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这篇文章《履带岁月》，缅怀三代坦克总师祝榆生

没有寻找到的图像

　　5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领导人终于有了自己要生产坦克的决策。并明确指出：要让
国产坦克在1959年在国庆10周年庆典时驶过天安门。

　　中国坦克生产。3次大的发展，都和“过天安门”有关，这实在是一种有趣的联系。后两次分别是1984年国庆阅兵和计划在80年代末举行的国庆阅兵(后者后来被临时取消了)，每一次都有新的坦克问世。

　　计划在1959年国庆驶过天安门的国产坦克后来被定名为59式主战坦克，实际是以苏制T-54型坦克为蓝本，由苏联专家指导，全盘仿制的。

　　坦克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技术系统，不是一个堆积物，其生产工艺并不亚于飞机制造。坦克的技术水平其实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就其生产规律来说，摹仿也是一个必须要有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出现在1959年中苏关系异常微妙的时刻，一方所需要付出的民族自尊心便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之前的一个晚上，许光达大将被聂荣臻元帅叫了去，不久，便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带回了一块用红绸布包裹的东西。

　　“猜猜看，我带回了什么来？”

　　许光达对自己的夫人说，其喜庆之色溢于言表。夫人从他的手上接过那红绸包裹的物品，沉甸甸的，揭开来一看，竟是块瓦蓝色钢板。

　　夫人说：“这是什么，这么沉？”

　　许光达将钢板取回到自己手上，爱不释手地又欣赏了一阵子，说：

　　“这可是宝贝呀！”

　　“什么宝贝，看把你喜欢的，聂帅就为了这个才把你叫去的？”夫人打听着。

　　“这就是国产59坦克的用钢，炼出来了！”

　　1959年10月1日，盛装下的天安门广场。坦克引擎的轰鸣盖过了军乐团的演奏，标了八一军徽喷了崭新的军绿油漆的国产59式坦克方队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城楼。城楼上的领导人向方队招手致意。伴着广场群众的欢呼声，毛泽东身边站着到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两位领导人都在微笑，看不出他们实际存在着的深刻矛盾。

　　研究所几位搞录相的同志不久前查遍了所有当年拍摄下的纪录影片，想从中找到国产59式坦克首次通过天安门的图像。奇怪的是，阅兵式其它方队都有画面，唯独删去了59式坦克方队的图像。出于保密？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其实，早在几年前，笔者的朋友在撰写大型系列片《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时候，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后来，一位知情人士向她透露，59式坦克生产十分仓促，临近国庆大典，火炮身管还未能剖造出来，只好先用木头制出相应比例形状代替。

　　这是一个历史的秘密。恰好应证了那位意大利国防部官员所说过的格言：“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船是否是木制的，但我可以肯定你们的水兵是铁制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领导人是有很强紧迫感的。在此之前许光达大将就大声疾呼：“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他把装甲兵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科研上。

　　第一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工程系的学员刚在校园里进行完论文答辩，他就急切地指示他们中的优秀学员带着自己的毕业设计，立即赴京当面来向他汇报。学员们来了，很拘谨地将自己还很幼稚但充满了想象力的设计图纸挂在墙上，台下是包括许光达在内的一大群金星灿灿的将军们。渐渐，年轻人放松了，用根教鞭开始在他们的图纸上指指戳戳，介绍他们的设计的“先进性”、“水平”、“原理”。将军们静心听着记着。个别年轻人很快拿出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派头，好象台下的将军们果真是他的学生。许光达在学员介绍完后，当场讲话，说：“我们急需自己的军事工程师，急需自己的新装备，不能光靠人家，哪怕是老大哥……”再傻的人也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

　　几个来京汇报的应届毕业生都留在了学院，一共留了8人，加上系主任等共lO人，组成了我军最早的装甲兵研究所，系主任兼所长。原打算让他们去苏联研究所对口学习，已经在突击学俄语了，为此还专门从哈尔滨找了个白俄老太太。苏方忽然来了通知，不同意中国人去他们的研究所，希望去他们的工程学院。许光达闻之非常生气，说：“原来说好去研究所的，怎么变卦？我们的人才要定型培养的，研究所不能去，那就哪儿也不去！就在国内，让他们直接去科研现场，实践这个老师比什么都靠得住！”

　　这样，这批原打算赴苏的同学直接到了科研第一线。紧接着第2期的哈军工应届毕业生，其毕业设计直接就参与了国家科研项目——国产第1代水陆坦克的设计。这时，各地组成了各型坦克的设计研制小组，小组的工作是绝对避免让在华的苏联专家接触的。“那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能，个个劲头十足。”


　　包括130大口径自行火炮在内的几种国产装甲坦克车辆都没有如期在天安门广场出现，59式坦克出现了，火炮身管还是个永久的秘密。10年大庆过后仅仅两个月，装甲兵某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

　　领导人的焦灼急迫的心理不是没有道理的，上层的决策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准确判断上的，果然，不久后发生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中止合同，撤走专家。中国“以俄为师”的坦克发展道路看上去已走到了尽头。

　　在这同一时刻，中国已在苏联学习坦克工程技术的留学生们也日益感到了学习的艰难。

　　后来担任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麻志皓将军向笔者作了描绘。他当时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坦克学院留学。

　　一件小事，对麻志皓触动很大。

　　一天，留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参观工业机械博物馆。在三台并排陈列的工业机床前，老师朗声对学生介绍：“这是一台过时的机床；这台是在研究中的机床；这一台，是未来的机床。”

　　老师的介绍让麻志皓十分困惑，他当时悄悄地与身边的一位中国同学咬耳朵：

　　“怎么……原来……他们让我们在课堂学习的都是些过时的机床？！”

　　这位同学也愤愤地表示了同感，并悄悄地告诉麻志皓，苏联人交货给中国的某些空军装备部件竟然是用木头代替的。

　　尽管如此，在莫斯科斯大林坦克学院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学习精神却是出名的。

　　管公寓的“玛达姆”就对中国留学生十分好感。他们不象东欧国家的那些留学生那样爱把当地的女孩带到宿舍里过夜，也不在宿舍里喝酒，星期六晚上甚至不去舞会。唯一的嗜好，就是一整夜一整夜地啃书本。　　
　　
　　出过一个笑话，现在听来也依然有趣。

　　同学院的东欧国家的留学生，平日里学习惰怠，临到考试就买通班主任，让帮着作弊。苏联的考试方式是自由选择式的，考生从监考老师那里任意抽取一种考卷答之。当天的考试班主任又向这些东欧留学生泄题，并告诉他们，共30种考卷，l至15号摆在左边，16至30号摆在右边。这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至少又可省去一半的复习任务。谁知道，考试一结束，这些东欧学生个个骂娘。因为，班主任并没有向他们说清是摆在监考老师的左边右边，还是以自己的左右来分，参照物弄错了，结果，所有的东欧学。生都没能及格，全都抽错了考题。

　　身负使命的中国留学生们珍视这种学习时间。然而，此时的斯大林坦克学院方面已经开始对他们心存戒心，处境自然是不怎么好受。与麻志皓同一院内留学的张其贤对笔者说，那次，苏军坦克部队在莫斯科近郊举行演习，学院里申请参观的留学生都可去看，张其贤也申请了，院方虽然同意，却派了一名教员在演习现场左右不离地监视他。当然了，智慧的东方人还想出办法来要看他们本应该看到的东西。

　　当时，苏制T--55坦克已经算不上他们最顶尖的坦克，其技术资料在学院里就有，留学生们都可以去那里查看，而这时中国国内的坦克生产部门急需T-55的技术资料。于是院内的中国留学生们决心要将这些技术资料传到国内去。

　　斯大林坦克学院的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进出门都有卫兵，四名持枪士兵面对面站在那里，除了院长——苏军坦克兵主帅可以不用出示出入证，其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借阅文件也是这样，资料必须将个人出入证押在那里，这样，你即便拿了文件，也无法带出门去，因为，你没有出入证。

　　几个中国留学生一合计，决定联合行动，大家都用理解加硬记的办法，把一部分资料烙印在脑子里，然后再凑成完整的技术资料……

　　全部行动均按计划顺利实现了。

　　在中国留学生的意识中，他们只不过将一份他们原本就有权学习的教材传回国内。国内接到T-55坦克技术资料之后，立刻组织专家攻关，将其先进部分转用到以T-54为蓝本的国产59式坦克的生产中去。

　　从那时起，国产59式坦克便一天天地成熟起来先进起来，在吸收外来技术的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发明创造。这情形有点像今天满街上奔跑着的“上海大众”似的，都是“混血儿”，只不过前者是主战坦克，后者是轿车。


　　“爸，这坦克现在看也是那么漂亮！”

　　1958年夏季的一天，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上，一只笨重的钢铁怪物隆隆破浪而行。这情景挺不合谐的，哈尔滨之夏，尤其是太阳岛一带，以美丽著称的哈尔滨姑娘们正在湖畔的林荫下竞相展现着她们那风姿绰约的裙角。

　　这是一辆陈旧的英国维克斯单螺旋桨水陆战车，原为哈军工装甲工程系的教学用车，因为几个年轻人试着在车尾部安了个喷水推进装置，特意开进松花江上来试验航行的。

　　老维克斯嗡嗡地前进，后退，转向，作S形航行，车后击起浪花，带出长长的航迹。岸上的游人看得有趣，纷纷驻足，谁也不曾意识到这其中所包含的极大危险性。

　　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我国第一代水陆坦克的研制居然是在当年作为国家任务交给哈军工一群应届毕业生当作毕业设计来完成的。命令十分明确：水陆坦克(代号211)采用喷水式水上推进，能在6级风浪中行驶，水上速度要达到15公里／小时，单位功率23马力／吨……

