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之《幕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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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天下创世
　　第一节、江户幕府的缔造
　　一、德川家康
　　日本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五日，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的美浓国关原，发生了一起决定天下命运的决战——关原之战。在这场战争中，作为当时统治日本的丰臣政权的“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统帅东军击败了“五奉行”之一的石田三成为核心的西军，战后，东军的领袖德川家康获得了天下的主导权。
　　庆长八年（1603）二月十二日，后阳成天皇命令参议劝修寺光丰为御使，抵达德川家康所驻在的京都伏见城，正式颁布朝廷御旨，任命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淳和奖学两院别当、右大臣、源氏长者。这标志着德川幕府的正式建立。
　　同年三月，德川家康进入京都御所拜谒天皇，正式就任将军。在两年后的庆长十年（1605）四月十六日，德川家康向朝廷辞去征夷大将军之位，朝廷随即任命其子德川秀忠为新任将军，向天下宣示了“将军之职为德川家世袭”。德川家康成为江户时代第一任“大御所“（将军退职后的称呼）。
　　与此同时，德川家康开始频频向丰臣家挑衅。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统治者，他从一介平民起步，成为名振天下的“太阁殿”，德川家康一度只能屈居于其下作为丰臣政权的“五大老”之一。但在丰臣秀吉死后，天下局势已大不相同。德川家由于获得“征夷大将军”的名分，成为“武家之栋梁”。原本的丰臣政权已经不再是天下武士的核心。德川家康通过各种方式向丰臣秀吉的遗孀淀殿和幼子丰臣秀赖宣示其实力，要求丰臣秀赖入京到二条城面见。同时，德川家康与其信任的朱子学者林罗山等人开始研究“下克上”消灭丰臣家的所谓名分问题，最终林罗山等人为家康提供了一个名为“汤武放伐”的借口，即借用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商汤和周武王征伐其主君夏桀、商纣的典故，为德川家康向昔日的主君丰臣家开刀寻得合法依据。
　　庆长十九年（1614），丰臣家所投资再建的京都方广寺大佛殿落成。在这座寺院新铸的钟上铭刻着南禅寺僧文英清韩所选定的铭文，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国家安康……君臣丰乐”。德川家康拿到这个钟铭后如获至宝，他立刻指摘“国家安康”一句故意将他的名讳“家康”两字拆分写，有不敬之嫌，其心可诛。“君臣丰乐”一句，乃是为丰臣家张目。更有甚者，德川家康的御用文人林罗山在鸡蛋里挑骨头，把铭文中的“右仆射源朝臣家康”强行解释为“射死家康”（实际上，“右仆射”是中国唐朝的官名，日本以此作为右大臣的“唐名”）。新兴的德川幕府以此为借口，向昔日的“天下人”丰臣家发动了战争，史称“大坂之阵”。
　　庆长十九年（1614）十月二日，丰臣家向昔日的家臣发出了战争集结令，并筹集军粮，修筑城垣，开始准备战斗。幕府军在十月十一日从骏府正式出发西向，动员兵力高达20万。在守城和主动出击两者之间，丰臣家选择了依靠大坂城的牢固城防守城，事实证明这是个愚蠢的战略抉择。到十一月三十日，丰臣家在大坂城外围的防线被幕府军完全突破，全军撤回到大坂城内。从十二月九日开始，幕府军动用大炮对坚固的大坂城展开轰击，到十六日，由于双方都面临兵粮不足的威胁，丰臣家尤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二十日，双方达成协议，在幕府保证丰臣秀赖本人安全并赦免城中其他武士的前提下，丰臣家拆毁大坂城的二之丸与三之丸，仅仅保留最里层的本丸，并且填平大坂城外的堀，交出人质。“大坂冬之阵”结束。
　　显然，德川家康并没有打算让昔日号令天下的丰臣氏继续存在，在签订和平协议后不久，丰臣氏也意识到天下不能容二虎，也在积极地筹备战争。随后，幕府再度挑衅，借口丰臣家收容的浪人在京都等地挑事，指责丰臣氏试图重启战端，要求丰臣氏交出投靠于大坂城中的反幕府浪人，并接受幕府的移封决定。同时，幕府借口为德川家康的九子德川义直筹备婚礼，出兵大举西向在京都集结。庆长二十年（1615）四月，幕府军再度自京都攻向大坂城，“大坂夏之阵”拉开序幕。
　　五月七日，丰臣军主动出击，在大坂城附近的天王寺、冈山一带迎击兵力数倍于己的幕府军，布阵于天王寺茶臼山一带的真田信繁和毛利胜永一方直接面对幕府军德川家康的本阵，在勇将真田信繁的率领下，丰臣军很快击败了德川家康的前阵本多忠朝，本多忠朝阵亡，继而前来救援本多的小笠原秀政和小笠原忠修两队也被击败，小笠原忠修阵亡，秀政重伤，幕府军陷入一片混乱，真田信繁杀到三进三出，德川家康立在阵中象征主将的马印也在乱军中轰然倒地，这一战成为晚年的德川家康人生最后一次噩梦。幸运的是，由于幕府军实在太多，杀到精疲力竭的真田信繁最终寡不敌众而死于阵中，在冈山一带，主将幕府将军德川秀忠也遭遇了危机，由于其本阵过于靠前，在先锋土井利胜被大野治房率领的丰臣军击溃以后，本阵遭遇严重威胁，幸得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在战国和朝鲜战场上滚打摸爬多年的老将支持，趁敌疲势发起反击，德川秀忠才得以扭转败势。到下午，人数不足的丰臣军被迫退入城内。这是丰臣氏回光返照的一次最后赌博，五月八日，丰臣秀赖及其生母淀君自杀，大坂城陷落。在日本史上短暂辉煌的丰臣氏自此灭亡。
　　在“大坂之阵”以后，日本结束了自应仁之乱以后近150年的战乱局面正式结束。七月，朝廷改元“元和”，史称“元和偃武”。江户幕府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元和二年（1616），穷尽一生力量建立起一个统治全国的政权，并奠定了日本此后百年稳定的德川家康病死于骏府城，他以“东照大权现”的神的身份，受到了江户幕府后世的尊崇。
　　二、亲藩、谱代
　　江户幕府的建立是日本战国乱世终结的标志，对于江户幕府的建立者来说，他们亲身经历了室町幕府和丰臣政权两个武家政权的覆灭，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足以让他们做出深刻的反思。何以室町幕府政权在数代之后统治就分崩离析，酿成天下各自为政的战国乱世，何以丰臣政权在短暂繁荣以后如樱花一样迅速凋零，将天下拱手相让。在充分总结这些历史教训以后，江户幕府的建立者德川家康和他的事业继承人德川秀忠、德川家光三代将军为子孙谋，打下了江户幕府统治天下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的基本原则就是保证幕府的核心控制力，确保在全国范围内不出现能和幕府相对抗的势力，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为实现这一原则，德川幕府采用亲藩、谱代、外样三级制。
　　亲藩是德川氏的同宗，为获得控制全国的力量，德川幕府掌握着超越国内任何大名领地的400万石的“天领”，这些土地由幕府直接派代官管理。连天领在内，加上幕府授予直辖幕府的旗本大名领地，总数达700万石，占全国总石高的1/3。同时，幕府还掌握着佐渡金山等重要矿山，直接控制江户、京都、大坂、堺、长崎等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些保证了幕府具有超越所有大名的实力。而亲藩大名的存在是保证幕府统治力的一颗最重要的砝码。
　　亲藩大名中最重要的是“御三家”和“御三卿”。这六家大名与将军一样同姓德川，“御三家”是德川家康的三个儿子所开创，他们分别是：由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义直开创的尾张藩，由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宣开创的纪州藩和由德川家康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所开创的水户藩。在幕府的继承法规定，一旦幕府将军出现绝嗣的情况，“自尾张和纪州挑选为养子继承”。江户时代初期，尾张和纪州与德川将军家并称为“御三家”，后在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期，册封德川秀忠的爱子德川忠长为骏河藩主，尾张、纪州、骏河并称御三家，其后，德川忠长被迫自杀，骏河藩一代而亡，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又册自己的儿子德川纲重和纲吉分别为甲府藩主和馆林藩主，后由于馆林藩主德川纲吉和甲府藩主德川家宣先后成为将军，这两个藩也先后并入德川将军家，尾张、纪州、水户三家并称“御三家”自此才告定格。
　　所以，在“御三家”中，水户藩相对是“次等藩”，不仅石高只有其他两家的一半，而且原则上水户藩主不会成为将军，幕末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虽是水户藩出身，但却也是以一桥德川家的养子身份入主江户。据说水户藩之所以被低看一等，也和其初代藩主德川赖房有关，在幼年时期，德川家康曾询问诸子志向，年轻气盛的赖房回答：“欲夺取天下”，引起了家康的不安，因此，水户藩被幕府严格限制，这也成为幕末时期水户藩不安定的远因。
　　由于“御三家”是将军的“备胎”，所以就不可能如别的大名一样，因为无嗣而被幕府收回领地，为了保证这些“备胎”的长久存在，“御三家”就分立“御连枝”作为“备胎的备胎”。“御连枝”都姓德川氏的旧姓松平。尾张家有美浓高须松平家、陆奥梁川松平家、川田久保松平家三家为连枝，纪州家则有伊予四条松平家、越前丹生松平家、越前葛野松平家和吉井藩鹰司松平家为连枝，水户藩有讃岐高松松平家、陆奥守山松平家、常陆府中松平家和常陆宍户松平家为连枝。
　　当然，正因为“御三家”有未来成为将军的可能，幕府对之并非完全放心，又特别设立了“御附家老”。家老是大名之下担负类似宰相职责的职务。“御三家”大名之下，皆有一家或数家由幕府派遣世代出任其家老的家族，这些家族拥有不亚于一个普通大名的数万石的领地，如尾张家最早的“御付家老”平岩亲吉有12万3000石的领地。在江户也有幕府特别赐予的独立宅邸。在“御三家”大名幼年时担负指导和培养之责，一旦大名有“谋反”之意，这些御付家老就会统领本藩对抗藩主，保证幕府安全。尾张家下属的平岩氏、竹腰氏、成濑氏；纪伊家下属的安藤氏、水野氏和水户家下属的中山氏正是担负这一“监护”职责的“御付家老”。不仅如此，幕府一旦分封具有将军家血统的子孙为大名，都会派出亲信担任“付家老”起监视之责。
