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八千流亡师生台湾蒙难记
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国民党党员）带领八千多名师生流亡到澎湖，澎湖驻军意欲强征学生入伍充当兵源，并对不服从命令者血腥镇压。在这次事件中，张敏之等100多人被枪决，1000多学生被秘密投入大海。2000年，震动全岛的该案得以平反，有关方面在澎湖县马公岛上建了一座“七一三事件纪念公园。本刊特约传记作家汪幸福多年来一直不断查阅相关档案资料，最终弄清了这件国民党逃台后制造的最大冤案的来龙去脉，并将此案内情披露出来。本刊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张敏之与流亡师生要说清山东八千流亡师生在台蒙冤案，先必须从张敏之其人说起。
张敏之，山东牟平县人，生于1907年。张1914年在牟平当地念私塾，1921年考入牟平先志中学，因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秀，很得主持校务工作的教务主任崔唯吾喜爱。崔系山东文登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国民党，并成为山东的知名人士。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在各地成立了清党组织，崔唯吾被蒋介石委任为山东“九人清党小组”的召集人。张敏之在先志中学念书期间，也被崔唯吾拉入国民党组织。
1927年，张敏之高中毕业。他原本计划去北平、上海或武汉考大学，因崔唯吾劝阻没有去成。后来，他由崔唯吾保荐，上了陈果夫操控的、专为国民党培养官员的中央党务学校。
张敏之毕业后，国民党将他派往山东“党义教育训练班”担任训育主任，并讲授“三民主义”课程。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到该班受训的女青年王沛兰（与张结婚后改名为王培五）。王系山东济宁县人，家境富裕。两人谈起恋爱后，王的父母嫌张家贫寒，极力反对他们成亲。
因两人在恋爱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太大，加之张敏之对蒋介石的许多政策、做法有意见，决定以求学的名义离开山东。张敏之报考了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并被录取；王培五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
1931年8月，他们回到济南结婚。据王培五说，他们结婚时，因男方家实在拿不出聘礼，张敏之就拿着两本书对她说，他们是在训练班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的，就用他当初讲课用的两本讲义 《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作为聘礼。她虽觉得张此举意外、唐突，但也没有反对。
张敏之大学毕业后，国民党中央党部通过崔唯吾找他从事党务工作，他因一心想做教育工作，谢绝了国民党的盛邀，但仍保留国民党党员身份。
1931年冬，张敏之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37年，山东省教育厅将张敏之调到省立烟台中学任校长。过了两年，日军打到烟台，张敏之带着1500名学生转移至牟平县山区，并在那里成立第六联中。其后，第六联中奉命改为国立第22中，校长由国民党第28集团军司令官李仙洲兼任，张敏之改任教务主任，负实际责任。此时，学校规模扩大了四倍多。1943年，因山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连连失利，张敏之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立即将全校7000师生转移至陕西。直到抗战胜利，他与学校师生才返回山东。后来，山东重建省立中学时，国民党再没用他，派刘泽民任校长。
直到1947年底，张敏之正准备带妻子及儿女赴台湾时，突接老同学、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原省政府委员、青岛市市长李先良的信，告知因局势混乱，山东地区许多国民党官吏、地方士绅及地主的子女失了学，处于无人管的状态，为安定社会，省长秦德纯下令成立一所山东难童学校，由他任校长，希望张不要推辞，立即将学校建立起来，并承诺由省府拨付经费。张敏之最终应下此事，并克服诸多困难，办起了难童学校。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各战场连连溃败，秦德纯、李先良要张敏之将山东难童学校师生带往上海，张敏之只得带着数百学生往上海转移。接着，烟台各中学的千余师生也到了上海。这样，在上海的山东各中学学生总数达到了2000人。
秦德纯得知山东各地中学师生到了上海，便下令成立一所烟台联合中学，简称烟台联中，并要张敏之召集各校校长开会推举一人为总校长，以负全责。尽管烟台各中学的人数远远多于难童学校师生，因张敏之在山东教育界名气较大，烟台各校校长一致推举张敏之为总校长。
辛酸流亡路
