个军事基地在需要和条件允许时完全可以就近从各盟国或邻近的国家获取补给，可是变换了的补给形式仍然从属于军事循环系统。

军事循环系统所造成的是一种动态的军事活动，军队正是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履行其各种职责的。军事循环系统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于军事活动的表象之后，然而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着良性的循环状态。一条河流能够从源头和沿途的各条支流中不停地汇入新的水量，这样它就能够顶得住沿途和尽头的水量损失而常年保持着水流形态，但是假如你将水量固定在密封的容器内不使其流动，那么容器里的水量就会因为其循环系统遭到破坏而腐烂变质。

战法产生于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一循环过程之中，谋略战法和攻坚战法之间的争执，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二者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某种静态的战法思维，因而这两种静态的作战逻辑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军事力量对商业利润与政治追求的影响
美国政府动用它的大规模军队来清除恐怖主义组织，很明显是大材小用，警察部门失职而军队越权，所以战略观察者会认为美国人在滥用军事力量。但是，在那些金钱战争理论的信奉者眼中则不然，他们以为凡是军事活动都必然与经济利益有关联，因而恐怖主义被解释成美国人为了维持其强大的经济体系而在国外某些地区不择手段地使用军事力量的结果，因为这样，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对恐怖主义是军队应有的职责甚至于是军队改变其传统模式的契机，这些人是颠倒了事情产生和解决的先后、因果次序，所以我们不难看到现在一些人军事著作分明挂着军事战争的题目却通篇都在讲经济利益、要论述军队的职能和活动却撇开军队本身而将恐怖主义问题当作军队的主修课目。真实的情形却是，笨•拉登、西亚和中亚的基地组织之所以反抗美国，是因为后者侵犯了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经济纠分可能是主线并且在某些情形下成为直接原因，但是人们应当清楚，经济线索所导向或促成的是信仰和理念，而后者才是伊斯兰世界区别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根本特质。

军事力量并非不可以用来反恐，但是也只是在警察部门难以遏制恐怖主义需要配合时才出去军队协助应对。现在那些人却主张，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应当成是军队的主要职能，他们潜意识中就是在将警察部门的职能完全推卸给军队。

使对外战争中被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军事力量及时得到补充
高速公路上的一处路基毁坏了，交通局立即就会派人进行修理，而如果放任路基毁坏而不加以修理，那么毁坏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车辆难以通行甚至造成严重车祸，总的来说，是使国家的社会正常生活受到损害。人身体上的一处受到伤害，而他就需要及时处理受伤之处，如果任其腐烂而痛苦就会加重甚至于导致这个人死亡。这都是在说使得被损坏的那一部分及时得到修理和解决的情形。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被消耗之后不得能够得到及时补充或者根本就不加以补充，那么再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总有被消耗殆尽的那一天。

现在美国的情形是，它对外战争中被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军事力量得到补充的速度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你很难察觉到它是否因为对外战争而消耗掉了它的军事力量，并且由于美国现在的社会生产体系是如此发达，以致于它的军事力量被消耗的速度与它创造新军事力量的速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因此许多人会感受到美国的对外战争不仅没有削弱它自身反而使得它越来越强大。由于美国创造和补充军事力量的能力是如此之强大，以致于它能够经常承受住军事力量的巨大消耗，美国军队曾经战无不胜和至今仍然横行于世的真正原由，并不在于它的战术是如何高超，而是因为在它的军队背后有着强大的、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及时补充和创造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正战无不胜的国家，必然会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被有效地使用和及时得到补充，而国家就真的能够战无不胜了。

为了国家的整体战略追求而使用军事力量
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战争模式，即不会因为军事力量本身会被消耗而拒绝使用战争手段，也不会因为经济水平受到战争影响而拒绝对外进行战争，所有促使它不断发起对外战争的真正原由，在于它懂得使用军事力量是为了达成国家的整体战略追求。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一旦美国国内遭遇了经济危机立即就会有人提出来要发动一次对外战争以转嫁经济危机，在此提议中转嫁经济危机是直接目的而由此使得美国的整体国家战略追求得以保持则是最终目的。

