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造成什么影响？还在推“再皇民化”

文章很好，较长，请耐心看
随着大陆年轻人对台湾了解的增多，教科书中的“宝岛”彻底幻灭为“鬼岛”，被所谓的同胞骂“支那豚”是家常便饭。
如今的台湾社会皇民当道，以效忠日本、歧视中华血统、打压中华文化为政治正确，经济萎靡，薪资连续16年下滑，绿色文革，社会怪像丛生。
很多人会疑惑：虽然台湾被日本殖民50年，但是后来两蒋带着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台湾执政40年，戒严统治下拨乱反正，即使不奢求今天台湾社会遵循三民主义、彰显华夏文化，也不至于搞得如今台湾皇民遍地吧？
这就要归功日本对台湾极其成功的殖民改造，这是从文化到血统、基因库的全面彻底改造，是一项庞大而又精密复杂的地缘政治系统工程，让曾经的敌国变成祖国，让曾经的祖国变成敌国，笔者认为这在全世界殖民历史中都是最成功的同化改造案例，没有之一。
纵观全球近代史，多数殖民地和宗主国都是不欢而散，有的通过战争独立，有的经过政治博弈逐步独立，有的被宗主国交易出去。。。期间都有各种反复。很多殖民地的抗争史长达几百年。除非殖民与被殖民双方来自于同一个民族，比如同为盎格鲁-萨克逊人国家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否则独立后的殖民地人民在民族认同上与原宗主国都相差甚远，甚至成为冤家。即使某家列强有幸做到了接近日本改造台湾的效果的案例，至少也花了150年以上的殖民功夫。
本文就重点谈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改造历程：
笔者相信历史的因果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先说说前传，早在明朝晚期，台湾就成为日本海商和闽南海商的贸易集散地，那个时代中日等国的海商与海贼并无界限，收保护费、强买强卖、打劫商品再卖、走私都属于主营业务。这帮人也就是中国沿海倭寇的主要来源。在大明直辖的沿海省份都这么嚣张，那么在台湾这个南岛语系土著几年才朝贡一次的化外之地，海商（贼）们就更无法无天了。日本海商和闽南下海青年在台湾与原住民们展开了广泛的自由贸易和文化交流。
比如，日本海贼在台湾获得大型鹿、野牛、羚羊，将它们的兽角整只砍下，卖给日本工匠做成武士铠甲的前立。鹿皮可装饰武士刀的刀鞘。
下图是本多忠胜常用铠甲的鹿角前立：

（由于日本人索取无度，导致台湾本土的多种野生鹿、羚羊濒临灭绝）
当时的台湾原住民大多还处于原始母系社会，婚姻体制类似“走婚”，日本浪人在岛上和原住民女子风流过后，留下私生子在岛上的事常有。大明子弟亦然，更常见的是福建浙江青年频繁往来日本做贸易，在日本娶妻生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是闽南海贼郑芝龙，娶了日本肥前藩士之女田川氏，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后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国姓爷郑成功在反清复明战争、驱除荷兰殖民者战争中所倚赖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包括郑成功父子领导的海上贸易联盟中的日本成员，也包括郑成功的胞弟田川七左卫门的家族势力，濑户三岛海贼势力，以及人脉关系衍生出的一大堆日本士族。郑氏父子在日本的影响力可不小，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到德川幕府借兵，虽然幕府婉拒，但是各级武士都纷纷请战。
下面为江户时代日本人所画的《国姓爷合战》 中的两幅插图，充满了敬仰崇拜：


郑成功的部下不只有福建人、浙江人，其军队、贸易、后勤系统中还有很多日本人，而且郑成功退守台湾后，执行开放移民政策，很多日本人、琉球人也随着商船来台湾定居，直到德川幕府升级锁国政策。
当然，郑成功也开启了福建闽南人、客家人大规模移民台湾的时代，这个移民潮贯穿大半个清朝，去台湾讨生活的大陆移民基本不会是什么忠孝之道、知书达理之人，多半是在家乡走投无路的、地痞、江湖人、躲债的、禁海政策下无出路的海贼等等。在那时的台湾社会，四书五经少有人问津，武林秘籍倒是很多。
从1683年施琅拿下台湾后，清廷官员就从来没把对台湾事务当做好差，被派驻台湾的官员往往是官场中的失意者、菜鸟、被贬黜的旗人，无意做出什么政绩，顶多就是忙着平乱。从那时官员们的角度来看：台湾无油水可捞，蚊虫疾病肆虐，刁民又多，只要不出大事，混完任期就赶快走人，什么兴办教育、开化百姓、改善风气之类的事就别指望了。
于是，一个以缺乏华夏文化礼仪传承的大陆流民为主体，日本、琉球商人海贼为辅，南岛语系原住民族为土著的台湾社会逐渐融合，形成了甲午战争之前的台湾。
这个时代台湾汉人的族群意识大多停留在宗族层面，比如漳州李氏、台南福佬人等。其华夏本位体制意识甚至落后于满清统治下的大陆地区，即使骁勇彪悍，将来若被外来民族征服后，在面对异种文明的同化时，其文化抵御能力是较弱的。