烟台联中师生在上海住了几天，便按原计划去南京。他们在南京落脚两三天后，情势又突变。随着蒋军在各战场惨败，国民党控制区域的学潮此起彼伏，加之北方流亡青年陆续往徐州、南京跑，而且越聚越多，蒋介石非常担心流亡南京的学生投入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潮中，下令教育部将山东烟台联中师生往湖南转，将河南学生迁到江西地区,而且所有学生必须在三天之内离开南京。
张敏之接到教育部的命令后，颇感为难。因为既无交通工具，又无粮草，2000余人离开南京，生存就成为大问题，但江河日下的国民党政府管不了那么多，连连派人催促张敏之赶快带学生走。张敏之无法，只得在南京城内四处找山东籍或与山东有关系的要人募款，作为流亡师生途中的生活费。募的钱虽不多，但能帮助解决一些途中的难题。
1949年初，张敏之带领着2000余师生上了路。走到中途，张敏之感到去湖南也不安全，经与同行的各校长商量决定，改道贵州，并设法在贵阳市建校复课。
1949年4月，他们到达湖南新化县。休息了一天，他们得到消息：国民党政府已南逃广州，山东省政府的官员也去了广州。张敏之遂又与同行的各校长商量去不去贵阳，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守不住南京，广州也难保住，去贵阳办学也难以长久，倒不如将学生带往广州。意见统一后，张敏之又带着烟台联中的师生向广州进发。
到了广州，张敏之得知山东济南第一、二、三、四、五联中，还有昌维中学等几所中学的部分师生也到了广东，几所中学师生人数达到8000人。他还了解到，国民党政府已决定迁往台湾。
根据形势的变化，张敏之感到他们下步如何走，也应有个方案。于是，他邀另几所中学校长在一块儿研究、讨论下步行动计划。校长们都认为，他们再无能力带领山东出来的学生了，要赶快找省主席秦德纯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反映，请求他们帮助解决往哪里去的问题。
几名校长决定马上去找秦德纯，要求去台湾，在台设立一所山东联合中学。秦德纯听了张敏之等人的报告后，说当初没想到局势变化得如此之快，也未想到整个大陆也快保不住了，并说是他叫大家离开山东的，他不推卸责任，尽力找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和台湾省主席陈诚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秦德纯先找了杭立武，杭说如果是迁往云南、四川，教育部可支持，甚至还可拨给一些经费，如果是去台湾设一所山东联合中学，以后其他省市都提出这个要求，台湾难以容下，政府亦恐难以应付，原制定的管制入台措施也难以施行。
杭立武不予支持，秦德纯又去找来广州开会的台湾省主席陈诚。陈诚提出了两个苛刻条件：第一，思想不坚定者,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拥护者要清除，此事由校长和班级辅导老师负责和担保；第二，年满17岁的学生必须入伍接受军训。
陈诚这两个条件，特别是第二个条件，使多数校长和学生不同意，因为17岁学生大多在念高中一、二年级，一旦入伍就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高中毕业证也拿不到。这些学生跟随校长、老师们南逃，目的就是求学，不是当兵。
张敏之将校长、老师们的意见再向秦德纯作了反映，秦说他为此事已尽了全力，陈诚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允许这8000人赴台，已是天大的面子，再找陈诚不起作用。秦德纯还告诉张敏之，澎湖防卫司令官李振清是山东人，如果考虑照顾入伍学生或赴台办学方便的话，干脆去澎湖。俗话说，亲帮亲，邻帮邻，老乡胜亲情。有的学生不愿入伍，李振清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们很反对的第二条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为慎重起见，张敏之等人要求秦德纯约请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作一次会谈，学生到澎湖后，要保证让学生有继续上学的权利，年龄较小的一律进当地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年龄大一点的，考虑到他们高中还未毕业的情况，可否将17岁的入伍年龄提高到18岁，并保证他们半天军训，半天上课。秦德纯觉得张敏之等校长的意见有道理，答应从中协调。
第二天，张敏之等校长与杭立武见了面，杭考虑这批学生只去澎湖，不进台湾，愿望也甚合理，答应了张敏之等人的要求。张敏之等人并未想到，杭立武是文人，与军界无任何关系，甚至连国民党党员也不是，怎么管得了混乱时期的军方和横行霸道的澎湖防卫司令部？
山东流亡师生能去澎湖，秦德纯松了一口气。他一面派人帮助山东师生联系去澎湖的船只，一面召集张敏之、邹鉴等校长开会，交代这批师生去澎湖的有关事项，指定张敏之为总校长，其他各校长都要听从张的指挥。
进入澎湖列岛
1949年6月22日，山东8000名流亡师生在张敏之的带领下，从广州黄埔码头乘上开往澎湖的 “济和号”轮船。25日晚，“济和号”轮到达澎湖渔翁岛。
为何要将他们送入渔翁岛呢？原来，陈诚担心山东师生中混入了共产党，下令这批师生不入澎湖，先送渔翁岛，由李振清、韩凤仪的部队负责审查，如没发现问题就将他们征入军队。
