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大博弈”：争夺中亚的百年角逐

1904年1月，“地理政治学之父”麦金德爵士在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提出了一种悲观的看法：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尤其是铁路在欧亚大陆内部的扩散和兴盛，过去被海洋国家围困在冻土地带，资源动员能力贫弱的大陆强国俄罗斯，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去改善其物力、财力状况和武装部队的质量。假以时日，俄国将发起一场宏大的“西进运动”，首先向南、继而向西拓展势力范围，把中亚和东欧囊括进一个巨大的“枢纽地带”（Pivot Region）之中。在这块封闭的版图内，俄国将建立独占性市场，开发其间数量惊人的矿产和人力资源，以继续向大陆边缘扩张。待到它能占据理想的出海口、并建立起一支远洋舰队，就可以阻断英国的全球海上贸易，并迫使后者的盟友改换阵营，届时俄国的“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

麦金德做出这一论断之时，正值英俄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权势争夺进入尾声。围绕着阿富汗、波斯以及中亚各汗国的归属，两个强国进行了为期近百年的冒险和对抗。史学界沿用著名诗人吉卜林创造的一个术语，称这场角逐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海洋强国在干预大陆事务时经常遭遇的力量损失梯度，在“大博弈”中暴露无遗，最终导致了英国在中亚的力量收缩以及1907年英俄协约的达成。但俄国绝非最终的胜利者——英俄协约达成之后仅仅10年，彼得堡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大陆腹地秩序就随着二月革命的到来而彻底崩溃。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残酷的内战之后再度在中亚站稳了脚跟，但它再也未能恢复在波斯高原的优势。到了1979年，踌躇满志的苏联再度出兵阿富汗，却遭遇了更加悲剧性的命运，整个帝国就此土崩瓦解。

而那些生活在大陆腹地的民族，似乎从未为这种反复的争夺和统治所征服。他们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行事风格，不放过每一个驱逐外来者的时机。三面山系环绕、河流稀少集中的地理特征强化了他们的抵抗能力，而使中亚反复成为埋葬帝国的坟场。粗犷、野蛮、不可预测，但同样构成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提醒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征服者：这里既是希望，更是墓地。


冒险家吹响号角
1798年初夏，履新不久的英属印度总督韦尔斯利子爵（威灵顿公爵的长兄）在加尔各答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初露锋芒的法军统帅拿破仑·波拿巴已经率4万大军出征埃及，意图不明。不止一个英国人揣测，拿破仑将从陆路穿过叙利亚和土耳其，随后经阿富汗或者俾路支斯坦来进攻印度。尽管这种预测随后被证明是一场虚惊，但拿破仑在1800年又联络上了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唆使后者派遣2.2万名骑兵出征印度。这项密谋由于保罗一世的神秘遇刺再度告吹，却使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和英属印度总督府的神经紧张到了极限。从安全角度出发，只有在和英属印度接壤的波斯高原、阿富汗乃至更北方的布哈拉、希瓦等地建立广泛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印度的安全才能获得确保。但英国驻印军队的规模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向这些地区的汗国派出使者，说服当地的封建王公与英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使其成为拱卫印度的屏障。

1810年，第5孟买步兵团的查尔斯·克里斯蒂上尉（Charles Christie）化装成马贩子，穿过俾路支斯坦的荒原和锡斯坦沙漠，成功抵达了哈里河畔的古城赫拉特（在今阿富汗西北部）。这座城市坐落在通往印度的门户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之间，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克里斯蒂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做了了解，并观察了古城的防御设施。他的战友亨利·璞鼎查中尉（Henry Pottinger，日后成为第一任香港总督）则化装成伊斯兰教徒，向西潜入波斯腹地，会见了几位地方王公。这是英国派出的第一批冒险家，也是“大博弈”的先声。

对这一切，俄国人并没有袖手旁观。从1804年进军亚美尼亚开始，他们就对波斯乃至整个中亚垂涎不已，断然不能容忍他人插足。1812年，俄军将领彼得·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突然渡过阿拉斯河，袭击了英国所支持的波斯王国军队。正在当地为波斯人担任顾问的克里斯蒂不幸战死，波斯恺加王朝亦被迫签署《古里斯坦条约》，放弃对格鲁吉亚、达吉斯坦、明格里等半独立汗国的主权要求。此举使英国明确认清了俄国将成为争夺亚洲腹地的主要对手，遂于1814年与波斯签订了《德黑兰条约》，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每年15万英镑的赠金。