　　即便在今天，这些技术指标也是国际水平。10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欣欣然接受了任务。喷水式水上推进谁也没有见过，手头上只有一张由他们的老师去苏访问时带回来的照片，还是从人家的杂志的封底上撕下来的——喷水水道图。这些年轻人看了照片就受启发，受了启发就敢去动手，他们在那台老维克斯车上爬上爬下，装这拆那，将原来的单螺旋桨换成他们想象中的单喷管水上推进器，还异思妙想地指望喷嘴能做360度的转向，以控制车辆水上变航向及转向倒车操纵。一切都在他们的标准中就绪后，老维克斯车的驾驶员有些心悬悬的，老问“这能行吗？”是的，若重的装甲战车可不比水面上的柴棍棒，有个闪失还能漂在水上，几十吨重的钢铁家伙，一旦沉入江中，连个声响都不会有。于是，这群少尉中尉二十郎当岁的尖端项目的设计师们在一旁一个劲儿地给驾驶员打气。战车隆隆开到江边时，同学唐家固也跳上车去，决意要和驾驶员一起同舟共济。

　　几十年前的哈尔滨之夏是美丽的。

　　当老维克斯水淋淋地爬上岸来时，这群年轻的少尉中尉们欢呼雀跃。

　　喷水推进实现了水上灵巧转向，证明喷水推进设想方案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年轻人们又一鼓作气地弄出了“21l”水陆坦克的总体设计方案。送到北京评比，竞将另一家研究所的方案给比下去了，拍板定下的，是以他们的方案为设计基础……

　　“那时候，我们的胆子真大！”当年也是那10人小组成员的朱鸿慈高级工程师对笔者感叹着当年。211研制任务从1958年8月下达到1963年5月定型并生产装备部队，其水上航速高达11.5公里／小时，是同时期世界水陆坦克中航速最快的。如今，中央电视台的人民子弟兵节目的片头上所出现的水陆坦克的图像，其初坯就是出于松花江边的那群年轻人的大胆尝试之中。朱鸿慈的儿子不止一次盯着电视机里跃出水面冲向滩头的两栖坦克，对朱鸿慈说：“爸，这坦克真的很漂亮，现在看也是那么漂亮！”

　　看儿子那喜孜孜地替父亲骄傲的样儿，朱鸿慈说：“那时……咱国家很年轻，你爸也很年轻


　　视网膜上的黄斑

　　麻志皓将军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嗨，都说大跃进糟糕，中国坦克业最早的几个车型，还都是那个时候弄出来的，怪吧？”

　　麻志皓从苏联留学归来正是处于大饥馑的1960年。他起先在军委装甲兵技术部管科研，其后才做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当时，科研人员和全国人民一块儿勒紧裤带，粗粮也吃不饱，象朱鸿慈那样正在从事水陆坦克研制的人员，每月只额外多给一斤黄豆作为营养品。就这，还是因为发生科研人员偷粮吃的事件之后，许光达大将多方奔走争取来的。朱鸿慈他们每月把这一斤黄豆细心地弄熟了，存住，象今天的人们吃“洋参丸”那样一粒粒地享用。

　　与粮食一样紧迫的当然是坦克研制。1960年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各大军区司令员纷纷向许光达大将要求多配给些坦克。然而，国产坦克生产非常有限，新型坦克还都在研制中。为了加速改变这样的局面，许光达大将委派贺晋年将军坐阵各生产工厂，一线指挥国产坦克的生产研制。这位曾因在东北剿匪而出了名，领导的部队出过杨子荣那样的英雄的贺晋年，大刀阔斧战斗在坦克生产研制的现场。

　　这一切都给刚刚从苏联归来的麻志皓以震动。

　　这天，张爱萍副总长打来电话，说：计划安装在国产水陆坦克上的76毫米坦克炮不合系列，将来使用起来会有麻烦。

　　应该说，这样的话是很有份量的。张爱萍将军是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型海陆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总指挥，那是在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他对水陆坦克在未来作战中的建议是具权威性质的。

　　76坦克炮原是参考苏制ⅡT-76水陆坦克而配制的。但我方生产的76炮性能总不过关。即便将来过关了，那76炮也属苏军火力配系：与我军的系列不合，炮弹不能通用，影响作战。

　　更换。上哪种呢？哦，坦克没炮可怎么办！

　　好些天的绞尽脑汁，还是麻_熹皓下的决心，提出：换85炮。

　　76炮是生炮，而85炮是熟炮，T-34上便是85炮。国产水陆坦克如果也能装上85炮，口径大，威力猛，装上去就是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连苏联当时的水陆坦克也只装了76炮，不是他不想用大口径炮，而是人家权威经典上有科学定率：“火炮后座力不能超过车重”。85炮后座力大，坦克在水上射击，其火炮后座力非把你车体坐到河底下煮饺子不可。麻志皓也上过人家的学院，人家的规范也应烂熟才对。

　　“行不行作试验！”麻志皓说。显然，他已成了自己苏联老师的叛逆者。

　　他向许光达司令员作了汇报，请求司令员给他一套带摇架的85炮，装车试验。“第一，能不能行我也没把握；第二，保证试验不伤人；第三，打坏坦克机件你也不要责怪我；第四，我肯定能把行不行的结果告诉你！”

　　许光达哈哈大笑，他没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说：

　　 “你给我试好！”

　　笔者说不清楚这一大型试验当时参加人员的名字。总之，当场的情景是这样的：

　　头一次打炮，试验员装弹后，在击发机上栓上一根绳子，几十米长，从坦克座舱里引出来一直延伸到安全地方。先拉了一炮，炮弹“咚”地出膛，坦克竟纹丝不动。试验员胆子大了，干脆坐进了车舱里，再打一炮，还是那样。结果，又转着炮塔横打竖打，把坦克开到25度的斜坡上打，没事儿，不仅安全，精度也不

受影响。后来将坦克开进水里打，精度不受影响，车体也没煮饺子。众皆大喜过望。

　　试验人员把各种数据拿去给麻志皓看。他看后说：“这很宝贵，把我的老师的理论给推翻了。”

　　研究院专门为此开了一个大型学术研讨会，论证后座抗力和车辆重量关系。

　　李蕴学协助参加了这项大型试验，他对笔者说：“弹丸在炮管里运动时间其实非常短，来不及造成后座，就已经出膛了，所以，不会影响射击精度。当时我们测出数据后，想由此抽象出一个方程来，说明后座抗力和车辆重量的新关系，后来把华罗庚都请来了，他看后说，能解！”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要战胜苏联权威理论的决心——竟把当代中国最大的数学家都请来助战了。其实，就他们实践的勇气来说，已不是数学家的方程式可以抽象的了。

　　麻志皓对笔者说：“我这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要实验，离开了实验就成不了科学。”

　　那时，人们担心水陆坦克在江河里航行，浪溅进炮身管里去，打起炮来会不会炸管呀？

　　麻志皓说：“给我打！”

　　结果，试验人员装上炮弹后，把一桶水灌进炮管里，再打，竞把身管里的水全都打出去了。

　　那时候，水陆坦克在闸浦镇边大海上试航，坦克老有“扎头”的毛病，动不动，车前体就扎进水里，炮　　塔上的炮管都与海面平行了，试验人员拎只锤子站在车外，一见“扎头”就敲钢板，告诉里面的人停车。试验成了玩命的活儿。

　　一天，陈劲夫副所长跑来向麻志皓报告：

　　“厂里的工程师怕死，不敢上车。”

　　麻志皓说：“你不要这样说人家……”再一想，这话是不是言外有音哟，我麻志皓也不曾上车，是不是我也在那些怕死的人之内哟？于是，他说：“这样，我去上车！”

　　少将军衔的麻志皓跟车在海上泡了一天，上岸后说：“这里不能试验，到内河里去，沉下去也好捞。另外，海军有潜水救生设备，一定去借来。”

　　内河里试验了一阵子，毛病找到了，其实很简单，喷水管的角度调整一下就不再“扎头”了。

　　在笔者的想象中，这位留过苏的将军说话定有些理论色彩，其实才不，今天的麻志皓耳聋，眼神也不好，说话几乎自拉自唱，句子短，口气静，平白实话，简炼而富有幽默感。

　　乘他不在，麻志皓老伴对笔者说：

　　“他眼睛一直不好，前些日子去医院，医生查了查，又来问我，说他的眼睛受过强光刺激？我说，他过去现在临晚上都戴副老花镜看好久的书。医生摇摇头。一再问我有无受强光，我想起来了，他先后四次去罗布泊参加核爆炸的效应试验，会不会？……医生点点头不再问了。告诉我，说他的眼睛……人的视网膜上不有个黄斑吗，接受图像用的，他那黄斑出问题……唉，他……谁劝住他？他自己不抓第一手资料他是不干的……”

　　说话间，麻志皓将军又走了进来。这时笔者才注意到，老人即便戴了眼镜，视力还是不及，他缓慢地迈着步子，走到跟前时，手有个摸索茶几和沙发的动作，这才缓缓坐定，摘下眼镜脸上又呈露出含蓄的笑意。笔者突然意识到，老人的眼睛里已有了一层永远不散的雾。

　　有人说，摄影机是历史的眼睛。麻志皓的眼睛正是这样的一架摄影机。在他已受到损伤的视网膜黄斑上，映存着多少刻骨铭心的历史图像，这其中包括中国坦克业是如何在逆风中起飞的……但在这些流逝的岁月之中，留给老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那几个字——一切通过实践。

