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致李锐的一封信：请和历史对质

李老：

您好！

前段时间，因为我在网上公布《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材料，您老多次表示要和我对质，这让我哭笑不得，深感您老完全找错了对象。

为什么呢？因为我并非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史工作者，由于有机会参与档案整理工作，而接触到了这份谈话的原始记录稿，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将其公布了出来。至于如何评价这份记录，周惠老当时的谈话对还是不对，如何看待您老在庐山会议上的作用等等问题，自有史学界自己去作出结论，您老和我有什么可对质的呢？  


此外，庐山会议的主要当事人、见证人均已过世，您这时侈谈对质，是不是一种打“假老虎”式的勇敢呢？从逻辑上说，您应该要求公布档案才是合理的。

坦 率地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您老都是非常尊敬的，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庐山会议实录》等专著，我都认真地阅读过，我不仅钦佩您老的学识， 也很敬仰您老的人格。但正因为如此，当我意外地看到“周惠谈李锐”这份档案材料时，我感到极为震惊，您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也从此坍塌了。

要 不要公布这份材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公布这份材料一定会给您老的精神和身体造成创伤（春节期间，一位曾被您老“授权”的朋友在一次饭局中透露 说，您老在看到这份材料后即开始便血，几乎晕厥，我听到此消息后深感歉意），而且，即便我不公布，按照程序这份材料早晚也会公布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年 来您以《炎黄春秋》为阵地，愈战愈勇，不仅把当年的“主公”毛泽东推下“神坛”，还死命地往泥里踩，自己却反身跃上神坛，享受众人的顶礼膜拜，就觉得公布 了也好——古人说君子爱人以德，至少，这份材料可以让您老冷静一点，说到底也是对您老的爱护。

这 份材料是我在工作时看到的原始档案，按照规定是不许抄录、复制的。但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就擅自抄录了一份，我承认这是违反制度的。在网上公布时，为了 避免给那些仅仅是履行了自己技术性职责的党史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隐去了他们的姓名。您老为了推翻这份材料，做了很多辩白，但这份材料为我亲眼所 见，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让我们一起等待档案公布的那一天吧。

在 此我也想向您求证一个问题，曾经担任周惠同志秘书的田聪明同志写过一篇《忆周惠同志》(《百年潮》2005年第10期)，文章中说：周惠老在病床上曾经和 田聪明同志谈起，在庐山会议上，有“一位与他一直要好的同志”，会议“‘风向’转了以后，这位同志一开始还想由他一人‘扛’着，可后来大概是扛不住了， ‘把咱供出去了’”。——这位“要好的同志”是谁呢？是您吗？如果不是您，那是谁呢？另外，他指的是不是您跪在“主公”床前揭发彭总组织“军事俱乐部”那件事呢？

我觉得，您老与其急于否认这份材料所披露的事实，倒还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一生，考虑一下自己的晚节和在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您早年投身革命，可以说是热血青年，被党和领袖赋予了政治生命。您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是党内最早对毛做偶像化描述的人，您也是毛最早的“超级粉丝”之一。庐山会议后您的政治命运虽有波折，但这也是革命者的寻常人生——革命岂能如在长安街上散步那样惬意？

前 半生既如此狂热，何以在1980年代革命陷入低潮之后，您就把当初的理想与信仰弃之如敝履，以诋毁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主公”做为献给新“主公”的投名 状？如此朝秦暮楚，用周惠老的话说，无论是按新道德还是旧道德，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只能被和周佛海、顾顺章等历史垃圾归入同一序列。李老，现在还不算太 晚，您忏悔吧！您老如果真心忏悔，还来得及，还可以被宽恕——您该不会真的相信，革命永远不会再来了，历史就此终结了吧？

李老，我要恳切地对您说：像您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和历史对质！是作为一个矢志不移的革命者走入历史？还是作为一个投机革命的叛徒走入历史？请您三思！

至 于我，由于种种原因，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不愿意被无休止地卷入到这种旋涡之中，也不愿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我想，在不太久远的将来， 等到这件事情的“热劲”过去之后，在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我愿意去拜访您，并当面向您表达我的歉意——毕竟，在您的名声和尊重历史之间，我不得不不选择了后 者，请您原谅！

最 后顺便说一句，《炎黄春秋》是您的御用刊物，如果您能让《炎黄春秋》刊登我这封信以及《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我将会给您以极大的尊 重。当然，如果不刊登，也没有关系，因为《炎黄春秋》作为反毛阴谋史学的大本营，是出了名的，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也并不是一种荣誉。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张杰 顿首

