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的几大妖人：海军空神四大军种的神军统帅刘神仙

“刘神仙”的“神兵”
　　
　　民国期间四川“道行”最高的“妖人”，当数“刘神仙”。

　　“刘神仙”真名叫刘从云，又名刘宗培、刘汉群，化名全汉尊、刘钟伯，道号“白鹤”，四川威远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1906年投在威远县刘永宽的“一贯先天大道”（又称“儒教”）名下，1914年即以高徒身份代师传道。次年刘永宽病死，刘从云当上教主。

　　刘幼入私塾12年，且为人机变诡诈，江湖“门子”（即“法术”）极多，哄得人人称他“刘神仙”。“神仙”为混饭吃，最初也很当了几年江湖跑滩匠，把占卜、星相、堪舆之类的把戏操得烂熟。后他用江湖中“瞒天过海”、“做大路子”的招数，自称是奉玉皇大帝旨意，代天宣化慈航普度，以挽回“红羊劫难”。1911年起他广收门徒，10年后“刘神仙”信徒已是成千上万，在四川各地设立了108个坛馆供坐镇菩萨，神灯长明。

　　1923年，刘从云率心腹李彦清、高鹏飞来成都“传道”，“引渡”了包括时任万国储蓄会总经理郭理钧在内的20多个商界名流。接着又向军界发展，四川军阀中最先是川军21军机关枪司令刘佛澄、团长蒋尚朴“上舟”入教。此后军长刘湘也顶礼入道。刘湘之妻，外号“刘甫（佛）婆”，十分相信善恶因果之说，更迷信“刘神仙”。军长夫妇都已皈依“神仙”莲台下，21军各级军官便争当徒子徒孙！刘从云有次酒后失言道：“从此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刘从云懂些兵法，常以“诸葛神机”自命，曾向刘湘献“安川计划”10条。一次刘湘和杨森联合作战进攻湖北，久无战况消息。刘从云掐指推算道：“三天内定有佳音！”果然第三天捷报就飞来。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他又为刘湘制定《平定中原作战方略》，把早存逐鹿中原野心的刘湘逗得痒痒的，就像听了孔明先生的《隆中对》。

　　1929年夏，“刘神仙”在刘湘支持下成立道门军队。他筹集信徒入道礼金23万银圆，购回德国步枪3000支、手枪200支，选青壮年道徒百人于重庆大佛寺集中受训，定名为“百子训练班”，表面却挂着二十一军干部训练班的招牌。训练学科是典范令的摘要，术科是“神仙降体”的方式教授白刃战。如黄忠降体大耍宝刀。充当各级指挥官，再选送3000道徒当士兵，组建21军模范师，号称“神兵”。刘湘自任师长，下设三个旅。第一旅旅长没有任命，实际是由刘从云代领。这样，刘湘就有海、陆、空、神四大兵种。到1931年，“神兵”已扩大到13900人，刘神仙“以神建军”，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王陵基、范绍增都拜倒在刘神仙门下，川中几乎所有重要军阀都成了他的门徒，并由他分别赐以道号法名。

    1927年，刘从云出川往汉口、上海一带活动。临行前对刘湘说，如有困难而又不便通电报写信时，可派亲信直接来找我。次年(1928)刘湘从国外买进一批枪械、子弹、飞机被蒋介石扣留，同时他的部队的驻地也受别的军阀部队的威胁。刘湘派亲信蒋尚朴去汉口找刘从云。

　　蒋尚朴把刘湘的困难告诉他。他沉思片刻说:“枪械已无希望，我曾阻止玉宪(刘湘入道之名)不买而他不听。到了明年或许可以拿到一点子弹，由张必果(刘湘的驻京办事处长)运回。”接着他神秘地对蒋尚朴说:“你赶快回去，重庆即将有战事。告诉玉宪从速集中兵力，由他亲自出马，指挥作战。把王缵绪部由资阳、内江调回重庆。重庆交唐式遵把守，向江津赖心辉、永川刘文辉警戒;令潘文华守桃子垭，向合川陈书农警戒。”蒋尚朴回来，即按刘从云的原话告诉刘湘。刘湘照刘从云的计划作了布置。一个月后，杨森、罗泽洲、谢德堪等部，果然联合进攻重庆。由于刘湘有备在先，杨森部大败，川东29个县的防地都被刘湘抢去。经过这一次胜利，刘湘对刘从云更为信仰。