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署，清廷割让台湾、澎湖、钓鱼岛等领土给日本，日本殖民台湾时代正式开始。同年，日军开赴台湾，萨摩藩的桦山资纪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台湾总督，亲自率领的“台湾总督府直属部队”登陆台北，总兵力近7000人。此外，给履历表镀金的日本亲王北白川宫能久率领精锐的近卫师团，约15000人进取台湾。两万多人的攻台部队，加上29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浩浩荡荡地接手台湾。
刚刚登陆台北时，日军还以为接手工作将是非常顺利的，根本没有意料到台湾人的殊死抵抗会给日军带来重创。
不管怎么说，外族入侵毕竟还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多数台湾人都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抵抗斗争。
这场战争被日本人称为“乙未战争”。
各路抗日武装队伍在新竹、屏东、台南、台中等各个战场开花：
有驻扎台湾的清廷军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例如黑旗军首领、清军爱国将领刘永福。
有文人官绅组建的抗日武装，比如弃笔从戎的举人丘逢甲。
有以各个原住民部落为单位的抗日武装。
有以名门望族组建的宗族武装：比如李腾芳家族
有以社团帮派组建的抗日武装：比如台湾的洪帮分舵，辈分往上可以追溯到天地会。
有以客家坞堡联合起来组建的义军：比如苗栗客家人姜绍祖
有绿林好汉组建的义军：比如林少猫，坚持抗日直到1912年英勇就义。
。。。。。
以上只是列举些代表，而日本进驻台湾初期的台湾义军抗战史浩如烟海。
台湾各路义军创造了奇迹，借用台湾的丛林优势，通过大小战斗数百场，用劣势装备坚守城池近5个月，期间日本大本营不断增兵，最终日军伤亡3.2万人，精锐的近卫师团半数被歼灭。
当时在国际上炸开锅的新闻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旅团长少将山根信成先后重伤毙命”。欧美人甚至不敢相信这新闻是真的，甲午战争中清国正规军被日军轻松打趴下，而乙未战争中台湾民团义军居然可以给日本精锐部队如此重创。
下图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阵亡前不久在军帐与参谋们的合影：

乙未战争对清廷的主战派也是一针鸡血，甚至清廷内部出现了撕毁《马关条约》的呼声。 此时，日本人与欧美列强不同的一面就展现出来了，如果是欧美列强在殖民地啃到了硬骨头，会停下脚步，精打细算成本收益，如果不划算，欧美列强都是能伸能屈的，硬的不行来软的，外交手法多得是，大不了撤兵。 而日本人的思维完全不一样：失败就是耻辱，耻辱不能被接受，必须付出更多的牺牲和消耗去雪耻，要么押上更大的赌注，要么切腹。日本大本营陆续发布新动员令，前后将全国三分之一兵力抽调到台湾，终于在1898年剿灭大多数台湾义军，并控制台湾所有城市。 加之皇族亲王的毙命，杀红了眼的日军脑海中只有剿，没有抚了。投降的杀头，抵抗到底的杀全家，有抵抗嫌疑的也杀，不配合殖民统治的还是杀，整村整社的屠杀很频繁。。。。。。最多鱼死网破，不可能网开一面。 当时日本面对台湾游击战泥潭，仍然采用军事剿抚理论中最为下策的极端做法，和日本决策层的意识形态有一定关系。 当时日本军部决策层的两个重要实权人物： 1.      萨摩藩的大山岩，时任日本陆军大臣，愿意承担所有风险调拨日本驻朝鲜军队和物质支援在台湾的反游击战。 下图为大山岩将军，在1877年西南战争中镇压自己的同乡、亲族，非常痛苦，此后无血无泪，日俄战争后别人问他哪场战役危机最大时，他回答：“西南战争后就没有危机。”  2：长州藩的山县有朋：甲午战争 期间对伊藤博文的稳健、见好就收的保守决策极为不满，乙未战争中任大本营重要参谋，期间主导与沙俄的斡旋，以共同瓜分朝鲜为诱饵稳住了沙俄对日本的压力，为日本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全力剿灭台湾义军争取了时间。 （在伊藤博文被刺杀后，山县有朋成为日本实权派人物，开创了以军干政的先河，掌权期间推选的台湾总督一律都是陆军武官，并确保了台湾总督对台湾拥有的绝对行政权、军事调动权、立法权和司法权。） 下图为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  残暴而偏执的反游击清剿取得了胜利，可代价是日本又付出了相当于甲午战争的军费开支、以及比甲午战争更大的伤亡，导致1897年拿到两期甲午战争赔款的日本政府仍然是巨额财政赤字，银本位日元大幅贬值，通货膨胀高企。得到的却是被战火损毁的台湾岛，此时台湾农业歉收，原本薄弱的基础设施被破坏，工厂倒闭，流民遍地。