2010/5/9




附：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作者：张杰

人物介绍： 周惠， 1918 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 1937 年参加革命，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1 年初，调北方局工作。 1952 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 1959 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 1977 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78 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987 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 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 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 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 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 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 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 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 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 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 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 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 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 “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 子。

问： 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 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 7 月 23 日上午 ，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 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 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 ）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 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 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 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 23 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 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 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 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 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 再一个就是 8 月 11 日 ，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 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 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 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 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 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 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 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 ），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 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 7 月 21 日 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1965 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 ）；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 7 月 23 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 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 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 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 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 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 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 ），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 ）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 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 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 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 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 为什么呢？

周惠： 李锐当年刚 42 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周跟李锐都不是好东西，背后玩阴的，太无耻。

前 半生既如此狂热，何以在1980年代革命陷入低潮之后，您就把当初的理想与信仰弃之如敝履，以诋毁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主公”做为献给新“主公”的投名 状？如此朝秦暮楚，用周惠老的话说，无论是按新道德还是旧道德，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只能被和周佛海、顾顺章等历史垃圾归入同一序列。李老，现在还不算太 晚，您忏悔吧！您老如果真心忏悔，还来得及，还可以被宽恕——您该不会真的相信，革命永远不会再来了，历史就此终结了吧？

2010-05-31 19:56
李锐谈“周惠谈话”
盛禹九
　　
　　不久前，互联网上出现一篇文章，题为《采访周惠谈话记录》，署名“张杰”。该文声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派出工作人员采访周惠，“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文章通过所谓“周惠”之口，对李锐在庐山会议的作为提出了所谓的新史料，新看法，如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等等。笔者为此访问了九三高龄的李锐同志。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盛：《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在互联网刊出后，我注意到，您曾授权余习广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说：“张杰发表的这篇所谓《采访周惠谈话记录》，是一篇伪造的访谈录，所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了解这一点，这个伪造的访谈录，以周惠之名对我进行的所谓揭露，纯属虚构。我希望，这个伪造者张杰，能够公开站出来，我愿意与他对质。”这个《声明》发表至今已近三月，至今没有看到这个作者“站出来”，而网上却闹得沸沸扬扬。有“专家”著文写道：“《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还有人感叹：“李锐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生事业尽付东流”，等等。现在，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大都已作古，只有您老还健在。面对着这些来历不明的“庐山会议的真相”，希望您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李锐：我发表那个《声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张杰文章在网上发表后不久，和我住同一座楼的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就来告诉我：他接到周惠的侄孙惠海鸣（周惠原姓惠）从苏州打来的电话说，周惠的夫人范博和儿子惠小兵，“对网上传播关于李锐老的流言非常愤慨”，特请他郑重转告我：“周惠生前绝对没有那样一次关于评说李锐的谈话。”另外，经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证实：“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张杰’这么一个人；组织上也没有派任何工作人员去采访过周惠。”由此可见，所谓《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完全是一篇随意杜撰的文章，不可相信。
