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70年，日本能真诚反省吗？

嘉 宾／李  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研究室主任
主持人／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
为准备即将于2015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周年讲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多次同专家学者聚首，商讨对内对外都能说得过去的措辞。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写入“侵略”、“道歉”等词，能否明确承认“殖民统治”的曾经存在，如何评论当年战争给邻国造成的伤害。战后70年仍在为这些问题踯躅，是日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而其远在欧洲的70年前的战争伙伴德国早已不必纠结于自己的历史债务，昂然成为欧洲的实际领导者。
继续背负着历史问题的包袱前行，日本难以赢得邻国信任，无法轻松面向未来，不可能在亚洲正在形成的复杂的领导权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甩掉包袱的唯一办法绝不是继续含糊其辞甚至否认对外侵略历史，而是展示日本国家和民族真诚的道歉和反思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后70周年是日本赢得邻国理解和信任的机会，此前几十年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复无常正在耗尽邻国的宽容和耐心。
然而，令人不无忧虑的是，为巩固执政地位，安倍一直在迎合极右势力，做日本政治整体右转的舵手。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外界始终抱以警觉，怀疑日本战后确立的民主政体和国防体制不能对他们形成根本约束，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以某种方式重新卷入甚至发动对外战争的隐患。
战后70年，日本不仅用较短时间实现了自身重建和复兴，以“和平主义”的面貌重新活跃在世界舞台上，而且付出大量资源帮助亚洲和其他地区国家走繁荣之路，这值得承认。眼下，日本朝野希望获得更多决断空间和行动力，改变“世界钱包”的单一形象，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但如果日本拓展国际空间的努力不是建立在真诚反省的基础之上，而是总与政治人物“招魂”、“拜鬼”的言行同步，与一些人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企图并行，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放心。
另一个问题是，战后70年，日本都在与美国为伍，跟着美国的战略步伐起舞，这种结盟搭伴能否在下个70年继续保障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值得深思。日本身边的“最强”已由一个变成两个，安倍既要追随美国遏制中国，又要实现率领日本摆脱战后束缚的梦想，不切实际。
在2014年12月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举行这个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积极的信号，对安倍准确判断新时期中国对日政策的目标和走向、正确拟定战后70年讲话内容很有帮助。
日本面临抉择，它的前途不仅在于坚持民主政体，更在于同邻国达成和解。不在历史问题上显示正确态度，和解将是无望的。
——编者手记
1 反省而不道歉的战后70年讲话？
《世界知识》：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8月份发表战后70年讲话。为了筹备这个讲话，安倍广泛听取朝野意见，确定了“平衡过去与未来”、体现“积极和平主义”的基调。不过，中国国内最关心的显然还是他会不会展示日本国家和民族真诚和沉痛的反思之情。在各位看来，安倍准备这个讲话的真实态度和意图是什么，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中方的关切？
李薇：我本人不敢乐观。安倍恐怕很难真诚反省侵略战争，他的战后70年讲话可能是一个反省但不欲道歉的讲话。安倍能够感觉到来自世界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中国、韩国，也来自日本在西方七国集团当中的伙伴。因此，他的这个讲话可能比较暧昧，但不会说刺激性的话。他当然不会说当年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但也不想公开承认它就是侵略战争。而且，就算“反省”，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要“反省”什么。安倍所提“反省”的内容可能会比较模糊，也许不仅包括发动那场战争的动机和给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还会包括日本为什么会输掉那场战争。果真如此，仍将是一次不彻底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型的反省”。要知道，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很讲战术、技术的国家，但战略误判却一个接着一个，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讲不清楚1941年为什么非要同美国开战。