李振清，山东清平县人，生于1901年。1939年任第四十军第106师副师长，1942年升任师长，后又任第四十军军长。1948年，李兼任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同年12月又兼任河南省政府豫北办事处主任。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发起安新战役时，李的部队大部遭歼。同年5月，国民党用军机将李的少数残部运往澎湖，并重组了第39师，隶属新设立的澎湖防卫司令部，李任中将司令官。
此时的李振清实际是个空头司令，所辖部队只有一个残缺不全的第39师，约500人。此次突然送来8000名师生，他就在盘算如何利用这批师生扩充队伍，家乡数千学生的求学、前途问题，他根本未考虑。而第39师师长韩凤仪，也有急扩人马的想法。可以说，山东8000流亡师生来到澎湖，成为李、韩扩充军力的绝佳机会。
据张敏之夫人王培五说，渔翁岛是澎湖县三大岛中最荒凉的一个岛，举目远眺，寸草不生。这么多师生上了岛后，军方既不帮解决住的问题，也不提供食物，甚至连喝的水也找不到一口，使上岛的师生心凉大半截。大家颇纳闷的是：千里迢迢追随国民党政府，怎么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待遇？
为了生存，张敏之便带着各校校长与老师在岛上四处寻找住地。找了一两天，没有一间可住的房子，甚至连草棚也未寻到。张敏之去找防卫司令部帮忙，他们说无能为力，要师生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澎湖防卫司令部的态度，使张敏之感到，原以为投靠老乡司令官李振清会得到一些照顾，看样子不可能了。
没有办法，张敏之只得与各校长商量将师生分散到几十个岩洞里住。这些岩洞是当年日本统治台湾时开挖的，主要用于储存武器。岩洞里面阴暗潮湿，毒虫甚多。由于条件太恶劣，入洞两三天后，就有二十余名学生病倒，因得不到及时治疗，有几名学生病死在洞中。
师生们暂时安顿下来后，张敏之便领着另几个校长去找李振清商量如何让学生恢复上课的问题。一见面，李振清就不冷不热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们办教育的人，不能只考虑教育，还要关心党国大事。如果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教育问题，共军打来怎么办？”李振清一席话，如同一记闷棍，打得张敏之等人不知说什么好。
张敏之正要开口提要求，李振清很不耐烦地说：“现在是特殊的战争时期，国军官兵正在与‘共匪’作殊死的决战。这两年国军损失很大，现在急招新兵补充。你们来到这里，是对反共战争的支持。有关你们这批师生的安排问题，上司已有令，我和韩师长将坚决按上面的要求办理。来的学生都要作好当兵的准备，你们现在都回去，等候我们司令部的命令。”
李振清的话使张敏之等人感到，亲不亲故乡人的观念在李身上不存在，此人只有个人利益，没有乡亲观念，学生南下读书的愿望已落空。
http://www.dubaocankao.com/html/top/2011/0501/1060.html
强逼学生入伍
1949年7月12日下午，澎湖防卫司令部突然派两名士兵给张敏之传达命令，要张13日午饭后将全体师生带到防卫司令部的大操场上，李司令官和韩师长要对全体师生训话。
张敏之感到军方强迫学生入伍的时刻到了。他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害怕学生失去学习的机会，又担心学生不愿从军与官方发生冲突。但是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只好按军方的命令将学生全部集中起来，并带到防卫司令部的大操场上。
下午两点，突然开来一批荷枪实弹的军人，并迅即将操场上的师生包围起来，所有持长枪的士兵将闪闪发亮的刺刀对着学生，正面台上还架着几挺机枪。不一会儿，韩凤仪走上台，对台下的学生们说：“各位校长、老师、同学，澎湖防卫司令部中将李司令官和我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澎湖已成为反共的最重要的前线，承担着保卫台湾的重任。当前国家遭难，读书对同学们虽然很重要，但当兵保国、反共更重要，更光荣。从现在起，同学们就要从军，成为我们国军的一员！”
他说完，就向台下一军官喊道：“开始点名！”这名军官立即扬手命令站在身旁的士兵开始“点名”。点名其实就是整队，由士兵将班级打乱，一律再按个头高矮排队。然后，每排学生前面站两名士兵，一人拿日式长枪，一人拿绳子。拿长枪的士兵用枪量学生身高，凡身高超过步枪的学生，不问年龄，一律入伍，不服从的捆绑起来送禁闭。学生立刻骚动起来，并叫喊道：“我们要读书，不去当兵！”还有几个学生向张敏之哭喊道：“张总校长，你怎么不要我们呀？我们要跟你读书！”
站在旁边的张敏之听到学生的哭叫声，十分难受，觉得军方此做法既违背了当初与教育部达成的口头协议，又不分年龄、年级，十分荒唐。第四联中的校长愤怒至极，要张敏之出面与军方交涉，张去找李振清交涉时，还没讲几句话，就被李粗暴拒绝。李还愤愤地质问张敏之：“你知不知道，你带的这些学生是我用钱买来的，每个花了3块大洋！”（实际付的是来澎湖的船票）
张敏之见李振清如此横蛮，实在忍不住了，奋力冲到学生中，将那些年级低、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的学生挑出了百余人，然后对他们说：“我们在广州与教育部已达成协议，你们太小太弱，当不了兵，跟我回学校去吧！”