　　
　　　　关于庐山会议的真相，我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已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这本书是当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提议并催促我才写成的。乔木同志参加了庐山会议，知道其中的许多内情，感到需要有一本书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否则，许多真相后代难以澄清。我的书写好后，经过乔木审阅。这本书于1995年出版发行，至今十多年来，除了吴冷西提过意见，我在《读书》杂志和《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附录中作了答复和辩正外，此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提出过异议。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现在，突然冒出个《采访周惠谈话记录》，质疑庐山会议一些事实的真实性，制造许多“迷雾”，并且造谣指名道姓地来攻击我。确实使人感到有些蹊跷。
　　
　　　　盛：就我所知，张杰的这个《谈话记录》已在读者中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些人随声附和，认为庐山会议爆出了“新料”，真以为“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哩！
　　
　　　　李锐：关于庐山会议，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评，认为当年毛发动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这次批判和斗争的前因后果，还有我在山上的言行，我都写进《庐山会议实录》里了，读者只要细心读一读这本书，便非常清楚：把这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很大责任”，归咎于下面某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显然是本末倒置。就我个人来说，实在担当不起。
　　
　　　　盛：不久前，原“四人帮”的笔杆子朱永嘉也在境外发表文章回顾庐山会议，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马立诚在2009年12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对朱文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李锐：朱永嘉的文章，阐述他的不同观点，尽管是错误的，还可以进行辩论。张杰的文章不是“不同观点”，更不是“一阵清风”，而是造谣和诽谤，不能容忍。
　　
　　　　盛：对造谣和诽谤应该坚决反击，以正视听。例如，张杰说，您给主席写的那封信，是“自作聪明”，“撒了谎，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些最敏感的话”，因此“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又说，李锐后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大错误，如此等等，是那么回事吗？
　　
　　　　李锐：我的书里写得清清楚楚：我给主席写信，不是我个人“自作聪明”，而是田家英转告胡乔木给我出的一个主意。因为当时彭老总给主席的信被印发后，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7月23号我们在黄克诚住处议论主席之事，“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乔木考虑到主席平日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写信给主席可能容易接受。为了消除毛的疑虑，我接受田家英和乔木的意见，给毛写了信。信的全文已收入书中。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但是，我还是有底线的。因为此前和薄一波同志商量过，他告诉我：讲情况只能点到“彭、黄、张、周”为止，不要牵连到其他人。我是按照薄老的嘱咐做的。比如，大会《简报》揭发出田家英平日和我之间的密切关系。我把田平日对毛的一些议论（例如田说：“如果我离开中南海，我会给毛提三条意见：第一，听不得批评意见；第二，能夺天下，不能治左右；第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甚至把周小舟的某些言论，都揽到我自己身上。这样做，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我李某个人。这难道也错了，是“品格”问题吗？
　　
　　　　盛：依我看，历次政治运动中，在“个人迷信”和那种严酷、高压的态势下，包括很多受人尊重的革命领袖人物，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保存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曲折的方式，以避其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都作了违心的检讨。事后，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写道：“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黄老的《自述》中，谈到8月10日小组会追问7月23日晚议论主席的事，还写了这样一段话：“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的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这时看到李锐，心想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黄克诚这一段话充分证明：您和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值得指责的。
　　
　　　　李锐：还有，《谈话记录》说我“夜闯美庐”，完全是造谣！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期间，主席的住处，戒备森严，任何人没有毛的许可，没有一定的手续，是绝对不可能进去的。连彭老总那样的人物，开始想找毛个别谈谈都不可能，结果只能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列席代表”，没有“上谕”，敢去“夜闯美庐”吗？！
　　
　　　　盛：关于“夜闯美庐”，我曾看到周惠的亲属惠海鸣2009年11月16日写的，现在网上发表的《关于张杰的“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的声明》，其中说：“张杰一文中所谓李锐‘夜闯美庐’是‘1962年小舟告诉周惠的’，根本是造谣，与时间也不对头。因为庐山会议后不久，周惠1960年调到北京之后，从未见过小舟，更不可能议论时事。”这充分证明：张杰的这个《谈话记录》完全是胡编滥造。能谈谈庐山会议上您和主席真正接触的一些情况吗？
　　
　　　　李锐：庐山会议期间，主席找我谈话有三次，都是几个人在一起谈的：第一次是7月11日，有周小舟、周惠和我；第二次是7月17日，除二周和我外，还有胡乔木、田家英；第三次是30日上午，有黄克诚、二周和我。这三次谈话的内容，我在《实录》中都如实写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单独找过毛；毛也没有单独找过我。前面说过，我接受田家英和乔木的意见，7月30日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对7月23日在黄克诚住所谈话的事作了解释。原以为就此过去了，谁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毛实际上已得知我们在下面议论的一些情况，我和“军事俱乐部”已经有了难以剪断的牵连。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作深刻检讨之外，还会去“夜闯美庐”，自讨没趣吗？
　　
　　　　《谈话记录》说，周小舟调任广州后，田家英出差广州，曾顺便看望小舟，告诉他：庐山会议上，李锐和田家英都曾在毛的面前“下跪”求饶，这更是荒唐透顶！我知道，你和田家英也有过来往，应该了解田家英这个人。田家英和我不是猥琐小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不会做出那种卑躬屈膝的事情。
　　
　　　　盛：关于田家英去广州看望周小舟的事，就我所知，最近汪澍白老先生专门打电话到广州问周小舟的夫人王宁。她已97岁高龄，脑子还非常清醒。王宁明白无误地回答说：“田家英没有到广州来访问过周小舟。”可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您提到我和田家英，是的，5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期间，对他曾有过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接触。田曾谈过他对“主公”的敬仰和心中的一些郁闷，使我感到他不仅有才气，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田家英在你们的保护