使得国家整体战略追求的实现足以弥补国家在战争中的损耗
二战期间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争上制造和消耗掉了巨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却因此而得以乘机抢占世界市场份额和夺取对于世界关键战略点的控制权。结果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抢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一半，而它的经济总量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除了在与苏联对峙的某些年份中苏联的经济总量一度超过美国之外，自二战结束后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美国的经济问题始终居于世界各国之首。

总体表现为战略指数的不断增长
一个富翁拥有很大一笔财富，但是他却并不使用这些财富去购置房产、消费生活，他也并没有将这笔财富存在银行里以示赚得利息，他只是将之存储在家中专作存储之用，他的生活拮据却并不想要使用这笔财富。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富豪，他也因此而根本不具备我们称之为富豪的资格与条件。相同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一个大国，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想要将这些潜力转化为巨大的可供使用的力量，它甚至根本不想要使用任何形式的力量，所有主导这个国家思维模式的只是保持住现在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也根本不具备成为大国的资格与条件。这其中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战略指数的增长情形，创造力量、拥有力量、使用力量，你的战略指数才能够得到全面增长，由于战略指数代表着你这个国家的整体状况，因此，你的战略指数得到全面增长也就同时意味着你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得到了很好地发展。

在此，我对所有倡导只重过程不求结果和只看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的说法都嗤之以鼻，我们追求事务的过程与追求的最终结果绝不可以分割开来作单独的理解，如果结果被忽视那样过程就很容易失去方向，相对应，如果过程被忽视而结果也极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战略指数的增长就是这样，你创造力量、维持力量和使用力量这一活动过程本身构成了战略指数增长的内容，而你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战略指数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你的国家才能不断强大起来。

美国的对外战争编年
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外战争，是以其军队活动为主线的军事战争，而不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等为手段所比拟的非军事战争，因而，像冷战这种非军事战争就被排除在外，而冷战中美国人与其他国家所进行的热战则包含在内。此外，尽管有些情形中美国出动了军队，但是却始终没有与敌方进行军事碰撞，或者只是想要通过显示自身的军事力量这一举动来慑服敌国，这种情形即使耗费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也仍然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这一部分主要回答为什么美国在立国之后的二百多年间会越战越强的疑问。在我看来，并非是因为美国人将经济考量导入其战争模式之中使得其将战争当成是生财之道，美国人越战越强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对金钱战争经营模式的扩大，而是其军事力量的产生速度超过了消耗的速度并且由此实现了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者之间持续的良性循环，而金融寡头的操纵、军火商的利欲熏心和政客们的自我表现只不过是促成这一循环继续下去的动因。

因为美国的对外战争与其经济变动密切相关，也为了读者能够更加明了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战争变动状况，在此处，我采用经济变动、军费开支、人员伤亡、物资损耗、人口与兵员变动来显示美国的对外战争变量。

19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大国，二战结束之时，美国人已经掌握了全球二分之一的黄金储量。在此期间美国人所经历的三场大战是美国-西班牙战争、一战和二战，然而美国不但没有因为这三场大战而衰落反而越战越强。

美国人从1917年一战到1918年战争战争，共投入了约470万人，其中在西欧战场上投入了约200万人，总损失约11.6万人。相比较之下，其他一战参战国共投入总兵力约3820万人，牺牲总数约有840万人。

美国人从1941年参加二战到1945年战争结束，其总兵力发展到1600多万，共损失约40万人。而二战给战争涉及地区所造成的人口总损失约6000多万，其中军事人员约战一半多一点。

1992年至1995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参战人数一度达到两万人，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的伤亡记录是零。

任何试图用数据对比来说明美国人在历次战争中从没有遭受过纯粹损失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但是，当一个国家历次对外战争中的损失与之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发展水平相比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对外战争模式就很值得去探索了。