与此同时，俄国人也在向东方派出情报人员。1819年，24岁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上尉（Nikolay Muravyov）从巴库出发，骑着骆驼跋涉1300公里，抵达了咸海南岸的希瓦汗国（花剌子模）。他成功地取得了残暴的当地可汗的信任，使其同意与俄国通商、并和高加索总督区建立友好关系。但穆拉维约夫的真实目的却不在于此：经过仔细观察，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断言只需派出3000名精良的骑兵，就可以颠覆不得人心的可汗，将希瓦完全并入俄国疆域之内。1821年，俄国探子的踪迹又深入到南方的布哈拉汗国境内。而他们的英国对手晚了一步——直到1825年，东印度公司军医威廉·莫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才抵达布哈拉城下，却发现这里已经成为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几个月后他死于古城巴尔赫附近，埋葬在泥墙之下，就此湮没无闻。

莫克罗夫特客死异乡之后几个月，波斯王储阿巴斯·米尔扎利用俄国刚刚经历十二月党人起义、政局动荡的机会，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发动了军事反击。由于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3万名波斯军队所向披靡，在巴库、埃里温等地大败俄军。波斯沙阿（国王）法特赫—阿里沙企图利用有利形势、将俄国拉回到谈判桌上，但波斯代表被圣彼得堡拒之门外。1826年9月，俄军统帅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抓住时机，以新改编的南高加索军队发起反攻，在甘杰取得战术胜利，迫使阿巴斯·米尔扎退兵大不里士。第二年，新任高加索军事总督巴斯凯维奇重新攻陷埃里温，渡阿拉斯河急进，一举攻克包括大不里士在内的整个阿塞拜疆地区。1828年2月，波斯被迫签署奇耻大辱的《土库曼恰依和约》，将阿拉斯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包括东格鲁吉亚、东亚美尼亚和北阿塞拜疆）割让给俄国，并赔偿价值150万英镑的黄金；俄国在波斯全境取得领事裁判权和贸易特权，俄国商品只征收5%的关税。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来自北方的威胁如同泰山压顶，压迫了波斯整整150年。


油画，描绘19世纪初沙俄与波斯的战争中，俄军在两周之内击退一大批波斯王国军队，他们搭起了一座“人桥”，可以让两门大炮顺利通过

俄国在波斯再度恢复进攻之际，伦敦的威灵顿内阁正陷入一场论战。掌玺大臣埃勒巴伦男爵力主马上出兵波斯、抵挡俄国人的攻势，但被谨慎的威灵顿所拒绝。由于在地理位置上不似俄国那般便利，英国人的军事行动需要考虑经济成本，因此极端倚重当地统治者的支持。但埃勒巴伦惊讶地发现：自从1810年克里斯蒂和璞鼎查的中亚之行以后，英国已经有整整20年没有对中亚进行过成功的侦察和测绘了。作为亡羊补牢之策，1829年秋，第6孟加拉轻骑兵团的阿瑟·康诺利上尉（Arthur Conolly）从波斯边境出发，穿越高加索和开伯尔山口之间的无人区卡拉库姆沙漠（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花费一年半时间详细侦察了阿斯塔拉巴德以南俄军的驻防状况、当地统治者的态度以及可资利用的要塞。他正确地推断：俄军要从陆路入侵印度，无论采取哪一路线，都必须经过四分五裂的阿富汗。对英国人来说，最可取的方法是扶植一个势力范围足够覆盖阿富汗全境的统一政权，对其加以武装，使之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保护伞。

在康诺利的建议下，1832年初，东印度公司印度政治处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中尉（Alexander Burnes）前往喀布尔，会见了巴拉克宰家族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可汗（DostMohammad Khan）。英国人承诺帮助这位普什图族王公统一阿富汗，并在喀布尔派驻一个常设代表团。这次会面也标志着“大博弈”开始由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升格为国家之间的全面对抗：在黑海，英国扶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抵御俄国的瓜分；在波斯高原，两国竞相争取波斯沙阿的友谊；在阿富汗，英国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扩张企图，以此对俄国在布哈拉和希瓦的野心加以遏制。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的对抗，开始在里海和波斯湾之间的区域全面展开。

