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橫空出世就是为着改天换地而来的：读秋收起义之后的太祖路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9月11日，毛泽东、苏先俊等在江西铜鼓率领起义军第3团发动秋收起义。在攻打浏阳受挫后，于9月17日辗转到达孙家塅（浏阳小溪河南岸，七溪村西南50余公里），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起义军第1团会合。毛泽东在孙家塅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后，第1、第3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第1、第3团及第2团余部会师文家市。9月21日，毛泽东等率部由文家市出发，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经萍乡县上栗市，绕道芦溪进入莲花。

    9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约800多人，经莲花县三板桥、石市抵达永新县西乡临近九陇山的高溪乡。下午，到九陂村时，这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部队。

    九陂村地处湘赣交界，是茶陵、宁冈、莲花、永新四县的交汇点，当年是两省四县都“想管管不到、想管又难管”的偏僻地带。周边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近百座，重峦叠嶂，林海滔滔，躲在山上，无法寻觅。毛泽东正是看中了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湖南浏阳文家市一路来到此地。他听说这里距三湾村只有30里之遥，地形上进退自如，所以传令部队在此地休息两天，以便他静下心来思考几件大事。毛泽东住在村里一户姓刘、绰号“刘长脑袋”的农民家里。师部副官杨立三动员房东把一间房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后，架上一扇门板当床铺，让毛泽东有了单独的住处。

    九陂村的《彭氏家谱》记载，1927年9月28日夜，有一家的儿子出生。就在昨天晚上，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在这里住宿，次日天亮离开九陂到三湾。从九陂到三湾，脚程不足一天。据此，党史部门在20世纪60年代初，把毛泽东率部队到九陂的时间推定为9月27日，到三湾的日子推定为9月29日。

    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停驻九陂村数天，所思考的紧迫大事是对部队进行整编。仅在本月初，前委执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遭到了失败；为此在几天前，前委又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作出了转兵井冈山的决策。这一情况变化之大，变化之快，连前委书记毛泽东也是始料不及的。如今，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大计已经确定，毛泽东已经无暇考虑别的事情，只有面对现实来思索一个主要问题：如何使前委能够牢固地掌握这支部队？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只有真正地实现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才能在今后的转兵中有所作为。

    9月28日，起义军部队继续停驻九陂村。这天上午，毛泽东把擅长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连指导员何挺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于9月9日爆发以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连打败仗，人员由之初的5000余人，锐减到现在的800余人。毛泽东和何挺颖交换意见中，首先认识到打败仗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这是从文家市出发以来，毛泽东一路上都在思考的重大问题，现在通过与何挺颖的交谈，从中受到启发，萌生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思想。

    毛泽东又找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军政干部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总结失败的教训。他们的思维互相碰撞，大家都受到启发，共同触动了一种新奇的灵感，这就是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

    毛泽东在此地与多人的谈话，启发了他的深入思考，他对部队实施改编等重大决策逐渐成熟于胸。看上去一身书卷之气、第一次带兵打仗的毛泽东，能够把部队的现状看得如此清晰、理智，实践证明了他在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问题上的睿智。磨刀不误砍柴工。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广大指战员在临近三湾的九陂的三天停驻，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对于下一步的整顿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

    9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九陂村东的大樟树下集合队伍，发出了向三湾进军的号令。工农革命军翻越婆婆坳，与当日下午到达三湾村。在行军的路上，毛泽东仍在反复思考着，他必须作出决断，立即对部队实行整编，尤其是实施“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原则。

    在三湾村，工农革命军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做出了四大决策：（1）将原来的3个团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多余的军官编入军官队；（2）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3）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4）毛泽东派人与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取得联系。并提出：不要再往南跑了，要就地打主意，立即上山。进军井冈山的决策，最终确定形成并付诸行动。

    9月30日至10月2日，又是一个3天时间，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轴心以两个“建在连上”为主要内容，扎实而有力地推行这两项组织工作。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屡受挫折的危难关头，牢牢地统领部队，成功地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树立“军魂”意识所进行的最早的实践与探索，牢固奠定了工农红军政治建军的基础。