　　“御三卿”则是江户时代中期幕府为继承人问题再做绸缪的产物。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分立其次男德川宗武和四男德川宗尹成为田安德川家和一桥德川家，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则又立其次子德川重好为清水德川家，是为“御三卿”。之所以称“卿”，是因为这三家的家主一般会被册为朝廷从三位的官职，担任省的长官“卿”。和“御三家”的藩大名形式不一样，“御三卿”的领地都是10万石，但是他们的领地分散得东一块西一块，且都“托管”给幕府，如田安家的领地分散在武藏、上野、甲斐、和泉、摄津、播磨六地，一桥家则更分散在武藏、下野、下总、甲斐、和泉、播磨、备中七地。他们的家臣也是直接效忠于幕府的旗本，他们并不到领地中上任，而是分别住在江户城田安门内的田安邸、一桥门内的一桥邸和清水门内的清水邸。这就是这三家家名的由来。这三家的奇特之处还在于允许家督空缺，在家督空缺的情况下称“明屋敷”，其下的家臣和领地仍然在幕府管理下运作。所以“御三卿”很多时候还会出现家督成为别人养子而陷入“明屋敷”的情况。
　　除此以外，其他还有越前松平家（德川家康次子结城秀康的子孙，分立福井、明石、松江、津山、前桥等藩）、会津松平家（德川秀忠庶子保科正之的子孙，会津若松藩主）、越智松平家（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的弟弟松平清武的子孙，分立馆林、浜田藩）、久松松平家（德川家康异父弟松平康元等3人后裔，分立松山藩、桑名藩等）、奥平松平家（德川家康的外孙松平忠明的子孙）等重要的亲藩，皆授以德川氏旧姓松平氏，并和“御三家”、“御三卿”一样，允许使用德川家的家徽“三叶葵”作为家徽。他们统称为“御一门”。
　　谱代，又叫“谱第”，是日本武家社会特有的一种主从关系名词。谱第原本指的是子子孙孙具有纯正血统，载明谱系的家族。古代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家族传承的国家，从奈良时代开始，朝廷在选用一些官员尤其是地方官的时候，就从一些古代豪族的后裔中挑选，称为“谱第郡司”。在进入武家社会以后，注重家世的日本人就出现了代代服侍于同一个主家的武士家族，称为“谱第之臣”，简称为“谱代”。谱代往往享有和其他普通家臣不一样的待遇和信任，与主家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江户时代的谱代大名指的是关原之战以前就服侍德川家的大名，根据跟随德川家康的时间的不同，谱代大名分为三河众、近国众和关东众。三河众是最早跟随德川家在三河一地起家的大名，如酒井忠次、本多忠胜、鸟居元忠等人及其后裔，他们多出身于三河的冈崎、安祥一带，由于“从龙”最早，所以对德川家有最强烈的忠诚心，是幕府最资信任的臣子。近国众则是德川家康消灭今川家、武田家并将势力扩展到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一带以后，归附于德川家的今川、武田氏旧臣和当地的武士，如井伊、冈部、土屋、柳泽、小笠原、保科等家族。关东众是德川家康在丰臣政权下被移封到关东后从属于德川家的大名。这三类大名都是德川幕府缔造的功臣，所以幕府对他们委以重任。虽然他们的领地基本为10万石以下，甚至多为5万石以下，但他们掌握着天下之要地，且世袭垄断幕府最重要的职务。
　　在德川幕府的职务中，最高等级的一些职务称为“大名役”，这些役职就是从谱代大名中挑选合适人选担任。幕府的最高职“大老”，相当于幕府的宰相，辅佐将军处理政务，定员一人，非常设，宁缺勿滥，大老负责幕府的重要决策，从四家最重要的谱代大名中挑选：井伊家，雅乐头酒井家、土井家和堀田家，称“大老四家”。除此外出任大老的大名被称“大老格”，一般为十万石以上的谱代大名。井伊家原为今川家臣，后从属德川，其开创人井伊直政名列“德川四天王”之一，并创建战国最有名的“井伊赤备”军，因军功受封近江彦根藩18万石，后其子井伊直孝因军功和辅佐幕府之功升格至35万石，且其主城彦根城竟然是幕府发起要求诸大名协助修筑，这可是除了尾张藩的名古屋城等少数几个亲藩大名的居城以外唯一享受“御手伝普请”待遇的城池。井伊家是谱代大名之首，也是大老四家中唯一一家从来未被转封的大名，自宽永年间井伊直孝为德川秀忠、家光两代将军辅佐以来，先后出过井伊直澄、直兴、直幸、直亮、直弼五名大老，为大老四家中最荣耀者。
　　三河众中的佼佼者酒井氏，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酒井忠次，他是酒井家初代酒井广亲的长子一系，是德川家康及其父松平广忠两代人的老臣子，甚至在家康过人质生活时也陪伴在侧，又与松平广忠有姻亲关系，名列德川四天王之首，但其后人却比本多忠胜、榊原康政和井伊直政这三名“天王”的封地要小而劣，原因可能在于酒井卷入了德川家康长子信康被织田信长逼迫自杀一事，也可能与他在丰臣秀吉执政时与丰臣家关系密切有关。作为大老四家之一的酒井家为雅乐头酒井家，为酒井广亲次子一系，创始人酒井家忠亦是德川在三河时代的老臣子，家忠之子重忠封武藏国川越藩一万石，重忠之子忠世转封上野国前桥藩33000石，成为幕府的大老，忠世之子忠清亦是幕府大老，重忠的弟弟忠利也深受将军德川家光信任，其子酒井忠胜也成为幕府大老。后雅乐头酒井家又转封播磨姬路藩15万石，幕末又出了一个大老酒井忠绩。酒井家总共衍生到九家，除两家大名被撤封以外，其他七家都是江户幕府的谱代大名。
　　土井家始祖土井利胜，是德川家康生母的哥哥水野信元的庶子，早年出仕德川家康和秀忠两代将军，庆长七年（1602）封下总国小见川1万石，后转封下总国佐仓32000石，宽永十年（1633）封下总国古河藩16万石，宽永十五年（1638）为幕府大老。其子孙虽然未出大老，但常担任幕府重要役职。
　　堀田家创始人堀田正吉原本是关原之战后才从属德川家的，但因为正吉之子堀田正盛的母亲为稻叶正成的女儿，而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是稻叶正成的继室，所以托庇这条裙带关系，堀田正盛受到重用，其子堀田正俊以春日局养子的身份成为幕府大老，子孙得到了谱代大名的资格，成为幕府重要役职的担当者。
　　大老之下，最重要的役职就是老中。由于大老非常设，老中很多时候就成为幕阁的主持者。幕府老中定员4-5人，采取轮番制，每个月当值者一人，在江户城本丸御屋值班处理政务，重大事件采取合议制度。老中的权力非常大，他们可以联名或单独以将军的名义发出“老中奉书”，指令大名或地方官员执行任务。老中一般由25000石以上的谱代大名出任，如果领地未达到这一标准的大名被破格提拔或以将军亲信的身份享受老中的待遇，就称“老中格”，老中格并不需要参与轮值，也没有发布老中奉书的权力。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重大事务决策时，为防止窃听，老中们常常用手指在江户城御屋桌子上的积灰上写字笔谈。地方大名为了方便行事，在江户也常安排“留守居役”，和某名老中保持密切联系，称“取次老中”，探听中央情事来指导藩政，听来颇有点清朝军机处的范儿。在“京官”和地方官的关系上，这点是古今中外同出一辙的。归属老中直辖的有“御三卿”、留守居、高家、大目付，町奉行、勘定奉行等幕府的重要役职。
　　老中之下，负责统领直属幕府的旗本武士和御家人的“若年寄”也是谱代大名常担任的一个职务。这一职务最早始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代任命的处理日常事务的“六人众”，由松平信纲、堀田正盛、三浦正次、阿部忠秋、太田资宗、阿部重次这六个家光最信任的人出任。后幕府设置老中，这一职务废止不设，到宽文二年（1662）重设，定员四人。谱代大名若想成为老中，这一职务是积累政务经验和资历的最好台阶。
　　若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名想要将来参与幕政，最好就是担任幕府的“奏者番”。该职务主要负责各藩大名和将军直属的旗本在参谒将军时，负责转献礼品，奏报名姓，并将将军的命令和下赐转达给参谒者，在将军做出针对大名的重要赏罚时负责担任转达使者，在将军继承人确立以后也负责担任未来新将军的礼仪老师，定员有20-30名。
　　另一个重要的大名役就是“寺社奉行”，定员四名。在德川家康的两名亲信以心崇伝和板仓胜重相继死去后，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为管理全国寺社创设这一职务。一般由一万石以上的谱代大名担任，且一般是奏者番中的四人兼任。幕府对天下佛寺和神社的控制素来严密，寺社奉行的主要职掌是处理寺社掌握土地的纠纷，管理全国僧职和神职，对寺社领地民众、阴阳师等民间宗教人员进行管理。寺社奉行与负责幕府财务的勘定奉行和负责江户治安、行政、司法的町奉行并称“三奉行”，共同组成评定所，这一机构主要处理针对幕府管辖的武士的诉讼，以及不同身份阶层之间的诉讼（比如属于町奉行管辖的江户町民与寺社奉行管辖的僧侣、幕府管辖的武士之间的诉讼），是幕府的高级司法机关。
　　还有两个供谱代大名担任的肥差就是京都所司代和大坂城代，前者一般以3万石以上谱代大名出任，定员一名，负责京都的治安，也是幕府安插在京都监督朝廷以及西日本诸大名的耳目，并且拥有畿内五国和近江、丹波、播磨等八国的民政管理权。因此幕府额外给予其1万石的役料，并且配给与力30骑、同心100人（与力和同心都为辅佐的武士，担负治安、防火、行政等杂务。与力可以骑马，一般享有幕府赐予的300坪的宅邸，同心较与力级别更低，一般会从事一些脏活累活，享有约100坪的宅邸）。大坂城代管理西日本的经济中心大坂城，并兼有监视西日本大名职责，其下设京桥口定番和玉造口定番为辅佐。京都所司代和大坂城代这两个职务一来是天高皇帝远的要职，二来又是未来晋升老中的台阶，三来则是油水和薪水颇高的肥差，所以是许多谱代大名梦寐以求的职务。
　　三、旗本、外样
　　旗本是幕府除亲藩和谱代大名以外最重要的统治基础。所谓“旗本”，原本来源于战国时代大名在战争中守护在主君旗帜周围护卫大名的直属家臣团。在江户时代，这个名词一般指的是德川幕府由将军直属的武士，领地一般在1万石以下，并且拥有“御目见”，也就是谒见将军的资格。与之相反的没有御目见资格的将军家直属武士称为“御家人”。旗本也分为三个等级，接受过朝廷赐予的官位的，称为“布衣以上”，没有朝廷的官位的，称为“布衣”，而只有200-600石小领地的小幕臣就仅仅为“御目见以上”了。
