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兵工总局的第一把手，却因为战场上发生的一些武器弹药的质量事故，被指责“对抗美援朝任务不负责任”，于1952年受到了撤消副部长职务、行政降4级、留党察看两年的不公正处分。

兵工泰斗刘鼎的传奇人生
纪念刘鼎同志诞辰110周年

【兵工史话】兵工泰斗刘鼎的传奇人生

        刘鼎是谁？连我这个在兵工战线干了一辈子、退休已十二年的兵工人对他也不太熟悉，因为当我上世纪60年代初步入兵器工业时，他已离开了兵器部。直到去年参予人民兵工80年80件事推选工作，审阅到兵工泰斗这条时，才仔细地阅读了《刘鼎》，才知道兵工战线还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才智横溢的创始人。我为他的传奇式的人生深深地感动，也为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不平，更为他对党对事业对军工的赤胆忠心而折服，我对这位兵工泰斗肃然起敬，他已经在我的心中竖起了一座中国兵工的历史丰碑。
今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10周年，我要把我心中的泰斗形象介绍给曾经和还在为中国兵器工业奋斗的同志们，介绍给热爱国防事业的朋友们，作为我对他的崇敬和缅怀。

人们尊敬地称刘鼎为“兵工泰斗”，原因很多很多：
一是因为他是新中国最早的全国最高的兵工领导机构—重工业部兵工办的第一任主任和兵工总局的第一任局长。他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兵工厂，并将其与解放区的人民兵工进行有效的整合，构建了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初始框架。他是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创始人。
二是因为他曾经作为中国兵工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随徐向前同志赴苏联谈判，签订了十分重要的协定，为学习苏联，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自主的中国兵器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因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当机立断，把正在召开的、原计划要贯彻中央关于兵工企业减产转业精神的第一届兵工会议，转变为支持抗美援朝的战备动员会。并组织兵工厂转入战时体制，加紧生产，有力地支援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四是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兵工委主任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组织起草下发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为兵器工业绘制了第一个宏伟的发展蓝图，确定了解放军第一批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型谱，决定还批准了兵工总局上报的《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新建兵工厂五年建设大纲》。他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兵工会议，认真组织贯彻落实上述各项任务。为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为建立独立自主、配套齐全的现代化兵器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兵工史话】兵工泰斗刘鼎的传奇人生
1951年6月刘鼎同志(后排右起第一人)随徐向前总参谋长
率领的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时在苏联的合影

五是因为他高瞻远瞩，在1952年就创建了一批研究所，奠定了新中国兵器科研的基础
六是因为他负责领导二机部民品办公室时，组织制定了《在和平时期发挥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民用产品的办法》，积极组织兵工企业开发国民经济所急需的重大装备，成就了兵工厂试制拖拉机、汽轮机、发电设备、大型压缩机等设备的成功，迎来了兵器工业第一次军转民的辉煌。
七是因为他是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械厂12600吨水压机试制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与上海的万吨水压机的组织领导者沈鸿齐名。该水压机的试制成功，为能在该厂安排大口径岸炮、舰炮的生产创造了条件。
晚年，他又转战于航空工业，为歼8、强5飞机的技术攻关，为电解加工、组合夹具、喷丸强化工艺、硬质合金工具以及爆炸成型等新技术的推广而不懈努力。
……
人们尊称他为“兵工泰斗”，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开国十年为兵器工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还因为他也是人民兵工的创始人之一，是位知识渊博、造诣很深的兵器专家，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刘鼎同志1924年赴德勤工俭学，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专修机电工程。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在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指导员，同时学习航空专业。1928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中国留学生军事班的俄文翻译，翻译了《兵器结构》。《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等课程，边翻边学，打下了良好的军工专业知识的基础。1929年回国途中，参加了刘伯承领导的远东游击队，担任连指导员兼武器教员。
1933年，他应方志敏同志的要求，出任中央苏区洋源兵工厂政委，他带领工人，克服困难试制出3门35毫米的小迫击炮及铸铁炮弹，这是人民兵工历史上最早的自制火炮。
1940年，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其间，他提出了步枪标准化和制式化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兵工生产发展很快，新产品开发工作十分活跃。他先后组织设计了人民兵工自制的第一支步枪—“八一式”马步枪，试制成功了掷弹筒和榴弹、用“缸室法”制造出了硫酸以及成功制成了硝化棉发射药。为发展敌后根据地的兵器工业，为抗战胜利不遗余力地工作。
1941年5月，他创立了人民兵工第一所兵工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
这就是今天兵工高等学府----中北大学的前身。

【兵工史话】兵工泰斗刘鼎的传奇人生中北大学校园内的刘鼎塑


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又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工局副局长，亲自组织研制炸药包抛射机和长杆迫击炮弹，在淮海战役和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被毛主席誉为“土飞机”“土坦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
他在人民兵工的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这位资深的兵器专家、人民兵工与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创始人，却有着传奇般的人生。
刘鼎同志四川南溪人，1902年出生，1920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1923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经朱德介绍在赴德留学期间转为共产党员。不了解他的人很难想象，这位“兵工泰斗”、兵器工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曾经是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为党出生入死，他曾经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两次脱险。
1930年刘鼎同志从苏联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二科副科长，在陈赓同志领导下，从事社会调查，收集情报，负责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保卫，参与营救关向应同志等。顾顺章叛变后，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负责与钱壮飞、李克农联系，保护党组织的安全，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意图。
1931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刘鼎同志不幸被捕，关进了南京陆军监狱，后被保释出狱。【兵工史话】兵工泰斗刘鼎的传奇人生

1934年他随方志敏同志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上山打游击，于1935年 5月被俘，关进九江俘虏营，后又巧妙脱险。
刘鼎于1935年秋只身回到上海，在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住在路易·艾黎家中，寻找党的组织，其间，还在宋庆龄家中住过几天，后来，就是宋庆龄将他介绍给张学良。他与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同行，来到西安。经过几次长谈，张学良感到刘经历非凡，见多识广，谈锋甚健，态度诚恳，张学良很快把刘鼎视为知己，无言不谈。
1937年4月，张学良携刘鼎飞往肤施与周恩来、李克农会面。张把这个从上海请来的“共产党代表”刘鼎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这才知道刘鼎原来就是中央特科的阚尊民（刘鼎是为了会见张学良而用的化名），刘鼎就这样找到了党中央，回到了组织的怀抱。随即周恩来又将刘鼎带到党中央住地瓦窑堡，中央正式认命刘鼎为中共住东北军代表，而他的公开身份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从此，他又在公开名义的掩护下重返隐蔽工作战线，在西安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安装了大功率电台，开通了通往陕北的秘密交通线，叶剑英、潘汉年、邓发、丁玲以及斯诺、马海德等一大批人士以及红军急需的一些物资、药品、医疗器械等都是通过刘鼎的安排进入陕北苏区的。
在西安，刘鼎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担负了党中央与张学良沟通的桥梁，积极向张学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协助东北军培训干部，以便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西安事变之前，党中央派叶剑英同志到西安，与刘鼎一起做张学良的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刘鼎在第一时间将信息报告党中央，并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宵达旦地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主席曾经多次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刘鼎同志一生历尽坎坷，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却被列为头号“抢救"对象，遭到批斗、隔离。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兵工在刘鼎的领导下日以继夜努力奋战，支援志愿军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是，这位兵工总局的第一把手，却因为战场上发生的一些武器弹药的质量事故，被指责“对抗美援朝任务不负责任”，于1952年受到了撤消副部长职务、行政降4级、留党察看两年的不公正处分。“文化革命”中，再一次被诬陷为“大叛徒”、“大特务”在人民的监狱中度过长达七年之久，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时期两次入狱的总和，后经毛主席过问才得以出狱。
虽然刘鼎同志一生历尽磨难，三次入狱、三次遭批斗、处分，直到临死之前才得以彻底平反，蒙冤数十年，但是，他始终对党对人民衷心耿耿、忍辱负重，坚贞不渝，执着追求，矢志不移。即使在狱中，年逾古稀的他还撰写了10篇论文约10万余字，字里行间浸透着他对兵工事业的无比热爱，浸透着他对国防事业的无比眷念。那真是春蚕到死丝难断，蜡炬成灰泪不干。他无愧于“兵工泰斗”的称号。请看这些论文的标题吧：《各种武器的再设计建议》、《对枪炮弹药的历史经验总结》、《迫击火箭弹设计提纲》、《金属的电加工》、《硬质物的开发和应用》等。【兵工史话】兵工泰斗刘鼎的传奇人生