我们日本所的一项研究专门针对日本人反省道歉背后的道德准则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些日本政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是“情境中心主义”的国民性，或者说是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然。这种“自我再生”包含“自力更生”、“他力再生”两个层面的内容，突出表现在“罪己”（kejime）、“袚褉”（misogi）两个概念中。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而异，从公开道歉到经济自罚再到剃发反省、参拜庙堂甚至自杀谢罪，总之是以仪式化的行为净身洁心谋求新生。这种“罪己”表面上是基于道德伦理主动自罚，实际上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罪己”者对自身错行将受到何种责罚内心早有估算，“罪己”的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诚忏悔，而是防御先行、以退为进，这样，即便不能避免“袚褉”，也是就“他罚”，也能减轻“袚褉”的程度。而相应作出“罪己”姿态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袚褉”，就可以“重生”复出了。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亿人总忏悔”（战后首位日本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提出的概念，此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陆军大将、防卫总司令官，1945年8月17日出任日本首相，也是日本历史上惟一的皇族首相——编者注），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而非主要由日本领导者承担，大家都有责任的结果等于谁都没有责任。在战争责任没有受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回避责任，这种做法扭曲着日本人的历史价值体系。
另外，安倍的战后70年讲话将会紧紧踩住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复兴日本”口号（又译“夺回强大日本”）的文脉。安倍立志“复兴”的不仅是“强大的日本”，更是自尊、自信、受国际社会尊重并拥有完全独立军事能力的“正常化”的日本。这是安倍从他的外祖父岸信介（二战甲级战犯，操纵伪满洲国的罪魁之一，有“满洲之妖”之称，曾在东条英机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1948年获释，1957年、1958年两度组阁，总共担任过三年多的日本首相——编者注）那里继承下来的个人抱负。岸信介是拥有“远大抱负”的现实主义者，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做想做的事，安倍也是如此。我认为，安倍的战后70年讲话将会更加强调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和平发展，以期重树一个具有崇高形象的日本，为此会尽量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责。
杨伯江：最近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年度《外交蓝皮书》强调要对过去那场战争进行“深刻反省”，这很可能就是安倍在战后70年讲话中谈及历史问题的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对那场战争当中的哪些部分从哪个角度进行反省，是就战争的性质从政治上进行反省——“是什么导致日本发动了这样一场几乎毁灭日本和亚洲的错误战争”，还是在军事战略战术层面上进行技术性的反省——“为什么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中打赢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得手了，却最终输掉了太平洋战争”。如果是后者，不仅不值得赞扬，还要进行批判，因为这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丛林法则之下弱肉强食、痛后思痛的反省。所以说，我们还要好好看安倍讲话的具体内容和谋篇布局——靠简简单单的“反省”一笔带过战争罪责，恰恰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表现，是故意疏漏掉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或者说，试图用突出阐述日本的战后贡献来转移、淡化人们对当年战争性质的关注。
《世界知识》：对安倍讲话的预期也涉及如何评价1995年“村山谈话”、2005年“小泉谈话”的问题，还有一个1993年的“河野谈话”，各位是怎么看的？
杨伯江：我个人更看重1995年的“村山谈话”。这个讲话应该说是战后日本官方就历史问题进行的一次比较系统、全面、正式的表态，它谈到了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因此可以做正面解读。相比之下，小泉的道歉却不一样，他只是在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村山谈话”十周年的时候，利用出席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这样一个敏感性并不太高的场合，做的一种“萧规曹随”式的表态，并且是对他顽固参拜靖国神社所造成外交问题的平衡、中和之举，因此对“小泉谈话”的历史评价要比“村山谈话”低得多。
中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从来不道歉。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日本道过歉。当然，是不是如日本人所说“道歉过20多次”，值得商榷，但村山富市的讲话应该算是一次道歉。我想强调的是，历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本领导人有没有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进行过道歉，而是某任日本领导人所作的道歉总是被他的后任颠覆、否定、淡化，经常出尔反尔，搞不清楚到底哪种观点、哪个倾向代表了日本的国家政策和人民意志。
吴怀中：日方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的确体现在其态度及措辞的模糊性、反复性、倒退性问题上，这使得日本很难赢得邻国信任，在安倍身上就更是如此。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是想在谈话中尽量绕过“侵略”字眼——正如他曾经主张的“侵略无定义论”，当年小泉纯一郎也都不敢公开这样讲的。战争都结束70年了，他还在搞模糊战术，甚至立场还要后退，能不令人担忧吗？我个人认为，安倍的战后70年讲话可能是一个“中间状态”的东西，所以不至于形成一个重大外交事端的由头，让国际舆论以人类的普遍道德标准齐声谴责他，但指望他做得比前任有多大进步显然也不现实。应看到问题的实质是，安倍即使拿出一个表面上还说得过去的东西来，他内心的那套理念和所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想法却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从执政之初他就是这个想法，可谓“初心不改”。1995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不战决议”的时候，安倍和他在自民党的伙伴们就曾竭力阻挠，试图把决议搞黄，决议通过时他和一些自民党议员又缺席表示抗议。