　　不论是御目见以上的旗本，还是御目见以下的御家人，原则上都必须统一居住在江户，统一由幕府的若年寄指挥管理，称为“定府”。幕府赐予他们一定数量的领地供养自身，称为“知行所”。也有特殊的“寄合”旗本，这些旗本被幕府在知行所赐予一间“阵屋”（江户时代在领地里没有城的大名就用阵屋作为行政场所和居住场所，相当于政府办公楼），他们定期来江户参觐。这些享有“交代寄合”资格的旗本是旗本中的异类，幕府给予他们类似大名的待遇。他们包括20家表御礼众以及由下野国那须众、美浓国美浓众、信浓国伊那众和三河众组成的“四众”等，他们或是因为特殊的功劳和地位（如属于表御礼众的骏河久能领1800石的榊原家就是德川四天王之一的榊原康政之兄榊原清政之后），或者是出自名门之后（如同为表御礼众的美浓不破郡5000石的竹中家为战国名将竹中重治之后），或是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如四众），所以享有幕府给予的特殊待遇。旗本的知行所大多委托给幕府派遣出的地方官员“郡代”代为管理，自己只保留收取领地年贡的征租权，但3000石以上的旗本，尤其是“寄合”旗本一般会行使除了死刑和一些重刑判决以外的领地行政司法权，称“知行权”。一旦行使“知行权”，也要做好领地内出现问题时被幕府追责的心理准备，所以大部分旗本放弃这样的权力。
　　幕府的旗本通常是由德川家的旧臣和德川崛起过程中邻近三家控制关东的大名：今川、武田、北条三家的遗臣组成，被幕府没收领地的大名也会变为旗本。另有一些旗本看看他们的姓氏就能联想起当年他们在室町幕府或战国时代辉煌的历史：织田、北条、今川、最上、赤松、山名、筒井、大友、土岐等等，他们是那些著名大名的后代或遗族。
　　旗本是幕府统治的重要基石，因为除了上述的大老、老中等幕府重要役职以外，幕府的中低级役职基本都是“旗本役”。旗本役分为偏重文职的“役方”和偏重武职的“番方”。旗本役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务是江户城的留守居，这个名字最早来源于战国时代大名出征的时候留守主城处理政务的官员职务，在江户时代，将军不会出征，但留守居这个职务保留下来，直接隶属老中支配，管理江户城和大奥等处警备事务。另有一类似留守居的高职是在御三卿设立以后，为御三卿主持家务的家老，这一职务享受留守居同等待遇，服务于御三卿所居住的江户城中的宅邸。类似于这样的高级职务是许多旗本可望而不可即的。
　　其他的高级旗本役有负责江户城下町的治安、行政、司法的“町奉行”，负责幕府金融财政的“勘定奉行”，负责监视幕府的大名、朝廷和重要旗本的“大目付”和“目付”，幕府的礼仪指导“高家”，以及幕府在重要城市设置的“远国奉行”。町奉行以3000石左右的旗本担任，分设南町奉行所和北町奉行所，轮值负责江户的治安、诉讼纠纷、行政工作等。町奉行工作极其忙碌，每天上午登江户城向当值老中汇报工作，下午则在江户町奉行所处理政务，到夜间在奉行所内值班，所以基本是“以单位为家”的状态，很有“过劳死”的危险。勘定奉行是幕府的财务大管家，一般由3000石的旗本担任，定员4人，统领勘定方，管理幕府的直辖领以及江户以外关东地区的诉讼纠纷。幕府直辖领地的管理人代官、郡代等都由勘定奉行指挥。大目付和目付是幕府的监察机关，对付潜在的叛乱分子，大目付是3000-5000石的旗本担任，定员5名，负责监视大名，江户时代后期，这个职务逐渐变成荣誉职，五人各兼任一个职务，其中兼任管理五街道（从江户日本桥出发的五条道路，分别是东海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中山道、甲州街道，是江户通向全国各地的大路，一定间隔范围有宿场町，类似于驿站的功能）和宿场町的“道中奉行”者为大目付中的最高位“笔头格”。目付则负责监视旗本和御家人，并考察担任幕府役职者的勤怠，定员10人。远国奉行是幕府设置在天领以外的长崎、骏府、伏见、奈良、佐渡、浦贺、下田、兵库等要害之地的管理者，除了伏见奉行因为其在京都而以大名担任外，其他全为旗本担任，特别是长崎奉行，因为其有负责唯一的对外贸易口的职责，所以油水颇多，成为许多旗本趋之若骛的职位。高家是由前战国大名后裔所出任，担负幕府礼仪指南的闲职。
　　旗本也仍保留着“亲卫队”的属性，江户时代以小姓组、书院番、大番、新番、小十人组为“五番”，这五番都是警卫江户城、将军、将军嗣子等的亲卫部队，其首领小姓组番头、书院番头、大番头、新番头、小十人头一般都会挑选知行地较多的“大身旗本”，特别是四五千石的旗本担任。另外，管理德川家旧居骏府城的骏府城代、三日一班执勤并在将军就寝时警备将军的侧众等重要职务也会雇佣大身旗本担任
　　再其下供几百石的小旗本担任的旗本役有负责建筑工程的普请下奉行，负责将军食物和为将军试毒的膳奉行，负责江户城中吹上御苑的植被整理的吹上奉行，负责江户城中红叶山文库书籍的管理、图书征集、分类、保存等的书物奉行；负责幕府直辖领山林的管理和采伐的林奉行等等。
　　在亲藩、谱代和旗本以外还有一类外样大名，指的是关原大战以后才归服德川家的大名。外样大名一般具有广大的领地，他们不担任幕府的役职，在江户幕府初期还受到幕府的严厉监视，略有一点过错就可能遭到幕府没收领地或者削减领地的惩罚。重要的外样大名有加贺藩前田家、长州藩毛利氏、萨摩藩岛津氏、仙台藩伊达氏、土佐藩山内氏等。有些外样大名因为和幕府有姻亲关系或者有长期的功勋，所以获得准谱代大名的资格。
　　亲藩、谱代、旗本和外样在登临江户城的时候，拥有不同的“伺侯席”，也就是在谒见将军时所应处的位置。江户城中的伺候席分七等级：大廊下、大广间、溜间、帝鉴间、柳间、雁间和菊间广缘，其位置是由官位、家格、役职等多因素决定。位于大廊下的是将军家的亲族，其中大廊下上之部屋是御三家、御三卿等亲藩，下之部屋则是加贺藩前田家这样的和将军有姻亲关系的大名以及越前藩松平家这样的次于御三家、御三卿的亲藩大名。大广间是拥有四位以上官位的外样和亲藩大名以及国主和准国主大名（即领地有一国及以上水准的大名，类似陆奥、出羽这样的大国掌握有其中一部分的也是国主大名，一般有朝廷四位以上的官位，如仙台藩、萨摩藩、长州藩等）。溜间则是幕府为一些以备咨询幕政的亲藩或谱代大名保留的特殊位置，包括会津藩松平家、彦根藩井伊家、高松藩松平家等，担任过老中退职的大名也会在此间。帝鉴间是幕府成立前归属德川家的大名，一般是谱代大名，因此也称“谱代席”。柳间则是无朝廷官职到正五位官职的外样大名、旗本寄合众、高家等所在的位置，准国主大名在五位官职时也在此间，升为四位时才移到大广间。雁间是幕府成立以后新册封的城主大名所在的位置，担任老中和京都所司代的大名的嗣子亦可在此。最后的菊间广缘是幕府成立以后新册封的无城大名所在以及一些旗本所在的位置。
　　江户幕府初期对外样大名采取各种办法予以削弱，在庆长二十年闰六月十三日（1615年8月7日），德川家康决策，由当时的将军德川秀忠签发了一部重要法令《一国一城令》，“国”最早指的是日本的令制国，是日本的地方行政单位，日本古代将全国分为五畿七道，一共约60余国，幕府这一法令规定，如果一个大名的领地跨越几个国，那么一国可以有一座城池，比如安浓津藩藤堂家领有22万石，跨越伊势、伊贺两国，拥有伊势安浓津城和伊贺上野城。如果一国内有几个大名，那么每个大名可以拥有一座城。幕府用这一命令把战国时代全国的三千多座城拆到了只有170多座城。因为日本的城防建筑工程技术在战国时代得到了飞跃发展，一旦发生战争，幕府最头疼的必然是攻城。《一国一城令》成功削弱了大名对抗幕府的力量。
　　庆长十六年（1611），德川家康又命令亲信以心崇伝起草了一部整个江户时代最重要的法律《武家诸法度》，于庆长二十年（1615）七月在伏见城由将军德川秀忠公布。这一法律制度的基础在于庆长十六年（1611）和庆长十七年（1612）德川幕府分别从关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外样大名那里获得的誓词，这些誓词如下：
　　一、右大将（指镰仓幕府创立者源赖朝）以后历代，犹如遵奉公家规矩一样，仰仗此法来计损益，若江户幕府有法律条文出，就更应予以遵守。
　　二、对于违反禁令或拂逆上意之辈，各地不可隐匿之。
　　三、各大名所属之武士以下，如果有谋反杀人者，必须上报，不得相互隐瞒。
　　以上各条，若有违背，一经查明真相，必处以严厉刑罚。
　　这一誓书的意义就在于德川家康以此宣示幕府制订的法律制度乃是沿袭镰仓幕府以来的武家法律惯例，且为诸大名自愿严格遵守。在此基础上，幕府根据《贞永式目》、《建武式目》等旧武家法的规定加以取舍，结合现实，制订天下武士一体遵守的《武家诸法度》。
　　初订的《武家诸法度》有13条，规定了武士的职责、义务。其中就有禁止新建城池，修缮城池须经幕府批准，禁止结连徒党图谋作乱，禁止掌握一国以上的大名、城主等未经幕府许可结婚，禁止匿藏幕府追捕的犯罪分子，禁止在江户或其他各处发生突发事件时擅自行动等禁令，严格约束大名的行为。
　　另外，幕府还想出了“手伝普请”的办法去削弱外样大名的经济实力。所谓“手伝普请”就是幕府要求大名自行出资出人主持幕府的某项建设工程。在幕府建立以来，进行了江户城下町、江户城、彦根城、篠山城、丹波龟山城、骏府城、名古屋城、高田城、大和川治水工程、木曾川治水工程、日光山神社、宽永寺和增上寺修筑工程、将军灵庙、禁里御所等大规模工程。许多大名被沉重的工程压得透不过气来，出现财政危机。萨摩藩在江户时代中期的宝历四年（1754）二月到宝历五年（1755）五月承担了木曾川、长良川和揖斐川三条河流的治水工程，当时萨摩藩已经负有66万两的巨债，一些藩士提出不惜一战也要拒绝这一幕命，但主持藩政的家老平田靭负压制了这些人，借了7万两债硬着头皮上马，为节约资金，萨摩藩节衣缩食，严格限制用度，加上工程过程中因过重的劳动和过少的食物导致疾病流行，死亡33人，有51名萨摩藩士因抗议自杀，最后平田靭负也自杀谢罪，萨摩藩花了40万两，多负了22万两的债务才完成了这项血泪工程。
　　外样大名和谱代、旗本天生就是对手，历史的怨愤和新的隔阂令两者在江户时代斗争不断，也最终埋下江户幕府覆灭的伏笔。在江户时代初期，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名列日本三大仇杀事件之一的“键屋之辻的决斗”。
　　这一事件的起因竟然源自一起充满基情的“不伦之恋”。冈山藩主池田忠雄是31万5千石的外样大名，此人有一个宠爱的小姓（日本战国时代常有的在武将身边侍侯起居的年轻人，在龙阳之癖流行的时代，许多小姓同时也是大名的男宠）名叫渡边源太夫，长得眉清目秀，引起了藩士河合又五郎的爱慕。但渡边源太夫冷漠地拒绝了河合又五郎的求爱，恼羞成怒的河合又五郎杀死了意中人，脱藩逃跑，前往江户投靠到旗本安藤次右卫门正珍门下，此事发生在宽永七年（1630）七月十一日。痛失小姓的藩主池田忠雄要求幕府交出凶手，但安藤也是2500石的大旗本，他纠合一些旗本向幕府陈情，以旗本的面子为由，拒绝交人。这直接酿成了幕府旗本和外样大名之间的对立。宽永九年（1632），池田忠雄带着遗憾死去，临终前他留下一句遗言：“一定要杀死又五郎报仇！”幕府觉得事态严重，因此下令旗本将凶手河合又五郎驱逐出江户，并且将池田家移封到因幡国鸟取，试图息事宁人。
　　为实践这条遗言，源太夫的哥哥渡边数马决定脱藩为弟弟复仇，他又找到了自己的姐夫、担任郡山藩剑术指南役的荒木又右卫门协助。两人一起前往奈良搜寻河合又五郎的行踪，但河合又五郎似乎嗅到了死亡的气息，找到了自己的叔父河合甚左卫门和妹夫樱井半兵卫护卫，加上一些护卫武士，总数达11人，河合甚左卫门和樱井半兵卫分别是剑术和枪术达人，自觉安全的河合又五郎于是慢慢逃往江户，他不知道渡边数马已经探听到了这一消息，联合荒木又右卫门和两人的弟子岩本孙右卫门、河合五右卫门四个人在通向江户的必经之路键屋之辻（“辻”意为十字路口）等待着。