李振清见状，气得青筋直冒，认为张敏之的行为损害了军方的威信。他走到韩凤仪身边耳语一阵后，离开了现场。
不一会儿，场上枪声大作，有的学生腿被击穿，有的手被打断，烟台的李树民、唐克忠等学生被刺刀刺成重伤，还有一名学生的肚子被刺破，肠子流了出来，操场上血流成河，哭声震野。
张敏之及其他校长、教师见状，心如刀割，但在刀枪的威逼下，又毫无办法。张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当时的惨状有如下一段回忆：
不断有学生中弹倒地，也有被刺刀刺伤的，在旁的学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同学倒下，老师也无法搭救，只能叫大家冷静，蹲在地下不要动。那些士兵原本只挑不是致命的部位下手，但学生的哭喊与哀号声越来越大，反而更振奋和激发了残忍的士兵。学生的哀嚎声越大，他们手中的刺刀便越挥越有力，死伤也就越来越多。在枪刀子弹下，天色渐渐暗了之后，学生渐渐放弃了抵抗，只有接受命运的安排，被拆成一组一组带开了。
澎湖防卫司令部将挑出的5000学生弄到一边，一名军官向他们告知从现在起，这5000人编入第39师部队，正式开始军训，并强迫学生当场换装。另外2000多个年小体弱及不能当兵的女生，连同张敏之和另一校长邹鉴则当场被宣布软禁。被打伤、刺伤的数十个学生躺在血地上痛苦地呻吟，军方不闻不问。
山东流亡师生在南逃途中组合的联合中学，在澎湖被军方用武力解散，学生们的求学之梦也彻底破灭。
遭重刑屈打成招
张敏之被软禁后认为，山东流亡师生与军方的分歧再难以与澎湖防卫司令部相商。要解决问题，只有去台湾找山东要人反映，并请他们设法解救这8000师生。
张敏之未料到，他和部分反对学生入伍的师生，已深深地触怒了李振清、韩凤仪，那些低龄、体弱的及一些女生，也已成为他们军方的累赘，他们决定采取两项措施处置这批人，一是以共谍名义，将有一定身份和知名度的张敏之等人起诉,并置之死地；二是秘密将那些未成年的对军方没有用的学生悄悄处理掉。因此事一时难以操作，澎湖防卫司令部便将案件拖了一段时间。
在这期间，张敏之不停地给在台湾的山东要人及崔唯吾等人写信，反映8000名山东流亡师生的危险处境，请求他们设法搭救。那时，台湾局势混乱，国民党官僚们根本无法顾及此事。后来，他们接到的信多了，感到里面可能有问题，便由秦德纯从中协调，派原山东教育厅厅长徐轶千到澎湖探个究竟。徐在澎湖住了三天，听到山东流亡师生骂声连连，还有的学生拿着血衣声泪俱下向他控诉澎湖军方的暴行，便找李振清商谈如何把这些师生的问题处理好，并建议给张敏之安排一个官职。李振清在徐轶千面前不承认武力镇压学生，并拿出假课程表说，大部分学生虽入了伍，其学生身份仍未改变，数理化的课也在上。对张敏之，军方很尊重；对学生的学习及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也非常支持。
徐轶千走后，澎湖防卫司令部派人警告张敏之，再不要乱给在台湾的各要人写信，否则不客气。与此同时，李振清给了张敏之一顶官帽——新学校指导员，负责师生的监督工作。张敏之认为,他虽是国民党员，更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把这批学生培养成有专长或对社会有用的人，是山东许许多多家长对他的期望，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基于此，他拒绝了澎湖防卫司令部给他封的官职，继续给台北的各要人写信。
张敏之此举，又一次触犯了李振清，李下令澎湖地方邮政局：从今以后，扣留张敏之的任何邮件。这样，在台湾的国民党要人再难知道澎湖山东流亡师生的任何信息了。
同时，李振清、韩凤仪两人密商后，决定以“清匪”的名义，向台湾省政府呈一报告，上面一批就动手。为使报告能快些批下来，李振清叫韩凤仪专程到台北去向时任东南行政长官、台湾省主席陈诚汇报，韩凤仪甚为积极，立即携报告赶往台北。
韩凤仪见到陈诚，将他与李振清商量的意见向陈作了报告，并说张敏之系中共南下工作团的负责人，已发现他带到澎湖的师生中混入了不少共产党，他们这次在学生中征兵时，遭遇到很激烈的反对，就是以张敏之为首的共产党在背后策动的。
陈诚偏听偏信，既不详问也不作分析，就很严肃地对韩凤仪表态说：“检举匪谍，人人有责，你回去告诉李振清，要将混入的匪谍都查出来法办，你就说是我叫你办的。你现在是师长，匪谍出在你的部队，如果不查办，你将难脱责任。”临走时，陈诚还嘱韩凤仪要抓紧办理，并说他马上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司令彭孟缉，叫保安司令部派人到澎湖予以指导，必要时也可由保安司令部接过来办。
韩凤仪回到澎湖后，将陈诚的指示转告了李振清。恰在这时，李振清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防部”调他去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的命令。李觉得，他是山东人，一旦查办共产党嫌犯，就会使很多人丧命，作为同乡，那就太难堪了，更何况是假案。这次上面调他去受训，正好避开这一尴尬。
李振清告诉韩凤仪，怎么行动，如何处置，因他是山东人不便过问，都由韩作主，最好是等他离开澎湖后再动手。韩凤仪根据李振清的交代，又将此事交给他的政治部秘书陈复生办。陈复生马上组织政工人员刘苍惠（后提拔为师参谋长）、尹殿甲等人编造了一大本共产党嫌犯的假证据。