安倍为准备战后70年讲话组成了“专家恳谈会”，这一举措反映出三个问题：一是这个讲话是要写入历史的，他是既在意、也用心。二是放试探气球，给自己寻找回旋空间并预留退路，将来讲话发表后无论激起什么反应他都能推托说“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三是借这种运作吸引国内外的眼球，让形势随他而动，这显然是一种外交手腕、政治策略。
《世界知识》：明仁天皇和德仁皇太子新年之后先后表态，指出充分学习肇始于“九·一八事变”的战争历史，思考日本的今后走向，“是当下极其重要的事情”；“在战争记忆渐渐淡去的今天，谦虚地回顾过去并向不知战争的一代人正确传达悲惨经历以及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非常重要”。应该如何理解日本皇室的这两个表态，它们是否表明皇室与安倍政府有过协调，还是如一些媒体猜测的那样是在敲打安倍？
李薇：我宁愿相信日本皇室是有良知、良识的。也要看到，皇室即便为了自保，也会通过提提“反省”与安倍拉开距离、做些切割，所以要就此认定皇室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多么深刻，恐怕也未必是那么回事。战后皇室向来有“条件反射”型的自保意识，即把自己从历史问题的纷扰和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那一堆人里择出来，以维持天皇制永续不废。为此，明仁天皇特别在意向国民、向世界展现自己的亲民爱民形象，比如2011年日本遭遇地震、海啸、核泄漏“三灾一体”时，明仁赴福岛核电站附近地区慰问灾民，等等。这次明仁天皇不顾内阁劝阻和安保条件的不完善而前往帕劳祭拜二战末期战死岛上的日本、美国军人亡灵，也有这种心态在起作用。
二战刚结束时，天皇制还能不能保留、天皇要不要受审，存在很大争议。现在解密的很多文件证明，裕仁天皇是做了上断头台的准备的。后来，朝香宫鸠彦亲王等皇族和内阁成员极力斡旋，裕仁自己也向美国占领军摆出谦恭姿态，才算打动麦克阿瑟将军把天皇制保留下来，因此后来有人说美国以同意保留天皇制换来一部“和平宪法”。前些日子日本学术界有人来我们研究所座谈，透露说“现在最难的就是天皇了”，因为安倍再在历史问题上折腾下去，越来越多的旧事要被重新翻出来，战争责任问题也要重提，火还不得烧到天皇身上？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记起来裕仁就是侵华日军大本营的总司令，他是不是该对那场战争负主要责任，而不是像麦克阿瑟定调的那样“不负主要责任”？所以在皇室看来，最好还是安静一些。
2举国走在“右倾”道路上的日本？
《世界知识》：中国国内很多人认为日本正走在政治右倾、企图摆脱战后束缚的道路上，这种判断是否科学，这个“右倾”究竟该怎么理解？在当下日本国内有哪些力量充当着政治右倾的主要推手？用“举国”来形容日本政治右倾的规模是否恰当？
吴怀中：“右倾化”是日本人描述日本政治倾向和状态的一个概念，与中国政治术语中的“右倾”内涵不同，我们的“右倾”是指右倾投降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日本的“政治右倾”特指已占优势的保守政党在政治上向右翼势力的主张倾斜，使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策倾向、权力结构和对外影响向右摆，从而在总体上使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右翼保守势力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并否定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否认甚至美化过去的侵略历史、推动新国家主义教育、强化日美安保同盟、推进防范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及在对外争端上示强示硬、实现海外派兵作战等举措，来实现国家的整体右转，进而重塑日本发展模式和对外战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对外行为危害，用简单的话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对过去所犯罪行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就再度复出，并且要求拥有一个正常公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这是件很有风险的事。
具有右翼民族主义色彩的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界及社会总体保守化为背景形成的，它不是简单的直线性演进，但总体上看，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安倍再次上台之后，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政治及社会保守化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日本政党内部和党际关系的变化，也有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的冲击和美国纵容的影响，当然还有日本经济滞胀导致的中产阶级贫困化，等等。日本经济在战后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当它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年间陷入一个缓慢增长甚至于停滞的状态，人口严重老龄化，国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没有下降，但对前景的预期不再乐观，公众情绪低落，社会气氛沉闷。也正是这20年间，日本在社会上总体保守化，到安倍再度执政时便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加速右倾化的节点和趋势。其最直接、外在的表现就是，以前如果一个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在历史问题上讲一些反动、修正主义的话，是会在社会上遭遇强大抵制、严厉批评的，干那种事、讲那些话的人一般都是要下台或者至少颜面扫地的，但现在就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右倾言行几乎可以“免责”了。