　　宽永十一年（1634）十一月七日凌晨，在河合又五郎一行经过键屋之辻时，遭遇了渡边数马等四人，一场决斗爆发，渡边数马等人抢先下手先对付掉对手中两个武力最强的人。善于使剑的河合甚左卫门在马上被荒木又右卫门砍中了脚，掉下马来丢了性命，善使枪的樱井半兵卫被逼在马上根本拿不到枪，也被结果了性命。最强两人被杀，其他人无心恋战，纷纷四散逃跑，渡边数马等人围住了河合又五郎，负隅顽抗的河合又五郎与渡边数马决斗了多时，终于受伤，并被荒木又右卫门刺倒。这场仇杀事件以渡边数马等人的胜利而告结束。
　　当街复仇，数个小时内竟然无人干预，原因就在于决斗地的领主津藩藤堂家暗中协助，不但为数马等人提供情报，而且隔离决斗地不让闲杂人等靠近。在这一事件中外样大名守望相助同仇敌忾可见一端。在事后，津藩甚至以监禁为名，把荒木又右卫门等人保护在伊贺上野的藤堂家长达四年，后池田家申请将渡边等人引渡，藤堂家才交出那几人。
　　这是江户时代最震惊天下的两起仇杀事件之一，而旗本和外样大名之间的纠纷并没有因为这一仇杀事件的结束而告落幕。在大半个世纪后的元禄十四年（1701），同样是外样和旗本之争酿成了江户时代另一起仇杀事件，那就是世人津津乐道的“元禄赤穗事件”。足见外样和旗本、谱代等“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对立乃是江户政治中永恒的话题，一直延续到幕府覆灭。
　　第二节：两头政治
　　一、大久保长安事件
　　从庆长十年（1605）德川家康辞去征夷大将军并移居骏府城开始，江户幕府从建立初期开始就出现了大御所和将军两头政治。在江户城和骏府城各有一套班子。德川家康采取这一办法一来是向朝廷和大名宣示幕府将由德川家永久承继，另一方面是吸取镰仓幕府的教训，设立于关东的镰仓幕府对西日本和朝廷的控制并不十分严密，德川家康的骏府班子主要负责西国的事务，而德川秀忠的江户班子主要负责关东事务，在德川家康在世期间，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然是德川家康。
　　耐人寻味的是，骏府班子和江户班子的主要核心人物身份完全不同。骏府班子采用的是侧近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些没有根基的人物。如本多正纯、成濑正成、安藤直次、竹腰正信等人或是谱代大名的子嗣，或是幼年时服侍家康的小姓。松平正纲、板仓重昌、秋元泰朝等人则是靠能力成为家康的近习，还有些“专业人士”如僧侣天海、以心崇伝、学者林罗山、商人茶屋四郎次郎、角仓了以等，甚至还有三浦按针这样的外国顾问。而江户班子则多延用功勋卓著的谱代大名，如本多正信、酒井忠世、土井利胜等。在两套班子中，有两个人物最为炙手可热，那就是本多正信和大久保长安。
　　本多正信，出身德川家康起家的三河国，早年出仕德川家，但在永禄六年（1563）三河国爆发一向一揆时叛出德川家投奔战国时期著名的阴谋家松永久秀，后又叛离松永家通过大久保忠世复归德川。他之所以以一介叛将的身份深得德川家康信任，是因为此人拥有非同一般的头脑，在关原之战以及幕府建立以后安定天下的过程中多有出谋划策，因此德川家康在隐居骏府后就把此人留在江户作为德川秀忠的顾问，实际上也起到了监视的作用。秀忠的两个老师，时任幕府老中的内藤清成和青山忠成在庆长十一年（1606）被责令闭门思过，据说此事就是本多正信迎合家康的意思为打击秀忠的势力而刻意制造的。
　　大久保长安，出身于一个能乐师家庭。他跟随父亲出仕甲斐武田家，参与了武田家的黑川金山的矿务工作。武田氏灭亡以后，大久保长安移居三河国，很快借助他丰富的矿山开发经验投靠了德川家康，并且成为德川氏的得力武将大久保忠邻的手下，因此改姓大久保。他首先在甲斐国的内政事务上崭露头角，通过开发新田、矿山，建设水利等工作把一个残破的甲斐治理地有声有色，引起了德川家康的注意。在丰臣秀吉将德川家康移封关东后，大久保长安受命整理关东土地帐册，在关原之战中又负责后勤工作，战后接收佐渡金山、石见银山等矿山，担任甲斐奉行、石见奉行、佐渡奉行等职务，充分施展了其政务上的才华。德川家康在庆长八年（1603）任命他为所务奉行（即后来的勘定奉行），统辖着全国的金山银山，并负责关东交通网的整顿。作为幕府的财务大管家，号称“天下总代官”的大久保长安成为人人侧目的人物。
　　大久保长安的幕后支持者是大久保忠邻。大久保忠邻是德川家的重臣大久保忠世的长子，15岁就跟随德川家康上阵，参加过三河一向一揆、姉川之战、三方原之战、小牧·长久手之战、关原之战等家康经历过的几乎所有战役，是和德川家康一起在血泊里滚打摸爬过来的战友。他同时也是将军德川秀忠的支持者之一，他在家康转封关东的时候就得到了武藏国二万石领地，父亲大久保忠世死后，继承了战国大名北条氏的旧城小田原城，成为相模国小田原城65000石的藩主，在谱代大名中最受瞩目。
　　大久保忠邻和本多正信素来不合。在关原之战中，大久保忠邻和本多正信都跟随德川秀忠出征，在信浓国上田城被真田昌幸所阻，当时本多正信主张停止攻打并绕过上田城急行军前往关原主战场，而大久保则坚决主张攻打，结果德川秀忠在上田城下拖延战机未能赶上关原之战。而此后家康决定继承人时，本多正信和儿子本多正纯支持家康的次子结城秀康，而大久保忠邻等支持家康的三子德川秀忠，最终秀忠被立为嗣子，有这两段恩怨，大久保忠邻和本多正信结下了梁子。
　　另两个对本多正信不满的人是名列德川四天王的本多忠胜和榊原康政，这两人都是武将，在战乱时代，他们由于自身的武勇深得信任，但和平时代，反而是本多正信这样的寸功未立但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了重用。本多忠胜等人将本多正信视为“奸臣”，特别是本多忠胜，他放出话来说：“本多正信这样的人绝对不配当本多家的人。”因此，他们也在幕后支持大久保忠邻和本多正信对抗，在幕府形成了以本多正信为代表的“文治”和以大久保忠邻为代表的“武断”两大派。
　　武断派首先发招，庆长十四年（1609），信仰天主教的九州大名有马晴信手下的一艘朱印船（有幕府对外贸易许可的船只会被颁发“朱印”，称“朱印船”）在澳门停泊，船上的水手在酒吧里三杯黄汤下肚，酒壮怂人胆，就和一艘葡萄牙商船的水手大打出手，结果技不如人，被人杀死了60人，船上的货物也被抢走。得悉此消息的有马晴信勃然大怒，在得知这艘葡萄牙商船进入长崎港以后，就申请幕府将此船只击沉以示报复。德川家康考虑到此事关系日本的“国威”和面子，慨然同意。于是有马晴信出手，把这艘送上门来的葡萄牙船打沉，报了一箭之仇。
　　这事却没完，幕府派去监视这一报复工作的目付是本多正信之子本多正纯手下的一名与力叫冈本大八，看到有马晴信如此卖力，冈本大八也颇为高兴，通过本多正纯向家康汇报，好好赏赐了有马晴信。或许是头脑发热，冈本大八向有马晴信夸下了海口：“我能上报我家主子本多正纯，让他开口求告幕府，把如今属于锅岛氏的藤津、杵岛和波杵三郡重新还给有马家。”这三郡原本是有马家的地盘，听说能恢复旧领，有马晴信喜出望外，就塞给了冈本大八6000两的“活动经费”。作为回报，冈本大八还伪造了德川家康的朱印状供有马晴信使用。
　　但冈本大八收了钱之后就没下文了，等了半天的有马晴信觉得奇怪，就直接到江户找冈本大八的直属上司本多正纯说理，本多正纯愕然不知，于是叫来冈本大八对质，事件败露。德川家康立刻派骏府町奉行彦坂光正调查事件始末，不但挖出了贿赂的事情，也挖出了伪造朱印状的事情，甚至还挖出了他们为旧领回复密谋行刺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的事情。前者事小，后者事大，冈本大八和有马晴信都逃不了幕府的处分，庆长十七年（1612）三月，大久保长安主持审讯，最终判决，冈本大八伪造朱印状，判处火刑，于三月二十一日在骏府游街后处死于安倍川河原。有马晴信没收领地，判决流放，后加判切腹，因其基督教信仰，由其家臣将之斩首。
　　冈本大八事件的失意者是本多正信和正纯父子，因为冈本大八是本多正纯的手下，他虽然不知前者的私下密谋，但亦有管教不严之罪。自认倒霉的本多父子决定找机会狠狠报复。他们很快找到了机会。
　　庆长十八年（1613）四月，大久保长安在骏府中风死去。在大久保晚年，由于金银矿山开采量逐渐减少，大久保也逐渐失去了家康的欢心。风传生前专务管钱的大久保长安家中富可敌国，死后用金棺下殓。德川家康听说这一消息，立刻下令骏府町奉行彦坂光正调查，并以贪污罪将大久保长安的几名心腹拘禁起来。本多父子见此情形，觉得有机可乘，他们决定火上浇油，趁机把大久保长安的案件做成大案，把所有相关人员统统拖下水。于是他们添油加醋地在德川家康处汇报了大久保的几项大罪：其一，大久保是家康第六子，越后高田藩主松平忠辉的付家老，而松平忠辉娶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的女儿五郎八姬，因为这层关系，大久保长安试图勾结伊达政宗谋反。其二，大久保为武田旧臣，一直暗中庇护武田信玄的后人试图复兴武田家。其三，大久保和播磨姬路藩52万石的大名池田辉政、幕府年寄（也就是后来的老中）青山成重、纪州藩主浅野幸长、陆奥会津藩主加藤嘉明等大名通过姻亲关系相互勾结，试图倾覆幕府。这三条罪名如果坐实，倒霉的不只是大久保长安一人，还有一大批手握大片领地的大名要为大久保陪葬，本多父子为了报复，显然已经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地步。
　　调查的结果是在大久保长安的屋子里发现了大批金银，同时也发现了一批交通朝鲜的文书（实际上，大久保是幕府的大总管，外贸方面也有插手，所以有朝鲜文书并不奇怪）。德川家康因此给大久保长安冠上了贪污和里通外国的罪名。七月九日，大久保的七个儿子和心腹户田藤左卫门、山田藤右卫门处死，大久保长安的遗体被掘出，在安倍河原处以寸磔。与大久保有关系的堺奉行米津正胜撤职流放阿波国，后被处死，年寄青山成重没收领地撤职并闭门思过。松本藩主石川康长没收领地流放丰后佐伯，伊予宇和岛藩主富田信高没收领地流放奥州岩城，日向县藩主高桥元种没收领地交陆奥棚仓藩主立花宗茂看管监禁，下野佐野藩主佐野信吉没收领地流放信浓。当然，德川家康不想再扩大事态，一些大的外样大名伊达政宗、加藤嘉明等人被判无罪。
　　至于大久保长安的庇护者大久保忠邻自然也逃不了干系，德川家康考虑到其过去的功勋，还不想把他拖下水。本多父子决定落井下石，派一个叫马场八左卫门的浪人诬告其内通大坂城丰臣氏，而大久保忠邻反对德川家康攻打大坂，被家康认为是坐实了内通之罪，被没收领地并流放近江国，大久保家的小田原城被拆毁。
　　这场本多正信父子一手导演的大久保长安事件持续一年多时间，有众多的大名遭到幕府的严厉处分，一手制造这一事件的本多父子成为众矢之的，本多正信也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据说他在死前告诫儿子正纯“知足长乐乃永保幸福之道”，又上书将军德川秀忠表示：“吾一生奉公，吾子上野介（本多正纯）如今所得已足够，不可再加增”。但在元和二年（1616）本多正信死后，本多正纯成为了幕府年寄，由2万石加增到5万3千石，后来又成为宇都宫藩15万5千石的大名，本多正纯的权势过大，引起了德川秀忠的侧近土井利胜的不满，这些秀忠的亲信集团等待机会要将本多正纯这样的家康派势力一扫而空。
