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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奇疑要案 之1 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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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3 00:07 | 只看该作者

马克和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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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发表于 2014-10-3 00:21 | 只看该作者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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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发表于 2014-10-3 00:32 | 只看该作者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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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发表于 2014-10-3 05:24 | 只看该作者

这个陈侃凤很NB啊,后来还有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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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发表于 2014-10-3 07:47 | 只看该作者

文章是现在写的吧?理由见内——

本帖最后由 9105 于 2014-10-3 08:00 编辑

那时不称“侦查员”而是统称为“侦察员”,在现汉里,此字的区分(察,指军事;查,指公安),是近十多年的事。二字意义相近,却有着微弱的区别,公安侧重于“查”(通过侦办而从容查实案情),而军事侧重于“察”即“观察”,限于战场背景,多数情况下只能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包括派员潜入)单方面察知对方的状况,获得信息。
此事跟老屁说过,他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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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楼主| 发表于 2014-10-3 08:05 | 只看该作者

没错,原著名叫<新中国奇疑要案20例:侦破>,比较新,网上没有全本文字的,昨晚又找到两篇,等会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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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楼主| 发表于 2014-10-3 08:14 | 只看该作者

8."将军”囚犯失踪之谜

本帖最后由 quark2000 于 2014-10-3 16:02 编辑

一

  1953年2月中旬,位于黄海之滨的江苏省苏北地区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22岁的刘继民在一个春雨潇潇的傍晚搭乘一条小舟来到了一个叫“王家圩”的小镇。他是作为华东劳改农场公安局的一名新警察,来这里报到的。

  刘继民是山东省文登县人,出身贫农家庭,1946年1月被“国军”抓了壮丁,因为学过武术而被一位团长选去当了卫士,但三个月后他就瞅了个机会开了小差。不过没有逃回老家,因为半路上遇到了解放军,经几个说着家乡话的解放军老乡一鼓动,就来了个光荣入伍。从那时到1949年5月,刘继民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战役,负过伤,立过功,最后从班长位置上转业到了上海市税务系统,当了区税务局的一名税务员。

  本来,刘继民跟公安工作应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说实话他对干警察这一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当初转业时组织上曾征求他意见是否愿意去公安局,他想都没想就摇了头。那么税务员当得好好的又为何要离开大上海来苏北劳改农场干警察呢?那是因为遇到了唐能平。

  唐能平是刘继民的老上级,也是山东文登人,当初鼓动刘继民光荣入伍的为首者,那时他是排长。唐能平堪称福将,一次次打仗,一次次大难不死,同时还一次次升官,最后攻占大上海时他已经是营教导员了。他还顺便两次救了刘继民的命,1949年6月初上海市公安局挂牌时,他就地转业去了公安局。1952年组建华东劳改农场时,唐能平又奉调前往该场担任公安局副局长。

  本来,刘继民跟唐能平已经没有联系了。可是似乎命运注定要让这对上下级再次聚合。春节前刘继民去南京路购买年货时,恰恰在国际饭店前跟唐能平劈面相遇。唐能平见之大喜,一把扯住了刘继民的袖口不肯松开。唐能平告诉刘继民,他是到上海来招若干名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头脑灵活的同志去华东劳改农场充实公安干部队伍的,问刘继民是否感兴趣。刘继民其时对于税务工作已经有点热爱了,如果碰到其他什么人,哪怕是当初的老团长,他也早已一口回绝了。可是,眼前的唐能平却是他的救命恩人,凭那份情义就没有吭声。这在唐能平看来他是想了解下去,于是就着实鼓动了一番。他知道刘继民特喜欢吃,就把苏北那边的诸如野鸭草鸡、黄牛山羊、鱼虾蟹鳖、莲藕花生、西瓜桑枣的土特产,凡是能够进得口腔的都着实渲染了一番,直把刘继民说得垂涎欲滴、热血沸腾。然后,他又将刘继民扯进了饭店,点了三四个菜,要了一瓶烧酒,把他灌了个八九不离十。最后,他拿出了一张表格让刘继民填。

  刘继民已经认不得上面印着些什么字了,就由唐能平问一句说一句胡乱填了,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次日,刘继民到税务局上班时,已经忘记了此事。进了院子看见一群人围着公告栏看着什么,不禁生了好奇心,便也上去看,却是一纸表彰支援苏北工作同志的“光荣榜”,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刘继民这才想起昨天那一幕,正在回忆着唐能平的下榻旅馆想去找他取消时,局长已经有请,一番表扬后,让他先休息几天,过了年办理工作交接。刘继民还是去找了唐能平,但得知已是木板上砸钉子,木已成舟,什么都不能挽回了。不过唐能平念着旧日情义,答应刘继民在年后可以休息半个月,回趟山东老家探亲后再去报到。

  三天前,刘继民从上海给唐能平发了电报,说他将赴苏北报到上班。唐能平迅速回电表示欢迎,让他到王家圩码头上岸,届时他将亲自前往迎接,并设宴为其接风,不醉不休。

  此刻,当刘继民又冷又饿地从小船跳上王家圩码头时,却没有见到唐能平的影子。阴冷的春雨瑟瑟而降,四下里竟然没有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刘继民没有带雨伞,走到镇子里去吧,又怕错过了唐能平的接站,只好捺着性子等。

  刘继民一直等到几乎失去耐心的时候,才来了一个打着纸质雨伞的小个头男子,十足一副当地农民的模样,用一口苏北话问同志你是否姓刘叫刘继民,是唐局长派我来接你的,请跟我来,咱们先去那边馆子吃饭。刘继民也顾不上询问唐能平为什么不来了,抖抖瑟瑟地跟着人家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落座后正等着牛羊鸡鸭鱼虾蟹鳖准备喝个痛快驱赶寒气时,一碗阳春面送到了面前。小个头男子说小刘你赶紧吃吧,吃了咱们还得赶十五里地去场部呢。刘继民这才知情不好,问唐能平呢?对方说唐局长有紧急公务缠身,抽不出空,你听我的安排就是了。那么你是何方高人?对方笑言不敢不敢,自我介绍姓缪,是农场公安局侦察股的。

  刘继民无话可说,只好把阳春面吃了,跟着老缪踩着泥泞小路摸黑步行十五里赶到场部。他心里已经打算着见到唐能平后先发一通牢骚再说,但到了场部后根本没见着唐能平,也没有见着任何其他什么人,连老缪也把他领到场部后院的一间破破烂烂的草房说了声“小刘你先在这里住下”就离开了。

  刘继民借着昏暗的灯光打量屋内:一张用木板和砖头架设的临时床铺,上面的被褥虽然干净,但很薄,显然难以抵挡黄海之滨的湿冷夜寒;床前那张粗糙的白木小桌上,放着一个暖瓶、一个杯子。他想喝水,但提了提暖瓶却是空的。这时,老缪来了,送来了热水,告知说唐局长今晚有事无法过来了,说着就走了。

  刘继民无奈地上床躺下,毕竟旅途劳顿,片刻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以为这下可以吃唐能平所说过的用农场的特产黄牛肉做馅儿的包子之类的早点了,哪知等到早饭送进来,刘继民这下真的傻眼了:竟然就是一碗稀稀的粥、两个不大的颜色有点黑的窝窝头,还有一小撮腌大头菜。这……这不是囚犯伙食吗?

  刘继民这下忍不住了,他要找到唐能平问个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刚走到伙房屋后,先前那小伙子就从屋里蹿出来当道拦住,说对不起得很,根据唐局长的指示,你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个院子里,没有他的许可,不能越过警戒线。刘继民大怒,欲想强闯,转念又觉得这事似乎有点蹊跷,还是忍一忍再说吧。

  这一忍就是三天,刘继民被画地为牢待在这间破草房里吃了九顿囚犯饭,最后总算等来了唐能平。这才终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先要从不久前发生的一起奇怪的囚犯失踪事件说起。华东劳改农场,当时关押着18000名犯人,以国民党军政人员、汪伪政权汉奸、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以及江洋大盗为主。失踪的三个犯人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属于集中关押二十年以上徒刑犯人的直属总场管辖的重刑犯直属中队。这三个犯人以前都是国民党“交通部”交警总局的高级军官,其中许德绳是陆军少将军衔,厉风行、诸知仁是陆军上校。解放前夕,三人以督察官的名义参与策划并指挥了交警部队对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顽抗,在交警部队被解放军击溃后侥幸脱逃,潜往南京。三人聚合一起准备逃往香港经商,但这需要本钱,于是就对原先几个熟悉的下级军官的家眷实施了抢劫,然后又用抢劫所获非法经营黄金,最后一并落网,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押解华东劳改农场服刑。

  1953年元月2日上午,直属中队三百余名犯人被押解到黄海边的海滩上开挖海塘。这种劳动是以犯人小组为单位划分了定额的,许德绳等三名将校级囚犯所在的小组到了他们的定额包干区域后,就开始劳动了。干了不到一小时,海滩上出现了雾,最初尚小,尔后渐渐变浓,不到二十分钟,已经发展到能见度不过数米的程度了。看守劳改犯的公安部队和农场干部马上加强了警戒力量,在除大海一侧以外的另外三个方向设置了三道警戒线,还出动了警犬。至于面对大海的那个方向,那倒是不必警戒的,因为没有船,犯人要想逃跑也无法实施。

  大雾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随着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跃出而迅速消散了。这时,伙房的犯人送来了开水,休息时间到了,各分队的带队干部按照例行程序开始对本分队三个小组的犯人进行计数。二分队干部小姜点到许德绳等三犯所在的第三小组时,发现少了三名犯人!

  劳改队最怕的就是犯人脱逃,警哨当即吹响,全中队犯人一律停止劳动,按小组劳动位置就地站队,由中队长、指导员亲自点检人数。点了两遍,还是少了二分队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名犯人。

  直属中队高中队长只觉得自己的头似乎大了一圈,当下马上下令收工,全体犯人返回监房,严加看管。同时按照预案开始紧急追逃行动:火速布置追踪和布控,同时报告场部并总场公安局。总场公安局接到报告后,也派出了追捕力量。

  一个能够容纳18000名犯人从事农业劳动的劳改农场,其范围之大是能够想象的,从农场的这一头步行到另一头,一天时间还不够。而总场直属中队犯人这天劳动的位置处于海湾的死角,从那里到离开农场地界的任何一点至少得步行八个小时。而此刻距出工时间也不过两个多小时,因此逃犯只要没生翅膀,那就还在农场的地界。电话已经打出去了,各分场只要出动人员卡住各条要道,同时组织对本分场范围内易于躲藏的那些旮旯实施搜查,不到半天就能捉拿归案的。所以,干部对于追逃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的。

  可是,情况却跟预测的不同。由于脱逃的三个犯人都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又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所以农场方面对此是足够重视的,差不多动用了能够动用的全部力量来实施追捕。可是,一直到次日上午距发现许德绳等三犯脱逃24小时,竟然还没有查摸到任何信息。

  如此,总场领导觉得似乎不对头了,场党委正好举行党委会议,于是就打电话把因正局长外出而代行全权指挥的副局长唐能平召到总场会议室,听取追逃汇报。唐能平也是在这时方才感到此事似乎有了压力,并且隐约觉得有点蹊跷。他向党委会汇报了追逃情况,受命必须在24小时内将逃犯追捕归案。

  唐能平回到公安局后,清理了一下思路。当时劳改农场发生犯人脱逃是很平常的事情,上海市一次往苏北押解六百多名劳改犯时,途中竟然全部逃光,这次事件是上了“上海地方史”的。因此,华东劳改农场公安局专门设立了一个“追逃小组”,将追逃作为日常工作。唐能平当下召来追逃小组组长秦均,说老秦从现在起,由我亲自抓那三个犯人的脱逃案件,你和你手下那班人马听我的指挥。

  唐能平用当年指挥解放军作战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他接连下达了几道命令:公安局追逃小组成员分头前往各分场,指导布控和搜查;以总场公安局名义跟农场周边的盐城地区各县公安局联系,要求配合进行协查追捕逃犯;三逃犯所在的直属中队停止劳动,由干部组织全体犯人以小组会方式排查许德绳等三犯之前可能曾经透露过的关于脱逃的线索。

  唐能平自己干什么呢?坐镇公安局听取各路的汇报?不,他叫上侦察股长,带了几名侦查员,牵上唯一的那条警犬,去了昨天三犯劳动的现场。唐能平想干什么?他已经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是否那三个犯人根本没有脱逃,而已经被其他犯人杀害后就地掩埋了?

  唐能平一行到达海滩时,直属中队第二分队的两名干部已经带着三个犯人等候在现场了。侦查员向犯人了解了昨天上午该小组犯人劳动时所待的位置,然后就地勘查,并让警犬嗅闻气味。不管人还是警犬所发现的可疑点,一律就地挖掘,察看究竟。

  如此差不多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方圆不过数十平方米的现场开挖了十多处被认为是可疑点的位置,均无收获。与此同时,唐能平还亲自和侦察股长一起查看了通往海滩的那段被划为警戒线的沙滩,也没有发现异常。

  这样,他杀的可能就可以排除了,唐能平的思路仍旧回到追逃的角度。这时,唐能平还对追逃抱有很大的希望,指望这三个主儿可能躲藏在农场范围的某个隐蔽角落,挨过数日后待追捕力量撤除后再偷偷溜出去,这种情况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因此,唐能平就在第五天下令改变行动方式,故意制造假象使外界以为追逃队伍已经撤除,暗地里却还是严密布控着。可是,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线索。

  难道那三个犯人已经逃出农场范围了?他们真的长了翅膀不成?想来想去不可能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事好不蹊跷!

  唐能平作为负责追逃的总指挥,为此而感到内疚。布控力量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于是,在获得总场党委的同意后,他下令撤回了所有追逃人员。

  这起脱逃事件成了一个无头案子。按照惯例,公安局需要起草一份结案材料,对该案作一个说法。唐能平在因公出差去了趟上海顺便动员刘继民答应调来农场公安局工作返回后,亲自动手起草这份材料。哪知,就在刚刚动笔的当儿,忽然传来一个消息……





二



  这天晚上,总场直属中队那个发生将校级囚犯失踪案件的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的一个名叫黄秋浩的犯人,忽然中风!

  黄秋浩那年59岁,此人早年留学日本,研究日本经济颇有心得,后来回国后被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聘为顾问,据说一度曾给蒋介石讲过日本经济学,被蒋氏称为“先生”,拿到过一笔数额不菲的特别薪金。后来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日本的扶植下组建了汉奸政府,将黄秋浩叫去委任了一个相当于副部长级别的高级顾问职位。黄秋浩在那个职位上折腾得很欢,不但替汪伪政府掠夺江南人民经济财产出谋划策,而且还跟一些他在日本时经常结交的当时已经以侵略者身份来到中国的日本同学、朋友勾结得很紧,自然不可能干好事。如此,黄秋浩在抗战胜利后,马上被军统局逮捕,据说原准备判处死刑的。幸亏黄秋浩的老婆给蒋介石写信求救,乞求蒋氏看在其夫当年讲课的情分上,网开一面,法外施恩,给黄秋浩留一条性命。可能蒋介石动了恻隐之心还真的发了话,所以最终黄秋浩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南京解放时,黄秋浩被共产党政权接管下来,因其罪不容赦,故仍得待在监狱服刑。1952年在苏北组建华东劳改农场时,黄秋浩被列入了移押名单,押解黄海之滨劳动改造。以黄秋浩的年龄,是属于老年犯行列的,按照人道主义原则,他可以不参加一线繁重劳役,但他抱着积极接受改造争取减刑的心思,称其多年习练太极拳,身体健康,要求参加一线劳役。干部看看这人的身体倒是不错,力气也大,于是也就点了头,但在分配劳动定额上还是给予了适当照顾。

  一直到发生了不测之后才意识到,黄秋浩其实是患有高血压症的,只不过他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这一段日子,因为参加繁重的挖海塘劳役,加上倒春寒的气候原因,这天晚上黄秋浩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时一激动,就中风了。

  值班干部老周当即唤了四名身强力壮的犯人,卸下一块门板,把黄秋浩放上去,抬上就奔总场医院。从直属中队监房到总场医院大约有四里地,不是正规的公路,而是犯人修筑的土路,近日阴雨连绵,几乎随处都是坑坑洼洼,加上没有路灯,只靠着一个手电打光,抬着一个病人急奔,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结果,行至半途时,一个犯人扭伤了脚,自个儿行走都力不从心,别说抬人了。救人要紧,干部老周于是就接替过来抬着继续前行。

  老周已是四十五六岁了,平时体质较弱,又不参加劳动或者体育锻炼,此刻抬着一个病人急行,不一会就气喘吁吁,声若风箱。躺在门板上尚有知觉的黄秋浩听着,心里很不好受,几次以手拍着门板示意停下。但老周不理睬他,坚持抽着风箱把黄秋浩抬到了总场医院。一进医院大门,刚刚放下门板,老周就一头栽倒了!



黄秋浩被送进了急诊室,这边老周刚刚喘得一口气,心还狂跳着的时候,护士过来叫他进去,说送来的病犯一定要他进去,像是有话要说。老周还没有意识到这会是怎么一回事,马上跟着护士进了急诊室。那黄秋浩其时病情已经恶化,连话也说不完整了,语不连贯,吐字含糊地表述了如下意思:周队长,谢谢您!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前些日子失踪的许德绳三犯,不是脱逃,而是……说到这里,他就失语了,但眼睛还能动,望着老周眨着眼皮。医生马上让老周出去,下令立即紧急抢救。

  老周这才意识到黄秋浩要说的乃是一桩大事,于是当即从医院往农场公安局打电话报告情况。当时,唐能平正在办公室里坐着构思如何起草那份关于三犯失踪事件的报告,听总值班干部如此这般一说,马上赶往医院,要求医生尽一切可能抢救黄秋浩。医生说这名病犯情况危急,最好是开刀,可是农场医院的医疗力量有限,仅有的几名外科医生中没有一人能够做这种头颅大手术。除非紧急起用一个在医院干打杂活儿的犯人,这个犯人留学德国专攻外科,具有医学博士的学位,后来回国后曾任“国军”军医,因犯反革命罪而判刑15年,只有他能够做这种手术。唐能平说既然有人能做,还啰唆什么,赶快做吧!

  留德医学博士虽然已经数年没有操手术刀了,但技艺犹在,所做的手术令包括院长在内的在场所有干部身份的医生叹为观止。但是,即使成功的手术也未能挽救黄秋浩的生命,这个汉奸犯在手术后的32小时因突发心肌梗死还是死了。而这段时间里尽管唐能平派人昼夜守候于黄秋浩身旁,但他始终没有恢复过说话功能。

  就这样,黄秋浩把一段能够揭开三名将校级犯人失踪之谜真相的线索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唐能平喟然长叹后,当即召集了本局的侦查、追逃骨干举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老周也被请到了会上,详细介绍了黄秋浩当时作艰难陈述的情况。众人分析,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名犯人并非脱逃,而是被杀了。而同在一个小组劳动的黄秋浩可能是知晓三个同犯被害的情况,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未能在干部进行调查时予以透露。这次黄秋浩患疾病,受干部老周之举感化,他想举报此事,可是,由于疾病的限制未能如愿。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许德绳三犯果真是被同小组的其他犯人杀害的,那么杀人者的动机何在呢?于是就分析这个问题。唐能平根据他对现场的了解,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事件发生时的劳动现场平面图,上面标出了许德绳三犯所在的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犯人的位置,让事件发生后去直属中队了解情况的侦查员介绍了第三小组犯人的基本情况,并调来该组犯人入狱后所写的“自传”当场分析。这一介绍,大家就发现了一个容易理解的事实:这个小组的十二名犯人中,失踪的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犯原是国民党交警总局派驻第五交警总队的“特别督察组”成员,交警第五总队是由原国民党别动军第四纵队江南行动总队和水上爆破大队合编而成,抗战时和胜利后的大部分活动地点都在苏南地区,而直属中队第二分队第三小组有七名犯人则是江苏太湖“飞湖帮”的骨干成员,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

  为了说明这个猜测,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国民党的交警总局情况。通常,一说交警,往往使人容易跟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的交通警察联系起来,其实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交警总局(队)跟通常所说的交警完全是两码事。

  交警总局的来源是这样的:抗战后期,戴笠控制下的军统局的权势和实力已经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由于其组织和权势的过分膨胀,自然招致来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即提出了立即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的要求。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力量,也发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呼吁。他们共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普遍拥护和支持。经过“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确认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建国方针,并表示要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接下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军事最高三人小组,经过谈判在国共两党军队整编方面达成协议,其中国民党军队将由原有的380万减少到180万,编为90个师。这样,由于大量军队被编遣,戴笠所控制的大批武装如“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等也难逃这一关。

  在国民党内部,军政部长陈诚看到“别动军”及“忠义救国军”都是美械装备,企图把它并吞到他的嫡系部队,因而将这些武装列为第一批“复员裁军”的对象,令其开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候编遣,并规定自1946年2月份起停发该军的经费。其他一些军政要员,诸如陈立夫、陈果夫、邓文仪、康泽等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也想趁机瓜分军统的势力。

  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戴笠设计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并呈请蒋介石批准。不久,他与交通部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机构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1946年3月1日,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1个直属大队。交通警察部队由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军委会交通巡查部队、汪伪税警总团等武装改编,总计7万余人。

  而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担任“特别督察组”的第五交警总队的前身由国民党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江南行动总队和水上爆破大队合编而成,这两支队伍当时的活动区域范围包括着“飞湖帮”赖以生存的江苏太湖地区,所以,此刻唐能平等人就有理由怀疑许德绳三犯可能与“飞湖帮”之间曾在历史中发生过什么重大怨仇。只有这样,才会引发一下子三人被杀害的重大命案。这就是杀人动机了。

  唐能平等人如此分析下来,就认为那七名“飞湖帮”犯人似乎有可能制造了这起罕见的狱内命案。既然有这种可能,那就开始调查吧。于是,会议的话题就转到了怎样调查上。劳改农场内部的刑事案件调查属于狱内侦查,这种侦查通常因为范围小而集中,容易被人认为比较容易搞。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侦查对象以及证人、知情人都是具有丰富反侦查经验的惯犯,而且对侦查员所代表的政府立场怀着重大仇恨,所以很难指望他们乖乖配合。知情人不肯提供线索,嫌疑人则会通过各种手段反侦查,即使被传讯后也会百般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本别指望把他们拿下。而如果侦查的是如眼下这样可能有七名作案对象的团伙作案案子,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起打草惊蛇,导致案子成为永远无法侦破的死案。

  与会人员对面临的情况进行反复研究后,决定排除通常进行的狱内排查方式,而采取使对方意想不到的一种特殊侦查方式:派出侦查员化装犯人卧底密查。

  但是,问题随之出现了,派何人前往直属中队执行卧底侦查使命呢?尽管农场公安局以及其他部门不乏在解放前曾经化装深入敌占区执行过秘密侦察任务的同志,但是,由于这些人都曾在直属中队犯人面前露过脸,已经不具备化装卧底的基本条件。所以,只有另外物色合适人选了。这样,唐能平就想起了即将前来农场公安局报到的老部下刘继民了。

  当下,刘继民听唐能平把情况如此这般介绍下来,便明白自己一到农场就被画地为牢不让露面并连吃了三天犯人伙食的原因了,他是一个生性喜欢折腾的人,便觉得卧底侦查很是刺激,再说比以前化装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地形的安全风险要小得多,于是马上表示愿意接受使命。

  唐能平说那你得吃一段时间的苦头了,还得过几天画地为牢的生活,另外必须把我给你提供的身份、经历等资料看得滚瓜烂熟,然后拿着判决书和行李,砸上脚镣押送直属中队。刘继民听说还要戴脚镣,就不高兴了,说这是不是有些过分,有这个必要吗?唐能平说为了尽快打消对象可能产生的怀疑,必须得上脚镣,因为给你设定的身份是一个判处了无期徒刑的重刑犯,而且在押解途中还曾逃跑过。所以按照农场的惯例得上一段时间的脚镣,不能对你搞特殊,否则就前功尽弃,你这些日子的苦头也白吃了。

  八天后,一批新犯人进了直属中队,中队部把他们分到了各分队、小组。第二分队第三小组自从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犯失踪后还没有进过新犯人,后来又死了一个黄秋浩,所以这次补充进了四名新犯人,除了刘继民外,还有三名中老年犯人。

  唐能平给刘继民安排的假身份是:化名解大度,25岁,汽车修理工出身,20岁那年参加了土匪帮伙,系徐州土匪头子“黑快刀”鲍二手下的骨干分子,解放后埋名隐姓逃到了镇江隐藏下来,半年前被捕,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为押解途中曾逃跑过一次,所以给上了脚镣。

  另外三名新犯人,其中两个是年近六旬的老头,姓钱,劳改队里罕见的双胞胎同案犯,案由是反革命犯。这对弟兄出身富豪,毕业于中央大学,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文官,职务不高,也没有犯过血债,本来大概还不至于吃官司,但他们的脑子可能进了水,去年遇上一个从台湾潜回大陆执行破坏使命的老友,经不住对方的怂恿鼓动,竟然参与组织什么“反共义勇军”,花名册还没有造出来时,就双双折进了局子,老大给判了20年,老二判了18年。另一新犯人四十来岁,名叫夏金森,身形瘦小,其形象看上去有些猥琐,犯的是盗窃罪,给判了15年徒刑。

  补充进直属中队的二十三名新犯人中,只有刘继民给上了脚镣,这使他十分显眼。但这种安排的效果倒是显而易见的,他一进监房门,屋里的八名老犯人就注视着他。小组长吴二重让其他犯人接过刘继民手里提着的简单行李,安排到四个空位中的一个最好的床位。那当儿,劳改队的牢头狱霸恶习已经给政府整顿没了,但老尊新卑的规矩还是有一些的。吴二重待干部小姜离开后,就以组长身份让四名新犯人各自介绍了姓名、籍贯、年龄、案由什么的。他显然对刘继民很感兴趣,当听说是土匪骨干分子而被判无期徒刑时,马上发问:“你是徐州的?听说过‘黑快刀’鲍爷吗?”

  刘继民微笑而答:“我就是在鲍爷手下混日子的。”说着,拿出了判决书。

  但吴二重不识字,就把判决书递给老犯人程中道,让他念一下。程中道念过后,吴二重站了起来,他那六个同为太湖“飞湖帮”的同案犯跟着站了起来,冲刘继民拱手致敬。刘继民差点闹了个激灵,迅速反应过来,也站起来回了礼,这才相信唐能平给他设计的假身份是不错的。徐州“黑快刀”鲍二在江苏、山东黑道上的名声如雷贯耳,吃黑道饭的只要稍上档次的没有人不知道的。据说鲍二身怀飞刀绝技,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施展也能百发百中,这点加上他那极其残忍的作案手段,所以江湖上给他起了个诨号唤作“黑快刀”。鲍二本人这等厉害,手下又有百十个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所以在江湖上势力很大。江苏、山东地面的匪盗,没有哪个帮伙敢不买“黑快刀”的账,否则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厉害的是,解放后鲍二后来并没有落网,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何处,传说倒有好几个版本,说得最神的一个是鲍二隐居于山东某座深山中,随时准备重新出山。这给苏、鲁两省那些已经土崩瓦解的匪盗帮伙的残余分子寄托了希望,都想获知“黑快刀”的真实下落后好去投奔。眼前的吴二重七人可能也暗暗怀有这种心理,所以听说刘继民是鲍二手下的骨干分子,就要对其表示出应有的尊重,既合江湖规矩,也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

  但是,吴二重对程中道和那对姓钱的双胞胎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尽管因为监规纪律的规定不敢给什么下马威,但是老犯人的样子总要摆摆的,让他们三人做了些打扫监房卫生之类杂活。

  看得出,吴二重等人很想跟刘继民聊聊,肯定是关于鲍二的事情,但刘继民是假土匪,事先虽然接触了些唐能平替他准备的资料,却担心一个不对漏了馅,所以只想回避。稍稍跟吴二重聊了几句,就找了个借口去跟唐能平替他选定的工作对象程中道套同乡关系了。







三



  程中道,山东省文登县人氏,50岁,出身于地主家庭,幼读私塾,后去省城济南上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从日本留学结束回国后,程中道先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手下当过文官,1936年又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混了个差使。不知怎么的竟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拉上了关系,后来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组建汉奸政府时程中道被封了个“对日联络委员会”的处长。这个位置不是什么肥缺,整天跟日本人打交道,还得点头哈腰赔笑脸,时间一长,他的腰就变得有点佝了。但也正因为坐的是这个不会直接产生血债的官位,所以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追究程中道的汉奸责任时,留了他一条命,判了20年徒刑。

  程中道和已经中风而殁的黄秋浩早在汪伪汉奸政府供职时就已经相识了,当时没有什么交往,后来双双入狱坐着国民党的监狱,正好待在一个监房,渐渐就成了朋友。南京解放后,两人一同被人民政府接管下来,又一起在新政权下的监狱待了三年,然后被押解到华东劳改农场。到了农场两人又待在一起,成为直属中队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的犯人。由于两人同是日本留学生、同为汉奸,又在一起坐了数年牢,所以关系自然很是密切。按照唐能平主持的案情分析会议上的分析,认为既然黄秋浩知晓许德绳三犯失踪案的隐情,那么程中道显然也应当一样知晓的。尽管程中道那天因为生病而没有出工,但事后知情者黄秋浩肯定会把隐情悄悄向他透露的。所以,唐能平就指示刘继民入狱后跟程中道多套近乎,结交朋友,获取信息。

  刘继民跟程中道当晚就套上了老乡关系,两人一说到文登,自有一番回忆,尽管年岁悬殊,但对于家乡的回忆显然是相同的。两人嘀嘀咕咕一直聊到吹响了就寝哨才住嘴。

  次日,刘继民就和第三小组其他犯人一起出工了,劳役内容还是挖海塘,不过已经不是许德绳三犯失踪时的那个位置了,那个包干段因为已经挖完土方,现在就到另一包干段挖了。刘继民上了脚镣,干这活儿自然不便,如果是其他犯人,吴二重那伙“飞湖帮”大盗早就骂骂咧咧了,因为活儿是包干到小组的,只要一人少挖,其他人就得多挖若干。但是,因为刘继民有着“黑快刀”鲍二的背景,“飞湖帮”也就不好发什么牢骚了。这点,刘继民本人并未察觉,他戴着脚镣本就难受,一双脚凉得像是已经失去了知觉,偏偏还要劳动,那滋味就可想而知了。还是休息时程中道悄悄对他说了这点,于是他就在当晚小组学习时向“飞湖帮”表示了谢意。

  一个星期后,刘继民的脚镣给卸了下来。那是分队干部小姜带着一个负责修理农具的犯人来卸的,小姜当着全小组其他犯人的面,给了刘继民一番警告,同时又让全小组犯人都留心着刘继民,如果发现有逃跑迹象就马上报告政府队长,该行为将视为立功表现,以后减刑、假释什么的就有用了。

  脚镣卸下后,刘继民就恢复了活动能力。唐能平担心他体力不支,又正要了解化装打入犯人后的情况,于是就通过总场管教科通知直属中队有刘继民的家属从外地赶来接见刘继民,让干部把刘继民送往总场招待所。整个直属中队只有高中队长是知晓刘继民的身份和使命的人,所以这事就由他一人操办了。高中队长借着要去场部办事的由头,“顺便”把刘继民带到了总场招待所。刘继民在那里大吃了一顿营养餐,又向唐能平汇报了这一个星期的情况。唐能平让刘继民按照既定方针,还是盯着程中道作为工作对象,好歹也要把情况查摸到手。

  但是,刘继民发现程中道对于一些敏感事情守口如瓶,他跟刘继民谈到文登老家时,口若悬河,可是只要转到他以往个人或者汪伪政权方面的历史情况,马上就闭口,冷场片刻后将话题转移。这使刘继民很是困惑,寻思谈谈以前情况尚且如此,若要说及眼前轰动劳改队的“将军”囚犯失踪事件,那还不是更要封口了?因此,刘继民不敢把话题往这上面引,只是耐心培养感情,暗忖终有一天会拿下这主儿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刘继民来到直属中队已经一月有余,尽管每天跟程中道在一起,但话题却还是难以切入。刘继民事先已经作好了长期卧底的准备,寻思老子当劳改犯的时间越长,破案后引起的动静也就越大,没准报纸还会刊登,传到北京去让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看到了,一高兴来个接见给个英模什么的也说不定啊。因此,刘继民待在直属中队倒是显得很平静。而派其卧底的唐能平反倒有点着急了。他左思右想,一时没谱,寻思不管如何,我总得了解目前情况是否有了进展,还是跟刘继民见一次面吧。

  这样,在刘继民卧底36天的时候,又一次被高中队长带往总场招待所。当时家属接见犯人时,劳改队还允许携带食品,唐能平就替刘继民准备了一大包罐头、饼干、肉松、熟咸鱼咸虾之类,足有二十来斤,另外还有很多牙刷牙膏毛巾之类的日用品,让刘继民带回他所在的直属中队小组,和食品一起分给全组犯人,以起到笼络作用。当时,唐能平只不过是想通过此举让刘继民搞好与其他犯人的关系,劳动时别人对他也有个帮助,生活中也方便些,并没有预想到此举竟然对侦查工作会有作用。

  刘继民带着这些食品、日用品回到监房,马上引起了轰动。他把东西分给小组的每一个犯人,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这在江洋大盗出身的“飞湖帮”吴二重等七犯眼里,是一种仗义,感激之余自然要打听是什么人来接见的?刘继民把吴二重扯到一旁,悄声告知说:不瞒老兄,是“黑快刀”鲍爷听说兄弟我在劳改队吃苦头,差了个女人冒充我的表姐打扮成资本家太太前来接见的。那吴二重一听,顿时现出一副肃然起敬的神色。

  没想到的事情还有,那个同乡程中道见刘继民入狱一月不到就已经有了两次接见,便料想这小伙子在江湖上的路道很粗,于是就动了一个念头。一天,他把刘继民扯到一个角落,说老弟我有件事想拜托你,不知你是否可助老哥一臂之力?刘继民还没有回过神来,嘴里说着“请说”,头脑里转开了风车。

  程中道开口说了他的念头:原来,这主儿以前患过肺结核,这在解放前被称为“痨病”,由于专治这种毛病的抗生素尚未在市场上推出,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最后只有死路一条。直到“二战”结束后,由美国生产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才开始在中国黑市上悄然出售,价格相当于黄金。程中道那时还没有被军统局拿下,偷偷买了两盒,注射下去竟然就解决了毛病。但他心里一直不放心,担心复发,要了性命。此刻身在劳改队,虽然盘尼西林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但他也无法获取。所以,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就弄些鱼肝油来补补身体,增强抵抗力也是好的。可是,程中道的老婆在其入狱后已经去世,两个女儿早已嫁人,为表示进步,早就跟汉奸父亲断绝了关系。这样,程中道就成了劳改队的“三无对象”(无家属、无接见、无经济来源),所以,他的想法就好比是空中楼阁。现在见刘继民有亲友不时接见送物,就动了请刘继民帮忙的念头。

  刘继民听程中道如此这般一说,寻思这不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吗?你老小子吃了我给你弄的救命鱼肝油,看你还好意思守口如瓶吗?于是,马上点头,答应写信给亲友让送鱼肝油进来。

  刘继民于是就悄悄给高中队长飞了个条子,请求转告唐能平以邮包方式寄两瓶鱼肝油进来。唐能平那边自然照办。一周之后,刘继民就收到了从南京寄来了两瓶鱼肝油、一条香烟。他把鱼肝油给了程中道,香烟给了吴二重。

  从此,程中道对刘继民的态度就大变了,在刘继民面前点头哈腰的模样,很容易使人想起他以前当汉奸在日本主子跟前的情景。“飞湖帮”那几个收受了刘继民的好处,按照江湖规矩,自然得有个交待,见刘继民跟程中道关系不错,干活时在照顾刘继民的同时也顺便照顾程中道。程中道于是对刘继民就更亲近了。

  这样过了大约十来天,连续下了几天雨,不出工,犯人就待在监房里学习讨论。这班主儿哪有学习的心思,干部一走开就三三两两自分小组开起了小会,刘继民跟程中道聊了两天,后来就把话题转到了当年他的汉奸经历上。程中道这下肯吐露了,说了一些他所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情。刘继民当然是另有所图,渐渐又把话题引到了劳改队。没想到程中道很是爽快,主动聊起了不久前发生的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犯神秘失踪事件。刘继民就假装好奇,小心翼翼地打听。但程中道说他那天因病假没有出工,所以那些情况都是听别人说的。程中道也说到了已经中风而殁的黄秋浩,但对于黄秋浩是否知晓“失踪事件”却没有言及。刘继民又不好直言打听,当下只好盘算着等候机会。

  刘继民还没有等到机会来临时,唐能平倒是等来了一个机会。又一个下雨天时,直属中队的犯人正在院子的大凉棚里上大课(即听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时,忽然一辆美制吉普车呼啸而至,车里下来三名穿制服的公安局警察,腰佩手枪,一脸严肃地直接来到会场。正在给犯人作报告的中队指导员见了便停了下来,一旁坐着的高中队长早已迎了上去,听警察跟他说了几句悄悄话后,马上拿过指导员面前的麦克风下令:“各分队听令,立即回监房!”

