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作者：黄克诚

【作者：黄克诚】【人民日报1981.04.11 第2版 】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这次发表，在文字上略有改动。文内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⑴⑵)
　　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1929年2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1929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象不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象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1930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销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1931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32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就是这时候写的。
　　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党的领导和军事方针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三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1936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四五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在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后果是尽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象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有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我认为这样做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比方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呢?文艺不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么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确有少数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这些人不愿为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服务，不愿为广大的工人服务，也不为勤勉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服务，不为四化服务，而对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级的货色倾心向往。我国正处于艰难地开创新路、建设四化的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向人民介绍外国，学人家的长处，应多介绍这些国家创业时期人民艰苦斗争的情况，多介绍世界上科学家献身事业、造福人类的事迹和精神。要注意现在有些青年人有一种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甚至迷恋一些连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也认为腐朽无聊的东西的倾向。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作品的介绍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中国人民?拿什么来培养我们的青年和少年?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几亿人民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产物。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我国民主革命后六十多年时间，现在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都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领导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请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时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我看是绝对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等等。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就绝不能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现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资本主义那一套。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少犯些错误，情况还会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讲得那么漂亮，那里黑暗的东西多得很!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黑手党的“生产”，1979年收入为一千五百亿美元，纯利润就有五百亿，仅次于石油企业的产值。那是些什么玩艺呢?就是搞各种毒品，搞赌博、卖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难道这就叫文明，就叫幸福?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
　　有的同志说，只提马列主义就行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内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个宝贵的传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这不是生活小事。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制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着“信仰危机”，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没有出路，没有精神依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1980年，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酝酿讨论要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历史作出一个决议。黄克诚非常赞成邓小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讲话，觉得这是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还有许多人听不进去，弯子转不过来。他那时已完全失明，全凭脑子记忆，在中纪委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以一个深受“左”倾其害者的身份，用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正确评价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大多数与会者被黄克诚坦荡的胸怀所折服。他的讲话正式发表后，对纠正当时少数持“非毛反毛”错误观点，对稳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沿正确方向前进，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更显现黄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恩怨、大气磅礴、坚持真理的政治品德和开阔胸襟。

核心提示：

黄熙（黄克诚长子）：他当时有这种担心，他说的很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苏联就是否定了斯大林，还有一个列宁；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列宁都没有了。

李振墀（黄克诚秘书）：黄呢，他当时不主张批毛，不主张非毛化。当时有个观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百废待举，百废待兴，这个时候，人民特别需要团结一致。现在说，如果现在有第二面旗帜，比毛泽东思想更好，更能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举双手赞成，但是现在没有，那么这面旗帜你就不能丢，丢掉这面旗帜，我们就没有指导思想了，人们思想就乱了套了，那还要成为一盘散沙。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5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的立场——黄克诚

黄克诚（1902-1986）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政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解说：1976年10月黄克诚被解除“监护”回到北京，自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罢官已经将近20年，当中央提出让黄克诚担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黄克诚却说自己要主动让贤，最后中央领导人说出“主要是用他的名字”这句话后，年高体弱的黄克诚开始投入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的工作中。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很多不愿意在手续上签字的老干部，当看到黄克诚的名字的时候，二话不说就签了字，而此时付出工作的黄克诚，自己“反党集团”的帽子还没有摘，就在平反工作顺利推进的时候，一份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意见稿，发到了4000名领导干部手里，意见稿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产生了分歧和争论，有人尖锐的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要非毛化。

黄熙：他当时有这种担心，他说的很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苏联就是否定了斯大林，还有一个列宁，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列宁都没有了。

李振墀：黄呢，他当时不主张批毛，不主张非毛化。当时有个观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百废待举，百废待兴，这个时候，人民特别需要团结一致。现在说，如果现在有第二面旗帜，比毛泽东思想更好，更能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举双手赞成，但是现在没有，那么这面旗帜你就不能丢，丢掉这面旗帜，我们就没有指导思想了，人们思想就乱了套了，那还要成为一盘散沙。

解说：1980年11月79岁的黄克诚以暴病之躯，在中纪委全会上做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报告。

李振墀：那个会场上，好像掉一根针地下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家秉住呼吸来听啊。要上卫生间方便一下，都小跑着去，怕漏掉听这个话，就是这样，传达他讲话的时候，有好多人都是热泪盈流，说讲这个话不应该是黄老，他受迫害，受冤屈比别人都多。

黄熙：关于毛那个讲话，那个时期他没有讲稿的，他眼睛已经瞎了，完全是里话，他认为毛的政治路线没有问题，但组织路线上有问题，政治路线他说他的战略方针什么这方面没有太大问题。组织路线他就说，他亲信小人，他用一些坏人，就是说你只要当时顺着他的意，他就用你，然后这种坏人有时候就干出很坏的事，有毛的问题也有别人的问题，也有我们国家不成熟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把中国所有的事情搁到一个毛承担，那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但是实际上也不符合事实。