　　元和八年（1622），德川秀忠为德川家康的忌日前往供奉家康的日光东照宫参谒，在回程途中，原定在本多正纯的宇都宫城住宿一晚，宇都宫城立刻大兴土木为将军来宿做准备。但在路上，德川秀忠的姐姐龟姬突然告诉将军一个惊人消息：在宇都宫城大兴土木的目的是在将军预定住宿的地方安装“钓天井“（可以掉下来的活动天花板），试图压死将军。得知这个消息的德川秀忠立刻改变行程，在壬生城临时住宿一晚后回到江户城。
　　实际上，这一消息疑云重重，龟姬的丈夫是美浓国加纳藩主奥平信昌，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大久保忠邻的嫡子大久保忠常，从这层关系来看，龟姬暴这个料的目的很可能是复仇。而德川秀忠竟然会轻易听信这个报告，除了小心为上以外，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德川秀忠也想借机搞掉本多正纯。而这一报告的幕后策划人，据说就是秀忠的亲信土井利胜。
　　完全蒙在鼓里的本多正纯此时正奉幕府之命在出羽国山形藩处理藩主最上氏改易（没收领地）一事，在收回山形城后，本多正纯突然遇见了幕府派来的两名使者伊丹康胜和高木正次，两人一见到本多正纯，劈头就列出本多正纯11条罪状，包括私自修筑宇都宫城、私自铸造铁炮、试图以钓天井压死将军等罪名，本多正纯此时还不知“夜路走多终遇鬼”的道理，从容不迫一条条辩驳。幕府使者再加问三条：为何私自处死不服从修城命令的将军直属的根来众成员？为何私自购买铁炮？为何私自在宇都宫城修筑机关？本多正纯瞠目结舌，不知这些指控都是从何而来。幕府使者立刻决定剥夺本多正纯领地，减封至出羽国由利郡五万五千石。不识好歹的本多正纯拒绝这一减封决定，这进一步触怒了德川秀忠，没收本多家领地，本多正纯本人交久保田藩主佐竹义宣看管监禁，流放出羽横手，宽永十三年（1637），本多正纯死于流放地横手城。
　　这一连串的幕府初年的政治斗争如天理循环报应一样，最终德川家康的侧近势力在互相角力中一扫而空。将军德川秀忠的亲信土井利胜掌握了幕政。幕府政治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幕府与朝廷
　　作为武家政权的幕府和朝廷两头并存，是日本从建久三年（1192）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开始特有的一种政治架构。幕府和朝廷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战乱和分裂就会接锺而至。原因在于，在日本社会结构中，武士阶层具有特殊的属性，决定了其不能在朝廷公家的体系下生存发展，必须有符合其发展规律的武家政权，也就是幕府加以控制，如果幕府权力失堕，武士失去控制或者朝廷权力过大试图控制武士，就会打破这种平衡，镰仓幕府覆灭后的建武新政的失败，室町幕府后期的战国乱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反过来，幕府要维系自身的统治，妥善处理朝幕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镰仓幕府时代，幕府远在关东，朝廷在关东广袤的土地上本身并没有有效的施政能力，幕府通过控制关东获得压倒全国所有武士和政治集团的实力。对朝廷采取监视和控制但不干预朝廷事务的态度，只有在镰仓末年的“两统迭立”中，幕府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室町幕府设立在京都，对于朝廷的控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不过却失去了对武家政权的关键区域——关东的有效控制。
　　江户幕府的建立者对于镰仓和室町这两个幕府政权的经验总结是非常充分的。幕府设立在关东的江户，并直接控制关东广大的幕府天领，乃是吸取了镰仓幕府的经验，而对朝廷方面的控制和朝幕关系的处理，德川氏也充分总结了两代幕府的教训，在京都设立京都所司代，修筑伏见城，在京都附近各要地设立谱代和亲藩大名加以防范，对西国进行严密的监视，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幕府需要进一步通过政治手腕将朝廷牢牢掌控在手中。
　　发生在庆长十四年（1609）的“猪熊事件”给了幕府一个打入朝廷内部系统的时机。可以说，这一事件的发生对德川家康而言是一次幸运得不能再幸运的契机。
　　事件的主角猪熊教利，任朝廷的正五位下左近卫少将，出身藤原北家四条流山科家的他有一张俊秀的脸，被当时的京都人称为《源氏物语》中的绝世美男子光源氏再世，甚至他的发型、装束都成为引领京都时尚潮流的标杆。猪熊教利的癖好也和光源氏同出一辙——猎艳，而且猎的还是宫中的女官。凭着一张俏脸和一张能讨女人欢心的嘴，猪熊教利很快在成为女官群体中最受欢迎的人物。这一丑闻很快为后阳成天皇知悉，将猪熊教利逐出京都。但猪熊教利不久就又回到京都，继续勾搭女官。
　　巧的是，此时宫廷里发生了另一起桃色事件，左近卫权少将花山院忠长看到了天皇的宠妃广桥局，亟欲得之，于是通过牙医兼安备后在宫中仕事的妹妹暗中递送情书进宫，这桩桃色新闻被猪熊教利听说以后，立刻决定参与其中，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把宫中女官诱引出来私通。这桩丑闻遂越闹越大，闹到满城风雨，不免就传到了后阳成天皇耳中。猪熊教利见大势不妙，一溜烟逃到了九州，据说还准备逃过海到朝鲜去。龙颜震怒的天皇决心将参与这一事件的无良公卿全部处死，由于公家法中并没有死刑适用，天皇想到了武家法，于是向幕府发出了协查要求。喜出望外的德川家康立刻下令京都所司代介入。
　　这显然是个“引狼入室”的决定，天皇的协查邀请直接给了幕府介入到朝廷司法体系中的机会。德川家康下手很快，追踪到九州的日向国将猪熊教利捕获，相关的涉案人员全部到案。
　　但在处理的问题上，幕府却有自己的打算。家康不准备做天皇的工具，他指示京都所司代广泛听取公卿的意见，最后做出决定：猪熊教利和牙医兼安备后两人死刑，花山院忠长等公卿仅处流放硫磺岛、松前、隐岐等岛屿，广桥局、唐桥局等参与的女官亦仅处流放伊豆新岛。这一处置得到了天皇生母新上东门院和朝廷诸多公卿的赞同。
　　失望的后阳成天皇决定退位。他最初属意于弟弟八条宫智仁亲王继承皇位，此时正于丰臣家对立的幕府却不想看到曾为丰臣秀吉养子的八条宫登基。在德川家康的极力反对下，皇位传给后阳成天皇的第三皇子政仁，是为后水尾天皇。
　　猪熊事件也给德川家康提了个醒，在经过战国时代以后，朝廷也陷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制度失堕，上下失序。德川家康认为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整顿，顺便为幕府提供控制朝廷的机会。在庆长十八年（1613）六月，幕府首先制定了《公家众法度》、《敕许紫衣之法度》、《大德寺妙心寺等诸寺入院法度》等法律，以武家法的形式对包括天皇在内的朝廷体系加以规范。以此为基础，在庆长二十年（1615）七月十七日，在京都二条城，大御所德川家康、将军德川秀忠和关白二条昭实连署签发了一部重要的法令，那就是著名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由德川家康的幕僚以心崇伝起草，全文采用汉文体，共17条，在整个江户时代没有改订，一直通行。这一法律从制度上规范朝廷包括天皇和皇族在内的规范、权力、义务，并对和朝廷关系密切的寺社制度也加以规定。
　　该法有几条非常重要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末之有也。”将读书而非施政规定为天皇的主要义务，体现出限制朝廷作为的目的。
　　第四、五条规定：“虽为摄家，无其器用者，不可被任三公摄关，况其外乎？”“器用之御仁体，虽被及老年，三公摄关不可有辞表，但虽有辞表，可有再任事。”前一条规定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和摄关必须选用有“器用者”，后一条规定有能力的三公和摄政、关白即使年老也可以继续担任，即使曾辞职也可再任。这为幕府未来干预朝廷的核心人事留下伏笔。幕府完全可以以“器用”为理由要求朝廷任命自己选中的人选或要求朝廷辞退自己不顺眼的人选。
　　第七条规定：“武家之官位者，可为公家当官之外事”。这一条的重要性在于，从根本上扼杀了朝廷伸手干预武家事务的可能性。当初的后白河法皇就曾经通过授予源义经官职来挑拨源义经和源赖朝的关系，江户幕府将这种可能性用法律完全抹杀，规定武家的官位和公家的官位有区别，武家担任的只可能是朝廷的虚衔，朝廷不可能通过加官授爵来控制武士。
　　第十一条规定：“关白、传奏、并奉行职事等申渡仪，堂上地下辈，于相背者，可为流罪事。”该条规定，除了朝廷的关白以外，还有幕府通过武家传奏传达的命令，和幕府任命的奉行传达的命令，公卿中如有不从，皆可处以流放，幕府和幕府派遣官员的命令在朝廷中具有和关白摄政一样的权威。
　　另外，第二三条规定了公卿的座次，第六条规定养子事务，第八条规定朝廷改元的事务，第九条规定天皇以下公卿的服饰，第十条规定公家晋升的次第，第十二条规定罪行轻重准照的法律，第十三至十七条规定与朝廷相关的寺社事务。可以说朝廷事无巨细皆为该法律所规范。
　　这一法律也为幕府的统治制造了法律依据，那就是所谓“大政委任”——天皇与朝廷将统治权“委任”给幕府，而幕府以“尊王”的名义维系朝廷。按德川家康的话来说，就是“德川家任国家之重，由根柢观之，尊王与崇霸二义无所抵触”。
　　那么，《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如何适用的呢。江户时代初期曾经发生过两起著名的朝幕争端，正是幕府检验“活用”这部法律的能力的最好机会。
　　为了巩固幕府的地位，在庆长十七年（1612），后水尾天皇即位后，幕府就提出让德川秀忠的女儿德川和子入宫成为天皇的女御。德川和子生于庆长十二年（1607），是时只有五岁，而后水尾天皇比和子大12岁。这场看来不是那么般配的政治婚姻因为德川家康和后阳成上皇的相继去世而耽搁下来，这时候发生了幕府意料之外的事情。
　　后水尾天皇最宠爱的一个女官名叫四辻与津子，在元和四年（1618），生下了后水尾天皇的第一个皇子贺茂宫。这完全打乱了幕府的计划。幕府计划让和子入宫，并产下天皇的第一继承人，让未来的天皇带上德川家的血脉。幕府派藤堂高虎为使者来到京都处理此事，通过武家传奏沿用《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11条的规定下达了处理命令：权大纳言万里小路充房有“监督责任”，流放丹波，四辻与津子的兄长四辻季继和高仓嗣良流放丰后，天皇侧近中御门宣衡、堀河康胤、土御门久修三人停职。藤堂高虎还直接要求天皇流放与津子并立刻安排德川和子入宫。处于弱势的朝廷被迫同意，元和六年（1620），德川和子入宫。德川秀忠此刻才大发慈悲，要求天皇下达大赦令赦免了被处分的六名公卿。