牛人

2006年12月29日，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何长工逝世19周年纪念日。当我们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宏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时候，翻开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赴汤蹈火、捐躯洒血的奋斗史，重温艰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也禁不住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何长工及其妻尹清萍充满无限的怀念之情。
　　
　　                  传奇跌宕的革命生涯
　　
　　何长工，原名何堃，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在北京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在巴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先后在家乡以办学为掩护，扩建党团组织，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开展武装斗争，曾任中共华容区党委书记兼军事部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党安排他以隐蔽身份进入武汉国民党警卫团工作，随后参加著名的秋收起义和开辟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曾先后任红28团党代表、红8军军长、红13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红九军团团政委等职。
　　1927年在井岗山，何长工曾受毛泽东委派联系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到湘南寻找朱德、陈毅的部队，历经艰辛，终于在广东韶关以北的犁铺关镇找到了朱德，成功地促成了朱毛部队的会师。未经休整，他又按毛泽东指示，西装革履，只身一人，踏上了完成特殊作务的旅程，冒着生命危险去改造在井冈山“占山为王，立寨为主”的绿林好汉王佐部队。1928年1月，何长工身负重托，翻山涉水，越过险峻的朱砂峰，赶往茨坪，风尘仆仆地朝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王佐“司令部”走去。他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地回响着毛泽东给他交待任务时那语重心长的话：
　　“这次派你一人去做他的工作，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希望你先去做他的‘长工’，尔后再做他的党代表。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在那危险而又艰难的特殊工作环境里，何长工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克服各种困难，充分利用王佐对母亲的孝心和心腹刁辉林的悟性，在根本改变王佐部队面貌基础上，按照毛泽东的布署，先后分步将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团，同年2月再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王佐被任命为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之后，何长工率领第二团全体指战员，离开大陇地区，转战在井冈山各地。5月，红4军正式成立，何长工任第11师32团党代表。8月任第28团党代表。同年冬被选为红4军军委委员。1929年初调任第32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岗中心县委书记。4月任红4军5纵队党代表，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为迅速扩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创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多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1929年6月，红4军5纵队改编为红5军5纵队，何长工仍任党代表，率部挺进阳新、大冶地区，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春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6月红8军成立任军长并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员。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任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秋，调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学生总队长、代理校长。1932年3月，任红5军团第13军政治委员。1933年任红军学校副校长、校长。同年10月红军大学成立，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因培养红军干部作出了贡献，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春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中共粤赣省委常委，后调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10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2月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率部独立作战，掩护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挺进云南。7月红9军团改称红32军任政治委员，10月任红四方面军粮食局局长，1936年冬到达陕北。1937年1月入红军大学第2期学习，兼任第11队队长。
　　抗日战争期间，何长工创建了我军第一所“荣军教导院”，并长期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领导工作，他率抗大总校师生进军东北，创办东北军政大学及4个分校，曾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从事军事教育工作长达15年。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战争正激烈之际，他于1947年秋受命出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部长兼军械部部长，为支援战争，特别是保证三大战役的首战---辽沈战役的胜利，贡献卓著。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调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陈云）。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在调查旧中国工业底子的基础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工业建设的策划，特别是为筹建我国的航空工业打下了基础。1952年8月，何长工调地质部进行开拓性工作，直到“文革”内乱发生，他从事工业工作亦15年，先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迫害。1975年10月恢复工作重返部队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1980年他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经本人申请，于1982年和1985年先后辞去上述两个职务。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何长工勤勤恳恳、百折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辞世，享年87岁。
　　
　　                     刚直不阿的个性品质
　　
　　何长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承担责任、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高风亮节、大度为怀的行为习惯，表现出他作为一个领导者高尚的品德和胸襟。
　　对秘书严格要求。1949年11月的一天，接人事部门的通知，沈时全①去到南长街的一个院里见何长工。何老问：“你做我的秘书，你愿意不？”年近25岁的沈时全见到首长还一脸腼腆，心里想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根本没有别的想法。1950年1月5日上午，何长工第一次跨进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他的办公室。室内没有沙发，没有陈设，但有电话。他进门后对小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沈秘书，凡是有人来看我，我都见。我不在或有事，你就把他有什么事，他住哪里，如何联系，记下来，我们再安排。你可不要给我拦回去。”
　　许久许久，沈时全才领悟过来，何老是在给他打预防针，因为当时在高层领导中“部长秘书”有“二老爷”的谑称，何老上任就提醒他要注意预防“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的现象。
　　谁知初出茅庐的小沈恰恰有个“好发议论”的特点，一有想法就会显露。有一天他不小心便说了“部队干部转业工业，似乎不那么合适”之类的话，话还没完，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研究机械工业的何长工，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秘书的工作做久了没好处。不仅脑子里空，还容易自高自大，你大学毕业也算有点知识了，也干了几年工作了，但就这点知识，这点经验，还远远的不够。事非经过不知难啊！知识分子吸收书本上的知识快，而要他担任领导，组织大家去完成一个任务，那可就不是一回事了。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眼高手低，往往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你今后还应经历实际工作锻炼，老做秘书工作没好处。”
　　顿了顿又接着说：“你知道不？有一种锻炼，只有部队干部才有。有过这种锻炼的人和没有这种锻炼不一样。这对从事别的工作肯定有好处。在战斗中，情况千变万化，攻一个山头，第一次没有攻下来，而且有伤亡，怎么办，攻不攻第二次？第二次又没攻下，仍又有伤亡，你敢不敢再下决心上第三次。当然不是硬拼，要斗智，要想办法。指挥员针对复杂情况要善于决断、敢下决心，这种锻炼只有打仗才有。你没有过这种锻炼，就不懂得很多事情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啊！”
　　何长工十分关心秘书的成长，主张作领导要因材施用。在小沈做秘书工作3年后，他用和蔼的口气问小沈：“你回重工业部吗？秘书工作做了这么久，也该去做点实际工作了。已经定了。你学化学，你就去搞化探吧！那样能发挥你的专长，对你个人也有发展。”
　　从不推卸领导责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美军逼近中朝边境，毛泽东断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元帅挂帅出征，奔赴朝鲜战场。当时全国刚解放，我国兵工工业正忙于减产、调整、改组和转业，朝鲜战争爆发，生产迅即转入战争状态。为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中央决定用半年时间自己试制、赶制坦克类武器投入战场使用，而当时反坦克无座力炮与炮弹分别由西南和山西的兵工厂生产。由于管理测试工作中的某些差错，武器一上战场，有的炮弹却合不上膛，影响了士气和战斗。1952年夏天，彭德怀元帅回北京向中央汇报朝鲜战争情况时要求追查武器事故责任者。于是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兵工委员会会议上，彭帅主张将责任人、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总局局长刘鼎②交军委监察部门查办，何长工则认为提交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即可。何长工说：“我是代部长，要处分，先处分我。”彭帅虽然批评何长工“抹稀泥”，但最后还是交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查办，结果给刘鼎“撤职查办”处分，而避免了“贻误军机”的定性处理——实际上“撤职查办”的处分也过严过重，当时兵工部门的同志有不同看法，刘鼎本人也有申诉。直到1986年5月，在刘鼎患重病临逝世前一个月，中纪委和中组部才最后向刘鼎宣布了撤消处分的决定。
　　爱惜和保护知识分子。1957年在酝酿时任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局总工程师的老专家、老知识分子顾功叙的入党问题时，何长工赞许的发言起了关键性作用：“是啊，他没有知识分子那种傲气。工作、为人听说都很好。他入党，我欢迎啊！我还听说顾总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名誉地位，权力待遇’都比较看得开，如能正确对待好这16个字，也是做个党员的条件呢！”
　　同年底，反右运动开始后，鸣放进入高潮。地质部有位女工程师，工作刻苦，业务熟练，脑子还特别灵，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畅所欲言，并表明了她同意南斯拉夫的政治体制，认为现行人大选举制度不够完善等观点。当时地质部一共定了144名右派，按标准她足够定为“极右派”，但定案讨论时，出于爱才，何长工想保她过关：“她是敌我矛盾，应定为右派。但按毛主席的教导，可以作为内部矛盾来处理。”可也就是因为保她，他才“阻碍”了反右运动，也被定为“右派”。几十年后提到陈子谷③时，何长工说：“我到今天还遗憾着呢！我是想保，没保成，保晚了！我也是右派了。那样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也定了右派。”
　　尽力解决烈军属的困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30万观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阳光下冉冉升起，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革命胜利的喜悦中。可是建国之初，国家面临许多工作困难，国民党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财政经济的困难，支援战争的浩大开支，人们的生活极为艰苦。
　　1950年1月到1952年9月间，何老住在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36号重工业部的一个宿舍里，其家庭生活状况可概括为四个字：“寅吃卯粮”。当时国家刚开始实行工资制，何老夫妇俩的月工资入不敷出，而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何长工的额外负担多。他调来北京工作后，湖南老家来京找他找工作、解决困难的人很多，其中占很大比例的是当年与何老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牺牲了生命的烈士子女。这些人的住宿费、回家交通费何老总得设法解决，并坚持自己负担，实际上他根本没这个经济能力。秘书只好请求行政部门预支他的工资。后来，这事被何老知道了，他严肃地对秘书说：“不要这样做。借公款不好，我能借，别人也能借。老是借或久欠不还就更不好。要注意影响。”
　　为此事，他特地找炊事员李承禄谈话，要他每月按规定的伙食费，量入为出，吃简单点、省一点。可他一家5口人，不管怎样省都难以改变“寅吃卯粮”的困难。后来办公厅领导会议决定，组织上尽可能帮助解决何长工老家来京找他的烈军属的部分住宿费和交通费。
　　宽容大度，不记前嫌。1986年10月，地矿部党委决定并通知何长工在地质部工作时的三位秘书（沈时全、易粟和鲁家声）协助何老写《何长工回忆录》。10月8日，当三人在何老家见面时，何老第一句话便说：“我先给你们放下个包袱。我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反党分子，你们当年贴我的大字报、批我、斗我，完全是应该的，那时你们不写、不批、不斗，能行吗？毛主席讲了嘛，现在这些都已是过去的事了，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党组派你们来帮我写《回忆录》，我谢谢，你们可不要背什么包袱哟！”接着，何老又说说：
　　“这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10个大将级干部，如许世友、徐海东......和我写《回忆录》。我在地质部干了15年，在部队干军事教育工作也是15年，两个15年。对这两个15年，我是有感情的。”

西安事变前刘鼎给中央的四封密信
窦应泰
2006年12月14日08:47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７０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关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史学界曾有许多猜测，其无法廓清的争论焦点是：张学良发动事变究竟是一时的冲动之举，还是有过艰难曲折的思想准备过程？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前是否得到张学良的“通风报信”？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策划了这场事变？随着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与众多参与者的谢世，多年来众说纷纭的历史悬疑，似有必要加以澄清。

　　笔者以为，除了张学良身后解密的《杂忆随想漫录》之外，最能说明中共在西安事变前是否参与策划西安事变的证据，莫过于不久前解密的四封相关密信了。从目前解密的四封刘鼎给中央的密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历史性面晤以后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这其中，刘鼎在洛川化名“择生”发出的四封密信，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

　　肤施会谈后，刘鼎最早发现张学良正在酝酿一个“不小的计划”

　　刘鼎，１９０３年出生在四川南溪。五四运动时期在四川参加学潮，１９２０年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就读，１９２３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年赴国外留学并结识进步人士孙炳文，不久在柏林担任留德青年团支部书记。１９２４年，刘鼎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由德国转赴苏俄首都莫斯科的东方大学继续求学。１９２９年，刘鼎返回国内，奉派前往上海，在周恩来和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１９３６年，经党组织派遣由上海秘密前往西安。抵陕后，刘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

　　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刘鼎也参加了这次会晤。

　　４月１０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４月下旬返回洛川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党中央。

　　４月２６日，刘鼎回洛川的当晚，在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后，两人即进行一次彻夜长谈。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张学良和刘鼎的这次谈话，比肤施会谈前的多次谈话更为亲切，因在肤施天主教堂经张学良提议请刘鼎参加会谈时，周恩来竟能当场叫出刘鼎的名字。一位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赶来会晤张学良的要人，居然与刘鼎早就相识，从而改变了张学良与刘鼎初识时内心深处保留的戒意。刘鼎从瓦窑堡回洛川张学良的临时行辕后，受到了东北军的热烈欢迎。张学良亲切握住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真好啊，这要感谢周恩来。”