李振墀：他当时引用了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说，有些问题是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犯的错误，说我们党内作出任何一个决议，都是经过全会举手通过的，没有毛主席一个人作的决定，所以我们大家都为他，替他分担一点责任，这样就好一些，老人家的担子就会少一点。我们这些都当年跟他干革命，跟他在一起，坐天下坐江山跟他在一起，那现在要分担这个责任，我们也应该跟他在一起，都应该站出来，不应该躲在后面，你们当年都是英雄好汉，只有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样不公道。

解说：黄克诚的讲话随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引起强烈反响，而让黄克诚青史留笔的除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外，还有就是对林彪的评价，今天看到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对林彪的客观表述，黄克诚的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克诚在保卫四平战役中，还跟林彪拍过桌子。1946年四平保卫战打响了，当然已不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黄克诚，不赞同死守四平。

李振墀：他总给林彪发电报，说这个仗不能打，我们现在不到决战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需要这个发展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发展壮大以后再跟国民党决战，现在你打仗等于硬拼，我们拼不过他们，消耗不起。

黄梅：他给林彪发了电报，林彪不理，他又发电报，林彪不理，最后他直接就给毛泽东发电报，就给党中央发电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力陈要撤，到最后这个电报也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黄楠：但是真是作战命令下来了，你也得执行，也得坚决执行，也得坚决打，只是打的心疼得不得了就是，都是从红军时代就过来，参加过长征这么过来的队伍，一下子就造到里头，一大半都没了。

解说：四平防御战从四月中旬一直打到五月中旬，中共终因伤亡过大，被迫放弃阵地撤出四平。

李振墀：黄老跑到林彪这个指挥部去了，见面就拍桌子指着林彪大骂，说部队打得这么惨，我发了十几封电报，你为什么一个字不给我回？林彪坐那是不动声色，一句话不说。

解说：四平保卫战失败后，黄克诚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第二年的夏天，黄克诚就完成了建设西满根据地的任务，之后在黄克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已经能够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兵员、物资、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沈决战的战场。1985年春天《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有关林彪条目的释文，送交黄克诚审查，因为林彪叛逃追机事件条目，把林彪写的一无是处，黄克诚看后让秘书把百科全书的编写人员叫到了住处。

黄熙：他就说是要按历史的原状来写，就是说他过去怎么样，现在什么样，哪个地方好事、坏事，都要按历史评价来写，要有历史感。

李振墀：他说你们写条目啊，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秉笔直书，你想想我们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就出了10个元帅，林彪是10个元帅之一，如果他不能打仗，他没有功劳，他怎么能当元帅？你们写的林彪竟是错误、一无是处，你这个书要将来出版以后，全世界人都会看，人家外国人都会说，中国军队怎么没有人了，找了一个窝囊废当元帅，你们交代不了。

解说：在对林彪做出评价这一年的九月，黄克诚辞去了领导职务，中共中央以全会的名义向黄克诚发了一封致敬信，并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致敬信这样写道，“您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晓楠：黄克诚将军戎马一生，在枪林弹雨当中出生入死，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从来没有挂过花负过伤，所以有人说他是一员“福将”而黄克诚说自己，只算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幸运者，而在晚年黄克诚也曾经半伤感半自嘲地说，他们那个庐山会议的“四人帮”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自己还真的是个幸运者。在黄克诚最后的时间里，有一度病重的时候，他拒绝打针服药，不愿意在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能力的情况之下，苟延地活下去，家人和医生是半说服半强制地给他实施了治疗，才延长了他的一段生命。黄克诚去世之后，他的夫人拟他的口气，为他写了一副挽联，人生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必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国运日新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用黄克诚女儿的话来说，和黄克诚相知了近半个世纪的母亲，或许真的是大体道出了黄克诚将军的心境吧。


京华荏苒十三载，半是辛劳半是闲。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黄克诚

邓小平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蒋永清
2014年03月17日13:2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以此为标志，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从1979年10月组织起草，到1981年6月全会通过，历经20个月。其间，邓小平就有关起草工作共作过17次重要谈话，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付出了心血和智慧。