　　这一事件对后水尾天皇打击尤大，让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元和九年（1623），德川和子怀孕，生下了一个皇女，次年被任为中宫。在此后的宽永四年（1627），朝廷和幕府又进行了第二轮交锋。
　　事件的起因是后水尾天皇根据朝廷的惯例，赐予部分僧侣紫衣。赐予紫衣是朝廷对高僧的特别恩典，但这一赏赐没有事先和幕府沟通。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认为这一赏赐违反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16条：“紫衣之寺住持者，先代稀有之事，今随意敕许，污官寺之名，向后当择其器用，授予紫衣，不可随意相授。”这条法令幕府方面的理解就是天皇授予紫衣必须经过幕府同意，德川家光因此下令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回收“违法”紫衣。
　　幕府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激烈抗议，大德寺住持泽庵宗彭等僧侣也强烈反对幕府的决定，提出了抗辩书。幕府的回答是：将泽庵等不听话的僧侣处以流放，强行执行幕府指令。幕府通过这一事件再度宣示：“幕府法度高于天皇敕许”。
　　“万里小路事件”和“紫衣事件”的处理让幕府对后水尾天皇大感“失望”。他们决定最后加一把火，让这个不听话的天皇彻底服帖。宽永六年（1629），德川家光的乳母斋藤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为将军祈福，到十月抵达京都，突然提出了一个令朝廷措手不及的要求：面见天皇。
　　按照规定，像斋藤福这样的无职无分的武家女子，不要说面见天皇，连“升殿”的资格都没有，但朝廷已经吓破了胆，只能想出权宜之策，斋藤福早年曾是公卿三条西公国的养女，于是，朝廷以三条西家藤原氏女儿的身份，授予她从三位春日局的名号，在十月十日谒见后水尾天皇和中宫和子。
　　春日局入内事件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备受屈辱的后水尾天皇在同年十一月宣布退位，他把皇位传给了德川和子所生的女儿兴子内亲王，是为明正天皇。由于朝廷法律中有很重要一条：“一旦女帝即位，终身独身”。后水尾天皇用这条“绝户计”清除皇室继承中的德川血脉，这是他最后的反击。
　　三、谱代政治
　　对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而言，采取怎么样的施政方式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德川秀忠并没有乃父德川家康这样在战国时代一路拼杀过来的人望。相反，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极其让人不满意，在关原之战中，统率中山道军的秀忠被真田家所阻，坐拥大军却拿小小的上田城没办法，差点令德川家康失败。大坂夏之阵中，他作为幕府将军，在危急时刻却不能稳住军心，反而自己都想逃离战场。因此，秀忠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军功。
　　因此，德川秀忠依靠的是幕府的谱代大名，开创了谱代政治。秀忠最信任的两名谱代大名就是酒井忠世和土井利胜。
　　酒井忠世出身雅乐头酒井家，早年随父仕于家康，后跟随德川秀忠，在德川家康退隐后，他成为从属于德川秀忠的笔头年寄（即后来的老中首席），元和三年（1641）继承父亲重忠的厩桥藩33000石领地，总领地达到85000石，大坂之阵中负责统领德川秀忠本阵的旗本。可以说是秀忠最信任的臣子。
　　土井利胜是水野信元之子，而水野信元是德川家康生母的兄长。因为这层关系，家康在水野信元被织田信长下令杀死后就决定让德川家臣土井利昌收其为养子继承土井家，并且对其格外宠爱。在秀忠出生后，土井利胜被任命为秀忠的老师，追随秀忠参加关原之战，庆长七年（1602）获得下总国小见川藩1万石，在辅佐秀忠的过程中他协助起草了《武家诸法度》，是幕府的奠基人之一。在扳倒本多正纯以后，他成为“名实俱符的幕府最高权力者”，在秀忠和家光两代将军期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除了依靠谱代大名施政以外，德川秀忠还沿袭德川家康的政策，对诸藩大名进行严厉的控制，大名一有过错，就会遭来幕府的惩罚。本多正纯并不是德川秀忠时期唯一的一个倒霉蛋。
　　第一个倒霉的是德川秀忠的亲弟弟松平忠辉。松平忠辉是家康第六子，生下来就不为家康所喜欢，据说是因为德川家康看到了新生儿丑陋的样子，心生嫌弃，下令丢掉。结果本多正信偷偷拣了回来，在获得家康许可后由皆川广照养育，直到庆长三年（1598），6岁的松平忠辉再度见到父亲，次年被指命继承长泽松平家，获得武藏国深谷1万石，后转封下总国佐仓5万石，庆长八年获得信浓国川中岛12万石封地，庆长十五年（1610）为越后高田藩主，总数达75万石，成亲藩大名中的异类。
　　然而，松平忠辉却在家康晚年再度失宠，首先是在大坂夏之阵中，他作为大和国方向的总大将，迟迟未到战场，并在途中以违反军纪的理由斩杀了将军秀忠的直属旗本。在战后，他又借口生病拒绝和家康一起入京上奏朝廷，却前往嵯峨野和桂川游玩。家康因此震怒，在临终之前拒绝前来骏府的松平忠辉入内见面。德川秀忠根据德川家康的“遗命”给予没收领地并流放的处分，松平忠辉在天和三年（1683）死于幽禁地诹访的高岛城，其子德松也被监禁，于宽永九年（1632）在监禁地放火自杀。
　　据说德川秀忠如此狠手对付松平忠辉的深层原因在于：松平忠辉乃是仙台藩主伊达政宗的女婿，和本多家又有深远的联系，一旦他和仙台的“独眼龙”以及当时还掌握着幕政的本多家勾结起来谋反，倒是颇为可虞的，所以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宗旨，借“遗命”干掉这个威胁最大的兄弟。
　　第二个比较著名的倒霉者是石见国津和野藩主坂崎直盛。他出身于战国大名宇喜多家，为宇喜多忠家之子。因为关原和大坂之阵的功勋获封津和野藩4万3千石，并顺德川家康之意改姓坂崎。他的悲剧在于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他在大坂之阵时奉命救出了嫁给丰臣秀赖的千姬（德川秀忠之女），因此痴心妄想和千姬结婚，然而，幕府突然决定将千姬嫁给姬路新田藩主本多忠刻，绝望的坂崎铤而走险决定抢亲，计划败露后自杀，家族断绝被幕府没收领地。
　　除了这种谋反行为以外，违反《武家诸法度》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安土桃山时代的名将福岛正则就是因此倒霉。
　　福岛正则和丰臣秀吉有亲戚关系，自幼跟随秀吉，在贱岳之战中成名，名列“贱岳七本枪”之一。秀吉死后，由于他不满石田三成等“文治派”，在关原之战投身德川家康的东军，而且其子福岛正之还娶了家康的养女满天姬，战后获封安艺国广岛藩49万8200石的庞大封地，成为外样大名中的卓著者。
　　福岛正则深知自己的丰臣背景是幕府的大忌，所以尽力地表现出要和丰臣家断绝关系并对幕府恭顺的态度，他拒绝丰臣秀赖支援参与大坂之阵的要求，抛弃了丰臣秀吉赐予的“羽柴”姓，并且在加藤清正等丰臣家旧臣相继死去的情况下请求隐居，尽管他夹起尾巴做人，一招不慎，幕府的惩罚之剑还是向他砍了过来。
　　元和五年（1619），安艺广岛一带发生台风，福岛正则的居城广岛城遭到破坏，福岛正则一方面提出修复申请，一方面紧急维修建筑漏水的部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幕府却找到了借口，指责福岛正则违反《武家诸法度》中的禁止未获允许修筑城池的命令。吓坏了的福岛立刻向申请除了本丸修缮部分外其他修缮部分一律推倒。这应该说是最大让步了，幕府总得给堂堂大名一间不漏水的房子住吧。但幕府仍以“破却不彻底”为名，减封到高井野藩4万5000石。心灰意懒的福岛正则让位给嫡子忠胜，宣布隐居。
　　不幸的是，福岛家又卷进了本多忠纯案件，元和六年（1620），福岛正则因嫡子忠胜死去，把手里的2万5000石封地返还给幕府，两年后，他死于高井野，幕府把剩余的2万石领地也收走，给予福岛正则的儿子正利3000石旗本待遇。一代名将落到悲剧落幕。
　　此外，如果家中出现内讧，大名也必须背上管束不严之罪，弄不好就会落到和战国大名最上家这样悲惨的结局。
　　最上义光是战国末期的枭雄之一，他和独眼龙伊达政宗的争斗堪称是战国最后的经典对决之一。最上义光因在关原支持德川家康牵制了上杉家，故受封出羽山形藩57万石，成为江户幕府初期重要的外样大名之一。在他统治山形藩期间，宽待领民，扩建山形城下町，积极发展贸易，推进水利工程，鼓励农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但最上义光晚年却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糊涂。长子最上义康原本被决定为继承人，但最上义光却不喜欢他，次子最上家亲是德川家康和秀忠两代将军的近侍，和幕府有密切关系。作为外样大名的义光也有意让家亲继承山形藩，因此向幕府提出了废长立幼的请求。继承人之争引起了最上家臣的内讧，庆长十六年（1611），最上义康突然遇刺身亡，听说亲生子死讯的最上义光这才开始后悔自己的决策，于庆长十九年（1614）郁郁病亡。最上家亲成为山形藩主。
　　这次继嗣之争埋下了最上家骚乱的伏笔。最上家亲的继承确实让幕府和最上家的关系更深厚，但在元和三年（1617），36岁的最上家亲突然莫名死去，引起了“毒杀”的传闻。家亲之子最上义俊成为第三代藩主，但有一部分家臣已经不满，要求立最上义光的四子山野边义忠为藩主。在这种情况下，元和八年（1622），最上家臣松根光广上书幕府，表示最上家亲之死是最上义光的弟弟楯冈光直下的毒，而后者当时是辅佐最上义俊一派的领袖。幕府派员调查，发现并无实证，就监禁诬告者松根光广。但最上家的内乱已经无法收拾，多数家臣对最上义俊表示无法服从，楯冈光直也无法控制局势，幕府决定收回最上家57万石领地，改封近江大森1万石给最上义俊以延续最上家。风光无限的最上家后来成为幕府的旗本。
　　另外，又有武藏小室藩伊奈忠胜、筑后柳河藩田中忠政等大名因死后无嗣被幕府没收领地。德川秀忠对大名的严密控制，保证了幕府统治的稳定。这些大名中不乏领地广大的外样大名，对他们的处置表明幕府已经对全国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德川秀忠在这一点上，无愧为是德川家康的优秀继承者。
　　第三节：岛原之乱
　　一、德川家光
　　元和九年（1623）七月，将军德川秀忠与将军嗣子德川家光上京，在京都伏见城，德川家光接受了朝廷的征夷大将军的任命。回到江户以后，德川秀忠正式隐居于江户城西丸。成为大御所。幕府再度出现两头政治的局面。