　　就在这次长谈的翌日，刘鼎给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第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他只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儿自己出一次，有希望要一根新的（晋货），老头儿也要这套家伙呢。一个即可，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为精神，大约办几届。二十九日，大老板将派人马来陕，老头儿将拒绝之。

　　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些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

　　从刘鼎这封多用隐语写成、让人难以一眼看懂的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会晤后跃跃欲试的抗日激情。刘鼎在密信中以“老头子”为代号暗示张学良，以“我们家”来暗喻整个东北军。“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刘鼎的意思是，此前他和许多人一样，都关心张学良是否会有立竿见影的抗日行动，而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以后，２６日夜里与张学良的一席谈话，让他顿时感到振奋。因为张学良急于和中共联合并有一个“不小的计划”，在刘鼎看来这不仅是“事情出乎意外”，而且张学良即将实施的“计划”，至少在刘鼎看来是“一日千里”的剧变。

　　刘鼎称：“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并非指经济上的补济，而是指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彻夜长谈中所给予张学良的精神启迪和思想上的教诲。至于“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则是刘鼎的隐晦性比喻，暗指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宛若春天“茂茂的万物”一样。事实上，张学良也确在国内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呼声中，受到了心灵上的强烈震撼。从而才有张学良冒险赴上海，秘密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渴求与中共领导人面晤等一系列行动。

　　刘鼎在密信中所说“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只要把当时张学良在西北所处的政治环境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实：蒋介石（即信中的“大老板”）对张学良在西北“剿匪”越来越不满意，而张氏在西安与中共人士的秘密接触，也有军统特务不时给南京的蒋介石打小报告，从而引起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疑心与猜测。因而，蒋介石不断以电报向张学良“轰炸”，同时还以当面指责等方式加速了彼此的冲突，蒋、张两人的矛盾已趋白热化。刘鼎称蒋氏在张学良面前“显恶”，也不为过也！

　　刘鼎信中说：“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其中“他家”，当然系指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大小小的嘴巴”，无疑是那些与张学良素有恩怨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以及专在西安刺探张氏行踪的军统特务。也许正因为张学良身边有这些来自国民党上下的“厉害”“嘴巴”在“逼他”，才有张学良真诚投靠中共，并且自与周恩来密晤以来正在暗中积极酝酿一个日后可让世人震惊的“大计划”。

　　至于张学良的“计划”，刘鼎将它形象化地加以比喻，他称张氏的“计划”为“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刘鼎用一幢“房子”来暗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不可不称其奇妙。而他称张学良要把“靠他住的这边”的“大房屋的一角”完全拿过来，显然系指张学良要把陕北地区彻底变成民主抗日的阵营或根据地。说到“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当然是指东北军中的骨干分子，不要忘记那时张学良为了积蓄抗日的实力，正在距西安不远的地方——王曲，紧张地训练着东北军内部的精悍力量。毋庸置疑，刘鼎信中所言，已让中央看到了东北军正在走向抗日坦途的辉煌前景。

　　刘鼎信中还说：“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他抗日救国、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夙愿，除秘密联合陕北的中共之外，还想去西安附近地区去做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刘鼎把张学良将要去的甘肃等地，比喻为“邻近的各房本家”；“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应为张学良想联合的一些国民党实力派将领，如傅作义、马步芳等人；至于“严老老”，显然就是张学良极希望得到其支持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无疑了。

　　密信中，“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等语，并没有任何费解之处，只是他有意把“抗日”的“日”字、“爱国”的“国”字空缺而已。张学良之所以对自己联共抗日的思想如此不加避讳，用刘鼎的话说，那是张随时准备“硬干”，并有和蒋介石“打一架”的思想准备了。应该说，刘鼎的信在当年４月下旬就已经预见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了。只是那时的刘鼎尚不能明确了解张学良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实现他的“大计划”罢了。

　　刘鼎信中所说的“月斋伯”和“老牧师”，均为中央委托刘鼎回西安后所办事宜时涉及到的当事人的化名。刘鼎说：“亲戚开店的事”，应指中央在西安将要设立的秘密联络站。至于信中所说“杨先生出门读书”等语，系指中央授意刘鼎加紧联络的西北军主要将领杨虎城将军。所谓“出门读书”，只是托词，“彼地还没有回信”乃是刘鼎刚刚返回东北军的驻地洛川，尚未能与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限于时间”四字已能说明问题。“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说明刘鼎与中央当时的心情同样是非常迫切的。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刘鼎信中使用暗语交代的“大烟泡子”，应理解为当时党中央为军事需要急于通过东北军购买的大炮等重要军火。刘鼎从肤施回洛川后经与张学良商研，显然已经得到了张学良的首肯。所以这封密信寄出后不久，张学良果有行动，曾派员前往山西太原协助中共购买火炮等军事器械，这便是历史的明证。刘鼎信中所说的“烟枪”，应为当时较为先进的步枪。而张学良还同意给中共解决晋产的步枪数千支，这信中所说的“一支”，似应理解为一种枪械的种类。

　　刘鼎信中谈道：“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此语当指中国北部的苏联，当时的共产国际宣传机构，难免报道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的种种动态，而张学良和刘鼎的夜谈中，很可能张学良把他掌握的情况告诉了刘鼎，因为张学良当时所担心的是，自己在肤施与周恩来等秘密会晤的绝密消息，会不会也被苏联宣传机构获悉并当作宣传的资料，从而将其秘密联共抗日的机密暴露给蒋介石。刘鼎在此向中央提醒此事，意在传达张学良的某种担心。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刘鼎４月２７日给中央的密信，最重要的部分恰在此处，即：张学良对他与周恩来“上一次夜谈”十分满意。张希望与周恩来等人“顶好还要一夜”，也就是说，刘鼎代表张学良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渴望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秘密会晤的意向。而张则希望与周恩来继续会谈的问题有两个，其中重要的“彼此交接如何表演”。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是“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应该如何进行”。而张学良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东北军和红军的联合，至少还需要他和周恩来再举行一次会晤才行。也就是说，当周恩来刚从肤施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久，张学良就在迫切地希望与周有再一次会晤的念头了。如此高涨的抗日激情在东北军少帅的胸中奔涌，无疑就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发动前的真实心态。这种心态无疑决定了张学良在当年年底发动西安事变的必然性。　张学良主张“十一月”的“大活动”，让刘鼎感到“时间太危急了”

　　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往东北军的唯一代表，他知道这一时期东北军内部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引起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为了让中央更加理解张学良，刘鼎在第一封密信发出两天后，在洛川再次通过秘密渠道寄出了第二封信。刘鼎说：

　　病是很重的，已经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

　　这枝节之病，医生说可即到制止，彼前来诊知。

　　此间我当然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一般来说，他总算有心望好，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同时，他也不愿□□□□有皇地的生急。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

　　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

　　我已提出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警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付明日之遭遇吗？我提出姑且先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准备赶紧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深切之筹备。彼不以为然，不过，唯一月之期，伊则尚未敢定，而加速一切动作已成议。

　　刘鼎信中所说“病是很重的”，应指当时东北军内部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形势。而称“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可以肯定刘鼎对西安军事的紧张形势已有所了解，并非来自于张学良，而“来人”很可能是东北军方面的中共地下党人。刘鼎所说的“枝节之病”并且“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甚至“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这种来自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极端厌战情绪，已非张学良所能控制。所以刘鼎认为如果这种“枝节之病”不能早日医治，很可能会坏了大事。

　　面对东北军部分人的急躁厌战情绪，刘鼎准备“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他认为张学良对这种不安定的军内状况“总算有心望好”，这是因为张学良“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也就是因“九一八”事变逃亡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将士，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就盲目地杀回东北去。这就是刘鼎暗喻的“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当时“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刘鼎的这封密信既向中央报告了东北军当时的形势，同时也分析了张学良在动荡的东北军中可能采取的应急手段。应该说刘鼎这封信是他长期观察和了解东北军后才作出的理智判断。

　　刘鼎说：“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对中共的一次郑重表态，也是他和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对一个重要“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张氏所谓的“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恰好与历史上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时间极相接近。不能不说刘鼎已经在事前获悉了张学良“要干就干到底”的“计划”！只是他当时还无法了解这一“计划”的内容。

　　刘鼎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他对张学良肤施会谈后的急剧变化感到是“一日千里”的速度，简直让他无法接受。这次张氏又提出“半年工夫”“大事可济”，刘鼎仍然感到“时间太危急了”。可是，张学良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急切，想在西北图谋一个大“计划”呢？其中奥妙，刘鼎当时又如何能够得知？

　　本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晤中，双方达成的国共联合七项条件，张学良是准备伺机向蒋介石汇报的。张学良和周恩来当初的共识是，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张学良也曾表示：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他就不会背叛他。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肤施共识很难实现，特别是争取蒋介石放弃“剿共”，举国一致抗战的主张，实施起来让张学良一筹莫展。当张学良想把他和周恩来在肤施达成的七项条件向蒋面陈报告的时候，竟然发生了阴差阳错的变故。

　　据张学良回忆发动西安事变的经过时说：他在与周会晤后“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属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张学良本无暗中与中共私合并悍然捉蒋的初衷，他当时只想一件事，就是如何率东北军抵抗日本，以酬他杀回东北，一血前仇的夙愿。没有想到蒋介石非但听不进他的肺腑之言，反而把所有主张联共的将士，一概斥之为“为共匪张本”。正因为如此，才为当年西安事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有过“恋新又舍不得旧”的茫然徘徊

　　１９３６年５月１日，刘鼎在洛川接到肤施的来信后，当日又化名“择生”，写了一封密信，寄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在信中写道：

　　你三十日来信，关大五台事，顶糟了，看不明白。如果你不懂得大五台，双台何意，请问王先生，他同我约的名目，八月公开。

　　ＣＳＲ有人说听不见，大概同大的一个毛病，也须得要他们麻烦一下，多搬运番吧。少坤不管他人事，大概另行找一找新闻而已，我想他数目，内可开开。

　　孙明哲的老弟（十八九岁），初中将毕业，想到我家来读书，我答应以或送到我家或送到孩子处（Ｍ）均可，你以为如何？

　　无生好像一个混蛋皇帝，被一个何凤□他的狗熊，他做了傀儡，何先生大出其风头，原来的一般文化学士大受其贬责，损失还不小。我看，他吃不开。他时常大吹牛，自称当部长、中委，事情弄僵了，他反而说反动的太多了。

