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2049——印度洋与中国政策 张文木教授（ 三哥颤抖吧！）

亚丁湾护航是我兔开拓印度洋这个大战略的起点。。。

张文木是不读死书，能容会贯通的。
而且红果果的毛粉。

张文木（简介）

　  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问题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曾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其间曾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当时他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更是甚嚣尘上。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目前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 “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迅速加大国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 “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
　　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 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个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现在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权问题。而中国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的关键也就是海权问题。
　　张文木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不是“美国式”的霸权。
　　霸权就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张文木看到美国开始时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比如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
　　中国要争取海权，就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　但是在许多场合，很多人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张文木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文章中提到的蛮子，应是英文Manchu，对满洲的音译，指的是清代中国。

看了2个小时。

地球人的那点事 发表于 2014-11-11 17:26

不客气！张教授是很有大战略眼光的人

（五）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有的同志会问，看看地图，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国？但此大国非彼大国也。

大家知道，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割据势力把持着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粘合起来的。英国人那个时候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阿富汗的战争。

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但为了长期控制印度，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也是一样）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给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统一灵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统一文化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其实，美国民族问题最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防止德国人窃听，美国军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语通电。但美国从来不强调这些，只说他们是一个民族，说的是一种语言即英语。西方人赠给印度的桂冠是“种族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 孙渝红博士论文：《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大学，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H09；DOI：CNKI:CDMD:1.2009.198012。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35-2009198012.htm。]。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鸦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后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将印度统一民族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拍碎后完成的：从封建的、殖民主义的到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意识形态全被保留且不可动摇。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权并使印度获得独立，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遗症也很大，就是谁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权保留了下来，治理成本极大。这样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包袱越重，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文献版社，2005年版。]。

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同，印度独立后其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双向循环过程要经历很复杂的利润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庞杂的私有产权偿付大量租金，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钱投资到生产中，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者的产权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45页。]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Ｋ.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 资料来源：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5~46页。]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 《垄断调查委员会1965年报告》，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页。]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

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是由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造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打破封建和官僚买办的剥削生产关系。“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

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 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认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而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国主义的剥削、彻底改变地权和田赋制度，以及国家承认有向农村失业群众提供工作的义务。” 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指出：“必须组织合作社来耕种开垦的荒地和由国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励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农业；不承认国家和耕种者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地主，他们的各种权利以及土地财产所有权被付与必要的令人满意的偿金以后由国家征收；在现有田赋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来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对实际的小耕种者适当减轻田赋负担。”转引自黄思骏著：《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页。]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与此同理，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 “土地改革计划开始具有雷鸣般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变成了没精打采的事情。”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我们看到，正是发生在建国之初的由不同的社会革命导致的不同的资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铸定了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先天不足的“经济胚胎”，这种“经济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即民族市场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润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购买力。正是由尼赫鲁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国家生命体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落伍于中国。
笔者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拙著《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一书中，曾对印度的未来前景作出的评估，与尼赫鲁“销声匿迹”的预言相近似。现转录于下：

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50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4．最后，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发布报告称，印度具备的经济潜力不逊于中国，从长远来说，其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据悉，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咨询和情报机构背后都有NIC的影子，其中也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NIC承认了中国眼下的绝对经济优势。NIC指出，根据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印度同中国还不可同日而语。仅从近几年来说，印度的累计增长率就落后了中国20%。NIC同时指出，一批专家在接受其访谈时均指出，印度的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一旦充分发挥，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报告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继承了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套成熟体系，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大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公司，而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隐忧正是其“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经济也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缺乏一批有核心优势的本土公司。报告最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问题。NIC认为，相比印度能够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目前的增长速度至少要低2~3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习气还很严重，营商环境不甚乐观。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于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仍然心存犹疑，处于观望姿态，从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国。同时，印度的政党斗争过于激烈，使得政府无法一以贯之执行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资料来源：“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或取代中国火车头”，《印度时报》比较两国：印度有对华优势，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632639.html。]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2000年间笔者去印度进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许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极简单的事情如计划生育、汽车排气标准、增减工资福利、街道摆摊等，都在一次次讨论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据悉，却是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知道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 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 “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文献版社，2005年版，第96～98页。]

理解这些，也就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对印度未来出现“销声匿迹”的可能如此担忧。

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 [西汉]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联，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你看看欧洲中世纪内耗成什么样子了，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其统一速度在加快，其整体性加强了；而在中国和印度，西方人却鼓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诱导他们的国家走欧洲曾走过并带来巨大灾难的“威斯特伐利亚”[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而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与中国战国时期至少名义还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欧洲大陆当时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之后即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国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这一结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中世纪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没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来西方动乱的温床的一面。此后欧洲国家间可以不顾以往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那种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维系而理直气壮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最后将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推向印度洋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霸权。

（六）印度洋将是拖垮美国的不归死地

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合乎逻辑地将美国开战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区尤其是波斯湾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