　　1929年上半年，刘湘再次派蒋尚朴去汉口迎接刘从云回川。刘从云乘船浩浩荡荡溯江而上，船到重庆时，潘文华、唐式遵率全体道徒早在朝天门码头迎候。一时鼓乐喧天，鞭炮齐放，观看者众，万人空巷。“二刘”(刘湘和刘从云)重聚，刘湘正式尊他为军师，在重庆江家巷买了一所大房子并加以装潢，男女佣人一应俱全，花去银元4万余元，作为刘军师驻节之所，并且每月送三百块大洋，供刘神仙日常生活用度。然而刘从云并不以此为满足，常借乩笔“指示”要刘湘把军事、政治、财政的权交给他，刘湘既不敢当面违背神的意旨，又不愿把这三权交出来，只好敷衍他拖着。

　　刘从云既在重庆安身，他想四川在三国时为蜀国所在，他恭维刘湘是刘备再世，他自己以诸葛孔明自诩，于是也仿孔明的“隆中对”，对刘湘说:“你要内联邓锡侯、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罗泽洲、田颂尧等四川各路诸侯，外统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把西南半壁打成一片，一俟时机成熟，即可问鼎中原，立大业，成大事。”刘湘一听，正中下怀，把他的话置之座右，逐日都看一遍。为着显示他的道法威力无边，刘从云于1929年阴历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重庆南岸真武山举行三天的“移星转斗”的“收缘大会”。除重庆一处的道徒外，周围四县的徒众也都来参加。这个会以“磕头烧香，求神求天，恢复道徒灵性，使他们能够参预国家大事”为主旨。刘从云在真武山坝里点燃3684盏灯，三昼夜不息。会后，刘湘请众道徒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并送牙筷一双、毛巾一条。

　　1932年，川军29军（军长田颂尧）、28军（军长邓锡侯）、21军（军长刘湘）在潼川结盟，共同对付24军（军长刘文辉）。“刘神仙”对众军事将领说：“我已算定冬至之前，24军必败！”“刘神仙”以“前敌总指挥”头衔率“神兵”攻入成都，果然将刘文辉24军击败，得到刘湘25000块银圆的奖赏，在成都三槐树街购置了大公馆。这是“刘神仙”最春风得意之时。

    不久，邓锡侯与刘文辉为争夺烟税又爆发“毘河之战”。邓锡侯的兵力薄弱，形势很不利。邓亲自到资阳阳化场秘密会晤刘从云，请他代为向刘湘请求帮助。刘从云得了邓的好处后，果然把邓的来意转达刘湘。当时刘湘正想乘机攻击刘文辉，按刘神仙的意见，给邓锡侯20多万元军饷，40多万发子弹，并以“安川”为名，从侧背向刘文辉发起进攻。因此刘文辉一败岷江，再败成都，最后率残部退往雅安。事后，刘文辉探究失败原因，方知邓锡侯是得到刘神仙的帮助才转败为胜的。于是派他的亲信吴晋航带着重礼也悄悄到资阳见刘从云，请他转圜要刘湘不再穷追。刘从云果不负所托，向刘湘进言：刘文辉气数尚未尽，不必再追了。不妨再给刘文辉一些帮助，留条后路。刘湘听从他的话，拨给刘文辉款项10万元，棉军服1万余套。

      四川大小军阀就这样被刘从云纵横捭阖玩弄于掌股之上，然而好景不常，刘从云的神仙招牌，终于被入川的红军所砸碎。

　　1934年四川各地方军阀组织“六路会剿”共同对付红军，因为打杨森打赢了，所以刘湘对刘神仙借关夫子说的作战方针也就深信不疑。此时重庆事情太多，刘湘不便离开，刘从云例当了“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年秋天，刘湘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只见刘从云在会上恭恭敬敬地对神坛三跪九叩，两个侍童各扶住丁字形乩笔的一端，在沙盘上战抖晃动不停。刘从云长声悠悠道：“神驾降临，诸弟子跪接！”众川军首领纷纷下跪。 刘从云在就职时大放厥词：“只需三十六天，我将三十六天罡招齐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共匪铲除。”


        刘神仙在南充大帐中，召集众将开会，当众扶乩决定各部队师团级单位、甚至有的营连的出战日期、方向、路线。众将得令各自回营，带兵前往出发地域，准备到了黄道吉日发起攻击。

　　这一整，红军就得到了信息，及时调整布署，做好了迎敌准备。红军这些调整布署的情报，也陆续传到等待进攻的川军将领哪里。这些将领也想随机调整原有作战方案，但报上去，却被要求按原来的命令执行，不得变动。

