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村”为什么改变了？全国有么有参考价值？我觉得有。

“上访村”为什么改变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张静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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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还是不乏打打闹闹，有抢夺麦克风的，向发言人投掷物品、泼洒液体的，责骂其他发言人的，损坏会议设施的，阻止其他代表进场的……对于这些做法，《议事规则》借鉴了足球比赛的红黄牌罚下制度：对不当行为发牌警示，积累两次黄牌或一次红牌的议事代表，暂停一次表决权和议事权。由于规则是中立的，黄牌约束不看派系只对行为，代表对于新规则的适应比想象的要快，加上场外村民的跟帖议论压力，逐渐地，代表们选择了自我约束。两个派系不打了，尽管争论仍然激烈，但两边的人可以坐在一起会商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下围村议事厅成功召开过16次会议，商议议题38项，表决通过了29项，否决了1项，未成决议的有8项。已通过的决议中，有23项在落实办理，村两委发现，办理进程无一受到村民阻挠。在从前二十年中，这种状况从未出现。

议事会制度很快获得多数村民认可，对村两委的评价在上升。经议事会讨论的项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满意度”。对此干部们高兴：因为多年的上访村实现了“零上访”，自己不用再担心“被黑”；村民们更高兴：因为村里的决策放在明处，让人一目了然，自己不用再担心“被坑”。有了达成意见的办法，因纠纷阻挠而闲置多年的集体资产，如今终于取得一致意见重新盘活。村里收入增加，用于年金发放、老人福利、环卫绿化和治安设施的投入也增加了。

为什么持续二十几年的冲突消失了？因为夺取控制权的动机被议事会消解了。

在新的规则下，议事厅是决策机构，村两委成员是决策的执行者。村干部说，“我们从老板变成保管员了”，用研究语言概括，就是实现了控制权转移。决策主体从人（干部）转移到组织（代表议事会），操作方法从私下任意，转移到依照公开宣示的程序，而且全程可视频围观。村干部个人垄断利益分配的作用大大降低，争夺位子的斗争自然失去动力。现在就是争到了位子，也无权改变决策规则，因为规则必须经由议事会讨论通过。

和以前的决策机制不同，议事会成员来自600多个家庭，不可能由任何一派掌控组成，加上议事过程通过视频公开，代表和村民都盯着如何形成决策，若要影响69名代表乃至他们背后的600多个家庭，就得在议事会上讲透道理。争斗不如说服更可能赢得代表投票，任何绕开新规、试图控制局面的做法，不仅技术难度大，而且会成为笑谈，搞不好下次代表也当不成。

在下围村，人还是那些人，事儿还是那些事儿，但商议规则立起来了，结果就大不相同。通过议事会，对于公共财产的个人意志支配，转变成公共意志支配，村子没有乱，相反倒更加稳定了。表面上，干部独占的决策权是减少了，可是他们赢得的尊敬却增加了，在村民中的威信也上升了。这使得他们的领导力增强：村民配合度高，村庄治理更易。原来最担心的两件事——不稳定和损权威——都没有发生。仅用了半年多，下围就从远近闻名的“问题村”，变成了“文明示范村”。

新规则能在下围生根，在于它确实解决了问题。为何下围村冲突减少，变得更加稳定？为何村干部的个人权力小了，但村两委的威信反而提高了，没有重蹈新一轮的干群紧张？有关公共关切的决策机制进步，是为关键。对比曾经历过的治理方法，用议事厅和400员警力，哪个更合理有效？哪个更和平有序？哪个更成本低廉呢？下围村的实践正在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