对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国——尽管渴望有增无减——远不如当年英国。原因是当年的英国是工业国家，而今天美国是个由华尔街统治的金融国家。今天的美国已没有自己的工业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和农业是国家的肾，美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的倒台说明美国得了“肾衰竭”，美国的肾被华尔街大亨们摘了。没有“肾”就不能造自己的“血”，这就是国家金融。今天美国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美国“肾”都没了，所以它走不远。奥巴马不愿再打叙利亚，因为美国实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说的“各国国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 转引自[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4页。]这句话的启发，推说要有国会批准，这让华尔街不高兴，华尔街的美元得靠中东石油撑着，既然白宫战略东移拿不下中国，那奥巴马就还得返回去拿石油。奥巴马若不打叙利亚，那华尔街就不给你“发工资”，很快美国白宫便遇上“财政悬崖”，行政各部也随即关门；奥巴马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都没钱参加。所以说今天的美国真的不能与当年的英国比。垂死的人，会更疯狂、更残忍、更凶恶；就美国而言，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国家更具危险性。

（三）“均势”理论对世界版图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接的中间区域开始破碎？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有关。公元3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在欧洲迅速兴起，借助意大利在欧洲世俗王权之外形成了另一个政权实体。与世俗王权一样，它在世俗王权之外也有完整的税收、法庭、军队和领土主权权利。由此便形成了与世俗王权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接区域，南北双方相互通过肢解对方领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便在这一区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扩张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这一特征让英国大获其利并因此主导了世界近代史：英国从教皇那学会了用肢解版图或者制造“均势”打击对手国家和控制欧洲继而世界的策略。海权理论的先驱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 转引自[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但是，破碎并不是欧洲板图的原貌。欧洲在罗马时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国还高。罗马从建立共和到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的九百多年间，欧洲基本保持在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罗马帝国控制着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欧洲主要地区；而此间中国正经历着从战国到隋朝的历史，其间不知有多少个法统，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对称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欧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曾出现的“五胡乱华”的形势转入欧洲：中国的版图越来越大，统一性也越来越强，而同期的欧洲却越来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欧洲有了政教二元冲突，基督教与欧洲王权争夺的太激烈了。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3页。]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要打倒教权，支持王权，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欧洲二元对立导致的地区破碎带来的危害，他们赞扬中国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统一性。文艺复兴时伟大的思想家阿利盖利·但丁[[意]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中世纪诗人，出身于佛罗伦萨贵族世家，担任过佛罗伦萨最高行政长官，后因政治因素被当局流放，终生再未回到佛罗伦萨。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代表作品《神曲》，该书被誉为中世纪文学的巅峰之作，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先声之作。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并称为世界三大文学巨匠。]预见到这一结局，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说：“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 [意] 阿利盖利•但丁著，朱虹译：《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得干脆简洁，他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页。]汤因比与但丁生活年代虽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说的话几乎就是前者的同义反复。

（四）中国革命的胜利阻止了亚洲地缘政治欧洲化的进程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远东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国，他们知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中国太大而无法征服，于是将中国版图进行欧洲式的改造则是他们思考的问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早就提醒西方列强注意这一点，他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说：

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显然，长江是中国版图南北之间的中线，中国如果从长江开始分裂的话，中国继而亚洲大陆就会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称型破碎：先从中心两端如云贵和江浙地区分崩，然后再从中间武汉地区离析并导致中国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如果中国分裂，亚洲的整合就永无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国，那削弱亚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之外鼓动形成可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构成与中国对称的大板块。试想当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西班牙；再试想此前如果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德国，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在亚洲就转入类似 “法国”在欧洲的形势了。如果按物理学“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这三个对等“矢量”的对冲就会大大降低亚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欧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势就会降落亚洲，亚洲也就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欧亚历史比较说明，大一统产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产生的多是内耗式负能量。正是因为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着破碎尤其是对称型破碎性质，欧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欧洲的内耗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在此前后从法国及俄罗斯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欧洲扩张已覆盖远东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但在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西方殖民势力为此撤回欧洲参加战争，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同样的道理，西方人要击败中国的前提也是让中国回到与欧洲大陆相同的破碎版图，至少也要让中国回到“五胡乱华”的时代。日本人就是这样，20世纪30、40年代，它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剥离出若干个傀儡政权，抗战胜利后，苏联和美国又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要将中国一分为二。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

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转向中国内战，他们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东北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西南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资源，有了这份资源，中国未来的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南北反倒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者的奋斗，今天亚洲版图就很可能成了欧洲那样看起来象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3页。]。

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国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不仅对中南半岛和平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和平是有大贡献的。前一段时间，西哈努克去世时中国高规格地出席柬埔寨举办的悼念活动，这说明中国非常重视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将其看作是保障中南半岛和平的支点力量。

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缘政治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缘政治，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比喻说“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越南眼中的中美抉择：天堂很远 中国却很近》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