    在三湾村枫树坪大枫树下，毛泽东再次集合队伍，向全体指战员讲了整编的意义，宣布了整编后的新编制。随后，目标坚定地走上井冈山。

晚稻 发表于 2016-9-29 23:48

晚稻 发表于 2016-9-29 23:50

海无涯 发表于 2016-9-29 23:54
打败了往山里躲，是个傻瓜也知道的行为。现在很多杀人犯，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但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政权”的道路，这就是天才行为了。

特指考古＼考古＼考古。

1963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到了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70年3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说了同样的话。是的，秋收暴动原定的战略计划，根本没有谁提出要到罗霄山脉中段（通常所说的井冈山）去。当时无论党的中央还是湖南省委，都是决定攻取浏阳、平江等地后直扑长沙。因此湖南省委“决定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就是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虽然对打长沙持慎重态度，但没有提出异议，他于9月5日自安源寄信湖南省委，提出长沙城内的暴动须与前方军队配合，不可轻举妄动。作为工农革命军师长的余洒度，写信给团长苏先俊：“望兄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
　　但是，当秋收起义部队打了败仗之后，毛泽东为何以前委名义决定集兵浏阳文家市？尔后又转兵井冈山？这一情形的突然变更，并非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具有一个事情不断发展的过程。
　　文家市前委变计，是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关键之举。在里仁学校召开的前委会议上，余洒度与苏先俊力持“攻浏阳直取长沙”。毛泽东决然地反对，以起码的用兵之道对余、苏反诘：“我们剩下这么点人马，还能打浏阳、长沙吗？既然明摆着打不下，何故要蛮干下去？”久经战阵的总指挥卢德铭，从心里赞叹毛委员懂得知己知彼，转向支持毛泽东，副师长余贲民也认为部队再打浏阳有全军覆没之虞。既然不打浏阳、长沙，下一步怎么打算？余洒度端起师长的腔调问完，毛泽东作答：“下一步嘛当退湖南的汝城。”接着，毛将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在制订《湖南暴动大纲》时曾有“一个师割据汝城”的计划讲了。这一计划是退到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贺龙、叶挺部队北出广东，举行第二次北伐。
　　文家市前委会议，毛泽东果断决策，改变了湖南省委及中央原定的战略计划，否认了余洒度、苏先俊“反攻浏阳”的主张，会议作出了“向萍乡退却”再赴汝城的决议。
　　工农革命家离开文家市，假道湘赣边界开赴湖南。行至萍乡境内的芦溪，与有备而来的萍乡之敌遭遇，吃了一个不小的败仗。苏先俊的第三团担任前卫，置卢德铭派人搜索前进的命令不顾，浑然不知地踏入敌人伏击圈。这场遭袭，工农革命军损失四五百人，连以上军官阵亡多人，尤其牺牲了毛泽东渐为器重的卢德铭，部队清点后才有千人左右。
　　9月25日，工农革命军经芦溪的杂溪进入莲花高滩，与地方党组织接上联系，由群众带路打下只有百余人防守的莲花县城，毛泽东随师部住在城南的“宾兴”祠堂。次日上午10时，毛泽东正在与赶来接头的莲花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等在交谈，师部参谋何长工领着一个年轻人进来。那人操着浏阳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宋韵琴（即宋任穷），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我来找毛泽东委员的”。毛泽东与汪泽楷相熟，听了大为惊讶：“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宋韵琴回答说：他原是浏阳工农义勇队第三中队党代表，8月下旬，队伍驻在铜鼓，县委书记潘心源派他随交通员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他们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省委机关，见到书记汪泽楷。汪对宋说：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暴的队伍正向赣西移动，你这就赶上去，要毛泽东他们前去赣西的宁冈，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武装，可以安顿下来。
　　宋韵琴说到这里，从一叠白纸中取出一张，交给毛泽东：这是写给你的密信。
　　毛泽东在脸盆清水中看完药水密信，对在场的朱亦岳等人问：“宁冈，是个什么地方？”
　　朱亦岳回答说：那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县，四周都是山，是有党的组织，要讲武装的话，恐怕是指袁文才的队伍。
　　“宁冈，袁文才……”毛泽东沉吟着，突然想起什么，问道：“有个金刚山，你们知道吗？”　　“金刚山？倒是有井江山这么个地方，它的实际范围就是宁冈，包括大小五井一带。”
