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耀邦和仲勋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

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

叶帅初识耀邦，不会早于1933年。

1931年初，叶剑英由上海经香港、汕头、闽西到达江西瑞金，受命组建军委参谋部。31年11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叶剑英出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其后，叶剑相继在红军学校、总参谋部等单位辗转任职。

胡耀邦是1933年初来到瑞金的。5月，调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8月，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9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调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34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

当时的中央苏区，人不多，中央机构也不大。也许，就在这期间，叶剑英对这个蹦蹦跳跳的小个子有了最初的印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叶剑英出任第一野战纵队（军委机关）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2月，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局局长，负责部队的行军作战。1935年2月，叶剑英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战斗中牺牲的邓萍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作战。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叶剑英在7月离开三军团出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参谋部参谋长。

胡耀邦随第二野战纵队（中央机关，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开始长征，最初是任中央工作团党总支书记，1935年1月，胡耀邦转入部队，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在娄山关战斗中，遭遇敌机轰炸负伤，伤愈调红三军团政治部做民运和青年工作，任三军团直属总收容队队长。长征结束，胡耀邦回归老本行，任少共中央局委员、秘书长。

叶、胡同在军委纵队、三军团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这是生死同行的经历，胜却人间无数。

抗战期间，叶剑英先是作为中共代表协助周恩来在大后方协调国共合作。1941年2月，叶剑英由重庆回到延安，出任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胡耀邦在抗战中一直呆在陕北，耀邦后来谈及那段历史：“在延安的十年，我一直受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和培养。”

1936年初，胡耀邦参加红军东征，任山西省石楼县征兵和给养工作队队长；6月，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长。

1937年5月，胡耀邦入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当选学员一队党支部书记，在这里，他有幸聆听了毛泽东亲自讲授的哲学课，讲课内容后来整理为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每次听课，耀邦因为个子小，总是坐在前面，于是也就成了毛泽东经常提问的对象：“胡耀邦，听懂了没有？”、“胡耀邦，你说说。”

1937年8月，为适应抗日前线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抗大”二期提前毕业，2700多名学员赶赴前方。毛泽东却将胡耀邦与另外27名同志留下，一起编成“抗大”高级研究班，毛泽东继续授课，耀邦仍担任党支部书记，并按毛泽东指示创办抗大校报《思想战线》。

1937年10月，胡耀邦从高级研究班毕业，经毛泽东亲自提名，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一大队党总支书记、政委；38年4月，任抗大一分校（在绥德）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政委。

1939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总政组织部部长。他后来回忆道：“毛主席提议我当中央军委组织部长，那时我才二十三岁。当了组织部长，就要找高级干部谈话。那时陈赓大将、王树声大将、萧克上将等等，我都找他们谈过话”、“即使批评严厉一些，高级将领还是要听”。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出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胡耀邦于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前往热河，46年1月担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3月，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4月，病重，转往张家口住院治疗。

总参和总政虽然都在延安，地方小，早晚碰头，但总参谋长和总政的二级部长，工作交集应当不会太多。这次翻年谱第一次发现耀邦也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解放战争时期，叶帅一直呆在军委总部，耀邦先后在聂帅、徐帅、彭帅麾下呆过，其后由贺帅领着翻越秦岭来到刘帅麾下，十大元帅跟过五位，这份际遇，着实难得。

叶帅在文革中虽然也有很多不顺心，但总的来看，没有嫡系班底的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有很大提升。1965年底上海会议批罗（瑞卿）之后，叶帅于66年5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67年2月后靠边了一段时间，69年4月的九大上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任军委副主席；71年“9·13”后受命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73年8月，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65年6月，胡耀邦离开陕西回到北京，66年3月，耀邦重新主持共青团中央日常工作，共青团工作相对单纯，可能对他更适合。

文革初起，耀邦被批接受审查，68年10月，临时“解放”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之后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71年10月，离开干校回京休养；75年5月，叶帅举荐耀邦参加中央读书班；6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主持科学院的工作；9月，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等作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说明，得到邓的肯定；76年，邓小平第三次下台，胡（耀邦）、张（爱萍）、万（里）、周（荣鑫）被列为邓的四大金刚，在“批邓”中，胡受创颇深。

1976年10月的大事件后，自比为“辅成王的周公”，叶帅迎来人生辉煌的晚霞。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回忆76年，他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是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