没过几天，台湾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一帮特务到了澎湖。他们看了陈复生、刘苍惠等人搞的“证据”后，当即决定接办此案。1949年9月初的一天，张敏之、邹鉴等7人被正式逮捕，并被解押至台北市西宁南路38号台湾保安司令部关押重刑犯的黑牢内。
随后，澎湖防卫司令部又将百余与张敏之、邹鉴接触较多的师生逮捕，分别关押在马公岛、渔翁岛、桶盘屿等处，并用酷刑逼迫他们承认是“共匪”，张敏之系“中共胶东区委执行委员”、“南下工作团首领”。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政工人员还经常以审案为由，将关押中的女生带到海边沙滩上强奸，稍有不从就遭毒打。在人迹罕至的孤岛上，受害女生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崔唯吾等人得知张敏之被押往台北后，甚为焦虑。台湾近年新披露出来的有关史料记载，崔唯吾为救张敏之和抓捕的学生，从9月6日起，就在台北四处活动，先后找过东南长官公署办公厅主任郭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立柏、情报处处长吴镛祥、督察处处长陈仙洲等人，其中吴镛祥还是山东人，而且与张敏之是同班同学。吴虽有“国大代表”身份，在台情治单位也有一定的地位，因案子不是他所在处侦办，加之特务头子彭孟缉管束、督促甚严，吴想救张又无能为力，只能躲在幕后给崔唯吾出点子、提供信息。
崔唯吾奔波数天后，联络到山东籍的一些党政要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知名专家学者宋志先、杨宝琳、石钟，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的母亲王隽英女士在内的20余人联名作保，并向陈诚呼吁释放张敏之等人。他们还给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彭孟缉写信、打电话，向彭联保张，因张案是陈诚表态叫办的，陈、彭自然听不进。原任过山东省主席、青岛市市长的“总统府国策顾问”沈鸿烈及秦德纯为挽救张敏之的生命，也出面找了不少人。
11月27日，绝望中的张敏之设法从狱中托人带一纸条给他的同学吴镛祥及崔唯吾的同乡丛芳山，告知他现关押在台北，案由保安司令部经办，在澎湖因遭重刑屈打成招，到台北已否认，估计是最重刑，盼他们及其他山东老乡搭救。吴马上将信转给崔唯吾，崔看后当即将一些关心此案、能够出力的山东同乡请来商讨解救的办法。他们再次设法找到了掌握生杀大权的保安司令彭孟缉，彭答复说：“案情重大、复杂，张敏之、邹鉴已供认在三十五年冬（1946年）参加了共产党，两人还在庭上对了质，审判程序很民主、规范。”崔唯吾等人从他的语气判断，国民党高层已将张敏之等7人的案子作为特别重大的案件办理，且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了。
http://www.dubaocankao.com/html/dujiategao/2011/0511/1109.html
张敏之等七人被枪决
1949年12月5日，由陈诚批准，并报经蒋介石同意，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涉嫌匪谍”罪，判处张敏之等7人死刑。6日，同为山东籍的姚公凯得知此消息，立即告诉“国大代表”石钟，石连忙与众乡亲相聚商量营救办法，并决定分头行动。遗憾的是，所有的营救办法均不起作用。7日，台湾保安司令部将张敏之等人转移至专门关押死刑犯的牢房。11日晨，台湾军方将张敏之、邹鉴及学生刘永祥、王光耀、张世能、明同乐、谭茂基秘密押往台北市处决政治犯的刑场马场町执行枪决。张敏之死时留下一个小提包，里面唯一的物品就是山东流亡师生花名册。
当天，台湾保安司令部通知张敏之夫人王培五领取张的骨灰。王培五在吴镛祥等乡亲的陪同下，去台北极乐殡仪馆查看张敏之的遗体并与之告别。张敏之的尸体火化后，王培五因无钱买墓地，只得将丈夫的骨灰携带在身边。
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台湾省政府的《新生报》分别以大标题《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保安部破获兵运机构，百余匪谍一网打尽》、《你们逃不掉的，昨续决匪谍七名》，报道了张敏之等被处死的消息，判决书及新闻消息中罗列张敏之等人的犯罪事实是：
张敏之于三十五年（1946年）冬，在青岛由匪干周孟英、刘次萧介绍加入匪党，初在文化工作研究会工作，并利用新闻记者联谊会等名义，从事吸收新闻文化界人士参加共匪工作。嗣后于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奉匪命令，利用训练难童及青岛自卫队等机会，从事宣传共产主义，发展组织，并任共匪胶东区执委，奉派在烟台联中领导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随后他又伙同邹鉴吸收5个学生，均以流亡学生为掩护，散布谣言，煽动学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其最显著的不法行为，为烟台联中学生自烟台、青岛等地流亡上海，转赴湖南，于三十七年（1948年）间途经杭州时，张匪敏之、邹匪鉴、刘匪永祥等，领导全体学生捣毁杭州火车站。该校迁徙广州后，“政府”乃将所有流亡学生悉数拨给驻澎湖陆军第三十九师编训，冀为“国家”有用之才。该匪等竟不知洗心革面，仍遵匪方命令，潜伏军中秘密活动，阴谋破坏建军工作，并分别着手调查部队主管姓名、装备情形及要塞地形，再向香港匪方报告，被陆军第三十九师查获。报由本部将该匪犯扣押，除其余匪徒党羽另案办理外，案经审理合予判决。