期间欧美的观察者普遍嘲笑日本人的愚蠢，甚至日本内部也有人认为占领台湾时一种不划算的战略。 而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日本人不重视殖民成本收益，在乙未战争中与西方殖民国家截然不同的非人性策略，才为后来台湾的皇民化埋下伏笔。 因为正气凛然、宁折不弯、反抗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在乙未战争中几乎死亡殆尽，甚至后代也被屠杀，少数活下来的要么回到中国大陆，成为半山派，要么移民欧美、东南亚。 一些不认同日本文化的士绅商人变卖家产，也离开了台湾。（日本人巴不得这些人离开台湾，当时很多人离开台湾，集中抛售的地契等固定资产价格杀出贱价，很多日本驻台基层官员强行压低原本很低的抛售价，从中牟利，中饱私囊） 总之，乙未战争后，台湾大城市区只剩下能够忍受大日本帝国统治的老百姓、逆向民族主义者 和一些战争初期就投靠日军的投机求荣者，比如鹿港辜氏家族。 只有在台湾乡间和原住民居住的山区还有抗日武装。 回到当时的日本政府的视角：《马关条约》的赔款依然不能填补日本的财政赤字，花费巨大支出和牺牲接收的台湾是个财政无底洞，产出收益远低于管理成本。军费开支每年高达700万日元，除了台湾的税收之外，日本还要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1200万对台湾总督府进行军费补助，发行的国债贬值被国民诟病。此时的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将军看不下去了，认为应该卖掉台湾这个包袱，并说服当时的日本首相松方正义，经过一系列磋商，初步决定以1500万法郎把台湾卖给法国，并得到外务省等很多卖台派大臣的支持。 此时对于台湾历史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 日本陆军大臣儿玉源太郎 发言了，他极力发对卖掉台湾，认为不应当只以成本收益来评估台湾的价值，台湾的战略价值非常重大，不能放弃，并且暗指乃木希典、前台湾总督 桂太浪等人 治理台湾无能，才导致入不敷出。并向重新组阁的伊藤博文首相毛遂自荐， 愿出任台湾总督。 伊藤博文一生中都非常信任儿玉源太郎，自然答应了儿玉源太郎的请求。 从此，儿玉源太郎在台湾开启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新时代： 下图为儿玉源太郎，被誉为明治时期第一智将，日本统治中国台湾的最大功臣，穿着军服的“政治家”，满铁的实际创立者。

儿玉源太郎赴任台湾总督后，军事上继续推行残酷的镇压政策，与前任不同，他结合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实行了保甲制度，与新式的警察制度相结合，推行连坐法；设立举报保密奖励机制，对举报反日行为有功者予以官爵、土地等奖赏。台湾原本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和睦，加之乙未战争后，台湾经济凋敝，物资匮乏，很多人经不起日本军警宪特的诱惑，纷纷告发反日人士，甚至很多人被诬告了。儿玉源太郎在任期内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把台湾平原地区的地下抗日组织基本屠灭殆尽，株连甚广。 在经济上，允许台湾人吸食鸦片，并将鸦片贸易设为“专卖”制度，总督府通过标售不同货量等级的“鸦片专卖特许证”获取转让金和提成。 在鸦片专卖制度获得成功后，台湾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数十万，总督府财源大开。儿玉源太郎又实行了食盐、烟酒、樟脑等专卖制度，大肆剥削台湾老百姓。 当然，儿玉源太郎 可不满足于只赚个专卖特许证转让金和提成，他要让鸦片在台湾生产，创造真正的产值，带动就业，扩大税基。从此日本开始将台湾建设成鸦片种植基地和鸦片深加工基地，台湾后来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鸦片的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海洛因。 鸦片产业规划不仅带动了台湾的GDP和税收，还成为大日本帝国 毒品贸易 战略的上游，儿玉源太郎 可谓一箭双雕。1906年他把这套模式成功地复制到了满洲。 在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的路透社就预言日本想独占中国。而那时日本正是通过向中国出口大量香烟和毒品榨取中国的白银储备和民生基石，扩大日本顺差，当时的精日们和今天一样没底线，鸦片馆更是高调推销“日本原产进口白面”（海洛因）。日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战略性发展鸦片提纯物（海洛因）产业和合成毒品（冰毒的前身）产业的国家。 下面这篇近代史论文论述了日本从1895年占领台湾到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日本在台湾、满洲、朝鲜等地发展鸦片产业，倾销中国的过程。  而台湾的几十个显赫皇民 家族几乎都涉入了对华鸦片种植和毒品制造产业。其中也包括辜宽敏出生的鹿港辜氏家族。 后来国民党军队入台，便查抄日本遗留资产，启动禁烟运动（想起了林则徐的结局），台湾皇民就发动“二二八”武装起义，屠杀外省人，殴打半山派。历经东亚几十年的历史意识形态斗争，“二二八”事件最后的锅都是国民政府背了。