杨伯江：说日本“举国”走在政治右倾和历史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当代日本定性为“军国主义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会的保守化为政治右倾提供了土壤。所以，用一个标准的制式语言来说，目前日本的状态是“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
“保守化”一词本来是源自欧洲的经济术语，没有褒贬，关键看保守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在西方，保守主义的最坚固内核是自由理念，因此有它的“政治正确”性。但到了日本，意涵就变了，大致三层意思：第一，对战后日本确立的“国际政体”的直接否定力量不复存在，这个“国际政体”是指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三权分立、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以前是有反对声音的，日本政治力量的结构特点是“保守与革新”，即所谓“保革”，保守派存在反对者、谋变者，比如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但1995年社会党改名为“社民党”，名字里加上了“民主”一词，进而丧失了对自民党的牵制，“保革对立”的局面瓦解了，“1955年体制”（1955年11月，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议会中形成稳定多数，连续执政长达38年，而其他党长期处于在野状态，多党制形同虚设，这种局面被称为“1955年体制”——编者注）也就随之崩塌。第二，一切政治分歧都纳入到议会和平斗争的框架中。战后初期，日共是有可能搞暴力斗争的，所以公安调查厅等强力部门长期重点监视日共，但现在这个主要任务没有了，工作重心转向反恐。第三，上层斗争焦点不再是体制的存废，而是以何种立法形式渐进式地完善法治。冷战后，日本出台了政治资金规制法，改变了国会选举制度，这些都属于对制度的完善。
《世界知识》：那么，日本的“保守”究竟要保守些什么呢，有没有维护战后民主政体的意涵？
吴怀中：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有三个原则，分别是尊重基本人权、主权在民、和平主义。对于周边国家，我们往往单从和平主义来理解，但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和有良知的人对“修宪”方向和安倍“国家主义”的质疑则主要集中在权利意识方面，他们非常担心公权的不断强化会侵蚀私权的空间。比如说自民党宪法改革草案中提到，当发生战事的时候，官方政府有权利征调民用设施、港口、船只、车辆等，老百姓就很害怕。还有那个《特定秘密保护法》（2013年12月在安倍政权极力推动下由日本国会强行表决通过成法。该法加大了对泄露“国家秘密”的惩治力度，而且授权首相等少数政府高官可以随意定义“国家秘密”的权力，令人联想起旧日本时期的恶法“军机保护法”，因此激起公众强烈抗议——编者注），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冲击相当大。
杨伯江：日语当中的“保守化”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保守化”不一样。中文里的“保守”被赋予太多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僵化、固步自封、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但日本的“保守化”有它的传统，要保守的东西很多，也不都是坏的，还包括皇室地位、尊重自然、民主法治，等等。
顺便谈两个观点。第一，2015年也是自民党建党60周年。2009年自民党一度下台，当时很多分析认为自民党政治已走向历史性的终结，结果没过几年它又重新执政、一党独大了。究竟是这个党自身有其长项呢，还是说日本政治风土的变化让它活了过来？这非常值得研究。“自民党现象”在西方政党史上其实是个异类。
第二，日本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同样不可忽视，其实也是“保守化”的一个分支表现。2002年日本有个非常著名的歌唱组合叫SMAP，大明星木村拓哉就在其中，其作品《世界上惟一的花》一夜爆红，核心意思就是“不做第一，但求惟一”，歌词里唱“每天上班走在马路上，看到路边花店摆满鲜花，各不相同但都很美丽。人也是这样，干嘛非要去争奇斗艳？只要能活出自我就可以了”。这首歌反映出日本年轻人的价值多元趋势，进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多元发展。日本民众在思想形态上不再是铁板一块，恰是利益多样化和价值观多元化，使得其国民不大可能再像70多年前那样遵循同一价值观、狂热追随军国主义势力大搞对外侵略。
李薇：最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了全球热点。据我所知，安倍在日本是否申请加入的问题上陷入决策被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信息失灵，事先对英国等西欧国家可能加入的动向几乎没有察觉。安倍再度执政后，把自己信任的人安插到所有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听不进专业部门技术官员的建议，往往在重大问题上只拣安倍喜欢听的信息材料向上报告，在“亚投行”问题上也是如此，比如“亚投行将成为中国的负担”，“意向创始会员国估计也就是二十多个”，“日本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者不必在乎亚投行里那一点点‘不显光彩’的股权”，等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日本官僚体制的畸形发展对战后民主政体执行效能的冲击也是明显的。
《世界知识》：中外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作为海岛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其民族性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总与身边最强者结盟，比如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的中国、殖民时代的英国、战争时期的德国、战后的美国。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如果这种看法的确成立，或者说至少部分成立，那么现在日本身边可能出现了两个最强者——美国和中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日本将会如何应对？
