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字巨著《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鼎盛王朝 发表于 2014-11-5 08:38

不错，联系到“战争论”的整体思维模式明显带有拿破仑大规模会战的痕迹，可以想见，克劳塞维茨对于情报的轻视，是与其对于迂回、偷袭等间接路线战法的轻视是处于同一种态度之下的

由于“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因而这就相应地要求军官们要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而且军官们在进行辨别的时候也必须遵循盖然性的规律。克劳塞维茨认为在作战之前拟定战争计划时情报的辨别已经相当困难了，而在实际的复杂战争过程中，情报接踵而来，因而想要清楚地辨别就更加困难了。即便是这样，“如果这些情报互相矛盾，是非难分，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如果一个指挥官根本没有经验，那么他所遇到的困难就远不止于此了，“更糟糕的是情况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情报支持、证实或补充另一情报，图画上在不断增加新的色彩，最后，他不得不匆忙做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虚假的、夸大了的和错误的等等。” 克劳塞维茨对于情报的搜集与辨别以及人们对于情报的实际处理能力显然是报着极大的怀疑心态的，“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是假的，而且人们的胆怯使情报的虚假性和不真实性变得更大了。”人们总是容易相信坏的情报而不相信好的情报，并且他们也更倾向地将坏的情报夸大。而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实际的战争过程中被纷繁复杂的情报所迷惑，克劳塞维茨认为指挥官必须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便是他天生不乐观或是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和判断力不强，那么他也至少要强迫自己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由于“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因而当他们听到别人的意见时就很容易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此外，“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因此，“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

与《孙子兵法》中用十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情报重要性的做法不同，克劳塞维茨对于情报不稳定性的怀疑，使得他极少关注情报的搜集与利用。这其实也可以从两种战法的不同特征来加以解释，《孙子兵法》中更重视谋略的作用，因而对待情报这种与谋略直接相关联的因素也就极为重视了，而《战争论》则更重视直接的交战和正面决战的作用，因此也就相对轻视谋略以及与谋略直接相关联的情报因素了。

出敌不意与诡诈
克劳塞维茨承认出敌不意是战争活动所应当竭力实行的，但是他却认为在实际战争活动中要想做到出敌不意又是十分困难的：“虽然出敌不意是到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确实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是，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一定能得到很多收获，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像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而为了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而费尽心机做出的掩饰活动总是极容易被敌人所发现的，“准备一次战争通常需要几个月，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多半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是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的。”

出敌不意并不是军事指挥官们可以随意和随地实行的，在不同的情形和选择范围中，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军事行动其程度和效果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战术上，由于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者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少见的。”不过，克劳塞维茨认为出敌不意越难实现，而一旦实现后，它所能收到的效果也同样是巨大的。“与此相反，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活动，出敌不意的可能就较大……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较小，不是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较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克劳塞维茨接着指出，出敌不意是否能够得以成功地实行也要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不是想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是想指出巨大的效果同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经常具备的，也很少是指挥官所能创造出来的。”

实行出敌不意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只有能够左右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左右对方。”相反，“如果为了出敌不意采用了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会招致恶果，至少敌人对我们的这种措施不必特别担心，他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对策。”在实际战争进程中，虽然进攻者比防御者更容易采取出敌不意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候，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必然占上风。”

出敌不意只有其实行的方法恰当时才能够发挥出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战争活动中却并不总是能够通过这样做而得以实现，因为“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同时还指每一个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使部队涣散，因而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时都很容易表现出来。”

最后，克劳塞维茨将出敌不意的最常见的和最容易实现的效果归结到了精神领域，“如果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的优势，能使对方士气低落和惊惶失措，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来应该失败时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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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书剑飘香网友对中庸观点，鄙人深为赞同！当然哲学上的东东仁者见仁。。。
     中庸当然不是折中， 中庸的内涵现在看来非常丰富多彩，当年华罗庚数学中0.618法以及后来人们又推出的黄金分割等都是我眼中中庸的数学内涵！！

克劳塞维茨显然不认为战略本身就必然代表着诡诈的意思，并且他还认为出敌不意与诡诈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克劳塞维茨将诡诈当成是每一次出敌不意的行动得以成立的必要的基础条件，但是，他所反对的则是将诡诈等同于欺骗的做法。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也正是因为如此，诡诈 “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共同之处 ，但是和欺骗很类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诡诈和欺骗只是在最终所达成的结果上有所相同，“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毕竟还有所不同。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因而，克劳塞维茨最终对于诡诈的定义是，“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尽管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诡诈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史中很少记载这些情况，而且在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它们也很少是突出的。”

“战略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是采取同部署战斗有关的措施。战略不像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可以单纯在口头和文字上进行活动，发表谈话，草拟声明等等。但使用诡诈进行欺骗时，所要利用的却主要是这些廉价的东西。

战争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例如，透露只是为了骗人的方案和命令，故意向敌人泄漏假情报等等。这些活动在战略范围内通常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在个别碰巧的场合才是合适的，因此不能看做是指挥官可以随意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通过部署战斗等这样的活动使敌人受骗，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兵力，而且活动的规模越大，花费就越多。人们通常都不愿为此付出这代价，因此，所谓佯动在战略上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况是很少的。事实上，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来装模作样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不发生作用，而在决定性地点上这部分兵力却无法使用了。

指挥官能够经常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平凡的道理，因此他不喜欢狡猾灵活的把戏。单调而严肃的必然性经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使他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总之，在战略这个棋盘上，是不存在诡诈和狡猾所不可缺少的灵活性的。”

克劳塞维茨因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诡诈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偶尔可以被使用并且产生效力，“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用。”

此外，克劳塞维茨还认为，诡诈只是在我方兵力薄弱、其他的作战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才会成为必然的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是他对于这种情形下所实行的诡诈的看法是助长胆量进行冒险活动：“人们越是在绝望的处境中，就越想孤注一掷，而诡诈也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在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胆量和诡诈可以相互促进，并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一道也许还可能引起火焰的光芒。”