注1：80年11月-12月召开的这次政治局会议非常重要，标志着华国锋时代正式谢幕。华国锋辞职，胡耀邦上位，出乎很多人意料，也许还应该包括始作俑者和耀邦本人。耀邦这段讲话强调了两条：自己很早就和叶帅有了联系；自己很早就要求停止批邓。华国锋辞职时曾举荐叶帅接任，叶帅拒绝转而举荐小平，邓表示只接手军权、70岁以上的老家伙们都起开，邓举荐耀邦、要胡当仁不让，叶帅当然也是支持胡的。

注2：耀邦在77年初建议停止批邓，未必是对邓有感情，可能是“批邓”中自己陪绑得实在难受，按胡自己的说法，叶帅3月12日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3月14日去看望小平。也就是3月14这天，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77年3月10日-20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明确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种顺水人情，做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

1977年2月，叶帅约谈耀邦，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

1977年3月3日，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3月12日，叶帅找耀邦谈话。

1977年12月，叶帅提议，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1978年1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兼中纪委第三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

1980年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书记处，胡出任总书记。

198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辞职，中央决定胡耀邦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工作。

1981年6月，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党中央主席。

1982年的十二大上，修订的党章取消了党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

为加快新老交替，1985年9月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国以来，举行过两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分别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和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叶帅与其他63位老同志一起致函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得到全会的同意。9月16日，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86年10月，叶帅去世。

1987年1月，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随后在民主生活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沉痛检讨后，自然要深刻反思。据某人回忆，1988年深秋，他去看望耀邦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唉，靠人靠了一辈子……

点

土共的西北山头，说起来一言难尽，对敌斗争坚决，斗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刘（志丹）系和谢（子长）系干部，从土地革命时期斗到建国后，生生死死、相爱相杀、纠缠不清。

1935年9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自己人逮捕关押在瓦窑堡。10月，中共中央、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被拘捕的干部获释。

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渡河东征战场上牺牲，高岗、习仲勋成为西北山头的领军人物。

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高岗进入政治局，习仲勋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七大共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政治局委员13人，书记处书记5人）。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北上东北，在林彪率四野南下后出任东北局书记，并于1949年10月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习仲勋留守陕北，协助彭德怀打赢解放大西北的苦战。1945年10月，接替出关的高岗主持中共西北局工作；11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46年6月，任西北局书记；47年2月，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47年7月，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贺龙为司令员）；49年2月，任西北军区政委；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彭德怀、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11月，一野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治委员；1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

1950年2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彭德怀任第一书记）；10月，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全面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

1951年2月，当选为西北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52年，中央决定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五马进京，高岗出任国家计委主席，习仲勋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9月，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书记；53年9月，习仲勋任政务院秘书长。

1954年，“高饶”事发，8月，高岗自杀。9月，一届人大召开，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56年9月，习仲勋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9年4月，二届人大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被立案审查。

1965年11月，习仲勋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

1967年1月，被西北大学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68年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回北京交卫戌区监护。75年5月，解除监护，被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

【黑翼天使】2016-01-14 07:16:46  

有谣言说  刘志丹是被后背打枪死的，不知道可信的成分有几分。但是根据毛泽东个人的性格变化的轨迹来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不低于50%。要说证明，西路军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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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狐狸】2016-01-17 21:48:45 复

长征故意走偏远艰难的弓背路，是消灭异己。故意东征派刘志丹攻打三交镇，导致其牺牲在前沿阵地，是背后打枪、消灭异己。故意让西路军走上绝路，是见死不救、消灭异己。

编造、传播这些谣言的人，心地之阴暗龌龊，逻辑之扭曲失范，IQ、EQ之浅薄变态，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36年4月14日，刘志丹牺牲在攻打三交镇的前沿阵地。这半年，有几点基本事实需要列出来：

第一，当时红军还处于分裂状态，张国焘、朱德的红军总部带着大部分红军在川西。为避免彻底分裂，即便是张国焘已经另立中央，张、毛、周等在陕北用的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

第二，即便是在陕北中央，毛泽东也不是1#，他只是中央领导之一，负责军事。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毛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常委/书记处书记），其身份是中央委托的军事方面最后决策者周恩来的助手（军事三人团之一）。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交权，张闻天成为中央1#，土城战役之后，毛获得前线指挥权，但最高军事负责人还是周。35年中，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接下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周当时患阿米巴肝脓疡重病卧床，是被担架抬着过的草地。9·9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毛在11月份成为新组建的西北军委主席。

单说陕北这一块，张闻天的地位在毛之上，周恩来最低也和毛相当，博古对毛并不服气，何况还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张国焘在川西，一个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直到38年9-11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后，毛才在中央初步确定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在当时，领导人能否上位，共产国际是否支持是最关键的，毕竟，中共是国际的支部嘛）。