李薇：战后，美国在深入研究日本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战略，用一种日本人欢迎的方式，或者说用日本人感到“亲切”的方式来控制日本，由此为起点实现了美国对亚太大格局的百年控制。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当中，在适时把握并驾驭日本上做得比较出色的首推克林顿政府，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最重要的一次修订就是在那一时期进行的（1997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将两国军事合作扩大到与朝鲜半岛局势等相关的“周边事态”。最近正在进行的修订则是要将自卫队对美军支援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强化日美军力的一体化——编者注），美国因应自身战略需要和全球安全形势变化再次紧紧抓住日本，而那个节骨眼正是当前引人注目的日本政治右倾化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因此说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日美关系的最难点其实不在安全领域，而是经济问题。安倍将于4月底、5月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据报道白宫对他做出了特殊礼遇安排，着眼点其实是放在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上的。美日TPP谈判一直在农产品、汽车关税等问题上卡着，双方互不相让。对美方来说，奥巴马与国会处在极端对立状态，即便他单方面向日本让步促成了TPP的双边谈判，也很难得到国会放行。这次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将特意安排安倍到国会山发表演讲，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安倍，一方面也有借安倍做美国国会工作的意图。现在奥巴马在亚太方向上最想做成的就是TPP，因为这攸关其“再平衡”战略的成败。在“亚投行”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极力做安倍工作，防止他出现立场松动，也是怕TPP生变，里面定有交易存在。不过有日本友人告诉我，安倍政府更重视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毕竟这个谈判对其政绩的影响更直接，美方也感觉安倍的主要心思不在TPP上，所以一定要拉住他。
美国在安全防卫领域对日本控制力的调整是个大问题，安倍正在反其道利用之。对于亚洲安全问题，安倍内心想法很多，只要有利于突破“和平宪法”的都愿尝试，但碍于周边邻国的坚决反对和日本国内公明党、共产党等党派及社会舆论的抵触，不便明推，便常借美国之口流露出来。比如，前不久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放话说的“希望日本到南海去巡航”，这对安倍就很有诱惑力。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之行使的问题上，美国其实不想完全解开套在日本身上的缰绳，不会把安倍想干的事都交给他去做，反而会利用具体操作程序对其加以约束。安倍有意用在TPP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美国给予日本更多安保自由度，他将会在华盛顿就此与美方讨价还价。至于历史问题，美国不会允许安倍做得太过火，安倍一定会带着战后70年讲话的基本观点去美国，向美方通报他会讲什么、不会讲什么。美方的底线是避免亚洲发生新的麻烦，防止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出现新的裂痕。
杨伯江：美国对日本是控制性地使用，这体现了美国的主流现实主义战略观。设想一下，假若没有中国崛起，日美安保同盟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已经解体了。1994年细川护熙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曾表现出较强的对美离心倾向。细川委托专家恳谈会搞了份安全战略报告（即“樋口报告”，因细川及其继任者羽田孜内阁短命，在村山富市当政期间发表，并成为1995年日本官方《防卫计划大纲》的蓝本——编者注），第一条建议不是强化日美同盟，而是推动加强地区性多边安全合作，明确提出“将冷战性质的防卫战略转向多边安全战略”。这下可把美国惊着了，认为日本是在对美国说“不”，于是开始重审亚洲政策。1995年就出台了由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在助理国防部长任上牵头起草的《东亚战略报告》，也就是“奈倡议”，明确了“美日安保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基石”、“多边安全合作是双边同盟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的思路，要把美日同盟重新强化起来，还指出“中国将来对美国是敌是友还不能确定”，建议停止美军撤离亚洲的进程。这是克林顿时代美日发表同盟宣言、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一个重要背景。
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演变受到了很大外力影响，而最大的外力就是中国崛起。美日矛盾其实是很深的，美国清楚前些年因小布什全力反恐犯下了忽视亚太的失误，内心极惧被中国、日本踢出东亚，对中日韩三边合作框架的建立和发展疑虑尤其深。但现在，随着中国加速崛起，美国有可能对日本做出让步，让出自留地的一部分，与日本合作耕种。进一步讲，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归纳美国的对日政策：一是战略层面，美国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采取“动态平衡”的政策，在中国得势之际给日本添柴打气，当日本过于嚣张之时又出来压它一下；二是在地区安全层面，则是采取赤裸裸的“挺日”或“纵日”政策，与日本保持战略和利益的高度契合。
3漂流中的中日关系？
《世界知识》：东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崛起被日本视为其战略安全环境中最严峻的现实挑战之一。中日两国究竟该如何处理彼此战略关系，各位对这一关系重返战略互惠轨道的预期有多大？
杨伯江：中日关系的战略环境的确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日战略竞争的局面正在形成，中日关系已是事实上的竞争关系。日本对华政策日益具备战略上的两面性，简言之就是经济上捞实惠，政治上搞对立，要借“中国威胁论”来谋求拥有包括军事主权在内的完整主权。再有，就是安倍利用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推动国际关系中的遏华因素，将加大中国崛起的困境。