　　刘鼎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多为暗语。所谓“大五台”和“双台”，均系东北军与中共新设电台代号。“王先生”，为时任中共中央机要机关的负责人王铮，刘鼎在肤施期间，曾就东北军设立秘密电台事，与王铮有过具体的商洽，并且商定所有电台呼号等，需要在当年８月才能使用。而“大五台”则为东北军的电台，当时为王以哲部所辖，中共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一般要通过“大五台”，然后再转张氏亲阅。至于信中所说的“ＣＳＲ”，应为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和红军传媒的代称，“孙明哲的老弟”，应为东北军部将的子弟，希望投奔抗日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学校继续读书。至于信下面所说的事情，显然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无关。

　　刘鼎发出这封信的翌日，又从洛川再次发出一封信，也是他在追随张学良返回西安之前给中央写的最后一封密信。刘鼎在这封信中说：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是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到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不过她自己已经觉到了少许，恐事不由人愿。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她……拟于（最）近的将来送我到省城她家中住。

　　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现在为了这矛盾连八字先生都有些难见，终于她是想算一算，这问题留后决吧。

　　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

　　刘鼎的第四封信仍像第一次写信时那样，语言多隐晦难懂。他仍然担心此信在传送途中发生意外的丢失，所以还是以家中人、家中事的书写方法，尽量把这封重要的情报信变成一封在外人眼里纯属私人的家书。这样刘鼎便将张学良故意写成了“她”。不过刘鼎报告的却是张学良让人忧虑的新变化。刘鼎回到洛川后的第一封信，是以欣喜的语气来描述肤施会晤后张氏恨不得马上高举抗日义旗的言行，然而事情仅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亢奋过后又出现了让刘鼎堪忧的徘徊。这就是此信中首次出现的“歧路”和张学良“恋新又舍不得旧”等语的来由。张氏“恋新”当然系指与中共的联合已初见成效；“舍不得旧”则是指张在决定自己作出惊天之举之后，无疑他将要面临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的严峻现实。不过，张学良纵有一腔抗日的热血，但他毕竟和蒋介石是有着契兄契弟的前缘，轻易忘掉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鼎虽然承认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抗日这一原则问题上，思想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但是他仍然表示：“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刘鼎在密信中还分析了张的复杂心境，他认为张学良不会马上与蒋决裂的主因，是张学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这里所说的“钱财”，可理解为张氏想从南京索要到最后一笔东北军的军饷，以此来应付重大的军事嬗变。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张学良左右徘徊，既想联合中共一道高举抗战义旗，同时又难以马上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彻底决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张学良抗日主张屡遭蒋的无情拒绝后，他曾经作过种种消极的反抗。张学良在回忆事变前后的痛苦心路历程时说：“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为僚属所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辄抛弃他们。而我自心又念到国难家仇，如何图报？我遂请求，图将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此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

　　尽管张学良仍然处于左右摇摆的彷徨状态，不过刘鼎坚定地认为：她（张学良）“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当年１１月张学良很可能举事，此乃刘鼎回洛川见张后便有的直观判断，证明刘鼎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刘鼎据此向中央进一步分析张氏的思想轨迹，称张学良这样的行事方法是：“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刘鼎信中所说的“欺骗”，当然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当年１１月的“计划”，必须要和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党羽特务们虚与委蛇，否则东北军的政治动向将会引起南京的怀疑。

　　刘鼎非常清楚，张学良在西安秘密与共产党人士接触并多次驾机飞往洛川，早已引起西安军统特务的高度注意，蒋介石甚至还将特务检举东北军部将与中共有联系的信电，直接寄给张学良，逼他对此重大问题表态。所以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对张学良在重大政治抉择面前采取的左右摇摆措施表示忧虑，也在情理之中。刘鼎因此向中央汇报说：“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对于张学良一方面暗中和中共中央接触，并已建立起共同抗日的互信；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寄予许多不切实际的奢想，刘鼎把所有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间。这封密信的核心部分就是刘鼎自知很快就要离开洛川，他应该对张学良难以把握的思想状况对中央作一个提醒式的报告。那就是，希望周恩来（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李克农（瞎子——暗喻李克农戴着高度近视镜），“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而周恩来４月９日和张学良在肤施的一夜谈，时间毕竟过于短促了，就对张学良产生的影响而言，似乎在此关键时刻应进一步加强，最好的办法是再来一次肤施会谈。然而刘鼎的这一良好建议，终因种种原因致使周、张第二次会晤未能实现。

　　刘鼎在信中最后写道：“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刘鼎在这封密信中所说的“母亲”，系指毛泽东。张学良早在第一次与刘鼎在西安会面，以及后来张学良亲赴洛川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面时，都提到他想与毛泽东见面的意思。

　　刘鼎在密信的最后说：“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刘鼎以肯定的语气再次向中共中央评价了肤施会晤后的张学良，尽管他仍有某种让人担忧的徘徊，可是，张学良向往共产党、渴望与中共联合，以期共同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思想主流是不容否定的。正因为刘鼎发现了张学良有“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等一系列与中国共产党人极为相近的思想理念，所以后来才有张学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发生，尽管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张学良并没实现他入党的愿望，但是刘鼎所认为的“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无疑给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的会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对张学良的兵谏并不知情是毋庸置疑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右派人士和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对张学良发出了种种不切实际的指责。有人攻击说张学良发动事变前曾与中共“商量过”，有人甚至说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等等。总之，这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和非议，都不能掩盖和篡改历史的真实面目。张学良虽然早在事变前几个月就和周恩来有过历史性的肤施会晤，这次会晤也为张学良最终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从刘鼎发自洛川的四封密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像张氏本人事过多年所称这次事变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事实正如刘鼎在密信中已经说清的一样，早在１９３６年４月张学良就已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了，而且从刘鼎的信中还可得知，中共当时对张氏的这个“计划”虽然无法知其全部内容，也不可能知道张氏有兵谏蒋介石并扣押蒋介石的打算，不过从刘鼎信中可知这一“计划”的实施时间约在当年１１月间。如果依张学良的愿望，周恩来与他的第二次会晤得以实现，那么，中共中央很可能早一些了解到刘鼎所称“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的内情，然而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的第二次会晤毕竟没有实现。所以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对张学良的兵谏并不知情是毋庸置疑的。

　　１９８９年春天，张学良在台湾会见华裔旅美学者唐德刚的时候，谈到了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沟通一事，他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刘鼎（1902—1986），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

