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说，文革武斗有三种含义。一是文革初期给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等行为，毛主席曾明确说：“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二是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力冲突。三是指部分地区军队或公安镇压群众组织造成的血案。本文提到的武斗专指第二种。
最早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较多的观点认为，发生于1966年12月30日的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这一天，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人调集“工总司”的十多万人，包围并攻击了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进行抗议的对立组织“赤卫队”，打伤31人，抓走几百人，酿成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这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这次武斗彻底搞垮了“赤卫队”，瘫痪了上海市委，为张春桥等人的上海夺权扫清了道路。事后，张春桥曾得意地说：“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附注 全国最早动用枪支的武斗，应是1967年6月5日四川乐山武斗，武斗中使用了枪支和炸药，多人受伤，三人死亡。当天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6月5日凌晨3点30分，在祖国的大西南乐山城，发生了严重政治事件”，“动用了枪支，造成了人员伤亡”。同时还播送了专门针对乐山武斗的“七条通告”。
最晚结束武斗的地区
河北保定的武斗，持续时间之长为全国罕见。1967年一月风暴中，红卫兵和造反派联合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之后各派纷争迭起，武斗不绝，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成了河北和全国的“重灾区”。
保定武斗之所以复杂，一是对立的双方背后都有军队支持，野战军的38军与省军区各支持一派，互不相让。二是陈伯达的插手，拉一派打一派，激化了矛盾。三是因为地近京津，两地红卫兵和省直及保定市造反派相互串连，不断干扰。
1970年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武斗得到控制，逐渐恢复了比较正常的秩序，而保定地区仍然帮派林立，武斗成风，混乱局势十分严峻。197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解决保定地区武斗问题的《布告》并转发各地。布告重申要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按照中央部署，从11月16日起，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着手解决保定地区长期武斗这一“老大难”问题，共拆除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了数以万计的枪支弹药，逮捕了21名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和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到12月初，保定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
武装水平最高的武斗
作为我国军工生产重地的重庆，文革武斗是全国最严重的，也是武装水平最高的。。1967年8月，山城两大派武斗加剧，双方各自突袭兵工厂，迅速武装起来，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都拉上了战场，甚至在长江上还出现了武装的舰艇互相交战。因为有武器支撑，武斗空前惨烈。后被人称为“八月战争”。
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八一五派交战，打死24 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
同为大型军工企业的国营建设机床厂、国营嘉陵机器厂、国营空压厂等的大规模武斗，参与人员动辄过千，伤亡人数几十上百，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其他造反组织，也通过同派军企的支援或自行抢夺，把自己武装到较高水平。双方交火的激烈程度，堪比一场小型的战争。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到国营空压厂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万发高射炮弹时，气愤地怒斥这种“败家子”行为：“在越南1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架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而江青一伙则大唱反调，把重庆武斗轻描淡写地说成“小青年玩玩枪”、“可以改进技术”，“四川武斗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无疑是火上浇油，使武斗非但未能平息，反而从重庆市区向周边扩散，双方大小交战数百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数十次，死人上千，伤者过万，各大兵工厂及多个地区的厂房民房校舍损失惨重。
持续时间最长的武斗
1967年6月至1968年7月，四川宜宾的长时间激烈武斗名闻全国。
两派群众组织矛盾的焦点是对“刘结挺、张西廷”的态度。它们之间的激烈斗争很快发展为大规模武斗，又以泸州最为典型。1967年7月初，泸州两大派群众组织首次在城内进行武斗。使用了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武器，持续数日，死伤多人。此后，泸州武斗不断，成为整个宜宾地区的武斗中心。宜宾地区革筹小组组长、军分区政委王茂聚坚决支持属于四川“八二六”派的“红旗派”，于1967年7月、9月和1968年3月，发动三次“武装支泸”，调集宜宾各县“八二六”派武装人员到泸州镇压属于四川“红成”派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据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三次“武装支泸”，致使1500多人被打死，4000多人被打伤，经济损失6000多万元。
1968年1月中央文革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当地驻军随即宣布对反对“刘、张”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军队的介入使两派的武斗更加激烈。长达一年的武斗参与者达17万多人，动用了大量常规武器，共造成438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伤亡最大的武斗
1967年4月，广西地区围绕“支韦（国清）”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前者简称“联指”，后者 称“4•22”。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1967年8 月24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示支持“4•22”。广西有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4•22”，广西军区也转而表示支持“4•22”，但实际上仍暗中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4•22”都处于劣势地位。
1968年2月，广州军区下令调走支持“4•22”的军队。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开始压制“4•22”。两派之间的武斗骤然升级。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被抢。双方战斗极其惨烈，并扩大到南宁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