红军东征，那可是在36年初，要说嫉妒，轮得到黄埔四期的刘志丹吗？

第三，刘志丹在陕北的威望也是被后人夸大了的。刘志丹确实是陕北人，榆林中学毕业的，但刘志丹创建的是陕甘边根据地，庆阳、铜川的南梁、照金一带才是刘系主要活动范围，在陕甘边，刘被视为劫富济贫的刀客、侠盗，威望确实很高，但陕北根据地是陕北特委的地盘，威望高的是谢子长、吴岱峰等人，聂洪涛等人也觉得自己在陕北的威望不错，早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就在陕北活动，安定（现子长县）人称其为谢青天。陕甘边、陕北连通，已经是35年上半年的事儿了。

第四，刘志丹所部实力并不强，那个时候的红军，番号大，实力弱。35年9月18日，红25军、红26军（刘部，实际番号只有一个师：红26军42师）、红27军（谢部，原为陕北独立师，后改为红27军84师）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总兵力7000多。其中，红25军占一半左右，而且身经百战、装备军容整齐，红26军、红27军都是游击队升格，红26军总兵力最多也就2000人左右。算上中央红军，红军不过1万5千人左右，面对阎锡山（晋军已经入陕）、张学良以及尾随而来中央军，地狭民贫的陕北根据地守不住是大概率事件，当时中央已经在考虑下一步方案，东征，政治局随军行动，最初是计划在山西立住脚的。刘志丹在山西，可没啥影响力。

要说嫉妒刘在陕北影响力，实在是太神话主席的远见卓识了吧，36年初他就知道陕北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地，土共将从这里走向北京，走向全国，走向胜利。

第五，刘志丹等人当时还背了个“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这也许是刘执意到最前沿去的诱因之一：用勇敢和战功证明自己。类似的事儿，当年徐海东也做过，副军长直接赤膊上阵打冲锋。

35年10月，中央命令朱理治他们释放了刘志丹等人：“立即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刘马上就平反，朱理治他们代表党的一级组织，中央需要调查清楚才能做结论，11月底，博古指导的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理后形成《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两个文件，宣布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无罪，但“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没摘，他们的工作分配还是受了影响，直到张秀山38年初给中央写信后，才开会给大家把剩下的帽子也摘掉。

也就是说，刘志丹等人是带着包袱上的东征前线，这种事儿，在tg历史上并不是孤例，左权牺牲时也是带着包袱的，对于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些委屈并未影响他们的忠诚和奉献。

既然还留着尾巴，留在后方黑掉不比把军权交给他再打黑枪容易得多？在35年11月初成立的西北军委里，九名成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红25军的徐海东、程子华、以及搞肃反的聂洪钧（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北方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陕甘晋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晋省委常委）、郭洪涛（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政委、西北工委组织部长、秘书长），程、聂、郭都直接参与了陕北肃反，按编造谣言那些人的龌蹉想法，黑掉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谢子长也是在战场上胸口中弹最终伤重不治牺牲的，这又该咋编呢？子弹是不是应该见着官大的就敬礼、拐弯？

所以呀，编造、传播这些谣言的人，不光人品差，连智商都实在是让人捉急。

至于西路军，我就不多说了，河里有句名言：想翻案，从前人的帖子上踩过去。

【双石】西路军历史再考辩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重新设立西北局。

经中共中央决定，西北局委员共22人：刘澜涛、张德生、张仲良、王恩茂、汪锋、高峰、高克林、张达志、王甫、王林、白治民、王世泰、赛福鼎、赵伯平、方仲如、李景林、冼恒汉、宋平、戎子和、杨静仁、李登瀛、高健君。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第二书记张德生；

书记有：张仲良、王恩茂、汪锋、高峰、高克林、张达志。

候补书记有：王甫、王林、白治民、刘刚。

西北局秘书长为王甫（兼），西北局经济委员会主任为王林（兼），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为白治民（兼），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为宋平，西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为李登瀛，西北局财贸工作办公室主任为戎子和，西北局办公厅主任为韩劲草。

1961年1月28日，杨静仁任西北局书记。

1962年1月，杨植霖任西北局书记。

1963年9月，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

1965年5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5年7月，王甫、王林任西北局书记。

1965年12月，霍士廉任西北局书记。

196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取消。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澜涛1910--1997 1910年11月生，陕西米脂人。又名刘华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师范学校肄业。早年参加五卅运动。