　　这是这代人手中最具撼人力量的武器。

重新走出国门的坦克界

　　邓小平有力的巨手推开了国门，军工科研部门也拉开了那一向神秘的帷幕。

　　坦克界不再掩饰他们对国外同行的出色成果的称道。也公开讨论起“引进”、“购买”、“取经”等等昔日非常忌讳的问题。卫兵把守的研究所大门，轿车出入的车窗里映出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的身影，过去只给友好国家的同志参观的试验场上，各种国产坦克照样在西方人面前曝光。高级坦克专家脱下了军服或者是白大褂，走出窄小的研究室，换上笔挺的西装，在星级饭店的会客厅里与国外商人们对话，帮助有关部门寻找那些最需要的同时又有最合理价格的专利技术。记忆的闸门打开，专家们在头脑里搜刮着荒疏已久的外语单词，实在想不起来的，只好重新捧出厚沉的词典，向他们的大学里读书的儿女们请教，在清晨的雾霭下温习朗读。渐渐，有些专家开始在出国人员服务部订做惯例要有的西装，他们家中接着就有了“指标大件”，日立彩电，夏普冰箱。带有异国情调的小摆设、小礼物。挂在他们那并不宽敞的住宅墙上。能够嫉妒他们的人实在太少。谁都知道的出国考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胜任的。

　　首先他的外语必须能够把对方倔热乎起来，人家从感情上便少了戒备。说是请你来看他们的坦克，实际上，样车开到你面前，停不到十分钟，就又开走了，看货成了务虚，接下来的谈判，却跟你一个劲几地“务实”。你尽量要让人家的车子能往你面前多停一会儿，最好能让你钻到座舱里看看，摸摸这个，搬搬那个。即便人家允许，你自己也要有招儿，手一搭，就知道火炮身管口径；眼一看，就清楚它的火控系统；钻进舱里哪怕两分钟也能弄清它装甲厚度、材料，传动部分、变速箱的结构位置特点。要不国家的外汇不是白让你花销了吗？中国专家的专业知识外国老板也佩服。
　　
　　专家们对笔者说：“我们出去看，还是为了搞自已的坦克，某项技术你可以买，买整车你可买不起，西方的一流坦克没个千万美元你下不来一辆。第一你没钱，第二人家限售，即便你有钱，人家也愿卖，你也不敢买，尤其是新型主战坦克，是2000年部队的主要装备，那不可能靠进口，那是要大量装备部队的。好，就算你能买下来，将来一遇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人家必然要卡你脖子，不卖给你零部件怎么办？你的小命不全在人家手里了。”
　　
　　所以专家们出访发达国家既不是做买办，也不是当掮客，更不是当个工业间谍（尽管他们对人家的新技术有种爱不释手的心理），而是实实在在去学习。
　　
　　若干年前，西德生产著名“豹”式坦克的那家大公司邀请中国的专家代表团支他们那里考察，被邀请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就有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李蕴学。

　　克劳斯一玛菲公司生产的“豹一2”主战坦克的彩色照片在李蕴学家中的书架上随手便可翻到。它在联邦德国国防军中的服役情况，以及它和西方另一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甚至它的120毫米的滑膛炮经由美国特许，莱茵金属公司研制，按照北约的标准，可以在西欧的任何一个国家补充弹药的细节，李蕴学事先便已了如指掌。可是到了慕尼黑后，头一眼看到“豹一2”坦克还是大吃一惊。

　　技术数据资料毕竟和实物是不一样的。

　　尤其，主人邀请一行中国专家参观他们的车间、研究部门，李蕴学内心更是一阵阵地酸楚。看看人家的研究设备、技术手段，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他眼前老浮现出自己家里的那些简陋研究室、生产现场，捉襟见肘的研究经费。最给他以深刻印象的是人家超常精密的生产秩序。一辆坦克，上万个零部件，数百家不同的工厂生产，有的厂家甚至在爱尔兰、荷兰和瑞士，那么多品种的零件由四面八方送来，一点儿不乱是其次，效率之高却尤其惊人。德国人的确是最讲秩序的民族，他要的那个部件在什么时候送到哪个仓位，早也不行，晚也不行，就是给我某月某日某时送放在仓库的哪个位置上，丁点不差。这样的生产管理水平，还有什么可说的。

　　“中国人并不是没有智慧，中国人的智慧多半是在个人的脑子里。”李蕴学对笔者感慨。

　　笔者能领会李高工的此话所包含着的深刻蕴意。不是妄自菲薄，笔者与研究所其它专家的谈话中都能隐隐感觉到某种忧患意识。忧患不是牢骚，而是知识分子可贵的行业道德，和对未来的责任感。这些人很少有沾沾自喜的习惯。

　　1 984年国庆阅兵，中国坦克在久久地沉默之后，又一次在天安门前公开曝光。西方武器专家一眼就认出了中国陆军最新展示的主战坦克上，装盖了带轻金属合金热护套、与西方一样制式的105毫米线膛炮，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其火控系统也采用了西方坦克先进生产国引进的部分技术。对此，中国官方并不加以否认，坦克界讳莫如深地称此为“XX工程”。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中国早已从自我封闭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中国各处的城乡企业中，俯首可拾。问题是你将如何消化这些由昂贵的外汇购买来的技术，使其在你的机体中水乳交融，从而彤成生命力。坦克界也不断地在作着类似的尝试。自然也是酸甜苦辣，各种人间的滋味都有。

　　并不是人家的什么都好，交流永远是双向的。

　　3年前，一向在国际坦克业充当老大，独领潮流的某家美国大公司，在诸多的坦克生产国之中寻找合作伙伴，藉以改变一下自身昂贵造价的生产思路，振兴一下业已萎缩的坦克市场。看来看去，独独相中了中国的59坦克底盘，即刻来北京与有关方面洽谈，提出要和中国合作生产一种新坦克——“美洲豹”。因为，中国59坦克底盘是全世界价格最低廉的，生产已趋成熟，性能也可靠。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研究所遂派专家赴美，协助有关方面参与和美国公司合作生产“美洲豹”的计划。

　　美国是个开放性的民族，并不介意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坦克专家忽然与他们平起平坐地待在一个研究室里，共同品尝一只壶里煮出的咖啡，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设计方案中的种种疏忽。他们“乐于接受一种一贯的信念，即认为世界上会出现其他的或更好的事物”一旦听出道理，或者发现自己的错误，便大姆指一竖“0K”，立马采纳。这种开朗的性格也是一种“文化力量”。他们尤其服气中国专家的手工作业能力。也许是他们自己用电脑的时候太多的缘故吧！

　　合作是愉快的，但“美洲豹”最终还是因为某种政治原因而搁浅。连美国公司的经理人员也不无遗憾——他们本可以用中国人的智慧和美国人的技术种出一块象样的“甘蔗田”。


　　完美和现实的冲突

　　美国著名作家沃克在他的著名话剧《哗变》中有一句著名台词：

　　“海军是由天才设计，交给蠢才去执行的一项宏伟的规划”。

　　这句舞台上的调侃并不针对谁，却反映了人永远处于完美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境地。

　　目前，中国最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照例在它必须经历的漫长周期中一天天地长大。这代坦克目标——瞄准T-80、MlAl、“挑战者”、豹Ⅱ……

　　总设计师是军工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精力过人，是位开拓性的人才。当初，他并不想担当这个举足轻重的职务，然而经不起国务院领导同志“三顾茅庐”式的邀请，终于出山。有趣的是，在他答应担任总设计师职务的同时附带了三个条件，即必须赋予他人权，财权、指挥权。

　　当然满足了他的要求。但是，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坦克知识界，越来越感到，在实现自己的设计理想与矛盾重重的现实之间，必须能够说了算数。

　　装甲兵某研究所的一项主要科研任务是对设计坦克进行总体论证。这事有点象建造三蛱大坝的论证，是个敏感的没完没了的浩瀚工作量的严肃职业，朝明白里说，其实就一句话：我要什么样的坦克？并且我必须要！要求一点也不过份。

　　这句话的天然对立面是：我能生产：什么样的坦克；需要的不一定是可能的；也许，你压根儿就不需要。

　　三峡工程上引发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已为众人所熟知。坦克界的争论，其规模也许没有那么浩荡，但争论的程度却毫不逊色。科研部门和制造生产部门常常拍桌子打板凳争得面红耳赤，就象猫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所有的争论大致都离不了那个怪圈：一个说，我要什么样的？另一个说，我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一个说，我的需要是有根据的。另一个说我的可能应该是你的主要根据……

　　其结果，他们最终弄出来的“儿子”也充满了争论。所有的争吵都写在坦克上，发动机是妥协出来，炮塔是让步出来的，传动部分很可能打了个平手。火炮坚持下来了，火控系统却是个中庸的产物，电子部分的确是要求过高，质量标准根本无法达到……各方面都认为这不是一辆坦克，而是动物园里的一头麋鹿——中国人叫“四不像”。你无法确定，它究竟是哪个设讦师设计的？

　　这幅画面当然是笔者推演出来的。

　　但，“急促型”，仓促上马，部门扯皮，个人意志，行政干预等等弊端，的确在中国坦克业中屡屡出现。

　　通常说来一件优秀兵器的诞生，“是1个完美系统和现实之间的妥协。这是正常的。因为完美永远、不可能达到。但是，这种妥协，绝不应是知识分子在理论设计思想上的妥协，而是完美和现实在某一时间、空间上所达成的最优化的契合。你的兵器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它必须是最适用的。”

　　由此看出，那位总设计师伸手一反常态地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权，便是可想而知的了。文学界有句话，叫作“创造了艺术又同时为艺术所创造”。坦克知识界在创造坦克的同时，坦克制造的种种如履薄冰艰难处境也同时将他们雕塑成现在的这种形象。