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在报道张敏之等7人处死的消息时，还刊登了未具姓名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发言人的谈话，谈话中这位
发言人对已被处决的张敏之骂道：张敏之背叛党国，投机取巧，丧心病狂，实属万死不足以赎其辜！
难以数计的学生被推入大海
张敏之等人被枪决后，台湾当局的特务机关及澎湖防卫司令部对已抓捕师生的迫害并未停止。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49年12月15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台湾保安司令部先后从澎湖将99名山东流亡师生押到台北马场町枪决。另有尹广居、王子彝两名学生因受酷刑死在狱中。被枪决的学生中，最小的只有14岁。他们被枪毙后，因无亲属收尸，保安司令部便用大卡车拖到台北郊外六张犁一带的大土坑中掩埋。他们死时，什么也没有留下。
除押往台北枪毙的100多人外，原被软禁的有2000多学生，因实在太难罗织罪名，韩凤仪及他手下的政工人员，决定将他们中的一部分推入大海。据一些幸存者说，在澎湖遭软禁的学生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平时与张敏之接触比较多，二是一心求学，成绩比较优异，三是极不愿到国民党军队当兵，四是坚决不说假话，不愿诬陷张是匪谍的。对这几种学生，韩凤仪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学生，不除掉对编入其部队的新兵有影响，故要设法除掉。
他们利用夜幕的掩护，将这些无辜学生用船运到海中沉溺，一次10至20人。有一个会游泳的李姓学生，因装他的麻袋破了一个洞，他被推入大海后，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使尽全身力气挣开了捆绑的绳子，从袋子的洞口处钻了出来，然后游到岸边，逃过一死。李姓学生后来在其回忆文章中说：
我和十几个学生被蒙着眼睛押上船，船到海中就停下来。学生们被推出船舱，黑眼罩被取下，一道强光射下来，我抬头一望，船头上架着一挺机枪，沿着甲板站着一个个士兵，端枪瞄着学生。这时，来了一群徒手士兵，两人架着一个学生，拿出一个麻袋，快速地将学生套上，套牢后打上一个死结，再猛力往外一推，噗嗵一声就沉入水中，没有挣扎，没有喊声，船上乱成一团，但一个接一个地装入麻袋丢入了大海，短短几分钟，一个个鲜活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李振清、韩凤仪的澎湖防卫司令部用这种办法杀害了多少山东流亡学生，因无任何记载，至今是个谜。据少数存活下来的学生说，原被软禁的约2000名学生，有三四百人被送内湖新生队管训，后又转往台东绿岛关押多年；另有年龄小、个子矮的约300人暂留在澎湖防卫部子弟学校，然后再转往彰化县员林镇实验中学。其余的1000余人多被丢进了大海。那位侥幸活下来的李姓同学也说，在他被扔入大海之前，已运了好几船走了，他之后又运了多少船，因他再不在软禁地，说不清楚，但丢入海里淹死的人应不在少数。
张敏之亲属再遭迫害
张敏之被处决后，其夫人王培五及6个子女也受到国民党及军警的多重迫害。
据王培五说，过去，全家人均靠张的薪水生活，张不在就苦了她和孩子们。张敏之被处决的消息在台湾最大的两家报纸一刊登，她和孩子就成为“瘟神”，人人避之。山东籍的许多要人心里虽然知道张敏之不是共产党，也很同情她的艰难处境，因怕惹麻烦不敢伸手搭救她及孩子们。为了活下去并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她便带着6个子女在台湾四处流浪、乞讨，
并寻找求生的门道。
1950年春，她和孩子们流浪到高雄时，见到张敏之过去的同事管东屏。管见她和孩子如此凄惨，顿生同情之心，除送给他们一些吃的穿的之外，还将他们一家收留在寿山气象所的住地。
王培五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想凭自己的专长在高雄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哪知，她和孩子们在寿山落脚没几天，国民党特务就找上门来，逼问她为何要到高雄，与管东屏是什么关系，打算在寿山呆多久。管东屏也受到高雄保安司令部的巨大压力。有一天，管东屏悄悄告诉王培五，保安人员已来找他数次，说她是共产党嫌犯的同路人，非常危险，他再不能收留她了，否则他的饭碗保不住。为了不牵连管东屏，王培五与孩子们含泪离开了寿山气象所。
王培五与孩子们在高雄流浪了两天，听说进教会吃饭不要钱，决定投奔高雄基督教教会。她未料到，国民党特务如影随形，一直在背后监督着她。她在教堂刚安顿下来，教会一负责人就来告诉她，治安机关已来“临检”了两次，弄得信教人员十分紧张，他们命令教会不得吸收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信教，请她赶快离开，以免给教会惹麻烦。没有办法，她只好牵儿带女走出教堂。此后，王培五还找过几处落脚点，都因台湾保安司令部的施压、恐吓，使她和孩子们不得不离开。