（一）版图由东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政治和经济的结论首先受到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的限制和约束。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变的要素，遇到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将是决定国际间和洲际间关系的条件。”[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8页。]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首先要搞清这一地区的“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
总体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版图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印度洋北岸可分东北和西北两向。东北面是亚洲板块，西北面是欧洲板块。欧亚板块的地缘政治的总体特点是二者面积悬殊、但国家数量却接近[ 亚洲共计49国，面积4 400万平方千米；欧洲45国，面积1 016万平方千米。根据黄秀莲、沈文轩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提供的资料统计。]，其整合程度形成鲜明反差：亚洲板块的特点是中心国家巨大、四周国家碎小，中国是亚洲的主体和中心，破碎地带发生在中国周边，周边与中心国家间不对称破碎特点明显。欧洲则是中间国家碎小（如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等），而四周国家较大（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及东欧诸国），国家间对称型破碎特征明显。在两大板块中间的正北面，是麦金德说的欧亚“心脏地带”的核心地带。在南亚和西亚，分布着以印度和伊朗为重心的次区域国家群。它们分别围绕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对称破碎地带。但比较而言，中国、印度、伊朗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整合程度由东向西逐次递减。所有这些区域中心又围绕中国并与中国形成不对称关系。亚欧地理板块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的参照。

（二）俄罗斯和英国在大陆均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理论总结

在欧亚大陆板块北面，还有一个既难以融入欧亚又有较强的介入能力的国家，这就是俄罗斯。在欧洲或亚洲地区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时候，俄罗斯总是起着平衡杠杆的作用。比如近现代拿破仑、希特勒打破欧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亚洲平衡的时候，俄罗斯往往担当着 “最终裁判”的角色，俄国的最后临门一脚，往往决定着全局的胜败。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国政府战后注意苏联的这一特殊作用，他写道：“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0页。]“俄国将是大陆上最强大的陆上势力，有它作为盟国，对于英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其实，只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欧洲边缘地区树立霸权，苏联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6～107页。]基辛格对俄国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不无羡慕地评价说：“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页。]

与俄罗斯陆权平衡杠杆相对应的是英国，英国自从占领印度后，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过海权平衡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的角色。马汉在1900年写的《亚洲的问题》一书中说：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与此相对应，英国借助印度也担负起遏制俄国和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马汉说：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印度由于距离的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19页。]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国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将东欧政治思想带入美国。曾在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任职。他教学的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学上。49岁死于癌症。]教授推进了马汉和麦金德的学说，提出陆缘地带（亦称“边缘地带”）理论。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中，斯派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心脏地带的外缘大陆地带如中国、印度、巴尔干、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那句战略名言提出挑战，他说：

这个帝国（苏联——笔者注）在寻求通往海上的途径时，在19世纪发现它的出路被扩张到欧亚沿海地区的不列颠海上势力所拦住。不列颠帝国的地位建立在从海上包围欧亚大陆的基础上，这种包围是由它的海军控制着周围海道来维持的。这种地位可以由于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一个竞争的海上势力或由俄国的陆地实力侵入到沿海地区而受到威胁。

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是错误的。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麦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仅看到俄国与海洋国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面，他认为海洋国家可以借助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平衡作用，主张美国和英国两个海上边缘国家联合位于陆上“边缘地带”的苏联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认为“为了获得大陆的支援以对抗边缘地区势力的威胁，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势力结成联盟是明智的”[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3页。]。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结尾时更是强调：

目前我们正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继续在起作用，所以根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是我们在战争胜利后的目标。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仍要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强国合作。世界其他两个巨大的强国——俄国和大不列颠——也会感到他们的安全由于欧洲和亚洲建立了某一个霸权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既然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地和孤立地对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们的合作将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2页。]

只有地区破碎才能出现“均势”，斯皮克曼所谓的“均势”，说白了就是让多种力量对等的对手在相互牵制中动弹不得；而只有借助环绕于欧亚大陆的如英国、苏联等边缘大国并与其建立联盟，美国才能达此目的。这是与麦金德理论不同的地方。麦金德理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而皮斯克曼理论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合作成功解决世界难题后的理论总结。

（二）印度洋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

前述表明，印度洋是历史大国崛起并进入帝国后的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较早的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十字军，还有蒙古帝国、拿破仑帝国、英、俄帝国、美帝国等，它们的盛衰转折点都在印度洋北岸。也有人认为，那时古代军事动力还处自然阶段，没有远征的能力。那我们再看看19世纪的英国人、20世纪的苏联人和21世纪的美国人，他们都是工业革命后的国家，其军事动力技术基本反映了同时代的最先进水平，但他们都败在帕米尔高原脚下。

阿富汗似乎是世界的旋转门。对此，尼克松看得明白，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他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指出：

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1952年我访问阿富汗国王时，他曾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亚历山大大帝说，“我再没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2页。]

历史上，最先挤进这扇门的大多又都被甩到最后。小布什不信这些，坚持先搞定阿富汗，很有些号召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的气派，借“9·11事件”引发的世界对美国的同情，以“反恐”为名，又有联合国的授权，直接就冲到阿富汗，结果打了十多年，最终也还是从阿富汗败退下来。当年他到阿富汗时，既有“天时”即世界善良的人对美国遭难的同情，也有“人和”即联合国授权，就是没有地利。一道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屏障，这条被哈·麦金德称为“雄伟的屏障”[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4页。]的山带就像一尊耸入苍穹山神，让古今所有扩张至此的帝国，都是有来无回。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国政治的汇合与转折地

