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轮惨案”与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

蓝天碧海间的悲惨记忆
——“中兴轮惨案”与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
黄绍坚
“中兴轮惨案”与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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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塘“大温”：“中兴轮惨案”发生地
对于厦门本岛居民来说，翔安区大嶝街道阳塘村，或许只是个偏远、陌生的村庄。从市区搭乘公交车到这里，单程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其实，阳塘村一带海面景色很美。晴空万里时，站在村外防波堤上，七八公里外的大金门岛清晰可见，十多公里的南安市石井镇也依稀可辨。不过，当地最有特色的，当属村外防波堤上的挡风墙，居然是用一个个海蛎壳结串堆垒而成。在阳光的照耀下，雪白的海蛎壳墙顶，泛着珍珠般迷人的柔光；而串连它们的绿色网绳，则编织出一道郁郁葱葱的绿墙。在两侧绿墙白瓦夹峙间，捧出一条蜿蜒的红土小道，踯躅蹒跚地走向蓝天碧海。一切都美得出诗入画。

我到达阳塘村时，正值海水低潮。在绵远波伏的滩涂上，星星落落散布着讨小海的当地人。在岸边等了许久之后，我终于遇到两位结伴上岸的中年男子。

两位先生都姓张，阳塘村人。谈起6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起海难事故，他们说，听老辈人讲起过。“那里，‘大温’那里”，其中一位张先生，指着距离岸边约500米远的一处礁石说，“船就在那儿翻的。老辈人说，太惨了。”
“大温”是同安当地闽南话，我想，应该是“大礁石”的意思吧？

“中兴轮惨案”与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

行驶于海上的平底船：“中兴轮惨案”祸根之一

我到阳塘村的目的，是想核实6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起重大海难事故，史称“中兴轮惨案”。

1948年2月28日下午3时左右，由晋江安海开往厦门第五码头的“中兴轮”，航行至同安大嶝阳塘村“大温”附近海面时，因船上海盗抢劫，引发乘客骚乱，致使轮船倾覆，死伤惨重。

“中兴轮”隶属厦门“锦昌船务行”所有，该船行位于海后路82号，经营者为林水昌及其父林锦中。“中兴轮”建成于1947年，是一艘船长20米、宽4.08米、吃水深度最深0.80米的内燃机平底汽船，注册吨位为45.87吨，核定载客168人，其中，上层甲板核定载客49名，下层客舱核定载客119名。

其实，正如当年厦门市参议会在惨案发生后指出的那样：“以内河汽船航行外海，风险极大”。海上风波不定、风浪较大，平底船根本不适于在海面航行。这就为后来“中兴轮惨案”埋下了第一个祸根。

严重超载：“中兴轮惨案”祸根之二

1948年2月28日，周六，农历正月十九。
这天下午，一群返乡过完年的晋江侨胞，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乡亲，来到安海码头，准备搭乘“中兴轮”前往厦门，再由厦门返回东南亚。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一群海盗盯上了他们。按许国仁《“中兴轮”惨案纪实》一文中的说法：“其中有十多个晋江侨眷，手戴戒指，颈佩项链，满身珠光宝气，引起一群劫匪觊觎”。

大伙儿急着返厦，一群人闹哄哄地上了船。究竟有多少乘客在“中兴轮”上，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彭炳华《“中兴轮”惨案》中说：“‘中兴轮’载着300名左右的乘客”；许国仁《“中兴轮”惨案纪实》中却说：“满载200多名旅客”；《厦门政法史实（晚清民国部分）》中则提供了两个数字“超载旅客288人（一说275人）”。

查当年厦门地检处传唤“中兴轮”管理员姚水、船员林乙三作证时，他们俩说，当时上船的人数，“计收全票117名、半票30名、白票约二三十名”，临开船前，又有国民党官兵12人上船，总计在190人左右。不过，我很怀疑这个数字，因为据事后报告，“中兴轮惨案”发生后，大嶝阳塘村渔民救起60人、桑沪村渔民救起47人，而当日捞起的尸体就达126具，显然，“中兴轮”的管理员撒了谎。

具体有多少乘客上了“中兴轮”，也许永远搞不清了。比较可信的数字，是惨案发生3天后厦门《江声报》上的一篇社评中提到的：“据各报载，售票270人，无票二、三十人，超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严重超载，草菅人命，“中兴轮惨案”埋下了第二个祸根。

“中兴轮惨案”与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

海盗抢劫，船上枪战：“中兴轮惨案”的直接原因

据后来被捕的海盗纪染供称，那天下午，他和海盗同伙陈镭、李英、纪马来、纪孚、纪得水、陈志明、陈水俊、陈文珍、陈伦、纪心、纪教、陈捞等二十余人分成三队，分别由纪马来、纪得水、陈镭各领一队，从安海码头悄悄登上“中兴轮”，准备伺机抢劫。另外还有一队同伙，驾驶2艘帆船先行出发，准备在海中接应。

让这些海盗们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中兴轮”临发船前，国民党福建保安第一团第三大队大队长汪明远、前第三战区谍报组主任刘钟金等人率随员、便衣队员共12人（其中4人穿军服），也匆匆忙忙上了船。
照理说，船上有武装军人，这伙海盗该收手不干才是。谁知他们贼胆包天，仍然坚持按原计划抢劫。