　　黄道吉日到了，各部队陆续出发，向红军根据地进攻。这时众将才发现，刘神仙这个作战方案简直是扯蛋。离红军根据地近的部队，出发时间最早，很快就与红军接触了，打了起来。其它部队的“吉日良辰”没到，还没有出发。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很快就被红军消灭。另一支部队这时又走拢了，红军接着吃。刘神仙等于是把部队一个接一个送到红军嘴里头，慢慢吃掉。前进路线选得更是稀奇，有路不走，专走直线，往没得路的地方走。爬悬崖绝壁的山峰，走人迹罕至的的峡谷。等部队走得疲惫不堪，累得要死、饿得要命的时候，红军出来了。
　　
        一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照其指定的方向前进，面临大山，又遇断岩，急忙电报请示。刘神仙回电责备潘师长：“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把个潘师长鼻子都要气歪了，答道：“是不是还要我军临岩舍命？”一时传为笑谈……

       据许世友将军的回忆，当时他是年轻的师长，守着大面山阵地。一场极为残酷的战斗。敌军迷信有三十六天罡助阵，冲锋时像蝗虫一样满山遍野往上涌，大面山阵地成了人的海、血的河……指挥所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大面山能不能守住啊！”是张国焘的声音。“放心吧！有我姓许的在就有大面山！”“敌人人多吗？”张国焘的话音沮丧。“兵不在多贵在精。刘湘就那么两下子，没啥了不起。保不住阵地，我提着脑袋去见你！”敌人又冲上来。许世友抽出背上大刀，飞身冲进敌阵。惊天动地的肉搏战！敌人败下阵去，许世友看手中的纯钢大刀竟缺锋少刃豁牙裂嘴。

　　刘从云夜夜焚香祈求诸神保佑，此次“神军”却一败涂地，这些将领虽说都是刘神仙的信徒，但枪杆子却是他们的命根子。这一下损失过半，元气大伤，势力、地盘必将大大削弱，因此个个都骂师傅刘神仙是狗头军师，装神弄鬼贻误战机，是杀无赦之人，纷纷致电要刘从云“自裁以谢川人”！，刘湘无可奈何，在1935年初把刘神仙礼送出境。刘湘自己也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及二十一军军长之职。“刘神仙”离开四川去“麻”外省人。后来还去了伪满洲国，云游南北广收道徒。

　　1946年冬，“刘神仙”到上海，见到杜月笙。杜为刘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刘神仙”便在沪上当起了“相天下士”的高级“跑滩匠”。

　　1948年4月，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争斗激烈。“刘神仙”把蒋介石、李宗仁、孙科、胡适等候选人的“八”字详加批注、圈点登于报上。又把富春楼“花国大总统”（选美冠军）的“八字”也登在其中，“花国”和民国并列张贴于街巷，围观者哈哈大笑……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见“刘神仙”“涮坛子”搞笑，对党国要人大不敬，十分恼火，便下令封了相馆，将“刘神仙”赶出上海。这当儿，蒋家王朝已大厦将倾，“刘神仙”又去香港鬼混了一阵，尔后回川。

　　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被“贬下凡尘”。

　　1950年，刘从云卖掉成都三槐树街的房屋，改名刘钟伯，辗转迁往外东星桥街、水津街。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57年2月12日，翻江倒海40多年的“刘神仙”，在保外就医中寂然病死。

“剑仙”现形记
　　
　　“燕赵多侠士，峨眉出剑仙”。四川历来剑仙起串串。宣统末年赵尔丰任四川总督时，成都还真的来了几个剑仙。为首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俗家人，自称是师兄弟三人，还携徒弟数人，寓居文庙前街。僧、道等人自称“剑仙”，到处宣称，将于某日某夜吞吐剑光。

　　其夜无数人登高遥望，果见僧道寓处有白茫茫毫光直射屋外！于是“剑仙”功夫如何了得的传闻沸沸扬扬，不少人想要拜师学艺当“剑仙”。凡拜谒僧道需一次送贽见礼纹银4两，如果是拜师，则需纹银12两。三个剑仙平时都深藏不露，仅由徒儿传授功夫，学费是每月银子4两。

　　这三个剑仙志存高远，并非单求钱财，意在广收徒众称霸武林，这引起了成都另一民间武师社团组织“达摩会”的警觉。正、副会首周腾蛟、吴蔚生与徒弟王镜屏、侯坦商议道：“剑仙都是些高人，选收徒弟的条件非常严格，哪里会广收普教、处处要钱呢？听说他们教的功夫也很平常，很可能是以‘剑光发放、吞吐内功’为幌子设的骗局！”王镜屏是“达摩会”中的“执法”，武艺高强，素不信邪。当下他就前往僧道居处，直闯内室，只见和尚道士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吸鸦片。王镜屏跳上烟榻，以“千斤坠”腿法压住胖和尚，手锁其颈，厉声喊道：“你给我快放剑光！”