1968年7月31日至8月5日，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武斗人员围攻 “四二二”在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据点。炮火中据点所在的十几条街道几成废墟。至8月5日，战斗基本结束。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围攻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武斗中，共打死1470人。另有统计说，总计4个月时间，全区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这次武斗成为文革中全国死伤最严重的。
唯一的军队内部两派武斗
“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小型武斗。当晚，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老三军”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观点对立、保肖华的“新三军”派则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冲击演出，双方发生了武斗，有50多人受伤。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这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件，但在其背后，却有着很深的背景。
事件发生以后，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等对“老三军”派表示支持，并借机提出要打倒肖华，砸烂总政阎王殿。叶群十分得意地说：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这更充分说明是林彪、叶群制造了、利用了这一事件，达到了他们控制全军的目的。
唯一拍成现场纪录片的武斗
1967年8月4日在上海发生了一场闻名全国的大武斗——砸“联司”行动。当时，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演变成全市性的分歧。 “上柴联司”反对王洪文控制的“工总司”和上海市革委，得到大批有同样观点者支持，集结成一股强大势力，严重威胁到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的统治地位，被视为必须除去的心腹大患。8月4日，王洪文以上柴厂老工人解福喜武斗被打死为借口，策划了这次大规模武斗。王洪文自任行动总指挥，调动十几万人马，动用车船过千，经过激烈搏斗，“上柴联司”被彻底打垮、砸烂，其成员受到残酷镇压。据统计，有983人被打伤，其中121人致残，18人死亡，663人被关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整个武斗过程，火线指挥部组织了庞大的摄像队伍，并出动了两架直升飞机，现场拍摄了全部实景。而当时正在上海的毛主席也观看了武斗的现场纪录影片。他的反应如何？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毛主席持赞赏态度，依据是1970年9月毛泽东曾表扬王洪文：“打了胜仗，稳定了上海形势”。后来以此作为火箭式提拔他任中共副主席的功绩之一。另一种说法称毛泽东看了录像很难过，随后就发表了那条“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重要语录。
唯一直接危及毛主席安全的武斗
1967年，武汉地区得到军队支持的“百万雄师”和有“中央文革”及北京红卫兵撑腰的“三钢”“三新”两大派之间冲突不断，武斗频繁，成为全国闻名的重灾区之一。
7月15日，准备巡视大江南北并再次横渡长江的毛泽东悄然来到武汉。周总理、谢富治、王力随后也分别到达。周总理来武汉是为了主席的安全，同时就地解决武汉的两派矛盾。而谢富治、王力则别有用心。他们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看大字报，和造反派谈话，并公开身份，表态支持“三钢”“三新”，点名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指责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这立刻激起 “百万雄师”和军区部分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7月20日凌晨，部分“百万雄师”和指战员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要求他回答问题。由于毛主席也下榻这里，这次事件被认为是冲击毛主席住地、危及毛主席安全。已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又从北京赶到了武汉，紧急安排毛泽东秘密飞离武汉，前往上海。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被迫离开一个地方，因此他非常愤怒。再经王力、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力渲染，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成为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
7月22日下午，“挂彩”回京的王力获得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同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将武汉“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23日起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区所辖的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全省被打伤打死的多达十几万人。
唯一由毛主席亲自出手平息的武斗
1967年4月14日，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1968年，在全国武斗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两派之间也从文斗转入武斗。从4月29日到7月27日的近百天里，清华大学武斗不断，造成了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三十余人终生残疾的严重后果。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毛泽东决定采取果断措施。7月27日，他派出三万多人组成的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毛泽东无比震怒。7月28日凌晨，他紧急召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发出最严厉警告：如果有谁继续反对解放军，跟解放军打仗，那便是犯罪，要坚决消灭之！蒯大富终于表示，要无条件执行毛主席指示。至此，北京高校的武斗彻底结束，红卫兵运动及五大领袖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武斗烈士”墓地
位于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公墓”是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在113座墓里，共掩埋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激烈，伤亡惨重。沙坪公园地处 “八一五派”控制范围，从1967年6月开始造墓立碑，作为8•15派的“烈士”墓。其中很多为合葬墓，最大的一座分三层埋葬了37位“烈士”。此外还有九个中学生的合葬墓、八人墓、四人墓等。
碑文记载了当时死者的身后哀荣。但随着 “文革”武斗结束，他们不但没有被承认为烈士，反而渐渐被人遗忘。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红卫兵墓园为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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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6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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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6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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