1899年儿玉源太郎颁布新的土地税制度，丈量田地，将台湾的地税翻了一番。当然儿玉也是个会开源的人，他强迫台湾人开拓荒地，增加台湾的田地总面积，扩大台湾农业产出，进一步扩大税基。由于台湾稻米产量的大幅增加，从此日本军人和上层社会再也不用担心吃不上饭团了。 儿玉源太郎还邀请三菱财团旗下矿业公司在台湾疯狂地掠夺各种资源、物资，使日本企业大获其利，还为日本本土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廉价的原材料。 此后，日本从台湾掠取了大量的金、铜、钨等战略资源。下图为日本在台湾开采的九份金矿，这是日本在台湾开采的众多矿产之一，具体累计开采出多少黄金仍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量黄金被运到了日本：  后来国民党政府入台，仍然可以在九份所剩的尾矿中开采出可观的黄金，下图为在尾矿开采出的黄金做成的世界最大金砖，现藏于台湾黄金博物馆：  儿玉源太郎虽然促进了台湾矿业的蓬勃发展，但是也过早消耗了台湾的矿产储量。 儿玉源太郎还有一项重要的总督业绩，大力发展台湾的甘蔗种植业，将台湾变成亚洲的第三大粗糖产地。儿玉源太郎发现台湾气候适合甘蔗生长，当时糖的国家价格是远高于粮食的。他便强迫台湾农民种植甘蔗，日本殖民者指挥蔗农将其制成粗糖，再用低价收购，运往日本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细糖，再出口欧美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带动就业。 此后，凤梨等热带水果罐头在国际市场兴起，同时也成为战争中为军人提供维生素的重要战略物资，台湾作为日本的亚热带农产基地，自然也要跟上。 台湾的农业生产负荷快速提高，原先的农业基础设施也就显得捉襟见肘了。1904年儿玉源太郎大将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日俄战争中，台湾事务的细节就交给麾下的民政官 后藤新平，后藤便专门组建土木工程队伍，为台湾的稻米、甘蔗、水果种植业等配套规划了一套现代水利灌溉系统和物流系统。 下一任总督府延续儿玉源太郎的规划，总督府水利官员八田与一设计了台湾嘉南大圳，建造了乌山头水库。还参与高雄港兴建、台南水道计划（山上净水场）、桃园大圳等水利工程。后来八田与一被台湾皇民奉为台湾水利之父。这项改造类似于英国对巴巴多斯殖民地的经济规划。 1945年台湾光复后，没了日本人的低价收购剥削，台湾农民依靠日本殖民者建立起来的成熟制糖业和食品加工业，在国际市场获利颇丰，日子过得比当时大陆民众好，优越感暴增，就觉得这都是日本人的功劳。直到今天，台湾农民还要每年纪念各位留下政绩的日本殖民官员。 下面是绿营制作人为八田与一 拍的动画片，从小教育台湾小朋友记住日本人对台湾的恩德：  儿玉源太郎是日俄地缘博弈的幕后大功臣，其在日俄战争中的无数谋划和经典作战策略这里就不细说了。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加官进爵等方式将台湾殖民地的人力、物力直接用在了日俄战争中，这也是台湾人首次为日本的对外战争奉献自己。 代表人物就是鹿港辜氏家族的辜显荣，在日俄战争中，辜显荣曾志愿亲自率领12艘船支援日本联合舰队，并且为日本的满洲计划立下汗马功劳，因功被封日本贵族院议员。早在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时期，他就表示效忠日本，帮助日本劝抚台湾各商会，还娶了日本藩士之女岩濑芳子，岩濑芳子生下了后来的台独大佬：辜宽敏。蔡英文家族还在给关东军修飞机的时候，鹿港辜氏家族就已经加入大东亚共荣的筹建工作了。  上图中间者为辜显荣，受邀参加大正天皇在御苑聚会（春天有“观樱会”，秋天有“观菊会”） 此先例一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效忠日本，最起码是参与日本官方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类人很快成为了台湾的低阶官僚阶层。 还有些“台湾有志青年”在政策鼓励下和薪资诱惑下参与进了满洲的建设，在台湾俗称“”“过满洲”。 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满洲国外交部长的谢介石、溥仪的御医黄子正、“养乐多爷爷”陈重光、台湾著名影星张冰玉和著名作家钟理和等鼎鼎大名的人物。  说道满铁，这是日俄战争后 大日本帝国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俄战争和满铁的组建弄得儿玉源太郎大将过劳死了。 　　下一任的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继续深化儿玉源太郎的大部分政策方针。 下图是长州藩的佐久间左马太，是任职台湾总督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督。