那些信奉金钱战争理论的人坚持认为是美国的金融寡头想要在对外战争中捞取经济利益才促使他们对外作战，其较为突出的一个论调是美国为了争夺石油资源而进行的石油战争。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美利坚人骨子里的尚武精神和好斗性格决定了他们总会发动战争，这一类论调只是将美国的对外战争看成是其民族特性的对外延伸。然而，这两种论调都只不过是在表面上说得过去，而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触动到军事战略的实质内涵。

美国人并非像某些人臆想的那样每一天、每一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着战争，在美国的每一次对外战争爆发之前，总会有一段间隔期，而正是在这一段间隔期内，美国强大的经济、人口增长能力及常规的军事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弥补上一次战争中造成的经济和人员损失。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某些军事家的眼中战争只会造成纯粹的损伤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战争却能够像做生意那样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好处？为什么一些国家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战争都是在纯粹地消耗既有的力量，而另一些国家进行战争则总能使它自己越来越强？这其中的根本原由也即在于，前者看不到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者之间的循环关系而只是将军事力量在使用过程中所造成的损耗当成研究对象，而后者则明晓只要其军事力量的使用保持在其正常的产生和维持限度之内而期损耗就不会对国家整体造成伤害。使用军事力量，是为了达成政策目的，而这政策目的本身也包含关弥补军事力量损耗的价值，无论这价值是物质的还是精神上的，只要存在就不应该认为战争是纯粹地消耗力量和得不偿失。

黄河之所以能够常年奔流不息而不会因为沿途河水渗透到地下或者被农民引水灌溉而导致河床干涸，那是因为产生水源的地方水量充足且其流动的速度足以抵消沿途损失的河水，这样，沿途损失的河水不再是某些人眼中单纯的水量损失，而是黄河奔流不息的一个极为正常的构成部分。同等的道理，对于那些能够将军事力量的损失保持在其国家、社会正常发展水平和速度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国家而言，军事力量在使用过程中的损耗就如同其国内的人口自然死亡和不可避免的物资自然损耗那样都只不过是其国家、社会现状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一个国家果真能够做到这些，而它就不会因为连续不断的战争而走向衰落。

假如一个国家在某一场规模庞大的战争中损耗巨大，但是它却能够在战争过程中和战争的几的间就迅速恢复甚至超过其战前社会发展水平，那么对它而言，战争中的巨大损耗同样不仅是可以弥补的，而且由于弥补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于对这个国家本身的社会发展和国运走向很难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从美国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两次最为惨重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的损失数字与在此期间其人口增长数字对比中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人在两战中损耗的最多的是物资和财政收入，但是我们从1914年-1918年、1941年-1945年战前、战后美国异常快速的经济增长比率中也可以看出，两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经济损失不仅是可以快速弥平的而且因为其在战争过程中的获益而使得其经济体系变得空前强大。既然人员损失对于美国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而其巨大的经济损失又能很快得到弥补和保持着更快的增速，那么人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战争在美国人的手中是纯粹的消耗行为呢？

相比较而言，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约3500万军民，而苏联的总人口数也只是接近两亿，其在战争过程中和战后的几年间人口增长率根本无法弥平战争所带来的人口损失，这样，仅就人口数字而言，苏联人进行二战是得不偿失的。经济损失方面，苏联人在战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就使其社会发展水平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这一方面苏联人的成就是令人称奇的，然而苏联人的成就也仅此而已，与美国人在战争过程中和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在国内保持着正常的甚至是异常的快速增长率的情形不同，苏联人只是有幸在战后几年间恢复了其原本已经定型的经济水平，此后苏联的社会发展速度就立即放缓，因而可以说其战后五年计划中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不正常的现象。