（一）历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变动最先传导到印度洋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其子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随即东征并进入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为塞琉古（叙利亚）、托勒密（埃及）、马其顿和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帕加马（小亚细亚）等。

此间罗马从中地中海崛起。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罗马经过与迦太基的争夺，控制中地中海；公元前215年至前146年，罗马发动了四次马其顿战争，前192年至前188年，罗马与马其顿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及伊朗高原建立的塞琉古王朝为争夺小亚细亚发动的“安条克战争”，获胜后罗马势力到达叙利亚一带；公元前31年罗马共和国的马克·安东尼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法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联军与屋大维之间一场开展海战，埃及皇后克里奥帕特拉与安东尼的联军败给了屋大维。公元前30年，屋大维的罗马军团全面占领埃及，至此，罗马势力从中地中海逼临印度洋。罗马征服了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又通过叙利亚战争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亚的部分地区，建成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此后，罗马帝国进入衰落期。哈·麦金德对此评论说：“罗马人并没有接管马其顿人所征服的亚洲西部。就象罗马军团防守的来因河和多瑙河，标志着罗马从地中海北进的限度，另由军团防守的、从北流向南（还没有转向东南流）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标志着他们从地中海东进的限度。”[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8页。]
罗马帝国衰落期间，基督教崛起并在意大利建立了强有力的宗教权力。1054年，罗马教皇马尔班二世号召组织十字军东征，历时近二百年（1096～1291年），曾攻占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失败后，罗马天主教势力衰落，欧洲世俗势力和新教开始崛起。

拿破仑战争是资本全球化以来法国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并由此开辟资本多极化历史进程的战争。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开始考虑取代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战略。基于对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认识，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1805年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 曾任印度总督的寇松称：“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2页。]。特拉发加海战[ 1803年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与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再次爆发战争，拿破仑计划进军英国本土，为牵制住强大的英国海军，拿破仑派海军中将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与英国海军周旋。1805年10月21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外海面相遇，战斗持续5小时，法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打击，主帅维尔纳夫以及21艘战舰被俘，但英军主帅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中将也在战斗中阵亡。此役确定英国随后百余年海洋霸权的地位。]失败后，拿破仑被迫放弃侵英计划，转而对英实行经济封锁，切断英国的海外财源及对反法同盟的经济支持，确保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为此，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发布敕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许驶入帝国控制的任何港口。同时，拿破仑考虑对英国釜底抽薪，从印度打击英国。1807年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这些政策虽给英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英国实施的反封锁亦给法国和大陆各国造成严重后果。拿破仑为了保证对英封锁的有效性于1812年入侵沙俄，法军军事优势随即丧失，拿破仑帝国由此瓦解。

俄国在西线联合英国等国打败拿破仑后，便全力调头南下并以绝对的优势迫使伊朗于1813年10月在古里斯坦与俄国订约议和，被迫割让格鲁吉亚等地区；给予俄国商人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同意俄国独享在里海设置舰队的特权，伊朗则放弃在里海保有海军的权利。英俄在印度洋北岸的矛盾迅速激化。

1814年11月，英国和伊朗签订条约，伊朗获得英国的财政支持后，再次向俄国挑战。1826年7月，伊俄战争爆发，伊朗战败。1828年2月，伊朗与俄国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宣布放弃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力。1837年10月至1838年8月，伊朗在俄国的支持下围攻赫拉特汗国，英国立即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伊朗撤兵；同时英国派代表到喀布尔要求与阿富汗缔结反俄国的同盟。阿富汗提出要收复被侵占的领土的要求，英国予以拒绝并出兵阿富汗。1856年10月，伊朗再次兵临赫拉特，英国向伊朗开战，1857年3月，英伊缔结和约，伊朗保证不再干涉赫拉特内政，一旦赫拉特与阿富汗冲突，即请求英国调停。

19世纪40年代，欧洲普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遭俄国沙皇的野蛮镇压，俄国在欧洲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俄国决定趁机夺取黑海海峡，将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俄随后南向中亚[ 据《维基百科》，中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英语可译成Middle Asia）是指历史上曾经为俄罗斯所统治的位于亚洲中部的非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后者（英语可译成Central Asia）范围较为广泛，即指亚洲中部地区而不论这些地区是否曾受俄罗斯统治。笔者一般遵守狭义定义，但在涉及到中亚五国至波斯湾一线地缘政治论述时，笔者则采广义定义。]扩张。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

与此同时，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时任外交事务次官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Ｇ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年）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168页。]随着美国、德国、日本的迅速崛起——这在相当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并引起英俄的恐慌，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签订和解协约：协约将伊朗一分为三，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放弃了俄与阿的直接外交关系。双方表示不干涉西藏内政，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西藏进行交涉必须通过中国政府。至此，自拿破仑战争后，英俄两国争霸世界的“冷战”，在通往北印度洋的道路枢纽即中亚阿富汗地区结束，俄国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衰落下去。

同样的路径在20世纪下半叶美苏争霸中再次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经过长期布局后，其争霸从西欧到巴尔干再到印度洋北岸地区，最终又在阿富汗狭路相逢，苏联被迫于1989年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解体后，1999年，西方军事突入巴尔干俄国传统地区，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美国又军事介入阿富汗，此时的俄国已无力反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20世纪末苏联人栽在阿富汗的命运相似，21世纪初的中亚在苏联解体20年后也成了美国人的“滑铁卢”。