总的来说，佐久间左马太与儿玉源太郎的政见相仿，加之儿玉在台湾的政绩受到日本天皇和大本营的高度认可，佐久间总督可以被看做儿玉总督的延续，在后藤新平的帮助下，继续镇压汉人的抗日运动，自北埔蔡清琳、罗福星、林老才，以及张火炉，至少镇压了十次抗日事件。 几年后，台湾平原只剩下顺民了，但是东部高山区原住民仍然时降时叛，不交税，自由自在，甚至有的部族直接和日本殖民当局武力对抗。而且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来看，台湾原住民那种无拘无束不服管理的习气是不能被日本社会所容忍的。要想在儿玉源太郎的政绩基础上再向前迈一部，佐久间左马太把目光对准了台湾原住民。佐久间发布了的"五年理蕃计划"。围剿期间采取个击破，围堵其他的策略。 用架设高压电铁丝网、埋设触发性地雷及电气地雷围堵分割各个蕃界。更亲自督军讨伐大嵙崁、北势番、马利可宛、奇那济、太鲁阁诸蕃。 由于原住民善于丛林运动战，日军往往以原住民的财产设施为第二目标，一旦部落的住处被日军发现，整村都会被“烧光、抢光”，如下图：  日军这种战法目的就是拖垮生产力原本就低下的原住民族。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14年（大正三年）台湾总督府重兵镇剿太鲁阁藩的“太鲁阁之役”，佐久间亲自把指挥部就设于战场石门山的山脚下。他把全岛共分十二区作战，动员军警一万余人，以血腥手段强力镇压原住民 而太鲁阁之役只是 16年后更悲壮惨烈的《赛德克·巴莱》的前传。 总得来说，台湾原住民族确实剽悍尚武，英勇不屈，以寡敌众，以鸟枪弓箭低档日本现代化军队，即使到了佐久间卸任的1915年，台湾原住民依然没有在东部高山区领地上退让半步。 反观大陆的抗战，真的要好好反省，有些事情：在于器，但更在于人。 笔者认为，佐久间左马太在儿玉源太郎的政绩基础上，把汉人反抗力量屠灭殆尽，但是在镇压原住民反抗部落上，并没有起到预料的效果。 佐久间扩大了对台湾资源掠夺的范围，尤其是针对林木的砍伐（还有个目的是为了把原住民抵抗日军的所依托的丛林彻底毁灭掉），林木砍伐的难点之一就是能够将大型圆木运出台湾的相关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佐久间重用八田与一 等技术官僚，大规模修建水道、港口和公路。这些公路也是"五年理蕃计划"的一部分，使得日本摩托化步兵能够在高山丛林地区施展。

日本人在台湾花精力做这么多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生活更富裕。然而皇民化之后的台湾民众都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给我们建设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国民党只是坐享其成”。顺便把蒋经国的“十大建设”给黑一遍。 100年后，当精日们说起大日本帝国时代建设的基础设施为什么如今依然可以使用，对于此。我得说句尴尬的话：“日本人用料都是满打满算，用的劳工工时也是满打满算，因为日本人不需要花费成本，他们暴力征调的劳工、物质几乎都是免费的，尤其是在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征调的免费中国劳工数以百万计。” 同样，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也征用台湾劳工去大陆进行军事设施建设，因为相比中国战俘，日本人更相信日本国籍的台湾劳工。 笔者认为，佐久间真正做出在儿玉源太郎政治遗产上迈出一大步的政策是;移置日本农民来台。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移民实边，对边疆区实行更有效的控制。如果说前几任总督只是通过杀戮对台湾人进行基因库的人工选择，那么佐久间的宗主移民政策则是开启了台湾人的血统改造。  190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加之这几年日本天灾较多，很多破产农民日子过不下去了，城市失业率攀升，日本国内要求党派宪政普选的呼声愈来愈高，军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舒缓就业危机和贫困问题，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让这些贫困老百姓移民到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当时满铁高层和台湾总督灵机一动，提出了殖民地开拓团计划，于是大量的日本农民、流民、破产者移居到了台湾，总督府将新开辟的农田分给这些日本宗主国移民。