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中苏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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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

“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正义立场，将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尊重。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不得再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武装挑衅和入侵活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利。

我们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再次建议，中越双方迅速举行谈判，讨论确保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进而解决有关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争议。我们诚恳地希望越南方面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凡是有助于保障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解决有关争议的建议，中国政府都愿意予以认真考虑。

中越两国人民具有传统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但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东南亚、全亚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越南人民的这种友谊。虽然近几年内这种友谊受到了令人痛心的破坏，我们仍然殷切地希望它得到恢复。我们希望越南当局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停止反华仇华政策，使中越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们相信，中国的这种积极的建设性立场，必将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同时，我们希望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采取措施，促使越南当局立即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并将其入侵柬埔寨的全部武装力量撤回本国境内，以利于东南亚和亚洲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在数十万军队大规模攻入越南境内17天后，中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撤军了。不过，正如《马来亚通报》曾在战前社论中预测的那样：“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象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古巴的气焰。”

实际上，在发起对越作战的决策上，中共中央重点考虑的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行动。邓小平在战后公开讲：“我们说这个仗必须打……对东方的古巴要采取必要的制裁，来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因为世界上都怕苏联，因为这个，对古巴也怕，我们作了相当多的批评。在国际战略上说，苏联这两年战争步伐加快了，扩张行动加速了，它得分比较多，美、日、欧比较软弱，怕事。我们告诉它打算，它也怕有风险，我说风险我们自己承担。”

苏联在1970年代加快了在全球的战略攻势，越南则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元气大伤，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与西欧、日本在战略上形成了守势。在这个全球性的战略大气候下，中国突然发起对越作战，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打越南的脸给苏联看，以显示自己的力量与信心，同时提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士气，从而达到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

所谓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概念，源自于毛泽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际反霸，重点是反苏。在整个1960年代，中国推行的是“反帝反修”的两面出击战略，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在战略上处于了危机四伏的风险状态。到了1970年代初，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苏联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不得不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同美国进行合作，“联美遏苏”，形成了中、美、欧、日的“一条线（反对霸权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邓小平则继承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重拳打向越南，试一下苏联的底线，同时向西方阵营展现中国的力量，为即将开始的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战略转折争得一个较为安全的国际环境。

在发起对越作战前夕，邓小平连续访问了美国、日本，一路大造声势，“惩罚”、“教训”之音不绝于耳。美国在表面上并不赞成中国的行动，态度比较谨慎，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怕引起苏联的大的反应”。日本处在西方集团与苏联对抗的第一线，一旦打起来是首当其冲，更是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国际战略格局下，中国的勇气与独行显得如此的万众瞩目。无独有偶，中国南疆的帐篷连城、大军云集之势，已使国际社会无法相信这仅仅只是一种威摄。

越南则在死撑。1979年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而越北前线的部队也早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时刻准备迎接中国的打击。

越南紧抱的大腿是苏联。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中规定“如果任一方受到攻击，双方应立即协力消除攻击一方，采取合适和有效的办法来确保两国的安全与和平”。针对邓小平的“教训”言论，苏联很快就发动了舆论反击。1979年2月9日，《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军队“已在侵犯越南边防地区”，“而一旦时机成熟，就扩大军事挑衅的规模”。塔斯社2月13日说，中国“一旦有机可乘就会发动对越南大规模的侵略”。《消息报》2月16日指责中国“正加剧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

众所周知，苏联在历史上是一贯的恶人先下口。不论是当年侵略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大军压境南斯拉夫、中国，都有一通蛮横的借口。要不就是对方“侵略”了自己，要不就是“保护XX民族的利益”，或是“应XX党内健康力量的要求”，总之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誓要将对方推上道德法庭再加一大棒。这次对中国亦如是，将造成中越边境紧张局势的责任全扣到中国头上。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俄罗斯民族一贯贪婪的胃口，加上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确实造成了当年西方社会对其普遍的恐惧情绪。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战略攻势，成为了当时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的不安全因素。