通过这一连串事件，王培五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太恐怖，她和孩子们不宜在管制严格、特务如麻的城市中呆，决定到偏僻的县或乡缜去谋生路。这样，她便带着孩子往东南方向行走。到了屏东县潮州镇，她听说该镇有个万丹中学，是屏东县内比较大的初中，便主动去打听是否需要教英文的老师。恰巧，这所中学的外语课刚由日语改为英文，学校正为缺少英文老师发愁。当该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得知王培五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时，决定冒险聘用她。
尽管万丹中学在多方面对她有歧视，如不准她任班主任，不准她住校职工宿舍，只准她一家在校外住很小的一间茅屋等，她也无大怨言。她觉得，只要有工作，凭自己的劳动收入养育孩子们，其他都能够承受。
她在万丹中学的几年时间，尽管特务时常到校监视、查访，但她将英语教学工作做得极其出色，并成为名师，临近的潮州高中也经常来请她去教课。后来，她又被知名的善化、台南女中聘去授课，60年代又被全台闻名的台北建国中学请去任教多年，并成为岛上的知名中学教师，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当年在建国中学就读时，就曾受教于王培五。
她成名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她的跟踪、监视不但未减，反而更为频繁，有时连子女上学、购物，特务的车子也跟在后面，使王家人愤愤不已。1963年、1965年，王培五曾两次给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大庆写信，说她丈夫已死多年，她这十余年一心教书，从未涉及政治，今后也不会做损害台湾国民党及“政府”的事情。希望警备总司令部解除对她及家人的监视、跟踪，以使她与孩子们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样还可为“公家”节约人力财力。陈大庆接信后，既不回信，也不解除对她及家人的监视、管制，而且一直监视到70年代。
王培五感到，只要蒋氏父子继续在台执政，她与孩子们就难脱苦海。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孩子们大一个，她就以留学为名送往美国。她的子女也很争气，6个子女有5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除次女张
焱一人在加拿大外，其余均定居在美国，而且事业均很成功。
艰难的平反之路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山东籍的一些国民党要人，均为张敏之案说了话，而且他们还当面向蒋介石、陈诚作了申述，说此案冤得太狠，死的人又多，应该重新调查并平反，均为陈诚所阻，其理由是“要为‘国家’留点颜面”、“以免影响美援”。按陈诚的说法，这个大冤案不能平反，如果平了反，将使“中华民国”太难看、太难堪了，并将导致美国取消对台湾的援助。
到1970年春，山东籍的多名“国大代表”利用开“国民大会”之机，又鼓起勇气当面向蒋介石陈述了山东流亡师生大冤案，蒋介石敷衍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了解，待复国成功后再究办。”蒋介石的这一答复，将山东流亡师生大冤案的复审、平反之路封堵了。
陈诚、蒋介石死后的一二十年间，王培五及子女们仍不停地通过各种途径申诉，但均被国民党以各种理由所阻挠。后来，张的大儿子张彬作为海外杰出学人应邀回台参加“国是会议”时，也曾向台湾当局的“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等要人陈述其父当年蒙受的冤屈，要求当局为其父平反，孙等人口头答应得很好，但没有下文。
各种申诉不解决问题，王培五就想写回忆录。她认为，她是山东流亡师生大冤案的亲历者，如果不将此内幕披露出来，留下文字记录，这段历史有可能被湮灭。但王培五每次提笔就思绪万千、心乱如麻，难以写下去。
1999年，张敏之的幼子、斯坦福大学电机学博士、美国加州泰安科技公司董事长张彤请台湾作家刘台平、高惠宇二人协助他写了一本10万字的山东流亡师生大冤案的传记文学，书稿完成得很快，但因台湾一些出版社怕惹麻烦，此书迟迟难以问世。
后来，他们找到山东老乡、台湾文经出版社老板吴荣斌，吴了解了此事的内情，对张敏之等山东流亡师生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答应设法出版。吴看过书稿后，认为价值颇高，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吴还提出，为增强可信度和可读性，此书最好以张敏之夫人王培五的回忆录形式出版。为使此书能顺利出版，张彤、刘台平、高惠宇均同意吴荣斌的意见。