克劳塞维茨可能意识到了在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利德•哈特强化的迂回作战这种间接路线模式的巨大效能，但是，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一贯思维模式自然而然地使他对于这种迂回作战模式并不特别在意。这一点出现在克劳塞维茨对“先遣部队的行动方法”一章的论述之中，在这一章中，克劳塞维茨反问说“先遣部队为什么既能够等到最后的时刻，又能够进行抵抗，而且不致于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呢？” 克劳塞维茨对此的回答是敌人也是以先遣部队来摆在行军的最前沿而并不是以战压倒性优势的主力来直接与我方的先遣部队接触的，由于敌我双方的先遣部队通常在规模上差距并不悬殊，因此我方的先遣部队完全有时间来侦察敌人的行军状况和从容应对敌军即使很快前来支援的主力部队。随后，克劳塞维茨就很自然地设想了我方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优势敌人时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在抵抗优势敌人时，主要的危险永远是军队有可能被敌人迂回和遭到包围攻击，因而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而克劳塞维茨却并不认为这种危险是可以经常发生并足以致命的，“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时，这种危险往往是很小的，因为行进中的敌人常常摸不清我军主力距离先遣部队有多元，因而顾虑派出的纵队会遭到来自两方面的火力夹击。”因而，“行进中的敌军总是使各个纵队大体上保持在同一条线上，只有在确实查明我方情况以后，才开始小心谨慎地迂回我军的这一翼或那一翼。”而敌军在侦察我方确切情况的时候，则正好给我方先遣部队作出反应提供了机会，“由于敌军到处这样摸索和小心谨慎地行动，我方先遣部队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以前退却。”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一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都会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且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追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的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而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理论要是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自然,经验是这些真理的必然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当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我从克劳塞维茨对于迂回作战模式的评析中可以得到一条足以批判利德•哈特所谓间接路线的一个标准，即进行迂回作战是需要时间和精力成本的，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敌军要想对我军进行迂回作战就必然要先搞清楚我方军队部署的具体状况，并且敌军在进行这种迂回作战时也总是会处于小心谨慎的状态，而我方则完全可以趁着敌方侦察我方的具体军事部署部署状况和小心谨慎地迂回作战的时候，率先作出反以便应对敌军的这种看起来十分笨拙的迂回作战模式。

    不相信诡诈的军队作战特征
古罗马的军团曾经实行什一抽杀制，根据这种军制，在战场上逃亡的军队群体之中要抽签决定其中十分之一的人被其他人当众凌虐致死。因此，罗马士兵在作战时勇猛异常并且面对危险时毫不退却，即便这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而他们依旧会死战到底，死战的结果反而是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被吓阻或者罗马军团转危为安取得了最后胜利。

另一个看起来不具有典型性且并不属于诡诈范畴的战例是，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的伊凡三世在与蒙古人阿赫马德汗作战时面对凶悍的蒙古人，伊凡三世丢下他的军队逃离战场，但是他的军队却坚持不肯后退，这时由于天气异常寒冷而阿赫马德汗主动撤退，伊凡三世听说蒙古军队撤退后在手下的劝说下返回战场而拾取了一个胜利，之所以说是胜利，是因为经此一战而莫斯科正式脱离蒙古人的控制变成独立国家了。这个战例既可以说成是战术弥补了战略，但是更主要的则在于俄罗斯的军队并不因主帅的离去而陷入混乱和颓废状态。

对克劳塞维茨绝对战争观念的批评
富勒就认为，克劳塞维茨根本误解了拿破仑的战法，“尽管克劳塞维茨本人对于拿破仑战争有过20年的亲身经验，但他对这个战争却只有一种模糊的了解。因为误解了拿破仑的攻势原则，使他硬把自己的绝对观念加在拿破仑的思想之中。”

重权派：《韩非子》中的战略思维
《韩非子》中的思维模式
法家三派
商鞅强调法治、申不害着重术治、慎到重视势治。
       
法、术、势三位一体
韩非将法家三派整合为一体，形成了以法治为主，法、术、势三方面相结合的法家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韩非被认为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

尽管商鞅多次强调说拥有强大实力却并不知道如何使用的国家不能够强盛，但是他却将其实际的关注点放在如何从内部使国家强大起来，但是即便是如此，法家的思维体系中也并不是以强大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为主线的，《韩非子》中更加强调的是君主如何运用法度来维持住现在的强大力量，这更多地是因为已经制定的法令能够源源不断地在自行运转的过程中为国家提供强大的力量。

因此，如果用我的三元战略哲学来解析，法家富国强兵思想的精髓即在于创造、维持和使用强大的力量，并且由于在那种纷争不休的战乱年代里战争始终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线，而法家思想也强调耕战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是法家思想内在的主线条。

而在此，我之所以将法家思想归类为重权派，是因为法家思想强调强大力量本身的作用，《韩非子》虽然被认为是集法、术、势三派法家思想为一体，但是却更加强调法治，而法治本身即处于三个战略环节的中间位置。

农耕即代表要创造强大的力量，战争则代表要使用强大的力量，居于中间位置的是如何维持强大的力量。由于农耕和作战都是在法度的框架体系中运转的，因而维护法度的存在和贯彻执行也就同时可以促进强大力量的产生和使用这两个环节。

气力之争
初见秦第一
韩非分析天下合纵各国必然落败的原由首先即是它们的实力不够强大，“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这些合纵之国，本身并不强盛，但是却为了合纵攻秦而穷兵黩武、虚张声势。

《韩非子》五蠢篇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子》中所讲述的是一种国家战略，在他看来，军事战略的成功实施是要依赖于国家战略的成功运作的。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其军事上的胜利而变得富裕和强盛，相反，是因为一个国家在变得富裕和强盛的过程中其在军事领域才能够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而一个国家在军事领域的胜利，反过来会增强这个国家富强的程度。因此，在韩非看来，想要在战场上百战百胜，就不能依靠几个军事贤能的临场发挥，而是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实力来作为军队在战场上一定获胜的保障。

仁义无法使国家免于灭亡
五蠹第四十九
古代的周文王所能统辖的土地只有丰、镐两地，他的土地方圆不过一百里，但是由于他施行了仁的政策因而感化了西戎，最终能够统一天下。徐偃王的国家在汉东，他拥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他因推行仁的政策而使得周边的三十六个国家都向他割地称臣，楚文王非常担心徐偃王的做法最终会威胁到楚国的安全，于是派出将徐国灭亡了。周文王推行仁政而称王天下、徐偃王推行仁政而招致灭亡，韩非因此得出结论说，仁政只是适合于古代而并不适合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做事情的方法也必然不同于前世。当远古的舜作天子的时候，有苗氏不服从，禹想要率军征伐，舜阻止说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自己的德行还不够好而使用武力征伐是违反天道的，于是舜就推行了三年教化，教给人们拿着盾牌和矛对头有苗氏舞蹈，结果有苗氏就臣服了。但是在对共式的作战中，武器短的人被击伤，护甲不坚实的人身体被创伤。这就说明了仁政教化只适合于古代而并不适合于现代，因此说，时代变化了做事情的方法也要跟着改变。上古的时候人们在道德方面进行竞争，中古的时代人们在智谋方面进行角逐，当今之世人们就在气力方面进行争夺。

孔子是普天之下的仁者，然而以天下之在为他服役的也不过只有七十二个所谓的贤人，相对应，鲁哀公是一个小国的国君，但是由于鲁哀公手握权势，因此像孔子这样天下闻名的仁者也不得不屈服于一个小国的国君。

权势与实力的重要性
二柄第七
从前韩昭侯有一次喝醉洒之后睡着了，掌帽官看到韩昭侯寒冷就给他盖上了衣服，韩昭侯醒来之后非常高兴就询问近侍说是谁给他盖的衣服，近侍回答说是掌帽官，于是韩昭侯同时处罚了掌衣官和掌帽官，理由是掌衣官失职而掌帽官越权，韩非总结说，在韩昭侯看来越权的危害超过了寒冷。