   一个人每天都承受着过重的工作负担，而长期的积累必定会拖垮他的身体甚至对他造成致命的负面影响，但是假如一个人每天都能够保持着适度的工作量，而长期的积累不仅不能摧垮他的身体反而因为其适度的作息规律而使其身心健康得以保持和不断提升，假如后者只是偶尔承担一些意外的工作负担而并不是以此为常态，在此之后的几天内只要他保持着适度的工作量而其因为承担工作负担而遭受的身体损耗就能很快得到恢复以致于不会影响到他的身心健康，那么这样的情形同样不会拖垮这个人。人并非不可以承受过重的工作负担，而是说每天都承受过重的工作负担从根本上破坏了其身心机理的自然循环过程，假如一个人尽管需要长时间地承受着过重的工作负担但是每一次承担过后都会得到充足的时间休养，而长时间过重的工作负担尽管也会累积性地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伤害相对于每天都不得不如此而言是微弱的和缓慢的。一个人每天都保持着适度的工作量也绝不等同于说这个人的身心肯定不会因此而受到损伤，而是说这种情形下这个人所遭受的损伤在其身心机理的正常循环限度之内因而损伤是可控的和可以持续长久的。

现在，一个国家将其军事力量储存在军营之中而长时间不加以使用，久而久之，储存在军营之中的军事力量就会像仓库中的食用产品那样变质、腐烂，这并非是说食用产品在仓库之外被食用的过程中就不会变质、腐烂，而是说它们变质、腐烂的程度能够因为被食用而保持在有限的程度之内以致于不会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仓库中原有的食用产品被出售之后就可以储藏新的食用产品，如此循环往复，而食用产品在仓库中变质、腐烂的情形就不会发生或者能够保持在可控的限度之内不至于影响其整体价值。一个国家使用其军事力量，就像其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自然减少、正如同其社会物资的自然产出与消费那样，能够做到这些的国家，同样不会因为其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走向衰落。

和平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信仰和真理，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则是理论和工具。中国人将战争视作为人祸，进行战争只会给人民带来苦难，这一点从中国传统时代中丰富的兵学及其他文献著作中可以看出，久而久之，中国人也就将战争文化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相比较而言，在美国人的眼中，战争尽管也会造成损害，但是他们却将战争当成是了一种国家的政策工具和一种正常的国家政治现象，这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美国人只是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灵活地根据具体需求来决定是否要使用武力工具，像中国人那样将战争看成是纯粹消耗或者像某些人想当然地所认为的那样经常发动战争就是穷兵黩武的观念，并不与美国人对待武力的态度和观念相吻合。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也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战争与和平都被美国人当成了其国家的正常政策工具，一切都取决于其现实的具体需求。

要论谋略思维的复杂性和战法的精妙性，美国人远远比不上具有两千多年兵法传统的中国人，要论军人的慓悍和勇往直前，美国人也很难超过以耐寒和刚毅著称的俄罗斯人。可是，为什么美国人能够经常性地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并且给世人以一种常胜将军的印象呢？这其中的根本原由之一，就在于美国军事力量持续不断的更新速度使它占尽了先机。

军事技术的更新是无止境的，可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人类主观所能掌控的限度内，不同国家的军事技术水平总是会有高低之分。在这种既定的范围之内，一个国家能够将其军事技术保持在最高水平而这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就会呈现出来，凭借着这种既定的最高军事水平和由这种军事水平所促动的心理优势及其所带来的先进武器装备，这个国家就会胸有成竹地进行战争。尽管这样做根本不能保障每战必胜，可是只要保有这种优势而这个国家获取胜利的信心和现实条件就能够继续发挥出积极作用。像以色列那样国家实体异常薄弱的国家，居然能够在中东地区的历次战争中保持住自己的国家和制造出明显的军事优劣对比，正是因为其高水平的军事技术不断涌现因而使得以色列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条件上都获取了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军事优势。

由于军事技术水平的先进所促动的心理和物质条件优势，使得潜在的和明确的敌手首先在心理上产生了自卑感和拙劣感，在这种自卑感和拙劣感的驱动下使得敌手的军队在实际作战的时候无论使用何种武器装备都会首先处于下风。

如前所述，美国人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取得战争胜利，既不是因为其战法特别精妙也不是因为美国军人特别彪悍，而是因为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的持续更新。能够做到这一点，而美国的军事优势就是自然而然的。