　　在德川家光统治的初期，出现的是本丸将军付的年寄和西丸大御所付的年寄合议的制度，幕府的谱代政治得以延续。相应的，幕府继续推进德川家康和秀忠两代的“武断政治”。在宽永九年（1632），大御所德川秀忠死去，二元政治局面结束。德川家光开始对幕府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在宽永十年，德川家光任命自己的侧近六人松平信纲、堀田正盛、三浦正次、阿部忠秋、太田资宗和阿部重次为“六人众”。其后，幕府的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目付等职务相继设立，职责权限也规范完成，幕府的政治体系至此完全建立。
　　不仅如此，德川家光还在宽永十二年（1635）改订了《武家诸法度》，从原本的13条扩展为19条，其中加入了两个重要的条款：参勤交代和大船建造禁止令。
　　此处单讲“参勤交代”。所谓“参勤交代”，最早可追溯到镰仓幕府时期的御家人到镰仓“奉公”的制度。在战国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大名为了有效地控制家臣，就在居住的主城下修筑城下町，将从属于自己的武士统一安排住到城下町的“武家屋敷”中。江户幕府成立初期，一些大名为了讨好德川家，自愿到江户城下町居住，也获得了幕府赐予的屋敷。而德川家光则以法律的形式，将参勤交代由自发行为改而确立为制度。
　　参勤交代的内容是：大名每年必须前来江户一次，而其妻子（正室）和儿子必须居住在江户作为人质。幕府在江户城下町给予大名相应的屋敷。大名每年来江户的差旅费用自理。一些距离江户较近或领地较小的大名以及水户藩等部分亲藩和担任幕府老中等役职的谱代大名则常年居住江户，称为“定府”。在旗本中，交代寄合待遇者也准予如大名一样参勤交代。
　　参与参勤交代对于大名来说是件苦差使，除非领地内发生自然灾害、饥荒或者自己生了重病，否则大名一年中必须要在领地和江户之间来回一度，车马、行李、住宿、随从都是大笔的开销，这也就是幕府设立这一制度想要达到的目的：在约束大名人身的同时削弱大名的经济能力。大名出行自然也要讲求排场，即使是囊中羞涩的大名，在途中经过一些热闹的宿场町的时候，也会临时雇佣一些“下人”来充门面。托参勤交代的福，江户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城市居民有一半是武士，他们因为这一制度集体来这里消费，带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如此，全国为参勤交代修筑通向江户的道路，在沿途设立宿场（旅馆）供大名进京时居住，由宿场为核心兴起一个个热闹的宿场町，旅途经济繁荣起来了。这一举三得的主意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不认真履行参勤交代的义务代价很大，宽永五年（1628），但马国八木藩主别所吉治因病未履行参勤交代，但幕府很快发现他是装病，因为他在病中竟然还出去狩猎。其下场就是没收领地（当然，别所吉治的所谓假病而参勤懈怠很可能是幕府的一个借口，原因在于幕府前三代将军的清洗丰臣系势力的政策，从中也可看出幕府对参勤交代的重视和法律执行的弹性化）。
　　参勤交代的出台意味着幕府会进一步对各藩大名进行严格的控制，德川家光延续家康和秀忠两代对大名的强硬政策，用威压的手段树立幕府的权威。值得一提的是，幕府的惩罚并不仅仅针对外样大名，亲藩或谱代头上一样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秀忠时期的松平忠辉和家光时期的德川忠长即是范例。
　　德川忠长的失势与德川家光上台前的将军继嗣之争密切相关。在德川家光出生以后就为乳母春日局所抚养，由于他幼年有口吃的毛病，加上体弱多病，所以不为生母、德川秀忠的正室江与夫人所喜，江与夫人更喜欢亲自抚养的幼子国松，也就是后来的德川忠长。因为乳母春日局的运作，德川家光才在祖父家康的支持下巩固嗣子之位，但这段经历已经在两兄弟之间埋下了隔阂。
　　德川忠长在元和四年（1618）获得了甲府藩23万8千石的领地，年仅12岁就成为大藩藩主，这位藩主仍然住在江户，藩政则由家臣代理。幕府为他配置了堪称豪华的家臣团，付家老朝仓宣正，乃是关原之战的前哨战上田合战中的“上田七本枪”之一，历任幕府的大番组头、堺奉行，在军务和政务上都有丰富经验，另一名付家老鸟居成次，为德川家三河旧臣鸟居元忠的三子，甲斐国谷村藩主，以保有自身领地的谱代大名身份成为甲府藩付家老。这两个人成为德川忠长的左膀右臂。而德川忠长到元和六年（1620）才举行成人式。宽永元年（1624），在大御所德川秀忠的要求下，幕府又将骏河、远江的领地赏赐给他，加上原本的甲府藩，总数达55万石，宽永三年（1626）获封朝廷的大纳言官位，因此人称“骏河大纳言”。
　　但年幼并受到父母溺爱的忠长并没有因此成为栋梁之才。根据新井白石的《藩翰谱》记载，在元和四年（1618）十月的一天，德川忠长打了一只野鸭子做成汤送到父亲秀忠那里，德川秀忠非常高兴，一边夸奖他的孝心一边问鸭子哪来的，在得知鸭子是从江户城西丸的护城河里打来的以后，德川秀忠立马变了脸色，把筷子丢了出去：“江户城乃是我父家康所修筑，将来为竹千代（即德川家光）之居城，西丸乃将军嗣子竹千代目前所居，你在西丸以铁炮击鸭子，是对我父家康不孝，对兄长竹千代不敬，有违天道！”惊恐的德川忠长拾起地上的筷子一溜烟跑了出去。不论这段记载是真是伪，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溺爱环境下长大的德川忠长很难说对作为幕府将军的兄长德川家光有多少敬畏或尊重之心。
　　何况德川忠长的领地乃是当年德川家的发家夺天下之地，居城骏府城又是德川家康晚年的隐居地。这种特殊待遇，也令将军德川家光有如芒刺在背。宽永八年（1631），德川家光下令以“乱行”的罪名将德川忠长关了禁闭。据说德川忠长跑到禁止杀生的静冈浅间神社去猎杀了那里视为神圣的猿猴，还滥杀家臣。这倒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能做出来的事情，但这一说法仅仅是流言。德川家光仅根据流言就关押亲兄弟，可见他对这个兄弟有多么的恐惧了。当时，德川秀忠尚在，通过侧近向家光请求赦免，但秀忠在第二年就死去了。德川家光立刻行动，没收德川忠长的全部领地，交送上野国高崎藩主安藤重长看管监禁，宽永十年（1633）十二月，幕府下令赐德川忠长切腹，德川家光除掉了最大的心腹之患。
　　与德川忠长陪葬的是肥后熊本藩主加藤忠广。熊本藩为丰臣系大名加藤清正的领地，加藤清正与福岛正则一样，因关原之战支持家康而获封熊本藩52万石。他死于庆长十六年（1611），留下了一个10岁的儿子加藤忠广。加藤家的两派家臣为争夺藩政主导权立刻闹开，一直闹到幕府，德川秀忠做出仲裁，裁定家老加藤正方一派胜诉，败诉的加藤正次一方流放处分。而幼年的藩主加藤忠广竟然出人意料地没被追究责任。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宽永九年（1632），加藤忠广在前往江户途中，于品川宿突然接到了幕府命令：没收领地交出羽庄内藩主酒井忠胜看管监禁。据说这一命令和德川忠长事件的连坐有关。
　　德川忠长事件的果断处置可以看出德川家光在处理幕政事务上的长袖善舞，相比这些“肘腋之患”，德川家光更为忧心的是外来的威胁。
　　二、禁教与锁国
　　江户时代的“锁国”并非始于德川家康，相反的，德川家康对对外贸易采取鼓励的态度。家康时期的幕府采取“朱印船”制度，从庆长九年（1604）开始，德川家康向对外贸易的船只发放“朱印”，这些船只获得了海外出航的许可。在短短30年中，有350多艘船只获得了“朱印”，许多著名的商人如茶屋四郎次郎、角仓了以、末吉孙左卫门以及岛津忠恒、有马晴信的九州大名甚至来自中国、荷兰等国的一些商人都获得了“朱印”，朱印船输出日本产的银、铜、硫磺、刀等商品，输入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生丝、绢等。由于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和朝鲜因为丰臣秀吉侵朝而和日本断绝往来，朱印船转而向东南亚的吕宋、安南等地寻求“二手”的中国商品。幕府在英国人三浦按针（原名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的顾问下还积极推进对欧外交。在外交关系上，德川家康唯一比较顾忌的是“切支丹问题”，也就是天主教传教的问题。
　　这一顾忌正和德川家康的个人经历有关。德川家康在早年经历过一场刻骨铭心的三河一向一揆，这场由宗教组织起来的领民暴乱差一点将德川家的统治彻底颠覆。因此，德川家康对于能发动百姓的宗教抱有戒惧的心理。对于幕府来说，天主教的最恐怖之处在于“不惧怕殉教”，这和日本本土的一向宗实在太像了，很令人联想起一向宗恐怖的组织能力。德川家康的处理办法是不严格禁教，允许领民信教，但不允许信教的大名或者领主强迫领民信教。因为大名和领主可以改封，领民是固定在地的。如果领主和领民同信一教，对幕府来说就有借教派组织发动反乱的危险。但在家康晚年，特别是冈本大八事件以后，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就有了改观，开始意识到天主教可能成为危害幕府统治的工具，它既可以作为发动领民反抗幕府的工具，也可以作为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欧洲航海国殖民日本的工具，具有双重的危险。所以德川家康在对外贸易方面，对不附加传教条件的荷兰和英国比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更为优遇，开始沿袭丰臣秀吉的禁教政策，将高山右近等有实力的天主教徒流放国外。
　　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并没有家康那样推进贸易的热情，因此幕府更进一步厉行禁教。在元和二年（1616），幕府规定除明朝船以外，所有其他船只限定在平户和长崎入港。促使幕府下决心禁教的是平山常陈事件，元和六年（1620），一艘由平山常陈为船主的朱印船从马尼拉出发，在日本近海遭遇了英国和荷兰船只的联合围捕，朱印船无力抵抗，遂在英菏船只的护卫下进入九州的平户港，船上的生丝等商品被英国平户商馆掠夺。平山常陈咽不下这口气，便以海盗行为为由，向幕府的长崎奉行提出诉讼。而英国人和荷兰人反咬一口，宣称平山常陈的船内隐匿了两名偷渡的天主教传教士，这两人是以西班牙商人的身份为掩护登上船只的。幕府立刻指令平户藩主松浦隆信会同长崎代官末次平藏、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一起调查这一事件。英菏商馆提出大量证据证明这两人有传教经历，在幕府的严刑审讯下，两人终于承认自己是传教士，幕府于元和八年（1622）七月下令将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处以火刑，12名船员被斩首。