  刘继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和本小组的其他犯人一起返回了监房。那三个警察中有两个他倒是见过面的,知道是农场公安局的侦查员,但不知他们为何而来。正纳闷时,院子里传来了各监房上锁的声音。然后,那三个警察和中队长、指导员等几名干部来到他们的监房门口,分队干部小姜步入监房,对坐在床沿口上的众犯人扫视了一眼,最后指着程中道:“程中道,你出来一下!”

  程中道的脸顿时猝变,由红转青瞬间定格在灰白色上,随后便手脚颤抖,竟然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这时,另一个干部进来,指着两名身强力壮的“飞湖帮”犯人让他们把程中道挟出监房。程中道一出监房就被警察用手铐扣住了手腕,几双大手连推带提地将他押出了院子,上了吉普车就走。

  很快,就有消息传来:程中道隐瞒了当年在南京与侵华日军军官酗酒之后闯入民宅强奸中国民妇并制造灭门血案的特大罪行。

  这对于唐能平要调查许德绳等三犯失踪案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让预审股同志向程中道宣讲政策,鼓励程中道立功赎罪,揭发“三犯失踪案”真相,争取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程中道在交代了自己隐瞒的历史罪行后,对于“三犯失踪案”却还是摇头不知。至此,唐能平就不得不相信程中道确实是不知道此事了。看来黄秋浩并没有把他所掌握的秘密向程中道透露过。这样,就非常遗憾——包括程中道本人,他因为未能立功,一个月后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

  刘继民对于程中道的事情除了遗憾,甚至还有点沮丧,这些日子的苦头不是白吃了吗?接下去怎么办?高中队长很快就转达了唐能平的指示:继续卧底,积极查摸情况。

  刘继民还没有想好怎么查摸时,机会竟然自动找上门来了!





四



  程中道被处决后,“飞湖帮”的狱内老大吴二重忽然开始主动跟刘继民接近了,不管劳动还是小组学习,抑或自由活动时,这个黑大汉总是有事没事地出现在刘继民的身边,没话找话似的说一阵。渐渐地,“飞湖帮”的其他犯人也如此表现。这样,就引起了刘继民的警觉,暗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飞湖帮”作为在太湖地区猖獗了十余年的一支江南有点名气的匪盗帮伙,一贯作恶多端。他们是从抗战爆发开始起家的,几个为首分子原就是白天缩在家里冒充良民、夜里摇一条小船在太湖上袭击过往船只的恶徒。1937年底江南地区沦陷后,他们乘机从被日本军队打得抱头鼠窜的“国军”溃兵手里连买带抢地弄到了一些枪支,又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从原国民党苏州水警大队搞得了两条汽艇,成为当时太湖地区民间武装中唯一持有水上机动能力的一支队伍。凭着这个优势,这支当时打着“太湖民众抗日义勇军特别纵队”旗号的土匪武装就在太湖地区大肆活动。他们的宗旨是不管对象,只要有利可图就上,这样,日军、汉奸水警、共产党游击队、其他土匪武装就统统成了他们的作案对象。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熟悉太湖地区所有的岛屿、河汊、港湾,又有一些秘密眼线,加上机动能力强,所以各方力量对他们都奈何不得,数年如一日纵横太湖,江湖上就给他们起名“飞湖帮”。几个为首巨匪觉得这个名号够威风而且很是贴切,于是就放弃了原先的“太湖民众抗日义勇军特别纵队”旗号,公开打出了“飞湖帮”的名头。

  从1937年到1948年,日军、汪伪汉奸政权、谭震林领导的共产党“江抗”(即“江南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统局以及抗战后的国民党太湖水警总部、交警总局等都曾分别争取过“飞湖帮”,只有交警总局做成了此事。但事后证明这次招安不过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圈套,因为“飞湖帮”的十一名开山元老在就范后全部被杀,受招安的“飞湖帮”人马从此四分五裂瓦解成几股,一部分死心塌地投到了国民党交警总局门下,一部分重返江湖仍操老本行,一部分乘机金盆洗手带着多年作案所获的金银改名换姓伪装良民过起了安乐生活。

  吴二重这七人属于上述第二类,他们在十一名匪首被交警总局斩首的当晚就结伙逃出驻地,返回太湖重操旧业,仍是打着“飞湖帮”的旗号,但势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轻重机枪、汽艇也没有了。这样,一直维持到解放后,终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的剿匪部队一举歼灭。当时被抓获的一共有二十一人,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对于以前所犯的罪行一概拒不交代,而人民政府是要凭证据判刑的,于是就通过向老百姓调查来判断这些被捕者的罪行大小。这样,二十一人中九个名声有点响的主儿就被群众举报了许多罪行,人民政府对于此类情况向来没有“客气”一说,自然只有处决,其余分子就判处了徒刑。刑期除了根据已经掌握的罪行,另外还参照其加入“飞湖帮”的时间长短,吴二重等七人都是抗战前期就已加入该帮伙的,所以就一律判了无期徒刑。

  这七人拿到判决书后,心里都是暗暗松了一口气,感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此话怎说?原来,吴二重这七人自己都清楚,以他们手里犯下的案子,不说强奸、纵火、抢劫、伤害,单是人命分摊到各人名下就至少有十来条。试想,人民政府倘若要追究,那要判几次死刑?现在好了,一纸判决书盖棺论定地把这段血腥历史画上了句号,这些人命血债就算结束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在别人看来是一块大石头,是一生一世的耻辱,但在他们看来,却是一张免死铁券。所以,吴二重等人当初是手持免死铁券,怀着轻松的心情来到劳改农场服刑的。

  但是,这种轻松到了程中道被处决后就结束了。消息传来,吴二重首先一个激灵:他妈的!都过去这么些年头了,朝代也换了,还要追究以前的事儿?那老子以前杀人如麻,只要一桩被人提起,人民政府知道我在这里窝着,哪还有生路可走?吴二重又扳着手指头给跟他一起吃官司的六个哥们儿算了算,个个有至少七八起命案,有的还是结伙一起作的。拔起萝卜带出泥,只要外面有一份材料进来,他们这伙就像一串绑在草绳上的大闸蟹,谁也没法溜!

  吴二重于是就瞅了个空子把这件心事对其他六人说了说,不想那几位谁也不是傻大哥,个个已经想到了这点,都是忧心忡忡,胆子小点的只要听见汽车引擎声音、看见穿警察制服的农场公安局或者社会上来农场外调的公安人员(当时劳改队的干部是穿便衣的)出现,一颗心就要七上八下地晃荡个不停。吴二重于是就跟朱庆贤商议:老弟,你看此事怎么办?

  朱庆贤比吴二重小七岁,三十挂零,但已有九年匪龄,此人生性狡黠,鬼点子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在“飞湖帮”里属于摇鹅毛扇的后起之秀。朱庆贤对于吴二重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事到如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吴二重打从当初落网开始,就不止一次动过越狱脑筋,可是,一则看守得严,苦于找不到机会;二则即使脱逃成功了,到了外面又该如何混下去呢?回太湖当土匪已是不可能之事,整个华东地区都已经今非昔比,别说重新打劫作案了,就是藏着一把的赃款在社会上使用,只怕也过不了几天安生日子就会被作为可疑分子折进局子。那么去其他地区打家劫舍?吴二重觉得也没有把握,谁知道外省的社会治安给共产党整治得如何了?即使没有整治出成效来还具备作案的条件,也是没法待在那里的,因为既然具备作案条件,那当地的江湖黑道弟兄还不是牢牢地把守着属于自己的地盘,又哪里容得别人染指?难道就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了?这使吴二重很惭愧,因为他除了土匪那套手段,再也没有第二个谋生手段了。所以,如果不想好出路,他认为实在没有逃跑的必要。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来是随时有可能会被追究以前犯下的血腥余罪,二来关于出路问题已经有解决的可能了——通过刘继民去投奔“黑快刀”鲍二。

  这,就是吴二重和“飞湖帮”其他六名犯人要跟刘继民套近乎的原因。而此刻的刘继民根本不清楚对方心里想的是哪门子,只是对于这个变化感到有些奇怪。他当然不可能回避“飞湖帮”的接触,但实在也不敢往“跟对方混熟了直接从他们嘴里获取案情”——类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上去想,于是就先假装没事似的跟对方混着。

  可是,刘继民经得起时间消磨,“飞湖帮”七人可就没有这种耐性了,谁知道“凿子”几时冷不防就进来了!(“凿子”:江湖切口,意指来自外面的揭发材料。)所以,吴二重就指使朱庆贤开始向刘继民进行试探。在朱庆贤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拉刘继民一起逃跑;另一种是刘继民如果不参与越狱也行,但要把“黑快刀”鲍二的关系交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越狱后顺利投奔鲍爷。当然,他们是不会忘记刘继民的,山高路远,时间长着呢,有恩报恩那当然是没话说的,否则,就是刘继民不说什么,“黑快刀”也会不高兴的。

  于是,朱庆贤就在休息日自由活动时,找了个机会悄悄问刘继民:老弟以前因为越狱被戴过脚镣,现在我看你倒是老实了许多,难道堂堂“黑快刀”鲍爷的得力心腹的那份血气方刚就被小小一副脚镣戴没了?

  刘继民一听此言,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寻思原来如此,这是否是一个了解对方与“三犯失踪案”关系的机会?于是,他就开口稳住了对方,但话语间没给朱庆贤留下也许可以钻什么空子的缝隙。

  然后,刘继民悄悄向高中队长发出了暗号,要求向唐能平汇报情况。正好农场医院新购进了一台X光机,开始给犯人做肺结核病普查,直属中队排在第一个。于是,就借组织犯人前往总场医院体检的机会,悄然让刘继民向唐能平汇报了上述情况。唐能平认为此事是一个获取“三犯失踪案”案情的机会,指示刘继民牢牢抓住,巧妙跟吴二重等人接触,取得对方的信任,伺机套取线索。

  刘继民随后就跟“飞湖帮”接触中隐约表露出他想逃跑的念头。吴二重闻讯大喜,说这就行了,只要拉住刘继民一起越狱,出去后何愁找不到“黑快刀”?况且,这个刘继民是汽车机修工出身,一起越狱还可以发挥我们不能发挥的作用,逃跑途中若是弄辆汽车,不是正好让他开吗?但是,朱庆贤却心存隐疑。这个“飞湖帮”的阴谋家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辨别真伪的直觉,他虽然说不出刘继民身上有什么值得可疑的,但直觉似在暗示他这个年轻人不可轻信。这倒不是怀疑刘继民的“黑快刀”部属的身份,而是怀疑刘继民究竟是否可靠——这毕竟是在劳改队,他们的阴谋有可能随时会被察觉,一旦人民政府追查起来,刘继民能做到以越狱为大业,忍受委屈,顶住讯问吗?因为一旦让刘继民知道越狱计划,他们的阴谋无疑就是刘继民手里的一张立功减刑的王牌,他只要向人民政府举报,就能减刑,而他们的下场那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朱庆贤坚持认为应在摊牌之前,先对刘继民进行一次考验。吴二重最终被朱庆贤所说服,答应对刘继民进行一次考验。

  这天,轮到第二分队第三小组打扫干部办公室卫生,刘继民和“飞湖帮”的另外两个犯人屠生春、蒋梅黄被小组长吴二重分派去打扫干部值班室。刘继民不知自己正被朱庆贤算计着,所以,当他看到屠生春把一勺子冷水浇进值班干部晚上要睡觉的被窝里时,不仅仅是大吃一惊,而是怀疑这主儿的脑子是否出了毛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会扯到他头上来。

  当天晚上,就寝哨吹响后不久,这件事就败露了。两名值班干部怒容满面地打开了第三小组的监房门,喝令今天打扫干部值班室的犯人一个个出去,就在监区院子里就地接受讯问。刘继民是三个人中最后一个被唤出去的,由于前面二位屠生春和蒋梅黄已经一口咬定是他往干部值班室的被窝里倒的水,所以人家也不跟他说什么,扣上手铐就带走了。

  到了值班室,那二位让他看了看湿被窝,说了声“是你小子干的好事”,跟着就动手教训。刘继民给打了一顿,脑子这才清醒过来,寻思屠生春、蒋梅黄为何要往干部被窝里倒水,又为何要将此事栽到我的头上来,想来想去觉得奇怪,于是就多生了一份心,他就不开口。

  两个干部本来有一床被褥,可以轮流睡觉的,现在被褥湿了睡不成了,只好都不睡。商量了一下,就打开了刘继民的手铐,命令他把被褥烤干。值班室是有炉子的,但这个时令天气已经不冻人,所以也就不用了,刘继民只好把炉子又生了起来,足足烤了三个小时,方才弄得差不多,这才回监房。直到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想清楚屠生春、蒋梅黄为何要对他来这一手。

  刘继民没有想清楚,吴二重倒是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这个刘继民蒙受了一次冤枉,吃了若干苦头,竟然没有吭一声,这小子看来是条汉子,怪不得“黑快刀”要将其视为骨干分子了。考验已经通过,现在,可以摊牌了。当然也就不必让朱庆贤出面了,吴二重决定亲自出马跟刘继民谈。

  吴二重倒也坦率,对刘继民说往干部被窝里倒水一事是我设的局,为的是考验考验你老弟究竟是不是一条汉子。现在考验已经通过,你是一条汉子,不但吃得起苦,而且还受得了委屈,知道伸屈之道,如此,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怎么样,想不想外面的自由生活?想不想“黑快刀”鲍爷?咱们一伙投奔到鲍爷那里去如何?

  刘继民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禁暗吃一惊,暗忖还真幸亏来卧底了,否则这直属中队干部哪里想得到这七名江洋大盗竟然动起了越狱的脑筋!刘继民觉得这事太突兀,而且是一桩大事,得马上向唐能平报告,请示如何应对。所以,此刻不宜对吴二重说什么,一切都得按照组织上的计划办。于是,他就说这是一桩生死大事,请容我斟酌再三吧。

  刘继民当天就瞅了个机会给高中队长飞了个条子,向唐能平汇报了“飞湖帮”一伙的阴谋。唐能平接到密报后,当天就召集侦查员开会分析,人多主意多,考虑就周详。他们分析到了“飞湖帮”一伙可能是受程中道余罪被诛之事的影响而产生的越狱念头,认为这倒是给刘继民提供了一个直接查摸“三犯失踪案”的机会,只要智谋运用得当,对方是会上钩的。到那时,不但粉碎了“飞湖帮”的越狱阴谋,顺带着还能把“三犯失踪案”给侦破了。

  唐能平很想亲自对刘继民交待接下去应该如何活动的方案,可考虑到“飞湖帮”那伙此刻肯定已经留意刘继民的举止,还是小心为好,所以就写了一封短信,交由高中队长转达。

  当时规定劳改队犯人的来往信件必须得经过干部的审阅,审阅后分三种情况处置:一种是内容正常,发给收信犯人;一种是内容中包含着若干不适宜在犯人中传播的成分,但可以给收信犯人本人知道,这样,就得把犯人叫到队部当场阅读信件,信件是不能带回监房的,还要嘱其不得传播;还有一种是内容不适宜让收信犯人知晓,这种信件就不让收信犯人知道了。唐能平的这封短信,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所以他被中队部召去看信一举,就不会引起“飞湖帮”的注意。

  唐能平对刘继民下步的侦查工作作了很关键的指示,具体是对“飞湖帮”也来一番考验!









  按照唐能平的指示,刘继民一连几天没有给吴二重回音。这下吴二重可就忍不住了,他知道时间耽搁不起,或许他们这七位弟兄中的某一位此刻已经被人检举了以前的命案,公安局正在查档了解凶犯下落,“凿子”马上就要进来了。于是,他就去找刘继民了。

  刘继民说老吴不瞒你说,我对那事儿倒是有兴趣的,问题是我有一点还没有想明白,就是你们凭什么看上兄弟我拉我一起参与那事儿?吴二重说老弟你有我们需要的条件,而这条件正是我们所没有的,你一是“黑快刀”鲍爷的心腹,我们越狱出去就投奔鲍爷,鲍爷肯定会收留咱;二是你老弟有一手驾驶汽车的技术,这于越狱是有很大帮助的,到时候咱们劫一辆汽车就能远走高飞了。

  刘继民点头不语,稍停,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老吴你也清楚,这种事情在咱们这个重刑犯中队,一旦被人举报,那可是人头落地的生死大事,而举报者就立下了大功,减刑没有问题,碰上正好要树典型搞一个什么教育活动,来一个假释什么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兄弟我凭什么认为你们这个说法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能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啊!

  吴二重说,既然老弟你有顾虑,老哥我就要给你说一下,让你放心。这样吧,后天是星期天,不出工,咱们找个角落好好聊聊。

  但是,不巧的是当天傍晚直属中队就接到总场通知:为配合总场倡议的“一月劳动竞赛活动”,从即日起暂时取消星期日休息。这样,吴二重想在星期日跟刘继民聊聊的念头就落空了。

  刘继民对吴二重的聊聊提议充满了期待,他相信吴二重为让他打消顾虑,极有可能会把有关“三犯失踪案”的情况向他透露的。可是,这个希望现在随着总场的一纸通知成了肥皂泡,看来得为吴二重跟他的聊聊制造一个机会。刘继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让唐能平安排直属中队把他和吴二重关一次禁闭。两人在禁闭室无事可做闷得发慌,没有话也得找点话题来聊,更何况吴二重确实是有话要说,那还不充分利用那段时间?

  刘继民反复考虑,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于是就想跟唐能平联系。通常,他跟唐能平联系的渠道是飞个条子给高中队长,由高中队长迅速转达,然后唐能平就会迅即作出安排。这次自然也是这样进行了。可是,刘继民要开始行动时才发现,他已经受到了“飞湖帮”一伙的监视。

  原来这是朱庆贤向吴二重提议采取的一个防范主意。因为“飞湖帮”方面认为此事还是需要慎重,所以尽管刘继民已经经受过一次考验,但还是得予以监控,不给他有跟干部单独接触的机会,“飞湖帮”24小时总有一两个人盯着刘继民。幸亏刘继民还算细心,在写条子前留意过这方面的动静。结果就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

  刘继民一阵后怕之后,寻思这下有点麻烦了,难道我还得继续这样窝下去,直到劳动竞赛活动过后有了休息日才能从吴二重那里获取情况?夜长梦多,这段时间如果发生什么不测,我这个侦查员的卧底不就是白费劲了吗?不行,得想个法子,在不惊动对方的前提下完成跟外面的沟通。

  三天过去了,刘继民未能想出什么法子来。正当他心急如焚的当儿,有一个人来找他了,天上又一次掉下了馅饼。那天收工后的一个傍晚,刚吃过晚饭,在开始小组学习前有一段在监区里自由活动的时间。这天的气温有点高,空气中湿度又足了点,所以监房里有点闷。第三小组监房里的犯人除了刘继民都到院子里去透风了,刘继民白天劳动时用力猛了点,腰有点酸,就不想出去了,仰脸朝天躺在床铺上闭目养神。“飞湖帮”犯人认为他一个人待在监房里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三三两两在院子里盯着看有没有干部进来就行了。

  刘继民也没想到会有情况发生,闭着眼睛正苦想如何把“关禁闭”传递给唐能平时,一个犯人走进了监房。这个犯人就是和刘继民同时来到直属中队的夏金森。他投入改造后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埋头干活,从来不跟别的犯人啰唆,不管干部、犯人都将其视为“老实人”。现在,这个老实人来到刘继民的床前,轻声吐出了一句话,令刘继民大吃一惊。

  这句话是一组数字:85775977。刘继民最初怀疑自己听错了,猛地一跃而起,用惊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夏金森。这组数字是刘继民受命卧底时唐能平交待给他的接头暗号,因为整个直属中队只有高中队长才知道刘继民卧底之事。唐能平考虑到万一高中队长突然发生意外不测的话,刘继民需要有人接应。但刘继民处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没有理由相信其他人,所以得有一个表明对方是自己人的凭证,于是就有了这组特别的数字。刘继民一直认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即使非常状态需要使用这组数字暗号,这个人也肯定是干部。哪里想到,此刻这组数字竟然是从一个犯人嘴里吐出来的!

  夏金森接着开口道:“刘继民同志,我受组织指派协助你,你目前已经被监视了,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

  刘继民听对方叫出了自己的真名,再也没有什么怀疑的了,这时他听见外面响起了收风的哨声,其他犯人马上就要返回监房了,匆忙之下只说得了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把我和吴二重一起关禁闭!”

  果然,夏金森连答应的机会也没有,众犯人就进监房了。但刘继民已经暗自松了一口气,这个难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寻思姜还真是老的辣,内心对唐能平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夏金森瞅个机会往高中队长那里飞了个条子,高便给唐能平打电话汇报了。唐能平马上估计到刘继民这当儿正处在取证的最后关键阶段,这事儿电话里是讲不清楚的,就请高中队长到公安局他那边去一趟,当面研究看如何配合刘继民。



高中队长不是侦查组成员,他是不能知晓案情的,他的使命是:保护警方卧底人员和配合其工作。但此刻唐能平觉得应当把相关情况给他作一个介绍,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才能在最后阶段充分调动他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高中队长更熟悉直属中队的犯人情况,更容易设计出不至于打草惊蛇的“关禁闭”方案。

  次日收工回到监区,刘继民还没进第三小组的监房,迎面就来了一个新来不久的年轻干部犯人都叫他“宋队长”的,问你们小组谁是组长。吴二重站上一步,说报告宋队长,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组长是我——犯人吴二重。宋队长点点头,说中队值班室需要打扫一下,去两个犯人吧,你一个,说着,似是漫不经心地随手指了指刘继民,你一个,打扫完后吃晚饭。

  刘继民知道戏来了,为防止吴二重等人生疑,他喊了声报告说自己的腰这两天有点痛,劳动了一天已经吃不消了,这打扫之事是否换一个同犯?宋队长的脸色便有点不大好看,阴沉着脸道:“你叫什么名字?解大度?解大度我跟你说,今天我心境比较顺,你说这话也就算了,放在平时,早一个大头耳光上来了!叫你去就得去,哪来这么多屁话!”

  刘继民便不敢吭声了,吴二重一把扯了他就走,说这又不是重活儿,一会儿就好,走吧走吧。两人来到干部值班室,看看倒是确实有点乱,于是就动手整理打扫。圈套已经设好,不过刘继民还不清楚这位宋队长会用什么借口把他和吴二重同时关禁闭。但这跟《狼和小羊》的故事差不多的道理,干部存心要关犯人禁闭那总是找得到理由的。果然,当吴二重整理桌上的东西时,把一个茶杯一动,那柄儿不知怎么就掉落下来了。吴二重一愣,正没奈何时,宋队长从外面进来了,见他愣在桌前,便过来了,一看就发现茶杯柄断了,于是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吴二重说我也不知道这柄儿怎么就掉下来了。

  宋队长说吴二重啊这就是你小子不老实了,明明是你摔了一下砸断的,还要瞎说?听说你以前在太湖当土匪一贯横行不法鱼肉良民,你摇头?想抵赖是不是?不瞒你说,老子就是那边的人,我的亲族里还有人遭过你们“飞湖帮”的打劫,差点儿送了性命。你说今天这事咋办?

  吴二重是老江湖了,一看势头不对,知道在人屋檐下是必须低头的,于是就说宋队长啊,今天这事是我不对,手脚太重,一不留心就把您的宝杯给砸坏了。这样吧,这杯子我吴二重认赔,钱从我大账里扣,加倍扣!

  宋队长冷笑道,断个杯子柄是小事一桩,赔不赔就不要说了,我还没听说过坏了干部的东西要让犯人给赔的,现在问题的性质变了,你小子不认罪服法,这就涉及到根本了!你说是不是——这最后一句是问刘继民的。刘继民知道这是让他出场的暗号,于是就说报告宋队长,我是新犯人,按说这事轮不上我发言的。现在蒙你恩赏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那我就大着胆子说了,我觉得吴二重这事儿还够不上不认罪服法的高度,因为……

  一个耳光打断了刘继民的话,宋队长勃然大怒,大吼着“对抗管教”,然后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手铐,一人一个圈儿扣住了刘继民和吴二重的左右手腕,喝令两人蹲在墙边。然后,他就拨打总场值班室,说这里有两个犯人不认罪服法还对抗管教,不关禁闭不足以教育,请求立即关禁闭,手续明天补办。总场值班室自无二话。这样,二人打扫打扫卫生就打扫到禁闭室去了。

  当时华东劳改农场的禁闭室,是一排平房,两头有门,终日紧闭,只有送饭送水倒便桶或者进出禁闭人员时才开启;进得门去,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的斗室,都有厚厚的木门,上有一个半尺见方的小洞,供偶尔入内监察的管理禁闭室的干部观察和送饭送水用。斗室大约三平方米,没有床铺,终日一团漆黑,不分白昼。一日供应两餐,每餐四两米饭,盐水煮菜,不见油花,一月吃一次肉食。总之,让禁闭者吃不饱又饿不死,待着待着就不得不怀念在中队劳役的生活,视其为“幸福”,从而产生后悔之意,再不敢轻易违纪。

  刘继民和吴二重被关进禁闭室后,吴二重自是好不沮丧,寻思怎么正好会碰上一个来自太湖地区的干部,而且其亲族还是受过“飞湖帮”侵害的。看来人倒了霉连喝凉水都得塞牙。如此,吴二重就愈加产生了赶紧越狱的紧迫感:这个宋队长说不定会在跟亲友通信或者返乡探亲时说到“飞湖帮”某某某在这里服刑,从而使当年的受害人或亲友递送检举材料……

  于是,次日上午吃过一日两餐中的第一顿饭后,吴二重就迫不及待地要跟刘继民“聊聊”。

  这完全在刘继民的预料之中。于是两人就在如同密封起来的小小的黑屋子里开始聊起了上次没有展开的话题:“飞湖帮”七犯为什么要选择越狱这条充满着凶险的道路?

  吴二重先问刘继民,不知你是否听说过横行太湖十余年的“飞湖帮”?刘继民不敢充大,担心言多必失,于是就说只知道一点皮毛吧,此刻正好有这个机会想听老哥介绍。于是,吴二重就说起了“飞湖帮”的发家史和活动情况。然后,就说到了他们七人以前具体的作案简况,听得刘继民目瞪口呆,也恨得咬牙切齿,但表面上得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听完后他懒洋洋道,老哥你所说的这些情况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吴二重说怎么没有相干,这就是你所要知道的我们为何必须尽快越狱脱身,再待下去“凿子”随时都有可能飞进来,“飞湖帮”七位弟兄不是就要像程中道那样丢了命吗?

  刘继民说我听着总觉得这事儿有点玄,因为我也能说出这样一番以前的案子来,而且保证比你老哥所说的还要惊心动魄,你说是不是?你老哥听了可能嘴上不会表露,但心里一定会想,空口无凭,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你说是不是?

  朱庆贤不在跟前,吴二重的智力就显得不够用了,他被刘继民说得窝着一股火,但又没法发作,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是说以前的事儿不作数?那就在眼前发生的事儿作不作数呢?”

  刘继民暗忖这主儿终于上当了,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说,眼前是在劳改农场,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发生了不得已的事儿,还能让老哥你安生?

  吴二重哈哈大笑,说兄弟你这就不懂了,你来得晚,不清楚“飞湖帮”弟兄的魄力,不瞒你说,前不久咱就在这里做掉过人,而且一下子就做掉了三个,你不相信?那我把详细情况对你说一下。于是,刘继民终于弄清了“三犯失踪案”的真相——

  原来,“飞湖帮”在1948年1月接受了国民党交警总局的招安,但那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圈套,“飞湖帮”一百多名成员按照跟交警总局方面的谈判约定,全体前往无锡市接受招安。哪知,当晚由交警总局第五交警总队举行的欢迎宴会乃是一个鸿门宴,“飞湖帮”的十一名开山元老、有名惯匪当场被擒,随即开刀问斩。

  吴二重等人连夜从水城门逃离了无锡,返回太湖重操旧业,从此就跟交警总局结下了梁子。他们喝血酒发誓要为中计被杀的兄弟报仇,并且开始想方设法打探情况。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终于探知交警总局负责实施这一阴谋的那个头子是国民党陆军少将许德绳。此人原是军统局情报特工,抗战时奉戴笠之命率领情报人员活动于江、浙、沪三地,据说收集了大量日军和共产党方面的情报,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便从中校军衔跳级晋升为少将。但是,戴笠死后不久,许德绳就因失去了靠山而受到了冷落,正好组建交警总局,接替戴笠执掌改称为“国防部保密局”的郑介民就将其打发去了交警总局干了个督察官。许德绳在交警总局混了一段日子,不久就被委任为交警总局第五总队“特别督察组”组长。就在这任上,许德绳和两名下属厉风行、诸知仁一起策划了对“飞湖帮”的招安,诛除了该帮的十一名匪首,基本解决了“飞湖帮”。

  吴二重等“飞湖帮”残余分子在探知上述情况后,就开始着手策划实施报复行动,打算暗杀许德绳。但还没制订出行动方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了淮海战役,饮马长江准备解放江南,吴二重等七人落入法网,接受审判,最后来到了华东劳改农场。哪知正所谓冤家路窄,竟然就在劳改队遇到了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人,而且在同一个小组改造。吴二重不愧是一个胆大妄为之徒,在这种场所竟然还动起了报仇的脑筋。他跟朱庆贤密议此事,朱庆贤认为要杀三人容易,但杀之后必须完好无损地保全自己那倒是一个难题。当时还没有开始挖海塘劳役,大家待在一块农田里干活,根本没有下手后毁灭尸体的可能,所以还是耐心等待机会。

  到了去年底,直属中队犯人开始挖海塘了。由于是以小组为单位包干的,所以犯人就大大分散了,加上那段时间上午总是迷雾不断,能见度极差,朱庆贤认为机会来了,于是吴二重就决定下手。案件发生的那天,第三小组的十二名犯人,程中道病假没有出工,其余十一人中“飞湖帮”占了七个,要解决的对象占了三个,不相关的黄秋浩一个。吴二重认为那是一个绝好的下手机会,于是就跟朱庆贤商量。朱庆贤提出可把黄秋浩支开。于是,就在黄秋浩被吴二重以小组长身份指派前往相隔百来米的农具维修点去修理农具时,“飞湖帮”七犯果断下手,对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人发动突然袭击,当场将三人掐死,然后将尸体拖到离劳动点远达数十米的海滩上挖坑掩埋。当时正是涨潮,等到干部发现少了三名犯人而开始寻查时,掩埋尸体的位置已经被海水淹没了。而退潮后,海水已经把痕迹抹平,还消除了气味,连警犬也无可奈何了。

  吴二重将上述情况叙述后,不无得意地问刘继民:“怎么样?老哥我做事手段如何?”