在指责中国的同时，苏联报刊也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抱怨美国官方没有一个有声望的人站出来对邓小平关于反苏的言论说个“不”字，却强调（中美）双方有共同的利益，这不免使苏联担心中美“达成了暂时对公众还不公开的具体协议”。《消息报》说，“中国正在玩美国这张牌”。塔斯社指责美国总统卡特在邓小平访美后的讲话是“为中国的侵略辩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茹科夫也表态，抱怨美国对邓小平访美时“惩罚”越南的言论“不仅不予反驳，反而怂恿他”。可以看出，苏联是怀疑中美在对越问题上达成了秘密协议，所以中国才能有恃无恐，以致苏联不能不惦量美国在背后所起的作用。

1979年2月17日，战争终于爆发了。越南立即向苏联发出“紧急呼吁”，声称“侵略越南，就是反对整个社会主义体系”，要求苏联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支持和保卫越南”。

这时候再看苏联的表演，就很有意思了。

2月18日，《真理报》发表评论，强调“越南是能够保卫自己的”，中国对越南的侵略“无非是试图削弱世界社会主义的东翼”。考虑到《真理报》的性质，发表这样的评论不是偶然的，似乎在做着一些铺垫。
果然，18日晚些时候，苏联政府发表正式声明，先是声称“（越南）这一次也有能力保卫自己”，然后才是对中国进行威胁，说苏联“将履行”苏越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要求中国“趁着为时不晚停止下来”，否则“其后果责任完全由中国现领导承担”。

据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发自莫斯科的消息说，“可靠的苏联人士”18日晚声称，如果中国19日不停止“侵略”，苏联就将根据苏越条约“对中国采取具体的对应措施”。同一天，一名消息灵通的西方记者路易斯放风说苏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讲话，“北京不应忘记”，越南“不是孤立的”。 《红星报》也威胁说，“如果侵略者不就此止步，他将因自己的罪行受到最大的耻辱和报应”。19日当天，苏联国防部紧急派出以国防部军事监察总局第一副局长奥巴图罗夫大将为首的20人军事顾问团赶到河内，为越军筹划防御措施。在战争爆发后一周的时间里，先后有6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主要军事领导人表示，苏联将根据苏越条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给予越南以必要的援助”。26日，葛罗米柯又进行讲话，“无论在西方还是远东，有人应该知道，苏联及其朋友和盟国，是不会让别人欺侮自己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说得更直接，要给中国“适当的严厉的惩罚”。华约武装部队队总司令库利科夫元帅在电视讲话中则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在蒙古哈勒欣河战斗中的作用。

苏联很快针对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宣传战。塔斯社、电台、电视台和中央各报刊一齐出动，每天都发表数十篇攻击中国的新闻报道、评论和文章。苏联党政军负责人也频频讲话，诬蔑威胁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苏联各地还举行声讨中国的集会，并组织各群众团体和与中国毗邻的苏联中亚、远东城市的居民向中国驻苏使馆发去大量抗议电报，呼吁“（中国）停止侵略”。一时间，扣在中国头上的帽子满天飞，什么“侵略者”、“霸权主义者”、“扩张主义者”、“两面派”、“世界宪兵”、“典型强盗”等。熟悉这些词语的中国人如果不看对象，还以为这是一场什么“反帝反修”的大会呢。苏联还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指责中国的自卫还击声明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高谈阔论”，中国进攻越南受到了“全世界普遍反对”，“谴责中国”的“运动具有世界规模”，“世界正在掀起抗议中国无耻进攻越南的广泛运动”。苏联还大肆宣扬越军“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榜样”，给了中国以“有力回击”等等。美国《新周刊》透露，苏联正在拼凑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来保卫越南的自由和独立”，据信苏联与东欧诸国正在一定范围内磋商援越的可能性。

媒体上，苏联大肆渲染中国的自卫还击“不是有限的”，是“故意撒谎”，是“欺骗世界舆论”，意图“扩大侵略”，正在向越南增兵，“其目的是拿下越南纵深的关键目标”。同时，苏联加大了援越力度，动用军用和民航运输机先后为越南运去了20架战斗机、4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400门身管大炮、50门BM-21火箭炮、100多门高射炮、数千枚SA-7防空导弹和800多具RPG-7火箭筒。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与越军总参谋部建立了实时联线，向越军提供中国前线部队的卫星侦察照片。一支由68人组成的苏联通信兵部队接管了从河内到越北前线的所有通信保障工作。谅山遭到中国军队围攻后，在黎笋的亲自要求下，苏军出动了一个安-12运输航空兵大队紧急从柬埔寨将越军主力步兵304师分批转运到了河内地区，以加强其北部的防御。