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应该深入思考新时期的对日政策究竟该怎样做的问题。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根据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明确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明确日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中国能够接受的 “正常国家”，同时明确告知日本民族可以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强大中国。在此基础上确定通过什么手段、何种步骤来实现对日政策目标。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尽管在总体经济实力方面，中日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从科技实力、文化影响力和国际形象等因素来看，日本仍然领先于中国，同时日本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我们可以考虑适时与日方就重启战略互惠关系展开讨论，但必须牵制安倍只讲“互惠”不讲“战略”的意图。
应当稳中求进，继续推动中日经济关系。对中日两国政府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各自国内的经济问题都是相当棘手的难题，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才是真正对己有利的大局。从这个角度看，中日稳定经济关系，共促经贸合作，应该是符合各自政治当中的大局观念的。中日应在各种有可能的领域努力开展合作，如在能源利用、环保领域、中日韩自贸区等方面，扩大合作面。
美国因素也不容忽视，因为中国的行动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进一步修改以及将来日本安保立法的进程必然产生联动。应当争取日本未来不得在美国的推动下干预东海以外的海上热点问题。应着力巩固在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之后出现的中日关系缓和迹象。未来，中日之间应改变出现问题就停止对话的模式，中国应主动加强对日外交的塑造力。
中日海上争端蕴含的安全风险仍然很大，不可掉以轻心。应推进海洋事务磋商和海上联络机制建设，加强危机管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继续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力部署，保持军事威慑。安倍的支持率在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时都出现了下降，这说明日本国内进步力量仍能对其形成一定牵制。但一旦中日在海上擦枪走火引起冲突，安倍就有可能借机冲破阻碍，顺利实现修宪和通过各项安保法制，这在战略上不利于中国。
《世界知识》：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发出过日本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重新做选择的警告。请问你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杨伯江：我不认为日本会倒向中国，尽管这个国家对美国也有独立自主意识。记得2006年我在华盛顿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去拜访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他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曾经的成功历史决定了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拜伏在中国脚下。布热津斯基对日本民族性和战略文化还是不够了解。
吴怀中：我同意。中国强大起来、GDP是日本的几倍后，日本就自然会倒向中国，认为有这种关系自动生成模式的声音恐怕是过于乐观了。日本会力求成为自主一方的行为体，避免自己成为“战略洼地”，而不是甘于沦为其中一方的附属，这是日本骨子里很根本的东西。对日本心理和行为模式的规律，需要进行历史长线的总结和评估。将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可能会从现在的“安倍模式”——即，从政治安全上绝对的“联美（或者 “日美+X”）制华”，向较为明智、均衡的“日美同盟+日中协调”模式做一些调整和转换。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难以看到日本在中美之间重新做选择乃至“脱美入中”的前景。
李薇：我同样反对用“与强者为伍”这样的概念来预测今后的中日关系。哪有那么简单？这种逻辑思维如果在中国盛行，将是战略自满的表现。日本充其量是在用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办法与身边强者协调利益。这就牵出另外一个问题：中日两国要加强相互了解，这种努力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断。
中国是个哲学大国，是与非、对与错的二元对立观念时刻伴随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对身边事物的判断，而且串起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往往是激烈的革命。日本则只有改良、没有革命，日本人认识问题的思维习惯与中国人大不相同，要让日本人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方法行事是很难的，反之亦然。仔细研究日本人的长处和缺点，你才能理解这个国家为什么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总会出现问题。一旦你了解了日本的“性格缺损”，那么，向它展现必要的胸怀，并且用日本人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说给他们听，就变得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要反思中国在与日本打交道时是不是也有“性格缺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