解放前

1926年入团后任陕北米脂县团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1928年5月参加组织领导米脂学生运动，后任陕北靖边县团委书记、三边特派员、定边县团工委书记。转为中共党员后，任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30年8月在陕北绥德工作时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和党外民主人士营救出狱。1931年2月调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曾任河北省互济会秘书。不久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并成立党支部干事会，任支部委员，1936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6年10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到绥东抗日前线创办抗日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春起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绥德特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绥德警备司令部秘书长。1938年12月起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委书记。

194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反扫荡斗争。

1944年秋到延安。

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起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后兼任中共张家口市委书记。

1948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兼华北局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后

1949年2月起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局第三书记（至1954年8月），其间：1950年至1953年7月兼任华北局党校校长，1951年1月至1952年2月兼任华北局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0年11月至1952年4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党组书记，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任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51年12月至1955年4月兼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2年11月至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4年4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1月至1956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主任。

1955年4月至1962年9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56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959年4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0年11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1960年11月至1967年5月兼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其间：1960年12月起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66年1月起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月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8年受迫害，被关押。1978年12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1979年7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79年1月起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

文化大革命后

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一届（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八届十中全会免职），第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会议批准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97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

林牧，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秘书。


点

点

仲勋13岁入团，15岁入党，19岁任陕甘边区革委会主席，21岁任边区苏维埃主席，32岁任西北局书记。39岁任中宣部长，45岁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五马进京时，比最年长的邓子恢小17岁，比年龄第四的高岗小8岁。

年轻的老干部，真是前途无量！

【老广】：

仔细想想当时挺有意思的

几个大山头，华北，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因为高彭的倒台，西北是最软的柿子，习又是资历最浅。59年庐山会议后，胡服人马就开始收拾西北帮，一个是从李力群那里搞彭，习的材料，一个是重新评价西北革命。刘粟这些人没给彭落井下石，但朱理治、郭洪涛这些人可是拼命要求平反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9年11月23日下发的《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的文件》，部分的为朱，郭等人平了反。60年重建西北局，华北山头的，61人之一的刘澜涛去接手西北局，抢占西北地盘。 刘之前的职务是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同年习就开始关注小说创作，两次约谈作者李建彤，要求李建彤把刘志丹放在中国革命大时代背景下来描写，要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这个要说没想法是不可能的。本来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开始也反对李写这本小说，但后来看到当时的形式，刘也改变主意，还去游说老习：“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61年《刘志丹》第四稿出炉。同年康生毛遂自荐要求主编刘少奇选集，康老可是刘选编委会主任，修养就是康老亲自修订的。然后62年小说定稿，然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红岩同志捅给康老，康开始也无所谓，后来得知习看过稿子，才感起兴趣，一下捅到书记处，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会议中，康生说出了精彩的话就是：“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后来康老，刘澜涛主持专案组，不是主席保护，老习会很惨。当时西北老人，习的老部下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被要求参加专案组，张不想去，找的理由很有意思，大意是：“在高岗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 1952 年，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曾经向我散布议论刘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我当时觉悟不高，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 1954 年四中全会以后才报告。 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我曾经给中央写信，错误地控告薄一波在财政部搞独立王国。由于我有以上错误，不宜参加审查习仲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当然不用说，张的错误习都有啊。

毛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中，康生递了条子，老毛就念了，还评论一番就成了主席语录“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实际上会上毛对习没说什么话，算是不出恶言。后来毛曾在同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谈话时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

老习当时反党罪证一个是小说，一个就是李力群的揭发。59年庐山会议后，彭真，安子文，徐子荣找李力群谈话，要求揭发高彭关系，关了李力群四个月，不但搞高彭关系的材料，还有高习关系，高林关系，高陈关系的材料。后来李力群住的地方就是公安部，组织部联合找的，李59年后就算是控制在政法口的彭和组织部的安手里了，所以李力群文革时控诉彭真，安子文监视她， 安子文文革后对她的指控的回答是这不是事实, That is not true。

后来高饶案就成了刘少奇的一根棍子，谁沾上谁完。李59年写的关于高习关系的材料62年就用上了。整高林关系的材料不奇怪，比较奇怪的是，当时彭安为什么对高陈关系那么感兴趣。可惜这两材料没使出来，所以不知道写了什么。