（三）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的地缘政治非常重视，他说：“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丘吉尔更是说印度“那是英国皇冠上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 转引自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ry of India.Teen Murti House.1999，p.438.]。尼克松在书中对英国控制印度洋的手段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直到1973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才知道波斯湾有一些小小的酋长国，但是英国的统治者们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在注意它们的事务的最微小的细节。

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作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 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

哈·麦金德说：“英国海军力量最了不得的结果，可能是大战前一个世代内在印度洋取得的地位。在印度的英国统治有赖于来自海上的支援，但是好望角、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整个海面上经常没有英国战斗舰，甚至连一等巡洋舰也没有。实质上印度洋是个‘内海’。”[ [英] 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0页。]英国人能控制印度洋一个半世纪，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了印度洋中的埃及而且还控制了印度这两个从地缘到资源都是最重要的大国，控制了埃及也就控制了西印度洋，而控制了印度，也就基本控制了印度洋。英国在这一海域的强大制海权是因为有在埃及和印度的制陆权的支撑，英国利用这两个国家的丰富的资源支撑了好几场陆地战争，埃及的资源支撑英国开展在东地中海的战争，而印度的资源则支撑英国开展在阿富汗和中国东海的侵略战争。

作为世界海权大国的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一实践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海权学说，这就是：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制海权的制陆权也是不完整的。可以这么说，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就没有绝对的制海权；反之，没有绝对的制海权，也就没有绝对的制陆权。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24页。]

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同理也可推出，没有绝对的制陆权也不会有绝对的制空权。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得好：

翱翔在蔚蓝天空中的银鹰，可以是自由的象征，是征服空间的表现；它可以表示人类不再受陆地的约束；所有这一切虽然和诗句一样的美丽，但却不是现实。显示我们空中力量的飞机，是由看不见的线索，与它们的作战基地、与基地以外的得克萨斯油田、我们的电力水坝和圭亚那的铁矾土矿藏联系着的。那些翱翔的银鹰，它们的自由是假相的。它们能从地上起飞，是因为卡车从火车站、港口和码头运送了汽油、滑润油和弹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空军，是由于在海道的终点有轮船和火车的供应才成其为空中实力；而德国对抗我国空军的最有效的武器，不是快速的麦赛米特飞机，也不是威力强大的容克飞机，而是航行缓慢的潜水艇，这些潜水艇在中途击沉了我们从墨西哥湾各港启航到远方战场去的油船。现代的全球战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从欧亚大陆周边的海军基地赢得胜利。我们必须接受大陆战所表现的陆上势力的现实。[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7页。]

今天的美国可作上述观点的反证实例。正是由于没有在印度洋获得像英国那样的制陆权，今天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就显得势单力薄。美军在印度洋的最重要基地是位于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岛，该基地位于印度洋中部，可支援中东和波斯湾，监视和控制印度洋海域，但毕竟面积不大，其所能提供的作战资源更是有限。美国所能在此显示的制海权也更多的是由此出发的航母群的威慑。但航母只具有持续威慑力而无持续战斗力，这对大陆国家作用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洋成了美国攻坚的重点。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就缘于美国和苏联要取代英国，当年把英、法赶出地中海以后，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继而世界也就转入美国和苏联手中。21世纪始，西方策动的“茉莉花革命”最早也是从印度洋西北岸的中东地带开始的；2011年欧洲进军非洲也从埃及切入，接着就是利比亚。

2008年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此时的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欧洲的——用奥巴马的比喻就是“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 《奥巴马在英国议会演讲》（2011年5月25日），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1_05/26/6640973_0.shtml。]——统一进程却在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独立”并很快获得欧美外交承认，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洲召开首届地中海峰会，决定正式启动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时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从当时会议现场照片[ 《地中海峰会正式启动“地中海联盟”计划》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8539909.htm。]看，此时的欧洲人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感觉。在他们眼中，历史似乎正在从“雅尔塔体系”向欧洲人久违了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与20世纪初期欧洲主导世界形势不同的只是，21世纪初的世界体系的主导权尚在美国手中，因此，如果以主导权优先原则排序，它应该被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接近完成，接下来将是远东太平洋地区。

