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一国两制”的历史困境

2014年6月23日

香港昨天举行了“六二二公投”实体投票，表达对普选特区行政长官的意愿。若包括从6月20日就开始的网上投票，已经有近65万香港居民，行使了象征意味浓厚的政治表达权。公投由香港民间组织“和平占领中环广场行动”举办，让香港居民从三个有别于北京所主张的2017年普选方案中做选择。公投的目的，是要为占中行动取得香港民意的授权，作为与北京就普选讨价还价的政治委托。

占中行动以及昨天的公投，显然都被北京视为敌对的政治挑战。中共已经明确表示公投为非法，并早在6月10日无预警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重申及阐明北京反对香港特首无条件直接普选的立场。北京现在主张对香港不但拥有主权，更拥有管制权，“港人治港”的原则，是建立在北京授权多少的前提之下。无论北京本意如何，白皮书客观上刺激了香港民意的反弹，让公投获得更大的支持，也无形中加剧了陆港的对立情绪。

“一国两制”是1982年中共出于同英国谈判，收复香港主权的需要，挪用对台统战所提出的概念，一来为了安抚港人对于回归大陆的不安，二来也作为给台湾的示范样板。“一国”指的当然是主权的完整，也就是香港属于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大原则；“两制”则是保留香港的自主性，主要是相对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通俗的说法是香港在回归后“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这个被港人当做庄严政治承诺的安排，很大程度上保障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顺利进行。

但是任何制度安排都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同1980年代相比，今天的各种形势，无论是中国的整体国力，所面对的内部社会挑战，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还是香港经济结构的改变，陆港民众生活习惯差异所导致的摩擦，以及由此日益趋于鲜明的港人身份认同，甚至台海两岸紧张关系的缓和等等，都超越了当年决策者的政治想象。因此，以当时对“一国两制”的期待来应对当前的现实，难免要出现极大的落差。陆港双方对于“两制”的认知鸿沟持续扩大，自然在所难免。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陆民众的维权意识水涨船高。在民间维权力量同中共的拔河当中，香港传统的舆论自由与法治环境，无形中发挥了挑战集权的暗示作用，这是当年设计“两制”者仅预期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变所始料不及的。香港自1949年以来扮演大陆与世界桥梁的角色，其重要性也因为大陆自身的改革开放而有所减弱。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大陆之际，香港在政治上却日益成为中共所警惕的对象。双方对于爱国同法治之间的关系认知不同，在长期的互动中也削弱了政治互信。

中国的崛起以及香港经济地位相对的弱化，意味着北京坚持其政治意志的必然性将与日俱增；这不幸又与港人身份认同强化的趋向势成水火。港人“占中运动”的壮大，反映的其实更多是弱势担忧自身前途的巨大焦虑感。“一国”已经是国际所公认的既有事实，也为大多数港人所接受。北京应当体会港人当家做主的愿望，并没有违反或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底线。

在这个没有太大争议的基础上，如何就“两制”谋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最大新共识，必须是两地要加倍努力的方向。从现实上的力量对比分析，港人的“占中运动”根本够不上“玉石俱焚”的能量，北京才是握有避免让陆港关系走向绝路的绝对筹码的一方。要转变目前的对抗态势，双方必须多从对方的角度设想，寻求妥协的中道，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让陆港关系走出历史困局。

南山之南 发表于 2014-6-23 10:21

南山之南 发表于 2014-6-23 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