起草《历史决议》提上工作日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邓小平一方面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很敏感，时机还不成熟，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暂时不要碰这个问题。到了1979年，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人们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和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建议没有被中央立即采纳。但会后要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全党的思想就不能统一，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79年10月恰逢建国30周年大庆，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一定的说明。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草稿“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做大的修改”“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要写得很准确”。9月4日，他再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稿“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讲话稿前后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9月29日下午，讲话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讲话总结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以及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的教训，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初步的基本估价是“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讲话发表后引起良好反响，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获得广泛认可。这时，党内出现一种普遍呼声，希望在国庆讲话基础上，更加具体、充实、丰富，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审时度势，顺应党心民意，准确把握时机，提出把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提上党中央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说：常委研究，准备为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第一，修改党章；第二，修改宪法；第三，讨论两年调整计划、十年长远规划；第四，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这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起草历史决议，并在此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

10月30日，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在起草小组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对决议起草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以起草国庆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社和中央档案馆调人，集中起来，脱产工作。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决议的三条指导思想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拉出一份仅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感到平铺直叙，主题不够鲜明。3月19日，他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3人谈话，专门谈决议总的指导思想问题。首先，从写法上讲：“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其次，讲三条“中心的意思”：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决定传达下去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对此，邓小平说：“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他还谈了对过去常说的10次路线斗争的看法，特别提到两点：第一，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第二，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

最后，邓小平提出总的要求：“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提出的“三条要求”，成为起草小组始终坚持的原则，体现在决议的主题思想、结构布局、重大问题判断、重要提法、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

邓小平接着考虑决议的框架结构。他看了起草小组很快报上来的修改后的提纲，认为框架应该作些修改。4月1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对框架做了这样的设计：第一部分，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第二部分，建国以来17年一段；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一段；第四部分，毛泽东思想一段；第五部分，结语。

这是邓小平最初设计的5个部分。后来，邓小平又提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这样，决议就成为6个部分。在实际写作中，基本上是按照这6个部分写的。只是后来在起草过程中把

“建国17年”分为前7年和后10年两个部分，并在这两个部分之前增写了“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样，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成为8个部分。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第二部分怎么写提了意见，指出“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谈论毛泽东的错误时，他实事求是地把自己摆进去：“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邓小平提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写作要求，为决议的起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保证了决议起草的顺利进行和最终的成功。

推倒重来

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讨论，起草小组于5月23日又拿出了一个《〈决议〉提纲（1980年5月23日草稿）》。随后，写出了一个《〈决议〉草稿》。邓小平看后，觉得不行，要推倒重来：一是没有体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二是写法上太沉闷。

6月27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话，谈看过《〈决议〉草稿》后的意见。邓小平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另外，他指出：“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邓小平提出“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始终困扰着人们的认识。7月3日上午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的意见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加以批判。胡乔木这样一区分，为打开起草局面找到了一把钥匙。

鉴于国际国内都很关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邓小平决定利用适当的机会公开阐释这一棘手的难题。8月21日、23日，连续两天上午，邓小平接受以善于抓住关键问题著称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21日上午，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的问题时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谈话后，对毛泽东感情深厚的中央警卫局把这个谈话向战士们宣读，并且组织讨论，干部、战士一致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小组重写决议稿。9月10日，印出了一个稿子，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全稿131页，约6万字。基本上按邓小平的设计，分5部分：一、建国31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二、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4个阶段；三、“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四、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五、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

9 月10日未定稿有很大的进展，主要是：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3个根本思想原则（决议定稿中称为3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写得相当丰富透彻，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建6个方面作出概括（共20条）。前17年的成就和曲折，毛泽东的功绩、理论贡献和失误，也写得比较丰满。对总结基本经验教训得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作了概括，指出在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的本质不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功劳，分段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10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

“四千人大讨论”

198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要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稿112页，约5万字。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四千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要多。“四千人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讨论中的热点和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极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30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还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对于这些偏激意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认为必须予以澄清。10月25日，他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坚定地表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时机成熟，不宜延迟

“四千人大讨论”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人事变动方案。会议决定对《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将仍在4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起草小组加紧工作，起草出1981年2月11日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看过后，感到历史部分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3月9日，他找邓力群谈话，指出：“现在稿子和原先设想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合乎实际。”他点出要害所在：“集中起来说，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中心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提出修改意见，即三大改造要增加若干语言，从理论和历史说明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文化大革命”要写得概括些，要说明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犯错误，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区别开来。

3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到邓小平处汇报胡乔木的修改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同时，总体上肯定了决议稿的框架，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对粉碎“四人帮”以前17年，他又作了简要的评论：“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邓力群转述胡耀邦的意见，主张决议稿写出来以后，多听听老干部，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

3月24日， 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这样，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26日，邓小平把邓力群找来，谈了陈云的意见，说：“这些意见很好，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按照陈云的意见，决议稿加了一个部分——“前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开头，写了四大段2000字，达到了邓小平此前提出的要求。