亡征第十五
在韩非列出的四十七中亡国危害的情形中，与权势和国家实力有关的有：凡是君主国家弱小而臣下强大的，君主的权势轻微而臣下权势尊崇的，就会灭亡；轻视法令而喜欢运用计谋，造成内政荒谬而依赖于外援的，会灭亡；依仗着盟国的援助而轻视怠慢邻国的，依靠强国的支持而轻视侮辱邻近小国，就会灭亡；君主狂妄自大又不思悔改，明明是国家混乱却还要自我夸耀，不估计本国的实力状况而轻视邻近国家的，就会灭亡；国家很小却不谦卑，实力弱小却不畏强势，缺乏礼仪而侮辱邻近的大国，君主贪婪固执不懂得外交的国家，会灭亡；国家所处的地势并不险要，城墙并不坚固，国家府库中的积蓄不充足、财货匮乏，又没有作好防守和作战的准备却轻易去进攻其他国家的，就会灭亡。韩非总结说，两个唐尧不可能同时相互称王，两个夏桀也不可能同时互相灭亡，而国家灭亡或者兴盛的关键则取决于双方治乱强弱之势的不平衡。

饰邪第十九
混乱弱小的国家就会衰亡，这是人事的一般规则；安定强盛的国家就会称王称霸，这是自古以来的定律。

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援助的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境地：曹国依附于齐国而不服从于宋国，结果齐国在进攻楚国时宋国趁机灭掉了宋国；邢国依附于吴国而不服从齐国，结果在吴国北伐的时候齐国就趁机灭掉了邢国；许国依附于楚国而不服从魏国，结果楚国在进攻宋国的时候魏国就灭亡了许国；郑国依附于魏国而不服从韩国，结果在魏国进攻楚国的时候韩国就趁机灭掉了郑国。然而现在韩国非常弱小，韩国国君却看不到这些危险，而忽视法治服从于强大的秦国和魏国并仪仗着齐国和楚国的威势，结果使得原本就很弱小的韩国越发趋向于灭亡。所以说，仪仗其他国家的国家不能够开疆拓土。韩国所依附的大国攻打彼此只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而韩国绝不可以依赖于此。

所以韩非总结说，懂得治理国家的方法的，那么即使国家很小，也可以变得很富有；赏罚严明守信，即使民众很少，也照样可以变得强大。如果赏罚不明确，国家即使很大，而兵力也会衰弱，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民众不是自己的民众。没有土地和民众，即便尧舜这样的贤君也无法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代也不会兴盛起来。

安危第二十五
圣明的君主巩固内部的政权，所以才不至于被别国所灭亡。如果国家内部无法治理好，而又不被其他国家灭亡的，从来都不曾有过。所以说，周朝夺取殷朝的江山，就像在庭院中捡到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而如果殷朝没有在朝廷上丢掉什么，那么周朝就连殷朝境内的一要毫毛也不敢窥伺，更何况于改朝换代呢。

假使尧、舜这样的贤君手中没有权势，那么他们连三户人家也治理不了，而像桀、纣这样的暴君掌握了权势就可以为害天下。一个国君失掉了权势，就和一个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平民百姓掌握了权势，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国君。韩非的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国君在内部紧握权势而言的。对外部，韩非坚持国君称王天下必须要依靠自己国家的实力，而绝不能依赖于纵横之术、寄希望于其他国家的帮助和援助。

尽管权势与国家的实力是两种东西，但是，在韩非的口中，权势与实力事实上是连为一体的，君主要依靠权势来治理内政同时要依靠实力来保卫国家不受侵犯和称王天下。我从中可以推测出，在韩非的眼中，实力是极为重要的。

显学第五十
敌国的国君虽然称赞我国的仁义，但是我国却并不能使他纳贡称臣；本国境内一个侯即使违背了我的想法行事，而国君就一定会将他擒获使得前来朝贺。所以说实力强大就会使别人称臣于我，实力弱小就只能向别人称臣，所以明君务实发展国家的实力。在这一段论述中，在内部使臣下屈服所依靠的是权势，在外部使其他国家臣服依靠的是强大的实力，但是很显然，韩非是将权势和强大的实力联作一体来进行论说了。

人主第五十二
君主之所以会面临国灭身死的厄运，是因为大臣们太贵重，近侍左右太逞威。所谓贵重者，不遵守法度而擅自行事，操持着国家的权柄而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逞威者，假借君主的权势狐假虎威而轻视权重者。这两种情形，君主不可以不详加观察呀。马匹之所以能够载负着很重的东西将车拉到很远的地方，是因为它的筋骨有力。拥有万乘、千乘兵车君主之所以能够征伐天下诸侯，是凭借着他们的威势。威势，就是君主有力的筋骨。现在大臣们得到威势，近侍左右擅自使用君主的权势，这就是君主失去了力量，君主失去了力量而仍然能够保存国家的，一千人中间也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够强于人而作为百兽的首领，是因为它们的爪牙锋利，如果使虎豹失去它们锋利的爪牙，那么人就必定能够制服它们。现在那些大臣们所攫取的权势，正是君主的爪牙，作为君主的却失去了他的爪牙，这就跟虎豹失去其锋利的爪牙一样了。

饰令第五十三
凭借功劳授予爵位的国家就会强大起来，而天下都不能够侵犯它。这样的国家出兵攻打别国就一定能够攻取土地，攻取土地之后必定能够长久地占有；按兵不进攻也一定能够抵挡住其他各国的侵犯。

    凭借强大的实力进攻它国的国家，出一分力而收取十倍的效果；用空谈的言论进攻它国的国家，付出十倍的努力而遭受一百倍的损失。国家崇尚实力，这就是说这个国家致力于从难处准备进攻别国；国家崇尚空谈的言论，这就是说这个国家致力于从易处进攻它国。

智辩无法使国家强盛
亡征第十五
君主喜欢耍小聪明经常用自己的巧智来改变国家法度，经常以自己的私行改变法度，致命法度不断被改变、前后矛盾不一的国家，就会灭亡。

强大的齐国将要攻打弱小的鲁国，鲁国孔子的弟子子贡就前去游说齐王不要攻打鲁国，齐王回拒说你所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想要的只是鲁国的土地而并不是你所说的仁道。于是齐王照旧命令齐军进攻鲁国，一直攻打到距离鲁国国都十里的地方并以此作为齐鲁两国的边界。韩非总结说，徐偃王推行仁政而招致灭亡，子贡进行游说与齐王智辩而最终鲁国被削弱，由此看来，仁义之辩并不是可以使国家免于灭亡的根本方法，而如果徐借王能够抛开仁政、子贡能够放弃游说智辩，两人都凭借着徐、鲁两国的实力抵抗楚国、齐国的进攻，那么齐国和楚国的野心也很很难在两国得以实现了。

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之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亲自到国联大会控诉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并要求国联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国联只是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予以书面谴责，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几乎相同的情形也发生在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要求制裁日本，国联派人调查中国的控诉属实后宣布日本的行为属于侵略行径，但是也仅此而已。