这轮经济危机，移民来台日本人只有数千人。但此门一开，以后每当日本出现就业压力，就会有日本人移居台湾。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光不在台湾出生的日本移民就高达50余万。日本战败时台日混血人数统计不一，由10万至65万不等。  笔者认为殖入宗主国民族的血统才能算是真正的殖民。  第6任台湾总督安东贞美则基本是延续前任的政策，刚上任就镇压了台湾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史称西来庵事件。西来庵事件，除去镇压过程中被击毙者，被捕者达1957人，其中被判死刑只有866人。可以看出，安东贞美并不是像前面几任总督那样铁血残暴、株连三族。 安东贞美还推动了太平山、八仙山，及宜兰、屏东线铁路的开工。曾主持编修《台湾列绅传》，用日本人功过是非观对台湾名人进行评价，这也为后来李登辉时期的皇国史观翻案买下了伏笔，奠定了当今台湾绿营皇民的道德制高点。

1918年安东贞美卸任，第7任总督又是一个明治维新功臣-明石元二朗， 下图为日本情报领域之父—明石元二郎 大将，是日十九位台湾总督中唯一葬在台湾的：  他扩大前任总督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颁布水电计划，他本人是军部统治派中的支持南进政策的军人，为了与北伐派相抗衡，他致力于将台湾建设为日本南进的战略基地，向日本中央政府申请资金对台湾投资，“殖产兴业”，建设水力发电资金不足了，就用公开募股的方式从日本财团融资。他本人非常清廉，不像前面的那些总督那样爱敛财，一直受到台湾人较高的评价。 同时开展抵制中国货运动： 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拒绝执行西原借款合同中出让铁路、贸易、矿产等权益给日本的抵押条款，间接导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备受指责而倒台，更加强硬的少壮派上台，军部借机重新扩大影响力。 日本新内阁决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扼杀措施，效访大航海时代以来历代欧洲列强的竞争手段——抵制战略对手的商品。 （17世纪英格兰为了打败当时的海洋贸易霸主荷兰，英国议会通过了《航海法案》，英国本土及其所有殖民地抵制荷兰商品，抵制荷兰商船运送的货物，抵制荷兰商船停靠，后来各大列强崛起的过程中都效仿这个方法。日本学得非常到位，日本及其殖民地，包括台湾、朝鲜、关东州都执行日本版的航海法案，抵制中国和俄国的商品） 北洋政府中后期，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升级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并且将贸易壁垒扩展到台湾，并对中国货进行丑化宣传，于是台湾皇民把这个抵制中国货、俄国货的习惯保留了下来。如今哪个台湾绿营民众不小心买了大陆的空调，一定会被骂不爱台湾。资本市场上引入中资的案件一定会被绿营舆论追打。 　　为什么如今台湾每年对中国大陆都是巨额贸易顺差，动辄每年800多亿美元、900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不包括旅游业顺差），一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国台办照顾台湾，另一方面是台湾皇民对大陆商品的各种抵制，有意抵制也好，潜意识里抵制也好，反正就是渲染大路货很low，或者渲染爱台湾就尽量不买大陆货。所以说台湾对大陆巨额顺差也可以理解为大陆对台湾巨额逆差，而且台湾是中国的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 下图为台南地区的商贩抵制中国货的大字报（也是招揽客人的广告）：台湾皇民抵制大陆货、抵制赴大陆旅游的根本原因还要追溯到“日本的抵制中国货国策”。即使到了今天，说到抵制什么货？呵呵！抵制中国货最卖力的就是日本，只是碍于WTO游戏规则，中日双方都不能在本国以官方名义公开抵制对方商品。在多哈回合谈判和RCEP贸易框架建构中，对中国设置各种阻力的就是日本。尤其是在中韩FTA谈判中，威胁利用TPP百般作梗的不就是日本吗？当然精日学者们不认账也可以，因为TPP已经实质性破产，岸田文雄 刀子还没掏出来刀就钝了。所以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坛和社会也是民族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国家。皇民精日们也是很卖力去地抵制德国货、美国货、法国货、韩国货，我只能说中国真正玩闭关锁国的主力军是精日。 日本殖民当局在培养台湾人从小抵制中国货的同时，还教育台湾人尽量只买日本货（包括日本以及台湾、朝鲜、满洲等日本殖民地产品），对英、美、法、荷等国家的商品也是各种黑， 1931年退出国联后，则是公开用行政手段对其他列强的商品进行各种限制，鼓吹日本货也是对台湾文化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皇民奉公运动中，不买日本货就是不爱国的表现。 （当年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买英国货会被拉着游街，但也没说一定要买美国货，日本则是更上一层楼，在帝国的疆域里，不买日本货就可能挨警棍） 这种漫长的皇民化消费观教育，可不是车评论坛里漫山遍野的水军们能比的。 皇民化消费观一直影响着台湾人直到现在甚至未来。 今天的台湾虽然对大陆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对日本确实巨额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额稳步增长，到2015年台湾对日本贸易逆差达到500亿美元。而且在进口分类中，终端消费品占了很大比重，可见台湾人对日本产品的崇拜比中国人还要疯狂。要不是蓝营极力杯葛，绿营政府很快就会开放日本核辐射农产品进口，甚至还有一些深绿民众也支持进口日本核辐射产品（他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是反核的吗？）。以至于一些欧洲人还误以为台湾和日本是货币共同体。 笔者2015年有幸在比利时参加一个会议时，与会欧洲人多戴着伯爵、劳力士、IWC、宝玑这样的瑞士高档手表，唯独会议中一个台湾人戴着日本精工手表，休会时间他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吹起日本的高档表只能在日本特殊的店家才能买到，要熟识的日本内部人介绍才能买到，原来这个台湾人吹的所谓高档手表居然就是他自己手腕上的精工GS（这种连ETA统芯都比不过的表也就靠1960年代的段子炒冷饭了），顿时引来大家一阵窃笑；还是卢森堡人有风度，表情淡淡，不哭不笑。

回到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上任才1年，事情就特多，于是过劳死了。后面台湾开启了短暂的文官总督时代，文官总督多为帝国贵族院议员出身。 下图为第一任文官总督，贵族院议员田健治郎：  之前的武人总督用屠杀清洗奠定了台湾皇民化的前提条件，华夏风骨和反感日本统治的人已经被杀光光了，就剩少数山里的原住民族还不服。田健治郎要做的就是大胆地对台湾人进行同化。 他以“内地延长主义”为施政方针，标榜“内台融合”、“一视同仁”，实行日台共学制度及“内台共婚法”、奖励日语，兴修日本神社。 在他上任前，日本人和台湾人通婚的现象就很普遍了，而他任内极力鼓励台日通婚，并且婚礼一律按照大和仪式在神社举行。  大量的日台混血儿诞生，但凡有一点台湾血统，在台湾光复后也没有被遣返日本，还是留在台湾。 大日本帝国时代的皇民婚姻观和中国儒家传统婚姻观的理念虽然不同，但结果一样：就是生很多小孩。 皇民婚姻观的出发点是皇民应该为天皇养育更多的子民，从而为国家的建设和征战提供人力。 而中国儒家传统婚姻观的出发点则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 总之，台日混血人口的出生率相当高，加之怀有日本血统婴儿的孕妇会享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台日混血婴儿的成活率也高于汉人和原住民。 台湾的华夏传统文化教育被废除，私塾和中式学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小学、国中、高中，教学语言为“国语”（就是关东口音标准日语）。 田健治朗时代的奖励日语政策 除了强制用日语教学和办公外，其余日常使用语多为奖励性的，比如日常生活中说日语的家庭会被政府颁发“国语家庭”的门牌，这可不只是一个荣誉奖状，“国语家庭”在升学、考公务员上都是有加分优惠的，而且可以配给到更多食物。 下图是新北市绿营家族保留下来的“国语家庭” 荣誉门牌。  内地延长主义最终进化为皇民化运动，其本质为变更台湾的祖国认同，昔日的敌人变成如今的祖国，昔日的祖国变成如今的敌人。田健治朗于1923年卸任，后面的几任文官总督依次为： 内田嘉吉：1923年9月6日 – 1924年9月 伊泽多喜男：1924年9月1日 – 1926年7月 上山满之进：1926年7月16日 – 1928年6月 川村竹治：1928年6月15日 – 1929年7月 石冢英藏：1929年7月30日 – 1931年1月 太田政弘：1931年1月16日 – 1932年3月 南弘：1932年3月2日 – 1932年5月 中川健藏：1932年5月27日 – 1936年9月 他们相比之前的武官总督，贪腐更加严重，至少不可能像明石元二郎那样清廉。 有人说这是因为到了192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起来了，贪腐的机会自然更多了。 