军事系统战，是在增强自身军事系统的过程中击败对手的强强对抗模式。

军事系统战，是以现实中的军队为主体，其所涉及的主线是军事力量，像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网络战争这一类虚拟化的战争不在军事系统战的讨论范围之中。

军事系统战绝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系统战从来不会拒绝战争交锋和在时机适当时对对手发起毁灭性打击，只不过战争交锋和毁灭性打击的发起要以使自身军事系统的不断增强为要旨。

军事系统战所要追求的效果，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一方的军事系统日趋强盛、另一方的军事系统日趋崩溃的时候，前者对于后者发起毁灭性打击的效果。这样看来，军事系统战不仅不拒绝全面战争，而且由于其所发起的是在适当时机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对于失败者而言军事系统战的结局是毁灭性的。

对于一方战有明显或绝对军事优势而另一方处于显著或绝对军事劣势的情形，作者以为实在没有必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军事系统战。既然一方拥有如此明显或绝对的军事优势，那就不应该放弃对于这种优势的及时应用，倘若此种情形下还要进行军事系统战，要么是前者的思维模式出现问题或者就是双方达成了某种不立即决出胜负的默契，否则再进行军事系统战即是前者避长就短和后者万分的幸运了。
军事系统战，只不过是军事较量的一种模式和方法，其本身不具有普遍性、也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是最佳的选择。军事系统战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却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之后才能渐渐显露出来，而也正是因为这样，同时造就了军事系统战的缺陷，那就是在短期内不能对形势作即时的显著改观。

军事系统决定最终结局的情形有三类：第一类是一方的军事系统运作良好而另一方的军事系统遭到了破坏；第二类是双方的军事系统都出现了问题而最终结局取决于谁最先支撑不下去；第三类是双方的军事系统都运作良好因而最终结局取决于谁的军事系统更加优越。

军事系统决定最终结局的这三种情形，并不总是单独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在更多的时候，三者之间是并存并相互间进行转化着的。两个良好的军事系统之间进行谁更加优越的比较，其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某一方的军事循环系统不断受到另一方的挤压并最先遭到了破坏，也可能是原本优良的军事系统而长期的较量之后双双陷入困境因而最先支撑不下去的那一方就与胜利无缘了。

有关战争总是会对双方的军事系统造成损伤的论调，只道出了一部分事实，因而是片面的和笼统的。不错，的确有一种情形是双方的军事系统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但即使是这种情形也不能完全是对双方而言纯粹带来了损伤，因为最终的结局也可能会有以有利于某一方而告终并给这一方带来空前的契机。不同军事系统之间的较量，其自然顺序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单点到全面的发展，原本双方在平时都难以察觉到的问题很可能在双方进行较量的过程中逐一浮现，因而较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军事系统之间的比拼就只会促使双方的军事系统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战败了十次，而军事循环系统并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这样的国家仍然可以保持其既有的军事战略能力并取得最后胜利；战败了一次，但是军事循环系统却因此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样的国家就再也无法保持其既有的军事战略能力并且很快就招致最终的失败。

战败十次而仍然能够凭借其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取得最后胜利的例子，比如西汉王朝的开创者刘邦、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共和国、美国内战中的北方联邦。