1999年12月初，一本长达207页、署名王培五口述，刘台平、高惠宇整理的传记文学 《十字架上的校长——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在台公开出版，使台湾人民对当年山东流亡师生大冤情有所了解。遗憾的是，因当时的环境所限，这本书的印数不大。尽管如此，此书的出版，对台湾当局平反山东流亡师生大冤案、赔偿被害人，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著名作家、学者柏杨阅读过王培五的这本回忆录后，评价甚高，他说：“看了张夫人的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后，我崇拜张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时间，和邪恶奋斗，所付出的痛苦，使人不忍细思，而这正提供了我们一个尊严的榜样，一个战胜巨大邪恶势力的尊严的榜样，她表面上低头折腰，内心永不屈服！”
据山东流亡师生中的幸存者刘复智先生2009年10月5日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的1949：学生被迫入伍，又历白色恐怖》中说，在台湾各界人士的一再强烈要求下，台湾当局直到2000年才为张敏之等人平反，并对受害者予以经济赔偿，但未提获赔人数及金额。
王培五在台湾教育界经过近 30年的奋斗，桃李满天下，是台湾各界公认的杰出教育家。20世纪末，海内外诸多媒体报道过她的传奇生平、事迹。2008年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台湾妇女、教育界的一些团体还发起了一个向她祝寿、致敬的活动。至今，她已103岁，在美国洛杉矶三女儿张鑫家安度晚年。
据报道，王培五虽长住美国，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十分关心，对故乡山东仍有很深的感情，曾四次回乡探亲，并为家乡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王培五及其子女们认为，对张敏之及当年在台冤死师生的最好纪念，是在张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做好事。基于上述考虑，2000年，张敏之的子女以“张敏之教学基金会”的名义捐款10万美元在百年名校、山东省级重点学校烟台二中建了一座高6层、总面积3500平方米的教学实验楼，2001年7月2日此教学楼落成时，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林丽韫及张在美国的6个子女均出席了剪彩仪式。他们还在烟台二中设立了“张敏之教育基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2008年，台湾当局“内政部”根据各界人士、山东流亡师生冤案幸存者及受害人亲属的强烈要求，出资在澎湖县马公岛上建了一座“七一三事件纪念公园”，由台湾知名建筑设计师赵建铭设计。公园标志性建筑系一排排高度为75公分的玄武岩排列成的图案，其间夹杂一些钢柱，钢柱中间设有灯光和风铃。赵建铭说，他作这样的设计，寓意宽恕、和谐，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七一三”事件。
据2008年12月16日《澎湖电子报》报道，12月15日，台湾有关团体在纪念公园内举行了竣工典礼，并邀请张敏之的子女及当年受害学生代表、知名人士出席典礼。参加典礼的人们都认为，历史的不幸事件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健忘，纪念的目的不在记恨作恶者，而在告诫后世再永不发生类似的悲剧。
行笔至此，此文似应结束了。为使读者更加详细了解这个大案的人和事，笔者再就这起大案中的主要人物及事件的结局作一简叙。
李振清是这起大冤案的祸首，后来并未受到蒋氏父子的重用，更未大紫大红。官职也不过是台湾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1964年又调到 “国防部”任委员，1970年退役后任台湾土地银行顾问，都是一些闲职。1976年4月，李因病在台去世。据说，李振清死时，山东籍的许多人都暗地骂他“死有余辜”。
韩凤仪后来因第39师划拨给第九十六军，仍任师长，1952年，第39师番号被撤销，原部队官兵打散被分编到第四十五军第57、58师，韩任第四十五军少将副军长。50年代，韩因滥杀澎湖学生案被人告发遭关押数月，后被人保出，1986年7月在台湾病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山东流亡师生中有极少数人后因各种机缘上了大学,还有几人赴美国、德国、西班牙留学，回台后官运亨通，有的做到了 “国防部部长”、“警政署长”、“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总司令、大学校长，如孙震、颜世锡、卢毓钧、王文燮、李桢林、王若愚、欧阳勋、杨其铣等人，但令人颇为遗憾的是，当年的山东流亡师生大冤案，这些上层官僚、精英们却一律禁声，无论是山东同乡会的刊物，还是台湾媒体，很少看到他们客观回忆、论述、评价这起大冤案的文字。 （完）
http://www.dubaocankao.com/html/dujiategao/2011/0521/1151.html |
发表于 2015-2-1 16:24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发表于 2015-2-1 17:21
发表于 2015-2-2 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