这一例子也容易使人想到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美国以伊拉克生产和存储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要攻打伊拉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2003年2月24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独家采访时要求与美国总统布什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以解决两国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争论，但是白宫却明确拒绝了随即的提议而坚持认为伊拉克拒绝销毁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克发现的萨默德-2型导弹即是对联合国的公然挑衅，在3月20日，美国正式入侵伊拉克，短短五个月时间美国就已经完全占领了伊拉克，而萨达姆本人也最终被美军俘获并绞杀。

韩非认为，当时的情形是，国君抛弃使国家强大的根本方法，而纵容儒生和纵横家们肆意说辞和游说。当时的情势是，儒家学者在国内肆意谈论国政，而纵横家们则在国外游说各国大造威势、危言耸听。这样就使得内外形势恶化，而国家却要在这种状态下对抗强敌，实在是太危险了。所以说那些整天谈论外交的群臣，如果不是属于纵横家之流，就一定是因为有仇恨而想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为自己报私仇。所谓合纵，就是集合各个弱国一块进攻一个强国；而所谓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以进攻其他的弱国，但是这都不是使国家根本强大的办法。

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如果不侍奉大国那么遇到其他国家来进攻就一定会遭受亡国的厄运了，侍奉大国未必会使国家免于灭亡，但是要想侍奉大国就一定要首先献上印玺俯首称臣然后才能够请求大国出兵援助。这样做，向大国奉上地图而国家的土地就会减少，向大国奉上印玺而国君的名声就会陷入卑贱境地，国家的土地减少了而国家就会更加弱小，国君的名声卑贱了而内政必然会陷入混乱。由此看来，侍奉大国进行连横而并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相反却使得国家一步步走向内政混乱和灭亡的厄运。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如果不救援小国、讨伐大国那么就一定会失去各国的信任，各国的信任一旦不再，那么本国就会被孤立而异常危险了。救援小国也未必会收到实效，而同时却因为出兵而与大国为敌了。救援小国未必能够使国家生存下去，结交大国而未必不会有疏漏之处，一旦有疏漏之处就必定会受到大国的控制。这样的国家，出兵作战就一定会遭受失败，退守城池而城池就会被攻陷，由此可见，救援小国从来没能够见到其实际效益，而只是使国家遭受战败和亡国的厄运罢了。所以说，侍奉强国那么群臣就会在外借助于强国的威势而在内使自身受到重用而得到显示的地位，救援小国那么群臣就会在内部受到重用而在外部求取私利，而国家却并未因此而得到任何实惠，但是给群臣的封地与赏赐却越来越多，这样最终导致国君卑微而人臣却尊崇、国家的土地日益被削割而大臣私家的封地和赏赐越变多。那些主张纵横之道的群臣们，事情成功了就会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同样可以隐退而享受着荣华富贵。国君听从这些人的说辞，对于他的大臣们，事情还没有成功就已经给他们加官晋爵了；事情失败了却又不处罚他们，所以那些游说的人就都会抱着侥幸的心态来游说国君。所以说，使国君遭遇国破群亡厄运的原由，就是因为他们捉住了那些纵横家们的花言巧语。这是因为国君分不清公私利害关系，不仔细考察他们的说辞是否正确，事情失败之后也不严厉处罚他们的缘故。那些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时可以统一天下、收效小时也至少可以保障国家的安全。所谓称王天下，是指能够灭亡别的国家；所谓安定国家，是指可以抵挡外国入侵。国家强大，就可以进攻其他国家；国家推行法令，就不会受到别国的进犯。使国家强大的办法不能够依赖于外交活动，而必然要在国家内部推行法令使国家从内部强大起来。现在，国君在内部不推行法令，而一心想着如何通过外交活动来谋求国家的强大，而这却并不是使国家强大的根本办法。

民间的谚语都说“长袖善舞、多钱关贾”，这就是说资财多了办起事来才会变得容易。所以国家强大而谋略就很容易得以推行，国家弱小那么谋略就很难得到施展。所以对于秦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来说，谋略即便改变十次而一样能够凑效，对于燕国这样的弱国来说，即使谋略改变一次也难以发挥实效，这并不是说秦国任用的人必定智慧很多、而被燕国任用的人就一定是愚笨之徒，而是说这两国国家的强弱之势不同。所以弱小的周国背离秦国参加合纵而不到一年就被秦国灭亡了，弱小的卫国背离魏国参加连横而不到半年就被魏国灭亡了。这就是周国灭亡于合纵，卫国灭亡于连横。而如果周国和卫国能够暂时不要考虑参加合纵还是连横，而是在国内严格整顿政务、明确法规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垦土地来增加粮食储备、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其他国家想要夺取它们的土地而所得的好处并不多，想要进攻这两个国家而伤亡就会很大，这样，万乘之国也不敢在坚城之下逗留太久而使其他强国趁机攻打它，这就是使国家免于灭亡的根本方法。现在许多国家舍弃必然不会使国家灭亡的做法却谈论使必定会使国家灭亡的方法，这就是治国者的过错。一个国家在内部陷入混乱状态、在外部又陷入困境，而它灭亡的厄运也就无法改变了。

显学第五十
世上名声显赫的学派，有儒、墨两家。儒家的最高权威人物是孔丘。 墨家的最高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分为互相对立的八个派别。自从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互相对立的三个派别。儒、墨两家的这些不同派别，对于各自所尊崇的教义的取舍相反、各不相同，然而他们却都宣称自己是孔子、墨子学说的真正传人，孔子和墨子不能够复生，现在又能有谁来评定他们的学说究竟谁更符合孔、墨的教义呢？

忠孝第五十一
现在的世人大都回避国家法度而谈论纵横之道。诸侯们谈论合纵之术的都说合纵成功就必定能够称霸天下，而谈论连横的人则都说连横成就就必定能够称王天下，山东各国谈论合纵连横之术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然而至今它们的功名仍然没有成功，霸王之业仍然没有确立，这是因为它们谈论空泛的策略而并不能够实现治理国家的目标的。作为君王的独断专行才称之为君王，因此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王不致力于纵横之术而能够匡正天下，春秋五霸不依赖于纵横之术而能够明察天下，他们只不过是治理好内政之后顺势处理好外务罢了。

几个贤才无法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
安危第二十五
使天下之人都能够在国家的法令之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那么出兵攻打别国就能够取胜，用来治理国家就能够使国家安定。太平盛世容易使人爱惜自己的身体而不做坏事。小人很少而君子很多，所以江山社稷才能够得以长存，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在疾速奔跑的车子上不会产生像孔子那样的贤人，在翻倒的船只下面不会出现像伯夷那样的廉洁之人。所以说，法令就好比是国家的舟和车子。国家安定那么智者和廉洁之人就会产生，国家安危那么争权夺利的小人就会增多。

君主不苛求自己像尧那样贤明却苛求臣下像伍子胥那样忠贞，所以，如果殷商之人都像比干那样贤明，那么殷商也就不会出现过失更不会失掉天下了。君主自己不能准确地估量自己的能力，而下面又有像田成子那样企图篡权夺取们的臣子，却还要指望他们都能像比干一样贤明，所以这样的国家得不到一点安定。