【重庆往事】：

高陈关系比较简单，容易理解

一直想钻研一下毛刘关系，后来发现高饶事件是毛刘关系的一面镜子，这事以后另谈吧。陈书记是高的导师、好友、军师和偶像以及告密者。自东北战事兴起，挟整风之威，胡服系大将彭挂帅东北局，林总、陈书记、高麻子、罗政委（至于闻天兄等等已摆不上台面）屈居其下。哪知彭京兆志大才疏，出师不利。林总、陈书记、高麻子等人见事不妙，由麻子出头（可见麻子自恃毛委员嫡系且易受唆使），向胡服举发彭的不是，哪知胡服听后不置可否，麻子大为失望。后经各位嫡系运作，拿下了彭，林总如愿以偿执掌虎符。此役高陈林结下了战斗友谊，终东北时期，亲密无间，也埋下了数年之后的祸根。据秘书揭发，麻子从此把陈书记奉为神明，每遇大事要事，均不耻上问，言听计从。

麻子进京后，荣任计委主席，号称经济总理，插手白区势力范围，招人嫉恨是很正常的。薄副总理在某次会上发了雷霆之怒：“什么事情都请示高主席......."。后麻子奉旨讨胡，第一个打的就是薄（画外：太子若要为西北和麻子正名，三少爷这关不可不过）。对于陈书记来说，当然大快人心。陈书记乃我党的经济工作教父，入城后居然大权旁落，心里很是郁闷。既知麻子身怀密旨，打的又是胡系，可谓正中下怀。“只要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来造反”这句话可是当堂对过质的，至于名言“你一个，我一个”的著作权，张冠李戴已几十年了。

那陈书记何又临阵倒戈呢？毛委员爱才惜才，陈书记得风气之先，先下手为强，自保而已。

【老广】：

太有道理了，看来京兆野心不小啊

我是想胡服和会计没什么过节，怎么会整会计的材料，现在看来是京兆自己塞的私货。

Make Sense！

假设一下，如果胡服顺利接班，那胡服接班人也有一争。京兆被执时厉声质问是那一个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这个不好说，但第一个喊刘主席万岁的肯定是京兆了。常委里和京兆年纪相仿的就是陈林邓，年纪相差在三岁之内。特别是如果京兆接班的话，东北那段历史不好写。陈林肯定要搞下去，那炮弹就在高这里了。而且陈云是老组织，在组织系统影响很大。京兆和小安子肯定也是有想法。

至于邓，当时被京兆挤兑的只能去打桥牌，和护士谈心去了。后来邓复出，不论怎么讲，就是不让京兆进常委。害得京兆在男女记者大讲法制之余，还要高喊小平语录：“彭真同志进常委是绝对够资格的”。

高林相继倒台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会计收编了整个四野势力。搞得居然会计还能推荐人选进军委。

原讨论在隔壁，整理了一下。

很有料，也很有意思。

西北党内斗，是党史奇葩，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西北历史问题”，中央一共做过四次调处却毫无效果，反而是越演越烈，一直打到人都死光了还没完。中共前后只做过两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是45年，二次是81年。

第一次决议确立了毛的统治地位，第二次确立了邓。可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性。而如此重要的总结性决议，却都提到了西北问题。

西北问题，首先是刘志丹与谢子长的矛盾冲突，其次是阎红彦大战高岗，再次是刘谢的历史地位之争。这些都是内部冲突，但后来由于中央的介入，又加入了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谁更重要、中央与地方谁救了谁等等纷争。

发生在35年的刘志丹等人被肃反事件，中央至今先后做出过四次结论，而每次的结论却都不一样。可见西北党问题的复杂性，葫芦秧套南瓜秧，拉扯不清。

自打有了西北党，谢子长与刘志丹就公鸡打架头对头，今儿是谢帮收拾了刘帮，明儿是刘帮砸了谢帮的锅。在谢和刘都已仙逝，化作了子长县和志丹县后，谢帮的头号大将阎红彦，与刘帮的头号高岗二号习仲勋，一直厮杀到了生命尽头。

谢子长和刘志丹死后，围绕着他俩谁是老大、谁有功谁有过，谢帮与刘帮开打，而中央在42年和45年两次调解，却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高岗说是没有俺们就没有了中央，而阎反唇相讥，并揭发高个人历史造假。

这场阎高大战，高习大获全胜。即使阎指责刘帮贬低中央，毛还是明显偏向高，并乐于产生由高引发的西北内争和中央与地方之争。毛甚至一度把高在西北的地位列于谢刘之前。

狐曰：

毛偏向高，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谢子长、刘志丹、王泰吉等早逝，杜衡等叛变，阎红彦等离开得比较早，高岗算是仅存的巨头了，作为西北党的代表、自身能力也很强，落脚陕北的中央，无论是酬功还是接地气，都应重用高岗。毛等远来初到，对西北党内部分歧的幽微并不十分清楚，必然会受高岗等的影响。

至于“乐于产生由高引发的西北内争和中央与地方之争。毛甚至一度把高在西北的地位列于谢刘之前。”