　　否则，他们将永远在完美与现实间的分裂下一事无成。

　　笔者在研究所期闫，至培布什总统决定卖F-16战斗机给台湾之时，广播电视报纸沸沸扬扬，充满了大陆中国人的愤怒情绪。

　　这是又一种完美和现实的激烈冲突。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一两件高性能的武器竟是直接打破战略均衡，影响地区的稳定，进而改变当今的世界格局。这一不能回避的事实，对从事武器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所受到的冲击比普通人罘得更强烈。

　　谈起F-16，他们都默默无语，似乎对国家深怀内疚，好象那F-16该由他们造出才好受。

　　西方人每天清晨打开报纸．关心的第一件事是：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安全不安全？

　　从事武器研究的中国坦克专家也不能不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并且，他们比普通人，更多了一份责任感。

　　高级工程师宋健英说：

　　“从知识分子的理想来说，谁不想搞个各方面都挺完美的坦克来？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跟美国比，她钱多。中国特色是什么？穷！就是很富的美国，她也不能把坦克设计成万能的。美国有一个泰勒的将军，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要想搞个全面防护坦克，至少要100吨的重量，请问，100吨重的坦克怎么行动？所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尽善尽美的坦克。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咱中国搞什么样的坦克？从安全上，从国力上，从目前的经济体制上，科研手段上等等吧，行业原则只有一个：搞中国特色。”

　　其实，搞中国特色的新型坦克，早已是坦克界的热门活题。派出去的考察团，引进来的技术无不在这一砧板上过刀。上层依照这一思想对现时武器发展已有了“多科研，少装备”的决策。但落实到具体上，完美与现实又产生了激烈冲突。多科研吧，科研部门的经费不足，可数的几个钱聊以应付燃眉之急。而制造生产部门在改革形势下，经营机制转换，产品逐步走向市场。你科研出的成果无法引入生产，企业就没有效益，他就不想替你制造生产。一个科研项目得不到反馈，你就没法搞下一个。国家科委的领导人问企业的负责人：“你们工厂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对方回答：“吃饭！”……目前，这些矛盾都在解决过程中，但短期内还有跟多困难。

　　国情的问题提出来了。

　　穷，是一个特点。那就少花钱，多办事。又既然坦克没有万能的，那就倾向单功能。委一代主战坦克动态模拟装置搞出来看，给军委首长表演打靶，一炮就穿透了X毫木的装甲。刘华清副主席高兴地说：“盖了帽儿了！”至少，新坦克的火力功能已达到了第一流。首先解决和你打的问题，起码一炮打过去不挠痒。钱不多，就往刀刃上花。坦克的性能是互相制约的，只有牺牲某些性能，才能格外弘扬另一种急需的功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不妨在思路往回走走，连美国的高性能装备，使用时也只能达到设想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剩下的部浪费了了不是？难怪当年的苏联专家伸头看看中国小青年在捣鼓液压传动变速箱，就说：“你们再不着邯样复杂的。”简单的方法其实很多，比如车首角度变化一下，水平装甲就等于厚了许多。太复杂的，太贵，你花不起那钱。从战略上讲，许多兵器是一次性的，例如导弹。坦克战场寿命也不长，过十年就可能是一堆废铁。只有一样兵器的经历是耐人寻味的——吉普车。吉普车不显眼，从诺曼底到朝鲜，从朝鲜到越南，再从越南到海湾，美军吉普车几乎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在吉普车时代里，多少种坦克、大炮、飞机、火箭出现又消失？饱经沧桑的吉普车，在某些武器过时的时候，它却依然存在。它不显眼，但是必不可少。可以说，它是美军无数兵器中，最讲实用的一种。

　　就吉普车的个性而言，笔者认为它更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最新一代主战坦克动态模拟装置，给党辆国家领导人表演，其出色的性能让领导人们春风满面，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绍明眼疾手快，也不知怎么上前捕捉住了这一动人的瞬间，《中国日报》上大幅位置登载了这张照片，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都在微笑，你却无法寻觅到那些幕后创造者的身影……

　　1991年7月的巴基斯坦报纸兴高采烈地报道了中巴双方联合研制的“哈利德”2000型坦克样车的剪彩表演仪式。揭幕仪式之后，谢里夫总理登上坦克并亲自驾驶，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和波尔凯少将乘坐在这辆坦克的炮塔上。谢里夫说：“我感觉这辆坦克比梅塞德斯轿车更舒适”，“哈利德“坦克可以与世界最新坦克媲美”。巴基斯坦报纸详尽地披露了“哈利德”2000坦克的主要性能数据，指出“哈利德坦克将是非常先进的，具有现代化尖端坦克的一切要素，而价格只有世界市场同类坦克价格的三分之一”。

　　中国坦克专家在遥远的北京西郊简陋拥挤的住宅里，读着这些来自友好近邻的英文报纸，脸上露出了典型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东方式微笑。


　　摄像机扫瞄不到的地方

　　1992年8月，近1亿中国人在同一天清晨不约而同地打开了电视机，观看中央电视台“澳星”发射现场转播。观看，由于头一次的发射失利而变得扣人心弦。许多人竟然紧张得不敢正视现场传来的画面。更多的人由于连续一个月的“奥运会”看下来，心理在惯性下也养成了接纳两种不同结局的准备。于是，“澳星”发射大厅内正坐着的一排火箭专家们面孔上的表情成了千万人关注的焦点。在那难熬的几分钟内，科学家成了竞技者，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均成了新闻，集成败荣辱以及同胞的厚爱于一身。

　　是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制造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辉煌瞬间——一向跻身幕后的科学家首次享受了明星待遇。

　　坦克界的专家丝毫也不嫉妒航天界的同行。失败的辛酸各有不同，但成功的感受却大致相同。是的，中国坦克业从零开始，到拥有今天这样一个“坦克家族”，其间的漫漫行程中，曾有过多少如此辉煌的瞬间——尽管没有电视直播。然而，当人们回首往事，想得最多的还是连缀这些“瞬间”的默默无闻。

　　就让我们来谈谈那些摄像机扫瞄不到的人事吧。也许都不是些新闻，但“对庄稼汉来说，天气就是重要新闻”。

张启成的梦境

　　好些年来，坦克发动机那高分贝的噪音，损害了他的两耳鼓膜。以致笔者不得不大声地重复着向他提问题。这样一来，采访便失去了那应有的宁静。很难想象，没点“悄悄话”，两个陌生人便可以交心。

　　笔者的懊丧情绪影响了张启成，这位高级工程师终于打住他一直在谈的“技术过程”，略有些不安地搓搓手：“……噢，人老了，毛病也多了……你看，你看……我对你说，我近来老爱做梦，同一个梦，反复做，很频繁……梦见自己又回到了矿山……惊醒过来非常痛苦……”

　　笔者眼睛亮了。他开始说他的梦。笔者在心里替他做着“梦的解析”。

　　很普通的梦。张启成老梦见自己又被剥夺了军籍，重又回到那座熟悉的矿山去上班了。场景依旧，山头、矿井、隆隆运行的选矿传送带，“轱辘马”倾倒着矿石，夜半沉闷的采矿机声，火药味浓烈地传来。他依旧穿着那件开花的棉袄，莫名其妙地抱了一大块铁矿石，钻进由席片、油毡纸搭起的窝棚内，看来看去也找不到自己在大通铺上的那床棉被。工友们见了他都觉奇怪，说：“你怎么又回来了……瞧你怎么把矿石搬到窝棚里来了？错了……”

　　“是呀，我怎么又回来了呢？”张启成在梦中问自己……

　　“人生不过就是那么一两个故事。它们一再重复着，仿佛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笔者理解张启成的梦。

　　文革初期，一次开党小组会，说是要交心，他就交了。“‘顶峰’的提法好不好？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同意吗？”他年轻的时候，比现在爱说。说就说吧，说什么不好，偏说这个。对林副统帅的语录发表意见。是的，他那时太爱说点什么了——“鲸都是在喷水时中了鱼叉的”。

　　完了！那时光说这话，不“反革命”才怪呢！

　　先没了党籍，又蹲了“牛棚”，批斗已经算不了什么了。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连同妻儿老小一块儿发配回老家才是最痛苦的。为什么痛苦？没工作做呀。谁也不要他。这使他痛苦。自己犯的错误自己受着吧，干嘛连累自己爱着的亲人呢？妻子很善良，甘愿忍受这一切。可他受不了呀，眼看着一家老小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唔——说什么也不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是最痛苦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虚荣已经顾不上了，老着脸皮，一趟趟地往那个曾经给他带来一切痛苦的老地方跑。申诉，一遍遍地求人家，他已经顾不上弄弄清楚，他所求的人是不是正好是把他“揪”出来的人。只有一个念头是无比强大占据了他整个思想。在这样的地方，要想让人同情，人品除外，还得有技术。这样，人家就会想，这个姓张的，人犯了错误，技术可没犯错误。

　　张启成抗美援朝前就上过长沙高级工兵学校，入朝战斗就是做工兵的，又上了哈军工，进研究所又搞过坦克论证，老实说，偌大的矿山，就没有他不会干的活儿。一天，他见一大堆人在摆弄电焊、气焊，焊得接缝坑坑凹凹，便说，“我来试试”。人家把焊枪给了他，那个麻利，一会儿俯身焊，一会儿侧面焊，一会儿仰面焊，每条焊缝都呈“鱼鳞状”，坦克上的一整套焊接艺术把这个穷矿山的“土焊枪”们震得一个个牙缝儿直吸溜。第二天，人们不约而同地改口称他为“张师傅”。

　　张师傅还不只是个焊工。矿上要添新设备，请来黑色冶金研究所的一位老工程师，帮助进行各种金属漏斗的板金工下料，由于设备的形状特殊，下了两次料都对不上号。“主要是计算，”张启成在一边多嘴，他是看了着急，便说，“这样吧，你给我两天时间，我给你考虑。”老工程师见他破衣烂衫的样儿，没当回事儿。他要两天时间其实是奔回100公里以外的家里翻他过去的书。礼拜天回家一天，礼拜一他便把下料的样子带了来，一装，严丝合缝，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老工程师对别人嘀咕：“你们这个张师傅不象是工人。”