在公元前206至前204年的楚汉之争中，尽管刘邦拥有着关中、巴蜀地区的广阔且雄厚的根据地支撑战争，可是他却仍然经常性地被他的对手项羽所击败。根据史料记述，在公元前202年的垓下之围之前，项羽本人所亲自统带的军队尽管也多次因遭遇过补给困难而有过暂时性的撤退经历，可是这支军队在刘邦面前却从未战败过。仅仅以战争的胜负频率来衡量，刘帮失败的频率接近百分之百，而项羽战胜的频率同样也接近百分之百。可是，结果却是失败频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刘邦最终彻底战胜了胜利频率接近百分之百的项羽，这正是因为前者的军事循环系统始终保持着良好而持续的运作状态而后者的军事循环系统却经常性地受到侧翼和后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当刘邦军在荧阳困守孤城与项羽对峙的时候，他明白即使眼前十分困难而仍然不能撤退，因为那样只会使战场蔓延到他的根据地关中地区，这并非是说不可以在自己的根据地内作战、事实上在自己的根据地内作战也会有一定的优势条件比如补给方便、地形熟悉、民众支持等，而是说一旦战火涉及到根据地而原本运作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就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甚至是致命的干扰，那样的话除非能够确保在根据地内战胜对手否则受到干扰的军事系统必然会招致战场失利，再考虑到刘帮失败频率接近百分之百、项羽战胜频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对比，一旦关中根据地内的军事循环系统受到干扰而刘邦失败的频率就可能真的达到了百分之百而绝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了。这样，尽管刘帮经常性地在前线遭遇失败，可是他却始终能够保障其后方的根据地军事循环系统持续地运作着，如此战败多次而军事循环系统始终运作良好，他赢得最后的胜利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军事力量的维持有三种途径，一种是从军事力量本身寻求质量的突破，另外两种则是从军事力量的产生与使用这两个环节的反馈中改善军事力量。比如原子弹的发明，是物理学精英们在密闭的试验室内运用自身所掌握的理论体系绘制图纸的结果，这种提升军事力量的途径不是由创造环节中意外获取或者由现实的战争需要直接刺激产生，而是在既有军事力量内部通过改善质量和研发新技术而得以提升。

无论新技术、新观念还是新工具的掌控，都只是在从某一个角度和侧面来观测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而真正能够窥测一个国家军事力量之全部存在形态及发展动态的，则是其内在的军事系统。一部分人常常对于一个国家及时引进另一个国家行进的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却仍然难以建设一流军事力量的现象感到难以理解，而其实，他们更应该明白，倘若一个国家无法建立起能够不断递进的军事系统，无论如何引进技术和装备的做法都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先进性，绝不仅仅停留在其表面上领先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而植根于其内在军事系统的不断递进过程之中的。

根据古希腊著作家波利比阿在《罗马帝国的崛起》一书中的统计，从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02年汉尼拔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在意大利本土横行无忌的十六年间，罗马人所能动员的总兵力有七十多万步兵和七万多骑兵，而汉尼拔则只能依靠其仅有的3、4万精兵和一部分意大利本土的雇佣军。尽管罗马人从来都没有可能将其七十多万潜在兵员和七万多名骑兵全部或大部动员起来投入战场，然而这却足以保障罗马人在对汉尼拔的战争中有着充足的兵员补给以坚持进行战争。公元前216年坎宁会战中，汉尼拔消灭了约7万到8万名罗马精壮士兵，罗马军的这一损失数字相当于汉尼拔全部军队之和，然而罗马却并非因此而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分人争辩说是因为汉尼拔放弃进攻罗马城而采用了间接路线才使得罗马得以幸存，而事实上汉尼拔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了罗马人仍然具备极大的战争潜力因而自度难以通过进攻罗马城来使他们屈服。然而，拥有如此雄厚的战争潜力，并不意味着罗马人就可以凭借此赢得最后胜利，假如罗马人不懂得或者无法及时将这些战争潜力转化为现实可用的作战力量的话，他们是根本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不过，罗马人应该感到自豪的是，正是他们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和贯彻的那种军事制度保障了他们随时可以征召和组建新的军团，事实上罗马人巨大的战争潜力也正利益于其军事制度。这样，在军事力量的创造和维持两个环节上，罗马人都拥有汉尼拔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当费力实施其著名的消耗战策略时，罗马人就在使用军事力量的环节上极大地改善了效力，因此尽管经常性地败于汉尼拔之手，但是罗马共和国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保障了它的最后胜利。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初期，北方联邦由于缺乏战争准备而在战场上接连遭受失败，然而林肯的政府应该感到庆幸的是南方邦联并没有对海洋产生足够的重视因而在南方夺取缺少权的企图完全暴露出来之时北方已经及时集结起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南方军队在陆上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对北方联邦的军事系统造成致命打击，接着北方就开始充分动员其原本就十分雄厚的人口、资源、工业和军事力量渐渐扭转在战场上的不利局势。北方联邦的军事系统，不仅没有因为在战争初期的失利而遭受严重打击，而且由于动员的及时施行而愈发强大，而北方的物质基础条件又足以支撑起日益强大的军事系统。如此，北方创造军事力量的速度远远超过其在战场上的消耗速度，强大的军事系统又使得北方原本就十分先进的军事技术与装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是北方日渐强大的军事循环系统最终战胜了南方。