　　1952年，遭撤职，被降级
　　1952年8月，政务院机构进行调整，原重工业部一分为四：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和地质部（已提前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由赵尔陆任部长，统管包括兵工、航空、电子、坦克工业在内的常规国防工业。刘鼎任二机部副部长兼二局（兵工）局长，二局以原兵工总局为主体组成，仍主管兵工。当时兵器工业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全线上马，工作浩繁。这时，朝鲜战争正在三八线附近激烈进行，急需军火供应，兵工生产压力很大。刘鼎很少到部里办公，大部分时间是在位于北新桥的兵工局上班，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不敢稍有懈怠。
　　正当刘鼎全身心地投入军工建设的时候，却突然遭到撤职查办处分。这年12月25日，刘鼎接到政务院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景范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和他谈。他乘车前往。去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回到办公室，语气沉重地对秘书李滔说：“我被撤职查办了。你整理一下文件，准备移交。”
　　接着，12月27日下午和29日下午，中共二机部机关党委召开座谈会，座谈对刘鼎“所犯错误”的认识。监察委员会一位厅长到会传达中央关于给刘鼎撤职查办处分的决定，处分原因主要是“对抗美援朝任务不负责任”，“在执行兵工建设方针中表现有严重的消极思想，妨害了兵工建设”，“军品质量问题”，以及官僚主义问题等六条“错误”。总之“问题很多，相当严重”。出席座谈会的有办公厅主任、八局局长、工会主席等十几位司局级干部，其中一些人与刘鼎共事多年，对其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是了解的，虽然对上级的决定感到很突然，但组织上已经有了处分决定，他们只能按上级决定的口径，从不同的角度发表相符合的看法，所言及的都是些一般性的缺点与失误。12月28日，又召开中共二机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由人事司长向机关干部传达中央对刘鼎撤职查办处分的通知。机关里人们传说，原来的决定更为严重，叫做“贻误军机，撤职查办”。正式传达时，“贻误军机”四个字不见了。
　　1953年4月6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给予刘鼎撤销副部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工资由7级降为11级的处分；同年4月16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通报》。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与先前口头传达的相同。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几年里，给高级干部这样严重的处分，还没有过先例。
　　自从接到刘景范的通知后，刘鼎在家中闭门思过达八个月之久。关于他“犯错误”的问题，没有任何领导找他谈过话，包括他的顶头上司、二机部部长赵尔陆。曾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对刘鼎因兵工生产问题受处分也难以理解，他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异议，并表示：“我是重工业部主要负责人，要处分应首先处分我。”
　　当时担任刘鼎秘书的李滔回忆说：“刘鼎同志是1924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他一贯组织纪律性很强，严格要求自己。他的一生，既富有传奇性，又十分坎坷。1953年初他受到的处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次处分，既来得突然，又有些莫名其妙。然而，这一处分的包袱，他一直背了三十多年。直到1986年他病重住院……”
　　刘鼎受处分在家反省的日子里，也曾得到一点安慰：朱德和康克清买了一张儿童床给他，并在他家里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朱德是声名远播的总司令，当时又是中央纪委书记，但是在那种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对于刘鼎的冤屈，他即使了解，也无能为力，只能以此表达安慰。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不公正面前，要学会忍耐。总司令夫妇送来的那张小床，刘鼎和易辉的四个孩子小时候都轮流用过。
　　1955年下半年，刘鼎留党察看两年期满，被任命为二机部部长助理。
　　1966年：蹲监狱，受保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色风暴一阵紧似一阵，但刘鼎有一段时间还能坚持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上。到了这年10月，年富力强、充满活力的负责航空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孙志远部长由于压力过大突然去世；1967年“一月风暴”中又得到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消息，那是刘鼎1952年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曾共过事的副部长，在刘鼎1953年受错误处分时曾找他谈话要他“正确对待”，而现在张霖之自己竟连“正确对待”的机会也没有了。刘鼎感到难过、恐惧和困惑，小心翼翼地经受着“史无前例革命”的考验，但最终未能幸免于难。
　　1968年初，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航空部一个管人事档案的投机分子，把刘鼎1943年在“抢救”运动中的老账抛了出来，立刻引来正在疯狂寻觅“猎物”的造反派对刘鼎的围攻，于是“大叛徒”、“大特务”的帽子纷纷砸向刘鼎，揪斗、抄家、“审问”，接踵而至。1968年3月的一天，刘鼎在造反派开揪斗大会之后被带走，在场的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宣布：对刘鼎进行拘捕。
　　这以后，造反派有人多次要求批斗刘鼎，都被军管会加以拒绝，并说批斗刘鼎要报总理批准。有搞外调的专案人员要找刘鼎调查问题，也都一概被军管会拒绝。有回忆者说，由此可见周总理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不得不支持所谓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干部，保守过去的机密。在拘捕关押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刘鼎竟无一次受到“审问”和批斗。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批示，造反派无休止地揪斗下去，他性命恐怕早已不保了。但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之久，刘鼎身心无疑受到严重摧残。
　　1970年国庆节前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华，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回想了1936年访陕北苏区，还询问刘鼎怎样了，周当时没有说话，事后斯诺把这情况告诉了马海德。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败露，“文革”开始几年的“红色恐怖”逐渐消散，刘鼎的远在北大荒插队的孩子们也分别找机会回家看看，狭小的富强胡同也不再那么森严，有了点人气。大女儿文米常常到毗邻的6号院去串门。6号院的主人是原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刘鼎与胡耀邦在延安抗大时就相识了，两家就挨着住一条胡同，但因没有直接工作关系，并无往来，有时散步在胡同里遇上了，也就打个招呼寒暄几句。“文革”中，原在刘鼎家干活的保姆张阿姨无事可做，经居委会的介绍到胡家干了几年，长女文米和四子文石常到胡家去看张阿姨，这就和胡家的孩子们熟悉了，常来常往。 　　胡耀邦这时赋闲在家，还保持着做团中央书记的作风，喜欢接近青年人。听说文米、文石是刘鼎的孩子，就和他们聊天，问起刘鼎的情况，这才知道刘鼎关在监狱里多年了，还无人过问。易辉和子女曾给有关领导写信，但没有回音。富有仁爱之心的胡耀邦，了解当时的大背景，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后，一些被关的老干部陆续得到“解放”，1974年邓小平复出，恢复第一副总理职务，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力进行整顿，同时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而刘鼎仍然被关着，应该争取早点出来。于是，就给文米出主意：“你们写信给毛主席嘛，信封上一定要写毛主席亲阅。”这一招果然灵验。文米几个孩子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说自己的爸爸刘鼎忠诚为革命，出生入死，为党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为什么还长期被关在监狱？他们想不通。信中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现在特别希望毛主席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爸爸能早日获释出狱。”
　　文米和文石跑到中南海西门，将写着“毛主席亲阅”的信交到传达人员手上。果然，没过多久，听到叶飞等老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后回来讲，会上听到传达毛主席就刘鼎子女来信批示：“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有了毛主席的亲自批示，刘鼎终于在1975年2月走出秦城监狱，结束了从1968年3月以来被关押七年之久的狱中生活。
　　1986年：提申诉，求复查
　　1986年3月，刘鼎因病住院半年多了，人们意识到他将不久于人世。写兵工史的同志来看望他，说抗美援朝战争中，十万兵工为前线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而他们的领导人却为兵工生产“不力”而受处分，这说不过去，应该把历史真相搞清楚。这促使刘鼎在病榻上提起笔来，给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陈云（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写信，对1953年所受的处分提出申诉。信中写道：
　　抗美援朝末期，我受到撤职查办及留党察看的处分。这个处分是不公平的，我请求党中央给予复查、平反。当前，兵工部门正在编写兵工史，对我1953年受处分这一段历史不理解。兵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努力完成任务，支援了前方，受到嘉奖，为什么兵工的领导人倒受处分呢？他们想不通，要求我讲述这段历史。为了解除因我所受处分而使整个兵工事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受到株连，为了有利于国防工业建设，同时我已是年老病重的人，清理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总结一下思想也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向党中央提出历史事实的申诉，这是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精神的。
　　当时事实背景如下：全国解放了，军工接到中央指示，军工太落后，军工生产停下来，该改的改做民品，该并的合并成大厂，该取消的解散人员，等待新指示，建设新的国防工业体系（大意）。这样一来，具有强大生产力的东北全部停了下来，华北、山东也停了，人员也解散了，这是1950年初的事。就在全国军工基本瘫痪、破天荒的大散大乱时节，抗美援朝一声号令，1950年末，大批量军火任务突然下达。比如，说要手榴弹，一下就是几百万，我们措手不及啊！恢复一下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马上得拿出产品。但我是想一切法子，发动群众，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美帝国主义的坦克给我军压力很大，什么武器都顶不住它，以致开到了鸭绿江边。按中央要求，在两个月内，创制无座力炮，我们日夜拼命干，及时将炮送上了前线，抵抗敌人坦克的猖獗气焰。这是硬着头皮接受任务，顶着困难完成任务的。除此之外，像（造出）反坦克火箭筒这类武器，都有很强的战斗力，前线反映很好。
　　“前方任务大，武器供应少”，彭总在陈云同志、他、我三人会上这么说。陈云同志讲：“我们没有钢铁，没有能力做出那么多武器。”我没有说话。当时我想，如果我说兵工生产全停是中央指示的，那责任无疑就推给军委了。这是我所不能也不愿意的。会后，彭总骂我：“死瘟猪！你为什么不说话？”不久，我看到毛主席批示“延误军机，撤职查办”的批示之后便撤职反省了。大约半年后，国务院的处分决定下来，我看处分决定中有“官僚主义，皮包主义。不顾血本单纯技术观点”等，但主要错误是“延误军机”却未见事实根据。但决定中有“创制了无座力炮立了功”的字样（原文待查）。军工部门公布了处分决定，我所在的二机部机关开了批判会，均未让我参加，自始至终未有人与我谈过话，未有人与我核对过延误军机的事实。要我出来工作时，是二机部党组副书记（即张霖之）两次与我谈话，总工程师降四级。后又为部长助理、副部长。
　　当时经委主任陈云、后勤部长杨立三、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都能理解，前方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需用大量先进武器才能对付得了，但时间不允许，财力不足，钢铁供应不上等，都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我刘鼎一人能担负得起的责任。如果论责任，后勤部对各大军区直接订货，各军区都有责任。战争开始时，东北订货数量最大，东北军区高岗应首先负责，后来山东军工产品质量不合格，子弹退货，山东军区应负责，处分一人也是不公平的。
　　现在，陈云同志还健在，他一定记得1952年处分刘鼎的事。当时中央关于停、并、待建的指示有档可查；抗美援朝中，后勤部向军工部门的订货任务和交付兵器的数字，也有账可查。更何况，当事人大部分都还健在，复查这一历史事实是可能的。
　　——希望中央能根据事实情况，对给我的处分重新考虑、复查，做出决定，还历史本来面目。
　　以上请求妥否，请斟酌。
　　此致
　　敬礼
　　刘鼎
　　于1986年3月20日
　　中央领导人对刘鼎的申诉十分重视，指示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复查。这年5月10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复查刘鼎同志1953年所受处分问题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郑汉涛（国防科工委顾问，当时任二机部兵工局副局长）、徐驰（国家经委顾问，当时任重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唐成仪（总后勤部司令部前副参谋长，当时任总后勤部计划处处长）、来金烈（兵器工业部副部长，当时任西南工作团成员）、王晓光（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当时任二机部办公厅副主任）、彭达（兵器部机关党委前书记，当时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厅长）、刘正栋（国防工委前局长，当时任二机部兵工局计划处长）、沈丁祥（兵器部前局长，当时任重庆四九七厂长兼总工程师）、李滔（兵器部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任刘鼎秘书）、杨占昌（兵器部兵工史征集办公室主任，当时任二机部兵工局检验处副科长）等，都是和刘鼎共事多年或了解当时情况的老同志。与会者列举大量事实，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兵器工业正按中央精神大调整时，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的背景，说明兵器工业一开始满足不了战争需要，责任不在个人；当时重工业部内虽然设有兵工办公室，后改为兵工总局，但直接领导的企业只有华北和山东地区，其他地区的兵工厂均属东北人民政府和各大区军政委员会领导，军工订货亦由总后勤部直接向大区军工部门订货，订货多少，是否适应前线需要，责任不在兵工总局；直到1952年8月成立二机部，才有全国统一领导军工生产的机构。而兵器工业在战争突然爆发后加紧扭转被动局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鼎同志在兵工建设上是有成绩的。 　　负责兵工史料征集工作的杨占昌在座谈会上回忆说：“1951年7月我赴朝参加志愿军军械会议，那次会议反映国内提供的武器弹药基本上是好的，对一些主要产品是满意的。同时也反映出一般性质问题。……其中，关于57毫米无座力炮送往朝鲜，发现火炮与炮弹不能合膛的问题，也是志愿军领导同志关心的问题。”时任重庆四九七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沈丁祥回忆这一事故发生的经过时说：1951年初，前方急需反坦克武器，在兵工办公室组织下，由我厂试制火炮。为了技术协调，搞了一个样柱，作为验收标准。产品运往前线发现不合膛，我们立即组织战地服务组，赴朝检修，很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这个事故教训比较深刻，主要是当时全国刚刚解放，还没有来得及统一计量标准。火炮厂沿用国民党时期的计量标准，而炮弹厂沿用老解放区的计量标准，两者的基准不一致。这是属于技术工作没有经验的问题，不是责任事故。此后兵器工业接受教训，最早在全行业内建立起统一的计量标准，变坏事为好事。
　　在“处分决定”中列举的其他产品质量问题，均属试制和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如7.9毫米枪弹弹壳裂纹问题，由于是仿制苏式老型枪弹，因无技术资料，沿用了过去的工艺，不能达到该产品的技术要求，后经增加一道“烧口”工序，质量就过关了。再如，60毫米迫击炮弹达不到规定的“半数必中界”问题，由于当时全国有几个兵工厂同时生产，各厂产品的性能、质量有一些差异。1950年10月，兵工办召开产品验收规格会议，东北地区的炮弹性能较好，刘鼎下决心要各地厂向东北厂看齐，提高验收标准，但有的工厂一时不能达到要求，出现了不合格产品。这说明，刘鼎不存在“迁就落后，压低质量”的思想。还有，82毫米迫击炮身与炮尾结合部漏气问题，也是仿制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交验的火炮是合格的。大家认为，这些质量问题，均没有严重影响前线的战机。前方反映质量问题比较多的还有手榴弹破片少、杀伤威力小，经过努力，改进了设计，提高了性能。
　　上述质量问题，除57毫米无座力炮等产品外，大都是工厂在试制和生产中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突然爆发的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兵器工业在许多方面是很不适应的，客观上，要从维持整顿转变为全力投入战备生产，简陋的技术条件没有改善、原材料供应不力，管理处于分散领导；主观上，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新的生产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尽管有种种困难，为了战争的胜利，只要前线需要，有条件的要生产，没有条件的也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生产。有些产品技术基本过关就急于投产，偶尔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属于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中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问题。讲到责任，刘鼎作为主管军工生产的副部长只能负一般领导责任，而且也是整个领导系统的责任、生产部门的责任，将所有问题完全归罪于刘鼎个人，是不恰当的。沈丁祥说：我们工厂（重庆四九七厂）试制生产57毫米无座力火炮受到中央的嘉奖，我当厂长的也受到表扬，而负责兵工生产的副部长却被撤职，是想不通的。
　　与会同志认为，1953年刘鼎被撤职查办一案，涉及对整个兵器工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工作评价，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兵器工业这个时期的工作，不仅使刘鼎个人所受处分可以得到纠正，而且对近百万兵工队伍也是一个鼓舞，激励他们解放思想，献身兵工。大家一致认为，刘鼎一案，当时把兵工生产中的问题看重了，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对个人责任追究过头了，是一起错案。中共中央决定复查审理，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5月26日作出了《关于撤销刘鼎同志1953年所受处分的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同年6月2日发出了通知。就在这一天，中央组织部顾问郑伯克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和中组部到医院病床前向刘鼎宣布了这一决定，消除了压在他心头三十多年的一个包袱，使他安然离世。■