守道第二十六
古时候关于推行法令的君主，用重刑来惩处那些犯轻罪的人，这就是用人们所不敢违反的禁令来制止人们更容易触犯法令的情形。所以君子与小人都变成了正直守法的人，盗跖和曾参、史朗都一样廉洁。怎么会知道是这样呢？这时因为贪婪的盗贼不敢到深溪中去偷采金子，因为偷采金子就会被处死；孟贲、夏育不估量敌情就不能获取勇敢的名声，盗跖不估量被处死的后果就不能获利。

明君掌握法令，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取胜就会被惩处，盗跖在不该偷盗的地方去偷盗就一定会受到惩罚；所以就能够禁止孟贲、夏育在不该取胜的地方取胜和盗跖在不该偷盗的地方去偷盗。那么，强暴之人就不得不小心行事了，奸邪的人也不得不改邪归正了。强暴的人小心行事，盗贼不敢偷盗，那么天下就太平了，而平民百姓的思想也就归于正途了。

君主如果背离法度而失掉人心，那么即使遇到伯夷这样的贤人也难以避免危险，更不会逃脱田成子、盗跖这样的恶人的危害。现在天下之中没有一个像伯夷这样的人，然而奸邪之人却不绝于世，所以要立法根据法令来度量他们。法令得以贯彻执行，那么伯夷这样的贤人也不会改变他的好的行为，而盗跖也不敢为非作歹。法令明确，那么贤明之人就不能侵夺不肖之人，强者不能欺凌弱者，势众者也不能侵犯势寡的人。将天下置于尧的法令的统治之下，而忠贞的人就不会失去其本分，奸邪之人也就不会再存在侥幸心理了。将千金放在后羿这样的人那里，那么伯夷就不会失去千金了，而盗跖也不敢偷取千金了。尧的贤明之处在于他懂得不放过坏人，所以天下就没有奸邪之徒了，后羿技艺超群、箭不虚发，所以千金放在他那里就不会丢失。奸邪的人不能够活得长久而盗跖就会停止偷盗，这样一来，史籍上也就不会出现宰予、不会提到六卿，书中也就不会出现伍子胥、夫差这样的人了。孙武、吴起的谋略也就会废止，盗跖之心也就会被收服。君主坐在王宫里享受着甘食美服的生活，而用不着担心会结下咬牙切齿的仇恨。臣子们在坚固的城池中垂拱而治，也就不用担心意外的灾祸了。制服老虎却不用笼子，禁止奸邪却不用刑法，杜绝虚假欺骗却不用符玺，这种像孟贲、夏育一样的祸患，即使是尧、舜为君也难以制止。所以设置笼子并不是用来防备鼠患的，而是要使懦弱的人也能够制服老虎；立下法度并不是为了针对曾参、史绍这样的人的，而是为了使平庸的君主也能够禁止盗跖的行为；制作符信并不是为了针对于忠贞不欺之人的，而是为了使众多都不相互欺骗。不要单独依靠像比干那样贤明忠贞的人，不要期望于奸邪之臣不会欺骗你，要依靠能够怯懦之人制服老虎的笼子，把握能够使平庸之君容易保住权位的法令。在当今之世中，为君主尽忠献计，为天下苍生造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所以人君没有亡国的忧虑，而忠臣也没有被杀身的危险。知道功绩显赫的一定要重赏他，所以就能够使人们都尽力为国君效忠，在仕途中也尽忠职守了。即使有孟贲、夏育一样的勇猛的气势，人们也不敢轻易地送死，即使受到盗跖那样贪心的迷惑，而人们也不会为了财物而丧生；达到了这样的境地，而治国的方法也就一应俱全了。

功名第二十八
有才能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明的人也无法制服不肖之人。所以在高山上树立起一尺长的木头，就能够凭此而俯视千仞深的峡谷，这并不是因为木头很长而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高。夏桀作天子能够控制天下，这并不是因为他贤明，而是因为他的权势重；尧作为普通人家的一员，即使是连三户人家也不能治理，这并不是他不肖，而是他的地位卑微。千钧重的东西能够用船只来装载就能够浮起来，锱铢之物如果没有船只来装载它就会沉下去，这并不是因为千钧之物轻而锱铢之物重，而是由于前者依靠船只的浮力而后者并没有依靠船只的浮力这种势的作用。所以身材矮小的人能够登到高处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很高，不肖之徒能够制服贤明之人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势。做君主的，要天下合力来共同拥戴他，所以他的权位就稳定；要天下人齐心来共同推举他，所以他就很尊贵。

贤明的圣人其道德如同尧、舜那样，其行为如同伯夷那样，但是他们的势们不被众人所拥护，他们做事情也难以成功，他们自己的名声也难以远播。相反，正是因为掌握了权势受到众人拥戴，所以尧能够南面称王而保持住名位，而舜却要向尧北面称臣以尽忠献策。

像尧、舜、禹和商汤、周武这样的圣人几十甚至几百年才出现一个，而国家机器每天都需要正常运转，因此不可能依靠几十甚至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个圣人来治理每天都需要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所以说，规避贤人治理模式而依靠法令来治国，那么国家就可以代代长盛不衰了。

难势第四十
况且像尧、舜、桀、纣这样的君主世上几千年才会出现一个，这也勉强算得上是紧接着降生了，但是世上真正不断地出现的却是中等的君主。而韩非所说的势，也即专门为这些中等君主而说的。这些中等君主，他们的才能比不上尧、舜这样的圣君，但是也要胜于桀、纣这样的十恶之君。他们推崇法度依据权势就可以治理天下，而抛弃法度失去权势就会祸乱天下。现在尚贤的人放弃对于权势的依靠、抛弃法度而等待尧、舜这样的贤君出现，这就是说乱了一千世而只有一世才得到治理。推崇法度依靠权势而等待桀、纣这样的暴君出现，这就是治理了一千世而只有一世混乱。治理一千世而只有一世混乱，与治理一世而有一千世混乱，这就好比是各自乘着快马相相反的方向狂奔，相去甚远啊。如果放弃矫正木材的方法，不用度量木材的办法，那么即使让奚促这样的人来造车，也无法造出一个车轮子。不用赏赐来激励人，不用刑罚来惩治人，放弃权势而抛弃法度，那么即便尧、舜挨家挨户去与他们争辩，也不能治理好三户人家。这样看来，权势的巨大用途是很明了的，尚贤的人却说一定要等待贤者他们的说法实在是大错特错。