下午3时，当“中兴轮”行驶至大嶝阳塘“大温”附近海面时，随着海盗头子纪心一声行动哨响，汪明远、刘钟金等人当即中弹倒地。悲剧就此拉开序幕。在狭小且严重超载的汽船上，双方拔枪互射，乘客们东躲西逃，小汽船左摇右晃。很快，“中兴轮”翻了。

“中兴轮惨案”与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

遇难人数：又一笔糊涂账

在“中兴轮惨案”中，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这又是一笔糊涂账。《民国厦门市志稿》中说“沉溺死百余人”，《厦门市志·大事记》中说“死难者共162人”，《同安县志·大事记》中说“淹死乘客168人”，《泉州市志·大事记》中说“136名旅客遇难”，《晋江市志·大事记》中说“100多名旅客遇难”，但《晋江市志》卷10《交通志》中却说“176名旅客丧生”，《福建省志·交通志》中也赞同这一数字，称“176名旅客丧生”。

即使是专门的研究文章，同样令人一头雾水。许国仁《“中兴轮”惨案纪实》中说“遇难旅客138人”，彭炳华《“中兴轮”惨案》中却说“死难者在一百六七十人”，《厦门政法史实（晚清民国部分）》一书则给出了两个数字：“计已捞尸体及亲属登记而下落不明者共死难162人（一说169人）”……

看来，想弄清真相，已经不可能了。这不得不令人感慨：中国人的命，为什么永远那么不值钱？

回望历史：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活动

“中兴轮惨案”触目惊心，但回望历史，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活动，却屡见不鲜。

据《厦门政法史实（晚清民国部分）》一书记载：1926年8月14日，枪决海盗10名，判刑5名；1929年8月18日夜，航行于厦门至海门之间汽船发生绑票案件……

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物价狂涨，民不聊生，海盗现象愈演愈烈。1946年12月1日，“后溪”帆船在翔安新店海面被劫，“金兴”帆船在烈屿海面被劫。1947年3月15日，“集美七号”轮在牛头山海面被劫，乘客童华赏被打死。次日，“集美六号”轮上警察与海盗枪战，海盗3人被捕。同年6月19日，“金利兴”帆船在烈屿海面被劫。10天之后，角尾乡乡长黄元纯在返回角尾的船上被海盗枪杀，全船被劫。过了一个月，7月19日，海澄港尾警察所长陈蔚西、警长杨清泰来厦，在船上被人枪杀……

不过，在“中兴轮惨案”之前，厦门附近最轰动的海盗抢劫案件，当属“万福士轮劫案”。1947年12月17日，由港来厦的“万福士”轮在汕头海面遭海盗抢劫，全船被劫财物折合港币180万元，同时，集友银行总经理陈厥祥（陈嘉庚先生之子）、集友银行业务主任白圻甫、汕头市侨务局局长陈伯旋等6人遭海盗绑架。1948年4月，在支付赎金之后，6人才被放回。

《生活不景气，人心好斗》，1948年6月《江声报》上的一篇报道以此为题，道出了海盗横行的深层社会原因。

“中兴轮惨案”与民国时期厦门的海盗

“中兴轮惨案”的结局

不过，生活所迫固然值得同情，却绝不能成为谋财害命的理由。

“中兴轮”覆沉后，在船上的海盗们也一同落入水中，匪首纪心、海盗陈伦和另一不知名同伙当场淹死，海盗纪染被捕后病毙狱中。1948年4月26日，在隆隆的雷声中，海盗陈镭、李英、纪马来、纪孚、纪得水、陈志明、陈水俊等7人被国民党厦门地方法院判处死刑，海盗陈文珍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年8月11日，7名海盗被执行死刑。在此之前的6月6日，另2名海盗纪教、陈捞也被国民党厦门地检处提起公诉，后来，纪教被判处死刑，陈捞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还有一位漏网的海盗陈福，直到解放后才被人民政府抓获，最终也被判处死刑。

至于贪财图利、不顾乘客生死的“中兴轮”船东，及同样往来于安海至厦门、途经“中兴轮惨案”现场、却见死不救的“顺庆轮”、“凯歌轮”的相关责任人，受到的处罚却很轻：“锦昌船务行”初被吊销执照，不久后变更登记为“锦祥船务行”，重新营业；生还的“中兴轮”船长伍赞，仅被判处拘役6个月，旋即缴纳罚金出狱；“顺庆轮”船长洪学溪、“凯歌轮”代理船长王训曾被提起公诉，结果不了了之。“中兴轮”也被捞起，翻修后改名“中祥号”，改航厦门至海沧一线。1952年，随着“锦祥船务行”的倒闭，“中祥号”（“中兴轮”）被卖给厦门轮船公司，不知所终。

1948年3月14日至16日，在厦门本地影响最大的报纸《江声报》上，6名“中兴轮惨案”的幸存者，连续3天在报上刊登《中兴轮惨案幸获救生还、受恩人鸣谢大嶝阳塘社营救启事》。《启事》内容如下：“此次蒙难，性命垂危，千钧一发之际，幸蒙大嶝阳塘社渔户张注来、张清潭、张瓦诸君，奋不顾身，鼓舟营救，庆幸生还；并蒙灌救，妥保行装，招待备至，情重九天。谨此登报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