阿富汗的血与火
伦敦对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1837年，这位可汗请求英国人帮助他夺取锡克帝国控制下的白沙瓦，但被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所拒绝。伯爵的如意算盘是在普什图人和锡克帝国之间玩弄平衡，避免一家坐大；他给多斯特·穆罕默德送去一封语气傲慢的信函，对后者大加嘲讽。火上浇油的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恰在此时派扬·维特科维奇上尉出使喀布尔，声明支持阿富汗人的领土要求。多斯特·穆罕默德与伦敦之间的友谊在短短6年之后就宣告破裂了。


多斯特·穆罕默德可汗和他的儿子之一

但俄国人的真实意图显然不在于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他们要利用这位可汗与英国人翻脸、无暇他顾的机会，夺取半独立的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1838年11月，即英国代表团被从喀布尔驱逐之后第7个月，已经与俄国结盟的波斯沙阿穆罕默德（阿巴斯·米尔扎之子）出兵围困赫拉特。出人意料的是，印度政治处的一名中尉正在当地搜集情报，意外地卷入了这场围城战。此人名叫埃尔德雷德·璞鼎查（Eldred Pottinger），正是28年前潜入波斯的亨利·璞鼎查的侄子。在他的组织下，当地守军构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抵挡住了波斯人长达一年的围困。1839年11月，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下，波斯被迫从赫拉特撤军，俄国人的阴谋遭到了挫败。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加尔各答，奥克兰伯爵正在和他的幕僚策划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在和多斯特·穆罕默德决裂之后，东印度公司找到了被巴拉克宰家族推翻的前杜兰尼王室继承人沙阿·舒贾（Shah Shujah），并和锡克帝国缔结了三方盟约：英印军和锡克人出兵帮助沙阿·舒贾推翻巴拉克宰王室；舒贾复国之后，即宣布阿富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协助英国人对抗俄国。1838年10月，奥克兰勋爵还发表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西姆拉宣言》，把多斯特·穆罕默德描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恶棍，同时盛赞沙阿·舒贾为“忠诚的朋友和合法的王位拥有者”。宣言称，只要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位一天，“周边地区就没有希望获得安宁，印度帝国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侵害”；英国出兵阿富汗是为了匡扶正义，帮助沙阿·舒贾“建立合法政府，对抗国内乱党”。

1838年12月，约翰·基恩中将（Sir John Keane）指挥的印度军团离开旁遮普，揭开了第一次英阿战争的序幕。这支部队包含1.5万名英国和印度籍官兵，分为步兵、骑兵和炮兵，后方还有总数达3万人的挑夫、马夫、洗衣工、厨师、蹄铁匠以及大批骆驼提供后勤支持。有一位旅长动用了60多匹骆驼来运输他的营帐，另一个团的军官们则征用了两匹骆驼专门驮负雪茄，自信之情溢于言表。1839年春，英军部队抵达奎达，穿过80公里长的波伦山口，启程前往喀布尔。4月25日，英军进入弃守的坎大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7月22日，在固若金汤的加兹尼要塞跟前，孟加拉工兵团引爆了埋藏在喀布尔门下的炸药，步兵随即蜂拥而入，夺取了这座重要的补给战。此役英军仅有17人阵亡，165人负伤；阿富汗方面至少战死500人，士气大受影响。

加兹尼失守之后，多斯特·穆罕默德一度从喀布尔派出5000名骑兵南下，企图决一死战；但面对英国人的火力优势，这支精兵不战而溃。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被迫逃往北方的布哈拉，后于1840年11月向英军投降，随即被流放到印度。基恩的军团则全速挺进，奔向160公里外的喀布尔。1839年8月，沙阿·舒贾在英国大使威廉·麦克诺顿爵士（William Hay Macnaghten）的陪伴下进入王宫，宣告杜兰尼王室复辟成功。