况且如果一个人一百天不吃饭而一定要等着吃到精美的肉食，那么饥饿的人就一定不会活命；现在一定说要等到尧、舜这样的贤君来治理当世的民众，这就和等着吃到精美的肉食来解救饥饿之人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了。尚贤的人说，良马坚车，让奴仆来驾驭就要遭人耻笑，而让王良这样的能手来驾驭就能够日行千里。但是韩非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一定要等到越国善于游泳的人来解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那么越人虽然很善于游泳，而中原地区落水的人也无法解救。一定要等到像古时代的王良那样的驾车能手来驾驭现在的良马坚车，这就好比是等待善于游泳的越人去解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一样，都是行不通的。有了良马坚车，每隔五十里设置一个驿站，派遣中等的驾车手去驾驭它们，要想跑得很快很远，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一千里远的地方只需要一天就可以到达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像古时候的王良那样的驾车能手呢！况且驾车，如果不是用王良这样的能手，就一定会用奴仆而把事情办糟糕；治理国家，如果不是用尧、舜这样的贤君，就一定会用桀、纣这样的暴君将国家搞乱。这就好比是品尝味道如果不是甜美的，就一定是非常苦涩的。这是在堆砌敌方、巧言论辩，根本没有道理可循，是两种极端的说法，怎么可以用它们来责难那些合乎于实际道理的议论呢！尚贤者所说的话没有道理呀。

世上所谓的贤才，意即忠贞不欺骗的行为，所谓的智者，是懂得深奥道理的人。深奥的道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却要众人遵从贤人的法令，以最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道理而要求普通民众去理解遵从，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不去追求精美的肉食，连衣服都穿不完整的人不会去期求华丽的服饰。

现在国君掌握全国的权势，拥有一国的财富，只要严明赏罚、操纵权柄、以术来驾驭群臣，那么即使像田常、子罕这样的臣子也不敢欺瞒君主，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找和任用那些不欺骗人的贤人呢？现在能够称得上贤才不欺骗人的人不会超过十个，然而国家却拥有数百个官吏，一定要任用不欺骗人的贤才，那么这些为数极少的贤才就一定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而其他趁机作乱的官员也就会增多。所以明主治理国家的办法，依靠法度治理而并不寻求贤才，依靠术治来驾驭群臣而并不期求他们不会欺骗人，所以只要法令不被败坏，而群臣就不会欺骗国君作出奸邪之事了。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说一
姜太公被周天子封国于齐地，齐国的东海上有称作为狂矞和华士的兄弟两人，他们自称为隐士并且确立为人的宗旨说他们不臣服于周天子、不结好于诸侯，依靠自己耕作来维持生计，自己挖掘水井以取水，不向别人求助，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优裕，他们不为做官奔命而只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姜太公到了营丘之后，就派人将这两个人逮捕并诛杀了他们。周公旦在鲁国听说后急忙派人向姜太公询问说这两个人都是贤士而你现在有了封国却杀掉贤士这又是为什么呢。姜太公回答说，他们不臣服天子就不可能成为齐国的臣子，他们不结交诸侯而他就不可能派他们出使诸侯，他们依靠自己耕作维持生计，依靠自己挖掘水井取水，不求助于别人，就不可能用赏罚来激励和制约他们，况且他们既然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他们很聪明也必不能为我所用，他们不接受君主的高官厚碌，即便很贤明也必不能为我立功，他们不做官就无法用法令约束他们，他们不出仕就是对君主不忠。在姜太公看来，如果不能对君主尽忠尽责，不受到法令的约束，那么即使是这些人很贤明，也一定要惩治他们，因此他才将享有贤明之名的狂矞和华士两人诛杀以作为其他想要以此为榜样之人的警示。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人都以为孝顺父母的道理是正确的，然而没有谁能够深入考察忠孝之道而评定它究竟是否正确，所以天下才陷入混乱。世人都认为尧、舜的的做法是正确的而效法他们，因此有的人就弑君，有的人就背叛父亲。尧、舜、汤、武，也可能是违反群臣之义、扰乱后世人忠孝之道的人。尧身为人君却尊崇他的臣下作为君主，舜身为人臣却使他的君主变成臣子，汤、武身为人臣却弑杀他们的君主、分割君主的尸体，而天下人却都称赞他们，这就是天下至今仍然不能得到治理的原由。
   
制分第五十五
那些法令执行非常严明的国家，是使用法度治国而不是作用几个贤人治国。所以那些懂得治理之道的国家，不用向天下宣扬其名声，而其国家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这是因为它们实行了法度；那些面临亡国厄运使得敌国的军队在其境内横行无忌、而又不能够禁止出现这种情形的国家，是因为它们只作用了几个贤人而并不用法度治国。自己进攻自己的国家是因为人的因素在起作用，进攻别的国家则是法度在起作用。所以法度严明的国家，去除空泛的言论而实行法度。

五种蠹虫妨害国家走向强大
所以，在明君的国家中，不采用相关的文章典籍，而是以法令作为教化的根据；禁绝先王的教化，而以官吏作为教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强悍，而只有斩杀敌人首级的勇敢；那么四境之内的民众，他们的言论就必定会合乎于法度，他们的劳作就必定会对国家贡献实际效力，他们的勇敢也就必定会在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说，这样的国家在平时就非常富裕，在战时则异常强大，这就是称王称霸的资本。既然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关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功业超过三皇五帝的做法一定就是这样了。

儒者利用文牍扰乱国家的法纪，游侠仗着武力触犯国家的禁忌，然而君主却要同时礼遇这两种人，这就是使国家走向混乱的根源所在。犯法的人本应该受到罪刑，然而那些儒者却凭借着文章说辞而得到君主的作用；违反禁令的人本应该受到处罚，但是那些游侠却却凭借着自己的武力而被豢养。所以说，国家的法令所反对的，正是国君所要重用的；官吏所要处罚的，却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

所以说，扰乱国家法令败坏社会风气的是那些以文章为生、称颂先王之道的人，他们凭借着仁义的学说、穿着华丽的服饰而到处进行游说和诡辩，以质疑当世所施行的法令而动摇君主推行法令的决心；那些颂扬纵横之术的人，到处招摇撞骗，借助于外国的势力，以成就私人的功绩而最终使国家遭受祸患；那些仗剑行走的游侠剑客们，聚集党徒、标榜自身的名节，以使自己的声名显赫而触犯了国家的禁令；那些逃避服兵役的人，依附于权贵门第，用丰厚的财物贿赂权贵以求避免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制造那些粗糙不堪的器具，积累起奢侈的资财，他们囤积居奇、等到机会出售以期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结果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以上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而如果君主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招集刚直不阿的人才，那么即使国家遭遇灭亡的厄运也是不足为奇的。

强大的实力尽管不能保障国家一定不会遭受侵略，然而却可以提升国家抵抗侵略的能力，谋略尽管与实力同等重要然而却必须依托于实力才能发挥效用。实力弱小而空谈谋略，最多只能凑一时之效，这就像一个怀抱着侥幸心态和投机取巧做法的赌徒一心想要发大财却最终血本无归。秦国的国相张仪之所以能够凭借着一张巧嘴在各诸侯国之间为秦国谋得利益，那是因为他背后有秦国这样一个强大国家作后盾，当初张仪孤身一人投靠楚国权臣门下时他却因被诬陷盗玉而几乎被鞭打致死，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是实力支撑着谋略而绝非相反。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不追求强大，而是担心强大会遭其他大国的嫉妒，想要仿效卫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人就是在误国误民。

在古代和现代以及将来都曾经或即将有许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能够通过上兵伐谋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些人不认为使国家免于灭亡的根本途径是使国家强大，而是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或几个人的谋略和智慧上。