  刘继民心里暗自好笑:尽管“飞湖帮”自以为此事做得隐秘,没有料到还是让返回现场的黄秋浩发现了些许端倪,他于是断定许德绳三人是遭遇不测了,只是不敢吐露。后来,黄秋浩受干部抢救他的行为的感化,终于想到了揭发,可惜未能如愿,但也起到了关键的提示作用。这,“飞湖帮”七犯恐怕至死也不会想到。

  刘继民心里就有了底,为防止吴二重生疑,他还是假装不信似的反复追问了一番,这才发出了叹息:“哦——老哥啊,兄弟我算是服了你哪!”

  吴二重用笑言进行了警告:“对于我们来说,杀个人就像踩死一个小虫,凡是跟我们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

  “明白了,那我们就准备干吧!”

  刘继民被关了禁闭后,唐能平在外面已经作了布置。他让直属中队高中队长当天下午就去禁闭室对吴二重、刘继民两人进行讯问,还指派了一名侦查员在讯问时直接跟刘继民联络沟通。这样,刘继民在被提出禁闭室后,很快就把情况传递给了唐能平。

  唐能平当即采取行动,在安排好讯问人员后,立马将“飞湖帮”朱庆贤等六犯押送总场公安局,分别进行讯问。六名犯人,闻听如此详尽的作案过程,没有一个不以为真是吴二重交代了,于是也就都作了交代,还说出了掩埋许德绳三人尸体的位置。当场押往现场辨认后开挖,果然挖出了三人的尸体。

  这样,“三犯失踪案”终于真相大白,刘继民的卧底使命至此结束。

  “飞湖帮”七犯接着又交代了解放前所作的那些被隐瞒了的余案。不久,吴二重、朱庆贤等七犯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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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楼主| 发表于 2014-10-3 08:17 | 只看该作者

纪实文学的风格,肯定有艺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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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发表于 2014-10-3 08:49 | 只看该作者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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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发表于 2014-10-3 09:18 | 只看该作者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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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发表于 2014-10-3 10:42 | 只看该作者

1949年1月13日应该是195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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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发表于 2014-10-3 11:27 | 只看该作者

好看,和前一段那个《百两黄金大劫案》一个路数,历史比小说精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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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发表于 2014-10-3 12:0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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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发表于 2014-10-3 12:50 | 只看该作者

留个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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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发表于 2014-10-3 12:56 | 只看该作者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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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3 16:01 | 只看该作者

9. 苏联元帅访华前系列涉外扒窃案的侦破

1957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方面事先进行了大量接待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对伏帅准备访问的城市的治安整顿。殊不料,就在苏联贵宾即将抵达中国的数日前,已被定为访问城市的上海市忽然发生了数起专门盯着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外宾下手的扒窃案件。

发生于这个敏感时段的系列涉外扒窃案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是别有图谋还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这,需要公安机关迅速予以侦查后交出答案。于是,一场限时限刻、具有特殊意义的无声战斗打响了……

一

  1957年4月8日,上海。

  晚上8点40分,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从著名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畔的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内驶出,沿着外滩的中山东一路疾驰片刻后,拐上了福州路。这辆轿车前面两侧那对闪烁着金属光亮的旗杆上,飘晃着一面小小的由镰刀、锤头和闪耀星星组成的红旗,表明这是苏联驻华领事馆的轿车。在那个轿车稀缺的年代里,如此一辆轿车招摇过市,足可吸引沿途几乎所有市民的注意力了。

  黑色伏尔加轿车驶至位于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大门口停了下来。上海市公安局这边显然已经接到过苏联领事馆方面事先拨打的电话了,警卫当即放行。但伏尔加轿车在驶进里面的大院停下,让里面的三位苏联男子下来后,即被警卫示意退出大门,在马路对面泊车等候。

  从车上下来的三个苏联男子,一律西装革履,气度不凡。但若仔细打量,就会发现其中一个酒糟鼻子的中年人的神情似乎有点蔫。

  这三位苏联男子随即被引领进入了底楼的一间会客室,两个外事警察招呼他们坐下后,其中一个用俄语客气地开腔道:“三位苏联同志,你们好!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从电话中听说有一位索洛也夫同志似乎遭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

  那个神情有点蔫的男子点点头:“警官同志,我就是索洛也夫,我的钱包被人偷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护照递给警察检查。

  警察看了护照,随手在本子上记下了姓名、号码,然后问道:“钱包被偷了?里面有些什么物品?”

  索洛也夫于是一五一十地把情况陈述了一遍——

  索洛也夫是莫斯科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四个月前受沈阳市邀请,前来中国指导建筑业务工作。一周前,索洛也夫的指导工作结束了,东道主根据事先约定,为他提供了一次游览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的机会。本来,东道主是要派人陪同的,但索洛也夫为了减少中国方面的开支,可能还有独自行动自由的想法,婉拒了这个提议。于是,这位四十岁的苏联工程师告别了东道主,从沈阳来到上海。根据计划,他准备在上海逗留一周后,前往南京、西安游览,然后到最后一站北京市,游览中国首都后从北京返回莫斯科。

  索洛也夫抵达上海后,从北火车站乘坐出租汽车来到了由沈阳方面替他预订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和平饭店下榻。入住后,索洛也夫洗了个澡,然后睡了一觉,醒来已是5点多钟。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上海,不免对这个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市心存向往,于是出了饭店大门,朝西藏路方向信步而行。不一会儿来到了国际饭店前面,这幢建筑物当时是上海、也是全中国最高的楼宇,是外地人到上海后必须要去看的一个景点。索洛也夫来自海外,对这种二十四层建筑物自然不放在眼里,但他在苏联听说这家饭店的烹饪技艺非常好,于是就决定去品尝一番。

  索洛也夫在国际饭店吃了一顿美餐后,出得门来,原是想叫一辆出租汽车返回和平饭店的,但是,当时上海的出租汽车很少,尤其是一到晚上,马路上更是难得一见,于是他只好打消念头,还是以步代车,慢慢地往回走。走得没多远,看见西藏路口的上海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还在营业,突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进去,从底层卖自行车的地下室开始,一层一层走着看着,一直看到四楼的乐器柜台。

  乐器柜台那里正在接待几位顾客,他们要购买手风琴,却又不会摆弄。索洛也夫能听懂简单的汉语,当下连看带猜立刻明白了情况。正巧他于手风琴算得上是一个行家,于是主动热情地为他们挑选,还拉了几首曲子试音。那时候正是民间称颂中苏友谊的黄金时期,中国老百姓通常都把苏联人尊为“老大哥”,当下那几位顾客对索洛也夫甚是感激,其中一位见“老大哥”胸前挂着照相机,便提出要跟老大哥合影。索洛也夫自然点头,于是就请营业员替他们拍摄了一张。索洛也夫还请合影者留下了地址,说他回国把照片冲洗出来后寄给他们。

  这么一折腾,索洛也夫的情绪兴奋起来了,离开第一百货商店后没有直接返回和平饭店,而是去了外滩。上海外滩当时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聚集了20世纪世界多国各种风格的建筑物,这对于索洛也夫这个建筑专家来说,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他在黄浦江一侧的江堤上转悠着,不时举起照相机拍摄相隔一条马路之遥的那些建筑物。

  忽然,索洛也夫发现有路人朝他指指点点,初时并未在意,渐渐感到似乎不对头,于是顺着对方的目光所视方向检查,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他肩上挎着的那个鲨鱼皮挎包的侧边不知何时已经被割开了一道大约三四寸长的口子!

  索洛也夫连忙拉开拉链检查,这个挎包里面还有夹层,夹层口袋里放着的护照还在,他松了一口气。但是,夹层外面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这个钱包里,有索洛也夫这次旅行随身所带的全部现钞,大约有3000多卢布、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当时的苏联卢布是一种很坚挺的国际货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比值大约在1卢布兑换3元多。3000多卢布相当于大约10000元人民币,加上那1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在1957年的中国,那实在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子了。而丢失了这样一笔款子,即使对于经济收入不算差的索洛也夫,那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了。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索洛也夫没了这笔款子,就无法再继续进行旅行,不但在上海的食宿成了问题,而且连回国的旅费也没有了。

  索洛也夫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不知这应该怎么办,顿时急得满头冒汗。围观的上海人中有见过世面的,便给索洛也夫出了个主意: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就在咫尺之遥的外白渡桥南侧桥堍那边,你可以去向你们的领事馆求援。

  索洛也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便去了苏联驻上海领事馆。

  苏联领事馆的官员此刻已经下班了,但是一听索洛也夫发生了这种事情,还是立刻接待了他。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让索洛也夫把事情的全部过程一一叙述后,说这事发生在上海,得向上海市的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中国警方予以立案侦查,追回赃物。

  苏联领事馆这边于是立刻往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打电话联系报案事宜。黄浦公安分局告诉打电话的这位领事馆官员,说根据规定,在上海市范围内发生的所有涉外刑事案件都得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受理报案,然后视案情统一布置侦查。这样,苏联领事馆这边就往上海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听电话的警官让苏联失主本人亲自前往市公安局正式报案。这样,索洛也夫就由苏联领事馆的两名官员陪同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接待索洛也夫的警察听他如此这般作了一番陈述后,立刻制作了一式两份中文笔录。由随同索洛也夫来的那两位官员将内容直接向索洛也夫翻译后,索洛也夫认为没有出入,于是就签下了姓名。

  至此,索洛也夫完成了报案程序。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说:“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立案侦查,一俟突破,将立刻向苏联驻上海领事馆通报,请领事馆方面向您转告。”

  值班的两名外事警官对索洛也夫报案情况作了详细记录,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这种扒窃案件不能列入类同命案那样的特急案件范围,本来他们可以留待次日交班时再报告,但考虑到案值巨大,所以,还是立刻将情况向局值班领导作了汇报。

  局值班领导闻讯,吃惊不小,这倒不是仅仅由于案值的原因,而是他对此案件感到奇怪:在即将过去的一天里,这种涉外扒窃案件竟然已经发生了三起,而且受害者都是清一色的苏联人!

  前两起案件,是这天中午12点半和下午3点20分接到报案的,失主分别是苏联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这两位都是在游览南京路时不知不觉被扒手下了手,伊琳娜所携的坤包像索洛也夫的皮包那样被划了道口子,钱包不翼而飞,幸亏损失不大,不过100多元人民币;柯切托夫的钱包是放在茄克衫的口袋里被扒手直接叼走的,钱不到100元人民币,但他那援华专家证却同时被窃了。这两位在发现失窃后,当时就找了正在马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在交警的指点下,直接去市公安局报了案。

  如果没有晚上发生的案值巨大的索洛也夫失窃案,也许还不会引起警方的特别注意。但是,索洛也夫案一发生,这位尽管不是抓治安刑侦工作,但已经了解白天发生的那两起涉外扒窃案件情况的领导,还是感到奇怪并且吃惊。这是因为,他是市局党委参与制订市局内部文件《关于加强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决定》的领导之一,是了解伏罗希洛夫访华背景的。

  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背景,是这样的:1957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函件,该函件全文如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敬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热烈地邀请你,敬爱的主席同志来我国进行访问。我深信,你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如你同意,请将你认为合适的访问日期,通知我们。我和全中国的人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你的光临。

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月6日于北京

  伏罗希洛夫在收到毛泽东的上述邀请函件后,于1957年1月18日复信毛泽东,信中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请。如果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问兄弟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邀请一位外国人来中国访问,被邀请的又是当时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大哥”苏联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不难理解,这应该是一次何等重大的外事活动。为此,从中央一直到各个将被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的城市,都是特别重视此事。中共上海市委还特别为此举行了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做好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上海市的各相关机构与部门也多次开会研究具体事宜,作为唱安全保卫工作重头戏的上海市公安局自是格外忙碌。

  正因为如此,所以,今晚担任值班总负责的这位局领导面对着一日三起都是针对苏联人的扒窃案件这一情况,感到吃惊,暗忖这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故意而为。他正在办公室抽着烟紧拧着眉头考虑着时,门口的警卫打来电话报告有市委领导前来检查工作。

  来的这位领导,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柯庆施在上海主政时,有时喜欢出其不意搞微服私访,亲自下基层检查工作,常常把下面的头头脑脑弄得狼狈不堪,有的甚至为此还丢了乌纱帽。当时上海的一些干部用沪语给柯大书记的这一举措起了个名字叫“闸差”,意即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检查基层领导是否在位忠于职守”。

  这天,柯庆施可能出于对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上海市的安保工作的关心,晚上突然来上海市公安局“闸差”了。轻车简从,就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兼司机)一位秘书。这个秘书,就是后来在“文革”中显赫一时的“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当时他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在中共高级干部中,柯庆施是出了名的“冷面书记”,柯书记面对下属时,脸上难得露出微笑,说话也简而又简。这天因为有张春桥陪同,所以跟市公安局的值班领导的对话主要是由张春桥进行的。柯庆施要了解的是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时的安保准备工作,所以,这位公安局领导也就如实汇报了一番,顺口就把当天一日三次受害者都是苏联人的扒窃案提了提。柯庆施当时听着也没有吭声,很快就离开了。

  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就匆匆赶到市局来了。原来,柯庆施回去后就此事给黄赤波打了电话,指示对这三起扒窃案迅即进行侦查,务必查清楚是何人作案,为何选中苏联人下手。

这样,黄赤波局长自然不可能再待在家里休息了,当下便马上赶到局里,查阅了报案记录后,下令连夜组织专案组对三起涉外扒窃案进行侦查。鉴于这时离伏罗希洛夫访华仅剩一周时间了,所以要求专案组必须在三天之内破获案件。

二

  被点名参加该案专案组搞侦查的七名侦查员,都是破案高手,三名是市局的,四名来自案发地黄浦公安分局。当他们于午夜时分被汽车接到市公安局时,一个个都很懵懂,不知要接受什么使命。等领导一宣布是侦查一日发生的三起扒窃案时,不禁皆有些惊奇:就为这三起扒窃案子,还要连夜组建市局分局两级侦查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

  市局领导显然看出了他们的迷惑,就说这个任务应该当做政治任务来看待,同志们务必努力侦查,要求在七十二小时内拿下!

  干刑警的觉得最发憷的就是限时限刻,因为侦查工作是一种互动,你这边在动,你的对手那边也在动,所以想在规定的时间内破获案件,那是很有一些难度的。被任命为专案组组长的是市局科长孙龙雷,他一听领导规定了时限,就马上说那我们也就不多说了,赶紧分析案情,下手干吧。

  交代任务的领导是知道侦查工作应该如何做的,当下也就不再啰唆,说那就拜托同志们了,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些香烟来提提精神,说着就退场了。

  专案组七人随即就开始分析案情。这七名刑警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侦查高手,参加过各类刑事案件的侦查,其中有三位还以侦查盗窃案件而扬名沪上警界。不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公安系统对于扒窃案件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那时通常是把扒窃案件看做“小偷小摸”。当然,确实案值也是不高的,所以没有什么专门的“反扒队(组)”之类,如果哪位刑警被人称为“反扒高手”的话,或许他的刑警同行看他时的眼神就会有点异样:这主儿怎么弄了这么个小儿科的称谓?

  因此,当时的刑警中还没有反扒方面的专家。专案组七位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案情分析是按照寻常刑事案件的思路来进行的,大家对一天之内发生在南京路上的三起扒窃案件进行了分析:那位苏联基辅市来上海探亲的女医生伊琳娜和苏联援华船舶专家柯切托夫的失窃情况,那两位失主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们在南京路上光是走走看看,没有购买过什么东西,冷不丁就发现自己失窃了。唯一能回忆起来的是,他们乘出租车到南京路下来付钱时,钱包都还在的;而当发现失窃时,人还在南京路上,这说明确实是在南京路上被扒手光顾的。不过,南京路这么长,谁知道扒手是在何处下的手?这线索寻找起来难度就大了。

  相比之下,那位索洛也夫的失窃情况对于侦查工作就显得有价值了:他在国际饭店用完晚餐付款时钱包还在。付款后,他把钱包放回挎包,然后离开了饭店。之后因为没有买过东西,所以也未检查过钱包是否还在。这样,根据索洛也夫的行踪,他的挎包被割钱包失窃的时间,就在晚餐结束付款后至抵达外滩游览时;被窃的地点则在“国际饭店”、“市百一店”和“外滩”这三处中的一处。众人议下来,认为索洛也夫在市百一店逗留的时间最长,所处的地点也最适宜于扒手行窃,因此,基本上可以认定失窃地点就在市百一店。

  专案组组长孙龙雷于是拍板道:“那我们就锁定在市百一店,大家辛苦一下,明天全体出动前往市百一店去调查。”

  次日上午,专案组七名刑警一齐出动,前往市百一店调查。

  孙龙雷和刑警小汪去了四楼,不找别人,先跟乐器柜台的营业员接触。营业员向孙龙雷反映:昨天

  当这个营业员听说是公安局来调查案子时,目光在孙龙雷和小汪脸上交替扫视:“什么案子?”

  孙龙雷也看着他:“你打听这干什么?”

  那个老营业员出身资本家家庭,旧社会时是个吃吃喝喝、进出舞厅的纨绔子弟,结交的人遍及三教九流,因此见多识广,平时人都称他“老法师”。“老法师”在旧社会时跟巡捕房、日本宪兵队以及著名的汪伪“76号”(即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特工总部”)都打过交道,没有吃过一点亏,新社会的警察自然就不放在他眼睛里了。他听了孙龙雷这话语,脸上露出一层神秘兮兮的笑意,客气地说:“哦,这大概是你们的重大机密,我不该这样问的。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转身欲走。

  军人出身的山东汉子孙龙雷还没有弄清这是什么意思,上海人小汪却是机灵角色,情知对方既然这样问,肯定是有点“花头”的,于是上前一把拉住他:“同志,你慢走!话还没说完呢。”说着,一支当时已经算是高级货的“大前门”香烟递到了对方手中。

  孙龙雷马上醒悟过来了,随即给对方点火,然后把他扯到一旁,小声道:“不瞒你说,我们调查的是一起重大扒窃案件,那个苏联同志的钱包被扒走了,里面的钱还不少呢!”

  “老法师”悠然自得地吞吐着烟雾,一双眼睛望着孙龙雷,等他说完后,故作姿态地咳嗽了两声,这才缓缓点头,又咳嗽了两声,而后吐出了四个字:“这就对了——”晚上确实有一个外国人在乐器柜台那里替人挑选手风琴,还拉了几首曲子,记得其中有一首是芭蕾舞剧《天鹅湖》里的一段。

  刑警对于索洛也夫拉了什么曲子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当时这个苏联人的旁边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

  营业员侧着脑袋稍稍一想,说:“当时他的旁边有不少人呢。”

  小汪问:“‘不少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三个?五个?还是七八个、十几个?”

  另一个营业员笑了:“这个,具体究竟是几个人我们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在旁边看的人是有好几个,毛估大约在十二三个。”

  这时,过来了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营业员,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刑警的眼睛里马上露出了亮光,像聚焦灯样地罩住了“老法师”,但之后他就不见下文了。孙龙雷只好冲其连连点头,小心翼翼地问:“你知道这个……”

  “老法师”打断道:“我不知道是谁偷了钱包,不过,我看见当时有一个可疑的家伙在场。”

  “啊!”孙龙雷一愣之后随即一阵狂喜,哈,有苗头了!

  “老法师”向刑警叙述了情况——

  昨天晚上,“老法师”也在上班。他因为见多识广,人缘又好,加上善于化解营业中随时会发生的各类矛盾,因此通常都安排他做“机动班”。所谓“机动班”就是临时性的代班,万一有营业员碰到急事来不了的,就由他顶班。没有这种情况时,就在店堂里流动,哪里有事就往哪里相帮。这天晚上,乐器柜台斜对面的文具用品柜台岗位空缺,“老法师”就在那个柜台里顶替。当他接待完几位买钢笔的顾客时,看到乐器柜台那里围着一群人,就倚在自己的柜台上冷眼观望。

  在“老法师”看来,那个苏联人的手风琴拉得并不怎么样,还不及旧社会上海滩酒吧间的“洋琴鬼”。他正听着时,忽然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青年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于是就有点警惕了,他怀疑这家伙是一个扒手。于是,“老法师”立刻暗暗盯住了对方,但由于他是在另一个柜台里,所以看得不大真切,只好留心是否有人发现钱包被窃,但是,一直到人群全部散开,也没有人说失窃了钱包什么的。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主儿离开。现在,刑警登门调查,“老法师”于是想起了那个家伙,但是,他得问问清楚,如果调查的不是扒窃案子,那也就不说了。

  刑警这边听“老法师”如此这般一说,自是如获至宝,于是立刻请“老法师”说说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长相。

  “老法师”摇头:“我在另一个柜台里,那个角度是无法看见他的脸的。不过,我听他在挤动时说过一句‘对不起!请让一让’,那是一句地道的上海话,所以他应当是上海人;身高嘛,大约在一米六七左右吧。”

  专案组觉得这如果算是一条线索,那寻找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行动就有点玄了。偌大一个上海滩,上哪里去找连长得怎生一副模样也不知晓的主儿?

  众人正觉为难时,机会突然就出现了:黄浦公安分局的总机接线员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说据他所知,有一个住在广东路上的男青年,姓朱,小名叫“阿三头”,昨天傍晚在南京路扒窃了一个外宾,得到了许多外国钞票,特向公安机关举报。

  于是就根据这条线索查寻这个家伙,结果很快就从广东路辖区的派出所查到了此人的下落。

  户籍警出现在专案人员面前:“这个人名叫朱福昌,绰号叫‘阿三头’,是我管段里的。”

  刑警大喜:“哎,太好了!请你谈谈他的情况。”

  户籍警于是介绍了“阿三头”的情况:此人大名叫朱福昌,因为排行第三,所以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叫法称之为“阿三头”。“阿三头”今年二十岁,小学文化,其父原是工人,当年抗美援朝时积极报名去了朝鲜,作战勇敢立过功,后来不幸牺牲,因此他家是烈属。“阿三头”那时在读小学三年级,他的表现一向不好,胆大包天,调皮捣蛋,专门闯祸,打架时动不动就要拔刀子。但学校因为他是烈士子弟,对其网开一面,没有惩罚过他。后来实在闹得不行了,征得其母亲同意后,于六年级时让他辍学在家,意思就是学校放弃教育了。学校教育不了“阿三头”,家庭自然拿他也没有办法,母亲和上面的两个姐姐对家中的这个唯一的男丁宠爱有加,一向任其作为,于是,最后“阿三头”终于因为交了一班坏朋友而开始沾上了偷扒骗抢的恶习。

  大约从1954年开始,“阿三头”的名字开始上了派出所的本子。本来,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应该送去教养的,但是因为念其父亲为国捐躯一事,警方在处理时难免要动动恻隐之心,于是就一次次地教育宽大,最多有时关上几天吓唬吓唬他。

  去年,“阿三头”突然失踪。当时,他的家里因为告状的人实在太多,母亲、姐姐头痛至极,加上这小子平时三天两头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情,一时也就没引起重视。直到半个月后还是没见到他的影踪,这才着急了,于是到派出所来报案,说“阿三头”失踪了。派出所方面也是直到这时方才弄清楚为什么最近好像感到清静些了的原因。派出所对于“阿三头”的寻找只有一条路走:发函至上海和周边地区的派出所,查询是否有这样一个人被捕或者被害了。最后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半年多后,正当其家人以为“阿三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突然回家了,而且是乘坐了出租汽车回家的,这在邻里间算是一条新闻了。派出所方面闻知后,意识到可能今后他们的工作要忙一些了。

  果然,之后南京路地区时常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扒窃案子,失主全是外地来沪的主儿,也有外国人,报案时往往都是百元以上,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有点惊人的数额了。警方于是怀疑这可能是“阿三头”作的案,看来,这小子所谓的失踪是去外地拜师学艺的,现在回来大显身手了。于是派出所和分局决定联手动他一动,抓到确凿证据后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当时所谓的“颜色”,不仅仅是判刑入狱,也可以拘留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送去劳动教养,还可以赏一顶“坏分子”帽子,戴在头上监督劳动。但是,警方抓了“阿三头”几次,都因为火候没有掌握好而被他抵赖掉了,最后因为没有证据,只好放他出来。

  刑警返回后向孙龙雷一汇报,孙龙雷寻思这个“阿三头”看来十有八九就是扒窃索洛也夫的钱包的主儿了,现在案情紧急,得赶快找到他审一审了。于是立刻往派出所打电话,问“阿三头”现在在哪里。派出所说这个可说不上来,这小子是天上的风、树上的鸟、水里的鱼,随时在动的,曾经专门派人看住他也没看得住呢!

  孙龙雷说:“不管他在哪里,先去他家搜一搜再说!”

  当时要搞搜查真是太简单了,不需要任何手续,不是民警也可以进行,别说是正儿八经的民警正式执行任务了。当下几个刑警去了“阿三头”家,一看,那主儿不在,问家人也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于是按照原计划先搜查。可是一应人员攀上爬下地忙乎多时,没有任何收获,连一个空空如也的破钱包也没有搜到。

  这样,刑警的思路又回到了寻找“阿三头”这上面了。分局刑警队情报组的那几位受命暂时把各人手头的活儿先往旁边放一放,一齐出动去查摸线索。“阿三头”家的亲戚处一一查遍,最远的长途电话还打到了浙江德清县“阿三头”的老伯家,都说跟“阿三头”本人已经多年没有接触过了。

  孙龙雷坐镇设在黄浦分局内的专案组本部,不断向四方八面打电话询问查询结果,一直到下午2点也没有任何消息,急得满头大汗。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消息:黄浦分局刑警队情报组的一名刑警查摸到了一条线索,据“阿三头”家所住那条弄堂的传呼电话间的阿姨说,昨天晚上大约8点钟左右传呼电话正要结束营业时,“阿三头”曾来电话间打过电话,她在旁边听见“阿三头”用那种令人听了顿觉肉麻的声音叫着“娟娟”,跟一个姑娘通电话,好像是听说要到松江去“白相”。

  专案组刑警顿时振奋起来:昨天晚上8点?那时案子已经发生了,这小子别是弄到了钱后,约上那个叫“娟娟”的姑娘去外面游山玩水了?几个人一商议,当即决定去松江查线索。

  孙龙雷下令:开一辆越野车,去四个人,一定要把“阿三头”逮回上海!

  刑警老许受命带着三名年轻刑警驱车前往松江。到了松江,按照老规矩先去当地公安局联系,取得协助。不料刚到那里,上海的电话已经等着他们了:“阿三头”已经返回上海,现在已被拿下,速返。

  于是,这四位马不停蹄立刻掉转车头返回上海。

  “阿三头”是下午3点多钟乘坐一辆出租汽车神气活现地刚刚回到家中的,茶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带回的江南特产粽子还没拆开,刑警已经进门了。为首的那位老兄姓王,人高马大,一副铁塔架势,人称“大老王”,对侦查盗案很有研究,上海滩的偷儿听见他的名字头就痛,这次是市局领导点名要他参加专案侦查的。当下,“大老王”站在“阿三头”面前,并不开口,只是冷冷地盯着那张瘦削的三角脸。

  “阿三头”年岁不大,但已经记不清这种遭遇有过多少次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心理素质锤炼得甚好。面对着显然是来者不善的不速之客,竟然像是没有看见一样,自顾自地剥开了两个粽子,叫道:“珍珍,这粽子味道不错的,你尝尝。”

  珍珍名叫朱婵珍,是“阿三头”的二姐,人长得漂亮,也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主儿,七搭八搭结交的男性朋友不计其数,其名字几次上了公安局的“冲击”名单,最后拍板时都因为考虑到其父是烈士而勾掉了。她因为没有折进过局子,又是女流,胆气不大,面对着这一幕已经吓得说话不大连贯了:“阿三头,你看你……人家警察来找你了……”

  “阿三头”这才像是刚发现似的,冲“大老王”点点头:“这位是……”

  “分局的。”

  “有何见教?”

  “请你跟我们去一趟。”

  “阿三头”面不改色:“去一趟?去哪里?派出所?”

  “大老王”冷笑:“嘿嘿,这回要抬举你了——分局!”

  “不知为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知道。”

  吉普车把“阿三头”载到分局,孙龙雷亲自讯问。一上来就秋风黑脸,拍桌吆喝,让“阿三头”“交代问题”。

  “阿三头”一脸迷糊:“交代问题?什么问题?”

  “你把贼手伸到什么人的口袋里去了?”

  “没有啊!”

  “你小子不老实,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阿三头”满不在乎道:“罚酒?我姓朱的还怕罚酒!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怕过哪个?”

  孙龙雷气得差点儿一口气上不来,瞪着“阿三头”:“你……你……”

  “大老王”一看不对,于是就接过了话茬:“‘阿三头’,你今天在忙乎些啥?”

  “忙啥?我去外面白相了。去哪里?哦,我到松江去了,转了转醉白池和方塔,吃了一顿饭,带回来一些粽子。”

  “白相是需要这个的……”“大老王”举手做了个捻钞票的动作,“你还没工作,这个开销问题是凭什么解决的?”

  “阿三头”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阿拉是苦中作乐苦白相,没有花什么钞票——乘汽车是逃票,吃饭靠朋友,粽子也是靠的舍施。”

  “谁跟你一起去松江的?”

  “没有人跟我去,阿拉是独来独往,云游四方。”

  孙龙雷开腔道:“你要老实交代,不要以为抵赖得过去的——你打传呼电话时旁边有人听见的,要我提醒你吗?”

  “阿三头”瞥了孙龙雷一眼,没有吭声。但是那眼神分明是在说:你说说看。

  孙龙雷于是吐出了两个字:“娟娟!”

  “阿三头”没有反应,脸露笑意。

  “朱福昌,你认识‘娟娟’吗?”

  “对不起,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阿三头”对刑警采取的方针是“九供不离一词”,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刑警跟他磨了许久,没有任何效果。于是,电话间阿姨被请到了分局,此举是想来一个当面对质。但是,“阿三头”根本不理会对方说了些什么,采取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矢口否认。

  接着,中百一店的“老法师”也来了。“阿三头”那就更加不承认了。

  如此折腾到晚上10点,竟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专案组只好中断讯问,开了一纸拘票,把“阿三头”送往看守所先押起来。

接下去应该怎么办?孙龙雷决定开会研究。

三

  午夜时分,吃过简单夜宵的刑警聚拢于另一拨刑警刚刚结束案情分析会而弄得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开始了新的案情分析会议。

  众人议了一会儿,有一点方案是没有异议的,就是继续对“阿三头”进行讯问。但是,如果没有取得可以对付“阿三头”的证据、证言,这种讯问可能会陷于原地踏步的境地。

  孙龙雷刚才已经接到了上面又一次打来的催询电话,急得眼睛都红了,说话嗓音也有点沙哑:“怎么样?大家想想看,如何取得那个‘阿三头’朱福昌作案的证据?”

  众人没有吭声,会抽烟的只是吞云吐雾,不抽烟的则一个劲儿地喝茶。孙龙雷知道这不是跟他作对,而是真的还没有想出主意来。他把目光转来转去,在每个人脸上轮流扫视。几个来回之后,停留在一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子刑警那里:“老丁,你看这事如何解决?”

  这个老丁干刑警的资格很老,他在解放前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就担任刑警组长了,后来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上海解放后成为刑侦骨干。孙龙雷知晓老丁的本领,因此点到了他的名字。

  老丁烟瘾极大,一天要抽两包香烟,这会儿正把一个烟蒂往一支新烟上接,听孙龙雷点他的名,抬脸看了看,说:“要查清楚‘阿三头’是否干了这事,看来要找一个人……”

  “谁?”孙龙雷闻听此言,精神一振。

  “就是那个被称为‘娟娟’的姑娘。”

  “这事跟娟娟有什么关系?”

  老丁永远是那么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一张黑黑的瘦脸上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我想是有关系的……”

  大家一齐盯着他,有人急切地道:“你说说看。”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阿三头’自这个案子发生的当天晚上8点多钟就去电话间打传呼电话给那个叫娟娟的姑娘,然后就不知行踪去向了。他去了哪里?我想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去了那个娟娟处,鬼混了一夜后再一起到松江白相了;另一种是当晚就去了松江。但是,不管他在干什么,由于选在案子发生后的当天就跟娟娟进行这种内容的接触,所以,那个娟娟应当是能够提供这方面情况的知情角色。”

  这样,下一步的侦查思路终于形成了:寻找那个叫娟娟的姑娘。

  因为是黄浦分局管辖的范围,所以,要想找到娟娟最好还是请分局方面帮忙。刑警队的情报组随即开始运转,“阿三头”是在警方挂了名的角色,平时交往的那些狐朋狗友都是有记录的,当下按照名单一个个找过去。两个多小时后即次日凌晨2点就已经找到了线索:一个跟“阿三头”有交往的小流氓向刑警提供情况说,娟娟是“阿三头”最近结交的一个女朋友,他没有跟其见过面,但是听“阿三头”说起过,其家是住在南市区大境阁一带的。

  于是立刻指派刑警去南市,到派出所一查,确实有一个小名叫“娟娟”的姑娘,被小流氓称为“大境阁一枝花”,又名“小赖三”(“赖三”系沪上黑道切口“女阿飞”之意),户口簿上的正式姓名叫潘春娟,十九岁,初一文化,身份是社会青年,家庭成分是工人。

  刑警点头:“这个人我们要找她谈一谈。”

  于是,正在家中沉沉大睡的潘春娟被户籍民警传唤到了派出所。这是一个高挑个子,体态丰满,长相一般,脸上还有几点雀斑的姑娘。刑警打量着她,寻思如此寻常的长相,不知那“一枝花”的艳称是从何而来的。

  潘春娟也打量着刑警,站在那里开口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外调。你坐下吧。”

  潘春娟坐下后,掏出手帕擦拭额上沁出的细汗,擦过后就摆弄着手帕,这个微小的动作表明她心里有点不安。

  刑警开门见山地问她是否认识一个叫朱福昌的人,她稍一愣怔后点头,说那不是“阿三头”的大名嘛。刑警不管大名小名,承认认识就好,于是就问她跟“阿三头”是什么关系,答称是“朋友关系”。

  属于哪种性质的朋友?