红色女特工吴先清--隐蔽战线的神秘人物


吴先清
吴先清

说起秘密战线与神秘人物，人们的头脑里就会浮现出川岛芳子、一戴三毛、沈醉和徐远举……就会联想到残酷和毛骨悚然，使之更添神秘的魅力。
川岛芳子又名金璧辉，是肃亲王善耆的十五女，认贼作父成为川岛芳子，因间谍罪被处决。有位与何见石以同年相称的清朝遗老李保亮，自述与肃亲王善耆有师生谊。清亡任某省公署秘书，1925年为善耆十一子、十五子、九女、十五女家庭教师。1926年5月24日致书何见石，每叹债务如蚁。善耆（1866－1922）字艾堂，满洲镶白旗人，光绪戊戌袭爵为肃亲王，镶红旗都统，民政部尚书兼步兵统领，钦差大臣，筹办海军大臣，理藩部大臣。清亡与恭新王亦訢组织武装复辟未遂，蛰居旅顺。
吴先清，则是一名红色特工。先与宣中华结合，中华牺牲后，又与刘鼎共事于中共中央特科。后蒙冤屈不知所终，四十多年后经国家安全部和临海市党史工作者努力，定为1937年11月“因公牺牲”。神秘人物，结局也神秘。
吴先清，1904年7月出生于临海城关。乳名荷香，名德芝、仙清。父母吴义夫、王桂基。开一糕饼店，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有一兄长和四个弟弟。
1917年，吴先清在台属联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同年春，她跟哥吴全清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蚕校）。
1919年，吴先清被选为校学生代表，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5月12日，各校学生三千馀人，聚集杭州三、四公园游行示威。吴先清带领同学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12月，俞秀松等领导省立一师“风潮”，成为全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教师陈望道，学生宣中华、施复亮、俞秀松等人的言行引起了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的恐慌与仇视，两种力量势不两立。1920年2月下令撤换经亨颐，逼辞陈望道；宣中华针锋相对，发动了驱逐齐夏运动，罢课游行，发誓“留经目的不达，一致牺牲”。3月29日，军警包围“一师”，强令学生回家。吴先清组织蚕校同学加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作为前导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一师”校门，与“一师”师生并肩战斗，迫使当局收回训令，撤走军警。6月17日，齐耀珊狼狈下台离浙。一些守旧分子视先清为不守校规，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不让她按时毕业。秋，吴先清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1921年秋，吴先清在西湖畔写生，一青年站在她后面看画。吴先清的画笔往后一甩，水彩溅在青年衣裤上，哎哟叫了一声。先清回头，看被溅者竟是自己熟识的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此后二人交往日频，进而相爱。吴先清在宣中华的带领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活动。1922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到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1924年，吴先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国共合作形成，先清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杭州工界五一节运动”，下午1时半，由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主持，在湖滨运动场召开纪念会。吴先清在会上发表演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婚，即转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她与蔡子华（湖南人）在眉州路永安纱厂后创办了革命团体工人进德会，以提倡工人福利为号召。1925年初在向大康纱厂工人宣传时被杨树浦格兰路捕房抓去。经组织营救和工人斗争，法庭判吴先清妨害秩序罪，罚洋一百块释放。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924年12月21日成立，吴先清以“工人领袖”参加该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促成会委员，负责庶务股。她利用这一公开组织，更广泛地组织妇女投入“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妇女”的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吴先清等五人为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1925年7月5日，吴先清跟随宣中华赶到萧山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团结国民党左派与沈定一、戴季陶、马叙伦等作坚决的斗争，抵制和否定了“戴季陶主义”，批判了共产党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
1925年初冬，中共党组织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党主义大学（“东大”）学习。吴先清扔下出生仅十二天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不满月夭折），乘船至海参崴，年底抵莫斯科。吴先清在“东大”学习期间还负责团的宣传，工作很有魄力，为人热情，旅莫支部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了杀戳共产党人的屠刀。第一刀下去，宣中华的脑袋就先被落下了。
宣中华，初名洪霖，又名锺华，字广文，笔名依凡。1898年7月4日出生在浙江诸暨县牌头中央宣村农民家庭。父雷峰勒紧裤带，备极辛劳，押田借债供儿子读书。1909年，锺华毕业于本村日智小学，继入同文公学，1915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1920年毕业。
“一师风潮”驱逐了省长，更重要的是在斗争中成长起一批闻人；许杰被“六师”（台州学院前身）开除，转入“五师”（绍兴文理学院前身）。项士元在“十一师”（丽水师专前身）被“开除教职，永不叙用”，他的学生麻植、季步高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事人物。“十师”（温州）学生金贯真、金石真、金省真则是“楠溪三真”。“一师”的潘漠华、冯雪峰都参加了军事斗争，柔石、俞秀松则是著名烈士。
1921年春，宣中华应陈望道函邀赴沪，不久加入CY，10月以浙江代表身份赴苏，出席翌年1月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于此时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1922年下半年应中共党员沈玄庐（定一）邀，任萧山东乡教育会总干事，《杀宣统》一文轰动全国，指责北洋政府是“完全和清室一鼻孔出气的封建馀孽”，军阀政府通令缉拿宣中华，查封了《责任》周刊。
1924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宣中华加入中共，他作为跨党的浙江省国民党员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与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等共商国共合作大计。3月30日任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负责组建各县市党部，领导工农民众开展国民革命。委员有中共党员俞秀松、安体诚（河北人，不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经子渊（亨颐，后与何香凝结为儿女亲家，其女经普椿即廖承志夫人）、沈定一等。1925年5月，沈玄庐出席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宣中华与西山会议派针锋相对，12月15日在海宁东山亭召开国民党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通电全国声讨国民党右派叛卖革命。1926年3月6日，宣中华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省党部，当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即第一把手）兼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区委派任他为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第一把手），并得到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承认和支持。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周恩来在《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中，将宣中华与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并论，给予高度评价。此时浙江省的头面人物是各色人等，有共产党员宣中华、潘念之（枫涂）；省党部左派韩宝华、查人伟、朱兆莘、丁济美、张葆灵；地方绅士中间派褚辅成、沈钧儒（解放后任最高法院院长）、魏炯、王廷扬、庄崧甫；反动派张静江、陈其采、周枕琴、蒋梦麟、马叙伦。马是策划反动阴谋的核心人物，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不过后来变成了民主人士，解放后任教育部长、高教部长。
继宁波“三·二○”反革命事件之后，杭州相继爆发了“三·三○”反革命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和唆使的大批流氓暴徒。手持铜锤铁棒，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并在省党部前“示威”，意图捣毁。宣中华刚毅沉着，立即召集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布设防线，严阵以待，他站在省党部大门口，与流氓暴徒面对面抗争。次日，宣中华下令杭州工、商、学各界举行“三罢”斗争，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涌上街头，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革命事件。示威游行队伍行至太平坊附近突遭军警枪击，当场死伤数十人。
4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指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突然包围和封闭省党部、省政府、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机构，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宣中华遭通缉，中共杭州地委决定派人秘密护送他赴沪。14日晨，宣中华化装成铁路列车长，在薛暮桥和杭州铁路工会共产党沈乐山、方仁郎等陪同和护送下由艮山门登车赴沪。下午，货车抵达龙华车站，被密布在车站周围的特务逮捕。15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提审宣中华。宣中华斩钉截铁地说：“还是收起你们这一套吧！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早已许身于党，将生命置之度外。”特务们丧心病狂地对他轮番施以酷刑，并以枪杀相威胁。宣中华正气凛然地回答说：“你们杀了我，无非只一个宣中华，但千千万万个革命者会来杀你们的！”“中华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17日深夜，遍体鳞伤的宣中华被押解至龙华荒郊，惨遭大刀队杀害。时年二十九岁。
吴先清得悉宣中华英勇牺牲的噩耗，以坚强的意志抑制了自己悲痛的感情。
1926年初，刘鼎离开柏林到达莫斯科，仍住进东方大学学生宿舍。他和先期到达的朱德等人参加了东方大学短期政治学习和军事野营训练，组织者是中共旅莫支部。政治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是一次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军事野营训练，根据苏联的经验，除了学习《军事技术》和《游击战术》等课程外，还采取武装野营的训练方式，学习游击战术、爆破和使用机枪的实战本领。短期学习结束后，朱德等按原计划回国参加实际斗争，刘鼎留在东方大学继续学习。期间，受中共旅莫支部的委派参加了接待冯玉祥国民军赴苏参观团的工作，参观了苏俄的一些兵工厂。其后，刘鼎奉调到列宁格勒苏联空军机械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班的政治指导员兼助教。他边工作，边学习，系统学习了《航空史》、《航空发动机学》、《气流学》、《材料学》等，使他对飞机构造、飞行原理和空军机械等有了系统的了解与认识。在列宁格勒，他参观了1905年苏俄第一次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遗址：冬宫、阿芙乐尔巡洋舰、列宁故居等，还参观了海军博物馆、布吉洛夫军工厂和伏尔霍夫火电站。
1927年，中共旅莫支部把刘鼎和赵毅敏、罗世文等四人调到东方大学，组成翻译班，专修俄文和苏共党史。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他们都成为合格的翻译人员。此后，刘鼎担任了东方大学的军事翻译兼政治常识课教员，并参加了1927年和1928年两期军事野营训练。他不仅很好地完成了翻译任务和教学、辅导工作，还通过军事野营训练，和学员们一起获得了有关飞机、坦克和一般兵器的性能、作用、维修及其他军用技术，如：电话、电报、无线电及工兵通讯联络技术、炸药和爆破技术等。讲课人员都是专家、教授，讲课内容丰富、科学、系统，使他掌握了许多求之不得的知识。在此期间，刘鼎还同时担任了东方大学中共总支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支部的支部书记，负责中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1927年冬，刘鼎和东方大学同学吴先清结婚。1928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他们两人都转到中大工作。