　　不久，张启成的业务发展到为矿上的进口设备翻译技术资料。工人们一见，全有了预感：“老张，咱

矿上怕是留不住你哟！”

　　果然，形势好转，他被调市里去搞半自动步枪流水线。×市的国防工办从未盈过利，张启成一去，搞出生产线不说，一年就盈利六十万。那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

　　有时候，张启成自己也想，他干吗要再回来穿这身军装呢？其实，他重回研究所之前已经做了×市国防工办副主任了。可是，人呀，是这么的，一切澄清后，就有一种精神还乡的需要。张启成是重精神的。他的乡土在哪儿？在军队。早在抗_战时，他就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一名儿童团长。边区政府每月发六十斤小米供他上的小学初中。他对“小米加步枪”的感情比谁都深。

　　有人生来就是做军人的。张启成就是。

　　撇开找回失落的心理不说，回研究所来研制坦克也比在国防工办里造步枪强，至少从兵器的审美和实用意义上是这样的。

　　你无法理解张启成这一代人的感情。他的忠贞、坚韧、顽强；经历磨难、不平、痛苦、坎坷之后而形成的那么种精神意志品质的力量。这一切，好象命定似的要由他这样的人来领衔做这件事情——“59坦克维修改革试验研究”。

　　这是一件旷日持久浩繁枯燥耗费你生命的时日却又无法煊赫天下的研究项目。

　　从领先国际坦克的最新潮流来看，中国的59坦克无疑是陈年的老牙货。可在那些对它深怀感情的中国人来看，它具备了做人的所有最优秀的品格。在我们的共和国最困难的年代里，它鼓舞人心地问世了，为主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骄傲。多少年风吹沙打，多少年奔波闯荡，踏尽坎坷而意志弥坚，一直充当军中坦克家族内的中坚力量。40年过去了，它老了，累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尤其与那些年轻漂亮健壮的晚辈相比，说话爱咳上几下，走几步就有点腰酸背疼，进出医院的频率越来越高。它何尝不能退休进点，到老干部活动中心打几圈麻将牌。可它不，它体恤主人的难言苦衷，依然忠贞不改地挺立在军中的突出位置上……

　　品格上讲，59坦克是与张启成天然相通的。因此，59坦克的现实状况不仅是坦克界的心病也是与张启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荣辱与共的。

　　强化59坦克，从维修制度改革上去突破，建立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思想和维修制度，这都是些专业概念，说清楚它们是专家们的事。张启成也是专家，理论上他也能和你扯上一天一夜。其实，修理说白了，也就是给人看病。坦克的多发病，常见病，“复方新诺明”谁都会开。但张启成是病理学家，一辆新坦克从出厂到报废，哪些部位爱出毛病，都出些什么样的毛病，有无代表性，是不是所有的坦克都爱闹这种病。然后再从这些抽象出来的规律中找到对付它的策略，并把这种策略作为制度法定下来，对所有的坦克加以实行。

　　可以想见，一个医生成天盯着一个与自己同年龄的研究对象的吃喝拉撒睡，5年10年地跟踪不舍，这种研究实际上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耗用同一时间内的生命。

　　“我这个思想很明确，必须站在信息流的源头，成败与否，看你能否拿到第一手原始数据！”

　　从南到北，春夏秋冬，几乎所有装备了59坦克的部队，张启成与他的战友们全都跑到了。由张启成执笔写出的调查报告，被装甲兵部称作：“这个报告是十几年来少有的好报告。全面、真实，抓住了实质问题。”

　　装甲兵部的喜形于色，仅仅是张启成他们研究项目的开端。这只是面上的摸底。接着下来，就是实车试验：3台车跑了两年；10台车又跑了3年。加起来是，5年。

　　上50岁的人，5年的时间又是个什么概念？何况，在这个“剩余可数，一分钱瓣成两半花”的五年里，没别的就是待在奔驰的坦克里，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记录下来，一点也不能断。一断线，全部数据就成了一堆废纸。“车到哪，人到哪，数据到哪，那时候的活儿，说简单也简单，是你耗过了坦克，还是坦克把你给耗了。”

　　让张启成他们给“耗了”的坦克终于送进工厂去分解。一上流水线，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一辆坦克上万个零部件．不拆那么细，也有千儿八百。各种零部件的尺寸变化是怎样的？技术状况如何？人家工人3班倒，张启成他们得跟着自己的车．怕人家搞乱了。车的状态，磨损情况，各种数据都要确凿到手。工人们挺烦他们的，都废了的破车还这要求那小心的。张启成几乎求他们了．说，“就是拆成了骨头碴碴，那也是我的车呀，要你们小心地伺候着，是因为这破车在价值上比十辆新车还值！”

　　他得感谢生活．感谢命运赐与他的那段特殊婀精神磨难而造就了他这坚韧顽强的意志品质。是这种品质让他没能被坦克耗倒下，而是把坦克给耗了。

　　这是怎样的5年．多少个人的变故。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耳朵差不多整聋了，母亲过世了，糖尿病也得上了…一这仿佛是他张宴戚注定要付出的段价。是呀，100多万个原始数据薄大保险错装得满满的。中国坦克界对自己亲爱的老髂友59坦克的技术掌握，从未象这之后那样心中有数。哪些部件要强化，哪些零件材料要调整，哪些地方应明令不准随便拆卸……许多项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别的不说，单单59坦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就从450小时延长到了600小时以上。饱经沧桑的59坦克终于得到了强化。而且，这个计划仍在不断地发展中。张启成他们的研究项目获碍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奖是其次，不能亏待了我们忠诚的卫±——59坦克才是最重要的。不久前，俄罗斯的客人们来到试验场，来看望他船久违了的59坦克(前身是T-54、T-55)，发现它已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衰老武器。许多地方都让它的旧主人感到吃惊，并且。中国方面还有一系列的新计划用于强化它们。前景是可观的。

　　是的，如同一首流行歌中唱到的，这个世界安全吗？“你是否会从梦中醒来，门外正站着一只狼……”

　　至今，张启成还会被同一个梦从夜半中惊醒过来。


　　火网中漏出的“权威”

　　装甲兵某研究所地处十分偏僻，道路七弯八拐的很不好找。说是城郊，其方位又不容易让所里的年轻人对自己在城里的对象说清楚，只好自我揶揄地说“在河北某县”。其实，当初研究所的围墙外面就是一处特大的垃圾堆放点。潇洒的城里人把他们消费使用剩下的物质，气味滚裂地奉献给研究坦克的居民，“闻着味儿闭着眼也能找到地儿！”晤，曾经多少人打了多少年的官司，没有一点音讯儿。环卫局的清洁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这里开。再卸下“不清洁的物质”扬长而去。研究所幼儿园的孩子闻着这股熟悉的味儿眼看着上了学。

　　本来这事轮不着李蕴学管的。在坦克界他是出名的权威，可在处理垃圾方面他一无所知。偏偏那年他当选了北京市某区的人民代表，既是代表，那就得“为人民鼓与呼”。

　　无论是“鼓”还是“砰”。他的方法绝与他人不同。他搞了三十年的坦克总体研究，莠戎了缜密的思维习惯，凡事论证，大刭宏观环境保护，法律法令条文，小型垃圾处理方法，技术缩节。还有政府职能，公民权利，城乡关系，军民关系，党和人民的关系。简单的垃圾处理，在这位坦克论证专家的笔下，精密得象一

张天然的蛛网。

　　如此这般才跑了两三趟北京市，就把官司给打赢了。垃圾堆搬走了。市环保局长也丢了位置(都说和老李官司有关)。对于坦克居民来说。“李代表”自然是功德无量。连市府的干部都不无惊讶，说“当月，北京市有九起类似的关告，唯有你状告中了”。被问及的研究所小青年当然自豪得不行：

　　“开玩笑，也不看准来打这场官司．没有金刚钻，敢揽磁器活？……告诉你吧，没有咱李高工的论证签字，上亿元的坦克装备都不能批．专家意见。了得！连军委首长都认这个……”

　　说来也传奇，这位坦克界上上下下公认的权威学者竟是从当年美军火网中漏出来的幸存者。时间：1950年汉江战役。地点：朝鲜。

　　在今天的中国军事教科书中，汉江战役是作为教训著称的。在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刺激下，我军贸然突进，穷追不舍，几天之内便打过了汉城。等到醒悟过来，调头回防时。少数我军行动迟缓，被美军机械化部队穿插包剿，我180师损失最重，几个战斗团连同师前指全部未能突围出来。李蕴学便是180师师部的文化教员。

　　“我随师后勤的一些同志在敌人‘收口子’之前几分钟突了出来，刚过了片开阔地，敌人炮兵就开始拦阻射击，航空兵集中轰炸，我们身后一片火海，再没人能从来路上出来。敌人飞机就在头顶上一个劲儿地俯冲，身上能扔的都扔了，没有恐惧，就是饿，下来之后才知道，那几个团都未能出来……都退到哪里了，才看到我们的坦克上去，十几辆T-34，上去打阻击的，有的走公路，有的走稻田，看了心情激动得不得了，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坦克参加战斗。敌人武器好。那飞机太欺侮人，擦地飞，只在新义州，看到有些穿志愿军服的苏联人在那里打高炮。我们凭士气，凭觉悟、勇敢，前面几仗打好了，证明敌人是纸老虎。也看到被俘的美国兵，大皮靴，口袋里都揣了准备当俘虏后用的中文印刷品，要求宽待用的。所以，就是被敌人包了饺子也不服气。我就见到撤出来的我们师的副师长，很不服气，说这是意外损失，要求重给他补充部队找敌人算账。军参谋长当场骂了他：娘那个×，还想把人扔给敌人！……”