这个有点阴谋论了，西北党、陕北红军，几巨头的职务升降沉浮，起落太多了，高岗确实好几次的职务都在刘、谢之上。

一部小说引发的悬案，快六十年了，至今仍在拉抽屉。62年被打成“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禁书。文革后定为冤案，80年获得解放。五年后因总书记批示“虚构历史，”再次被禁。又过了15年，09年偷偷摸摸的再次出版发行。

《刘志丹》到底扯了啥淡，在至今为止的57年里，让无数大佬扯来扯去，到现在还没扯完。更有意思的是，即将上位的586将继承遗志，锲而不舍的扯下去。

前不久俺刚扯过苏荣。他一直在别人为他精心打造的金光大道上奋勇前进，十七大前的七年中，先后在青海甘肃两省任书记，再跑步进京，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悲催的是，十七大胜利闭幕后，老苏仅为习校长服务一个月，就被遣散出京，去了江西任省委书记。远离太子，并不能泯灭为殿下服务的红心，两年后的09年底，江西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刘志丹》。

就两年时间，沧海桑田啊！老苏已经进秦城养老了。投机，有用，也有限。

另外，2009年12月11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三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地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当年的高岗案是286一手操办的，他老人家曾亲口说过“只要俺还活着，高岗就不能翻案”。若干年后，286又补充了一句话“哪怕俺死了，高案也不能翻”。

随着286的仙去，在进入新世纪的06年，北京万安公墓的一座无碑坟头前，悄然竖起了一个墓碑，碑文就俩字“高岗”。碑是中组部花的钱，老高可怜啊，都躺了半个世纪，组织上才想起。越明年，老习的儿子成了太子。中组部的鼻子最灵敏。

立碑时，能想到11会在一年后备位东宫的不多，但将获大用是肯定的，毕竟，那个年龄段，有他资历的太少了。

谢帮与刘帮的纷争，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均为我党之最。随着七大的召开，高岗和习仲勋成了中央委员，高岗更是排名第八的政治局委员，刘帮大放奇彩。而谢帮则黯然失色。

建国后的刘帮，高岗是鹤立鸡群的东北王，六位中央政府副主席有他一席，直逼储君之位。习仲勋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中排名第三十五，五马进京前是西北局书记，是六马中最年轻的。

而阎红彦呢，彼时才是四川省委书记，上将，56年才当上中央候补委员。谢帮很式微。这时的286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阎红彦的老上司。

进京后的五马，对286最具威胁的，第一是高岗，第二是比286更年轻的习。高饶案是286的杰作，一举拿下了二马。五去二，还剩仨马。这仨中，与高有密切关系的习，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七大时，习仲勋是候补中央委员，五马进京时，是西北局第二书记，所谓六马，包含华北的老不厚。

阎红彦那个省委书记，上面还有个第一书记李井泉。至于上将，是高饶事件后，重新挑选出来的陕北红军代表，他早就转到地方工作，连52年军队定级都没参加。原本最有资格的是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和刘帮、谢帮都有交集），最后搞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副兵团级少将（据传，总干部部有人建议给贺授大校，被否，贺晋年去世遗像为西服照，中央的讣告完全不提55授衔这个茬）。

高岗自杀后不到一年，刘志丹的弟媳妇李建彤不知咋想的，要写《刘志丹》，深知这是雷区的刘志丹弟弟刘景范，严厉警告妻子不要写，但李还是写了。文革中，习亲口承认了是他“支持和策划了李建彤写书”，随后就是毛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那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接着成立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宣判了习的政治死刑。

小说作者李建彤，38年的党员艺知少女，在延安经恩师周扬做媒，与刘志丹弟刘景范结婚。54年高岗自杀后，开始策划《刘志丹》。此时的高岗还是“同志”，李写入高岗时，高从“高岗同志”变成了“高岗”，直到现在的墓碑，还是“高岗”，没“同志”。

李得到习的支持，通过出版社请到创作假开始写作。59年习升副总理时，李把样书给习看。习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求把刘志丹升格为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全国革命领袖，并同意李用化名写入同样光荣正确的高岗和自己。

62年初李修稿完成，印了一百本送审样书。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对老上司习称赞写出了史诗般的革命气魄，习深以为然。此时的阎红彦还不知道有这本书，借阅后他约谈李，提出几点修改意见，要求不得虚构事实贬低谢帮，阎警告说，此书会产生大问题。

李一意孤行，抢先在几家报纸连载，这激怒了阎。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的阎给书记处和中办写信，要求由中宣部组织西北老人研讨此书。但事情升级了，书记处和中办直接上交全会讨论。