前些日子在帝都盘桓了几天，意外瞅见了一台戏。

在帝都住熊蕾大姐家，闲聊时听她说起社区（木樨地22号楼、24号楼）组织了一个纪念抗战的座谈会。那意思耶，就是让社区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下一代的老年中年青年们，一起来说道说道抗战那年头的事儿，追一哈昔，也抚一把今，牢记历史，放眼未来……

这是好事儿，双某也很感兴趣——不光是对话题感兴趣，最主要的是对聊这些话题的人们感兴趣：住这楼里的人儿按老百姓话说那都是些大官或前大官——也就是“老革命”、“老资格”，他们或他们的后人们，对在社会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都有些啥看法？观点是不是都一样？如果不一样，会不会在会上PK起来？……

——不好意思，双某这人心眼儿忒不厚道，就爱瞅PK的场面。

大姐说不会PK的，规定了每人的发言时间，挨个来，每人就5分钟。

双某心说：管他耶？还是得去瞅瞅——万一真有热闹瞅耶？

26日上午，双某跟大姐去了24号楼下的老干活动中心。

一进门儿就很意外：大名鼎鼎的李锐李大秘，倍儿精神地坐那儿耶。

听说这老先生99岁了，说话中气还挺足，社区组织者好象也拿他当个宝。

主持人热情洋溢煽情讲后，社区领导和组织者先后致词——多次提到李老先生。

行礼如仪后，发言开始。

头一个发言的是江文的女儿。刚开始双某以为这位江文就是很著名的三局工作过的老红军，一听发言才知道这是一位同名同姓的老革命，抗战初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当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今年初刚去世。

接下来就是李锐发言。

李老先生发言很有意思。

一开头，老先生说了两句与抗战有关的话：我是一二九运动武汉大学的“头头”，这院里的某某是武汉中学生的头头，彼此的情况都清楚云云。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展览伤痕，诉说自己的坎坷经历：延安整风审干审了自己多年，庐山会议那个反党集团成员个个都保留了党籍，唯有我李锐最背时倒灶，开除了党籍不说，还下放劳动，遭罪啊遭罪，冤枉啊冤枉……

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搂不住了——口水全喷在在“抗战”的圈儿外。

老先生还意犹未尽，又亮出了早准备好的一堆报纸：瞅瞅，这是《文汇报》对我的采访，这是《炎黄春秋》登的我的文章……，这个这个，这个动作可就让双某太跌眼镜了，一肚子的不解也冲上了喉咙：老先生你好歹也是见过大世面大场面的人儿，庐山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重量级会议你都是参加者，还出尽了风头，现在一社区级别的座谈会上，怎么还是这么按捺不住地显摆个没完没了耶？一大把岁数的人儿了，还这么怕遭人冷落，还耐不住寂寞？……

当然，这些话只能咽回肚子里——双某是观会者，不是与会者，没得发言资格的。

“你不要说了，赶紧下去吧！”

熊蕾大姐猛然间冒了一句。

——得，这位可是有发言资格的，原本就安排在第二个发言。

李锐一楞，说：“我有我的发言权……”

“你早就超时了，现在该我发言了！”

熊大姐毫不客气——偷偷地说一句，俺可是头一次看见大姐这么有脾气！

不过也是哈？扯着喉咙喊民主自由宪政的，就真没几个有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意识！

“你是什么人？”

耶——，他还来劲儿了？气势汹汹啊！

“我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我当然有我的发言权！”熊蕾大姐毫不含糊。

其实熊蕾大姐跟这位老先生是老相识：当年李老先生码出的许多文字，就是这位熊蕾大姐替他老翻译成了英文，才得以在大洋彼岸印刷成书走向世界的。后来李老先生反毛非毛的本来面目越来越露骨越来越峥崂，熊蕾大姐与他之间的距离当然也就越来越来远了——有一次，熊蕾大姐到李家交译稿时，李老先生就指着她跟满座高朋们嚷嚷：“什么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还不是靠她爸爸把情报送出来……”，然而这样的轻薄之论无论是大姐还是熊老本人，都不会领情更不会受用。比如熊老就跟俺这个后生小子说过：我不过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熊大姐也忒腻歪有些媒体炒作什么“熊向晖救了党中央”……