　　和尚挣扎难言，一旁的道士却厉声喝道：“我等剑仙出家人，慈悲为怀，怎能轻易杀生！”王镜屏大叫：“你真能放剑光，老子甘愿去死！既是出家修行之人，为啥子跑到闹市来抽鸦片、骗钱财？”

　　道士大怒道：“你的武艺还不如我的徒儿，何劳我来放剑光伤你？”

　　王镜屏跳下地求比武，吼道：“如果老子输了，我‘达摩会’中人都拜你为师！”于是定于次日在成都陕西街韦驮庙中，请省城诸武人与僧道师徒十余人较技。

　　闻说凡人要与“剑仙”比武，全成都的人都轰轰然来看热闹。第一轮王镜屏连胜僧道的徒弟两场。按规定第二轮就要与僧道直接比武。突然间，僧道二人跪地告饶，一边哇哇大哭，一边说出事情原委：原来是湖北几个武人，武艺也还凑合，邀僧道俗3人扮“剑仙三师兄”，自己扮徒弟，凑集十余人结伙行骗。那直冲房顶的所谓“剑光”，戳穿了一文不值：是在燃放硝磺、铂粉，类似现在小娃娃耍的“冲天小火炮”。成都受骗的有拳师几十人和新收徒弟数百人，骗银约2000两。

　　第二天，在安乐寺关帝庙前（其址为现蜀都大道蜀都影城对面的红旗商场处）处置骗子。“达摩会”会首周腾蛟下令重责3个号啕大哭的“剑仙”各40大板。“剑仙”3个徒儿实为主谋，按武林江湖规矩应废其一臂。当下由王镜屏将3个湖北武人各戳伤右眼一只，以作终身行骗致残标记。其后将僧道等人一齐赶出省城，并书写榜文寄告全国武林界……

　秦德君，今重庆忠县人，明末女英雄秦良玉后裔，曾一度当过四川军阀刘湘的女参议官。当时成都“通天教”、“左教”妖人纷纷活跃在社会各阶层，秦德君老人对此有一些了解。她讲起这方面的龙门阵，真令现在的人匪夷所思。

　　“左教”祖师爷人称“左老师”，他把四川大军阀刘湘部下的“高干”和夫人都动员在他门下练剑仙，还打出“抗日爱国”旗号。“左老师”让徒子徒孙们拿钱“请”仙剑，每人一把剑，据说是赤足黄金，400个银圆一把。每把剑都有个剑名，持剑者当然就是“剑仙”了。刘湘以重金聘任的顾问林润荪和他的妻子一人一把，儿子也有一把，又花400元送秦德君一把。

　　秦德君的剑叫“遗隐道人追风剑”，秦德君当然就成了“遗隐道人”。“左老师”每晚饭后在林润荪的书房里教他们4人练剑，秘传秦德君的口诀是“风烈烈，冷浸浸，遗隐道人不留停”。还教秦摆“仙姿”：盘脚坐在蒲团上，左手将黄金宝剑抱在胸前，把口诀反复念3次，用右手第二指、第三指向左手一推，口说：“去！”“左老师”说，这样练七七四十九天，剑就会飞出去，天南地北，由持剑人指导，百发百中！“左老师”准备在1932年5月15日清晨与100名“剑仙弟子”在南山的南天门会师。“左老师”又把秦德君任命为这100个“剑仙”的领队，还给了她一个称号――“消灭倭寇、保卫中华”的“仙姑元帅”。秦德君虽知是愚昧之举，然而口号冠冕堂皇，也只好逢场作戏。

　　5月15日那天，100名“剑仙”男女弟子准时在南山的南天门等候“左老师”，一直等到天黑，望穿秋水却不见“左老师”仙影。后来有人传来消息说：“左老师犯了天规，玉皇大帝把他召去跪在天宫里的南天门，希望众弟子向玉皇大帝下跪求情！”

　　这时众人才有点脑瓜子开窍：骗局！而此时“左老师”早已带着“请仙剑”的重金，驾“剑光”上天庭了――坐飞机溜之大吉也！后来众人得知，那100把剑是在浙江凤祥银楼定做的，每支剑连工带料只花了80元，每支剑净赚320元，100支剑赚了3.2万元！