全军覆没
对奥克兰勋爵来说，统一阿富汗的大业已经完成；但事实证明，英国人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去国多年的沙阿·舒贾在这片土地上毫无政治根基，每项政策都要靠英国人的武力和金钱才能推动；随着部署在阿富汗的英军减少到不足8000人，到处都开始爆发反对新政权的叛乱。俄国则派兵5200人逼近北方的希瓦汗国，随时有可能发动攻击。尽管恶劣的气候阻挡了俄国人的推进，但派去布哈拉与当地可汗商讨结盟的查尔斯·斯托达特上校以及阿瑟·康诺利上尉——1829年那位杰出的冒险家——却被关进地牢，最终于1842年6月遭到斩首。

在南方的喀布尔，麦克诺顿大使和已经升任中校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被一种虚假的乐观情绪笼罩，全然不曾意识到危机正在身边酝酿。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汗（Akbar Khan）此时已经被抵抗力量拥戴为盟主，并在北部城市巴米扬建立了据点。1841年11月1日夜间，喀布尔城内阿克巴·汗的支持者发动暴动，包围了布尔内斯居住的新兵营；驻军司令威廉·埃尔芬斯通少将（William Elphinstone）和麦克诺顿处置迟疑，错失了派兵前去解围的良机。最终布尔内斯及其弟弟、副官以及30多名警卫都被暴民砍死后碎尸，情形惨不忍睹。

暴动之后的喀布尔，每一个小时都有新的普什图人加入叛乱者的行列；4500名英军和12000名随军杂役被困在城市东北方一个四面环山、布满沼泽的营地里，既无法突围，又难以还击。此时阿克巴·汗指挥的6000名阿富汗正规军已经开始进城，并在制高点架起大炮向英军轰击。廓尔喀营在抵御进攻的过程中悉数死难，另有300余人死于阿富汗人的炮火。此时埃尔芬斯通已经无法控制部队，沙阿·舒贾则龟缩在坚固的巴拉·希萨尔城堡中自保。叛乱者和阿富汗正规军总数超过3万人，占据7︰1的优势，英军实际上已经无力再战。

11月21日，双方实现了临时停火。阿富汗人要求英军交出沙阿·舒贾并释放多斯特·穆罕默德，换取残部安全退出阿富汗国境。但自作聪明的麦克诺顿玩弄了一个花招：他派一个中间人去游说阿克巴·汗，承诺向后者提供30万英镑的赏金以及每年4万英镑的资助，并承诺由阿克巴·汗出任阿富汗维齐尔（宰相），换取保留沙阿·舒贾的王位；英军同时承诺撤出阿富汗，但须在次年开春之后，以保全颜面。阿克巴假意允诺，当麦克诺顿在12月23日兴高采烈地带着随从前去签约时，却被扣押枪杀，尸体悬挂在大巴扎（集市）中示众。

至此，英国人已经丧失了一切讨价还价的资格。1842年1月1日，意志涣散的埃尔芬斯通按照阿富汗人的要求缔结了停战协议：英军放弃对沙阿·舒贾的支持，交出大部分火炮，经开伯尔山口撤离阿富汗；叛军派出部队保障英军及其家属沿途的平安。1月6日，不足4000名残军（其中约700名为英国人）和12000多名后勤人员、家属离开喀布尔，开始朝目的地贾拉拉巴德进发。从他们开拔的第一天起，阿克巴·汗就背弃了承诺，开始不间断地袭击英军的殿后部队和侦察兵。埃尔芬斯通的残军放弃了所有重火炮，又要掩护大批妇孺，每天只能前进8公里。在阿富汗的寒冬之中，大批印度兵被冻死。1月8日，当英印军开始进入山口时，占据两侧制高点的阿富汗人开始了密集的射击，整个情形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阿克巴·汗，多斯特·穆罕穆德之子

