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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 原名许元文，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因在文革期间任革委会副主任，参与“四人帮”某些活动而“被”退休，经时任外长吴某推荐，胡某在出访南斯拉夫飞机上大笔一挥，抹去叶剑英华国峰指定的职业外交官柯华【曾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其女儿柯小明是大boss前妻】，一九八三年至八九年，出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社长，是当时中央驻港的最高代表。 一九九一年被开除党籍 。
1983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离休退下，高层讨论继任者，叶剑英提名外交部（曾任驻菲律宾大使）柯华，会议也通过了。时任外交部长的吴某是胡某亲信（被胡从中联部副部长调至外交部），急电正在出访南斯拉夫的胡某。推荐那时已离开江苏省领导岗位的许家屯，胡某在飞机上拟电报指名许家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否决对柯华的提名。叶帅当时虽在党内还是一言九鼎，但已辞去人大常委员长一职，叶帅感叹在心，没有在这个议题上再和胡这位新的总书记再研商，由他往也。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们都对胡的作法感到吃惊与无奈。吴某的儿子吴晓镛在学潮期间被定性为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这个在附录里讲。
许家屯在香港干到1990年，年已73岁，远过了应有标准，中央要调他回原任职地江苏南京，但许要求在深圳住一段时间，并刻意换取一本新护照，自称有特殊任务要做。结果是，许家屯于1990年4月偷偷过了罗湖，在“朋友”带领下直奔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当了叛徒。美国总领事馆还专门派人送许家屯上了飞往LA的美国飞机，由中情局特工护送以保证安全。原因很简单，许家屯知晓太多绝密级情报。
胡某在1983年推翻党内原有安排，利用职权将不称职、不懂外交的许家屯安排到香港担任重要职务，不公道、不适时地把权力交给了最不适当的人。重用吴某所推荐的许家屯，除了政治人物的权谋外，看不到任人唯贤的成分，客观后果更是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形象。胡某在1989年去世，但他对出了许家屯这么个中央委员级别的大叛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胡某的信徒如何为其涂脂抹粉，但没有人敢在启用许家屯这桩事上替胡美言。
1983年起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1990年忽然退休，同年逃离香港，长居美国。西方一直说他的出走，是情非得已。作为目击者之一的周南，在《周南口述：远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道出了当中一些细节。以下为有关节录。
“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党中央要一亿美金，说是要按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注：香港“港澳国际有限公司”由江苏同乡，深圳“深发”董事长孙凯峰担任董事长）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众，肥了自己。后来，各方面对他反馈的意见到上面，大概是1987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开过一个小会，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我也参加了。会议还出了简报，他很紧张，以为要撤他。
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了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这个时候，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达到五十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地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假如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家屯也参加了。专程讲到小平同志说不能让步，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甚么了不起的。结果中央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第二个是“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家屯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要将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家屯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而此前，许家屯在“八九政治风波”的过程中也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职员思想很混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家屯，“他个人专断，在很多重大题目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便有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家屯已七十三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1989年年底就往香港，可当时许家屯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以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家屯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先摸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结果许家屯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题目。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屋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足了。事先他就把写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
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去车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带回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家屯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然向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到了美国，许家屯又出卖国家机密，其行为背离了党和人民。1991年3月，经中共中心政治局批准，开除了许家屯党籍。”
除了上面部分周南先生的口述回忆，我们来看看许家屯在美国是怎样讲述自己过去的。
许家屯 《香港回忆录》 出版后自己讲过：“理解香港，有一个不可须臾忘记的最重要特点:香港是被英国人统治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地。”
本来是中国与英国之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争，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加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香港成为冷战两个集团交锋的主要前沿阵地之一。
“人们只说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其实，它还是‘间谍中心’!”许家屯承认，各路间谍云集香港，香港是英国的远东情报中心，美国与中国建交之后，本来情报中心在北京，后来也转移到香港;情报人员人数最少的是苏联，因为很长时间中国与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报受到很大限制，香港也没有让它与其他大国一样设总领事馆。”
新华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间谍的“众矢之的”，“光对我们窃听电话、拦截电讯，对方就用了几百人。新华社有的领导人办公桌下面被偷偷装设了窃听器。新华社有一大一小两个保密会议室，由国家安全部派专人来装设反窃听设备，对付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窃听手段，但还是不保险。我与北京通电话，准备让它偷听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让它偷听的，我就去深圳打。”
虽然香港回归了，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变，香港仍然是间谍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里是情报“富矿”:比在内地要自由得多，每天几十万人进出，领事馆往往就是各国驻港情报中心，这点许家屯知道，斯诺登也很清楚。