1929年冬，刘鼎和吴先清奉调回国，他们早就盼望着回国参加实际斗争，这一天终于到了。他们把一岁的儿子送进苏联国际儿童保育院，经西伯利亚回国。
归国途中，不期遇上了中东路事件，苏联军队和中国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中苏边境发生了战斗，他们受阻于苏联远东地区的伯力约三个多月。在此期间，刘鼎参加了远东中国游击队。游击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下辖四个连队，刘鼎任第一政治指导员，并兼任全队的武器教官。短短三个多月，刘鼎和刘伯承朝夕相处，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一是懂得了如何组织连队生活、如何带好兵以及怎样做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向战士们讲授兵器知识时，接触到多种武器，特别是各种型号的枪械，他都对其构造、性能和使用方法，作了认真的研究，并通过实弹射击，成为一名出色的射手，与此同时，他还认真研读了从苏联带回的一本《迫击炮学》，懂得了各种迫击炮的原理、结构和性能，使他以后对迫击炮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三是在组织战术演习等军事训练中，他们对刘伯承将军的军事思想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四是接触了大量军事情报资料，使他全面了解了东北军的建制、装备和战斗力等情况，研究熟悉了黑龙江流域、满洲里、佳木斯以及哈尔滨地区的地形、地貌情况。在伯力的最后几天，他还意外地参加了一个会议，听到了苏联元帅加伦关于中东路事件导致的苏中边境战争的总结报告，知道了苏军为何与东北军交战以及战争的结局。
中东路事件和平解决后，远东中国游击队奉命解散。刘鼎等一批同志分批秘密化装回国。吴先清在停留伯力期间曾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宣传苏联的民族政策，团结外国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930年初，刘鼎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任副科长，作为陈赓的副手，开始了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1930年，吴先清秘密化装，经大连、天津回到上海。仍从事妇女运动，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女工工作。1930年夏，中共中央调吴先清到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负责地下交通。中共中央特科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共中央为应付面临的险恶形势而建立的保卫组织。特科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学以及惩办叛徒。刘鼎和周恩来是第一次见面。早在留德勤工俭学时，他就十分仰慕周恩来，特科的工作非常艰险，他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去干好每一件事。吴先清被调到特科工作后，她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作掩护。刘鼎负责用无线电台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夫妻俩相互配合，一个在阁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
当时亟需搞到上海的军用地图，但那是国民党当局严格控制的，难以弄到手。刘鼎跑了许多书店，在一家外国人开的书店里发现了一种英文的上海详细地图，当即买了一大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刘鼎把搜集到的资料汇编成一大厚本，报送中央军委，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看了非常满意。解放后刘伯承在北京见到刘鼎时还说：“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资料，真不简单。”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二十五号通告曾决定：经过党支部决定、中央批准，可派遣一些忠实可靠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及某些反动机关做侦探重要情报的工作。经中央批准，中共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中统，获得大量核心机密情报，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鼎到特科工作不久，陈赓就把以前由他直接掌握的一个重要情报关系交给了刘鼎。此人名叫杨登瀛，是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红人，刘鼎与杨登瀛取得联系后，密切配合工作。一方面及时地从杨那里获得新的情报；另一方面随同杨经常活动于国民党在上海党政军警机关，同时也在特务、包探、帮会、流氓群中周旋。上海二马路的一品香饭店是特务们经常活动交易的场所，杨登瀛在那里也有个据点。刘鼎为了工作的需要，经常出入那里，接触各种关系，了解情报，掌握动向。他胆大心细，小心应酬，反应机敏，利用这些关系办了许多很难办的事。
1930年冬，关向应在上海黄租界被捕，同时还被抄去一大箱文件。为了营救关向应，抢在敌人弄清情况之前，亟需把被抄去的文件箱中的机密文件搞出来。周恩来和陈赓经过商量决定，这一重大任务交给刘鼎去完成。刘鼎就利用杨登瀛和英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装扮成杨特派员为英巡捕房探长请来的“政治专家”。进入存放文件箱的房间，迅速地检查了被抄去的全部文件，将其中最机密的手抄文件藏在身上，回来后，请杨转告英巡捕房说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到的文件都是些学术研究资料。关向应得到释放。
不久，杨登瀛又告之，中共内部出现叛徒，名叫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与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同过学，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就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为其效力，并告密周恩来准备同他见面的地点。蒋介石将此信批给陈立夫、徐恩曾办理，陈、徐又批给杨登瀛办。刘鼎立即报告陈赓转报周恩来。陈赓通过内线线与钱壮飞联系，证实黄第洪确已叛变。周恩来也证实确有黄第洪其人约他在一个邮局里见面。特科由刘鼎带两个同志侦察到黄第洪所住的旅馆，迅速除掉了这个狡诈的叛徒。
1930年秋，周恩来接到山东省委来信称：山东省委特派孔福近日内专程来上海汇报。特科派刘鼎前往码头迎接，他到码头等了很久没有接到，却发现汇山码头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且有坐探守候。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分析此人可能已叛变。刘鼎装成一名记者，带着警备司令部的介绍信和高档照相机，进入看守所，了解此人确系从山东前来上海，在汇山码头交通站被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变节投敌。卢医生利用叛徒前来看病的机会，让刘鼎在屏风后偷拍了照片，又让刘化装成医生安全离开看守所。照片证实该叛徒就是山东省委派来的孔福。特科派人将孔福从看守所中诱出除掉。
上海市国民党的公安局里，有一个非常反动的侦缉队长，抓捕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钱壮飞和李克农决定除掉这个坏蛋。他们定下计谋，在上海租下一处房子，布置一些共产党员住进去，还在那里放上若干毫无价值的党内文件，然后故意透露给他，又通过其他渠道关照他“放长线钓大鱼”。过了几天，等这个侦缉队长前去搜捕时，却早已人去楼空，只拣回一些如同废纸的失效文件。此事被其上司知道后，就责问他为什么不动手，是否有意让共产党逃掉？这个家伙有口难辩。终于引起上面对他的怀疑，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给秘密除掉了。
刘鼎在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与杨度联系。杨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拥护袁世凯称帝，袁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曾多方设法营救。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做党的工作。杨度在军并阀政客中颇有影响，熟悉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幕和派指系矛盾。刘鼎在和杨度的联系中，获得许多政治情报，并取得和国民党改组派以及青红帮头子杜月笙的联系，通过这些渠道及时了解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动向及其要人的活动。
1931年顾顺章叛变，给中央特科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顾先是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鄂豫皖苏区驻汉口办事处以及中央特科四科负责上海—汉口间的秘密交通员，作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见面礼。说在三天之内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一网打尽。蔡孟坚为了向蒋介石邀功，4月25日晚上就向徐恩曾连续发了六封加密紧急电报。4月25日正是星期六，只有钱壮飞一人留在“大本营”值夜班。当他收到武汉行营侦缉处发来给徐恩曾并转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写有“徐恩曾亲译”字样。电报内容译出后，大吃一惊，当即派女婿刘杞夫（被钱安插在“大本营”做行政杂务工作，实际上担任与上海的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连夜乘火车赶去上海，把这个特急情报通过李克农、陈赓立即报告中共中央。周恩来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领导机关全部搬了家，刘鼎与顾顺章不认识，故留在特科，经过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地连续紧张战斗，赢得了几十个小时的极其宝贵的时间，使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避免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灾难。不久，钱壮飞、李克农安全离开了上海。刘鼎则在险象环生的恐怖气氛下，继续参加到对付叛徒顾顺章和消除隐患的一系列紧张战斗之中。
刘鼎被捕，严守机密，没让敌人得到任何可以利用的线索，后还报告了余飞（时任中央委员）和李竹声（时任组织部长）与南京的特务有联系，后来证明，他们确实是叛变了。大叛徒顾顺章曾来监狱劝降，刘鼎抓住他急于要在新主子面前表功的心态，假意奉承：“你是头儿，我干了什么，你都清楚；你不在了，什么也干不成，我闲在家里无事可干。”顾听了果然乐得忘乎所以，因为他一直对国民党吹嘘说，共产党离了他，情报工作就全完了。刘鼎这句话正中他下怀，于是他拍胸脯对法官说：“他的事我都清楚，都包在我身上好了。”之后，敌人也就不再拷问刘鼎了。顾顺章后来又出卖了恽代英、邓演达等同志，以后又，投靠军统，最后仍然被国民党所枪杀。
刘鼎被捕那天，吴先清外出回家时，立即觉察到周围情况异常，他当机立断，不进家门，得以脱离危险。此后，她就直接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与刘鼎住同院的郑家康，转移后又回屋取东西，遭到逮捕，特务问郑是什么人，刘鼎回答说是房客，没有暴露郑的真实身份。1932年夏，潘汉年派吴先清姑嫂二人到南京通知刘鼎：“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争取早出狱，登报也可以。或打入南京敌特组织秘密工作，或回上海党内工作，由你自己酌情处理。”刘鼎按照特科组织的指示，在狱中开展活动。之后叛徒王展进监狱为康泽招降纳叛，吹嘘国民党中有人准备抗日，拉拢刘鼎与他们合作，刘假装答应，意在争取早已出狱。蒋介石视察监狱，曾接见过一批在押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其中包括刘鼎。此后，蒋介石命令康泽将这批人保释，考核试用。
1932年9月，刘鼎经过康泽等人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刘鼎思索如何摆脱敌人的盯梢。他从旅馆悄悄在溜出来，甩掉了“尾巴”，找到一个地下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护送，连夜赶到上海。由于身份暴露，，他请求到中央苏区工作。潘汉年代表组织批准刘鼎的请求，1933年春，刘鼎化装成商人，由吴觉农送至上海南码头。吴先清仍留在上海。经过这次转移分离，他们的婚姻关系也就终止。
吴先清经常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关系”开展工作，她调中央特科不久，弟弟吴全源由浙江陆军监狱获保释放，到上海来找她。吴先清得知他的获释是因为身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等要职的陈宝骅的担保。陈宝骅还保荐吴全源在反动当局发行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征得陈赓同意后，吴先清把党的联络站设到该刊发行处的楼上。她通过与陈宝骅的“密切”交往，设法从周围的重要人物中获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极其秘密的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狱中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曾通过另外一些重要关系，为贺龙部队弄到一批军火。由于国民党加紧了对黄浦江面的封锁，贺龙派来接应的船只靠不了江边，没能成功。