1月8日这一天，有3000多名英印军士兵和平民被打死在开伯尔山口6.4公里长的入口处。其余人被迫徒步涉过冰冷的溪流，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进。到9日日落前，所有正规军只剩下750人幸存，12000名平民则死难了2/3以上。12日晚间接近山口末段时，一行人只剩下不到200名官兵和2000位平民。埃尔芬斯通在前去和阿克巴·汗谈判时被扣押，几个月后死在战俘营里。15名仅存的骑马者决定加速向贾拉拉巴德飞奔，第44东埃塞克斯团的20名军官和45名士兵则决定在甘大麦村稍作休整。入夜之后，阿富汗人围了上来，英国人排成一个方阵，用20支步枪和佩剑进行了惨烈的抵抗，最终只有4人被俘，其余悉数死难。

1月13日午后，贾拉拉巴德要塞的英军哨兵突然发现有一匹马正从地平线处孤单地走来。马背上驮着一个头部和手背布满刀伤的人，他是31岁的军医威廉·布赖登（William Brydon），是那15个骑马脱逃者中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也是撤出喀布尔的16000名英国军民中，唯一一个抵达目的地的人。在那之后的许多个夜晚，为了给穿行在荒野之中可能的幸存者引路，贾拉拉巴德的喀布尔门之前一直燃烧着熊熊篝火，城墙上亮着灯光，军号定期吹响。然而再也没有一个人到来。


俄国的攻势
喀布尔溃败之后第二个月，中风的奥克兰伯爵被铁杆鹰派埃勒巴伦勋爵所取代，后者决心实施一场恐怖的报复来挽回颜面。乔治·波洛克少将（George Pollock）指挥一支大军从白沙瓦出发，于3月31日穿过开伯尔山口，用猛烈的火力给予阿富汗人以重大杀伤，随后和贾拉拉巴德守军会合。威廉·诺特爵士（William Nott）的部队则击退了围困坎大哈的阿富汗人，并在周边实施坚壁清野。当年夏天，两支军队沿着埃尔芬斯通撤退时的伤心路杀向喀布尔，沿途四处劫掠、滥杀无辜。9月15日，波洛克的部队进入阿克巴·汗弃守的首都，发现沙阿·舒贾已经在几个月前被杀死，93名被俘的英国人质则在巴米扬附近获得了解救。作为惩罚，波洛克用炸药毁灭了富于盛名的大巴扎，夷平了喀布尔的大部分城区和商铺，随后在10月12日宣布撤军。

讽刺的是，尽管代价重大的英阿战争完全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和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的矛盾而起，但英国在1842年最终承认：继续扶植杜兰尼家族已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多斯特·穆罕默德随后被释放，他软禁了自己的儿子——张狂的阿克巴·汗，在1846年重新登上王位。这位狡猾而善变的君主继续在伦敦和各土邦汗国之间折冲樽俎，一直执政到1863年。而他的后代对阿富汗的统治又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973年才被一场政变所推翻。


画作，描绘1873年俄罗斯帝国攻打希瓦汗国的场景，最终希瓦汗国灭亡，落入俄国治下

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结束中断了英国在中亚的扩张企图。尽管英印军先后占领了信德和旁遮普，但不列颠最杰出的五位中亚事务先驱布尔内斯、麦克诺顿、康诺利、斯托达特以及小璞鼎查在几个月内相继死于非命，沉重打击了鹰派的意志。现在，轮到俄国人出招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彼得堡不断唆使波斯沙阿纳赛尔丁向东进攻，以缓解俄军在黑海面临的压力。1856年秋，波斯再度出兵赫拉特，很快就攻下了这座城市。印度总督坎宁马上以强硬手段予以回击：12月10日，英国波斯湾分舰队占领了波斯的布希尔港；次年3月，一支陆战队在霍拉姆沙赫尔登陆。经过法国斡旋，两国最终达成协议：英军撤出波斯，波斯军队撤出赫拉特，并放弃对阿富汗各汗国的宗主权和领土要求。7年后，这座名城被纳入重新与英国合作的阿富汗王国的版图。

但俄国人并不会就此罢休：相反，他们要以在中亚的领土扩张来弥补克里米亚的失利。1858年，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Nikolay Ignatyev，后任驻华公使）率领的使团对希瓦和布哈拉汗国进行了一轮侦察，得出了和40年前的穆拉维约夫类似的结论：只需一支精干迅捷的部队，便可完成对这一地区的征服。6年后，俄国宰相戈尔恰科夫发表了一份野心勃勃的照会，公然宣称：俄罗斯为了保卫自己的边界安全，“不得不”征服正在劫掠俄国人民的中亚游牧民族，“不得不”把边界推进到伊塞克湖—锡尔河一线这个“兼具利益和理性”的地方。