人们会问，为什么要打利比亚？这是为了防止地中海南岸两个大国即埃及和利比亚联手，先断其指，再击其腕，使之不能形成力量。为什么不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下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法国人对这一区域比较有把握。最后，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军事力量拿下利比亚？这是因为欧洲人从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明白：地中海是欧洲命运的旋转门，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亚（即古代迦太基领土部分）便是历史上欧洲开启这扇旋转门的枢纽。罗马人早就看到这一点，当年伽图在元老院每次议事完毕时，都要重复说一句：“迦太基非灭掉不可。”[ 转引自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明，而成就罗马文明的关键步骤是罗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一带）并于公元前146年对其实行完全占领[ 似乎是历史的重演，为了推动“巴塞罗那进程”，萨科齐也是从突尼斯开始推动其主张的“地中海联盟”计划。2008年4月28日，萨科齐在8月份的巴黎峰会前访问突尼斯并获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对萨科齐提出的关于建立地中海联盟的计划的支持。这是他担任法国总统不到一年时间内第二次访问突尼斯。来源：《突尼斯总统和萨科齐会谈 讨论地中海联盟计划》，http://news.sohu.com/20080429/n256573256.shtml。]；同样，来自中欧平原的汪德尔人（Vandals）占领迦太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横贯北非的汪德尔王国，公元455年又趁西罗马帝国内乱从迦太基发兵北上攻陷罗马城，由此结束了欧洲的古代文明即罗马文明。现在欧洲军团又复述着伽图“迦太基非灭掉不可”的咒语、踩着罗马军团的鼓点再次从当年的“迦太基”（突尼斯）进入北非，接下来便是沿着古罗马的老路转向西亚，而2011年初爆发的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其起因和结果都很像当年安息帝国[ 安息帝国，亦称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224年），是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王国。安息帝国坐落在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使帝国成为了商贸中心被认为是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

历史上，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时常爆发冲突。公元前53年安息人在卡雷战役彻底击败克拉苏统领的罗马军队。后经过多次冲突，罗马人东进的势头大体在此遏止。]与罗马的战争——则是欧洲重返印度洋的序幕。

（二）印度洋成为大国争夺焦点

中世纪时，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大家重视的是脚下那块地。对海洋则持无所谓的态度。当世界连为一体，当世界生产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天然气、石油及其他矿物质就成为一个工业国家不可或缺的原料。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就成了工业国家争夺的对象。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一是市场，二是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在市场和资源两个方面都为近代以来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说：

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 “彼得一世遗嘱”，转引自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拿破仑从欧洲的视角提出他关于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战略中作用的观点。他说：

“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 《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页。]“如果亚历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么，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就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 《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1页。]

埃及是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桥头堡。拿破仑认为，英国是个工业国家，主要靠外部资源支撑，因此占领了埃及，就掐断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联系，相当于切断了英国的血管，英国自然也就变弱了。其次，控制了埃及，也就从欧洲方向基本控制了印度洋。哈·麦金德从英国人的视角总结说：“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中，几乎就横扫了他那时候的俄国有人烟的地区[ 即能为作战军队提供给养的地区。——原注。]。拿破仑被撵下来，部分原因是法国人力枯竭，但主要是由于他在西欧的领域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所围，因为英国能从欧洲之外把给养运回本国，并切断西欧，使它得不到同样的给养。”[ [英] 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1页。]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此有详尽的论述，他写道：

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 黎凡特（Levant）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地理名称，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的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的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241页。]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苏谈判曾多次提到印度洋。希特勒想以印度洋为诱饵引苏联加入轴心国，据时任苏联外长的莫洛托夫回忆，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他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表示，“苏联准备接受里宾特洛甫在柏林提出的德、意、日、苏四国关于实行政治合作和经济互助的公约”，其条件是“承认总方向面对波斯湾的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为苏联领土意向的中心点。”[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的地带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

人最熟悉的路莫过于上班和回家，因为他要上班挣领工资和回家休息吃饭；同样的道理，地缘政治学说最关心的不是地理而是资源，是因资源关注地理。故曰：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如果没有资源，地缘则无意义。对此，地缘政治理论的先驱者麦金德看得明白，他说：

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在近四个世纪来，每约100年我们就有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不平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换句话说，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回事。[ [英] 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14页。]

古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基本围绕中原地区，这是因为中原有可耕地。中世纪的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而且是可耕地，所以，人们围绕着土地资源建立起了要塞、城邦等。现在有些人否定资源斗争的本质，说将来高科技的情况下这些都不成问题。比如有了海水淡化水技术，水也不成问题了。但人们要问，在这之前怎么办？人总不能等到海水淡化成功且能成为低支出的商品时再喝水。政治较多考虑的是日食住行家常事，较少考虑的天边够不着的事。政治问题若指望科技发展了再解决，那黄花菜都凉了。科技创造或转化出的新资源若成了百姓日用而不是少数人的科学试用，那时它就成了政治考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如果将眼前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以“科技发展”为借口推到未来，这是回避责任和不愿担当的作法。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国家考虑并争夺的还是如粮食、水、石油、天然气等关乎百姓生活的常规资源。从世界地图看,资源丰富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曲折，而每个拐点都是军人的血染出的；而那些没有资源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直。世界上只有资源极丰富或极贫乏地方不用争，前者如现在五星级宾馆的“自助餐”，后者如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跟苏联人谈判时玩深沉，就是不直奔主题，结果总是失去最好的时机。而德国人跟苏联人谈判，直截了当地讲势力范围划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这使希特勒得以挥师横扫西欧。1944年10月，丘吉尔来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一改前任张伯伦虚与委蛇的做派，一上来就写了个纸条，标出英苏在东欧的划分比例：罗马尼亚，俄国占90%，英国占10%；希腊，俄国占10%，英国占9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俄国占75%，英国占25%。斯大林说好，划勾表示同意，这个事就办成了。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玩不得虚：说是战略互惠伙伴，那就要先算账、打墙，其余以后再说。强者跟弱者可以不谈条件，但弱者跟强者甚至强者与强者谈判都不能玩虚活。