文官总督更加重视教育，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斩断台湾人在华夏文化传承，但在客观上使台湾人的现代化西式教育迅速普及（教学语言是日语） 也正是因为强制日语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奖励日语的收效，台湾的办公语言很快变成日语。直到今天，很多老一辈本省台湾人都会说日语，甚至其母语就是日语。而且台湾人日常用语中大量掺杂日语词汇。比如台湾人称呼无框架的床为榻榻米，称呼刺身为沙西米。。。。甚至官方场合也是这么使用。 台北帝国大学（台大的前身）的建成，可以说是文官总督时期的标志性政绩，这是大日本帝国时期的九所综合性帝国大学之一（在日本地位相当于中国的985），很多献身于南进政策的日本高级知识分子来到台北帝国大学支教，南进开拓的企业也选择和台北帝国大学展开了合作。此外总督府还在台湾设立了其他6所非综合性帝国大学，对整个台湾的教育、学术、未来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有重大影响，台北帝国大学成为全台湾皇民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为日后台湾解严后绿营的翻盘埋下了隐患。 以至于后来国民党入台后将台北帝国大学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纵使国民党政府带去了西南联大的精英组件了台湾版的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师范大学等等，依然难以动摇台大的地位。 下图为国立台湾大学的校徽，依然保留了日式花底纹:  在傅斯年等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的管理下，台大的皇民意识形态氛围受到一定收敛，但就像脱水的水蛭一样，遇水后依然可能重生。李登辉掌权后，开始去中国化，台大的皇民意识形态学术理论迅速复活，多数民进党重要政客都毕业于台大，例如陈水扁、蔡英文、谢长廷、苏贞昌、吕秀莲、段宜康等等，台大的绿营学生团体多达上百个，其中以林飞帆为代表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就是太阳花学运的中坚力量，甚至连医学院都可以出现柯文哲教授这样的皇民（虽然他打败国民党连胜文担任台北市长后对中国大陆没发表声明恶意言论，但在清算蓝营企业，引进日本核灾食品上，比民进党很多官员还要积极）

回到昭和年间的台北帝国大学，那是能考入的台湾学子莫不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台北帝大学生的影子，常见的如军医、翻译、工兵营工程师、满铁工程师、甚至情报人员。尤其是在中国战争和南洋战场，这些精通日语、中国官话、英语、德语、闽南话、客家话的台湾帝大学生如鱼得水。（此处澄清一下，传统抗日剧中的日军汉奸翻译其实不大符合历史事实，更多的日军翻译其实是台湾籍日本军夫） 这类事情在电影题材中被越来越多地体现： 比如吴宇森导演的《太平轮》中，金城武 饰演 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台湾籍军医严泽坤，长泽雅美 饰其恋人 志村雅子。由于金城武自己就是台日混血，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终究导演还是从商业片的出发点来拍《太平轮》，将严泽坤刻画成一个不持任何民族立场的感情角色。现实中可不是这样，台湾皇民在日本对外扩张中是非常积极、勇敢、勤奋甚至狂热的。后面会谈到。 日本殖民台湾可不只是植入知识传播的形象，更多的是黑帮文化； 如今台湾本省挂黑帮的源头就是日本黑龙会，黑龙会的历代头目基本都是武士阶层出生（确切的说是浪人），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最大黑帮 黑龙会 得到了日本天皇和军部的支持，逐渐成为日本海外扩张的白手套，专门做些脏活，避免日本在国际社会面临更多的人道主义谴责。 黑龙会的杰作包括：乙未事变 （血洗朝鲜王宫，刺杀明成王后） 　　　　　　　　　　　　　　 山下奉文宝藏（在日本驻马来亚总督 山下奉文将军的辖区，清洗有援华 嫌疑的华裔商人，没收他们的财务，这笔财务就被称为山下奉文宝藏，后来被转移到菲律宾，与纳粹的黄金宝藏一样称为世纪谜团） 孙中山和黑龙会也有一段交情，而这段交情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这段黑历史就不多讲了。 日本殖民台湾后，黑龙会也在台湾设立分会，台湾皇民踊跃参加。（由于黑帮与天皇军部的关系，黑帮在日本一直是合法的，那么在台湾殖民地自然也是合法的），黑龙会在台湾成为日本统治的重要经济实体，让很多台湾不良少年成为皇民。那个时代的台湾，男儿加入黑龙会可是很酷的哦！不比参加皇军差多少。日后很多台湾青年就是在黑龙会的组织内 投身满洲国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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