　　成建制的损失，整个朝鲜战争，180师是独一无二的。荣誉是军人的生命。后来将著名的“皮旅”部队补充进来，重振180师，使其依然不失为一支骁勇之旅。而日后在原180师少数幸存者中间又出了李蕴学这么一位坦克界公认的权威学者，就格外耐人寻味了。

　　“完全是那几辆上去打阻击的T-34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我才在哈军工的入学志愿表格上填了‘装甲兵工程系”。

　　李蕴学是哈军工一期的全优生，毕业答辩时，被在场旁观的装甲兵技术部孙三少将看中，还与其谈话，要求他一毕业就留研究所。当时的装甲兵研究所还在筹措中，一共10人，八名应届毕业生，所长是由系主任兼的。因此，李蕴学也算得上是装甲兵技术研究所的开山始祖之一。

　　由于苏方违约，拒绝中国人进他们的研究所对口深造，许光达大将一怒之下，取消了派苏计划，明确指令李蕴学等人直接到实践中去学。这样，李蕴学从事的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到黑龙江农业拖拉机厂搞发动机设计。

　　拖拉机与坦克有着不解之缘，说到底，坦克就是“拖拉机加炮塔”。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就是最大的坦克制造厂。所以，在坦克上原本就蕴含着人类的一种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文化：战争与和平。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李蕴学他们日后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

　　拖拉机的泥土气息对于从美军火网中侥幸挣脱出来的李蕴学来说，是无比亲切的。在他的家乡四川山地里那时还见不着农用拖拉机的影子。他本可以久久地逗留在这片由双轮双铧犁拓垦出来的黑土地上，欣赏着一个农业民族从此结束自己的牛耕人力时代。当然，他并没有如此浪漫。毕竟不是从大学里刚走出来的“田园诗人”，他见惯了流血，看过炮火和航空炸弹是如何刨开土地并将他熟悉的战友炸成一滩鲜红的物质……

　　没有多久，急匆匆的电令把他召唤回去。“大跃进”开始了，他的国家首次要用自己的军事工程师来研制一批坦克武器装备。分配给李蕴学的任务是，参与130大口径自行火炮的研制，并明白指示“不要让苏联专家参与”。二十几岁的李蕴学被指定担任整车总体负责人——相当于一个项目组的组长。

　　他从此再没有当过比这更大一点凡的官，几乎做了一辈子的项目组组长。可以这样说，研究断所有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他几乎都参与过。“从他身上随便撕一页记录下来，那，也就是咱研究所的焉史！”

　　国产第一代水陆坦克出现水中扎头问题他参与解决过；

　　水陆坦克76炮改85炮，推翻苏联权威理论的大型试验，是他协助组织的；

　　留学生得到苏制T-55坦克信息后，是他负责总体论证，从而将夜视、炮长观察、水中潜渡、三防技术运用到国产59坦克上；

　　5次装备系列、型谱、规划论证；9种坦克装甲车辆型号论证；9种坦克装甲车辆整车或部件的设计和研制；4次整车或系统的大型试验……

　　这么说吧，他的权威是在第一线干出来的。

　　举个例子。许光达大将该是李蕴学十分崇敬的首长吧。有段时期，兵种想搞重型坦克，有人悄悄告诉李蕴学，说：“许司令也支持！”传这话当然可以领会，李蕴学负责重型坦克研制论证。越论证下来，李蕴学内心越矛盾，重型坦克机动性差，虽说火力和装甲防护能力强，而咱们撑死了也只能搞122毫米口径的火炮，可是当时英国的坦克炮已经到了122毫米了。超英国肯定不可能。尤其是当时李蕴学已隐隐地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当大口径炮和大功率坦克柴油机技术成熟时，中重型坦克结合的。可能性极大，很可能改变“重型坦克”的概念。论证结果，他提出了与兵种的想法截然相反的意见：暂时不上重型坦克。由于决策意见分歧，国防科工委召开论证会，最后的决策是把装甲兵的意见给否了。这事之后，李蕴学感情上觉得挺对不住首长的。但他对自己的预感并不怀疑。果然，60年代初，发动机马力上来了，大口径炮有了相匹配的动力，“主战坦克”的名字在各国悄然出现，重坦克的概念变了。

　　其实，论证工作的不同意见简直太家常便饭了。知识分子固执起来比谁都铁。“大水冲倒龙王庙”的事也不奇怪。选哪个系统的火控，同等水平的有四五家，心软一点的，谁也不得罪，以免“顺了哥情失了嫂意”，那就各家都用一个部件，“攒”一个新的火控系统出来。三线、五机、电子、军工，谁不要活？得罪谁也不行。于是有人说开了俏皮话：“树上有四只马蜂窝，哪一个都不能捅，只好自己再做一个”。

　　李蕴学不是这种“马蜂窝”理论者。

　　倒不是说他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但他的确是个谈判的艺术家。你想想，他搞坦克四十年没挪

地，设计、论证、试验、生产都干过，是个通才。而且，记忆力惊人，开过的会，写过的纪要，各种文件技术数字都在他脑子里装着呢，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一响出，人家就鸦雀无声，论证的严密，观点的鲜明，事实的确凿，职业的忠诚，以及身为权威在学风上的平易近人，仿佛他所说的正是在座各位的回声，让大家不由自主地趋同。

　　难怪所里的小青年把他称作所内“那一代人的顶峰”。

　　李蕴学自己说得很直白：“工业部门糊不过我。我说行，不是凭空说的，我清楚他们的家底子。要人家服，就得摆事实，讲道理，说清楚要什么为什么可不可能关节在哪里有形的和无形的。你自己也不能没有支撑，尽多地掌握各种情况各种知识，连看图纸那样的事都不能疏忽，有时候你也许不干这事，但要懂，懂得越多，你可以支撑的东西也就越多……”另外——”说到这，李高工脸上露出了一种类似孩子般的笑容：“还得有友谊。桌子对面谈判者，许多都是我过去那个小组的，我是他们的组长，他们是我的组员，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大家一块儿躲过人家的‘火网’……

　　这是李蕴学历史上逃出的第二次火网。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蕴学也是坦克项目组组长，组员有四五十人，多是坦克界的骨干。李高工这人平素偏重业务，对政治学习有点马虎，但带徒弟很是用功夫。所以，组员的素质好，关系也和谐。动乱开始后，小组内部没人闹，还相互打掩护。造反派瞧着他们没人写大字报，很不满。终于写了一张，却是要求彻底解放老院长麻志皓的。结果惹出了麻烦，派来了追查组。可项目组内被调查到的人，要不装聋作哑，要不漫天胡谈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再不就是当场予以痛斥。追查终于不了了之。不久就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了，而坦克组是专管“促生产”的。

　　弹指之间，这已成了旧话。如今最新一代主战坦克项目研制协调开会，四面来人，八方参与；济济一堂，相互一看，不由地哈哈大笑。总设计师顾问、两位副总设计师、兵科院代表、型号办公室主任、坦克总体组长、总体室主任，以及其它部门负责人，都是李蕴学当初那个小组的成员。以致有人打趣：

　　“嗬，咱倒是又像在开小组会了！”

　　作为总设计师顾问的李蕴学，每逢这时，还象他当年那样颌首一笑，内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觉得人生真象是戏剧，就象是当年大伙儿合伙演出了一场火网下的“胜利大逃亡”……

年轻的思想库和预言家

　　连着谈了几位老专家，想着换一换节奏，就对其中的一位老人说：“能介绍个能侃的年轻人来吗？我想听听你们的年轻人的想法。”见老人有点犹豫，就又补充了一句：“不一定有研究成果的，能侃就行！”

　　第二天，来了位身着文职军服的小伙子，没戴帽子，个子很高，进门一猫腰就坐进沙发里，不跟你握手，也不动茶杯——他肝炎刚愈，很自觉，那一脸含蓄的微笑便是他待人的全部礼节礼貌。

　　他叫黄新京，今年30挂零，研究×室的工程师。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生。当年高考是北京朝阳区理工科的头名状元。

　　谈话是从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开始的。

　　这的确是个说清楚自己的话题。黄新京在坦克总体论证研究中负责费效论证，他不大希望人家把他同哪家商场的会计室出纳相提并论。

　　“兰德公司是美国民间的一家软件公司，曾作为美国政府对外关系决策的重要咨询部门。但近来正逐渐被另一家公司所代替，因为它未能准确地预测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另一公司正在代替它成为美国政府的新的思想库。从我们的工作性质上说，是与兰德公司相类似，为决策机关提供咨询的思想库……”

　　既是思想库，朝笔者扑面涌来的便是应接不遐的思想流。他谈到基础理论，科学方法论、系统论、认识论，以及不同的认识论所构筑下的物理学基础。他不认为世界是有固定秩序的，“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事物，没有我们不能认识的事物’；另一种相对立的理论认为，‘人类不能预知事物的必然，只能把握事物的总体趋势’。我同意后者，而物理学实验的结果也证明了后者是可靠的……”

　　自年轻人一张口之际，笔者便能感到他的才思敏捷“技术储备”很足，你只需敲一个按键，便能得到一连串的思想显示。

　　这样的谈话自然是轻松的。

　　“既然，你不认为世界是有固定秩序的，而是混沌神秘的……请问，你的坦克费效论证岂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吗？不可知的？”笔者也读过几本20世纪哲学小册子，因而也能寻出点话题来。