只战败一次就因为其军事循环系统遭受致命破坏而迅速招致最终失败的例子，比如扎马会战中失败的汉尼拔、征俄战争中失利的拿破仑、美国内战中的南方邦联军。

在汉尼拔征战意大利的十六年间，北非迦太基本土的军事循环系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正常的运作状态，但是，当罗马将军大西庇阿率领微弱的兵力登陆北非之后，迦太基本土的军事循环系统就遭遇了突然的严重破坏，原本附属于迦太基政府的西非骑兵部落和随后更多的附属地带纷纷倒向罗马人一边，这在增强了罗马人的战力的同时，使得北非的迦太基政府所能征召的兵员规模、物资数量都受到了挤压。当公元前202年汉尼拔与大西庇阿进行扎马会战的时候，尽管汉尼拔所统带的军队数量还略占优势，可是人们应该明白这几乎就是当时的迦太基政府所能动员的最大或主要的作战力量了，迦太基的军事循环系统已经遭到了罗马人的极大破坏，能够继续动员的兵力已经所乘无几，而且即使能够继续动员一部分新兵而罗马人的步步紧逼也根本不容许迦太基人有着充足的时间来对新兵进行训练以使其适应战场需求，因此，除非汉尼拔能够凭借着仅有的作战力量一举击溃罗马人的攻势，否则罗马人的步步紧逼、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军事系统就再也不允许迦太基政府取得丝毫的战略优势了。扎马会战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汉尼拔这一次遭遇了生平第一次也是在迦太基内部的最后一次失败，但是这就足以导致了整个迦太基国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这正是因为扎马会战失败一次就使得迦太基的军事循环系统遭遇毁灭性打击进而招致最终失败。

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时，他几乎是倾全国之兵、集所有附属国之力统带着约57万联合大军，在其中法国军队占据了27万之多。然而，由于征俄国战争的失利，拿破仑损失了50多万人，当他从俄国战场撤回法国时，他所带走的27万法军只剩下不到3万人。这并非表明拿破仑无法恢复的他的大军，而是说损失的24万法军大多是久经战阵的精兵，以法国雄厚的人口和资源基础想要再征召一支30万人的大军并非不可能，只是需要时间和过程进行完备的训练以使得他们具备最基本的战斗能力，然而拿破仑的对手们却不会给予他这样的时间和过程。这就是说，法国原本兵员充盈的军事循环系统现在因为时间和客观条件压迫而难以继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当年适合服兵役的青年其年龄界限被进一步放宽但是却因为在战场上遭遇了惨痛的损失而使得下一年度的征兵数量锐减，由于反法联盟军的步步紧逼拿破仑不得不立即将刚刚征召而来的数量锐减的新兵投入战场以支撑着前线的消耗，可是由于新兵数量的减少和训练水平的缺失而使得战场消耗数字变得更为巨大并由此使得一线部队开始遭遇连续性的战场失利，如此，法国的军事系统就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状态，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持续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彼此互相影响以致于整个军事系统越来越衰败，自此以后，拿破仑失败的命运就真正开始了。