丘吉尔谈判的方法就是先打墙、再算账，而且他账算得非常有学问，不是漫天要价。为什么罗马尼亚他让给俄国90%，丘吉尔知道英国的力量只能到地中海沿岸，而罗马尼亚在俄国家门口，处英国的力量极限之外，能拿到10%就不错了。小布什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2008年他派军舰到黑海挺格鲁吉亚，结果普京让其碰了一鼻子灰；美国之于台湾、日本之于钓鱼岛，在中国面前都是这个道理。丘吉尔知道他能要、该要和不能要、要不到的东西，他跟斯大林俩人因懂历史而容易沟通。希特勒没理解历史的精髓，在张伯伦面前漫天要价，最终双双翻船落水。丘吉尔为什么敢要希腊的90%，因为历史上俄国人从来没有打出过黑海，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打了十几次大仗，1863～1866年俄国与英法之间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其规模几乎就是一次小型世界大战，即使如此，俄罗斯也没有南下越出黑海海峡，同样西方人也没有从地中海北上拿下克里米亚。斯大林熟悉历史，明白俄国人的力量越不过黑海海峡。正因此，1948年斯大林对接近成功的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不予支持，据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在其回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谈话中表达了对希腊起义的看法，他问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卡德尔：“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 转引自[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这段谈话在季米特洛夫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录，参见[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453页。]在斯大林看来，在手够不到的地方动手，增加的就不是战果而是负担。丘吉尔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索要90%的希腊，但对在俄罗斯力量范围之内的保加利亚，丘吉尔就只能索其25%了。同人与人交往的道理一样，国家关系首先是物质利益及其分割能力关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得好：

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区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三）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其中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西汉] 司马迁：《货殖列传》。]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

为什么说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呢？其原因有二。

第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不仅丰富而且关键，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路必经之地。其中，马达加斯加、迪戈加西亚和斯里兰卡，是控制印度洋的关键岛屿。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马达加斯加是欧洲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洋更多的是指北印度洋，因为从这里可以经苏伊士运河直接进入欧洲，马达加斯加的地缘政治位势也就相应地大幅下降。但它仍对控制西印度洋以及东部非洲沿岸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跳板作用。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后，迪戈加西亚、亚丁湾和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同步提升。如果我们可以将印度洋中的这些岛屿列入地缘政治的一级位势，那么，在此之下的阿明迪维-拉克沙群岛、索科特拉岛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则居于二级位势，一旦控制前二者，就和迪戈加西亚一道锁住了从阿拉伯海经印度洋东入太平洋进入亚洲、西入红海进入欧洲的通道，而控制后者，就锁住了马六甲的西北出口。

第二，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不厌其详的大段介绍，他写道：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如果苏联有力量关掉中东的石油龙头，它就会有力量使工业化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它屈膝。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人没有必要像他们接管阿富汗那么实际接管波斯湾国家。他们通过外部压力或内部动乱，使西方得不到这些国家的资源，也可达到他们的目的。

苏联人长期以来就知道这一点。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追述了苏联一位高级官员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次谈话。这位官员解释说，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的长期目标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给欧洲国家在获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难，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影响”。这番话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十八年说的。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页。]

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像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非洲地图像对于南极地图一样是不熟悉的。大多数人分不清马里和马拉维；他们也不知道索马里或者厄立特里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也说不上像南也门、阿曼、霍尔木兹海峡、巴林或者卡塔尔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这些地方以及同它们类似的其他地方，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对莫斯科未取得战略统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对这些地方的无知或不感兴趣，使苏联人得到了他们的最大有利条件之一。[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如果苏联在向非洲渗透方面继续取得成功，它将在它的更大的战略中取得很大进展，这个战略就是包围世界这个“城市”，使工业化西方得不到它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是资源丰富的美国，有几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铬就是说明这种依赖性的潜在危险的一个例子。

大多数人在想到铬时，就想起汽车上的高级装饰。但是，对战略计划人员来说，铬意味着滚珠轴承、精密仪器、导弹等东西。一架喷气飞机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铬。正像一位专家所说，“如果没有铬，就没有高质量的飞机引擎”。没有铬，就生产不出不锈钢。全国科学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美国在铬方面的长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铬已经供应不足，而我们迫切需要它重建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本国的铬矿石数量小，质量差；我们所需的铬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须进口。最近，我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铬矿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联邦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这种重要的依赖性说明苏联为什么特别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许多人对其有强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为干涉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很少是没有目的的，而他们目的总是战略性的，从来不是道义性的。因此，必须从世界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从这些资源对西方的重要性这种背景，来看待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这块已经是浑水的地方进一步推波助澜而顽固地进行的努力。据一种权威的估计，光是南非共和国就拥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铬矿的四分之三，世界铂类金属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黄金，三分之一的锰矿，五分之一的铀矿，三分之一的金刚石：具有几乎是无法估计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一个矿物宝库。