苏联的海军动作较大。在战争爆发前，苏联太平洋舰队就出动了1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进入南海，以表明自己支持越南的立场。战争爆发后，太平洋舰队连续向南海增兵。到2月下旬，在南海及北部湾海域共聚集了13艘苏联军舰。3月，增加至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大型反潜舰及护卫舰的30艘水面战舰和6艘潜艇。还有3艘巡洋舰被派往了东海游弋。苏军舰艇集群一面为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援越船只护航，一面虎视着北部湾和西沙群岛，一旦战争升级就会直扑西沙群岛，同时用导弹攻击中国的南海舰队基地和海南岛的军用机场。苏军的侦察机也在越南沿岸和南沙群岛海域上空飞行，监视着中国海军的行动。在苏联远东滨海边疆区，苏联海军陆战队还举行了两栖登陆作战演练。

驻中苏边境各军区的苏军和驻蒙苏军也纷纷举行了演习。为了对中国加大压力，苏军总参谋部还从西伯利亚和欧洲部分抽调精锐部队赶往中苏边境。

对于苏军的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关注。当时，美国虽然表面上不赞成中国的惩越行动，但暗中却向中国提供了苏军在中越边境调动的情报和卫星图片数据。从中得知，苏联驻西伯利亚和中苏边境的军队虽已全线戒备，但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上的54个师中，没有满员师（1.2-1.3万人），比较充实的师（8-9千人）、半满员师和架子师（约4千人）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而且从兵力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的规模上看，并没有发动大的进攻的迹象。经过判断分析，中国认为苏联是在“摆摆姿态”，还没有下定武力策应越南的决心。因此，中央军委命令前线部队速战速决，东线打下谅山，西线打到外波河与栋光为止，不再前伸。3月5日，中国即宣布已达成自卫还击的目的，从越南开始撤军，不给苏联以武力介入的口实。   

美国也没有闲着。在苏联海军大举增兵南海后，美国海军的“星座”号航母战斗群就进入了距越南海岸不远的南海水域。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这是为了“观察局势”。苏联人明白，美国此举是为了声援中国，保持地区力量均衡，警告苏联不要走得太远。苏联海军也并不示弱，以常规潜艇封锁了美军航母战斗群可能靠近的航道，水面舰艇也采取“伴随监视”的方式，直接警告美军不要跨越苏军的海上防线。

当中国宣布从越南撤军后，越南高层的反应是绝不相信，仍然颁布了全国总动员令，认为中国宣布撤军是“暂时”的，是“为正在准备的一场大战进行彩排”。然而，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3月6日的讲话中说，“如果这一（撤军）决定能诚心诚意实现的话，倒是可以把这一决定看作是中国活动家清醒的迹象”。 言语之间，真是可以听得出一种窃喜的意味：苏联终于可以摆脱这一进退两难的麻烦局面了。苏联媒体则恨犹未尽，宣传说“（中国撤军是）欺骗世界舆论”，苏联“没有上当”。勃氏在后面的表演就更有喜感了，这位没有讲稿就错话连篇的总书记很快把中国撤军的功劳记在了苏联名下。他在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的会谈中说，同苏联这样的“兄弟国家”一道，“是任何侵略者都攻不破的”。在同波兰领导人盖莱克会晤时，在说了中国撤军是越南“坚定不移和英勇精神的结果”后，马上指出这是“（苏联等）大家庭其他成员国”对越南“声援的结果”。塔斯社和《真理报》也大言不惭，吹嘘苏联在越南“困难的时刻声援了”它，得到了“支持越南紧急国际会议”的“高度评价”。《匈牙利新闻报》的捧脚更厉害：“苏联向战斗的越南提供了一切所要求的援助”，“（苏联）深思熟虑的态度”是为了“不愿意增加流血和使战争升级”。