  一般性质的朋友。

  刑警知道潘春娟已经在开始说谎了,但并不拆穿,只是要她谈谈最近几天在干什么。那主儿是新出道的雏儿,还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哪里见识过这种阵势?当下就吓得哭了,嘴里反复嘟哝着一句话:“我没有做啥坏事。”

  刑警干脆凶人做到底了,拍了几下桌子,还把一副手铐掼到了桌上,于是问题彻底解决,据潘春娟交代:“阿三头”正跟她“谈朋友”,两人经常见面,或者通通公用电话,在父母、哥哥不在家时,“阿三头”有时还会登门拜访,有时还过夜。不过,这两天“阿三头”可没有去她家,而且连电话也没有通过。

  潘春娟的这段证词,对朱福昌显然是不利的,因为眼前这个娟娟不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如此,看来传呼电话间那位阿姨所提供的“阿三头”给娟娟打电话的日期也有误?

  根据预先的布置,刑警马不停蹄地连夜又去了黄浦分局看守所夜审“阿三头”朱福昌。

  朱福昌年龄不大,但心理素质甚好,即使半夜三更被看守员从监房里提出来,也还是一副满不在乎与我无关的样子,向刑警埋怨说这是打扰了他的正常休息,使他违反了看守所的作息规定,请刑警一会儿送他回监房时别忘了对看守员说一声明天白天得允许打打瞌睡。

  刑警这回采取的是“明白讯问”,不跟他啰唆,不说别的,先把案子拎一拎,说清楚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了一起针对什么人什么案值的扒窃案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吓唬一下这小子再说,不相信这主儿的心理素质能够好到连这种案值的扒窃大案也装出一副不当一回事的样子来。然后,如果不是他作的案,那肯定马上会自己说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明人来;而如果是他作的案,那就会开始胡扯,这就有漏洞了,好戏在后头。

  这一着果然有效,“阿三头”听着听着脸色就有些异样了,等到刑警一说完,就马上开口道:“同志,你说的这件事跟我可没有关系的——我没有作案时间,那个时段,我正在我的女朋友潘春娟那里。不信,你们可以去向她调查的。”

  “那你说说从前天4月8日上午8点一直到昨天4月9日下午你回到家里被我们传讯的这段时间的活动内容,重要的还要说出证明人,要老实交代,我们会逐时逐段进行调查的。”

  朱福昌于是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4月8日中午前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的两位姐姐可以证明,中午12点多他起床后在门口刷牙也是有邻居某某看见的;然后,就吃午饭,饭后去了娟娟那里,她家父母去苏北老家乡下替祖宗迁坟了,哥哥厂休去郊区钓鱼住在朋友家不回来,所以就在娟娟家过了一夜。第二天4月9日,他和娟娟一直到中午才起来。出去吃了顿饭,然后去城隍庙转了转,正好看见有卖粽子的,就买了二十只,跟娟娟一人十只带回家了。这一切,潘春娟最清楚了,同志你们可以去向她调查,她是我的女朋友,会如实替我作证的。

  刑警的脸上露出嘲讽式的微笑,说“阿三头”啊,你难道就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已经去找过潘春娟了,人家说你这个时段并没有去过她家,也不知道你在干些啥呀。

  朱福昌这一惊非同小可,一个激灵之后急赤白脸地道:“这……这,这是你们在蒙我吧?娟娟她……她怎么会这样说呢?”

  时间紧迫,刑警不想跟他多纠缠,干脆把跟潘春娟的谈话笔录亮出来让朱福昌自己看。朱福昌只一看,就气得满脸通红。毕竟还年轻,那股强装出来的玩世不恭荡然无存了,流着眼泪哽咽道:“瞎说!她在瞎说!”稍停,又说,“民警同志,我爸爸是革命烈士,我是烈士的儿子,请你们一定要主持正义,把情况调查清楚。不能冤枉我啊!”

  刑警说我们找你就是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至于是不是烈士的儿子这点并不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总之,事实就是事实。我们愿意坦率地对你说,目前的证据对于你来说是有点不利的。你如果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那最好的甄别办法就是以证据对待证据,把你没有作案时间这一点用证据予以证明。你定下心来想一想,把自己在这个时段的细节详细回忆一下。

  朱福昌想了一会儿,说我想起来了,4月8日我在娟娟家里的时候,她家的邻居有一个叫苏阿姨的女人来过她家,我跟她还说了会儿话呢。几点钟?让我想一下……哦,没有留心时间,反正那时已经是吃过晚饭了,天也黑了,七八点钟的样子吧。

  时间紧迫,不可能等到天明后再调查了。刑警于是立马去南市区通过派出所找苏阿姨核实“阿三头”所说的这一关键细节。苏阿姨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宁波女人,无业,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家庭妇女。面对着刑警的询问,她说认识“阿三头”这样一个小青年,但是4月8日那天并没有见到过他。

  如此折腾下来,已是4月10日早上6时了,规定期限的72小时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半。专案组长孙龙雷听了刑警的汇报,说如此看来,那个“阿三头”朱福昌就很可疑了,看来得加大讯问力度。大家集中起来分析一下情况,制订一个方案对其进行讯问,我们这些人里哪位同志擅长讯问的,要承担这个主攻任务了。

  这样,4月10日上午8点,曾在预审科干过一段时间的刑警老许受命带着刑警“大老王”、小汪前往黄浦分局看守所再次提审朱福昌。

这次提审,给专案人员提供了另外一个似乎值得怀疑的对象……

四

  老许三人一进看守所,出示市局介绍信办理提审手续时,接待他们的那位副所长看到讯问对象是朱福昌,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关押对象正在监房里嚷着要求跟承办员见面有话要说呢。

  老许一怔:这主儿有什么话要说呐?双方很快就见了面,朱福昌见到刑警,马上显出一副很激动的样子,主动开腔问道:“你们问过苏阿姨了吗?她怎么说?”

  老许没有开口,只是缓缓地摇头。

  朱福昌马上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都没有显出特别异样的神情,竟然冷冷一笑道:“我知道那个老阿姨跟娟娟是一路货,娟娟不肯为我作证,肯定也关照了她,她也就不肯替我作证了。唔,幸亏我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不瞒你们三位同志说,我又回忆起了两个细节,可以证明我当时确实是在娟娟家的。如果这两个细节还是不能落实的话,那说明我这个人算是倒霉到家了。我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认为我犯了什么我就认什么吧!”

  “阿三头”如此一说,倒把老许三人弄得一个愣怔,不知他又要抛出什么内容来。稍停,就问他你想说什么,先说说也罢。

  朱福昌说的两个可以证明他当时确实是在娟娟家的细节是:

  之一,4月8日那天,他在娟娟那里吃过晚饭后,苏阿姨来串门,三个人一起说了会儿话。苏阿姨离开后,外面有人喊“9号传呼电话”。9号就是娟娟家,娟娟听着就往门外去,那个传呼的阿姨已经进了门口,把一张传呼单子递给她。娟娟一看,说“阿三头”是你的电话,就让他去回拨了。这电话是一位朋友打来的,对方是修车铺子的一名青工,朱福昌托他装配一辆自行车,对方答应最迟这天晚上报价,他在离开自己家前往娟娟这边时,就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告知了娟娟这边传呼电话的号码和地址,让对方往娟娟家打传呼电话。这张传呼电话单子,朱福昌记得当时是随手放进了自己口袋里的,折进局子时给看守员一并搜走了,不知还在不在,请警察同志去问一下。如果在,那就最好了,因为上面有接到电话时的时间和回拨号码,这应当是有用的证据了吧?如果不在了,你们也可以去向郑天鸣(那位修车铺子的青工朋友)当面了解的。

  之二,跟郑天鸣通过电话后,他在弄堂口的那家小店里买了两包“飞马牌”香烟,接待他的那个营业员是一个小老头,旁边站着的是一个20多岁的女营业员,他当时拿出一张拾元钞票付账,小老头说已经结账了,找不开。女营业员也说这是最后一桩生意了,马上要关门打烊了。于是他就付了五角六分的零碎钞票。这个情况,那两个营业员还应当记得的,请警察同志去向他们了解。

  老许三人听朱福昌说得如此有鼻子有眼,不禁有点半信半疑。本来,他们已经基本上认定就是这小子作的案,是利用其编造的什么跟娟娟在一起的谎言作为突破口来对其实施进攻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朱福昌的心理素质和对付讯问的能力,如果不把他“回忆”出来的一个个细节查清楚的话,那是无法拿得下这座堡垒的,因为眼下专案组手里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对方犯案的证据。不过,如果真的他说一桩就去查实一桩,那恐怕也不是个好办法,还不知他要有多少桩细节“回忆”起来呢。那怎么办呢?老许想了想,有了一个主意:他让刑警“大老王”先去跟看守所这边联系,查看朱福昌被搜存的物品中是否有如他所说的那纸传呼电话亭的单子;然后打电话给专案组请他们马上去调查那两个细节,这里,就把朱福昌当成一个不肯交代的嫌疑分子对其进行法制宣传,以案说法,实施攻心战术。

  看守所这边一看,确实发现了一张传呼电话单子,上面写着的接到一位自称姓郑的人的来电时间是:4月8日7点24分,要求接听人的姓名是朱福昌。

  于是,“大老王”就向专案组打电话说了情况。那边孙龙雷接到电话,当即采取措施分别向电话局调查4月8日7点24分是否有传呼单子上所写的某某号码(即郑天鸣的那个电话)向某某传呼电话拨打以及之后的回拨通话情况;同时又派人驱车到南市区大境阁潘春娟住址弄堂口的小店查证4月8日该店做的最后一茬儿生意是否是向如此这般模样的一个小青年出售了两包“飞马牌”香烟。

  半小时后,孙龙雷给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里坐等回音的“大老王”打来电话,说经调查,那两个细节情况属实。

  这样,“阿三头”的作案时间就给轻而易举地排除了。

  线索就此断了,孙龙雷心焦如焚,哪知就在这当儿,竟然又传来消息:又有一位外宾在南京路失窃了!

  这位外宾,是波兰国家轮船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技术人员,名叫瓦洛,半个月前才从波兰奉调前来中国。这天下午,瓦洛在公司翻译的陪同下,前往南京路购物。不料,从外滩公司所在地沿着南京东路走到河南路口时,就发现钱包不翼而飞了。钱包里,有大约300元人民币、护照以及妻子、儿女的一张合影。

  陪同瓦洛外出的翻译是上海人,他马上领着失主去了黄浦公安分局。同样的原因,因为失主是外国人,所以,分局就请瓦洛到市公安局报案。

  由于这起案件也发生在南京路上,而且失主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公民,所以,市局决定将该案交由孙龙雷专案组串案并侦。

  如此,专案组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孙龙雷把专案组全体成员集中到他的临时办公室,每人几个馒头一碗汤,一边吃一边分析案情。

孙龙雷在这之前的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思路,对侦查有了一个新的观点:现在已经查清楚朱福昌跟索洛也夫失窃案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人没有作案时间,他在4月8日索洛也夫失窃钱包的那个时段确实是在潘春娟家里。但是,问题随之也来了:既然如此,那个姓潘的姑娘为何不肯替“阿三头“作证?如果说是因为未婚同居的原因,那似乎不是一个理由。因为据户籍警介绍,潘春娟和朱福昌的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半年有余,邻居们都早已知晓,也不以为奇了,况且潘春娟的父母对此也是默认的。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现在已有证据表明朱福昌当时确实是在潘家,由此也可以推断他没有理由编造邻居苏阿姨曾去过潘家并见过他还说过话的这段情节。但是,奇怪的是,那个苏阿姨不知为何竟然也跟潘春娟一样对此矢口否认?这种否认的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动机?是否值得对此进行一番调查?

案情分析会一开始,孙龙雷就向大家谈了上述考虑。刑警们热烈讨论,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赞同孙龙雷的观点,觉得有必要查一查;另一种认为不值得调查,还是把精力放在另外开辟战场上——对以前曾有前科在南京路作过扒窃案子的那些扒窃分子进行梳理,从中找出有作案条件的可疑分子予以侦查。

  讨论了大约四十分钟后,孙龙雷以组长名义作出了决定:两步同时进行,以他为首,刑警老许、“大老王”为助手去对潘春娟那边进行调查;其余刑警为一路开辟第二战场,从以往在南京路上有扒窃案前科的扒窃分子中寻找新的线索。

  孙龙雷、老许、“大老王”开了一辆小吉普去了南市区大境阁,径直来到派出所,让把潘春娟和那个苏阿姨分别请来。

  先问潘春娟,仍是老话头,询问4月8日“阿三头”朱福昌究竟去了她家没有。潘春娟依然坚称没有去过。这使刑警有点为难,因为潘春娟并非本案嫌疑人,她是证人,是配合警方了解案情的,所以既不能对她强硬,又不能像对待朱福昌那样抛点材料出来什么的。这样,就只好先把她往旁边放一放,改跟苏阿姨谈话。

  苏阿姨一见刑警,脸色很有些不自然,因为她觉得被民警传唤来一趟派出所并不是一桩值得炫耀的事情,她是一个虚荣心强而又胆小的庸俗妇人,担心自己回去后邻居问起为何被民警传唤而无法交待。有过两年预审经验的老许从苏阿姨的神情上猜透了这一心理,于是就很客气地问你是否有什么顾虑啊,大家都是同志,说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吧。苏阿姨于是就说了这一心思。老许说原来是为这样一个小心眼,那苏阿姨我恭喜你了,你只要把情况如实提供给我们,我保证向你提供一个出风头的机会:让吉普车送你回家,还请户籍警陪同,下车后向你反复表示感谢,感谢你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送你进家门,握手而别。如何?

  苏阿姨被说动了,于是主动开口道,同志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叫我到派出所来,就是为了已经调查过的那个“阿三头”跟娟娟小姑娘的事,对吗?我现在实话实说,4月8日晚上,“阿三头”确实是在娟娟家,他是下午过去的,我大约是在晚上7点钟去娟娟家串门时碰到他的,当时还一起聊天。一会儿我就走了,在弄堂里还碰到了传呼电话间的阿姨,手里拿着一张传呼单子说是让9号里娟娟家的客人接电话呢。同志,我这回说的可全是实话。

  刑警说我们相信你这回说的是实话,但是还是要问你一下,上次向你调查这件事时你为什么要说没有看见过“阿三头”朱福昌呢?

  苏阿姨说,那是娟娟那小姑娘要求我这样说的。那个“阿三头”是在娟娟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才和娟娟一起出门的,后来娟娟一个人回来了,直接到了我家,手里拎着十只粽子,说送给我了。然后就对我说:苏阿姨,不好意思,“阿三头”昨晚在我家过夜了,尽管他是我的男朋友,不过这件事传出去总归不大好听,如果有人问起来——不管谁来打听,你都说昨晚没有看见过“阿三头”来我家,好吗?我想,这样一桩小事还有什么不好的?别说你送了我十只粽子,就是不送而要求我这样说,我也会答应的。这样,我就对你们这样说了。

  于是,刑警就把潘春娟从另一间屋里叫过来。那姑娘一看苏阿姨在场,脸色顿时异样。苏阿姨倒也果真配合,不等刑警开口就先开腔了,说娟娟姑娘啊,阿姨已经把情况向民警同志讲清楚了。潘春娟的眼泪就下来了,低头哭泣。

  刑警说小姑娘别哭别哭,不就是“阿三头”那天是否去过你家没有这样一桩小事吗?你上次没有说清楚,现在说说清楚就是了。苏阿姨在旁边也相帮劝了几句,忽见“大老王”向她使眼色,便知趣地出去了。潘春娟到这当儿,只有承认事实的份儿了。

  但刑警此番前来并非单纯是为了核实“阿三头”是否去过她家这段事实的,此节其实已有其他确凿的证据足以证实了,而是为了调查潘春娟为何要对警方撒谎,而且还要买通苏阿姨相帮欺骗刑警,这一节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跟案情有关的内容?于是,刑警就要求潘春娟对她之前的撒谎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潘春娟却不开口,只是低着头嘤嘤哭泣。在刑警看来,这种表现似乎是值得研究的,于是就盯着不放,一定要求潘春娟说一说。良久,潘春娟才抽抽搭搭地说,这是因为她生怕自己跟“阿三头”未婚同居之事传出去不好听,才这样说的。

  这种说法显然有些牵强,因为据刑警之前所知,眼前这个十九岁的姑娘在生活作风方面,其实并不是一只好鸟,既然连黑道上都已经替她起了“一枝花”的诨号,又称其为“小赖三”,那行为是如何放荡就可以想见的了。而这样一个主儿,对于真的是在跟她谈朋友的“阿三头”朱福昌却是这样羞羞答答,分外顾全起名声来了,这不是颇有些反常吗?如此,刑警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这个话题,要好好跟潘春娟讨论一番了。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找孙龙雷组长。一接听,是市局打来的,说市局总机接到一个自称“冷高峰”的男子的电话,向警方举报一个情况:黄浦区无业社会青年朱福昌,又名“阿三头”,最近充当幕后策划者,指使几名少年扒手专门在南京路上扒窃外宾钱包,据说很有收获!举报人称,如果警方对此内容感兴趣,他愿在半小时后去市局专门向侦办外宾失窃案的负责人当面提供详细情况。接线员按照平时处理此类情况的惯例,当时就答称很感兴趣,约对方前往市局见面。

  孙龙雷一听,自是大感兴趣,当下就决定停止与潘春娟的谈话,带着老许、“大老王”前往市局跟举报人“冷高峰”见面。

  但是,半小时后,“冷高峰”并没有出现。孙龙雷三人又等了半小时,仍是没有出现。于是,他们隐约地觉得此事似乎有些蹊跷了。老许忽有所思:“我去打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打往一小时前跟潘春娟谈话的派出所的,请他们马上派人去潘春娟家查看潘春娟的情况。不一会儿,对方就传来了消息:潘春娟离开派出所后,一回家就被一个高个头的男青年接走了。

  于是,刑警意识到,他们可能中了“调虎离山”的计谋。随即驱车重返派出所,找了那个前去传唤潘春娟和苏阿姨的户籍警,了解到他去潘家传唤潘春娟时,那个高个子男青年已经在那里了,因为刑警这边没有其他说法,所以,他也没有询问对方是什么人、跟潘春娟是什么关系。

  孙龙雷心里一动,随即向户籍警问了离潘春娟家最近的那个传呼电话间的两部电话机的号码,然后打电话请市局方面立即向电话局查询,得知其中一部电话机的号码就是先前拨打市局总机的那个号码。于是,猜疑就得到了证实:那个自称“冷高峰”的举报者,就是潘春娟被传唤时待在她家的那个高个子男青年,他见潘春娟好久没有回来,就打电话玩了个调虎离山计,使潘得以脱身。然后,两人就双双离开了。去了哪里?不得而知。

  如此,基本上也可以证实孙龙雷在案情分析会上的那个观点:潘春娟对于朱福昌证言问题上的故意隐瞒,其背后是隐藏着其他内容的。

破案的曙光,这时终于闪现了!

五

  案情分析会随即举行。尽管认为“冷高峰”对于朱福昌的举报十有八九是子虚乌有,但专案人员还是对此进行了分析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所谓的“朱福昌指使他人作案”的可能应当予以排除,这是因为以朱福昌的行事风格,不会把明明自己一伸手就能做的事情,自己不做而花工夫去叫别人来做,这样,不但浪费时间精力,还担着若干风险,一旦别人落网那就难免不被牵连;再则,还得分给别人一份赃款,他肯定不会这样做的。而且,在最初寻找朱福昌的线索时,专案组曾接触查访了诸多了解此人的朱的哥们儿,从未听说过朱福昌还有这种情况或者打算。

  在排除了“冷高峰”的举报内容后,专案人员开始讨论如何查摸“冷高峰”其人的线索,认为还是当初查访朱福昌的那一套办法行之有效,就是从跟潘春娟熟悉的人那里了解“冷高峰”的情况。这个对象倒是现成的,就是“阿三头”朱福昌。

  朱福昌的扒窃嫌疑被排除后,当时就释放回家,但为稳妥起见,专案组特地关照他这几天不准外出,有事找他,必须随叫随到。为表示对他的重视,当时是通知了派出所来人将其带回去的。派出所户籍警会同居委会干部同朱福昌进行了谈话,让他若要离家出去走走什么的话,得向居委会治保主任说一下去向,以便市局分局刑警找他时知道该去哪个方向。朱福昌于是回家后就闭门不出,闷头大睡。此番派出所让户籍警去一叫,他就跟着来了。

  这回跟朱福昌打交道的是刑警老丁、老许,这两位都是老资格的刑警,对付这样一次调查自然不成问题。朱福昌听说让他提供跟潘春娟关系密切的人,先是一怔,继而就说:“跟娟娟关系密切的人?有啊!除了我就是上官那小子了!”

  朱福昌向刑警提供了以下情况——

  那个简称“上官”的男青年,名叫上官志成,住在八仙桥一带,今年二十二岁,祖籍浙江宁波,出生于马来西亚,其祖父是华侨富商,去世时留下了偌大一份家产,三个儿子各分得一份。上官志成的父亲上官嘉铭凭着这份遗产,在马来西亚置了两家工厂、一家商场和一个农场,成为当地一名富豪。1935年,上官志成出生于马来西亚,次年,他随同父亲上官嘉铭来到上海。

  上官嘉铭是到上海来投资办实业的,开了一家棉纺厂和一家米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上官嘉铭为保住自己在上海的财产,参加了日本侵略者组织的伪政府,出任分管工业的一名中级官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官嘉铭被国民党“军统”逮捕,以汉奸罪判了五年徒刑。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一批犯人,上官嘉铭也在其中。他一获得自由就马上逃往马来西亚,连家眷也顾不上安排。这样,上官志成以及其母亲和两个妹妹就只得留在上海。所幸他们还是财大气粗的富裕人家,因为上官志成的母亲是一个不事张扬却很有主见的知识女性。这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女性,尽管来上海后始终不过是普通家庭妇女身份,但她的智慧是出众的。当年她的丈夫上官嘉铭决定投靠日伪充当汉奸时,她就坚决反对。反对不成,就向丈夫提出分割在沪财产,她本人可以一文不要,但得给三个孩子各自一份。上官嘉铭对此没有理由反对,只好点头同意。于是,包括上官志成在内的三兄妹就都有了一份不菲的财产,由其母代为掌管。

  抗战胜利后,“军统”捉拿上官嘉铭时,抄没了财产,由于上官志成之母的先见之明,凭着有上海滩著名律师作为见证人签名的那份财产分割文件,保全了用三兄妹分得的财产购置的两套洋房和在一家毛纺厂的30%股份。这些财产到了解放后,仍是属于上官兄妹所有,由其母代管,后来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政策,毛纺厂的那30%股份并入了国家,但股份持有人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定息。上官一家四口靠着两套洋房的租金和优厚的定息,过着优裕的资产阶级生活。上官嘉铭在海外已经另外打造了一份产业,还不时寄来外汇和大陆上的短缺物品。

  但是,上官嘉铭的妻子对于儿子上官志成的教育方面却缺乏如分割财产那份先见之明了。上官志成自小看似斯文,却是一个顽劣小儿,他的顽劣表现在喜搞恶作剧和阴谋诡计方面,而且胆子也大,幼儿园时就已经敢在集体午睡时用红药水故意污染处罚过他的女老师的白色连衣裙,事后还伪造现场嫁祸于人。上官志成在读书方面的智商很是有限,小学因为留级读了八年,初中读了两年还没有通过初一的考试,干脆辍学了。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了,因为家里有钱,就结交了上海滩上一些小开、少爷,一班纨绔子弟不时出没于舞厅、剧场、溜冰场、饭馆,挥金如土,把父辈辛辛苦苦奋斗而得的钱钞大把大把地挥霍,毫不心痛,还有着一种显摆的快感。

  上官志成长相斯文,挥金如土,很容易获得一些经济条件平常但却追求享乐的年轻姑娘的青睐。他也正是开始渴望接触异性的年龄段,于是男来女往的游戏玩得很是热闹。

  春节前,当时潘春娟已经和朱福昌敲定为“朋友”了,她和邻家的一位小姐妹一起去工人文化宫跳舞,正好遇到了也在那里跳舞的上官志成。潘春娟的长相,其实并不出众,但她自有一种天生的媚态,一旦有意发挥起来,对于上官志成那样的纨绔公子哥儿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潘春娟显然也被上官志成的那份小开派头所吸引,于是两人就由结识开始来往了。渐渐的,关系好得就似恋人一般了。

  “阿三头”朱福昌当时对此是被蒙在鼓里的,直到上个月20日才偶然发现娟娟原来在脚踩两只船,这当然是不允许的。这样,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主动退出,从此不再跟潘春娟来往;二是让上官志成退出。他反复考虑后,决定实施第二个选择。

  像朱福昌这样的主儿,做这种事情从来不拖泥带水的,他一旦决定就马上实施了。那天,打听到潘春娟的父母都在上中班,哥哥去外地出差了,就去了潘家。进得门去,二话不说,先把门关上。娟娟还以为他要做那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脸上露出一层媚笑,正待故作姿态扭捏时,眼前倏地一亮,一把磨得锋利无比的匕首已经架到了她的脖颈上!

  “说!跟我还是跟上官那小子?”

  潘春娟吓得脸无人色:“跟……跟跟……你……”

  “那你马上去打电话把上官约过来!”

  上官志成接到潘春娟的电话,好不高兴,马上叫了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大境阁潘宅。哪知,迎接他的是秋风黑脸的朱福昌!若论个头,上官志成差不多要比朱福昌高大半个头,而且因为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听说还是什么精武拳术会的会员,又学过西洋拳击。这份优势跟朱福昌相比,前者是虎,后者就是狼了,或者说只是一头弱狼。但朱福昌有着上官志成所没有的那股亡命之徒精神,他那把雪亮的匕首对准的不是上官志成,而是他自己的腹部,说上官你小子说一声,退还是不退?不退,我就在自己肚皮上扎一刀,是死是活不要你负责。

  上官志成尽管是出了名的顽劣,尽管擅长搞阴谋诡计,但是从来不曾见过这种阵势,当下汗就冒出来了,一滴滴地往下淌,他不敢说“不”,因为他知道对方这一刀一旦扎进去,不管是死是活,公安局都会找他的。

  于是,上官志成选择了妥协。

  这是两个多星期之前的事情,之后,上官志成是否再找过潘春娟,他就不知道了。

  专案人员据此分析,如此看来,上官志成与朱福昌是一对情敌。而潘春娟其实是想跟上官志成的,但是她慑于朱福昌的威胁,不得不跟朱虚与委蛇地敷衍着。这既不合潘春娟本人的意愿,更为上官志成所不容,因此,两人就策划要制造某种机会,从而使朱福昌折进局子,这样,两人就能如愿恋爱了。而南京路上发生的系列涉外扒窃案,可能就是由这两人策划的。

  专案组长孙龙雷忽然想起了4月9日专案组刚开始着手侦查案子时,黄浦分局总机接线员接到的那个不肯透露姓名的男子的举报朱福昌扒窃的神秘电话,心里一动:这个男子莫非就是上官志成?

  但是,以当时的电信技术水平,是无法调查主叫电话的电话机号码的,只好暂时先放一放了。

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查找上官志成和潘春娟!

六

  据朱福昌所提供的线索,专案组刑警去了八仙桥派出所。上官这个复姓比较少,而上官志成家又是小有名气的有钱人家,所以,到那里对派出所方面一说,人家马上说确实有这样一户人家,然后就提供了住址。

  孙龙雷问那户人家是否有电话?什么号码?派出所民警一翻户籍卡,说有的,然后就报出了一个号码。孙龙雷马上请上海市电话局查看:这个电话号码是否是4月9日上午向黄浦分局总机拨打过电话的那个?

  片刻,电话局回音来了:该号码在4月9日上午10点03分至05分曾向黄浦分局总机拨打并通话。

  孙龙雷说:行了!就是这主儿了。走,登门拜访!

  孙龙雷领着五名刑警登门,接待他们的是上官志成的母亲。那是一个年约四十六七岁的女性,透着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待人接物很是得体,她自我介绍姓邱,家庭妇女,客气地询问民警同志登门为何事,需要她提供什么帮助的话,她一定尽力而为。

  刑警最初一听这话,还以为邱女士是在装糊涂。其实,她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触犯了刑律,正面临着一场牢狱之灾。于是,刑警就说我们是来找你的儿子上官志成的,因为我们手头有个案子需要向他调查。

  邱女士闻听后,脸色倏变,她是个知识女性,以前曾跟日伪、“军统”打过交道,自有若干判别能力。当下见刑警一来就是六个,便知道这就不是一般的调查了,而十有八九是上官志成已经涉案了。她稍一定神,说如此看来,是我的儿子犯法了,对不起,是我教育无方,给诸位警察同志带来了麻烦。上官志成此刻应该在家的,我把他叫来,交给你们。

  上官家的住宅是一幢带有花园的洋房,面积很大,光三层楼房就有十几个房间,花园里还有车库、仓库、花房,所以,要让上官志成现身不是叫一声就能实现的。邱女士说着,就召来了家里的用人,吩咐去把少爷叫来。用人正要去叫时,另一个兼着花匠和门房身份的男用人正好进客厅来,听见了便说少爷先前带着一个姑娘回来过,但只待了一会儿就出去了。

  刑警一问那个姑娘的长相模样,便知道那是潘春娟了。

  邱女士见刑警们神色凝重,情知儿子所涉案件必定重大,她竟然处乱不惊,从容而语,说我有一个主意说出来供民警同志参考,你们看是否妥当——我现在把全家人包括两位用人都召集到这边客厅来待着,你们既然来了这么些人,那肯定是要对我家搜查一下的,这是例行公事,哪个朝代的警察办案都是这样的,我知道,我让大家把所有钥匙交给你们,这是其一;第二,我估计上官志成带着那个姑娘一下子不会跑远,不会离开上海滩的,肯定是到哪个亲朋好友家去暂时住上几天,躲避一下风头吧,我把所有亲朋好友的住址提供给你们,同时,我这就当着你们的面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询问上官志成是否过去了,请放心,我会注意把话说得圆满,绝对不会出纰漏。否则,你们可以以通风报信罪把我一起捕拿进去的。

  邱女士的话里透着一种显而易见的诚恳,孙龙雷组长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了态,说邱女士我们感谢你能深明大义,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那么,麻烦你现在就打电话吧。

  上官家的亲朋好友中有一部分也是资本家之类,家里都装有电话。邱女士就一家家拨打,说她找上官志成有点事情,如果他去贵府的话,请在不惊动他本人的情况下,立刻电告。电话打到第五家时,邱女士的脸色变了,刑警马上意识到有戏。果然,上官志成带着潘春娟去了位于虹口区大名路上的表姨家。

  刑警火速赶去,那对儿刚刚坐定不久,只喝了一杯咖啡,就被堵住,双双被戴上了手铐。

  押送到公安局后,讯问随即进行。上官志成、潘春娟几乎没有任何抵赖,就如实交代了惊动上海市委最高领导的系列涉外扒窃案件的策划过程——

  诚如专案人员所分析的,上官志成对于自己在情场上败给了朱福昌极不甘心,而潘春娟贪图富贵享乐,也一心想跟上官志成好。两人于是就凑在一起盘算如何对付朱福昌。依上官志成最初的念头,是叫几个他在社会上混时结识的流氓朋友把朱福昌教训一顿,打得他服帖为止,看他还敢不敢争夺潘春娟?但是,潘春娟坚决不同意,她对朱福昌太了解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亡命之徒,如果挨了教训,他知道自己斗不过那些流氓的话,肯定会产生“不让我得到,那你上官也别想得到”的念头,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匕首捅进她娟娟姑娘的身子。至于捅了刀子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朱福昌是不会去考虑的。

  潘春娟这样一说,上官志成不禁也有点发憷了,他已经见识过朱福昌的亡命之举了,寻思如果为此引发了人命案子,那可就不值得了。如此,他就只好另外考虑法子了。

  上官志成向潘春娟详细了解了朱福昌的种种情况,知道朱原来是一个专门拜过师的扒窃高手,公安局里挂了号的,因为过于狡猾而一直无法把他拿下法办。于是,头脑里就形成了一条计谋:请扒手作案后,嫁祸于朱福昌,让公安局把他捉进去。

  潘春娟对于上官志成的这个方案倒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即使做得不成功,跟她也没有什么关系,朱福昌不会把报复之剑指向她的。于是,上官志成就开始着手行动。他在上海滩混了这么些年头,结交了一些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朋友,连被拉上法场执行枪决的也有,找几个扒手当然是不成问题的。4月3日,上官志成在南京路新雅粤菜馆宴请扒手王阿兴、杜之初,要求他们替他出一口气,把朱福昌弄进局子去。王、杜两人一口答应,但说他们只管行窃,其他环节就不插手了。上官志成因为跟这两人也算是多年朋友了,所以,每人送了一块手表表示谢意,但承诺如果下手时失风被捕,在服刑时的种种经济需求由他上官志成解决。当然,前提是必须不供出他来。

  王阿兴、杜之初两人对于作案地点和对象作了分析,认为为了引起公安局的重视,应当选择外宾作为作案对象,而且要在热闹地段下手,时间还得紧凑。至于作案后被官方怀疑是否跟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有关系,那他们就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两个扒手甚至连伏罗希洛夫元帅即将访华这样的特大新闻也全然不知晓。

  上官志成把计划告诉了潘春娟,本来,这个阴谋不需要潘春娟这样的女流之辈参与的,所以,上官志成只让她待在家里坐等佳音。不料,4月8日王、杜两个扒手作案时,朱福昌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潘春娟家,而且待下就不走了。潘春娟暗自着急,无奈之下偷偷溜出门给上官志成打电话告知了情况。上官志成于是就指示潘春娟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否认朱福昌曾经去过她家的事实,这样,潘春娟就有了用粽子收买苏阿姨让其作伪证之举。至于她自己,当然是绝对否认朱福昌曾经去过她家的事实了。

  次日上午,上官志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黄浦分局打电话(他不知道涉外案件当时是由市局管的)“举报”“阿三头”扒窃了外宾的钱包,然后就等着看好戏,最初的发展轨迹果然如其所料,警方将朱福昌传讯了,而潘春娟和苏阿姨也确实顶住了刑警的调查作了伪证。哪知,接下来的情况就不是如上官志成所想的那样运转下去了,尽管他不知道朱福昌在看守所里竟然自己想出了两个能够排除作案可能的证据,但当上官志成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而迫不及待地赶到潘春娟家去准备庆贺一下时,警方却出乎意料地把潘春娟和苏阿姨叫到派出所去了!