1981年3月3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6月上旬召开，会议通过《历史决议》，“七一”公开发表，要求起草小组按照这个日程抓紧修改，再在政治局、书记处和一些老同志的40多人范围内进行讨论。

3月31日起，40多人的讨论开始进行。40多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尖锐的意见，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其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等。这些高级干部的意见值得重视。邓小平及时掌控方向。4月7日，他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强调讨论中有些意见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不能接受”，“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邓小平还举例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议稿。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对决议稿的形成过程作了评价，肯定“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强调了作决议的紧迫性：“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纪念党的60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经过讨论，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原来第一部分的标题“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建党60周年最重要的礼物1981年6月15日至25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6月15日到22日，分组讨论《历史决议》。与此同时，还征求了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人的意见，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讨论怎样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修改。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给《历史决议》“敲定”。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接着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他举例说，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他认为对不提路线错误，是因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

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在“实事求是”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第三，决议中应该点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

邓小平最后说：没有时间了，召集人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定稿？到会者都说：同意。

会后，起草小组按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了精心修改，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确切。陈云看了修改稿后，要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亲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体到会同志写信说：“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6月27日全体会议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6月29日召开闭幕会。邓小平在宣布闭幕的讲话中说：历史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全会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1981年7月1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这是献给建党60周年最重要的礼物，标志着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工作胜利完成。

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发布时间:2010-01-20 20:19 作者:郭道晖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8955次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30年前，即1980年，在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之后决议草案经多次修改,于1981年6月27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邓小平同志对历史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1981年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各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不过，到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却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转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2007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对历史决议前后会有这样不同的评价，为什么有必要对毛泽东的功过再作“全面评价”？我作为当时被派去担任此次讨论会的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的秘书（当时我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长），特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虽难免不全面,或可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探讨。

　　这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是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详见2009年04月02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黄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我只负责整理我们组的简报，别的组的简报发到其他组传阅，我也看了一些。根据我的回忆和保留下来我对本组讨论的片断纪录，以及其他组简报的片断摘录，所讨论的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只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

　　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这与十多年后小平认为该决议是“违心、唯心”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那时确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17年的评价问题，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是讨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大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的体验和认识，各抒己见。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1组第1号简报,简写“国1-1”，下仿此。）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搞农民平均主义，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见中直5-30）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见“国5—21”）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

　　“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

　　“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见国10- 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我印象里，会议主要是这样几个有争论的、尖锐的问题。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笔者按：当时与会者还遗留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维惯性。大家质疑：不是讲了十次路线斗争吗？怎么文革以前就没有路线斗争？毛泽东反右倾，整彭德怀，这是什么路线？这不是右倾，是左倾的问题。解放后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是主导方面，另外有一条路线是和毛泽东的路线作斗争，对毛泽东的专权，党内是有所抵制的。只是，谁坚决抵制，谁就倒霉，就挨整，包括文革中谭震林和一些老帅不是坚决抵制吗？却被批为“二月逆流”！所以大家强调这个。）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用”，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 论

　　上面仅是我对第一组的讨论和所阅其他组简报的片断记录，容或不周全，但管中窥豹,也可略见一斑。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作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癒，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郁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因而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历史决议对毛主席是作了“违心、唯心”的评价。

　　据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在《历史决议》通过后仅１０天，于１９８１年７月７、８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３２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这大概就是当时为什么会通过这个具有“违心、唯心”印痕的历史决议的政治背景和留下历史遗憾的原因吧。

　　由此也可见，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 ），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力排错议”（？）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今年正好是四千老干部大讨论的30周年。而近年社会上一股复辟文革的势力却在“唱红”的旗帜下，大唱文革时期鼓吹个人迷信的歌，重编所谓《毛泽东箴言》的语录，花几千万巨款大树特树重达2000吨的毛泽东巨型雕像，韶山树立的雕像竟成为万人跪拜的神像。最近北京还出现一个所谓“红色经典主题餐厅”，居然推出一台宣称是“怀旧红色经典激情岁月”的、“以中国历史上那段红色革命”为主题的、 “有当年的对口词、忠字舞、样板戏” 的、 “再现当年红卫兵” 的“革命节目”

　　（见2009年12月30日北京市邮局随报纸散发的《北京邮政广告》）。特别是极左势力居然煽动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气焰之嚣张，令人骇异！看来，要推进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是不能绕过去的关。现在是按本文开头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非重写不可。

所谓吃苦.就是要打下江山应该当老爷没当成

黄克诚对主席的评价客观。。。

感觉当时老百姓还是很单纯的，毛在民间影响力巨大，基本就是党的象征。一下子否定了毛，就让很多人无所适从，导致思想混乱，更不好搞工作。黄大将是出于这个考虑才阻止了对毛的批判公开化。邓当时也认可了这一做法，虽然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