　　这样，便引、出了他的对于论证方法中的模糊学立场。引出了他立志并兴趣于论证工作的素质天性。他说：

　　“我非常适合也非常喜欢这项工作。我这人天生不愿意搞纯粹理论，技术操作也不是我的专长。好的科学理论如何产生效应，在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之间应有一个对策环节，这个环节带有策划性，是一种综合复杂的衔接艺术……”

　　“你是说你天生愿意当策划、幕僚．或者叫‘中间商’吧？！”笔者说。

　　他笑了。接着，他举例说明自己当初对苏联8·19事件结局的预测如何超前和准确。并说：“我要是在国外肯定发大财，我会在股票下跌时购进的……

　　我的预测并不完全凭直觉，而是对几个系统进行比较的结果。所以，我那几个国外的同学，老想拉我去澳大利亚搞个民办公司。”

　　笔者事先便听说过他要去澳大利亚，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却未能走成。这件事当时在整个研究所闹腾得动静还挺大。

　　“我其实很喜欢我目前的工作的，”他诚挚地对笔者解释说：“即便我拿到澳大利亚方面的通知书时，也没想到立刻走人。因为那时我手头上正在搞‘主战坦克价格估算模型’，想把它做好了再说，因为我答应过领导，我这人一旦答应下的事是一定要兑现的。坦克经费论证，我知道很重要。咱这样的国家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最大的效能。就要在同样效能的装备中选择那种资源消耗最少的。研制、采购都必须是这样，从根本上摒弃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发展路子。这个问题很迫切，但也很困难。你找不到一个权威可比的参数。你说，人民币币值变化倒底是多少？找不到权威可比的数据，你跟工厂对不上话。

　　这样工作不能自己来控制，工作一停顿，人就很烦燥，朋友一劝说，可不就打算一走了之。后来，模型还　　是做出来了，用国库券的利率作为我的参数指数。用这个模型预算新式坦克，两下里结果非常接近，连我自己都吃惊……”

　　笔者说：“你还挺够意思，做完了学问再提走的要求？”

　　他点点头，“可不是闯了祸，现在看来当时，我确实有点一时儿冲动。”

　　“什么东西在诱惑你，是钱？”

　　他绝对否认自己是冲钱去的。但承认自己是要“获得一种自身价值的认定。”

　　对年轻人最大的诱惑，的确是对自身创造力的价值估计。早在1986年，黄新京就与几位朋友在一起策划一件惊人之举。在某个亢奋的晚上，一气呵成了份文件：《在中国举行奥运会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并直接将文件邮寄给远在法国洛桑奥林匹克总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本人。同时，将文件的另一副本寄给香港的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当然没能有任何回音——大概会被他们的秘书将文本放入那如山一般的“人民来信”中去。

　　笔者就奇怪，一个踏入到坦克界刚刚两年的年 轻人(黄新京1984年分入研究所)，心思中并没有他本来该有的坦克，却对组织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会议抱以痴迷(他们绝对是“2000年北京奥申委”最早的一批志愿工作人员)，能说他好高鹜远？若是这么说的话，张百发、伍绍祖肯定不会同意——他们目前正在动员千百万类似的“好高鹜远”者加入他们业已浩浩荡荡的申办大军。

　　知识分子“长于言，而短于行”？也不是，黄新京是动手太强了，甚至有点精力过剩。他的妻子是地方　　办报纸的，《中国计算机报》(普及教育版)，头版上的社论，评论文章、通讯，撰稿者大多都是黄新京所为。 他提出的“计算机文化”深得妻子的上司们的赏识，连司长的讲话稿也有让黄新京捉刀代笔的。黄新京在地方实业界的同学，常常把他们做不了的市场调查拿来让他做，他是搞“坦克估价模型”的不是吗？市场上的信息放入这个模型中，出来的数据很令他那些实业界的同学满意。显然，他已不止是军方的思想库和预言家了。

　　黄新京令笔者吃惊了。和老一代专家相比，他明显有些浮躁，心态上的。他的才华学识思想五光十色地呈现着，与时代、世界、社会的交融性远和他的上一代人不是一回事情。他决不准备象张启成那样的，“用自己的生命年华去耗坦克”；而是决不被坦克所耗了！所以，才在研制坦克同时潇洒地研究研究奥运会；做着“主战坦克价格估算模型”的时候，口袋里照样揣着出国护照、市场调查表以及妻子的司长的计算机普及的讲话稿。

　　黄新京说：“论证工作决不是熟练工种，论证过程是创造性的过程。对现实认识，对未来的预测，对现有论证方法的批判，新的创造性的论证手段的建立……这是一个异常艰苦漫长的跋涉。常常十几年才搞出一代坦克来，许多人是注定看不到自己的成果就会退休的，或者过世了。看不见验证的论证那是一种残酷的工种……”

　　笔者看得出他内心的沉重。顺便地问了一句，既然他已经不去澳大利亚了，还打算不打算，继续手上的坦克费效论证研究呢？

　　“当然，”他回答得很肯定：“我准备回过头来，从建立数据库做起……”

　　他告辞后，笔者想了很久，觉得这是个挺让人喜爱的小伙子。
　　
　　
　　观察战争的和平使者

　　肤色黧黑、身形健壮的张卫东头戴缀了联合国徽章的蓝色贝雷帽，身着制式的中国迷彩服．少校军衔，两臂分别佩有联合国臂章和中国国旗标志，倘徉在战后科威特城的大街上。

　　作为联合国派驻伊科边境监督停火的观察员，科威特街头的两件雕塑给张卫东以很深的印象。

　　两件都是战后新建的。

　　一件是按法赫德亲王生前的座车原样复制出的花岗岩雕塑——“卡迪拉克”牌豪华轿车。艺术家为表达对这位在与敌人英勇作战中殉难的亲王的感情，竟在雕塑中安排了一只硕大无比的拳头，愤怒地从车内穿顶击出，顶棚破碎，车窗裂纹，整个雕塑撼动人心。

　　另一作品，是将一辆被击毁的伊拉克T-55型坦克原物拖来，直接摆在一尊高耸华丽的大理石基座上。

　　击毁了的“卡迪拉克”轿车，击毁了的“T-55”坦克，同时作为纪念碑耸立在科威特的街头，以表达科

威特人对战争与和平的最新感受。

　　这一切张卫东是不难理解的。他原本来这里就是做名观察战争的和平使者。

　　他先前在中国坦克界的身份并不影响他公正独立地去执行联合国赋予的和平使命，这也是联合国宪章规定中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从1948年起，70多名联合国人员正是为了这一原则而殉职于中东的土地上。作为这种道义的延续，张卫东等20名中国军人，代表自己的祖国参加到联合国的又一次的维持和平行动中。这个时间是1991年4月…1992年4月，整整一年。

　　对于中国坦克界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海湾战争所做的最为抵近的一次现场考察。

　　他见过“萨达姆防线”。由直升飞机的舷窗上俯瞰下去，浩瀚沙漠上黑豆地似的雷场、掘出的战壕、灌满原油的防坦克壕、铁丝网、坦克掩体……总体看上去构成了一幅巨大却又非常古怪的图案，尤其当这一切成为一种历史的遗迹之后，不知怎的，坐在直升机上的张卫东会有这样的一种联想：地上景观与一个顽童随意在沙地上尿出的图案一样地叫人无法意会。

　　他到过海湾战争中那条最著名的“死亡之路”。是在科威特通向伊拉克的高速公路上，当时，由科威特溃退的伊拉克军队的庞大车队满载着各种财物准备逃向自己的境内，联军的飞机准确地将头尾的坦克击毁，卡住了整支车队，接着就是“地毯式”的轰炸……1公里多长的路面都炸“黑”了。1000多辆汽车、坦克的残骸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巨大坟场。许多旷野上的烧焦卡车甚至保持着凝固向前奔驰的模样，恶梦般地显示出毁灭前最后的瞬间里的情景。“死亡之路”，现代战争最惨烈的一幕。

　　在巴格达，他去了那个曾经死亡400多人、被美军特制的制导炸弹命中了的地下掩体的现场。外表上看去，战后的巴格达仿佛依然风景如画，清真寺完好无损，棕榈树婆娑袅娜。制导炸弹从掩体的通风处打入，只纰裂出一个直径3米的窟隆，不显山不显水。然而，进入掩体后，他才觉得了另一种景象，浩大的掩体大厅，象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建筑物上的混凝土叶片似的被风刮走，只留下赤裸的钢筋，到处都是坍塌、扭曲、变形，爆炸冲击波把钢板和各种建筑材料吹得象落地的枯枝，到处都是。爆炸引起的灼热高温竟把一名伊拉克妇女裸体的影像投在了残墙上。这女人显然在最后的时刻，面贴在墙壁上，举手护着自己的脑袋，臂膀、胸乳、臀部的线条都清晰地勾勒在墙上……

　　再铁石心肠的兵器专家都不能不在这战争的惨状下而陷入深沉的人类思考——

　　选择战争，还是选择和平。

　　更多的时候，张卫东是在赤热的科伊边境的沙漠上度过的，开着标有“UN”白色的丰田吉普车，巡逻在全副武装的伊拉克人和科威特军队之间，调解监督双方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

　　联合国观察团是由许多国家军人共同组成的，总部设在科威特海边一处战损的旅馆里。并在200公里长的伊科边境线上下设南区、北区、中区3个区司令部。每个区司令部又下设6个观察点。各国军人实行混编，不能把同一国家的军人编在一起。最初，张卫东被分在南区的1个观察点上，同组的有1名奥地利上尉，1名阿根廷上尉，还有苏联、加纳各1名少校。区司令部指定张卫东担任这个组的组长。小组负责的地段恰好处在伊科沙三角区，那时，加拿大派来的工兵部队的扫雷工作尚未进行到这一地区，巡逻车的来回路线必须沿着l条固定车辙，稍有不慎便会有触雷的危险。小组的驻地是1顶搭在旷野沙漠上的美军帐篷，除了1道铁丝网，由1个排的尼泊尔兵负责小组的安全。这些尼泊尔人除枪支以外，从头到脚都是“中国造”的，军服、帽子、解放鞋，甚至连电筒马灯。