  上官志成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于是想到了干涉刑警调查的办法,他随即去了传呼电话间,以“冷高峰”的化名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总机,声称有相关情况需向承办扒窃外宾案子的负责人当面反映,成功地将孙龙雷等人“调”离了派出所。

  但是,上官志成没有想到苏阿姨和潘春娟早已承认了朱福昌没有作案时间的事实。所以,当他从潘春娟嘴里得知上述情况后,马上意识到情况已经大大不妙。他知道警方对于此事绝对不会“到此为止”,接下来的主攻对象就是潘春娟了。而这个“小赖三”显然是无法跟警方抗衡的,这样,他就作了带着潘春娟离开的选择。以上官志成天真的想法,警方只要找不到他和潘春娟,这件事时间一长也就过去了,因为毕竟不是他们直接去南京路扒窃了外宾的钱包。

  上官志成还在跟潘春娟商量应该留在上海还是去外地避风头时,没有想到警方的行动竟是如此迅疾,已经把铐子铐上来了!

  专案组刑警根据上官志成的供词,立即出动警力将扒手王阿兴、杜之初逮捕,搜获了4月8日三起苏联外宾失窃的全部赃款、赃物。王、杜两人交代了作案经过,对于索洛也夫的作案确实是在市百一店乐器柜台那里实施的,另外两起柯切托夫和伊琳娜的,则是在南京东路上下的手。

  讯问结束,外滩海关大钟正好敲响了十二下,宣告1957年4月11日零点的到来。以孙龙雷为首的专案组,提前二十四小时完成了涉外系列案的侦查。

  该案审理期间,王阿兴、杜之初经人检举,于1953年曾在浙江合伙犯有强奸杀人案,遂移交浙江当地合并审理,最后数罪并罚双双被判处死刑。

  上官志成不久被上海法院以“盗窃、诬陷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押解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服刑期间因斗殴伤人,被加刑六年。1967年刑期服满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遂按照当时的规定戴上“坏分子”帽子,留场就业。1978年,上官志成被批准返沪,不久即移居海外。

  潘春娟所犯的罪名与上官志成相同,但因轻微而未被逮捕,最后处以劳动教养三年。解教后返沪,进了街道工厂就业。于1995年病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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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3 21:39 | 只看该作者

10. 失踪的叛徒——侦缉陈云点名的反革命分子

一位中西医兼看的大夫忽然失踪

  1951年9月20日中午,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分局接到一位名叫辛静莲的居民的报案,称其丈夫昨日离家去上班后未归,经过一夜半天的寻找,未见影踪,也无音信,似已失踪。

  接待辛静莲的民警小唐详细询问了情况,辛静莲向民警作了以下陈述——

  辛静莲的丈夫名叫赵锦章,四十二岁,在提篮桥区公平路上开了一家私营性质的“和顺诊所”,中西医兼看,雇有一名护士。辛静莲和赵锦章结婚十七年,生育两女一子,其子年方六岁,系家里的掌上明珠。昨天是儿子的生日,赵锦章让妻子准备一些菜肴,说他会早些下班回家,一家人替儿子庆贺生日,他还答应会给儿子带回生日礼物——玩具汽车。

  辛静莲按照丈夫的吩咐准备了一桌菜肴,还给儿子换上了一身新衣服。儿子从下午三点钟起就开始等候父亲回来,等着得到企盼已久的玩具小汽车。可是,一直等到平时下班的五点半左右,赵锦章还没回家。辛静莲最初还以为是碰到了意外情况,比如病人多,或者是有个别难缠的病人在看过病后觉得收费不公道、疗效有问题什么的,找上门讨说法,这样就会耗去许多时间,导致无法提早结束营业甚至不得不晚些下班。辛静莲尽管这样想着,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于是就去弄堂口对面的“兴峰铁工厂”门房向门卫赔个笑脸,借用那里的电话机往“和顺诊所”打了个电话,想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诊所那边的电话机光响回铃声而没有人接听。这样,辛静莲就想当然地认为丈夫已经离开诊所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就回家去对儿子女儿说老爸快回来了,稍等即到。

  赵锦章的诊所开在公平路上,家则住在提篮桥区和榆林区交界属于提篮桥区的霍山路尽头。赵锦章上下班是骑自行车的,这段路正常情况下大约二十分钟足够了。可是,辛静莲回家后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丈夫回家。这样,她心里就犯了嘀咕,暗忖今天别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事儿吧?想着,辛静莲就觉得不放心,于是决定去诊所走一趟,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辛静莲匆匆赶到诊所门前,诊所却是铁将军把门。她定定神想,既然来了,就去找诊所的那个女护士施佩瑶,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丈夫为何既没有消息也不见人回来?

  “和顺诊所”雇佣的护士施佩瑶,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她出生于上海滩的一个青帮头目的家庭,其父跟青帮大亨黄金荣同属青帮“通”字辈,据说黄金荣还得尊其一声“师兄”。想来是可以做出一番黑道事业来的,再不济弄些黄金白银贵重细软料是不成问题的,不料时运不济,在施佩瑶八岁那年就患伤寒而殁。帮会中人讲究江湖义气,尤其是做出了市面的更是要面子,黄金荣当时出面指定青帮中人专门替施家料理丧事。大殓那天,黄金荣还亲自到场。以黄金荣当时在上海滩的声望,他一出面,其他帮会头面人物自然也都来了。黄金荣就跟另一大亨杜月笙嘀咕了几句,杜月笙便登高一呼,当时就筹集得一笔款项专门用于将施家三个子女扶养成人。

  施佩瑶就是靠着这笔款子读完了小学,又读了三年初中,然后进了英国教会所办的一所护士学校,两年后成了广慈医院的一名正式护士。广慈医院是当时上海滩最大最牛的医院,医务人员能在那里供职,在业界是能够引以为豪的。本来施佩瑶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解放后也没有问题。但是,到了1948年7月,她手里却出了一桩医疗事故,由于上夜班时打瞌睡而导致一名老年病人呜呼哀哉。死者恰恰是当时驻军上海的“国军”少将的老太爷,于是施佩瑶的麻烦就来了。“国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奉命当即将其拘捕,一场官司是少不了要吃的了。但不到二十四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施佩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辆军车载着送回了广慈医院,原来是黄金荣发话了。但是,广慈医院却容不下这样一个发生重大事故的护士,当天就把施佩瑶给开革了。

  施佩瑶回家后,闲居了两个多月,一天逛街时路过公平路,看见那里有一家正要开张的私人诊所张贴出了“招聘护士一名”的告示,于是就去应聘。这家诊所正是赵锦章的“和顺诊所”,听说施佩瑶是广慈医院出来的,马上如获至宝似的把她收了下来。施佩瑶家住得离诊所不远,步行也不过十来分钟,她就乐呵呵地开始上班。

  当下,辛静莲便去了施佩瑶家,询问丈夫的去向。施佩瑶告诉她,赵锦章是下午三点半左右离开诊所的。他说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他得提早回家。临走时,赵锦章交待了要施佩瑶办理的两桩接待病人的事儿,说办理完后她就可以下班了,不必等到平时正常的五点半下班时间。施佩瑶又说,赵锦章看来对儿子的生日是蛮重视的,前两天就在念叨了,今天中午还特地抽空去了趟百货公司买了一辆漂亮的玩具小汽车,说是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下午三点半他离开诊所时,还到隔壁南货店去要了一张包装礼品的红纸封住了玩具盒子。

  辛静莲听得明白,心里却是愈加糊涂了,怎么也想不通丈夫离开诊所后为何不回家而到现在还不知去向?她想了想,对施佩瑶说想去诊所看看。于是,施佩瑶就陪她去了一趟诊所,开门进去看了看,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施佩瑶说会不会赵锦章这时已经回家了,要么打个电话回去问问?辛静莲于是就用诊所的电话跟住宅弄堂口对面的“兴峰铁工厂”门房间门卫取得了联系,央求那位去她家看看丈夫是否回家了。门卫去看了看,说赵锦章没有回家。

  这下就更是奇怪了。连施佩瑶也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就决定相帮一同寻找赵锦章。两个女人在诊所商量着,先分析了赵锦章可能会去的地方,列出了十几位亲戚朋友的名单。这些对象分布于上海的七八个区,虽说都属于市区范围,但那时候并无住宅电话联系,还是得一一登门询问,靠她们两人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辛静莲便决定请娘家兄弟相帮。

  这样,辛静莲就由施佩瑶陪着先去了住在杨树浦区的娘家,说了情况,请三位兄弟出面连夜寻找赵锦章的下落。她自己则和施佩瑶一起去了小叔子家,一说情由,两个小叔子当即提出和她们一起寻找。

  这样,到次日中午为止,已经有九名亲戚朋友参加了寻访赵锦章下落的行列,但是,他们跑遍了整个上海滩被认为赵锦章可能会去的所地方,所有被访的对象不但没有见到过赵锦章,连电话都没有接到过一个。

  这就奇怪了,赵锦章到哪里去了呢?众亲戚分析下来,一致认为应该向公安局报案。于是,辛静莲就去了提篮桥公安分局,陈述了情况,请求警方查找丈夫下落。

  民警小唐将辛静莲的这番陈述记录下来后,向领导作了汇报。按照分工,此类事就交给分局治安科承办。小唐正是治安科民警,领导就让他跟派出所联系一下,分局、派出所一起过问这件事。之所以说“过问”,是因为此事没有立案。对于警方来说,群众风风火火哭天喊地跑来报案称家人特别是小孩失踪的事儿是经常碰到的,你若在第一时间就认定应该立案侦查的话,常常是承办员还没调派妥当时,“失踪”的人已经平安回家了。

  派出所让户籍警小许过问此事。小唐、小许两个年轻民警商量下来,决定先走访失踪人的妻子辛静莲。

  这时是下午两点,差不多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的辛静莲两眼布满了血丝,但脑子却是非常清醒,她对民警说去分局报案后回家定下神来想了想,认为丈夫一向与世无争,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冤家对头,也向来没有惹是生非之念,所以这次的失踪就显得蹊跷,她甚至怀疑赵锦章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之祸了。如果果真这样,那么她对诊所的那位护士小姐施佩瑶有怀疑,认为事情多半跟其有关!

民警闻之暗吃一惊,自然要问辛静莲为何口出此言。

扬言要杀人的男子跟失踪案有关吗

  辛静莲便说了她所曾经目睹过的一幕:三个多月前即195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辛静莲去外滩十六铺码头送一位小姐妹去宁波,返回时途经公平路,便想去丈夫的诊所坐坐。当时是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按照“和顺诊所”的惯例,中午是不关门休息的,这是当时一般私人诊所的规矩。可是,当辛静莲走近诊所时却发现玻璃门关闭着,连里面的窗帘也拉了个严严实实,就像晚上诊所关门停止营业后一样。当时她就觉得有些奇怪,于是便悄悄凑拢过去,想看看里面究竟是否有人。由于拉着窗帘,窥看当然是看不到什么的,她就只好用耳朵听。里面似乎传出轻轻的异响,却又听不真切。这时,辛静莲马上想起了那个女护士施佩瑶,心里一阵紧张。想了想,就去了马路对面,躲在弄堂口那个街头拔牙大夫的大阳伞下,偷偷察看着诊所这边。片刻,只见诊所玻璃门里面的窗帘拉开了,接着,门也打开了。辛静莲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待着两个人:丈夫赵锦章和女护士施佩瑶。于是,她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两年多,人民政府早已大力宣传“妇女翻身,男女一样”,号召提高广大妇女群众的社会地位了。但是,对于辛静莲来说,由于她是一个没有工作和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妇女,在家庭的地位跟旧社会仍无什么差别。而在这个家庭里,赵锦章是当家人,主宰着一切。因此,辛静莲尽管极为气愤,但是却不敢发作,想了想,就悄然离开了。直到两天后的晚上,见丈夫喝酒喝得似乎很高兴时,才隐晦而婉转地提醒了一下。赵锦章当时没有说什么,既未承认也没有辩白,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至于赵锦章后来是否跟施佩瑶仍旧保持着那种关系,辛静莲就不知道了。

  现在,发生了赵锦章失踪之事,辛静莲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就不得不想到了这件事,她曾经听说过施佩瑶的丈夫是青帮弟子,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心狠手辣,行事不计后果。解放后曾被公安局请进去吃过免费饭,原是要判刑的,但因为检举揭发有功,为体现政策而宽大释放,政府还给安排了一份工作。但是,以辛静莲此刻的猜测,认为这样的男人的凶残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其他男子通奸的话,那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手段就很难说了。

  总之一句话,辛静莲认为赵锦章的失踪多半是跟施佩瑶夫妇有关的。因此,她向民警提出:请求政府对她所提供的这条线索进行调查。

  唐、许两位民警听说施佩瑶跟赵锦章还有这种事儿,觉得有调查一番的必要。于是就着手进行调查,这一查,还真发现了异常!

  唐、许两位民警商量后,先去向领导汇报了情况,请示是否需要立案侦查。领导的意思是让他们先进行调查,是否需要立案视情况而定。于是,两人便先去了“和顺诊所”,那里,施佩瑶还在上班,当然替人看病是不可能的,但她认为还是有必要守着诊所。民警带去了封条,说既然诊所主人不在,而且一时也不知其下落,还是先把诊所封起来再说吧。当下就让施佩瑶把她的东西带走,然后把诊所大门上了锁,贴上了封条。

  施佩瑶则被民警请到了派出所接受调查,她把对辛静莲说过的那番关于赵锦章昨天下午如何离开诊所的过程又向民警作了一番陈述。民警做了笔录,让她阅读确认后签了名。然后,就言归正传问到施佩瑶跟赵锦章的关系。和当时所有有着这种所谓“男女问题”的男女一样,最初施佩瑶矢口否认。民警于是不得不稍稍抛出了一点材料:某月某日,你和赵锦章大白天在诊所里关了门拉上了帘子,过了多久才恢复原样。这件事当时是有人特别留意到的,是不是需要把证人叫来跟你对证后你才肯承认?不过,需要提醒你的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如果这样,那处理时就要考虑朝从重方面倾斜了。

  施佩瑶不过是一个寻常妇道人家,哪里见识过这一套。当下就马上改变口径,对跟赵锦章的男女私通情况作了交代。对于民警来说,这不过仅仅是第一步,他们真正需要了解的情况是赵锦章的失踪问题。于是接下来就询问了施佩瑶的丈夫是否知晓她跟赵锦章私通之事。施佩瑶说原先不知道,但最近知道了,是因为她在睡梦中叫着赵锦章的名字说了暧昧之语,被丈夫听见了,当时就唤醒她追问情由。

  施佩瑶的丈夫名叫关宝应,是青帮打手,用当时一句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来说,叫做“流氓成性”,施佩瑶没少挨过他的打骂,早已像一团加了适量水分的面粉那样给揉成了一个软软的面团,当时睡眼惺忪的她脑子还一片糊涂,哪里经得住凶神恶煞般的逼问,就承认了跟赵锦章确实有着那种关系。

  民警于是感到有戏了,便问关宝应对于此事的态度。施佩瑶到这时已经意识到民警为何这样询问她了,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必对关宝应有什么怀疑,他这两天并不在上海。”

  不在上海?那么到哪里去了呢?施佩瑶说丈夫前天去了无锡亲戚家,到现在还没回来,他说过要在那里住个把礼拜的。民警就让施佩瑶把无锡的那个亲戚的姓名、地址、职业什么的都一一写了出来,说今天就问到这里,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跟你联系。

  两位民警认为应当对关宝应去无锡之事进行进一步调查,于是小唐就返回分局向领导汇报后,开了一纸“长途电话使用单”,请分局电话总机接线员接通了无锡市公安局,要求立即查明某某路居民某某某家是否来了一位名叫关宝应的上海亲戚,是什么时候来的?

  在当时来说,要查明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当时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实行“临时户口申报制度”,外地人员凡要在本地住宿的,户主都必须去辖区派出所申报备案。无锡市公安局向施佩瑶所说的那位亲戚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打电话询问后,就有了回音:关宝应于今日上午十时许抵达无锡,下午两点由其亲戚陪同着前往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事由是“访亲”,拟住五至七天。

  小唐得知这个消息,顿时一个激灵:施佩瑶不是说关宝应是前天去无锡的吗?事实上却是今天上午才去的!她为什么要帮丈夫作伪证?而关宝应昨天还在上海,这跟赵锦章的失踪是否有关系呢?

  另一位民警小许迅速赶到了分局,两人分析下来,觉得施佩瑶、关宝应夫妇疑点重重,而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必须采取侦查方式才能迅速查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两人就联名写了一份报告,直接送到了分局治安科领导面前,请求对赵锦章失踪一事立案侦查。

  立案侦查不是治安科方面能够决定的,领导跟刑警科联系后,刑警科方面认为可以立案,于是此事就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开始进行运作。原本立案后案件应当由刑警科管了,但是分局刑警科那一阵人手紧张,所以只派了一位名叫苏吉殿的三十多岁的刑警过来,领着小唐、小许一起侦查该案。

  苏吉殿办案讲究雷厉风行,那时也没有一整套法定的办案程序,大体上觉得合理的就照着做了。苏吉殿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把施佩瑶召到分局,开了一纸“留置决定”,将其送进了看守所。与此同时,电告无锡警方协助立即将关宝应限制人身自由,暂押当地派出所,上海这边派员过去向其宣布留置决定后押回上海。

  关宝应还没有押回上海时,施佩瑶在看守所已经要求跟承办员见面了。小唐、小许已经被派往无锡押关宝应了,只有苏吉殿去跟施佩瑶见面。施佩瑶向苏吉殿承认她对民警说了假话,说她因为担心警方会把赵锦章失踪一事扯到他们夫妇身上,于是就出主意让丈夫暂时前往无锡避风头,而且把离开上海的时间提前了一天多,以使人相信其夫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你的丈夫关宝应到底是否跟赵锦章失踪之事有关系呢?”

  “这个……我想应当是没有关系的。尽管他在知晓我跟赵锦章的那事后暴跳如雷,拍桌摔凳地说要把赵锦章杀了,但是,第二天他就不再对这件事发什么火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关宝应解放后被公安局逮进去尝了一番铁窗滋味,以前青帮打手的棱角锐气已经磨平,此外,他目前做的工作收入很少,连老婆的一半也不到。经济是基础,有钱就是尊严,他没有钱钞了,底气就显得不足了。还有一点,他知道解放后妇女翻身了,婚姻平等,如果把施佩瑶逼急了,闹一个离婚,显然对他大大不利。

  但是,施佩瑶说不出丈夫在赵锦章失踪那天究竟干了些什么,所以苏吉殿无法排除对关宝应的怀疑。

  这个问题,只有留待关宝应自己作出解答了。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关宝应被押回上海后,还没进看守所,在提篮桥分局接受讯问时就说出了他在赵锦章失踪那天的活动情况,除了上班,是跟几位朋友一起在打牌,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的。

  苏吉殿便立马进行调查,三个警察同时出动,跑遍了关宝应供职的那家工厂以及那几位打牌的朋友处,最后获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关宝应没有说谎。

  这样,关宝应夫妇身上的疑点就被排除了,两人当日就获得了自由。

  可是,赵锦章却没有音信。这个开着私人诊所兼看中西医的大夫,就这样失踪了。

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赵锦章的失踪没隔多久就会被重新提起,而且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部门专门组成专案组进行严密追查。

谁是陈云点名的叛徒

  赵锦章失踪之事之所以引起上海警方的如此重视,是因为有人提起了他。这个提起赵锦章的人,就是上一年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之一的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陈云是在赵锦章失踪一个多月后因公前来上海的,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上海大厦。陈云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接到潘汉年的一个电话,说有点公事想去求见。陈云为人一向谨慎、低调,他的严于律己是全党出名的,出差时每到一地除了工作必须露面以外,通常是不会露面也不愿意跟别人私下见面的。但他跟潘汉年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经相识并一度建立过工作关系,听说是公事,就说那你就过来吧。

  潘汉年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主管上海的政法工作,此外由于还兼任着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所以同时也管着整个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政治保卫和统战工作。他求见陈云,要谈的确实是公事。其时,从1950年7月23日由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作为开始日的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一年多的运作,已经接近尾声。中国的所有运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运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总是要放到运动后期解决。陈云这次来沪公干的当儿,正是“镇反”运动的后期了,潘汉年手里积压着若干件关系到一些社会名流其中包括中共早期活跃人物的案子,都是上海和华东各地觉得难以处置而上交过来请示的。这些案件所涉及的人物几乎都跟中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活动有关,潘汉年原是准备在适当时候专程去一趟北京向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当时在上海活动的中央领导当面询问核实相关情况的,现在听说陈云同志来上海了,便想正好向当时在上海作为中央成员领导革命斗争的陈云当面了解一下涉案人物的历史情况。

  当下,潘汉年赶到上海大厦,见了陈云,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陈云询问了涉案人物的涉案情况后,稍一回忆,便说起了这几个人物当时的情况。在开口述说之前,陈云说小潘你当时也在上海,协助中央搞过特科情报工作,对于这几个人物的情况你应当也有所了解,我就稍稍说一下,你一听就会清楚的。当然,如果需要具体书面材料,那我会亲笔写出来的,这是要存档备案的,不容草率。

  陈云说过潘汉年需要了解的情况后,可能来了兴致,面对着潘汉年这个当年的战友,就多说了几句,谈到了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跟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斗争情况,其中说到了他当年的一位交通员被捕后叛变之事,说那个叛徒跟其他变节分子不同的是,其他变节分子多半是被抓进去后,经过敌人的刑讯和心理攻势后才考虑叛变,然后出卖组织,引领敌特抓捕同志;而这个叛徒的情况却是比较独特,他竟是前一分钟被捕,后一分钟被押上“大红袍”(当时敌人的警车为红色,沪上群众遂称其为“大红袍”)就声称叛变了。结果,敌人就命其带着他直接开始抓捕我们的同志。幸亏那天临时中央机关正好决定例行搬迁(这是当时地下党的一种防范措施,即在一处待的时间稍长时,即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也会突然没有任何先兆地搬迁),当敌人由叛徒引领着赶到那里时,机关已经迁走,没有一人被捕。否则,中共党史上或许就会出现一次重大损失。

  虽然时隔二十年,但陈云说到这里时,还十分气愤地用手拍着沙发扶手。潘汉年当时不是临时中央机关成员,所以并不知道此事,这会儿听着也暗自捏了一把汗,便问后来那个叛徒怎么样了。陈云说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听说那个叛徒后来向敌人提供了地下党交通站的情况后,获得了若干赏金,被释放了。陈云又说,这个叛徒是上海人,可能后来还是留在上海了,不知解放后是否受到了惩处?

潘汉年便问道:“这个叛徒叫什么名字?我去查一下看在被捕人员中是否有此人。”

  陈云想了想,说:“这个叛徒名叫管作成,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是一个小青年,当过中药店铺的学徒。”

  潘汉年当天晚上就给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打了电话,让警方对叛徒管作成的下落进行追查,言明要将追查结果向市委呈递专项报告。

  次日上午,扬帆局长就把此事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负责承办。政保处领导经过商议,决定抽调三名侦查员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专门对叛徒管作成的下落进行严密调查,务必要拿出一个准确的结果来。

  调查小组三名成员中,两名是上海解放时参加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从山东老区南下的干部,一位名叫陈庆复,一位名叫练必生,都是二十六岁;还有一位成员是上海人,名叫厉天元,是上海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这时不过二十一岁。三人中,领导指定由陈庆复担任组长。

  陈庆复当即把练必生、厉天元聚拢起来,商议如何开展追查工作。鉴于叛徒管作成的反革命身份,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上海解放后曾根据市军管会的通令向公安局进行过“历史身份登记”,这是可以追查的一条途径。此外,只要管作成没有离开上海,仍是上海市的居民的话,那么他的户口应当可以在上海的某个派出所查到。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管作成为逃避处罚,早已改名换姓,那就需要耗费比较大的力量进行追查了。综上,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目前可以采取一个通用的办法进行初步查摸,那就是向各分局下发“协助调查函”。

  这样,说干就干,三人当即起草了“协查函”,送办公室打印后一一盖章,然后交由机要通信员专门分发到全市黄浦、老闸、新成、虹口、嵩山、卢家湾、常熟、静安寺、江宁、北站、提篮桥、长宁、邑庙、蓬莱、普陀、北四川、榆林、杨树浦、徐家汇、闸北、洋泾、龙华、新市街、大场、江湾、高桥、斯盛、新泾、真如、吴淞、水上三十一个公安分局,由各公安分局对追查管作成之事分别作出具体安排布置。

  各公安分局接到市局的“协查函”后,按照平时接到此类函件时的操作流程,都一一执行,下发到了分局各相关科室以及每个派出所。当时公安的办公条件极为简陋,当然谈不上什么电脑存档之类,靠的都是手写,然后就是大脑储存。派出所的每个户籍警对于本辖区管段内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都有清晰的记忆,即使半夜三更把他从沉沉大睡中唤醒后问管段里的某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居民,也许他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但嘴上已经能够作出清晰的回答了。如果你不具备这份能力,那就对不起,你得离开这个岗位,甚至得脱下警服离开公安队伍!

  各分局凭着这份底气资本,在不到五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查,陆陆续续上报到市局调查小组来的一份份材料上,竟然没有“管作成”那三个字。倒是有老闸、江宁、龙华三个分局报称发现了五名可疑对象。可疑对象就是线索,接下来就轮到调查小组那三名侦查员上场一显身手了。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三位侦查员折腾了数日,四处奔波内查外调下来,最后发现这五名对象都不是叛徒管作成。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天,调查小组一无所获,三人面面相觑,个个沮丧,一时做声不得。正待振作精神重新分析时,电话铃响了。这个电话,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电话是提篮桥分局民警小唐打来的。小唐在跟着刑警苏吉殿对“和顺诊所”赵锦章大夫失踪案调查时,表现出一份精干劲儿,正好分局刑警科需要补充警力,苏吉殿向领导一推荐,小唐就从治安科调到了刑警科。因为刚从治安警改做刑警,得有一个熟悉过程,领导就让他先在刑警科干内勤,一段时间后再跟着老刑警出现场学习刑侦业务。

  提篮桥分局接到市局政保处调查小组发下的“协查函”,自然照章办事,刑警科也接到了通知让协查叛徒管作成。分局的书面通知发给刑警科后,科长是安排给另一内勤负责执行的。这名内勤是老刑警了,对于刑侦业务很熟悉的,只因健康原因才被照顾安排干上了内勤。他在接到这份书面通知后,用了三天时间接触了本分局的每一名刑警,当面询问关于管作成的线索,但所有刑警都一概摇头,皆说印象中没有这么一个人。这样,老刑警就写了一份报告,交科长签字后上报分局办公室了。

  按照规定,报告是一式两份,正本上交,副本留在科里存档。存档是新手小唐的活儿了,他得每隔十天就把科里所有需要存档的文件整理一份目录,然后把存档的文件装订在一起,放进文件柜里。这天,正是整理存档文件的日子,小唐因为有着熟悉业务的使命,自己也有着这份迫切愿望,一边干着,一边顺带翻阅着这些文件。当翻阅到那份执行市局“协查函”情况的报告时,小伙子忽然觉得“管作成”这个名字似曾相识!

  小唐于是放下手头的活儿,静心回忆究竟是在哪里曾经见到过“管作成”这个名字的。想来想去,似乎又没有确切的印象。出去转了一下,吹吹风清醒清醒脑子,再回来回忆时,就想起了曾在前些日子奉命追查“和顺诊所”赵锦章大夫的失踪事件时,赵锦章的妻子辛静莲好像曾经说到过类似“管作成”的姓名。于是就找出保存在分局刑警科办公室文件柜里的那份卷宗,一翻阅当时跟辛静莲谈话时所做的那份笔录,上面果然有类似的姓名,一共有两个,曰“管作相”、“管作行”,那是赵锦章的两个弟弟,当时一起参与了对赵锦章的寻找。小唐、小许其时进行调查时,一心想了解的是赵锦章失踪的情况,没有留意过其他内容,现在一看“管作相”、“管作行”两个姓名,马上就跟市局要追查的“管作成”联系了起来,难道赵锦章还有一个名字叫管作成?

  小唐这下坐不住了,向刑警科科长一汇报,科长便让他立马去找辛静莲询问情况。小唐马上骑了辆自行车急急赶到辛静莲家所在地区的派出所,请户籍警小许把辛静莲叫到所里来。辛静莲很快就过来了,一看是之前承办寻找丈夫的民警小唐,还以为是丈夫有消息了,紧张地望着小唐,静候开口。小唐当然不可能说到市局追查“管作成”其人的机密,只说警方还在继续寻找赵锦章,重新翻阅之前的卷宗时,发现“管作相”、“管作行”两个名字,不知这二位跟赵锦章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嫡亲弟兄还是表亲弟兄?

  辛静莲说她当初结婚时,丈夫就已经叫了“赵锦章”这个名字。后来她听说了两个小叔子的名字后,曾经问过丈夫这是怎么一回事,既是一母同胞怎么连姓氏都是两样的?丈夫当时说,他原先也姓管,后来因为听了城隍庙一位名气很大的算命先生的建议,为了避除灾难而改去了原先的姓名。

  小唐听着,心脏跳动的速度倏然加快:“那么,你是否知道你丈夫原先的名字叫什么?”