想当皇帝的“燃灯古佛”
　　
　　今重庆永川县红炉镇，民国年间出了个轰动全川的人物。此人当时约40岁，身着旧蓝布长褂，手捻一串长长的佛珠，颇具古风，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他就是彭汝尊，字泰荣，自号“龙凤仙山述古老人”。

　　彭汝尊创立了一个类似宗教又不是宗教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同善社”，自任“统道师尊”。“同善社”教义十分庞杂，以“无生老母”为宗主，兼拜弥勒、释迦、阿弥陀诸佛以及玉皇大帝、文昌帝君、灶君、济公、孔子、老子、吕洞宾、关羽、张飞等圣贤或神仙，杂取儒释道三家言语，自诩“万法归一”，宣扬“三期末劫”。

　　彭汝尊通古博今，又深谙养生术，颇有些仙风道骨。一些有身份的人成了他的忠实信徒后，又四处奔走为他宣传：“‘无极燃灯古佛’降世了！”参加“同善社”的有许多巨商富绅、军政要员，也有不少普通百姓。各地的头面人物，大都担任“同善社”的各级领导。“四川同善社”最初的“善长”叫曾洪图，此人曾任四川都督府军政部次长、四川军官学校校长。后来，彭汝尊的信徒越来越多，又在四川各地建立起分社。同善社的势力还逐渐发展到汉口、上海、西安、北京等地，许多省的军政显要都参加了“同善社”。其中就有四川督军刘存厚、省长赖心辉，湖北督军王占元、肖耀南等人。至于师长、旅长、县长之类，参加的就更多了。1918年，彭汝尊亲到北京传道，向北洋政府内政部正式立案，在北京成立了同善总社。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曹锟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也来参拜，“燃灯古佛”彭汝尊当即降下谕旨，封二人为“同善社”的“护法”，彭的大名从此震动京师。

　　此后，彭汝尊陆续在全国设立了16个同善社“大号”、38个“小号”，指定了各大小号的“号首”，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道网络。彭汝尊本人长期隐居在永川县红炉乡，偶尔也到全国各地巡视一下。

　　“同善社”在中国翻江倒海，影响巨大，以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寻乌调查》中，还专门用了712字的篇幅讲述它在江西的发展情景。

　　这个“无极燃灯古佛”究竟有什么神通，能在全国网罗数以百万计的会员呢？除了当时社会情况需要这种政教合一的“善道”外，彭汝尊的确还会一点“妖术”。

　　一般来讲，初才入会者都要被引进一间僻静的佛堂，由“恩职”先生密授道行，称之为“点体”或“点道”――实际上就是传授练功健身的方法。许多身患痼疾多处投医无效者，入道打坐后病就痊愈了，为此对彭越发迷信。不少见过大世面的达官贵人，受过高等教育，本来并不相信彭汝尊是什么“燃灯古佛”下界，只是携礼前来永川县探听虚实。但在拜见了彭汝尊后，往往就对其敬佩得五体投地。许多人说，彭汝尊端坐禅室内，他头上罩有淡蓝色的光圈，就像菩萨头顶的佛光一样。有人说，彭师尊身上散发一种“麝兰之香”。还有人说，如有幸被彭师尊“摩顶说法”，其手掌一触头顶，自己就感觉如触电、如暖流、如石压……种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




　　民国二十年（1931年）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彭汝尊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派其次子彭宝善赴长春晋见溥仪表示拥戴，得到溥仪嘉奖，并授教主名号。彭宝善在长春住了将近两年，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潜回四川。

　　到了1937年抗战时，蒋介石成都行辕接到特工密报：彭汝尊在永川住家处暗中置备皇冠、黄袍，意欲聚徒登基当皇帝。当局当即派兵前往永川县缉捕。但到彭家时，彭汝尊早已遁去，只捕到彭的父亲和其弟子永川县同善社号首曾奎牛两人，搜缴了彭家的金银财宝、各式枪支百余条、彭准备做皇帝用的全副銮舆摆设，及溥仪封号敕书与诏书密令等。彭汝尊在宜宾躲藏一阵后，又飘然返回旧居。

　　这下“同善社”的人纷纷传说：“统道师尊早知某月某日有一场劫难，默祷瑶池老母，老母派护法韦驮暗中保护，遂遁去云游数月后，现在安然回驾龙山！”这一来，越发把信徒们哄成“方脑壳”了！

　　临近解放，彭汝尊晓谕社中人，大难将临。他于1949年农历冬月十三日在大足县龙水镇突然坐化，也有人说他是畏罪“吞金自杀”。几天后，省会成都即告解放。其子彭宝善后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