依靠实力作战《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所谓的合纵，即是要联合众多弱小的国家来攻打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所谓的连横，则是要侍奉一个强国来攻打其他弱小的国家。但是，无论合纵还是连横都并不是能够使国家得以保全的有效办法。现在那些信奉连横之策的人都说“如果不侍奉大国，一旦遭遇敌国进攻而国家就必定危险了。”侍奉大国未必会收到实际利益，但是却要首先向大国献出地图割让土地、并奉上国家的印玺，然后才能换来大国的军事援助。向大国献出地图割让土地而国家的版图就会日渐缩小，奉上国家的印玺而国君的名望就会变得很卑微，国君的名望卑微了而朝廷就必定会陷入混乱局面。由此看来，侍奉大国以进行连横之策，并不能收到什么实际利益，但是却必定会使国家丧失土地和内政陷入混乱。现在那些信奉合纵之策的人都说“不去救援小国却去攻伐大国，这样做必定会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的，失掉了天下各国的信任的而国家必定会陷入危险，国家危险了而国君必定会变得卑微了。”救援小国未必能够使国家收到实际利益，但是却要起兵去与大国为敌。救援小国未必能够使其保全，而为此去进攻大国 也未必不会发生失误，一旦发生失误而本国就必定要被强国所控制了。在此种情势下，出兵进攻而军队就会遭遇失败，撤退防守而城池就会被敌国攻下。救援小国实施合纵之策，并没有收到什么实际利益，但是却招致国家危亡和军事失利 。因此说侍奉强国，那些连横之人就会凭借外国的势力在本国境内获取高官厚禄；救援小国，而那些合纵之人就凭借在国内的势力来向外谋求厚利。这样国家还没有收到实际利益，而那些臣子们的土地和俸禄却已经厚重到了极点；国君变得卑微起来，而他的臣子们却日益尊崇；国家的疆域日益被缩小，而他们私家却越来越富有。那些人进行合纵连横，事情做成了，就会被赐予高官厚禄从而位高权重；即使事情失败了，却仍然可以凭借已经获取的大量财富隐退。国君如果听任这些谋臣策士到处游说，事情还没有做成功而他们就已经获利了高官厚禄从而位高权重；事情即使失败了也仍然不会受到诛连，那么那些想要游说的人还有谁不会抱着侥幸的心态去到处进行游说呢？所以说之所以会有国破家亡的君主，那正是因为他们听信了那些纵横家们的夸夸之谈。这到底是出于什么缘故呢？这还是因为作君主的分不清楚公私之利，不考察游说之人的言论是否正确，即使事情失败了也并不对当事者进行严厉惩罚呀。现在那些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游说，最大的收益是使国家称王称霸，最小的收益也足以确保国家安定。”所谓的称王称霸，就是指能够去攻打其他的国家；所谓的国家安定，则是指确保本国不受侵犯。国家强大，就能够去攻打其他国家；国家治理好了，就可以确保不受侵犯。使国家强大并不能通过进行外交活动来实现，而是应该在国内进行有效的治理。现在的一些诸侯国在国内并不推选法治，却对在国外从事各种外交活动甚为热心，这些都不是能够使国家走向强大的办法。

     民间的谚语都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却是在说拥有的物资条件越多而做起事来就越容易取得功效。因此只要国家安稳强大而谋略就可以凭借此而很容易得到实施，反之假如国家混乱弱小而任何计策就都难以实行。所以那些被秦国所采用的谋略，即使改变了十次也极少会陷入失败的；而那些被燕国所采用的谋略，即使只改变一次也仍然难以成功。这并不是说秦国的人就一定具有很高的智慧，或者说燕国的人就必定很愚钝，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理状况与实力大小有所不同呀。所以西周背离秦国去参加诸侯国的合纵，但是只进行了一年时间就被秦国吞并了；卫国背离魏国来参加连横，结果只有半年时间就被灭亡了。这就是说西周灭国于合纵之策，而卫国亡国于连横之策。假如西周和卫国暂时放弃合纵和连横之策，而是在国内严加治理、明确法度禁令、坚守赏罚之制，尽力开发已有的土地以便积累起众多的物资，使其各自的民众拼死作战坚持城池，这样其他诸侯国即使能够占据他们的城池而其所获利的实际利益也是极少的，因为进攻这样的国家就必定会伤亡惨重，所以即使是拥有一万辆战车的大国也不敢将其大军停驻在这样坚固的城池之下，而强大的敌人也就会仔细慎重地考虑进攻的害处，这才是使国家免于灭亡的有效办法呀。舍弃掉必定不会使国家灭亡的办法却采取必定会使国家灭亡的办法，这就是治国者的罪过。”

    在韩非看来，应当以实际所收到的效果来衡量合纵连横之策，而当时的纵横家们却难以做到这些，这是因为他们根本脱离了国家实力这一后盾而片面夸大和依靠空洞的谋略说教。进行外交活动，必定要以国家实力作为后盾，离开了国家实力而外交活动就只能是徒劳无功。

总体表现为谋略无法治国
战国时时候的卫国国君对以兵法谋略进献他的人说：我们卫国是弱小的国家，却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对于强大的国家我们顺从它，对于较弱的国家我们安抚它，这才是求得国家平安的方法，如果依靠兵法权谋来治国，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如此不思进取，只求在大国的夹缝之中寻求生机，要想讨好一个大国就必然会得罪另一个大国，前者会使卫国丧失独立地位而后者却总是以此为借口侵夺卫国的土地，卫国的土地本就十分有限而不断被侵蚀，所以卫国国君的爵位由公降为候、再降为君，卫国的土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缩小、只剩下了濮阳一城，而在魏国人的威逼下甚至连最后的一城也丢失了，卫国终于名存实亡，卫国国君容留着君主的名号坐等着被一统天下的秦国人废掉。

现在的一些人在讨论如何使国家走向强盛的时候，不是想着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而是想着如何依靠谋略来安邦定国，他们并不想着如何使国家有效地使用强大的实力来保障国家的安危，而是幻想着依靠巧妙的外交说辞就能够使国家享有崇高的盛名。这些人，脱离了国家的强大而谈论谋略，所以他们就是在空谈；回避如何有效地使用强大的实力而期求使国家享有崇高的盛名，所以他们就是在回避实际问题。

那些空喊口号要使国家走向强大的人，从来不去深入思考国家究竟要凭借什么走向强大，如果一个国家不懂得强大之道而只想着如何强大，那么这就和天方夜谭并没有什么两样了。

韩非子并非忽略了谋略的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崇尚和迷信谋略的态度及其做法，在韩非子的眼中谋略是可以发挥出重大作用的，但是衡量的标准则是实际作战效能而绝非逻辑上的完美或巧妙与否。尽管对实力与谋略各自的作用及其决定关系都有过论述，并且在实际的论述过程中韩非子更加倾向于认为实力更重要，然而韩非子评价实力与谋略这两种治国手段的标准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刑赏分明，无论采用哪一种途径，只要说到做到并且确实发挥出了积极效果，就一定要奖赏，相反不论施展谋略还是依托实力只要不能发挥出实际效果就一定要进行惩罚。