许家屯在美国对记者说过，“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能讲的部分他是这么说的：
“例如，英国人管治香港这么多年，从没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个司的主管、以及太古、汇丰、怡和几个大亨组成，他们说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经有总督想搞点民主，但英资企业反对，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税，香港税率低的优势就会丧失，于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人要搞“代议政制”，要在“九七”前对香港政制来个根本性改变。1984年闹出的“本子风波”，就是在“民主化”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英国人哪里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会，以便在撤走之后保留影响，“外界往往只从‘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问题，其实焦点是由谁主导香港?每个人主观上或许并不如此，动机各异，但客观上是如此啊。”
讲起“本子风波”，许家屯愤愤然:我批评了英国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引起传媒哗然。“社会人士纷纷支持我，例如包玉刚、董建华、查济民等人，嘉道理要包玉刚带话也支持我，但是姬鹏飞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态。后来还是邓小平在包玉刚宴请席上明确地给我撑了腰:‘你没有错。’”
许家屯说: “在组织、人事上，英国人对高级人才和公务员队伍早就布局谋篇;在财政预算上，英国人执意要修机场、大桥，上大项目，“我到香港时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亿港币，到移交时支出竟达一千多亿”;香港本来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禄超过美国总统，英国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高级职员，多数是英国人，最高达 30%多，一举三得:收买了人心，留下了难题，又趁机大捞一把;连香港有些社会基层细胞──屋村委员会，英国人都控制，甚至请英国退休人员来管……”
香港为什么会有“逢中必反”现象呢？许家屯认为，这里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有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国成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是到台湾，二是到香港;
──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许多直接和间接受到伤害和影响的人移居香港，这些人多数对中共没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响，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对中共的专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绪化反应;
──少数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后外国影响自然有变化，“英国影响降低，美国影响增强。这是英国很长时间来在世界上力量比重减弱的自然结果。香港没有回归前，英国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还主要是英国影响;他们撤走了，自然就减退了。西方还想在香港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要影响中国大陆嘛。都在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们既防止‘两制’变成中共的‘一制’，同时又促成大陆变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斗啊。”
许家屯声称自己当时手上掌管上亿特殊经费搞统战，给了谁谁谁多少万元港币，他收了，又退回了，媒体问:你还给了哪些人呢? 许家屯愣住了：“这些事，我不能公开讲，一讲，就天下大乱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许家屯的生活确实过得花天酒地，他自己说，天天要跟人吃饭──香港时兴在餐桌上、打高尔夫球时谈正经事。“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也没有时间学，而吃饭不用学，就得将吃饭当任务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内地开会、汇报，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时间，要跟人吃五六百次，你算算吧!像梅兰芳一样赶场，一天晚上赶两三场。我同李嘉诚、包玉刚等人，一个月总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习惯是每顿饭要吃三小时，实在受不了，后来是安子介提议改成了两小时。”
许家屯2013年应高雄佛光山星云大师邀请访台，并且接受亲国民党《联合报》专访。联合报称，尽管视力和听力退化，需轮椅代步，但许的身体仍然硬朗，精神奕奕，中气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笑声。无论忆及香港旧事，或现今中国改革形势，都侃侃而谈;言谈中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观点独到;触及敏感问题时，他坦率拒绝或谈笑间带过。
三中全会刚开完，许家屯认为『改革步子迈得不小』，但『基本上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毛泽东思想。』他说，现在看起来习是要整顿队伍，把党纪、官纪搞正，真正为人民服务，『但(外界)把整顿队伍说是搞左了，是不对的』。对于外界指『政左经右』，许也不同意，『没甚么政治收紧。所谓收紧是言论上收紧，对乱七八糟的言论收紧，但还是可以自由讲话，反共也可以，但要有根有据，不能乱说，自由不要过度。』
许家屯还说，他与习仲勋『关系很好』，『这个人很开明』，『我到香港去，他(习仲勋)和杨尚昆主动找我，给我具体指示』，他说，自己没有见过新领导，但是习一路从基层上来，做过下乡知青，经过锻炼，有很好的效果。『中共十八大以后的一年，看到习种种作为，我对他有信心。习的内政或外交作为，我都从内心举双手赞成，认为他做得很好，展现出中国领导人的风范』。
他又说，要『肃贪』就要打老虎，『我现正在观察，他今后会不会打比薄熙来更大的老虎。』
谈到香港民主，他毫不隐藏对西方民主持不同立场，也不支持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我对民主的看法，跟西方不同，不赞成直接选举。当年与查良镛谈时，他说我比他保守，我承认，我是保守』。
从出走美国开始，就预料到返乡之路迢迢，许家屯说:『我一直很想回去(中国大陆) ，随时都在准备，但北京方面都没有同意，不让我回去;所以，这次到台湾来，我很感动，有回到故乡的感觉。』，许家屯晚年颇有悔意，也承认党性是骨子里褪不掉的基因。他说他先后给前两任领导写信，恳求回国，没有得到回复。
附录：
某年某月某日早上6时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这样报道：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某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吴晓镛后出走美国。
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吴晓镛简介
2010年06月30日 11:19 凤凰网专稿 【[url=]大[/url] [url=]中[/url] [url=]小[/url]】 【打印】 [url=]共有评论0条[/url]
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吴晓镛
出生于1952年。
1973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和翻译。
19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广播电影电视部国际电台英语部。
1980年，广电部派他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国际台工作，任编辑，时政记者，主播，新闻部主任，英语部副主任等职。
1990年，到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工作，任翻译，顾问，项目官员；参与重大的世行贷款项目。
1994年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在哈佛大学学习一年，主要在肯尼迪政治学院攻读经济学和政府管理课程。
1995年从哈佛回到北京之后，参加策划凤凰卫视。在凤凰卫视，曾任广告销售总监，节目采购总监，事业发展总监，并在凤凰卫视上市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2000年担任凤凰卫视美国公司总裁之后，迅速开展了凤凰卫视在美洲的业务。 |
发表于 2016-6-30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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