吴先清的嫂嫂孙儒珍，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的一些同乡。到了三十年代，这些人都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要职。吴先清就请嫂嫂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人。嫂嫂到南京找到国民党首都督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得到帮助，用自己的小汽车护送探监。第二次姑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李进德。李进德怕她有危险，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然后再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他出面疏通。因周至柔也是临海人，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又当过周的机要秘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并且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周至柔一见到吴先清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来了。”吴先清也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关起来。”当然，放出刘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次探监却非常起作用。吴先清一方面利用这些关系，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使刘后来（1932年秋）得以取保回到上海；另一方面，她自己在这些关系的保护下，也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上海。
在白色恐怖下，吴先清曾多次沉着、敏捷地摆脱叛徒的跟踪。1932年，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学与吴先清相对而行。吴先清知道她已叛变，就十分警惕地坐上一辆黄包车飞快而去。1933年，她与刘鼎的二妹同回二妹住所，与一叛徒狭路相逢，要避开已来不及了，只得若无所知的搭讪。叛徒急于知道她的住所，吴先清灵机一动，讲了二妹的住所。分手后，她立即买好船票，送二妹回四川老家去，自己也从陈宣昭家搬出。这期间还一段惊险的经历：1932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春节前，她和刘鼎一起回四川老家。刚过春节，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一位亲戚来报信，说有人告密家里来了一对“共匪”，警察局正在布置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还是依靠这位亲戚，他们坐在箩筐里，用绳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下放，然后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回到上海。
1933年，吴先清调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长。她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老家，请母亲抚养（这个儿子现在陕西省工作）。她每天以贵夫人打扮，大摇大摆地进出于上海一些重要人物的家中；陈宝骅夫妇经常驱车前往吴先清的住所，使住在隔壁的上海市公安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介意。
1934年夏，陈修良在日本东京得知吴先清仍在上海负责一个组织的工作，即托人带口信给吴先清，要求与中央接关系。吴先清一面约陈修良来上海，一面向上级汇报。陈修良到上海接上了关系，仍派她回东京工作。不久，吴先清独自到东京，陈修良十分敬佩。1935年5月，吴先清所在组织的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党中央打电报通知吴先清“迅速撤离回国”。6月，吴先清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又立即送她去苏联。
9月，吴先清化名罗莎，进入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一年后，等待回国时，找到了七年前留在异国的儿子莫阳。1937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也波及莫斯科近郊的马霍夫招待所。吴先清预感到自己和其他同志有受不白之冤。她曾对李正文说：“苏联的政治空气这样紧张，我们会不会因他人的诬陷，被冤枉捕入监狱？”果然不出所料，那个翻译以女同志房间不能住男小孩为理由，开始要她把孩子交给男同志看管，后来一定要她把孩子送回国际儿童保育院。11月的一天下午，来了一个苏联大校军官，说有首长找她谈话。宣布吴先清为“日本间谍”而被逮捕。开始被关在监狱，不久被流放西伯利来服苦役，不知所终。
后吴先清到苏联的邓小平爱人，李铁映的母亲金维映（罗迈夫人）也在苏联失踪。金维映（1904—？）），原名爱卿。浙江岱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定海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领导岱山盐民斗争。1930年在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次年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科，中央军委动员部副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二届执行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后任抗大女生大队政治协理员，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患精神病”后下落不明。
刘鼎在撰文纪念中国早期的革命活动家、莫斯科东方大学校友彭干臣烈士时，和魏文伯一起证明了“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是彭干臣，而不是传闻所说的朱德，从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5年8月，三机部原党的核心小组对刘鼎1931年被捕和1935年被俘问题作出“1931年自首叛变”和“1935年投敌叛变”的错误结论，并提出因特殊贡献，不以叛徒论处，保留党籍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又于1978年1月批复同意，并作了通报，使他心里特别难受。终于在1982年3月19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请求中央复查，重作结论，并在同样范围内公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接到刘鼎的申诉信后，批示中央组织部速办；中央组织部批示中共三机部党组迅速复查。中共三机部党组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复查，并于同年4月4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复查结论。
一、关于1931年在上海被捕问题 刘鼎同志在上海我党特科工作时，确因叛徒出卖，于1931年10月10日晨在上海外滩公园被捕，关在租界巡捕房。于10月12日经江苏省伪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引渡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监狱关押十馀天，即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暂判二年，监押在南京陆军监狱。1932年7、8月由物务头子康泽保释出狱，考核试用。在等候分配工作时，于10月间逃回上海找党。刘鼎同志被捕后，敌人当即逼问其住址和同党，刘鼎同志为保护同志，以供假地址和拖迟时间的方法应付敌人，使家里人（当时的爱人吴先清、妹妹甘棠，及同住的郑家康和郑的爱人安娥，均系地下党员）得到他被捕的消息，而及时转移。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说出真实地址。当敌人带着刘鼎同志到家搜查时，恰巧郑家康转移后又回家取东西碰上敌人被捕。当时刘鼎同志只说郑是他的房客，未暴露郑的身份。刘鼎同志被捕后，化名戴忠、甘作民，承认加入共产党青年团，担任报告事务，还写了一纸署名“甘”的材料，其内容多系编造和似是而非，没有暴露党的机密。蒋介石视察南京监狱时，为了诱骗一些在狱人员为其效劳，曾接见过一批在押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刘鼎同志也一起受到接见。之后，蒋介石下令给康泽这批人“保释、考核、试用”。刘鼎同志在保释出狱等候分配工作时乘机逃回上海，向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汇报了被捕后的主要情况。1932年春被派往江西苏区工作。刘鼎同志被捕后，按照当时新特科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假自首、假投降的精神，相机应付敌人，承认了身份，写了“自首书”，但没有暴露党的机密，没有供出同志，与他有关的重要人事均安全存在，党的组织未遭到任何破坏。原结论说，“供出了我党重要机密”，定为“自首叛变”，是不符合实际的，应予纠正。
二、关于1935年在江西被俘问题
刘鼎同志1935年在我赣东北兵工厂任政委时，正值国民党向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我兵工厂即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同年7月间，刘鼎同志和其他四个人，在一次夜间转移中遭敌伏击、冲散。天明之后，刘鼎同志在寻路时被敌军俘虏，被缴去手枪一支。押送江西横峰敌二十一师师部，后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转送九江感化院（即俘虏营——作者注）。于同年10月从九江感化院逃回上海，找到党的关系后，被介绍去延安，途经西安时，与张学良接头，做了一段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到延安。刘鼎同志被俘后，说自己是搞技术工作的。押在敌二十一师师部和九江感化院期间，确曾先后两次向敌人画过我兵工厂部分产品的图样。均属一般性问题。原结论“自动下山携枪投敌”，定为“投敌叛变”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刘鼎同志在上海被捕和在江西被俘问题的主要情节已经清楚。本人申诉、交代与旁站材料基本相符。
刘鼎同志在被捕、被俘后，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党的组织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而且都是自动乘机逃脱出来，积极找到党的组织，坚持革命，积极工作。几十年来为我兵工建设做出了成绩。特别在西安事变中是经过考验和有贡献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刘鼎同志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原结论“在上海自首叛变”、“在江西投敌叛变”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意见：撤销三机部原党的核心小组1975年8月25日《关于刘鼎问题的结论报告》，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潘汉年同志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后，对刘鼎同志的历史问题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1986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发出了《关于为刘鼎同志彻底平反的通报》：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刘鼎同志是忠于党的事业的。1975年8月三机部为刘鼎同志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为刘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特此通报。
抗美援朝战争中，兵工战线的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日夜奋战，除生产出大量枪炮、弹药外，还研制生产出了火箭弹、无座力炮等反坦克新型武器，供应了前线。国内武器生产基本上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是有贡献的。刘鼎同志主持兵工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也是有成绩的。刘鼎同志主管兵工生产，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处分决定中说他“对抗美援朝不负责任”、“在执兵工建设方针中，表现有严重的消极思想，妨害了兵工建设”等等，是不妥当的。
决定撤销1953年4月6日中纪委《关于刘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建议撤销1953年4月16日政务院《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所犯错误的通报》。恢复刘鼎同志行政工资七级。
6月2日，中央组织部顾问郑伯克代表中纪委和中组部到北京医院床前向他宣布，消除了压在他头三十多年的一个包袱，使他安然离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习仲勋、李鹏、姚依林、萧克、黄华、吕正操等同志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曾经到医院看望。7月25日，刘鼎病逝，终年八十四岁。9月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鼎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杨尚昆、姚依林、薄一波、宋任穷等前往参加。刘鼎的生前好友共八百馀人参加了告别。
宣中华“好汉头颅为党落”，死而无怨。刘鼎在临死前全部冤屈得以洗雪，安然而去。而他们所爱的人却不明不白“因公牺牲”，至今思之，令人扼腕唏嘘。

朱汝略 奚永宽 《浙东军事芜史》第十一章

原来是他， 《西安事变》电影里有他。。。

mm6fan 发表于 2015-3-9 16:22
红色女特工吴先清--隐蔽战线的神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