  辛静莲回答:“他叫作成,管作成。”

  行了!小唐当下自是大喜,立马返回分局向领导报告。领导让他直接给市局政保处打电话告知此情,于是,就有了调查小组接到的这个电话。

  当下,调查小组三人自是非常兴奋,出于慎重,他们决定马上亲自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三人先赶到提篮桥分局,让小唐陪同对此情况进行核查。商量下来,决定四个人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去找辛静莲和管作相、管作行进行调查。

  辛静莲和管作相、管作行对赵锦章即是管作成作了认定后,侦查员感到还不牢靠,他们要查到原始凭证才算作数。于是,便又去了江宁公安分局,那里是赵锦章——管作成的出生地辖区,他的父母虽然已经去世,原先居住的房子也已经易主,但老邻居都还在。侦查员由派出所民警陪同着找几位老邻居一打听,他们一致作证管家确实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管作成、管作相、管作行,后来大约在二十年前,管作成改了个名字叫赵锦章,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解,但听他一解释,当时都是有点迷信思想的,再说城隍庙那位算命先生确实也很是有名,是被视为“半仙”的,于是也就觉得理解了。

  侦查员在这次走访中又意外获知管作成十六岁时进入南市老城厢大境阁附近的“沐仙堂”中药铺当学徒,大约在那里待过三年多时间。这点跟陈云所说的那个叛徒曾经当过中药店学徒也是相符的。

至此,调查小组就有理由认定一个多月前提篮桥区失踪的那个“和顺诊所”赵锦章大夫就是要查找的陈云所说的叛徒管作成。

少尉的叙述真实地还原历史

  情况上报到扬帆局长那里,扬帆当即指示:组建专案组,对失踪的赵锦章进行追寻,务必追查到此人下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领导说,调查小组的工作很有成效,也有了经验,专案组就由你们三个人去搞吧。如果工作开展起来后人手紧张,可以给你们增派。

  专案组三位侦查员一商量,预感到工作铺开后三个人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就跟提篮桥分局方面提出:能否把当初负责侦查赵锦章失踪案的那三名侦查员苏吉殿、小唐和小许暂时借调过来协助工作?提篮桥分局的领导自无二话,这样,苏、唐、许三人就参加了侦查工作。

  专案组开了一个碰头会,商议如何开展侦查。先是对赵锦章的失踪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多半跟赵锦章自身有关,也就是说,失踪是由于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原因而造成的,甚至有可能是那种主动的失踪。为什么玩主动失踪?也许是他已经感觉到其历史上的叛徒问题有暴露的可能,因而来一个畏罪潜逃。如此,再往下商议,六人就一致认为要弄清其中的缘由,那就还得去找辛静莲和施佩瑶再度进行调查。因为,只有这两个女人跟失踪前的赵锦章有密切接触。

  专案组议定了调查的主题:着重调查赵锦章失踪前一段时间的活动情况、日常言行以及是否有反常情形出现过。

  对辛静莲的调查是由练必生、小许、苏吉殿进行的。三人跟辛静莲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用完了事先研究拟订的调查提纲,但辛静莲尽管反复冥思苦想,却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她觉得丈夫在失踪前一切都和以往一样正常,饭吃得下,觉睡得着,对她和子女也是一如既往的态度,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两样的地方。

  与此同时,侦查员陈庆复、练必生和小唐在跟施佩瑶谈话。相比之下,施佩瑶对赵锦章失踪之前的情况倒还能多说一些内容,因为诊所的日常内容跟家里是不同的,显得多样化一些。侦查员让施佩瑶不必按照什么杠杠说,想到什么说什么,反正只要是赵锦章身上出现过的言行,不管什么现象,都说一下就是了。施佩瑶是一个很健谈的女人,一些鸡毛蒜皮的内容也能说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侦查员不能打断她,就捺着性子静静地听着。说了将近两个钟头时,侦查员终于捕捉到了一个有价值的内容。

  据施佩瑶说,赵锦章失踪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时,诊所来了一位年约五旬的男性病人,是由其老婆陪着过来的。这位病人进来后,先是施佩瑶接待了他,问老先生您哪里觉得不舒服。对方说今天早上起来后感到头有点痛,眼睛似是发热样的不大睁得开,胃口不好,早饭只吃了几口就咽不下去了。平时他很喜欢喝茶,几乎是杯不离手的,今天却是喝着茶水只觉得一片苦涩,难以下咽。到了中午,饭也吃不下去,上床休息,痛痛快快睡了一觉醒来后只觉得浑身酸痛,便断定肯定是生毛病了。老先生是最近刚从静安寺那边搬到提篮桥这边来的,不知该上哪里去看病,他老婆问了弄堂口摆摊的小皮匠,知道附近有一家“和顺诊所”,那位大夫中西医都会看,听说医术还不错,于是就过来求诊了。

  施佩瑶听了这一番话后,便先让病人测量了体温,三十九度五,于是就说老先生您得治疗了。按照当时的行医规矩,施佩瑶问对方想用中医还是西医治疗,当然,也可以中西医结合着治疗,但收费是各有标准的。老先生说我兼看中西医吧,施佩瑶就领他进了屏风后面,交给了坐诊的赵锦章。

  赵锦章当时正在接待另一位病人,已近尾声,向那位病人作了一番注意事项的交待后,开始接待老先生。施佩瑶因为料定老先生既然是选择兼看中西医,那肯定是得打退烧针的,所以已经待在旁边准备着伺候了,因此她在无意间看到赵锦章的目光在最初一瞬间扫视到老先生的脸孔时,似乎突然一惊似的定了一定,之后,他的眼光就没有在对方脸上停留过。不但如此,连治疗方案也跟平时不同了,他没有让施佩瑶马上准备给病人打退烧针,而是先从抽斗里取出一个医用口罩戴上,然后问了问症状,搭了搭脉搏,也没有看舌苔什么的,就匆匆开了处方。施佩瑶见没有针剂,便轻声问是否需要打退烧针,赵锦章这才像是被提醒了似的把脸转向病人家属,问要不要打针。人家自然需要,他这才在西药处方上增加了退烧针。

  打针是在诊所最里侧的一个用白布屏风分隔出来的角落里进行的,施佩瑶在那里面操作时,听见赵锦章在外面快速地开关着抽斗,这个打开那个关上地折腾着,似是在寻找什么东西。赵锦章平时也有这个动作,因为他放东西没有规律性,这方面的记性似乎又很差,所以隔三差五总要来这么几下的,当时施佩瑶也就没有在意。

  那位病人离开后,赵锦章倒是一脸平静,他喝着茶,把给儿子买的生日礼物拿出来。那是一辆当时还很少见的电动玩具汽车,装上电池后可以自己开动,行驶中如果撞到了墙壁什么的障碍物,还会自动退回来。施佩瑶还是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是新奇。赵锦章玩了会儿玩具汽车,看看时间,说已经三点多了,我得回家了,儿子还等着我呢,于是就起身脱下白大褂,出门时又对施佩瑶说一会儿有两个病人要来换药,完了就没事了,你也可以早点下班。说着,就推上停在诊所门口一侧的那辆自行车,朝施佩瑶挥挥手,上车而去。

  当下,陈庆复等人一听说有这样一个情节,顿时来了兴趣,盯着施佩瑶追问了一些细节,最后又问那个老先生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这个,施佩瑶就说不上来了,她解释说“和顺诊所”太小了,跟沪上的其他诊所一样,不可能像正规医院那样搞什么病人看病先得挂号登记什么的,否则不但增加了营业成本,还会使有些病人觉得不方便,得担着一份减少病人的风险,所以没人肯这样干的。

  三个侦查员结束调查后返回分局时,另一路刑警苏吉殿他们三人也正好回来。苏吉殿三人听说陈庆复这一路调查有收获,自是高兴,六人便凑在一起讨论施佩瑶所说的那个被认为是赵锦章反常的情节。因为此刻大家都已经知晓赵锦章历史上是个叛徒,所以分析问题时就可以站在这一角度上予以考虑了——

  赵锦章在二十年前叛变革命后,担心受到地下党的惩处,改名换姓,不知去向。上海解放后,像他此类情况明显属于市军管会的通告中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政府自动登记的那部分人员,但是,他竟然没有去办理登记。这说明他之前一直认为对于自己当年的叛变行为隐藏得很到位,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二十年里在干什么,现在在哪里,所以他自信是能够用不登记一举来逃过法律严惩的。但是,赵锦章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行医时遇到一位老先生,而这位老先生显然是跟他曾经见过面的,而且是知晓他的历史罪行的。这一惊肯定是非同小可,他不得不考虑到那老先生是否有检举他历史问题的可能。不难想象,公安局方面只要接到此类举报,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诊所将其控制起来的。为了继续逃避惩罚,赵锦章就当机立断决定马上离开,这就是他失踪的原因。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理。要想证实这种推理,需要证据,证据就是那位老先生了。因此,专案组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全力寻找那位前往“和顺诊所”求诊的老先生。

  诊所没有留下老先生的姓名、住址,这叫专案组如何去寻找其踪影?这个问题,侦查员倒觉得还可以解决:施佩瑶不是说那老先生以及其老婆对她说起过他们是新从静安寺那里搬过来的吗?这就好办。静安寺属于新成区,他们既然是从新成区搬到提篮桥区的,那户口通常也得过来,只要让分局户籍股查一下最近从新成区把户口迁到提篮桥区来的居民,那就简单得如同瓮中捉鳖一样。当然,也有可能那对老夫妇所说的“搬迁”不过是一种从这个子女家转到另一个子女家的行为,他们的户口还是在新成区原住处,那也不难找到的,因为即使是父母到子女这边来住,按照公安部的规定也得向提篮桥分局这边申报临时户口,同样一查就查得到。

  当即向分局户籍股调查,果然一查就查着了。这位老先生名叫龚培春,居住于大名路连州坊37号。

  据户籍资料和龚培春在解放后向人民政府做登记时自己写的历史经历显示,龚培春这年五十二岁,汉族,浙江宁波镇海县人氏。十四岁时来到上海当米行学徒,终日摆弄米包使他练就了一身力气。十七岁那年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华捕,米行老板怂恿龚培春去试试,竟然一下子就被英国佬看中,于是就当了一名巡捕。在巡捕房干到第四年时,龚培春因工作出色,被英国佬提升为组长,手下有七名“包打听”。提升后没几个月,龚培春的英国顶头上司换了个人,那个英国佬是一个性格怪异之徒,龚培春跟他合不来,几次被罚扣薪水和津贴,他便生了离开之心。正好这时遇到了一位宁波同乡,那人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当官,经其介绍,他便跳槽去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成了那里的一名少尉军官。

  龚培春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干到1933年春,受了当时热血青年的救国呼吁影响,竟然辞职只身前往张家口意欲投奔冯玉祥将军发起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喜欢结交朋友的龚培春认识了一个后来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姓彭的朋友,对方听说了他的情况,就动员他打消主意返回上海,设法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发挥其在上海国民党以及租界巡捕房的特殊作用,为抗日事业作出一份贡献。龚培春觉得对方说得有道理,欣然听从。

  龚培春返回上海后,果然与地下党建立了关系,根据地下党的安排,再次进入英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提供过机密情报并参与过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以及各界进步人士,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巡捕房去做生意为止。正因为有过这段经历,龚培春在上海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善待,没有追究他以前的那段历史。现在,龚培春在杨树浦区定海桥一家私营渔业公司当账房先生。

  专案组长陈庆复和组员练必生、小唐三人前往大名路连州坊拜访了龚培春,一说“管作成”的名字,老先生一脸迷惘;再说“赵锦章”三个字,也是一阵摇头。侦查员心里一凉,暗忖难道情况不是原先估料的那样?这可糟了,又得从头来过,那条路还不知究竟是否走得通?

  定定神再问吧。这回是从那天去公平路“和顺诊所”看病说起了,老先生承认确实是去看过病,还说隔天再去复诊时,诊所大门竟然已经贴上了封条,不知是怎么回事,向邻居一打听,说是那个看病的大夫凭空失踪了。

  陈庆复便问:“龚老先生,您是干过侦探这一行的,在您看来,那位大夫失踪是怎么一回事?”

  龚培春笑而不语。片刻,缓缓开口:“三位先生屈尊登门,不知究竟需要龚某为你们做何效劳?”

  侦查员说“效劳”两字言重了,我们是有疑难来向龚老先生请教的。不知您是否记得起以前曾经跟那位失踪的大夫打过什么交道?

  “打过交道?”龚培春反问了一声,稍停又说,“让我想想。”

  侦查员三双眼睛紧紧盯住了龚培春,指望从他嘴里吐出希望得到的内容来。可是,老先生想了一会儿后还是缓缓摇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啊!”

  这样,侦查员就只好提醒了,问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大约在二十年前的某天,中午时分,您那时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少尉,曾经参加过一次抓捕共产党地下人员的行动,被捕的是一位年轻男子……说到这里,龚培春的眼睛一亮,掌拍额头道:“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是那么一双眼睛,像的!像的!”

  于是龚培春便提供了一段当年的历史情节:1932年4月中旬的一个下着小雨的中午,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设在英租界二马路的一个秘密点值班时,忽然接到来自侦缉大队部的电话,耳机里只报出了一个地址,没有多余的一个字。这是他们的规矩,龚培春便明白是那个地址有目标需要抓捕。那个地址在英租界,根据当时延续执行的清朝政府跟英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规定,中国当局若要去英租界抓捕人犯,必须先向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递交申请书,然后由英租界巡捕房派员前往指定的地址执行。待将人犯抓捕到后,再由中国当局向英租界递交引渡照会,予以引渡,这才最后完成了抓捕。

  对于当时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当局来说,这种做法显然是“多有不便”,有时正是这种夜长梦多的做法而导致已经秘密查清楚了的目标在眼皮底下消失了。因此,渐渐他们就玩起了花样,通常的做法是:派出便衣特务化装成匪徒对目标实施绑架,到手后只要出了英租界,巡捕房就没有办法了。但这种做法的弊病是有时会遇到巡逻的英租界巡捕房武装人员,这样,要么跟外国巡捕开火交手,搞强行突破;要么束手就擒,被人家作为刑事疑犯拿下。

  这样,国民党方面就有了另一种比较温和的做法:买通外国巡捕房驾驶警车的华人司机,有抓捕使命时让其把警车开出来,特务随车前往目的地抓捕目标,到手后驶离租界转移到预先停在那里的自己的车辆上。

  据龚培春回忆,那次抓捕管作成就是采取的这种方式。他接到电话后,向秘密点负责人报告了内容,负责人便下令马上行动。电话打出去,七八分钟后英租界巡捕房的“大红袍”警车就开到了秘密点附近约定的上车点,龚培春等四人上车后直扑目的地,顺利实施了抓捕。管作成被捕后,一上警车就叫着愿意“立功赎罪”,然后说出了在英租界何处有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那里有多名共产党头子不定期住宿和进出,还密藏着重要机密文件什么的。

  如此重大的情报,龚培春四人就做不了如何处置的主了。当时他们稍一交换意见,马上停车,让一个特务下车就近去找电话机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报告,另外三人让“大红袍”继续按照事先指定的方式执行,把被捕者送到华界转移上警备司令部的车辆。龚培春三人把被捕者押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汽车刚停下来准备把管作成往下押时,就被已经等候在院子里的另一拨特务叫住。为首的一位少校军官把龚培春叫下去问了问被捕者愿意“立功赎罪”的情况后,说奉命要将被捕者带出去执行任务,让龚培春三人退出行动。龚培春的那次抓捕行动就到此为止了,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也不清楚,只是听说那个被捕者的“立功”愿望好像没有实现,那个共产党重要机关已经转移了。被捕者管作成后来是如何处置的,他就不知道了。

  在龚培春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里,这种抓捕包括中共地下党在内的案例经历了不少,而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精明的侦探,不具备那种大侦探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已经记不得曾经跟他打过不到一小时交道的管作成这样一个人了。所以,那天他去“和顺诊所”看病时,根本没有认出那位不知姓什么叫什么的大夫其实就是曾经被他抓捕过的中共地下党人员。

  但专案组的侦查员已经明白了:龚培春没有认出赵锦章,而后者却已经认出龚培春了,而且想当然地以为对方也已经认出了他,所以,他就作出了果断反应。

可是,这个当年的管作成如今的赵锦章在跟龚培春不期而遇之后,忽然就不见了踪迹,他究竟是自杀了呢还是选择了潜逃?

失踪了的赵锦章重现

  专案组于是便对赵锦章的生死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从客观上来看这个问题,应当是有死和活两种可能,在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中哪一种是确凿的情况下,那就只能两种都要分析。

  先从自杀的可能性来看,像赵锦章这样一个有家小的人,如果决定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所以他总是要做若干后事方面的安排,如果时间来得及,他还得回家去一趟,尤其是他得考虑把生日礼物送给儿子。所以,赵锦章应该是回家去一趟的,反正不过是二十分钟时间嘛。如果他以为龚培春一离开诊所就会去公安局检举他的,而警察也会马上出动前来缉拿,那他再怎么着也得把礼物留在诊所,给家人留一纸三指宽的条子,对后事做一个哪怕是含蓄的安排。

  可是,赵锦章并没有这样做。如此看来就有理由排除自杀,而是畏罪潜逃了。为防止泄露潜逃迹象,给之后他确信会发生的警方追捕提供线索,所以他得把这件事搞得天衣无缝,非常神秘,让人想往哪个方向哪种可能上面去想就能朝着哪个方向去想。

  于是专案组就向领导汇报了赵锦章很有可能还活着的结论。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决定对自赵锦章失踪以来上海各区以及属于苏南行政公署辖区的上海郊区各县公安局所发现的无名尸体进行调查。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决定立即着手对赵锦章的行踪进行周密调查。

  六位侦查员开始了日夜不停地紧张运转,分出两人专门调查无名尸体,其余四人则重新梳理赵锦章的所有社会关系,即使是当年在静安寺老家那里的老街坊、小伙伴也都一一列入了调查范围。核查无名尸体的两位侦查员忙碌了七天,直接和发函查遍了上海市的三十个区和水上公安分局,以及后来被划入上海市的当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的那十个区,查看了四十六具无名男尸的照片和法医鉴定书,没有发现跟赵锦章特征相同的尸体。这样,核查尸体的工作就告一段落,那两名侦查员腾出手来参加对赵锦章社会关系的调查。

  赵锦章解放后没有按照市军管会的通告规定去公安局进行登记,他也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就没有档案,包括他的妻子辛静莲在内的亲属也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说出他四十二年的经历。这次调查,专案组倒是将其自1910年出生以来一直到1952年失踪这整段时间里的经历都清查了一遍,制作了一份档案材料。但是,材料是有了,可就是不知其下落。赵锦章自那天离开“和顺诊所”后,就像一滴水从空气中蒸发了似的凭空消失了,谁也没有看见过他的人影,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没有接到过他的函件,也没有听说过他在这之后的任何消息。

  尽管专案组坚定地认为赵锦章没有死,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是,他们整整工作了四个月零七天,就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至此,按照公安行业的行规,这个案子就只好作为悬案挂起来了。专案组长陈庆复接到领导的通知时,心里好生难过,感到自己没有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专案组解散前,陈庆复自己掏钱请提篮桥分局食堂的大师傅烧了几个菜,请全组侦查员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们还在谈着这个案子,坚信赵锦章还活着,而且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他的家人面前。

  基于这个思路,陈庆复当晚起草了一份报告,请求领导批准让提篮桥分局方面对赵锦章家、施佩瑶家等处进行秘密布控。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是否批准了这个报告,陈庆复就不清楚了,因为即使批准了,那也是提篮桥分局的事儿,跟他这个业已解散了的专案组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之后,陈庆复、练必生、厉天元三位市局侦查员就各自投入了其他侦查工作,反正解放初期公安局的警察是从来没有一个空闲的,历史的、现行的、防范性质的等各类案件简直多如牛毛,白天干着不够夜晚还得连轴转。渐渐他们几乎也就把这个案件丢到脑后去了。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个月。陈庆复三人还在市局政保处干着,提篮桥分局这边的苏、唐、许三位警察却发生了变化。刑警苏吉殿调到分局治安科去当了副股长,小唐觉得跟着苏吉殿干很顺心,就跟着苏吉殿重新回到了治安科,那个派出所户籍警小许有点不顺,为了一位直系亲戚的历史问题加上顶撞了领导而被贬往苏北劳改农场当管教员去了。

  而就在这时,果如当年专案组吃散伙饭时所预料到的,失踪了的赵锦章真的重新出现在他的家人面前了!

  那是1954年3月下旬的一个暮色初降的傍晚,天上飘着蒙蒙细雨,街头行人稀少,辛静莲正安排子女们准备吃晚饭时,虚掩着的门在轻轻叩响了三下后,被推开了,赵锦章提着一个旅行包走进了家门!

  男主人去而复归,全家上下自是大喜过望。一番热闹自不待言,所有人中,只有赵锦章保持着一份出奇的也是异常的冷静,他对于家人们“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的询问一概不作回答,反倒详细询问了他“失踪”后家里发生的种种情况,特别是妻子报案后公安局方面的反应。然后,他让妻子备酒菜,同时又派大女儿骑自行车前往他的两位兄弟家,把他们请来一起喝顿团圆酒。

  赵锦章的两位兄弟听说哥哥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中,自然喜从天降,急急赶来。赵锦章还是保持着那份冷静,一边喝酒,一边听他们叙述着他“失踪”后在两位弟弟那边发生的情况,对于警方如何调查询问之事问得很是详细,但即使是弟弟们说到警察曾经登门向他们调查过哥哥以前的管作成原名时,他的神色也还是依旧。

  两位弟弟自然也是急切地想知道赵锦章当时“失踪”的原因以及这三十个月里在干些什么,对此,赵锦章的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只是淡淡地说:“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切都很好。”后来喝了许多酒后,又增加了一个内容,“我还在干着老本行。”

  当晚,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意外是在次日早晨出现的,女主人辛静莲在大约五点半左右醒来准备起来去买菜时,发现丈夫已经不在床上了。她不敢出声,怕惊动了子女,悄悄去外间和女儿们的房间一一看过,并没有赵锦章的影子;再看昨晚挂拿出了东西的那个空旅行包的位置,旅行包已经不见了。她奔到门外去看,弄堂里空荡荡的,哪有赵锦章?再回来看时,发现客堂的桌子上留着一张纸条子,是写在孩子做算术作业时的草稿纸反面的,上面写着寥寥数字:我走了,一切皆好,不必担心,留钱贰佰万元(注:旧人民币,合新币两百元)在枕头下。

  这次,赵锦章属于不辞而别,其妻辛静莲就没有必要向警方报案了。

  可是,辛静莲不报案,有人却报案了。两个多小时后,居民小组组长顾阿姨走进了派出所,对管段户籍警小周说她听说那个名叫赵锦章的人昨晚已经回来了。小周听了一脸的愕然,说赵锦章是谁呀?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原来,这里面有着一层貌似复杂的缘由:按照两年半前市公安局交办追查叛徒管作成即赵锦章的下落时的规定,这个案子是属于保密的。这样,分局也只有几位领导和两位参加专案侦查的民警苏吉殿、小唐知晓,而派出所,则只有所长、副所长和小许才知道。专案组解散后,这个案子还是被规定严格保密。对于辛静莲家的布控,是小许经手向居委会布置的,当时说好,如果赵锦章出现,居委会方面就马上向户籍警报告。

  本来小许调往劳改农场时,他是应当跟接手的户籍警小周办一个工作交接手续的,这样也就可以把对辛静莲家的布控作一个不透露原因的说明,关照小周如果接到报告说辛静莲家的男主人回来的话,那就应当立即向所长或者副所长报告,领导是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小许当时的调动经过说来可笑又可气:那天上午一到派出所,他突然接到所领导的通知,说接到分局通知,市局在各分局临时抽调若干名民警参加押解劳改犯去苏北农场,分局把名额下达给各派出所,本所摊到一名,经研究决定派你前往,你这就去分局报到。

  小许不疑有他,寻思去苏北转一趟也不错,便高兴地去分局报到,再到市局集中,然后就押解着劳改犯上路了。到了苏北,把犯人交给农场后,农场方面摆酒席犒劳他们。酒席结束前,带队的一位领导当众念了一串名字,让被念到的同志一会儿留一留,小许也在内。其他警察退出去后,农场的同志抬进来一块大黑板,往主席台上一放,只见上面写着一行美术大字:热烈欢迎新同志!小许他们喝得有点高了,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有几位农场领导登台,说代表全场干警热烈欢迎新鲜血液注入劳改干警队伍行列。小许等人这时才觉得不对劲,找带队领导时,已经不见了。他们这二十个人,就是这样从上海调到苏北劳改农场的。如此,接替小许的户籍警小周当然就不知道对辛静莲家的布控是怎么回事了。

  幸好小周责任心强,他不知道却没有一推了之,而是去问所长。原先的所长已经调往杨树浦分局了,这位所长也不清楚布控之事。幸亏原先的副所长其时还在这个派出所,已经担任了根据去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而增设的派出所指导员一职,他是知道赵锦章那个案子的,当下就急报分局。分局也清楚该案的分量,当即上报了市局。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发生了变化,1953年年底,原先的公安局长扬帆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赋闲在家(后于1954年12月31日被逮捕,蒙冤入狱二十五年方获平反)。正局长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许建国兼任,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主持日常工作。领导虽然换了,但是对于赵锦章叛徒一案的侦查并没有撤销。政保处领导向黄赤波汇报该案情况后,黄赤波当即指示重新组建专案组,务必要把赵锦章这个被陈云点名的反革命分子捉拿归案。

政保处领导知人善任,仍把之前的专案人员陈庆复、练必生和厉天元三人抽调出来成立了专案组,陈庆复还是担任组长。陈庆复好不干脆,马上提出要把两年半前那三位提篮桥分局的同志调来参加专案侦查,这样,小许得以离开苏北劳改农场返回了上海市区。

目标在侦查员的眼皮下消失

  提篮桥分局的领导对该案的及时处置给专案组的侦查提供了帮助,他们接到派出所的报告后,一面向市局报告,一面马上让派出所方面去辛静莲家了解赵锦章回来的情况,并把赵锦章带回家的那些礼品除了给两个弟弟已经拿走了的之外,全部暂时扣住。另外,还跟赵锦章的老婆辛静莲进行了谈话,制作了一份详细的笔录。专案组能够得以查清赵锦章的下落,就是得益于派出所采取的上述措施。

  专案组首先对笔录作了分析,由于赵锦章自始至终没有对其家人说过他去了何处以及这两年多是如何度过的,所以笔录的全部内容几乎对侦查工作都没有什么帮助。但侦查员留心到了赵锦章在喝酒时说过的一句话:还是干老本行。他的老本行是什么?是医生。这就是说,赵锦章这两年多是在某个地方做着行医的营生。

  赵锦章在哪里行医?这就要从他带给家人的那些礼品来判断了。这些礼品是: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咸青鱼干、橘子罐头。其中的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都是有包装的,标明产地是苏州,咸青鱼干是用干荷叶包裹着的,看不出产于何地,橘子罐头是橘子连汤汁一起密封于玻璃瓶子内的,瓶子外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贴,因此一时也无法判明产地。侦查员认为从那三样能够判明产地的礼品来看,赵锦章多半是藏身于苏州,因为另外两样礼品咸青鱼干和罐头,也是苏州盛产之物。这样,专案组就决定去苏州调查。

  陈庆复和厉天元、苏吉殿、小许四人乘火车抵达苏州后,直奔苏州市人民政府,找了卫生处。因为凡是有固定地点的行医,那就必须向政府主管部门做登记,而像赵锦章那样的情况,不管他做中医还是西医或者中西医兼行,都不可能像打拳卖膏药走江湖的游方郎中那样替人看病,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固定的行医点。

  苏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处主管社会闲散行医人员的同志接待了侦查员,他们应要求拿出了最近三年全市社会散医的行医情况登记资料。陈庆复四人翻阅后,又要求查阅前一年的登记资料,经过对照,将凡是在1950年就已经登记过而又在后面三年中也出现的那些名字划掉,最后剩下了二十三名行医人员。陈庆复圈出了其中十九名男性行医人员的姓名:“就这十九位,我们分头去查访一下。”

  四名侦查员分成两路,几乎跑遍了苏州全城,对这十九名行医者一个个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没有一个是赵锦章。

  于是重新分析:会不会有可能赵锦章是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从事非法行医的?他们去跟卫生处的同志探讨这个问题,马上遭到了驳斥,说非法行医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一个不对就会闹出人命来的,甚至还会导致传染病蔓延流行,所以不但卫生管理部门对此抓得极紧,就是公安机关对此也是非常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机构也很在意这种情况,那就是税务局,他们是要向社会私人行医者收税的,不允许出现逃税情况,所以跟卫生管理部门一样,也是隔三差五经常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转悠着进行稽查。

  侦查员听对方如此一解释,也就排除了这种可能。这样,就只能换一种办法调查了,那就是从礼品上去撞运气。

  侦查员带着那些礼品走访了生产厂家,那时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工商改造搞公私合营,生产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的都是小作坊式的私营厂家,老板见有出示警察证的公家人登门,都有些诚惶诚恐。待听清楚是来调查产品去处的,这才放松下来。原以为他们对于产品发往何处自己也弄不清楚,但问下来却是一目了然。发往不同地方的产品的编号是有区别的,当然那数据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据他们介绍,侦查员带去的礼品都是发往苏州市区几家大商店的那部分产品中的。

  听走访的最后一家枣泥麻饼厂的老板介绍过情况后,侦查员顺带着把另外两件礼品橘子罐头和咸青鱼干拿出来请对方识别。那老板一看罐头,马上说:“这是东山劳改农场的产品,去年秋天收橘子时才开始试制的,生产得不多,对外是不供应的,只在农场内部的商店里卖。”这老板之所以清楚此事,是因为东山劳改农场去年决定试制橘子罐头时,曾从苏州市里请了几家老字号食品厂家的老板前往指导,这位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

  侦查员这下可是喜出望外了,找到了礼品的购买点,而且就固定于一个劳改农场,那不是好办了吗?于是便借了苏州市公安局的一辆中吉普马上前往东山。

  苏州东山,又名洞庭东山,位于苏州城西南约五十里处。这是延伸于太湖中的一个半岛,总面积将近一百平方公里,三面环水,陆上青山如壁,林木茂密,三侧则万顷湖光连天,渔帆鸥影点点,既是风景胜地,更是鱼米蔬果之乡。解放初期,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在东山建立了一个农场,将一些无业游民和轻微违法分子送到农场予以收容教养,这就是后来的劳动教养的雏形(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形成于1957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之后)。后来,一部分无业游民被家人领回,收容人员渐渐减少,就把一些判处了徒刑的犯人押送过来进行劳动改造。因此,东山农场当时既是劳改队,又是收容教养单位。

  专案组一行四人赶去后,先找了相当于公安派出所性质的农场保卫股,一个一看便知是新参加工作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姑娘接待了侦查员。陈庆复一番叙述使对方了解了他们的意图,那姑娘说,这里的人有四类:干警、留场就业的职工、劳改犯、劳教人员,具体分别由政治处、职工股、管教股和管理股负责,我马上跟这四个部门的人联系,看有没有你们要找的那个赵锦章。

  这几个部门其实都是在场部一起办公的,但还是用内线电话联系方便。第一个电话是打到政治处的,政治处接听电话的那个同志说:赵锦章!不就是场部医务所的那个既看中医又看西医的大夫吗?侦查员闻之顿时一阵惊喜:对啊!赵锦章不是对他的家人说还是在干老本行吗?原来是到劳改农场干医生这一行了。

  农场职工股谭股长来到了保卫股,向侦查员介绍了赵锦章的情况:这人是1951年初冬因在无锡市调戏妇女而被群众扭送到当地派出所的,当时正在整顿社会治安,遂被处以收容教养一年,押送苏州东山农场执行。鉴于赵锦章会医术,而农场正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管理科向场部报告后,就将其安排在农场医务所当医生。一年收容期执行完毕后,农场方面决定赵锦章留场(对于这种对象,没有“征求意见”一说)就业,这样他就留了下来,还是当他的医生,每月可以领得一份薪水。赵锦章目前在农场的身份是“留场职工”,所以属于职工科管的。

  侦查员对谭股长说,这人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缉了许久的一名反革命分子,我们这次来要把他逮捕后押解回沪,说着,出示了由许建国局长签署的逮捕证。谭股长自是说好,问是否要把这个人叫来,陈庆复说麻烦谭股长直接带我们去农场医务所就行了。

  谭股长于是就引领着四名侦查员前往医务所,不过两三分钟的路,到得医务所,谭股长当先一步进去,却见赵锦章的那张桌子空着。他一怔之后便问赵医生呢?刚才我走过时他还在的嘛!旁边一位医生说赵医生刚刚走出去,可能是上厕所了吧。谭股长于是就去厕所找,没有见到。当时的农场场部很是简陋,没有围墙,当然也没有什么门卫室,就是空地上盖了几排平房,前前后后转来转去每个办公室都走到也不消五七分钟时间。谭股长转了一圈没见到赵锦章的人影,这边陈庆复马上一个激灵,暗忖这个家伙别是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就像当初在上海“和顺诊所”那样,玩了一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马上对苏吉殿和厉天元说你们立马驾着汽车顺着我们刚才过来的那条路搜索过去,我和小许在农场寻找。

  苏吉殿、厉天元当即出动。这边,刑警出身的谭股长不等陈庆复发话,已经通知场部所有跑得动的干部、职工立刻统统出动,四处追捕。保卫股的几位干警则和谭股长等人叫上了陈庆复、小许一起对场部每间屋子、每个角落进行搜查。

  可是,三路人马中哪一路也没有搜索到赵锦章。这个当年有着地下党秘密交通员身份的逃犯,凭着跟帝国主义租界和国民党特务的一次次周旋中形成的那份经验,在第一时间发现警情后立马逃跑,还竟然像老狐狸那样能够不留任何痕迹。

  侦查员自是大怒,马上驱车往苏州火车站赶,想在候车室将可能想乘车逃离苏州的赵锦章截下。到了那里,陈庆复让苏、厉、许三人行动,自己转身去了苏州市公安局求见领导请求派员连夜对全市各旅馆、澡堂等公共场所进行检查,并指令各派出所对各自的辖区进行巡逻时特别留意逃犯赵锦章。苏州市局同意全力协助上海警方采取追缉行动。

可是,一直忙碌到次日上午八时,也未能抓获赵锦章,而且就像在上海“失踪”那次一样,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

叛徒赵锦章再次消失了!