《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
晋文公正准备率军与楚军作战，将舅犯召来问他说：“我将要率军和楚军作战，但是敌众我寡，应该怎么办呢？” 舅犯回答说：“我听人说，讲究繁缛礼节的君子，不会觉得忠信太多；在战场上布阵作战，不会嫌欺诈的计策多。国君你还是使用欺诈的手段吧。”晋文公辞退了舅犯，紧接着将雍季召来问他说：“我将要率军和楚军作战，但是敌众我寡，应该怎么办呢？”雍季回答说：“将树林焚烧以此来打猎，即使可以暂时猎获众多野兽，但是彼此以后必定再也没有野兽可以猎获了；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只能收取一时的使得，但是自此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晋文公说：“你说得非常好。于是，晋文公辞退了雍季，却用舅犯的谋略与楚军作战结果战胜了楚军。等到班师归来之后论功行赏，晋文公首先赏赐了雍季之后才赏赐舅犯。大臣们都说：“城濮之战之所以战胜敌人，应当归功于舅犯的谋略。国君你既然已经采纳了他的谋略而获胜却最后赏赐他，可以吗？”晋文公说：“你们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由。舅犯的计谋，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雍季所献的谋略，则是符合盛世之利的。”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说：“晋文公称霸天下，本就应该如此！他既知道一时的权宜之计，又懂得符合万世的长远利益。”

也有人说，雍季的回答，并不契合晋文公的提问。凡是提问和回答，应当根据所提问题的大小缓急来作出相应的回答。所提的是很大的问题，而所回答的却是非常狭小的道理，这种做法是明君所不能接受的。现在晋文公所问的是“以少敌众”，但是雍季的回答却是“以后必定不会再上当了”，这就答非所问。此外晋文公其实也并不知道一时的权宜之计和符合万世的长远利益。战胜了敌国而取得胜利，而本国的安全才会得到保障、国君的身家性命才能得以保全，军队战胜敌人而变得强大了国君的威势就会树立起来，即使以后敌人不会再上当了，其所造成的害处也远远抵不过现在所获得的好处，这样还用得着去担心万世之利不会到来吗？与敌国作战却不能取得胜利，而国家就会面临危亡军队就会被削弱，国君因此而丧命同时其名声也就不存在了，想要躲避眼前的灾祸尚且来不及，还谈什么收获万世之利呢？要想收获万世之利，就在于今天战胜了敌人；今天要战胜敌人，就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的手段；欺诈敌人而取胜，这才是符合万世的长远利益呀。所以说，雍季的回答，并不契合晋文公的提问。况且晋文公并没有明白舅犯的话，舅犯所说的“不嫌欺诈多”的意思，并不是要欺诈民众，而是要欺诈敌国。而所谓的敌国，正是所要讨伐的国家，即使他们以后不会再上当受骗了，对本国又有什么损伤呢？但是晋文公却要首先赏赐雍季，是因为他的功劳吗？但是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战胜楚军，那正是因为采用了舅犯的谋略。难道是因为雍季的回答正确吗？但是雍季的回答却是“以后不会再上当受骗了”，如此答非所问并不是正确的回答。然而舅犯却不仅回答正确而且他的谋略在实际上也取得了成功。舅犯所说的“讲究繁缛礼节的君子，不会觉得忠信太多”。其中的忠，即是指要爱护下属，而其中的信，则是说不能欺骗自己的民众。既讲求爱护自己的下属同时又不欺骗自己的民众，还有什么回答能够比这种回答更正确呢？而他之所以说“要实施欺诈”，那正是针对行军打仗的具体需求呀。舅犯之前献出了正确的计策，之后他的计策在实践过程中又的确取得了重大功效，这样舅犯有双重功劳却最后行赏，雍季并没有一点儿功劳却首先被赏赐。却说“晋文公称霸天下，原本就应该如此？由此看来，孔子才是真正的不懂得正确行赏呢。

从这一反驳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在韩非子的眼中，只要欺诈的谋略的确对战胜敌人发挥出了实际上的重大作用，而进献这种欺诈谋略的人就应该得到奖赏，舍弃眼前的实际战场情势却谈论战争之后的不确定性做法，这就是不讲求实际作战效能的做法。

至于在城濮之战中楚国的战败，还有一种颇有市场的因果报应说法，那就是因为楚国在公元前641年与讲求仁义的宋襄公会盟时违反了不准带兵的约定埋伏士兵擒住了宋襄公，楚国原本就被认为是不讲礼仪和仁慈的蛮夷之邦，而这一次楚王对中原诸侯国的不仁之举则为其在日后的战败埋下了伏笔。这实在是一种张冠李戴和根本不相关联的逻辑，按照韩非子的话来说，眼前的战场失败会招致国家灭亡，但是为了仁义的名声却放弃促成眼前战胜敌人的做法而去思考用不仁之举战胜敌人之后的事情，这就难免杞人忧天和牵强附会。

中国古人的智慧与现代军事科技力量的融合！

曹恩硕 发表于 2014-9-16 07:29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通过三大战役消灭了长江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之后便沿着长江北岸将100万军队分割成三路准备进行渡江作战，这100万军队分成东、中、西三线其兵力依次为35万、30万、35万，而长江南岸进行防御的国民党军队则有70多万。这时的情形是，解放军的士气高涨而国民党军已经陷入衰败的境地，但是这绝不等于说 ...

去中、九原、经过代、上谷等郡，秦军需要奔走几千里才能够到达燕国，因而即便他们攻占了燕国的几座城池，秦国也因为距离本土太远而无法长久地占有，秦国不能够进攻燕国的形势是很明了的。但是，赵国就不同了，如果赵国进攻燕国，赵王一声令下，赵军几十万军队不出十天时间就能够集结在赵国的边城，然后渡过沱水和易水，不过四五天就能够到达燕国国都了。所以说，秦国进攻燕国，就必然要在千里之外作战，而赵国进攻燕国，只需在百里之内就能够作战。大王您不忧虑百里之内作战的祸患而重视千里之外秦国的进攻，计策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所以我请求大王与赵国合纵、与天下为一家，那么燕国就可以安然无患了。”燕文侯回答说：“你的话可以听从，但是燕国是个小国，西边与赵国相邻，南边与齐国接近，而齐、赵又都是大国，你如果一定要合纵天下的话，那我就将燕国交给你了。”于是，燕文侯资助苏秦许多车马和金银财帛，命他游说赵国。

我就是 发表于 2015-3-8 10:43
去中、九原、经过代、上谷等郡，秦军需要奔走几千里才能够到达燕国，因而即便他们攻占了燕国的几座城池，秦国也因为距离本土太远而无法长久地占有，秦国不能够进攻燕国的形势是很明了的。但是，赵国就不同了，如果赵国进攻燕国，赵王一声令下，赵军几十万军队不出十天时间就能够集结在赵国的边城，然后渡过沱水和易水，不 ...

兄台所言甚是，我的五笔技能还没到家，输入错误立即更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