扎伊尔的铜和钴，罗得西亚的铬，南非的黄金、金刚石、锰和铂类金属——这些就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所赌的一部分经济赌注。他们已经控制了在好望角两边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优良港口。如果南非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能够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约的欧洲国家所需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这些海路运输的。南非也是这个大陆上的主要经济强国。光它一国就提供整个非洲的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四十，农业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 ［美］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8页。]

“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波斯湾、从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成了围绕资源而构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核心所在。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尤其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本质特征，其表现最为集中和充分的地带就是印度洋。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资源是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资源和矿物质稀缺资源最集中的地带，因而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它与麦金德说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陆权“心脏地带”[ “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开山学者哈·麦金德的术语。麦金德把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为心脏地带，其外围则依距离的远近分为两个新月形地带：一是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二是外新月形地带，指欧亚大陆以外的大陆和海岛，包括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他的中心论点是：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并远离海洋，几乎与世隔绝，海权国家的势力无法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机动性强大的游牧民族曾多次向外征服边缘地区，给周围的文明带来极大威胁。有时麦金德也用“大陆心脏地带”或“地理枢纽”来表述。参阅[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71页。]南北呼应，形成大西洋与太平洋结合部的海权“心脏地带”。

（二）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

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与谁都是“伙伴”，其结果就是跟谁都不是伙伴。与邻为伴、与邻为善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与谁为伴、与谁为善。这要分析哪里是主要矛盾，哪里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中南半岛，越南是问题的主要矛盾，越南地缘政治的优点是海岸线漫长，其脆弱性也是版图狭长。这一特点使柬埔寨成为中国解决中南半岛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统一后的越南也意识到其狭长版图的脆弱性，于是在1979年入侵柬埔寨，想拿下整个中南半岛，以改变其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亚洲和平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欧洲地图就会明白这点。在北半球北美、亚洲、欧洲三大板块中，欧洲的破碎程度最高，其特点是从中心即意大利北部开始破碎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载袁愈荌译、唐莫荛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公元800年，继罗马帝国之后，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用一纸《凡尔登条约》 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

地区版图破碎并不怕，最怕的是象欧洲那样的对称性破碎。一旦对称性破碎局面形成，这个地区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地区被拦腰斩断了。司马光可能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写《资治通鉴》时将周天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开篇，就在这一年晋国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其后果与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一样，造成中国几百年的“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的战国形势。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843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而是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无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导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好在中国的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而欧洲——尽管他们也出现过法国黎塞留枢机主教（1585～1642年）、拿破仑一世和德国腓特烈一世（1122～1190年）、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等试图统一欧洲的强势人物——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一、世界海权体系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印度洋是古今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必然要关注但进入后其结局都不好的区域。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的宏伟蓝图，研究并提出时限于2049年的中国印度洋的政策构想，对于中国平稳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是有益的。

（一）“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范畴。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从分割孤立的角度来看海权问题，而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海权。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曾在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任职。他教学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学，提出“边缘地带”理论。49岁死于癌症。]的见解完全正确，他说：“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战争的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必须从所有战线的相互关系去考虑全部的战线。”[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实际上陆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只是相对于海权体系来说，陆权因国家领土关系导致其分割性更大，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而言，海权关系要单纯一点，因为它面对更多的是一望无际的公海。从经济体系上看，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历史就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这时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与海权的联系更为密切。

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做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一个把世界地理纳入政治体系来看待的学者是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他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小于或大于整个地球表面。”[ [英] 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页。]紧接着就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麦金德评论马汉的理论说：“这个单一连续的乌黑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 斯潘塞·威尔金森（Spencer Wilkinson），1903年任《祖国的需要》杂志主编，后担任牛津大学地理委员会委员。]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4页。]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中说：“目前由于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任何国家都处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能影响到遥远地区的实力关系，所以进行这种分析的地域单位必须是全部的地球表面。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页。]当然，在麦金德和马汉之前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这些都是近代市场经济尤其是欧洲的市场经济走向世界舞台以后留给世界的重要的认识遗产。同期的中国人的眼光还是区域性的，那时我们更多的是从亚洲范围思考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太适应从世界体系思考问题。

只是在一百多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眼光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战略思维、世界战略视野等概念这时也更多地进入政府文件，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6页。]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更具划时代的意义。过去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场上看世界，现在是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这个思想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为景山学校题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从“三个面向”到“两个大局”，中国人已有了从世界体系看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如果从世界体系的思想提出问题，我们看问题尤其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就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苏联早年也是从国内看问题，有事先看国内地图；后来随着它们的经济走向世界，有事时政治家们就先拿起世界地图，从世界情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比如美国的国务院所关注的多是其他国家外交部管的事。未来中国的学者乃至军人，也要学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

海权研究必须有世界体系的坐标，这样才能理解地缘政治所包涵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受到大国的关注。只要瞥一眼亚洲地图就不难看出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是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印度尼西亚地形破碎且地域广大，本身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南边有澳大利亚，北边有菲律宾和越南，这使得印尼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其国防成本及远交大国的外交需求也相应增大。所以从自身考虑，远交近防是其外交的优先选择。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还是马六甲海峡的三个共管国。从这些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可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支点国家不单是受惠国家，而且是必须重视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