阎红彦在全会小组会批评该书：一、刘志丹被拔高为全国革命领袖；二、肆意贬低谢子长等人；三、虚假夸大高岗地位；四、把西北的地方革命夸大成全国性；五、鼓吹没有西北党就没有中共，西北红军的地位高于或比肩或拯救中央红军。

阎认为小说在为高岗翻案。他的这些话，得到了刘帮和很多人的支持。前面俺提到延安时期的阎高大战，阎认为西北排序是谢刘阎，而高认为是刘高谢。阎指责高吹嘘自己是陕甘领导人并创建了根据地，向中央揭发其伪造个人历史。

那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是毛念康生递上来的条子。

延安时期的阎高大战，应当是指42年的西北高干会议。刘帮、谢帮之争，在36年中央到达陕北之前，武的成分多，无论是三嘉塬整军还是瓦窑堡肃反，都是谢帮占上风。之后，就是文斗了，谢帮被吃得死死的！

其实这也不奇怪，谢去世得不是时候，高、习确实能力很强，中央重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刘、谢要健在的话，刘帮、谢帮应当不至闹到最后势成水火。当然，谢帮和老北方局系统搅得太深，也是谢帮的历史包袱。

说道这里，《刘志丹》引发的第一场风波，大致结束。一浪持续20年，除当事人外，刘、周、康生、邓、杨尚昆等等大佬，也卷入其中。《刘志丹》已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颗韭菜，野火烧不尽，雨后又一茬。

第二场风波，始于79年终于2009年，持续时间更久，长达三十年，牵涉面更广，涉入的人也更多。有时间俺准备八卦更精彩的二浪。

文革结束后，习平反了，李和《刘志丹》也平反了，书也出版了，但与上一次的情形一样，激发起巨大的波浪，一片指责声中，中央决定由习亲自负责组织该书的审评。中央是谁让习去做里外不是人的苦瓜呢，自然是286。而一本书咋就能引起如此巨大的纷争呢，说来话长。

先说习。习是党内年轻得不像话的大人物。20岁上下，就成了刘帮排名仅次于刘志丹和高岗的三号。32岁西北局书记。34岁任彭德怀兼任政委的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刚满36周岁，任一野暨西北军区政委。46岁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比286小九岁。

从习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的晋升与邓的火箭式不同，虽然很年轻，但用一个个脚印走过来的。他与高岗的升迁都受益于中央落脚的地域。与高习的西北党一样，中央下一个落脚点的华北党，也出了彭真和薄一波两大巨头。

建国后的六大行政区一把手中，最可能成为邓的挡路石的，只有高和习。前面说了，高饶案，邓一举打落了俩马，牵连了习马。大邓马从来就不是小邓的对手，华北党的薄马更没希望。

华北党与西北党是集团势力的两个极端典型，西北党是极其掐架，从建立伊始就开掐，掐到人都死光了，到现在后代还在继承遗志接茬掐。而华北党是极其抱团，历经毛、邓、江经久不息的打击，才有点偃旗息鼓的架势。以后会重点聊华北党。

习81年再入中央，成了书记处书记。此时的书记处地位非常高也非常核心，用叶剑英的话，书记处“是要接中央的班”。而在80年恢复书记处时，设立十一人，邓提了十一人名单，这里没有习。

陈云和叶帅对此名单不满，叶说不仅书记处的工作范围要扩大，而且名单也要扩大。陈云马上表态“要提出十三个人的候选名单”。经陈云与邓的斗法，习得以进入“接班的班子”十三个候选人名单。但不幸的是，习落选了。

十二大时，习书记更上一层楼，成了政治局委员。那一段的日子里，习与陈云叶剑英彭真等关系密切，经常拉家常。与薄更是相得益彰，时不时搅动一湖，让邓按下葫芦浮起瓢。

82年的邓，正集中火力攻叶，三两回合下来，叶败走。论党内的斗争艺术，毛之下就是邓。政坛不倒翁的陈九千岁，也要避其锋芒。风头日渐的习被邓盯上，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鉴于79年《刘志丹》第一卷面世引发的西北党纷争，83年中顾委成立了五人小组，试图调处。这次也可说是攻习的序曲。85年，随着二三卷的出版，谢子长遗属与红二十五军贺晋年率先发难，要求处理有关人员。好戏来了。

中央指定习主办，论理，习是当事人之一应该回避。但因此时的习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中央让他办理也没错。习无处可躲，只能尴尬接下这烫手的地瓜。贤者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习的两次大跟头却摔在同一本书。此后的习，逐渐淡出。