他们也的确是那样做的。1865年5月，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少将（Mikhail Chernyayev）率领1900名俄军和12门大炮冒险侵入浩罕汗国境内，在6月16日占领了由3万名大军防守的塔什干，代价仅为战死25人、伤89人。这一举动使得浩罕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被分隔开来，以便俄军各个击破。紧接着，1868年4月，突厥斯坦总督康斯坦丁·冯·考夫曼（Konstantin von Kaufman）派遣3500名俄军入侵布哈拉重镇撒马尔罕，于5月2日将其并入俄国领土。随后的几个月里，考夫曼连续击败布哈拉军队主力，迫使埃米尔（国王）承认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并将泽拉夫尚盆地割让给俄国。不到3年时间，中亚三大汗国中就有两个已被俄军降伏。

18个月后，1869年冬天，一支俄军小分队秘密登上里海东岸的克拉斯诺沃茨克（今土库曼斯坦巴希），建立了一个永久要塞，作为窥探希瓦的前哨。到了1873年春天，沙皇终于同意启动对希瓦的全面远征。考夫曼将军集结了一支1.3万人的大军，从塔什干、奥伦堡和克拉斯诺沃茨克三个方向同时穿过沙漠。希瓦可汗起初还高枕无忧，企图以释放21名俄国奴隶和间谍为条件，让考夫曼止步，但徒劳无果。当俄军距离希瓦都城只剩下20公里时，可汗提出：只要俄军停止进攻，他愿意无条件投降，永远臣服于沙皇。考夫曼对此不置可否，下令他的新式克虏伯大炮对希瓦城开火。可汗在5月28日弃城逃跑，希瓦自此也落入俄国治下。

但在更靠东的帕米尔高原，英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仍未最终确定。1890年，俄军开始侵入这一地区，抢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印度政治处的荣赫鹏中尉（FrancisYounghusband）进入这一地区查探时，却被俄国人强行驱逐了。此时的伦敦已经决意不再留出任何可能导致变数的真空地带，再度登台组阁的格莱斯顿要求永久性地解决俄阿边界问题以及英俄两国在帕米尔的控制区划分。1893年，在英国的安排下，阿布杜尔·拉赫曼同意将阿姆河右岸的鲁善和舒格兰让与俄国，换取阿姆河左岸的达尔瓦查部分地区。1895年3月，英俄外交部又互换照会，确定了在帕米尔达成谅解的五点协议，“大博弈”的尾声即将到来。

到这时为止，欧亚大陆腹地的均势已经形成：英俄两国再也无法觅得可以轻松攫取领土的区域，每获得一分利益都须冒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而对两国政府来说，其战略重心显然并不在亚洲：俄国在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之后，需要优先确保在欧洲，尤其是巴尔干的利益不被奥地利所蚕食，无意在亚洲再投入过多精力。而英国由于经济规模的下降，只有集中资源于欧洲、全力扩充海军，才能应对德国这个头号假想敌的挑战。这种情形下，双方最终于1907年8月31日在圣彼得堡缔结了《英俄协约》，对两国在中亚和近东的势力范围做了全面划分：波斯北部约7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为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35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区为英国势力范围，两者之间为中立地带。俄国放弃对阿富汗的领土和政治要求，承认其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则保证不妨碍沙皇在中亚各汗国的统治。双方共同约定不干涉西藏，仅通过中国政府与西藏当局发生接触。

历时一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大博弈”，至此终于落下帷幕。但海洋大国与大陆国家在中亚的倾轧，永远不会就此终止。1979年，苏联坦克和装甲车跨过阿姆河，向南涌入阿富汗；在它们的必经之路附近，是威廉·莫克罗夫特那已经湮没的坟墓。更多的冒险家、英雄和死者则没有留下有形的墓碑，他们仅仅存在于尘封的回忆录、不显山露水的地名以及档案馆里早已发黄的报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