陈庆复四人返回上海,真是好不沮丧。向领导匆匆汇报情况并先作了简单的口头检讨后,随即马上着手采取补救措施。补救措施有以下三条:

  一是秘密对赵锦章相关的上海亲属住处进行长期布控。

  二是向全国各地县以上公安局发出协查通知。

  三是向华东六省所有的劳动改造、收容教养单位发出赵锦章潜藏于苏州东山农场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情况介绍,提请各单位密切注意在接收新犯人以及收容人员时甄别鉴定是否有赵锦章其人。

  补救措施采取后,没有任何效果。

  专案组在近似煎熬的等待中坚持了五十天后,终于接到了上级让解散专案组的指令。

  赵锦章“失踪案”再次成为悬案。

  专案组解散那天晚上,陈庆复像上次一样,自己掏钱请全体组员吃饭,感谢他们这段日子全力投入侦缉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大家都很郁闷,最后有三人还喝醉了。幸亏都是穿的便衣,才没有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陈庆复六人不知道,他们苦苦追缉不着的目标,此刻其实就在距他们吃饭的饭馆不到一公里处的一个安全点待着!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避风港



  这个安全点,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看守所。

  赵锦章当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后不久,组织发现他年轻机灵,又是上海人,在中药店铺当学徒时,因为替客户送过数年药,自行车骑得好(在当年那还算是一桩稀罕事),对市区情况相当熟悉,英、法、公共租界的巡捕在每条马路上几点钟上下班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所以就将其发展为专职秘密交通员。为此,组织上还指派曾去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的同志特地对当时名叫管作成的这个年轻人进行过短期技能培训。通常来说,人在年轻时学的东西不容易忘记,许多甚至能贯穿人的一生。赵锦章也是这样,他后来做了叛徒,带着敌特袭搜了中共临时党中央的机关,尽管扑了个空,但他知道中共方面不会放过他的,于是在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后,改名换姓伪装良民,凭着在中药店当学徒时的药工底子,去昆山拜师学了中医,后来抗战爆发后又返沪开业,同时去广慈医院学习西医,两年后在诊所门前挂出了中西医兼看的牌子。如此,一直到1951年9月。期间,赵锦章运用之前所学的防范思维和技能,日夜注意人身安全,诊所和家庭也是数次搬迁,以防在一处时间待久了会暴露出叛徒真面目而遭到严惩。

  这种防范进行到1951年9月19日那天,在那位当年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龚培春出现后,赵锦章便下意识地知道安定日子算是过到头了。尽管从侥幸角度来说龚培春也许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但是看对方那副病蔫蔫的样子,今后肯定会不时光顾诊所的,那就难免有一天会回想起当年那一幕。所以,根据安全防范原则,赵锦章就毅然作出决定马上离开上海。

  当妻儿还在家里看着时钟计算着赵锦章差不多快要回家的时候,赵锦章已经在北火车站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他购买的是去南京的车票,但是,在无锡就下车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考虑好了如何逃避公安局可能会采取的追捕行动,那就是躲到看守所去。他相信这种类似“大隐于朝”的方式是能够蒙蔽对手的。于是赵锦章在抵达无锡后,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喝酒,然后假装醉醺醺地对饭馆老板娘动手动脚实施调戏。结果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当时就被扭送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民警依据从他身上搜出的那张随身带着的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发的私营医生执业资格证认定了他的身份,先是予以留置。赵锦章担心火候力度不够,人家会把他放出来,于是第三天又在看守所跟一名同监犯人干了一架。这样,半个月后他就获得了一纸收容教养的决定书,然后就去了苏州东山农场。

  那时候警方技术手段落后,办公经费也有限到极点,因此对于赵锦章这种情况的人犯,凭着一张印有本人照片的随便什么证件,就足以作为真实身份来认定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法规也还未健全,没有必须通知被羁押人家属的规定,而且赵锦章的交代是“无家可归”,承办员也就到此为止了。赵锦章的那个证件尽管没收了,但是随着卷宗一起交给执行单位。而执行单位苏州东山农场凭着这个证件认定了他在登记表上所填写的医生身份,如获至宝似的把他安排到了场部医务所。

  赵锦章一年教养期满后,农场让他留场就业,他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就成了东山农场的一名职工。职工当了一年半时,赵锦章突然产生了想回家去看看顺便打听一下叛徒身份究竟是否暴露了的念头,便用上了平时积攒下的加班调休假回了一趟上海。当晚,他从两个弟弟口中得知警方已经前往调查过他当年改名换姓的情节,于是就明白大势已去,待家人熟睡后便毫不留恋地立刻离开。

  回到农场后,赵锦章对自己此行的整个过程作了详尽的回忆,对曾经说过的那句“还在干老本行”后悔不已。正是因为这份后悔,导致他开始特别留意到农场场部来的外人。这天,赵锦章发现来了四个汉子,进了保卫股的门,便顿时警惕起来。然后,他又看见职工股谭股长进了保卫股。到这当儿,如果还不作出反应,那他就是白痴了。赵锦章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场部。

  赵锦章离开场部后,并未如之后侦查员追捕他时所估测的那样去了苏州火车站想立马逃出苏州。他去了场部后面的小河汊,上了一条即将出发去捕鱼的渔船。当时东山半岛没有医院,那些岛民、渔民有什么不适是到农场医务所来求诊的,因此赵锦章结交了几位渔民朋友。平时星期日休息时,他经常到渔船上去,和渔民一起去太湖捕鱼、喝酒,然后就在船上过夜。因此,渔民对于赵锦章的登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渔船慢慢地离开岸边,赵锦章在船上悄悄注意着农场方向,依稀可见人来人往的,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他便暗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是回不了东山了。

  当晚,赵锦章宿在渔船上。次日清晨,他让渔民在湖中截住了一条农船,问明是去昆山装运砖头的,便说要去昆山转转,改搭了那条农船。赵锦章在昆山上岸后,顺水路去了当时辖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的朱家角,用东山农场的工作证去旅馆住了一夜。这时,他已经理清了思路,决定还是采取“大隐于朝”的法子来逃避追捕,这回干脆就隐到上海市区的某个看守所里去吧。

  不过,在去上海之前,赵锦章还得做一件事,那就是需要伪造一个假证件。赵锦章以前学过刻章,于是就在旅馆里用肥皂刻了一枚昆山县人民政府卫生科的公章,用这枚假公章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去找了朱家角镇上唯一的一家小型印刷社,制作了四十份“昆山县私人医师执业资格证”,同时又去照相馆拍了照片。次日,印刷社交货,赵锦章在其中一个假证上填写了姚执义这个伪名,贴上了照片,用那假公章盖了骑缝,然后就把假公章和其余三十九份证件全部销毁了。

  又过了一天,已经化名姚执义的赵锦章搭乘朱家角每天只有一班前往上海曹家渡的内河小火轮前往上海。然后,前往外滩,用盗窃游客行李拎包故意被发现后又殴打对方的方式使自己折进了局子。

  尽管赵锦章把看守所视为一个可靠的保险箱,还得设计一番才能混得进去,但那里面毕竟不是一个好处所,不但没有自由,物质生活的质量也是可想而知的。但赵锦章的运气似乎好些,在他进去的当晚就有一个犯人在监房里用放风时捡得的布条搓成绳子后上吊自杀,被同监房犯人发现,及时解救了下来,但人已经昏过去了。值班看守员经历过这种情况,闻讯赶到后知道如果折腾着送医院可能难以奏效,导致自杀者真的送掉性命,当下便马上在走廊一迭声喝问哪个监房有懂医的。这样,赵锦章也就当仁不让了。看守员马上把他开出来抢救那个犯人,经过一番人工呼吸再加上万金油之类的刺激,把那犯人救了过来,连医院也不用去了。

  次日,看守所长上班后得知了情况,因为那个要自杀的犯人是个还没有审出底细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果真的死了那看守所是要挨批评的,甚至他这个所长是否当得下去还得打个问号。因此,看守所长内心对赵锦章有了一份隐隐的感激之心。当下,就翻阅了赵锦章的入所简单登记,发现此人是一个犯下轻微罪行的游方郎中,类似这种罪行和无业流浪身份的人犯当时看守所里海了去了,在看守所方面的意识里是没有什么大的危害的人物,于是便决定对赵锦章实施优待。怎样优待法?让赵锦章当了看守所的劳役犯。

  看守所的劳役犯,就是那种承担着给其他犯人送饭、送水和负责监舍清洁卫生等劳役的在押人犯,这种角色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伙食也比关在监房里的犯人好些,并且每天还有充足的水用于个人卫生,因此在看守所这是一桩好差使。但这种好差使通常只能由犯轻微罪行、身体好而又比较老实的未决犯才能做。赵锦章一来就当了劳役犯,那对于他来说乃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欢喜。

  专案组向全国县级以上公安局发函件请求协查赵锦章时,当然也给上海市各区的公安分局一一寄发了。各公安分局也有回单表明全部收到了,这是属于刑警科管辖的工作,赵锦章被关押的黄浦分局刑警科确实也安排做了这项工作。刑警科当然也没有忘记看守所这个可能的“避风港”,除了向所方发了分局油印的《转发协查函》外,还特地给看守所方面打了电话让注意查一查。看守所也确实核对了每个在押人犯的姓名,但仅仅是核对姓名而已,所以终于让赵锦章从眼皮底下滑了过去。

  看守所一关滑过去后,预审科这一关那就更加容易混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协查函件,总共一两次的提审中天天是盯着被捕时的案情讯问,赵锦章也就过关了。赵锦章被提审了两次,承办员认为其罪行应当逮捕,于是就让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名字。逮捕之后,赵锦章终于松了一口气,寻思这件事总算基本上过去了。再往下,就是检察院、法院了,那两家当然就更加不清楚什么协查函件之类的题外事情了,公事公办地履行了一番法律程序,赵锦章最后被判刑三年。

赵锦章被判刑后,先是押解提篮桥监狱,大约过了半个月,就随着大约一百五十名已决犯移押安徽省宿松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冤家路窄

  赵锦章去了宿松劳改农场后,暂且无话。转眼到了1955年10月,这个隐藏了二十四年的叛徒的真正厄运终于到了!

  给赵锦章带来厄运的,是两度参与侦查叛徒的专案组侦查员苏吉殿。这个老苏,此刻自己也正刚刚遭受了厄运而且还陷在里面没有解脱。

  苏吉殿的厄运,跟潘汉年出事有关。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作为出席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成员,与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等人乘上北去的列车。代表团抵达北京后,下榻于北京饭店。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上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使潘汉年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可能会牵连到他,因为材料中提及的饶漱石在华东局主持工作的时候主抓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公安,而潘汉年是华东局的社会部长并主管上海公安工作,扬帆是他的手下,现在上下级都有问题,他夹在中间肯定跑不了责任。另外,还有一桩历史事件,1943年,在组织批准之后,潘汉年曾经由一个名叫胡均鹤的人介绍去跟汪伪大汉奸李士群见面。而李士群对潘汉年实施突然措施,挟持潘汉年去跟汉奸头子汪精卫见了面。事后,由于种种原因,使潘汉年失去了向组织说明此事的机会。而这时胡均鹤也已经被捕,此事肯定会被重新提起。

  在这种情况之下,潘汉年决定向组织说清楚上述事宜。4月1日,潘汉年向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十二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错误,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于4月3日前往北京饭店对潘汉年执行逮捕。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同志的提议,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复查。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推翻了强加于潘汉年身上的所有莫须有罪名。次年,胡均鹤也获得平反,安排于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潘汉年出事后,上海市和华东局政法系统掀起了一场“清查潘(汉年)、扬(帆)集团分子”的运动,数以百计的优秀政法干部特别是公安干警因此而蒙冤。苏吉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员,曾在潘汉年领导的情报战线上当过一名小卒子,要说跟潘汉年的关系,那是八竿子也打不上的,他还是解放后从《解放日报》刊登的照片上第一次知道潘汉年长得何等模样;至于潘汉年,更是从来不知道他手下的秘密情报人员中有一个名叫苏吉殿的同志。但是,以当时清查运动的标准,苏吉殿已经够得上划进“潘扬分子”的行列了。

  当时苏吉殿已经从提篮桥分局调到市局政保处工作了,他被处理的方式跟几年前民警小许被打发到苏北劳改农场相差无几。1955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苏吉殿走进办公室上班时,一位领导跟进来对他说,有点公事想派你和老曾、小林两位同志去安徽宿松出趟差,事情有点急,得立马出发,火车票已经买好了。苏吉殿不疑有他,当下就和两位同事一起上路了。那当儿交通不便,从上海去安徽宿松先得乘坐火车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乘汽车去合肥,到了合肥再转汽车,反正苏吉殿从周一出发,到周三才到。

  因为领导指定那位姓曾的作为这趟出差的负责人,所以一路上苏吉殿按照干他们这一行的规矩也不便询问去宿松干吗,寻思反正到了那里总有个说法的。现在到了目的地,这才知道是一个劳改农场,因为这个农场当时一度接收了较多的上海犯人,便以为是来向犯人外调的。当晚,三人就在这个农场的一个很小很简陋的招待所里住了下来。

  次日吃过早饭后,姓曾的那位同事说你们在招待所待着,我去场部跟他们联系公事。他去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位农场的干部,问哪位是苏吉殿同志。苏吉殿答应后,对方说我们想跟你聊几句,请另一位同志暂时回避一下。另一位同事出去后,农场的两位同志跟苏吉殿聊了起来,问了他的基本情况,然后忽然板着脸掏出一纸公文宣布说:经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决定,将苏吉殿同志送交安徽省宿松农场管束。苏吉殿大惊之际,对方已把那纸公文送到他面前让他签名。这时,苏吉殿才知道自己遭遇了跟当年提篮桥分局民警小许差不多的事儿,那两个同事显然是奉命将他押送过来的。

  到这当儿,苏吉殿知道对宿松农场方面说什么也是白搭了,留下就留下吧,但他拒绝签字。农场那两人说,不签字就不签字,我们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不要给我们制造什么麻烦,根据场党委会议讨论决定,你在本场的活动范围是以场部为中心的方圆一里之内,如果需要离开必须向农场政治处报告获准。农场准备给你安排工作,工资待遇仍按在上海时的级别享受,停止过党组织生活,单独安排住宿,吃饭在场部干部食堂,和农场干部一样自购饭票排队打饭,看病享受公费医疗,可自由通信和订阅报刊,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的可以找农场相应的科室。

  这样,苏吉殿就开始过起了软禁生活。当时,华东六省一市的劳改农场、收容教养队中一半以上都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公安部的通知接收了跟苏吉殿情况相同的来自上海政法系统的“潘、扬案涉及人员”。

  苏吉殿在农场无所事事,终日在划定的范围内转悠。他知道自己这种人此刻已经被划为另类,农场那些干部不会愿意跟他多接触的,所以也很识相,从来不到场部各科室去串门,也不跟任何一名干部建立超出正常接触范围的关系,以免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后果。最多有时去农场工会转转,到图书室去借书看。倒是农场派出所在国庆节前夕为侦查一桩耕牛死亡案无法可想时,所长登门来向他求教过。苏吉殿听对方介绍了情况后,对案子进行了分析,派出所根据他的分析重新确定了侦查方向,结果仅仅用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了案犯。这样,国庆节过后农场干部上班时,每个办公室都在悄然议论这个来自上海市公安局的老苏确实是大侦探。

  苏吉殿发现隐藏于宿松农场的叛徒赵锦章就是在这些议论还没有消失的时候。那是国庆节后的第三天,上午,苏吉殿觉得肚子有些痛,他身体一向很好,来农场后没有上过医院,但这次却觉得似乎来势有点凶,生怕熬着不好,就决定去场部医院看看。

  农场的场部是根据在押犯人的人数为体现人道主义而组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劳改犯和收容教养人员,干部和职工也可以前往看病,都是免费治疗的。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分三种身份:干部、职工和犯人,劳改单位从事医务劳役的犯人称为“医务犯”。苏吉殿去挂号时,那个接待他的女职工认出来人乃是“上海大侦探”,对他便特别客气,说你来得不巧,干部医生都去场部礼堂听报告了,只有医务犯在。苏吉殿说没关系,谁给我诊疗都一样,只要懂行就行了。

  这时,另一个职工身份的挂号人员开口了,说要论医术,那当然是医务犯比干部医生好。肯接受分配到这种地方来的干部医生哪有什么真水平的?倒是犯人中水平高的多,我们这里医务犯中,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医,有留过洋的医学博士,有中西医兼通的全科人才,还有……苏吉殿听见“中西医兼通的全科人才”,心里不禁一动,寻思别就是赵锦章那主儿?当下便说那我就请那位中西医兼看的全科大夫给看看吧。

  对方纠正道:“我们这里称从事医务劳役的犯人叫‘医务犯’。”

  “明白!这位医务犯姓什么?”

  “他叫姚执义。”

  苏吉殿暗暗一怔,寻思名字不对嘛。嗯,不管他,反正先去看看再说吧。

苏吉殿跟赵锦章从来没有打过照面,但干侦查工作的,只要见过照片,那模样就能印在脑子里似的多年不忘。所以,当苏吉殿踏进那个名叫姚执义的医务犯所在的科室,只朝对方扫了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久缉不着的叛徒赵锦章!

赵锦章正在给人看病,没有留意到有人进来。苏吉殿便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等着,前面三个候诊的职工见一个干部模样的来看病,便请苏吉殿先上前去。苏吉殿在赵锦章面前坐下,生怕惊动了对方,便故意不说上海话,而说一口带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了说症状。

  赵锦章问:“队长,您想吃中药还是西药?”

  “你这里是看中医还是西医?”

  “我都会看的。”

  “那太好了,我遇上高人了!这样吧,你就按你的经验替我看,不管中药西药,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吃。”

  赵锦章想了想,说搭搭脉看看。于是搭了脉,又看了看舌苔,说队长您这是中焦阻塞,加上饮食不周,放心,没什么的。要么先吃点西药止止痛,同时给您开张中药方子吃点中药?

  苏吉殿点头说行,心里已经完全确认眼前的姚执义就是赵锦章。他接过方子,随口谢了一声,便离开了诊室。

  苏吉殿不知自己此举是否惊动了对方,寻思行动得快。以他此刻的被管束身份,不便直接出面抓人。但他想起当年去苏州东山农场逮捕赵锦章时被其察觉得以逃脱那一幕,心里就有点惶惶。稍一考虑,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控制了对方再说。

  这时,正好有两个职工从外面进来,一看那稳健的步伐,便知道是无病青年伪装生病想骗病假逃避劳动的。苏吉殿看中了两人那副剽悍的体魄,寻思肯定有一把好力气,加上他自己三个人控制一个赵锦章料想没有问题。于是就朝他们招招手,对方见之脸上露出惊奇的神情,但还是过来了。

  三人在医院一角进行了简短的对话——

  “你们二位是哪个单位的?”

  “哦!队长,我们是三中队的,我们有点不舒服,想来医院配点药……”

  苏吉殿摆手打断道:“现在有一个立功的机会送给你们,干不干?”

  两人一愣之后,马上点头:“干干干!队长您让我们干什么?”

  “你们跟我走,到前面那间屋子后,我让抓谁你们马上上去控制他。行吗?”

  “没问题!队长,我以前是练摔跤的,他练举重。”

  “那手脚就轻一点,我是要活的。”

  说到这里,苏吉殿正好瞥见赵锦章从那间诊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往另一头的化验室那边走去,便一指悄声道:“看准了,就是那个穿白大褂的医务犯!上!”

  那两个职工如离弦之箭似的射了出去,苏吉殿忍着腹痛还没走出数步,赵锦章已经被扑倒在地。其他诊室的职工医生、医务犯听见走廊里动静不对,纷纷出来察看,见状还以为这两个职工为看病的事跟医务犯闹纠纷,便有职工医生出言指责。这时苏吉殿走了上去,厉声道:“是我让他们下手的!谁去拿根绳子来,把他绑起来!”

  赵锦章在两人手里挣扎:“凭什么绑我?”

  苏吉殿一声断喝:“赵锦章——管作成!你老实点!”赵锦章顿时像马失前蹄似的软软地瘫倒在地。

  苏吉殿不敢大意,亲自把上了绑的赵锦章押到挂号处,进去后把门牢牢闩上,命那两个职工在外面看守着,不让任何人靠近。然后,叫挂号处的职工接通了农场派出所的电话,说这里抓住了重要案犯,让马上派人过来押过去。

  片刻,派出所长亲自带人过来了,见抓人的是苏吉殿,不禁大奇。苏吉殿把派出所长扯到一旁介绍案情,只说了个开头就把对方惊得双目滚圆!

  赵锦章被捕后,由农场派出所电告上海市公安局。上海警方连夜派员前往安徽,将赵锦章押解回沪。

  苏吉殿为此事受到了上海方面的表扬,并对其“问题”及时作出了“从宽”处理:结束管束,调苏北农场担任管教员。那两位协助缉拿赵锦章的职工受到了嘉奖。

  赵锦章被押解回上海后,不久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之前未服完的残刑,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1969年,赵锦章服刑所在的劳改农场遭遇洪水袭击,他当时正在仓库劳动,被倒塌的库房当场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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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4 01:2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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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8:13 | 只看该作者

11. 捕杀李白烈士主凶落网纪实

他,被蒋介石亲自批示“处以极刑”;邓小平、陈云、邓颖超、曾三、罗青长、曾庆红为其题词或撰文纪念;李克农上将为其祭扫陵墓。

这位英雄,就是20世纪60年代风靡全国的优秀电影故事片,《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饰演的男主人公李侠的原型、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烈士李白。
李白作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一名杰出斗士,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长达12年,最后倒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当时,敌人是如何侦测到李白的秘密电台而实施破坏的?解放后党和人民又是如何侦缉那些凶犯、最后将其绳之以法的呢?时隔半个世纪,作者对此进行了追寻采访,现将其中的内幕撰写成文,以飨读者……
1949年5月27日,东方大都市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发自北平的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打来的,要求陈毅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又名李白)”的同志的下落。陈毅当即指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查寻。
1949年6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来的一份编号为“沪军管[49]008号”的电文,全文如下:
上海市公安局:

兹为1937年冬,由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现去向不明,特劳查。有关线索材料即派专人送达。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1949年6月17日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派专人送来了1949年5月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向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提解李静安的一份公文原件。
其时,李白的事迹已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为人们所传颂。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白参加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年转往江西中央苏区后,刻苦学习无线电报务,1934年参加长征,任电台台长、政委。1937年,奉党中央命令调往上海,长期在情报系统搞密台。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李白大智大勇,不屈不挠,坚守岗位,保持了上海地下党与延安的电讯联系,及时地向党中央传递了重要的军政情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7月,敌人利用新装备的美国雷达探测仪,并实施分区停电,侦测到电台所在的电波区域。12月30日凌晨,他镇静地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处理好密码和发报机,就被冲进来的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到针刺手指、上老虎凳等严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使地下党的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继续发挥作用。妻子以家庭妇女的身份探监时,他只关心解放军的胜利进展,并说:“天快亮了,我终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1949年5月7日,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将他秘密杀害。后以其事迹为原型,拍摄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在遭受敌人重重包围中,向党中央拍发完淮海战役的重要情报和销毁密码、处置电台后,不幸被捕。敌人立即对其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一共使用了36种酷刑,但李白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使地下党的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继续发挥作用。
李白被捕后,最初关押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于1949年4月20日,移解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但5月7日后就不知去向了。
上海解放后,李白的夫人、战友裘慧英,带着幼子李旺胜四处奔波寻找李白的下落。提篮桥监狱、漕河泾监狱、警察局看守所、虹桥公墓、闸北宋公园、普慈山庄……凡是可能关押或者掩埋遗体的地方,都跑遍了,但是,怎么也打听不到李白的消息。李白生不见其人,死不见遗体。
却说上海市公安局接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交办的任务后,立即指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根据市军管会送来的那份材料所提供的线索,侦查员随即去了蓬莱公安分局,找了一些留用的旧警察了解情况。
最初,没有人肯提供情况。侦查员于是查阅了5月7日这天的考勤记载,把那天自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那封提解李白的公文送抵后,在分局里的旧警察列出了一份名单,分别找谈话。这一着棋子终于发挥了作用:一个姓陈的留用警察向侦查员反映情况说:5月7日傍晚,还没有开晚饭的时候,有一个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刑车提走;几天后他听说此人被押往浦东杨思地区枪决了。
侦查员随即去浦东,找了川沙县杨思区政府。杨思地区的军政机关对此非常重视,派出专人走访了群众,终于1949年6月20日在杨思戚家庙后面挖掘出了12具烈士遗体,其中有李白烈士。

至此,真相查明:李白是在5月7日傍晚,被敌人杀害于杨思戚家庙的。
陈毅接到报告后,向李克农回电通报了情况,他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中共上海市委为侦缉捕杀李白烈士的凶犯,指令上海市公安局抽调侦查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负责抓这一工作。
这时,报纸已经将在浦东杨思地区发现李白等烈士的遗体一事予以公布。顿时,全市人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投书政府和新闻机构,一致强烈要求严惩杀害李白烈士的凶犯。一时间,上海市公安局不断地收到群众的举报信件,对侦缉这一案件提供线索。
专案组的侦查员一边四处奔波查摸线索,一边从大量群众来信中查阅挑选。终于,有一封群众来信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这封来信,出自李白烈士被捕时所居住的街坊的一位老先生之手,是用毛笔写的竖行文字。写信人名叫孔应熙,是一位已经退养在家的小学老师。

孔先生在信中说到,1948年12月29日晚上(按:准确时间应为12月30日凌晨),他由于失眠而像以往那样起身在家中客堂里静坐着,习练吐纳功夫,突然,他听见弄堂外面传来极轻的汽车滑行声,那是汽车已经完全熄火后在滑行时所发出的“沙沙”声响。他正惊诧间,汽车停下了,接着传来压低了嗓音的说话声,听上去有好多人。孔先生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当下便按纳不住好奇心,悄然踅到窗前朝外面窥察。一看之下,只见一群身穿深色大衣或者风衣的大汉,一个个手持手枪,其中有人背着像步话机那样的仪器,耳朵上套着耳机,一行人悄无声息地步入了弄堂
不久,孔应熙就听见从弄堂深处传来了喧哗声。后来,就看见这一行人将李白推推搡搡地押出了弄堂。孔先生要反映的当然不止这些情况,他在举报信件的最后提及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他认出逮捕李白烈士的其中一个特务,是原住在他在霞飞路和合坊时的一个邻居,此人名叫耿本轮,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包打听,绰号“飞机头”,好像还是青帮中人。
杨帆看了经侦查员送上去的这封信件后,非常重视,当即指令专案人员火速去黄渡路那里找孔应熙当面了解情况。
孔应熙见到侦查员后,将举报信中的情况重新叙述了一遍,又说他已经去原住址向老邻居了解过“飞机头”的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租界落到了日本人手中,他去了汪伪的特工总部“76号”;抗日战争胜利后,不知怎么的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领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赏金,接着就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特务。此人已经于去年夏天搬离了和合坊,据说是住在徐家汇一带。
侦查员听了上述情况介绍,深觉耿本轮疑点颇大,于是立刻寻找耿的下落。三天后,侦查员找到了耿本轮的住址,他确实住在徐家汇地区。但是,耿本轮其人已经不知去向!
耿本轮去了何处?侦查员当即进行了调查,他们从在耿家搜查到的一本耿本人的日记上知道,他有可能已经逃往台湾了。

侦查员研究了日记,意外发现耿本轮可能与逮捕李白烈士一案无关,因为日记中的记载表明,1948年12月29日晚上,他在南京出差,是这天下午去的,至元旦过后第三天方才返回上海。
侦查员根据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从耿的家属口中得知,与耿本轮一起出差的那个特务金某还在上海,好像已经被人民政府抓起来了。于是便去查了金某的下落,得知此人在解放后主动去向军管会作了登记,交出了藏匿的武器,军管会未曾逮捕他,让他待在家中反省交待自己的罪行。侦查员于是去了金某家中,经讯问得知,那几天耿本轮确实和他一起去南京出差了。这样,耿本轮参与逮捕李白烈士的疑点就给排除了。后来分析,估计是那位姓孔的老先生认错了人。
耿本轮逃往台湾后,不久就被派往舟山。后在密赴上海执行特工任务时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于1952年4月中旬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耿本轮的疑点被排除后,侦查员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李白在被捕后就被押解淞沪警备司令部,一般说来,特务逮捕人犯时通常是不会转手的,谁抓就是谁押解、谁审讯。这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看守员中,应当有人看见1948年12月30日凌晨是什么人把李白押过去的。于是,侦查员就决定根据这一思路进行调查。
经过一番秘密调查,获得一条线索:有一个姓卢的原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员,记得1948年12月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曾有几辆警车进出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当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屡见不鲜,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在意。
虽然那个姓卢的看守员,没有特别在意,但是,他记得曾经和警车上跳下来的一个名叫宝得贵的特务说过话,现在他怀疑宝得贵当时可能参与了逮捕李白的行动。

侦查员听后来了兴趣,问道:“那个宝得贵是什么人?”
卢某说:“宝得贵是满族人,41岁,据说会武功,以前是唱戏的武生,后来倒了嗓子,就改行吃起了特务饭,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干。”
“老卢,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卢某笑道:“不瞒您二位说,我跟宝得贵沾着点儿亲———他的姨姥姥是我妈的表姐,我也是满族人哩。”
“那你知道宝得贵住在哪里吗?”
“知道,可是我听说他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就不知去向了。”

卢某说宝得贵住在教堂街一条叫“明德里”的弄堂里,那里还住着他的表姐。宝得贵的妻子是住在河北保定的,他平时每年回保定探亲一次,有时碰上执行任务去北方,也顺道回去看看的。
侦查员于是当即去教堂街那里调查,派出所同志说明德里确实有一个名叫“宝得贵”的人,解放前是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特务,据说因其捕抓人犯积极而多次受过嘉奖。解放后派出所就在找他,但是未能找到,听说已经逃往外地了,也有可能去了舟山或者台湾、香港。
初解放时,这种情况是经常遇到的,由于警力有限,再加上当时许多地方还未解放,通常如果没有确凿线索的话,对这种疑犯的追捕工作就只好缓一缓了。
宝得贵其人后来一直没有消息,不过在李白被害案侦查清楚后,得知此人没有参与逮捕李白的行动。之后,专案组又根据群众的检举信调查了一些线索,但都没有查得结果。
1949年8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卢家湾分局局长吴萍,在翻阅接管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卢家湾分局的档案中,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这是原卢家湾警察分局的巡官史致礼写的一份“工作报告”,称其率领15名警士“破获共产党秘密电台一座”,“抓获共党分子一名”。
吴萍局长马上想起了李白烈士被害一案,寻思这份“工作报告”带着邀功性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时是否给了史致礼什么奖励?于是当即亲赴上海市公安局调阅接收的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材料。吴萍在敌档中获得了两份材料,一份是编号为[沪警49—013号]的上海市警察局奖惩评议会通报,曰:

巡官史致礼、警士强元贵参加行动有功,各记功一次;其余14名警备队警士予以嘉奖。
另一份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949年4月15日发出的签准复件:协助本部破获谍台有功,颁发奖金金圆券伍万元。
这是两份非常重要的证据,吴萍当即给杨帆副局长打电话,报告了上述发现。
杨帆接到电话,甚为重视,问道:“史致礼、强元贵那两人现在什么地方?”
吴萍说:“史、强两人都作为留用人员留在卢家湾分局工作。”
杨帆说:“好得很,你先把他们扣起来,我派人过来处置。”

吴萍于是安排专人将史致礼、强元贵两人看了起来。当天下午3点,杨帆指派上海警务学校副教务长徐盼秋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赶到了卢家湾分局。徐盼秋听吴萍介绍情况后,带走了史致礼、强元贵两人。
专案组当即对史致礼、强元贵分别进行了审讯,两犯供认了他们参与破坏我地下党秘密电台的罪行,但是,他们所破坏的那座秘密电台并不是李白的那一座,而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另一座秘密电台———秦鸿钧台。
秦鸿钧,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另一位秘密报务员,住上海打浦桥南新新里。他和李白一样,也是白天以一份公开的工作为掩护,晚上向解放区拍发电报。1949年3月17日晚,特务分子乘秦鸿钧紧张地与解放区发报联络的时候,突然包围了秦鸿钧的住处,秦鸿钧不幸被捕。
秦鸿钧被捕时,由于事起猝然,未曾来得及撤除警号。次日上午,秦鸿钧电台的领导张因斋去秦鸿钧住所时,不幸被埋伏着的特务逮捕。
秦鸿钧、张因斋被捕后,和李白一样,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保守了地下党的重大机密,使革命事业未曾因此而蒙受损失。1949年5月7日,秦鸿钧、张因斋与李白一起被敌人杀害于浦东杨思戚家庙。
作者在采访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秘书杨焕藩老先生时,曾听其介绍过史致礼、强元贵当时因逮捕秦鸿钧而“立功”的情况:史致礼是带队人,一行15人冲进秦鸿钧住所时,秦鸿钧已经从阁楼的“老虎窗”(江南地区建筑物上的一种与屋顶相通的天窗)上了屋顶,躲藏于邻居屋顶的老虎窗后面。

其时,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正准备向江南进军,那些去执行任务的警察中的大部分人知道这一形势,不想穷凶极恶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一看屋里没人,有人就说:“已经逃掉了,我们走吧!”随即就有人附和,一行人就开始下楼。但是,其中的强元贵却偏偏要显露一手,他看见靠近“老虎窗”一侧的五斗橱上有脚印(事实上大家都看见了的),知道秦鸿钧上了屋顶,于是也就攀上了屋顶,并且循着碎瓦发现了秦鸿钧。秦鸿钧就是这样因此而被捕了。强元贵也就因此而立了功,受到了嘉奖。
后来在处理这起案件时,强元贵因此而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其余人员(史致礼除外)因是“奉命行事”,且未着手逮人,都未受处理,一部分人还留在公安局工作了。
史致礼、强元贵被捕的当晚,案情已经审理清楚,两人供称对李白电台遭受破坏一案毫不知情。侦查员分析了案情和当时史致礼、强元贵的情况,认为口供是可信的。
1949年10月上旬,杨帆主持举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议。鉴于手头已经没有任何线索,杨帆提出可以采取另一办法去查摸情况,即去查阅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的敌特组织的材料,分析敌人当时的组织分工情况,指望从中发现线索。
侦查员于是查阅分析了敌特组织的材料,弄清当时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所辖的“上海地区电讯监督侦测科”(简称“上海电监科”),乃是敌人专门侦查和破坏我地下秘密电台的职能机构。这样,相应的思路也就出来了:查明该科的特务情况,设法找到其中的人员,多半就能知晓案情的来龙去脉了。
“上海电监科”组织成员名单很快找到了,一共有46人,其中有11人居住于上海,几乎全住虹口区。杨帆下令:找到这些人!

专案组在虹口公安分局的配合下,经过一番努力,找到了“上海电监科”的三名成员唐跨风、林杰、顾能。这三个人解放后按照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通告精神,都已经向人民政府作了登记,根据当时的政策,对于已经登记过的敌特分子,如果未发现解放前犯有严重罪行、解放后又没有新的罪行的,一律不予逮捕。因此,专案组没有动这三人,而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调查。三人的回答是一致的,都说没有参与破坏李白、秦鸿钧两座秘密电台的行动,由于内部纪律的约束,他们也不清楚其他人的情况。这样,侦查工作陷入了停顿状态。这种状态直到1950年3月方才出现了转机。
1950年3月30日上午,一个身穿黑色毛葛长衫的中年男子,拎着一口旧皮箱走进了上海市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税收员刘克接待了此人,问他有什么事情。中年男子说明了来意:他名叫李成志,是经营无线电器材生意的,这次进了一批货,特来税务所纳税。
刘克问道:“你进的是什么货?”
“是一些无线电器材。”李成志说着打开了带来的那口皮箱。
刘克一看,确是一些无线电器材,但他不懂此行,出于谨慎,就叫一位精通此行的老税收员过来查看。那位税收员一看,马上识别出这是军用通讯器材,于是就向稽征所长报告了。所长的警惕性甚高,随即向虹口公安分局打电话报告此事,问应该如何处置,分局方面说马上派员过去处置。
两名侦查员奉命赶到稽征所,李成志一看公安人员,脸色有些异样。侦查员与他进行了谈话,先问他是什么人,历史上是否有问题。李成志回答说他是“国民党在乡军人”,解放后根据政府命令已经履行过登记手续了,现在经营无线电生意。

侦查员寻思如果没有问题,不可能见到穿警察制服的人,脸色就变得异样,于是对其进行了教育,要李成志老实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李成志经过教育,终于讲了真话:他的真名叫李树林,李成志是其化名,历史上曾经参加过军统,在军统待了10年之久,直到1947年方才离开,之后在上海经营商业电台。当时,上海滩上私人经营的商业电台很多,也算是一种赚钱的营生。过了一年,李树林又拉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的主任科员唐跨风与他一起经营该电台。上海解放后,两人继续经营这个电台,直至1949年秋被人民政府勒令停止经营。
这样,李树林就被侦查员带走了。公安局马上派员对李的住处进行搜查,搜得收发报机等军用通讯器材一批。
在接着进行的审讯中,李树林又交待在解放后曾和唐跨风、林杰等人一起策划过参加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组织的阴谋,后因故未曾实施。李树林在交待中还提到李白电台被破坏一案,说他听唐跨风、林杰讲起过他们好像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公安局当即决定传讯唐跨风、林杰两人。唐、林两人到案后,由于有李树林的招供在先,不敢再像以前接受讯问时那样隐瞒,终于交待了他们所知道的情况: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遭到一次次失败后,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开始加强对国统区各大城市尤其是北平、南京、上海三城市的地下党秘密电台的侦测、破坏。1948年4月,由保密局长毛人凤牵头,成立了有国防部二厅和保密局电讯专家、特务组成的“中央电讯监察科”,前面提及过的“上海地区电讯监督侦测科”在业务上受“中央电讯监察科”领导。“上海电监科”配备了从美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线电侦测仪器,由专家制订了破坏计划,由特务昼夜不停地进行监听侦测,李白、秦鸿钧两座秘密电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敌人侦测并破坏的。唐跨风、林杰两人当时是“上海电监科”的尉级侦测员,参与了对李白、秦鸿钧电台的侦测工作,但是两人否认这两座电台的发现是由于他们两人的侦测。
那么李、秦两台的被发现是谁的罪行呢?因为即使在上海电监科内部,工作也是互相保密的。不过唐跨风、林杰两人在供述中都提到了一个名字,说此人是负责整理审讯李白口供材料的。
这个整理审讯李白材料的特务,名叫徐鸿秋。

消息报到杨帆那里,杨帆下令:立即侦缉徐鸿秋!
徐鸿秋在何处?唐跨风、林杰不知道,侦查员也不知道。专案组查阅了敌特组织档案材料,弄清楚徐鸿秋在“上海电监科”任职的时候,住在虹口区公平路,但是在这之前调查原“上海电监科”的家住上海的成员时,公平路原住址已经没有徐鸿秋其人了。当时因为只是一般性的调查,所以也没有往下追究。现在情况不同了,侦查员哪怕上天入地,也要追查到徐鸿秋的下落。
1950年7月10日,侦查员计政、庄人俊两人奉命去徐鸿秋原址查摸情况,那是一幢老式石库门身子,一共住着4户人家,徐鸿秋原先住在前客堂楼上,现在那里的住户是一个在银行当高级职员的姓高的先生和其妻儿。侦查员跟他交谈后,知道他是上海解放一个月后搬过来的,原先住在静安寺那里。
侦查员问:“高先生联系要搬住这里时,这里原先的住户还在吗?”
“在啊!我过来看房子时,他们夫妻俩很客气,还请我吃了点心哩。”
“后来他们搬到哪里去住了?”