美国内战中，南方邦联总司令罗伯特•爱德华•李是一个类似于汉尼拔一样的杰出战争天才，尽管在五年的战争时段内，南方邦联在人口规模、资源条件、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优势方面始终落后于北方联邦，然而李的杰出军事才干再加上南方邦联的先发制人策略使得南方自战争伊始便能经常性地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1862年之前，尽管北方海军渐渐掌握了制海权，可是由于南方邦联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并未因此遭到毁灭性打击，因此在陆上战场李仍然能够经常性地赢得胜利，在南方邦此后渐渐被切断了与国外的经济联系之后其内部的军事循环随之也遭遇了严重的损伤，然而由于李的杰出才干而使得南方军仍然能够凭借着处于劣势的兵力赢得战场胜利。然而，如果时间持续下去而南方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南方的军事循环系统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其人口规模无法给它提供充足的兵员、其遭受封锁的经济难以继续支撑起其军队的物资消耗，此时北方凭借着雄厚的人口、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优势步步紧逼也根本不容许南方有着充足的时间来训练新兵以使其适合战场需求。李很清楚他所能投入使用的作战力量越来越少，并且这种状况正在持续进行着，这时只要遭遇一次惨重的失败而其原本就已经十分紧张的作战力量将难以恢复，果然在1863年的盖茨堡战役中他的军队遭遇了惨痛的损失，自此以后尽管他努力弥补兵力和绞尽脑汁扭转不利形势，然而南方邦联最终的失败命运已经不可避免了，这正是因为南方邦联的军事循环系统在遭遇严重干扰之后一次的战败就足以招致其原本就陷入恶劣困境的军事循环系统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厄运。

好战必危、忘战必亡，说的只是表面现象，现在就有一个超级大国平均每隔一到三年就要发动至少一次或大或小的战事，可是这个超级大国至今却仍然保持着其既有的强势地位，这正是因为其内部保持着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家常年保持和平状态并且极少备战，然而这个国家却依然在很长的时间段内保持住了其独立地位，这也是因为其内部有着较好的军事循环系统。由此可见，战争与否、作战频度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兴盛存亡的根本所在，真正决定一个国家之命运的是其内在的军事循环系统及其运作的状态。

由于军事系统战有着确定无疑的或者显而易见的对手，因此那种在平时只关注自身军事循环系统的做法就难以适应情势的需求了，这并不是说在军事系统战中参与者不需要以自身军事系统为关注焦点，而是说在此基础上、在与对手军事系统的对比、接触与碰撞的过程中将关注焦点拔高到增强自身军事系统这一点上。这样看来，军事系统战也必然要同时关注对手的军事系统，只不过对于对手军事系统的关注要在更大的层次上服务于增强自身军事系统这一要旨上来。

由于军事系统战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增强自身的军事系统，而打败对手只是在增强自身军事系统的过程中进行的并且服务于增强自身军事系统这一主题，因此在军事系统战中，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消灭敌人则是第二位的。

同时，依据军事战略中进攻与防守的理论，所谓进攻就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系统，而所谓防守就是建设自身的军事系统。这样，军事系统战的要旨也即在于在防守的过程中进攻敌人，防守是为了直接增强自身的军事系统，而进攻则是为了破坏敌人的军事系统进而保障自身军事系统的优势。但是，这样说必定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军事系统战就是以防守为主或者是消极的备战心态，军事系统战绝不会放弃使用毁灭性打击手段，并且也绝不应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放弃打击敌人军事系统的机会，在军事系统战中，没有正面路线与间接路线、谋略战和攻坚战之类的对立战法纠纷，一切手段如果有助于增强自身和打击敌人都随时可以拿来使用。

摧毁对手的军事系统而自身的军事系统同样遭到惨痛打击的做法，并不是军事系统战所实现的目标，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法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在一方的军事系统趋于成熟、同时另一方的军事系统正趋于崩溃的时候所给予对手的致命一击。

军事系统战的方法论是：增强自身的军事系统、削弱对手的军事系统。具体的相应做法是：拓展自身军事系统中创造军事力量的基础、提升自身的军事力量、善用军事策略和侵损对手创造军事力量的基础、削弱对手的军事力量、降低对手军事策略的效力。譬如两棵树木，一颗不断拓展自己的根茎、强壮自己的树杆、繁荣自己的枝叶，同时不断压缩另一棵树木的根茎、削弱它的树枝、删减它的枝叶。

通过进行军事系统战，最终的胜利者达到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增强了自身的军事系统，另一个则是打败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