时任总书记的胡，不仅亲自伸腿摔了习的第二次跟头，还与第一次有很深的渊源，那时的胡是团中央书记，连载《刘志丹》的就有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而胡耀邦给阎红彦转去的中青报关于为何刊登小说的解释，是促使阎致信中央的原因之一。

前一段，老胡的儿子小胡深情回忆了他爹与老习的情谊。这傻小子揣着糊涂装明白，知不知道他爹与小习他爹只有跤情没交情呀。傻小胡说的那些话，只会给小习添堵。

狐曰：小胡他爹与小习他爹不仅仅是有跤情，交情也还是有些的。

毕竟65、66年陪老胡挨刘系整的大多是老刁的同门或部下，有他们在中间牵线，交情自然也就会慢慢建起来。不过呢，老胡性格偏软、扛不住事儿，这交情呐，也深不到哪里去！

另，贺晋年是陕北特委游击队基础上改编的红27军，不是红25军。

会不会有三浪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作为主升浪，他的持续时间与历史影响力，会青出于蓝。虽然三浪的第一小浪在09年底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掐掉了。但借用286的话“这场风波迟早会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拭目以待。

隔壁G大师讨论贴的整理，也很有意思。

本来，刘志丹和谢子长是校友，战友，都是榆林中学的，他们还有个小校友高岗。榆林中学在陕北革命的地位可以和长沙一师在中国革命的地位相比，因为有进步校长杜斌丞，培养了一批共党干部。

1，1928年渭华起义开始是内斗的第一阶段。刘、谢基本上在一起搞兵运拉游击队，他们属于陕甘边特委，上面是陕西省委。这支队伍的头目，一会是刘一会是谢，因为陕西省委瞎指挥，刘指挥队伍打了败仗就撤掉，换谢上，谢上任总得把刘的影响整顿一下吧，然后谢打了败仗，又得换刘上。早期起义啊游击队啥的，基本都是败仗，所以领导就走马灯换，矛盾就种下了。1932年年底，陕西省委特派员杜衡把谢子长、阎红彦都发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去学习，这样陕甘边的队伍就是刘派主导了。阎红彦此后就不再和陕北烂泥坑有什么关系了。

2，1933年至1935年是第二阶段。谢子长“深造”完毕，从察绥绕了一圈又杀回陕北了，这次他搭上了中共北方代表孔原，作为军事特派员另拉起一个摊子，叫做陕北特委，以安定也就是今天的子长县为中心，也拉一支游击队。然后就是1934年夏，争议很大的阎家洼子会议，陕甘边和陕北两块合并，因为谢是北方代表的军事特派员，显然地位更高，所以最终当头。本来谢已经上去了吧，结果谢子长会后一个月就战斗中受伤，直到35年初去世，刘帮再次占上风。

3，1935年初至年底是第三阶段。刘帮占主导后自然又要整顿谢帮的人，批判谢子长在陕北（不是陕甘边）游击队的政委郭洪涛。郭洪涛不是善主，联络上北方代表孔原及其后任朱理治。朱理治来了瞎指挥，刘帮人马根本不睬他，就想立威，这时候徐海东程子华的25军来到陕北，与刘志丹的26军联合，朱、郭就找上25军里的肃反高手戴季英，发动以25军为后盾整肃26军的陕北肃反，大概杀了几百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都捆起来准备杀了，然后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刀下留人。

4，刘志丹牺牲后，高、习等这些刘帮骨干都得到毛和中央的重用，步步高升，朱、郭、戴这几位就鸭梨很大了。然后是1942年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这次会议由高岗主导，就成了刘帮的控诉大会，对35年陕北肃反做了一个结论，树立了刘帮的正面形象和正确路线。高饶后，压抑许久的朱、郭等人趁势鼓噪，老习策划小说《刘志丹》以为还击，没想到有人捣鼓阎红彦出手，一下子就小说反党垮台了。

阎红彦作为陕北的老人，直击这本“小说”把高岗描写成正面人物的痛点，而且后面有人啊……

阎红彦当然只是前面的枪，但他是杆很管用的枪，因为他最能认出这本“小说”里谁是谁。

当年李登瀛（字子洲，现在的子洲县就是因其而改名）、魏野畴都在榆林中学任教，这两位，在北京李大钊处加入了共产党，李登瀛后来到绥德省立四师当校长，四师也出了不少共党干部。

李、魏牺牲得太早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子洲县，土改时老11这里调研，给中央发了两个报告，并在这里纠左。67年后，新浪微博认证为“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官方微博”的“子洲交警”发布一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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