　　到了9月，小组又添了4名军官，法国、美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这样，张卫东麾下便有1支真正的“多国部队”。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这些朝夕相处的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政治信仰的军官不是在完成1项军事行动，而是在实现1项由军人来完成的政治任务——和平。

　　于是，便有了一些我们听上去陌生的故事。

　　先说水的故事。沙漠里，水是珍贵的。边界上的白天平均温度达到50摄氏度，最高时竟达70度，帐篷里的温度计也有63度。联合国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喝6升水，实际上在沙漠上执行任务的军官们每人每天要喝12升水，却只撒1泡小便。水车每两天送1次水来，瓶装矿泉水用于饮用，淡化海水仅用于洗漱。因为后者水质硬，含有较多的矿物碴滓。

　　距离张卫东他们大约10公里的伊拉克境内，伊拉克驻有一个武装警察哨所(不久前来了两辆卡车丢下他们，调头就走)。战败后的伊方一片混乱，后勤保障奇缺。因而，有一天两名伊拉克士兵背来两只水桶，要求从观察点上背一些水回去饮用做饭，他们那里已经断水了。出于同情军官们同意他们背两桶淡化水回去。谁料，两天后，伊拉克人开了辆车来，车上装了1只一人高的铁桶，再次请求装桶水回去。值班的1位上尉说什么也不肯给，其它军官也持同样态度。于是，一方苦苦哀求，另一方断然拒绝。听到外面的声音，帐篷内的张卫东走了出来。军官们一齐看着他，他明白，这些外籍军官如果一天不洗澡那无疑是要他们的命，何况在这该死的沙漠上。而伊拉克人也苦苦地向他说，他们连做饭的水都没有了。

　　作为组长他必须要做一次挺困难的决定。

　　不知是不是那位伊拉克军官眼里闪出的诚挚打动了他，他竟不去注意周围同事的脸色，果断决定让这些伊拉克人装些水带回去，不过不是一整桶，而是他们这个要求的一半。

　　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伊拉克人干恩万谢地装水走了。可是各国军官们虽说服从了组长的决定，可是脸色都不太好看，尤其是当晚，他们每人只洗了个“半”澡儿的时候。张卫东当晚没有洗澡。他用高频电台向区司令部报告了这件事，并建议，今后联合国送水车路过伊拉克哨所时能否运些水给他们，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也以免伊拉克人老到站上来讨水。

　　第二天，区司令本人驱车来到张卫东的站上，表扬了观察站全体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末了说：“伊拉克人就其民族性格来说，是很实在的，他们如果说没水那就是真没水了……也应该和他们搞好关系。”

　　从此，联合国运水车常常顺带弯到伊拉克人的哨所。而观察站上的各国军官也没人再提这事，彼此关系也就顺了。后来，他们巡逻路过伊拉克哨所询问情况时，伊拉克人总要把他们拉进帐篷，非煮上一壶阿拉伯茶请军官们品尝不可。

　　在张卫东的印象中，全世界不论哪个国家，军人共性的根本体现是——素养和纪律。参加联合国观察团的各国军官彼此人际交往中，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契约，服不服你，不看你的国家，也不看你的肤色和军阶，而是要看你作为人的素质和尊严。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傲慢，所有的法国人都小气，所有的美国人都散漫……

　　一位英国军官，在某条高速公路路口上，看见几位警察殴打两名巴勒斯坦人，便怒不可遏地上前喝道：“你们不能打老百姓！”在警察不听劝阻的情况下，这位年轻的英国上尉便用手推搡警察，后者一怒之下，刷地拔出手枪对准英国上尉。上尉哗啦一下就撕开了自己上衣，指着多毛的胸口说：“好呀，朝这儿打，老子打海湾战争还没吃过子弹，有本事你打死我！”乘着那几位警察尴尬之时，这位英国上尉把两位难民拉到自己车上，扬长而去。

　　张卫东曾经笑眯眯地站在漆成奶黄色的美军M1A1坦克前留影，坦克上的两名美军士兵全副武装，上身露出舱盖，神情也笑眯眯的，仿佛他们也很乐意上中国人的画面。但有一点，让张卫东非常震动：这时他们正在联合国观察团的门前马路上战斗执勤。室外温度高达57度，坦克上可以烙熟煎饼，但这些执勤的美军士兵在坦克上全身披挂，以一种姿势连续3个小时地守在那里，动也不动。其素质纪律与传说中的“少爷兵”实在大相径庭。

　　当然，并不只是敬佩，也有微妙的交锋。有一位40岁的英国上尉，是从驻德国的英军中调来的，平素与张卫东关系不错，尤其此人会演哑剧，常常用一连串的幽默动作逗得各国军官们捧腹大笑。这天，在喝了份威士忌的刺激下，英国上尉以一脸笑意轻声对张卫东说：“张，你看如今苏联解体，就剩你们中国一个社会主义，过去说‘黄祸’，看来下次再打就是——贵国。”

　　张卫东一听“黄祸”这词，脸刷地就庄严下来，尽管他与该上尉平素吃喝不分家，但也接受不了如此的种族侮辱。他没有破口大骂，而是用“王朔式”的北京调侃，只不过加以英语表达，大意：“您甭跟我扯那个，到了1997年，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把香港还给咱！”

　　后者一听立时不神气了，掉头气鼓鼓地走人。当然，事后，两人依然是吃喝不分，只是彼此再也不提“那个”。

　　也因此，无论是在观察点上当组长，还是在后来的区司令部里当参谋，张卫东在同事和司令官眼里一直属于“干练”那一类的，常被分配独挡一面的工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组长交椅都能坐稳的。邻近的一个点上的组长是名非洲中校军官。中校在他国内便是挺了不起的贵族。因此，他平时老爱摆个“小派头”，下属有一点毛病便往司令部汇报。你想，这些军官谁没有点能耐，没能耐能送到联合国来？再说，都在一口锅里搅马勺子，有点小错就揪住不放？那也太伤感情了。结果，本组的军官联合搞了次小“政变”，让司令部把他的组长给撤了。

　　但是，更多的时候，联合国的观察行动，常给人以一种异常动人的力量。

　　张卫东本人便有这样的经历。

　　那是他在位于伊拉克公路4号观察站执勤的时候。

　　战后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极其穷困，大批居民涌进战场，专拣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种武器。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往战场里跑，有的还开着卡车来，拣回去卖，卖的钱再买生活必需品。天天都来，越拣越往南，甚至跑到萨达姆防线上去拣地雷。一拣不得了，炸死炸伤的事故每天都有发生。一炸伤就拿车往回运，而他们见到的联合国第一个哨位就是张卫东他们的那个。车一停，就把伤员往站上搬，都是断胳膊腿的，请求联合国帮助救治。9月22日一天，就送到站上18个，死了6个。因此当天的观察日志劈头就是一句英文：“血淋淋的星期天”。

　　司令部把医疗组放在张卫东他们站上，两三个护士，1辆救护车。有时用电台直接呼唤直升飞机前来抢运伤员。天天和血打交道，有些国家的军官传统心理上承受不了。张卫东粗习过清创，消毒、点滴、加压，所以，司令部非让他去当这个组长。所以，光他经手过的伤员就有百十个，最大的50岁，最小的8岁，拉屎把屁股炸坏了。英美国家的军官不怎么怕血，在抢救一名伤员时，一名英国军官甚至与伤员嘴对嘴地呼吸。

　　有1名伤员死亡时，军官们都挺觉得内疚的。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伊拉克小伙子，被炸瞎了眼，炸没了腿。救护车赶来时，卫生员一面对他进行抢救，一面吩咐站上的军官帮忙把他的救护车的油箱加满。那车上原有两只一样的桶，一只盛水，一只盛柴油，不明情由的军官把水加到了油箱里。等把包扎好的伤员抬到车上，救护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这才想起错误，便赶紧把油箱放干，折腾了半小时，结果，救护车开到中途，那小伙子便死了。听到这消息，全体军官一整天脸上都没有笑容，尤其是那位加错了油的美国军官，竟泪流满面，午餐也没吃……

　　张卫东对战争的感受是复杂的。

　　这种感受也留存在他拍回来的照片上：1只布娃娃和1枚未爆的火箭弹并列躺在瓦砾中；1位漂亮的男孩子的遗像前排满了鲜艳的花束；贫铀穿甲弹把苏制坦克的炮塔90度地掀起；燃烧过后的巴格达电讯大楼恶梦般地原样站立——仿佛只需重新装上窗户玻璃；科威特的时装模特儿依然那样颀长华贵美丽；白色的航空子母弹流线形的弹体婴儿般地躺在．沙漠上；伊拉克人安祥地烤着鲈鱼；科威特缴获的伊军各种型号的坦克排列得象一座新的钢铁城——每1辆坦克都有1个故事，也许，所有的坦克只有1个故事：

　　要和平？还是战争？

　　中国坦克专家们在内心中祈祷的是——和平。

书我留了好长时间，后来几次搬家找不到了，很遗憾

连祝总的姓名都没提啊

错漏百出，当小说看吧

一妻一妾 发表于 2014-11-1 20:53
错漏百出，当小说看吧

那个坦克被穿洞的故事，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补了个脸盆

　总设计师是军工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精力过人，是位开拓性的人才。当初，他并不想担当这个举足轻重的职务，然而经不起国务院领导同志“三顾茅庐”式的邀请，终于出山。有趣的是，在他答应担任总设计师职务的同时附带了三个条件，即必须赋予他人权，财权、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