中国开始撤军之后，苏军反倒来了劲。从3月12日到26日，苏军六大军区都开展了战斗准备，从后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和驻蒙古集群抽调了20个诸兵种合成师、空降师和航空兵师进行联合演习，出动坦克2600多辆和900架飞机。另外，苏联还从预备役部队中动员了5.2万人，并征用5000辆民用汽车。这次演习的重头戏放在蒙古境内，有6个摩步师和坦克师、3个航空兵师、2个航空兵旅和其它协同部队参加了演习。期间，苏军飞行员的总飞行时数超过了5000小时，投掷和发射了1000枚航空炸弹和导弹。为了给中国人“加深点儿印象”，苏军近卫第106空降师在蒙古南戈壁省举行了大规模伞降演习，内容是苏联空降兵从蒙古机场起飞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可空投到北京上空。当时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而且故意不让他们乘坐飞机，只允许坐火车回国。当他们快到达中蒙边境时，就会发现大批向东开进的苏联坦克纵队。显然，苏联是在向中国炫耀武力。

不过，这时的刀枪再耀眼，不是已经有点晚了吗？瑞士《自由报》在3月7日发表的评论《打破神话》中一针见血：“（这场战争）是公开地向苏联挑战的，但谁都不敢承担这种风险。因此，越南接受了教训，但实际上受到教训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负责人认为，这个教训是十分痛苦的，因为苏联向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盟友表明，它的全能原来是有限的。”

事后来看，苏联最终没有选择军事打击中国来援助越南，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苏联比较了解中国的底线，知道中国的自卫还击作战是有限的，认为不可能严重伤害越南的筋骨，局势是可以控制的，没有必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意义不大的局部战争。

其次，苏联顾虑采取军事行动会招致美国的干预。进入1970年代后，苏联多年来大力扩充军备的埋头苦干显出了效果，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苏美两国的战略核力量实现了大体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逐渐呈现出了进攻的姿态。美国当时深陷在越南，打得筋疲力尽，终于被苏联赶了上来。为了遏制住苏联的上升势头，美国急于从越南脱身，集中力量巩固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因此，美国有与苏联缓和关系的需要。而苏联因为多年的粗放式发展，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也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达到引进西方技术与资金的目的。同时，苏联想利用缓和的气氛来麻痹西方，同时加紧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军事上实现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在这样的冷战总格局下，苏联首先发动了“缓和攻势”，提出要与美国和西方各国实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全面合作，从而缓解国际紧张局势。苏美双方一拍即合，发表了承认“平等和同等安全”为两国关系基本原则的宣言，并首次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随后，两国又签署了一系列的文化、商务、科技协定。一时间，“缓和”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流词汇。通过缓和战略，苏联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提高了其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增强了苏联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然而，苏联一面大谈缓和，一面又加紧发展战略武器，苏美军事力量平衡开始向苏联方面倾斜。美国为了扭转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态度逐渐从对苏软弱转为强硬。进入1970年代后期后，因为过度追求军备和多年僵化的经济体制，苏联的经济增长趋慢，与美国经济差距缩小的趋势停止，经济结构状况开始恶化。为了寻求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扭转经济颓势，苏联仍力图保持缓和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不想和美国翻脸，以图将军备竞赛放缓下来，喘一口气。中国在这时发起对越作战，苏联就难以下决心武力援越，担心会打破力量均衡而引起美国反弹，从而破坏缓和战略。战争爆发后，苏联一面竭力指责中国的行动是“破坏缓和”，一面还要拉住美国。2月22日，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就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苏联不会削弱争取缓和的斗争”。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讲话中也声称，“缓和”是“国际生活中的主流”，重申“苏联政府非常重视苏美关系的改善”。

第三，苏联可以利用诬蔑中国对越作战是“大国侵略小国”这张牌，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谴责中国，并加强同西方的接触，搞垮中国的和平形象，达到挤压中国的目的。

最后，只要中国不打破底线，苏联就可以通过给予越南一定的物质援助，使得中越冲突胶着或拖延下去，既可以使越南更加紧靠苏联，从而强化苏联在东南亚的存在，又可以影响中国的国家发展，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压力。