“听说搬到曹家渡那里去了。”
这时,高先生的妻子端茶上来,插了一句话:“他们不是给你留了地址吗?”
一句话提醒了高先生:“哎!他们倒是给我留过地址的,还请我去打麻将呢。”
侦查员说:“那你找找看。”
一找就找到了,老房客住在曹家渡万航渡路松茂里,不过那人不姓徐,而是姓欧阳。不过侦查员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如果是徐鸿秋的化名那当然最好,不是的话那就照对待高先生的样子再行调查,顺藤摸瓜往下查。
侦查员赶到那里,一看那个叫欧阳的男主人,心里就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是一个说一句话就咳得上气接不上下气的痨病鬼,瘦得三根筋吊着一颗头;这样的主儿,当特务是不够资格的。跟对方一交谈,果然与徐鸿秋不搭边。但侦查员并未放过他,还是耐着性子跟他谈,没花费多长时间就了解到他在公平路那里的前任房客姓徐,做什么职业他倒不清楚;那位徐先生是1948年6月间搬离公平路住所的,当时对方没有留下地址,但是后来有一次欧阳先生在提篮桥偶遇徐先生的女儿时,听她说搬到榆林区龙江路去了。

计政、庄人俊回去向领导报告了上述情况,领导指示:去龙江路一带查摸徐鸿秋的下落!
侦查员次日又赶赴榆林区,分头下到里弄,向居民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了解是否有徐鸿秋那样的住户,在1948年6月间搬到龙江路一带来居住。头天没有获得线索,次日也白辛苦了。
直到第三天,侦查员小马才摸到了情况:有个叫徐鸿秋的人和其家小大约在1948年搬来龙江路金松里16号居住,现在还住在那里。
第四天,两名侦查员去了金松里,到了16号门前,举目一看,不禁暗吃一惊,以为走错了人家———原来这户人家的门框上檐,钉有一块长方形的木牌牌,上书四个大字:“光荣人家”。这是上海解放初的一种通行做法,凡是哪家有人是革命军人的,其家属就称为“军属”,这家的门上就可以挂一块“光荣人家”的牌子,作为一种荣誉。使侦查员弄不懂的是,这徐鸿秋家怎么也弄上了这么一块牌牌挂着?难道他家有人参军了?
侦查员出于慎重,就悄然而退,去了居民委员会。他们向居委会干部一打听,方知徐家确实有资格挂这样一块牌牌的,因为他家有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人竟然就是徐鸿秋!
原来,徐鸿秋在上海解放后,靠着一个已经断了多年来往的已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团职干部的亲戚的介绍,进入了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当教官。

侦查员于是没有惊动徐家,返回专案组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专案组领导迅速向杨帆报告了。杨帆的态度很明确:“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身份,都给我逮捕!”
上海的警察要到南京的部队去抓人,还得办个手续。向哪里办?要向华东公安部打报告。于是,上海市公安局便写了一份报告交往华东公安部。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当天就批了这份报告:“准予逮捕徐鸿秋。请与华东航空处方面联系执行。”
1950年7月20日,4名侦查员从上海赶往南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航空处,与保卫股一联系,说是有徐鸿秋其人,不过这两天不在南京,随部队去外地搞演练了,大约过三天返回。
侦查员决定就地守候,等徐鸿秋回来后再行执行逮捕。
7月23日,徐鸿秋随部队返回南京。事先,部队方面已经跟侦查员商议过了执行方法,鉴于徐鸿秋带有手枪,据说枪法还不错,为防狗急跳墙,先得设法下了他的枪。当下,徐鸿秋一行人刚刚回到营房,就接到通知:枪械科要给大家换发新枪,就差参加演练的同志没有去登记了,请携带枪支速去登记。于是,就有人去枪械科登记了。那徐鸿秋不知是计,见别人去登记,他也就跟着去了。结果,他的手枪给枪械科扣了下来。
到这时,徐鸿秋还没有意识到出事了,他问枪械科长:“为什么把枪收掉?”

枪械科长还没有回答,背后有人说话了:“徐鸿秋,你被捕了!”
徐鸿秋回身一看,侦查员已经站在他面前了,手里拎着一副手铐。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哆嗦着嘴唇道:“我……我犯了什么罪?”
“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应该知道!”
当天晚上,徐鸿秋被押解上海。
对徐鸿秋的审讯,在当天午夜进行。作者在采访过程中,有机会查阅了当时对徐鸿秋的审讯记录,这里按照原样抄录两段———
问:“徐鸿秋,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答:“我想要么是历史问题。不过,我的历史问题已经向部队领导交待过了。”
问:“交待过了?你交待得彻底吗?”
答:“凡是我记得的,都已经交待了。可能有的事情时间隔得长了,忘记交待也是有的。”
问:“今天是几时?”
答:“1950年7月23日。”
问:“那么1949年发生的事情算‘时间隔得长’吗?”

答:“1949年?什么事?”
问:“你说是什么事?1949年初,你干过什么事?”
答:“哦……我记不起来了。”
问:“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吗?”
答:“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那你掂量着办吧。”

答:“这个……同志,是不是关于李白烈士的事?”
问:“你说呢?你想从宽处理,就老实交待!”
答:“我没有参加逮捕李白烈士的行动,我只不过参加了对李白烈士的两次审讯。”
徐鸿秋接着就交待了审讯李白的情况,李白被捕时,已经把电报稿发完了,他迅速销毁了电报稿和密码本,又把收发报机还原成一台普通的收音机(他平时每次收发报时都是这样做的,下次工作时再拼装起来),把拆下的零件放在一堆废旧电器零件中。这时,敌人冲进来了,一摸收音机,大喜:“是热的!”
李白从容回答:“我睡不着,在收听电台节目。”
敌人在搜查中,发现了拆下的收发报机的零件,得意地问:“这是什么?你发电报了!”

李白回答:“我以前有段时间做过电器零件生意,这是当时留下来的,搬家时舍不得扔掉,就一起搬过来了。”
之后,李白一直坚持上述的口供,不管敌人如何用刑,如何利诱,他始终是“九供不离一辞”。
接着,徐鸿秋就破坏李白、秦鸿钧两部电台的主凶者作了交待———
问:“你知道是谁主持了对李白电台的破坏行动?”
答:“是叶丹秋。”
问:“你详细说一说!”

答:“叶丹秋是反动派中的老电讯特工,他早在1930年就已经在顾祝同军队担任报务员了。后来,他认识了军统头子戴笠,就调到复兴社特务处去了———就是军统前身。再后来,他就去了受军统控制的参谋本部第二厅担任电台长,抗战期间他担任军令部电台长;1947年,叶丹秋受毛人凤指派,去北平华北‘剿总’电监科担任科长;1948年秋,他又调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中校督察官,当时他还是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代科长。我们电监科成员都是受叶丹秋的领导,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破坏李白烈士和秦鸿钧烈士两部电台,都是叶丹秋一手策划和直接指挥的。”
问:“叶丹秋现在哪里?”
答:“我不清楚。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49年4月中旬,后来就没见到过他。”
问:“他在上海时住在哪里?”
答:“我不清楚。”
至此,对于破坏李白、秦鸿钧两部电台的主凶已经调查清楚。但是,如何侦缉叶丹秋却成为一个难题摆在专案组面前。

专案组先去调查了叶丹秋的历史情况,与徐鸿秋所说的基本相符。但是,敌特档案中并没有叶丹秋的具体住址。看来,要找其下落,还得花费很大精力。侦查员一连追查了多日,没有任何线索。侦查工作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但就在这时,却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这个惊喜来自一封检举信。这封检举信是上海市公安局于1950年8月30日收到的,是华东局统战部转过来的。写信人姓姜,身份不详,他在信中检举:有一个名叫陈宗琛的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上海电监科当特务,是破坏李白电台的参与者。信中提供了陈宗琛的确凿住址,说其住在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南门街。
专案组查阅了敌档,发现在“上海电监科”的成员名单中确有陈宗琛其人,但没有地址,因此不知此人解放后去了何地。
1950年9月3日,侦查员去了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一查,果然有陈宗琛其人,掏出从敌档中调出的照片一对照,丝毫不差,于是二话不说,一副铐子扣了上去。陈宗琛已经知道自己东窗事发,吓得面无人色。
陈宗琛被押解回沪后,供认自己参与破坏李白电台的罪行,他是“上海电监科”当时几个每天深更半夜携带美制小型直流收报机,在李白住所那一带区域进行监听侦测的骨干分子之一,李白秘密电台的大致位置就是他们发现的。在他们侦测出李台的大致位置后,叶丹秋下令于1948年12月29日晚间,包围了李白住所一带的区域,一边侦测,一边挨家搜查,终使李白电台遭到破坏,导致李白烈士被捕牺牲。
陈宗琛还交待自己参与了对秦鸿钧电台的外围侦测行动,但并不是他发现秦台的。陈宗琛的口供中还谈到了叶丹秋是破坏李白、秦鸿钧两座电台的主凶,这个交待与林杰、徐鸿秋的交待完全相符。

最使侦查员兴奋的是:陈宗琛交待了叶丹秋的下落,说叶丹秋在上海解放的前一个月就已经离开,逃回老家苏州去了。解放后,陈宗琛与叶丹秋有过来往,叶去过昆山陈家做客,陈也去过苏州。
侦查员大喜:“这么说,你是知道叶丹秋在苏州的住址的?”
“叶丹秋住在苏州,但我不清楚他家的详细地址。”
“唔?”
陈宗琛慌忙解释:“是这样的,我到苏州去时,叶丹秋住在他的姘头家。”
“地址和姓名?”

“叶丹秋的姘头名叫董素芬,是唱评弹的,艺名‘赛牡丹’,住在苏州金台街珍珠巷1号。”
次日,6名侦查员前往苏州查访叶丹秋。
金台街珍珠巷1号的对面正好有一家旅馆,侦查员就住了进去,占了靠窗的上下两个房间,昼夜对董素芬的住宅进行监视。那个董素芬看上去约摸30岁样子,长相不俗,穿着旗袍出出进进很是忙碌,但就是看不见叶丹秋出来。两天监视下来都是如此,侦查员觉得似乎有点不大对头:莫非叶丹秋已经离开这里了?
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登门查看。这天上午,侦查员老周穿着一件黑色纺绸长衫,手里拎着一箩水果、一盒糕点,一摇三晃地来到了董素芬家。
董素芬望着面前这个不速之客,脸上露出惊疑的神色,问:“这位先生找谁?”
“哦,您是董小姐吧?我姓周,名新,原先在叶先生手下干过。”

“哪个叶先生?”
“叶督察官嘛!”
“哦,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叶先生或者叶督察官!”
“他叫叶丹秋。”
“不认识,你走错门了。”
“不会错的!这个地址是昆山陈先生告诉我的。如果叶先生不在这里,那兄弟就告辞了,过两天再来看看。”老周不由分说地留下了礼物,转身出门而去。

在之后的两天中,只要董素芬出门,便有侦查员暗地跟踪,但她并没有像侦查员所怀疑的那样去哪里会叶丹秋了。
两天后,老周再次登门。这回,董素芬不否认她认识叶丹秋了,还把老周让进屋里,沏茶递烟地接待。老周寻思有门儿,先不开口谈及叶丹秋,静候对方提及。果然,董素芬聊了几句,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他是怎么认识叶丹秋的。
老周回答:“是前年在北平工作时认识的,他是我的上峰嘛。”
“周先生这次找叶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一点小事———叶先生有点东西在我这里,我因为最近准备去香港,有可能不回来了,我要把东西还给叶先生。”
“是什么东西?”

“几件首饰。”
董素芬的一双眼睛就像突然通过高压电的灯泡那样亮了一亮:“周先生如果信得过我的话,就把东西交给我吧,由我转交给叶先生。”
老周笑道:“董小姐我当然信得过,否则我也不来这里了。可是当初叶先生把东西交给我的时候,再三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他本人的,兄弟不敢违背叶先生的钧命啊!”
董素芬略一迟疑,问道:“周先生几时离开苏州?”
“我今晚就要离开了,不过过几天还要来一趟苏州的。”
“不瞒周先生说,叶先生最近不在苏州,去外地了,大约要过三四天才能回来。你要么过几天来苏州时再过来?或者你留一个地址,到时候我跟叶先生一起去拜访你。”

“不敢!不敢!到时候我过来吧。”
侦查员估计情况要起变化了,加紧了监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5点钟,董素芬突然拎着一个小皮箱离开了家门。侦查员当即跟踪,一跟跟到了火车站,只见董素芬买了一张去南京的火车票,一会儿就上了那趟火车。
侦查员也上了火车,为防被董素芬察觉,几个人分头轮流监视着她。一路无话,到达南京后,董素芬叫了一辆三轮车,去了距火车站不远的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侦查员也跟着住了下来。
次日上午,董素芬又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登车赴沪。侦查员跟着董素芬转圈子,一起到了上海。董素芬抵达上海后,住进了北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侦查员打电话向专案组领导汇报情况后,专案组领导当即派了8名男女侦查员过来,替换这些已经很疲惫的同志。
董素芬当晚就往外打了电话,当时还没有条件监听电话,但侦查员估计是与叶丹秋有关的,暗自提高了警惕。当天午夜时分,一辆三轮车驶抵旅馆,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白色西装的中年男子。侦查员一对照照片,正是叶丹秋,于是悄然围了上去。叶丹秋当了16年的特工,竟然没有发现情况异常。当他步入旅馆大门时,几个侦查员前后夹了上来,当场将其逮捕。
董素芬随即也被抓获。

是日,1950年9月18日。
叶丹秋被捕后,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交待了其主持破坏李白、秦鸿钧秘密电台的罪行———
1947年,叶丹秋出任华北“剿总”北平电监科科长,秉承毛人凤的旨意,纠集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对我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进行侦测。叶丹秋起用了一个号称具有“飞檐走壁”本领的“飞贼”、“赛狸猫”段云鹏,刺探到我地下党设立于兆东街24号的一座秘密电台。在叶丹秋的策划下,该电台遭到了破坏,导致11名报务员、译电员和交通员被捕。其中报务员李政宣在被捕后叛变投降,供出了我地下电台的工作时间、拍发电报的手法特征和掩护方式等机密。敌人据此还破坏了西安地下党的秘密电台。
1948年11月,叶丹秋调往上海担任中校督察官,负责对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破坏。1948年12月20日晚,上海电监科特务瞿则民,在当班时监听到一个被认为是可疑的电波讯号,经叶丹秋亲自监测后,立即上报国防部二厅。二厅副厅长魏大铭指派曾赴美国接受过无线电侦测技术训练的特务马国勋,协助上海电监科进行流动侦测。马国勋经过整整一星期的夜间作业,得出结论,说该电台的准确位置应当在虹口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一块大约面积为半平方公里的那个区域内。叶丹秋于是决定加强侦测,在再次发现该电台发报时立即进行挨家搜索。
1948年12月29日深夜,当李白拍发电报时,叶丹秋当即亲自率领大批特务包围了黄渡路一带的居民住宅区,一边侦测,一边挨房抽查,终使李白电台遭受破坏,李白因此而被捕。
叶丹秋主持破坏李白电台后,受到了毛人凤的嘉奖。叶丹秋在毛人凤请他吃饭时,提出将保密局的另一技术尖子王庆生从天津电监科调来上海,以加强侦测力量,彻底破坏我地下电台。毛人凤当场同意,指令秘书立刻向天津打电话调人。

王庆生调沪后,于1949年1月下旬在卢家湾地区侦测得秦鸿钧电台,导致该电台遭受破坏,秦鸿钧、张困斋因此而被捕。
1949年5月5日,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了对李白等人的最后处置指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上海特务头子毛森亲自率特务将李白等12名中共党员押往浦东杨思戚家庙秘密杀害。
叶丹秋于1951年1月13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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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4 18:14 | 只看该作者

12. 新中国首例假币案

银行老职员点钞时的手感   
  1950年6月16日,下午4点多,上海市新成区(现静安区)新闸路上的一家人民银行办事处营业所里,几位职员正紧张地清点着当天存储进来的各种票面的人民币。
  突然,一个五十来岁的老职员正数点着钞票的双手一个急停,随即从手里的那沓钞票里抽出一张来,略略一捻,举手对着头顶的日光灯映照,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地盯着这张钞票。
  这是一张崭新的、票面为1万元(此为旧人民币,相当于新币1元,下同)的钞票,上面镶印着一艘正在行驶的深绿色的兵舰图案。乍一看,跟正在市面上流通着的1万元纸币没有任何差别。正因为这样,所以,刚才在经一位新职员点验时,没有发现破绽。但是,当这个老职员点数时,他凭着手感就发现不对头,于是便抽出来仔细检查。这一检查,揭开了建国后首例伪造人民币案的帷幕。
  这张钞票随即被送到营业所领导那里,然后又立刻被送往办事处办公室。办事处领导震惊之下,拿着钞票看了又看,捻了又捻,由于看上去跟真币没有什么差别,一时竟还难以下确切结论。于是,当即往分行打电话报告,要求立刻对这张纸币的真伪进行鉴定。
  鉴定的结果,证实这确实是一张伪造得几可乱真的假钞票。
  当天晚上,在上海市的流通纸币中发现假币的消息就上报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行指示:严密监视,注意假币流通动向;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请警方侦查。
  与此同时,这一消息也上报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连夜向上海市公安局下达了调查命令。
  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接到市公安局的调查令后,于次日上午9时指派侦查员李谋谷、宋得新前往银行了解假币一事。经向发现该假币的新闸路办事处职员询问得知,该假币是在兴隆公司解送银行的营业款中发现的。于是,李、宋两人决定去兴隆公司调查。
  兴隆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私营百货公司,老板姓金,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戴着一副玳瑁架眼镜,脸上挂着一种谦恭的微笑。他听侦查员说明了来意,马上叫来了公司财务股长,吩咐道:“你向公安同志说一下昨天解送银行的款子是怎么回事。”
  财务股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心翼翼地望着侦查员,说了好一阵不得要领。侦查员于是把情况说了说,他这才清楚应该怎么办,说要弄清楚这张假币的来路,只有把各柜台的柜长叫来,让他们回忆。侦查员接受了财务股长的建议,请金老板把各柜台的柜长召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了大约20分钟,最后以失败告终——谁都不记得收到过假人民币。
  这样,对假币的调查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李谋谷、宋得新两人遗憾地返回分局,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让暂时先把此事放一放,看接下来是否再有假币冒出来。
  几天后,又在银行、米行、百货公司和公共汽车上发现了数百张伪造的镶印有深绿色兵舰图案的1万元和黑蓝色拖拉机图案的5000元人民币。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伪造假币案件,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正式立案侦查。
  侦查组由市公安局和最先发现假币的新成区的新成分局侦查员共同组成,新成分局方面还是指派李谋谷、宋得新参加。但是,侦查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竟然未能捕捉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假币还时不时地冒出来,一时间弄得全市范围内传言四起。潘汉年副市长、市公安局扬帆局长对该案非常重视,几乎在每周的碰头会上都要议到此事,消息反馈到侦查组,众人自是感到压力重重,但一时却真的无咒可念。
  直到同年9月,通过从无锡方面传来的消息,侦查组才捕捉到了一点线索。  
  假药包装盒上觅线索   
  无锡市的消息,是破获了一起假药案件。这起案件,还得从那年5月份说起——
  1950年5月,无锡市的一家私人医院经西药掮客郭真峰的介绍,从上海来的西药商钱品君那里买下了一箱当时颇为紧俏的抗菌特效药盘尼西林注射剂。但是,当该医院将购得的盘尼西林用于临床时,却发现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原来那一个个密封的玻璃小瓶里的液体,竟然是蒸馏水!
  医院起先还不想把事情闹大,就找到掮客郭真峰,想通过郭真峰去上海找到钱品君,让其退还全部款子。郭真峰是靠介绍西药买卖吃饭的,信誉极为要紧,闻听此事,深感吃惊之下也知道必须挽回医院方面的损失,否则他以后别想在无锡地面上混了。当时无论是医院方面还是郭真峰,都还没有把此事上升到“犯法”的高度上去认识。
  郭真峰跟钱品君也是首次交易,不过,两人认识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解放前郭真峰有一次去上海了解西药行情时,就已经跟钱品君一起吃过饭了,当时两人还交换过名片。当下,郭真峰就去了上海,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门去,却大吃一惊:那里已经被军队征用了!郭真峰定定神,小心翼翼地向哨兵提出了求见部队领导的要求。哨兵问清来意后,报告了上级。一位参谋接待了郭真峰,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对于原住户之一钱品君的去向一无所知,因为部队进驻该处时,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参谋建议郭真峰去公安局问问看。
  这时,郭真峰才想起这事是“见不得官府”的,因为一见官府,就要追究法律责任,那他姓郭的也要承担一份责任了。于是,他就决定返回无锡,再作计议。郭真峰思来想去,寻思为了保住自己的信誉,只好自己把货款赔了。当时的盘尼西林,价格昂贵,郭真峰手头拿不出这些钱来,只好向朋友商借。为此,还被老婆骂了几次,夫妻俩最后打了一架,老婆一怒之下,回娘家去住了。
  郭真峰把货款赔偿后,医院方面当然也无话可说了。这事本来已经算是结束了,郭真峰也无意再去上海查找钱品君了。没有想到的,他在9月上旬的一天,竟然在无锡跟钱品君不期而遇了!
  那天下午,郭真峰去火车站接一位北方来的客人,因为火车晚点,他就在车站外面转悠着消磨时间。当时的无锡,是苏南行政公署所在地,江南重镇,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火车站更是不分日夜都熙熙攘攘。郭真峰在那里转悠了一会儿,感到口干了,便去一个小摊上想买一杯自制的饮料解解渴。小摊前站着两三个人,也正在喝饮料,郭真峰走上前去,突然觉得其中一个人的背影有点眼熟,心中一动,踅上前去一瞅,猛然伸手一把抓住:“姓钱的,你干的好事!”
  钱品君没想到竟会被郭真峰碰上,他当然知道郭真峰为什么抓他了,一张脸早已吓得变色,愣愣地望着郭真峰,一时说不出话来。稍停,他回过神来了,一边挣扎一边叫道:“神经病!我不认识你!你揪住我干什么?”
  郭真峰见对方如此,火气就更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伸手就是一巴掌。钱品君立刻还手,两人扭打起来,招来了一群看客。正打得起劲,警察来了,把两人揪住,带往派出所。
  这样,钱品君卖假药的案子就暴露出来了。无锡市公安局经讯问得知,钱品君出售的假药是从上海一个名叫徐俊德的人那里“批发”而来的,徐是上海人,现在住在何处不清楚。
  无锡市公安局于是发函上海,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上述案情,要求协助调查徐俊德的下落,予以缉拿。
  在这之前,上海市也已经发生了伪造假西药的案子,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但是还没有找到线索。现在冒出来一个徐俊德,自然引起了重视。承办该案的侦查员当即决定赴无锡提审钱品君,进一步了解情况。
  钱品君在接受上海侦查员的讯问时,再次说到了徐俊德。因为侦查员来自上海,双方都以上海话交谈,侦查员又破例给他香烟抽,所以,他的话也就多了些。说着说着,说到了他向郭真峰兜售的假盘尼西林的包装制作,他无意间所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徐老板本事大着呢,你们看那包装盒,完全跟真货一模一样,听说他连钞票都能造!”
  那两个侦查员虽然不承办假钞案,但假钞案的情况是知晓的,当下马上追问这话的由头,但钱品君说不出更多的内容了。侦查员返回上海后,将这一细节向领导作了汇报,引起了领导的重视。于是,假钞侦查组的侦查员专程去了无锡,要来了一盒假盘尼西林。经技术鉴定,基本确定包装盒的印刷与假钞有相似之处。至此,有理由将徐俊德定为伪造人民币案的嫌疑人,市公安局决定将假药案与假钞案串案并侦。  
  远东药厂的徐老板   
  原以为到了这一步,侦查工作算是有盼头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侦查员一连折腾了一个月,竟连徐俊德的真实身份也没能查明,更别说住址和逮人了。当时是解放初期,政治性案件、各类刑案特别多,警力明显不足,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案子而长时间地耗费力量,于是市公安局领导就指令暂时停止对该案的侦查工作,将侦查组成员调去侦查其他案件了。
  这样一搁就搁了半年,在这半年中,假钞还是时不时地冒出来,各分局和派出所总是闻讯就出动,有几次已经查到了持有假钞者,但是再往下查就查不下去了,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那假钞是从市面上购物找零的结果。
  直到1951年3月中旬,由新成公安分局查获了一起制造假药案件后,伪造人民币案才终于被侦查员顺藤摸瓜一举侦破。
  1951年3月17日,位于上海新成区的“仙凌诊所”主任聂仙凌来到新成分局,向警方举报:他于昨天向西药掮客宁国宝购得盘尼西林针剂两箱,今天经大德制药厂化验,发现系假药;即向宁国宝交涉,宁称其出售的是真药,所谓假药是被聂仙凌调了包。他实在气不过,无奈之下特向公安局报告,请求警方予以调查处置,为民做主。
  警方正为查找这方面的线索而牵着心,听聂仙凌如此这般一报告,当即指派以前承办过假钞案的那两名侦查员李谋谷、宋得新负责调查聂仙凌所报告的假药案。李、宋两人随即按照聂仙凌所提供的宁国宝的地址前去了解,登门一问,宁国宝不在。去哪里了?宁国宝的妻子回答说去浦东乡下了,今天可能不回来。侦查员于是留下话:宁国宝回来后,让他到分局来一趟,有点事情想向他了解一下。
  但是,次日上午宁国宝并没有来分局,倒是聂仙凌来找侦查员了,说警察先生你们不要再去找宁国宝了。侦查员一怔,问这是怎么回事。聂仙凌于是解释说,宁国宝昨天半夜突然到他家去,不但退还了那两箱盘尼西林的款子,而且还多付了20%的赔偿金。因此,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就不劳警察先生再费神劳心了。
  李谋谷、宋得新寻思事情不能这样简单,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这件事不但有可能是制造假药案,多半还跟制造假钞案有关呢,怎么能够就这样放过那个姓宁的家伙?
  于是两人再次来到宁家。宁国宝昨天回家后听老婆如此这般一说,情知不妙,立刻自作聪明地去了聂仙凌家,认错打招呼,退还药款,还支付了赔偿金,请聂今天一早就去分局撤销昨天的报案。他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了,所以,笃笃定定地在家睡大觉,哪知警察还是登门找他来了,而且很不客气地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让他一起去分局。
  宁国宝到了分局,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心里已经非常惧怕,又被侦查员黑脸一吓唬,哪里还敢抵赖,只好老老实实地把假药的来源交代了:假药是从徐老板那里弄来的。
  侦查员听到“徐老板”三个字,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平静地问道:“哪个徐老板?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远东药厂的徐老板,他原来叫徐鑫山,解放后改名叫徐俊德。”
  侦查员暗地松了一口气:徐俊德!终于找到你了!
  弄清了假药的情况,侦查员又问伪造人民币的罪行,宁国宝说不清楚,他没有听说过徐老板伪造过钞票。
  看来,此事只有找徐老板自己来说清楚了。   
  在徐老板的背后   
  但是,徐鑫山却已经失踪了。侦查员了解到,徐鑫山在前一天曾经跟宁国宝通过电话,已经知晓宁国宝和聂仙凌发生了假药纠纷,估计他担心宁国宝可能出事,于是采取先躲一躲的办法。为了尽快抓获徐鑫山,警方经过研究,决定将宁国宝立即释放,指示其仍像以前那样活动,寻找徐鑫山的下落,一有线索,立刻报告。
  这一招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宁国宝在外面晃荡了将近两个月,徐鑫山既没有来找过他,他也没找到对方。5月10日,宁国宝来分局报告,说他听到一个消息,徐老板已经逃往香港了。警方正对这个消息进行确认的时候,宁国宝突然再次来分局报告:发现徐鑫山的下落了!
  原来一小时前,宁国宝走进新闸路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瓶啤酒、两个炒菜、一碗阳春面,正吃喝着,突然看见一个小姑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小铝锅,买了一份炒菜。宁国宝觉得这小姑娘看上去有点脸熟,眨着眼睛想了又想,突然一个激灵:这不是徐鑫山的养女吗?
  徐鑫山的这个养女,那年13岁,据说是徐鑫山以前一个结拜兄弟的女儿。那个结拜兄弟在1946年患伤寒症不治而殁,其母抛下女儿跟着一个商人去了美国。徐鑫山讲义气,把小姑娘收养下来,视为亲生女儿,一直带在身边。按照宁国宝的判断,如果徐鑫山离开大陆前往香港,那肯定会把这个小姑娘也带去的,现在小姑娘在上海,那就说明徐鑫山也在上海,而且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藏着。
  于是,宁国宝就扔下两张钞票,让店家结账,也不等拿找零,就离开了饭店,悄然尾随小姑娘而去。一直跟踪了两条横马路,最后看着小姑娘走进了一条弄堂。宁国宝不敢跟进弄堂,生怕被徐鑫山发觉,于是就记下了弄堂位置,赶来分局报告了。
  分局方面接到报告,认为如果宁国宝所提供的关于徐鑫山与养女的关系确实如此,那么,这分析是有道理的;即使徐鑫山确实已经逃往香港了,他的养女也很有可能知晓一点情况。于是,就决定派员前往那条弄堂去了解情况。
  侦查员向里弄居民委员会一了解,马上查摸到了情况:该弄37号王姓人家确实住着一个貌似徐鑫山的男子,他带着一个小姑娘,据说是他的女儿。侦查员打电话向分局领导请示后,当即直扑37号王家。徐鑫山刚刚吃过午饭,正捧着一杯茶要喝,就被侦查员劈面揪住。
  徐鑫山到案后,很快就交代了制造假药的罪行。侦查员又追问伪造人民币的事,徐鑫山说那是其朋友娄寿昌雕刻版子伪造的,但他已经多时没有跟娄寿昌联系了,现在娄寿昌住在何处他不清楚。
  徐鑫山落网的消息立刻报往上海市公安局,其时假钞侦查组已经解散,市局闻讯后,随即指派前侦查组侦查员赴新成分局,与分局侦查员共商破案事宜。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娄寿昌有可能藏匿于新闸路一带,于是连夜进行查摸。终于在午夜时分在新闸路221弄21号将娄寿昌抓获。
  娄寿昌被捕后,以患病为由,拒不回答侦查员的任何问题。但是,这难不倒侦查员。次日上午,公安局派员去娄寿昌的住所进行搜查,结果在壁镜后面、衣橱夹层、台灯底座、米桶底部夹层等处搜得大量假钞、半成品假钞和伪造的银行印章等犯罪证据。
  有趣的是,正当侦查员在娄寿昌的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在门外一边叫着“老徐”,一边大步走进来。当他定睛一看,见屋里有警察时,不禁大惊失色,随即声称“走错门了”,意欲退出,但被警察拦住了。经讯问,知道此人名叫郑庆华,住在上海市大通路。当即去大通路那边搜查,发现了印制假钞票的设备。
  到这当儿,娄寿昌只好交代了罪行。根据娄寿昌和郑庆华的交代,又将岳和生、姜效章等22名同案犯一举抓获。
  经公安机关审理查明:这起建国后首例伪造人民币大案的首犯娄寿昌原系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因精通美术、雕刻,早在建国以前就已干起了伪造解放区钞票的勾当。1948年10月,娄寿昌与常州人陈森度、凌锡生合伙伪造了大量华中币,带往我解放区使用,扰乱解放区金融,破坏经济建设。不久,华中币停止使用后,娄寿昌等人又伪造了人民币,在常州、无锡、苏州等地使用。
  1949年8月,娄寿昌因陈森度被常州市公安局以“恶霸”罪名逮捕,担心牵连到他,于是悄然逃来上海。娄寿昌到上海后,又动起了伪造人民币的脑筋,遂纠集了国民党特务魏福寿、国民党时期当过便衣警察的郑庆华等人一起伪造人民币,前后一共伪造假钞3.37亿元;与此同时,娄寿昌还接受不法奸商徐鑫山的委托,伪造假药的包装纸、盒、标贴1200套。
  1951年9月29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布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严重危害国家货币制度、扰乱财政金融秩序的娄寿昌、岳和生、郑庆华、姜效章等10名罪犯依法判处死刑,其他罪犯也分别被处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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