　　听了朱亦岳这样说，毛泽东轻轻地点头，心里若有所思。这时候在毛泽东的大脑中，浮现出“金刚山”这一地名。
　　1927年的2月初，毛泽东来到衡阳北区作农运调查。在座谈快要结束时，他应湘南区委书记陈佑魁之邀，向在座的人介绍当前的政治局势。毛泽东讲到形势恶化的话，他打算农民上山，到江西的安源山去。在场的水口山工人李少山说：江西有座更好的山，叫金刚山，山上有几口井，那地方很好，你何不到那儿去？毛泽东又听说金刚山离莲花不远，高兴地说，你们推荐了一个山，将来我就带安源工人到那个山去。
　　以上毛泽东对金刚山的了解，这一资料系建国后任上海虹口区副区长的张琼回忆的。张是当年座谈会的参加者，是毛泽东在长沙时介绍入党的女党员。1952年，张琼去北京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她的回忆是准确的。时隔半年之后，在安源张家湾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了解到井冈山的相关情形。那是讨论秋暴计划、确定退路时，由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新亚讲到的。王新亚提出：要是我们打输了，就往井冈山跑，我有两个结拜兄弟在那儿，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毛泽东听后大为兴奋，会后又向王新亚进一步了解井冈山的情形。
　　毛泽东在思绪中卷过了对金刚山的回忆，心头萌生了一种意念。当天下午，在前委所剩四名委员的会议上，他讲了江西省委来信的大意，提出工农革命军转向宁冈进兵。毛泽东用了这样的理由说服余洒度、苏先俊等人。一是既然江西省委有指示信，按中央的规定应该听他们的；二是原先计划割据汝城要有一个师的兵力，现在军力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三是湘赣边界各县没有敌人的正规驻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很有利的。余洒度、苏先俊虽然对于毛泽东“朝秦暮楚”、“毫无定见”的做法很有意见，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可违背前委的领导。在莲花县城，毛泽东力主作出了转兵井冈山的决策。
　　莲花决策虽然带有一定的外在因素，即江西省委的密信，但带有一种必然的结果。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受到外部事物的影响，更趋坚定和成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提出“上山”的第一人（指革命武装从城市退到农村山地），在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就在党内多次讲到要“上山”。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对于“上山”有着越来越切实的考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毛回答说，我不去上海，我要上山，和绿林交朋友。关于毛泽东常常讲到“上山”的资料，可见于李维汉、谭震林等人的回忆文章。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在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山村，毛泽东领导进行了部队的改编，其中的两项最大措施是：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这两项措施的实行，使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以前沉闷悲观的气氛一扫而光。在三湾，毛泽东见到了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等人，了解到了袁文才的政治态度，心中如释重负。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移师宁冈古城。前委在联奎书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部队不去湘南，留在湘赣边界实行武装割据的决定，还决议对袁文才、王佐地方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　　古城会议一散，毛泽东急于想见袁文才。10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两人相见如故，亲热交谈，一场本来是暗藏杀机的“鸿门宴”，成了和谐融洽的“同心宴”。工农革命军送给袁部100条步枪，袁文才答应保障部队的粮食供应，协助部队在茅坪“安家”。
　　1927年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井冈山的寨门在袁文才手上洞开了。秋收起义部队两次放弃原定的计划，终于转兵井冈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

这么多年了，丫欠我一顿饭始终没吃。

我很小的时候，喜欢读书，那时候没有多少可以看的书，倒是家家几乎都有五卷，小学我就看了。后来到大学又再读。那阵正好是６５－１之后，毛泽东热，于是又反复看了若干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