利用中越之战，苏联向美国大打宣传战，力图施加压力，挑拨中美关系。苏联各媒体就中国发起对越作战的时间大做文章，说美国事先得知中国要“进攻”越南，而美国对此默许，要“对北京的罪恶行为承担责任”。指责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同中国发展经济、科技联系是执行“绥靖”政策。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卡特发表讲话，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塔斯社就指责卡特的讲话是“把侵略者和侵略的牺牲混为一谈”，“在实际上为中国侵略辩解”。对于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表态，塔斯社指责为是同苏联立场“截然对立的方针”，是中国的“公开的和秘密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帮凶和庇护者”，这使苏联“感到严重忧虑和不安”。

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塞尔访华，主要为商谈解决两国间的资产纠纷问题。苏联中央电视台就攻击说，“布鲁门塞尔在中国对越南发动冒险时访华，充分说明美国支持中国侵略者”，“仅限于口头上的谴责，而实际上去给侵略者以道义上政治上的支持”。布鲁门塞尔去参加美国在北京开设大使馆的仪式，苏联《文学报》指责其是“中国入侵越南的排炮声将成为这项仪式的伴奏曲”。当时英国工业大臣和西欧共同市场主席也先后访华，苏联媒体气急败坏地形容为“按预先商量的脚本那样发生了”，“西方讨好中国的集团将对北京的罪行承担责任”，要他们“从慕尼黑勾结的教训中学会一些东西”，否则“祸水”将流向西方一边，目前“采取中立立场和坐视，那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英国准备向中国出售“鹞”式战斗机一事，苏联媒体进行了大肆攻击，称其“（出售武器而不威胁和平）是极端天真的看法”。

苏联各媒体唱过白脸了，首脑高层就要唱红脸了。葛罗米柯在谴责中国的同时，再次重申“同美国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安德罗波夫宣称“苏联政府非常重视苏美关系的改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表示“缓和”仍然是“国际生活的主流”。勃列日涅夫最后出马，在攻击了中国一通后，直截了当地宣称希望同卡特会晤并签署第二个核协议。他还表示“指望讨论进一步发展苏美关系，增进缓和和加强普遍和平的一系列问题”，并建议缔结欧安会参加国之间“互不侵犯条约”。

如此的白脸红脸，大费周章，可以看出苏联是意图借中越战争之机改善苏美关系，维持缓和战略，一举推进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消除目前阻碍苏美关系的一大障碍，既可以缓解一下国内经济的压力，同时破坏中国欲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努力。法新社当时就指出，“勃列日涅夫讲话是具有战略方针的”，即继续“缓和”，“把西方拉过来”。日本外务省人士也认为，勃列日涅夫避免刺激西方“意图在于在国际上孤立中国”。

苏联确是费尽了心力。可惜，美国并不领情。在经历了197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战略守势后，美国国内的鹰派开始抬头，决心以強硬的态度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变被动为主动，重新遏制苏联。苏联推行的“缓和”战略即将走向无疾而终。美国的选择是迅速与中国拉近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密切交流，强化联手对付苏联的战略合作。

中国通过对越作战教训了越南，摸到了苏联的底牌，显示了不可侮的国家形象，同时争取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基本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对于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不久即如此评价道：“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战后，中国迎来了同美、日、西欧诸国前所未有的亲密合作时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助力。当年12月，日本就开始实施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计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得到的最早的外国政府贷款，也是日后中国获取官方资金合作最主要的渠道，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种长期而实在的支持。中国由此开始引进了大量外资，从而启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在这段“蜜月”期内，中国还同美国与西欧国家展开了广泛的军事合作，使中国的军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宝贵的战略机遇期。1989年后，中国再未得到这样的机会。

再说苏联。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国家领导层误判了国际形势，不顾国力，到处扩张，同时与西方和中国对抗，使自己的战线越拉越长，背上的包袱越背越重，更加加重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而苏联的穷兵黩武、到处树敌也使其错过了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时代，导致进入1980年代后在科技发展上迅速落在了美国后面，从而使双方的经济差距难以逆转，国家越来越走向虚弱。

越南遭到了中国的一顿猛拳，却没有盼来“老大哥”的武力策应，党心军心都受到震撼，其不满和焦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当苏联的小弟下场就是这样，这个国家对待盟国的某些做法实在令人齿冷。就如1950年的北朝鲜，同样是老大拍了胸脯后，差点就去了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

1979年3月31日，黎笋来到谅山视察。战后的谅山残破不堪，满目疮痍。面对一城

的废墟焦土，黎笋良久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