李老先生口口声声“我对得起这个党了”，实际上他空有九旬高龄，实际斗争的阅历却相当有限——他没有独立操作过军事斗争、群众斗争和地下工作，对军事指挥和情报工作的认知相当肤浅甚至低于如今一大票高中生军迷：从来就没有什么只凭情报打仗打胜仗的军事家，军事家得到的情报常常是五花八门甚至彼此矛盾的，这就是需要考验指挥员的判读能力！情报只是采集素材而指挥则是创作和导演。否则怎么解释中央苏区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委二局的情况那么准确，却仍然要打败仗耶？为什么换个统帅就能游龙戏水哩？更何况，熊老当年送出的是战略情报而不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部署，带着党中央在陕北当诱誀的毛泽东面临的不可预测和未知和危机事件其实是很多的，根本不是一纸计划所能全部包涵的……

熊大姐和李老先生你来我往PK上了，会场也热闹了起来。

“下去吧，你说些我们都知道，早听腻了……”

有些老头老太太跟熊蕾大姐叫好，鼓掌起哄，那意思就是让李老先生赶紧结束。

也有一些人很有爱心，祭起了“尊长”的道统要给李老先生撑腰：“他都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让他说完吧……”

从一般意义而言这个道统当然没得问题，可这个当口对李老先生这样的人亮出这个却是差点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老人不？他老可是一百二十多岁的老人儿！李老先生卯足了劲儿拼命打抹黑他诅咒他诬陷他的时候，可曾想过这个“尊老”的道统？抛开政治是非不言，就算他老对你“杀降不武”了，可他老不是对你还有过“知遇之恩”么？再者说啦，你这辈子，都是别人对不起你坑了你，你就没得对不起别人儿坑别人儿的时候？

“我是个网盲，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骂我。网上就有人骂我是汉奸……”

老先生还是没完没了。

“差不多，我看你就是共产党里的叛徒！”

熊大姐不依又不饶，半点儿客气的意思也没有。

李老先生看看再说下去也是没趣儿了，但要这么着停止叨叨又觉得不甘心，于是掏出一份简历来，要大家容他把简历念完。看到老先生这副模样，双某侧隐之心油然而生啊，那就是一个万分同情啊！想当年双某给老先生当粉丝的时候，老先生那风光有多大啊！老先生的文字，那就是一个洛阳纸贵啊！如今耶？竟然混得在一个社区都扯不起场子来了啊？这可真是造化弄人，风水倒转了啊……

李锐大声念完简历后，大姐发言。大意是：我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我父亲也是一二九时期开始追随党的，后来受党的安排到胡宗南身边工作，亲历和见证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历史，也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坚持撑起半壁江山的历史，这无疑更加坚定了跟党干革命的信念。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我父亲亲身经历，证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英明。现在社会上有人对共产党人中流砥柱的作用说三道四，就是因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叛徒在丑化和颠覆党的历史……

因为另有约会，大姐发言还没完，双某就离开了会场。

后来的事儿，听大姐说是这样的——

她发言快结束时，李锐终于认出了她来。为表示长者风度，李锐主动伸出来手来要跟她握手：你那会儿经常来我家，挺遵重我的嘛。可大姐握着手嘴上也不饶人：你反毛非毛我就不能尊重你，因为这是政治背叛行为！……

这话俺很认同：政治是非是大原则，你李老先生既然认为共产党这么万恶，为嘛不一退了之耶？是不是舍不是这离休干部待遇？——前些日子看老先生的一篇文字，口口声声“我对得起这个党”，真是倒胃啊！你有啥功啥劳就对得起这个党了？不就是耍过几下笔杆子么？轻狂不轻狂啊，浅薄不浅薄啊？

这事儿还没完。

第二天，楼里有俩老太太找上门来了，一位叫郭敏，原一机部的离休干部，92岁；一位叫千放，北京市委的离休干部，老地下党迥，87岁。俩老太太一见着熊大姐就叫伸出大拇哥叫好，连说很解气很解气，你说得太好了！这个李锐我们早就瞅他不顺眼了，倚老卖老胡说八道，就是一叛徒，你以后再扩大范围，多给大家伙儿讲讲……

社区微信群里，也是讨论得热火朝天，明显分作两个阵营。

双某认为，这是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

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社会哪个角落恐怕真是避不开躲不掉啊！

那就不如不躲不避，亮剑！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