　　这一事件虽然是英国、荷兰与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争夺航海贸易权的世界性对决中泛起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对幕府来说，它加深了幕府对西班牙、葡萄牙的不信任感，也更深刻意识到天主教的危险。元和八年（1622）八月五日，幕府命令在长崎西坂将55名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处决，其中25人处以火刑，30人处斩首。其中还包括不少女性和4岁的孩子，史称“元和大殉教”。
　　德川家光继续乃父的禁教政策，宽永元年（1624），幕府宣布与西班牙断绝往来，禁止其船只进入日本。宽永五年（1628），日本朱印船主浜田弥兵卫在前往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期间，唆使台湾原住民偷渡日本，在被荷兰人发现以后，浜田弥兵卫挟持荷兰东印度公司长官彼得·纳茨（Pieter Nuyts）和他的儿子，双方达成协议以彼得·纳茨之子为人质护送浜田返回长崎。浜田回国以后拒绝放还人质，长崎代官末次平藏关闭平户荷兰商馆，扣押荷兰商人。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见事态严重，不得不将彼得·纳茨撤职查办。日本禁绝了荷日贸易达五年之久。宽永八年（1631），幕府又规定“奉书船”制度，所有朱印船除了朱印以外，还必须持有幕府老中发出的“奉书”才可以进行海外贸易，进一步限制海外贸易的规模。两年后，德川家光下令除奉书船以外的一切船只不得出航，海外居住五年以上的日本人不得归国，是为“第一次锁国令”。
　　宽永十一年（1634），幕府重申锁国令，次年，幕府下令中国荷兰船只只许进入长崎港，同年修订的《武家诸法度》第17条规定：日本国内禁止建造500石以上的大船。宽永十三年（1636），幕府将与贸易无关之葡萄牙人287人驱逐回澳门，其余葡萄牙人一律迁移往长崎出岛，再度重申锁国。
　　除了对付西、葡等天主教势力外，德川家光还重整对朝鲜外交。在丰臣秀吉发动侵朝以后，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陷入了停滞。江户幕府建立以后，德川家康开始着手修复日朝和日明关系。朝鲜外交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之前的丰臣政权还是江户幕府，都是通过对马的宗氏作为中介进行的。在文禄·庆长之役中，宗氏的上下其手偷梁换柱造成了日朝之间发生不少的误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争的发生。江户幕府明知宗氏并不靠谱，也不得不依靠对马藩中介。但幕府在对马藩中安插了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对马藩的家老柳川调兴。此人原本为宗氏家臣，因受丰臣秀吉信任而实力大涨，在朝鲜和幕府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成为对马藩中可以与藩主宗氏分庭抗礼的人物。在宗氏和柳川的推动下，日本利用东北亚局势变化的契机，抓住朝鲜为集中精力对抗女真兴起的威胁而迫切希望修复日朝关系的心理，和朝鲜达成了共识。庆长十年（1605），朝鲜派来了使节面见了大御所德川家康和将军德川秀忠，并在庆长十四年（1609）签署了《己酉约条》，恢复日朝贸易关系。柳川调兴因功被幕府册为旗本，真正成为幕府监督对马藩的“特使”。
　　然而，对马藩内却在此后起了平地波澜。元和元年（1615），对马藩主宗义智在大坂夏之阵中阵亡，继任藩主宗义成年仅12岁，幼年的藩主对抗强势的家老令对马藩的问题表面化。宗义成在母亲的主持下，安排重臣合议制，却没有把柳川调兴安排在内，柳川调兴则在宽永八年（1631）向对马藩提出交出自己的领地和贸易船，直接脱离对马藩完全成为幕府的旗本。宗义成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遂诉讼到幕府。为增加自己的胜算，柳川调兴把过去对马藩在日朝交涉中的种种黑幕全盘倒出：
　　1、对马藩在庆长十年（1605）的日朝交涉中，先伪造幕府国书派遣使节去朝，把朝鲜的“回答使”称为“通信使”转报幕府。
　　2、在宽永元年（1624）朝鲜通信使来日期间篡改国书，擅自增加双方互呈礼品。
　　3、宽永六年（1629）私自派遣以僧人规伯玄方为首的“御所丸使船”（将军使船）前往朝鲜，并伪造文书。
　　其实，在日朝交涉中，对马藩伪造文书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因为对马藩是“夹心层”，夹在日朝两国之间两头难做人，所以不得以而为之。道理很简单，日本和中国不存在朝贡关系，和朝鲜不一样。在日本幕府给朝鲜这个中国附庸国的国书里不会有头衔，只会写“日本国源某”，连头衔都没有的文书朝鲜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对马藩拿到文书后就会私自在“日本国”和“源某”之间塞个“王”字，成为“日本国王源某”，这是从室町幕府以来就有的惯例。柳川调兴沿袭战国“下克上”的余风，把潜规则摊开说，摆明了是要一拍两散，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也要脱离对马藩独立。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柳川大有胜诉的可能，因为他既是半个幕臣，又理直气壮。
　　但德川家光的处理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在宽永十二年（1635）三月，幕府将在江户的大名统统招集到江户城中，在江户城大广间公开审理，最后判决宗义成无罪，柳川调兴流放津轻，以酊庵的规伯玄方涉嫌伪造文书流放陆奥。德川家光如此处理“柳川一件”显然有深远的政治考量，其一是因为幕府还需要宗氏处理日朝问题，所以幕府不惜袒护宗氏，仅仅申斥以后就轻易放过了宗义成。其二是幕府需要向在场所有大名宣示：战国时期所谓“下克上”的作风不为幕府所接受，幕府需要各藩大名能管束住家臣，强化主从关系和忠诚意识。这体现出德川家光卓越的政治能力。
　　当然，幕府并不想如之前那样完全委任对马藩，幕府规定对朝文书由京都五山精通汉文的僧侣和对马藩的以酊庵僧侣轮流起草，在头衔上统一使用“日本国大君”，对日朝交涉加以严密地控制。
　　在幕府紧张地收缩外交并厉行禁教时，一场和天主教相关的大规模暴动打乱了幕府的部署节奏。
　　三、天草一揆
　　如果是玩过一款经典游戏《侍魂》的人，一定会对游戏中出现的一个衣着华丽，手持宝珠的人物印象深刻，这个人物的名字也让众多的游戏迷铭记在心：天草四郎时贞。但很少人在游戏之余去了解这个人的历史背景，天草四郎是江户幕府初年的那场大规模内战——岛原之乱的领导者。这场号称“幕末维新以前最后的内战”的战乱因此也被称为“天草一揆”。
　　这起战乱的发生具有复杂的背景，夹杂着宗教战争、百姓一揆、浪人武士反乱等种种因素。事件的发生地九州的岛原和天草两地，这两地之所以会成为战乱策源地，与两地在江户初期的领主政策密切相关。
　　先说岛原，岛原位于九州肥前一地的岛原半岛，领主为松仓氏。这里原本是著名的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领地，所以，在岛原有相当一批领民加入了天主教。在有马晴信死于冈本大八事件以后，幕府于元和二年（1616）将大和国五条藩的4万石大名松仓重政转封到这里，为岛原藩主。松仓重政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总想做些超越能力范围的事。虽然岛原只有四万石的领地，但他在上任以后，却大兴土木，先废弃原本的日野江城，驱使领民修筑新的岛原城（在今长崎县岛原市），把日野江城的石料运输到岛原，修了一个十万石大名规模的城池。修城进行时，他又驱使百姓去修筑防波堤。在幕府安排江户城“手伝普请”时，他一反一般大名承担越少越好的心态，主动要求承担和自己领地收入不符的重工程量，领主要面子，苦了老百姓，岛原藩的领民承担着几倍的年贡和劳役，日子苦不堪言。
　　松仓重政对天主教一开始并不十分压制，作为九州大名，他还希望利用天主教获得贸易利益。但在宽永二年（1625），他拜谒了将军德川家光以后，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或许是幕府对他施加了禁教压力，也或许是他又犯了好面子逢迎幕府的老毛病，开始大规模禁教。他采取种种酷刑迫害教民，如在脸上烙上“吉利支丹”的字样，或者切落手指，甚至把人丢在云仙岳的温泉热水里。对于交不出年贡的信徒尤其残苛。松仓重政还突发奇想，要去“征服”天主教的“大本营”吕宋岛，为此还向幕府申请大规模在领地内征发军役，这一提案因为他本人在宽永七年（1630）突然死去而告寝。不过，岛原的领民们并没有熬出苦日子，松仓重政的儿子松仓胜家对领民的苛政比其乃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草和岛原的情况大致相同，这里原为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的领地，领地4万石。小西行长因在关原参与西军对抗德川家康，战后这里被转赐给东军的肥前唐津藩主寺泽广高，寺泽家的领地因此达到12万3千石。寺泽原本也是天主教大名，但后来弃教。在宽永六年（1629），寺泽广高也突然加强了迫害天主教的力度。且按照寺泽广高的计算，天草一地的石高为42000石，包括田地37000石，桑、茶、盐等经济收入5000石，实际上的产出只有估计的一半，在岛原之乱以后，幕府派来的管理天草的代官铃木重成推动重新检地，结果只有21000石，为此铃木重成还不惜切腹向幕府诉请年贡减半。寺泽的计算意味着领民承担着两倍于承受能力的租税。寺泽广高死于宽永十年（1633），其子寺泽坚高也延续了他的政策，继续严厉推进幕府的禁教令。
　　除了禁教和压迫领民以外，这一地区还存在幕府意想不到的危机。有马晴信和小西行长死后，他们的原家臣手中的领地也被剥夺，转给了松仓家和寺泽家手下的新领主，他们成为没有生活来源的浪人，无论是出于为旧主复仇还是出于为自己争取权力，他们都有理由起来反抗幕府。平户的荷兰商馆馆长库凯巴凯尔（Nicolaes Coeckebacker）就在给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报告中写道：“原来领主的旧家臣们被夺取了收入，都成为百姓，生活非常穷困。虽然他们名为百姓，但实际上却是能熟练使用武器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极其重要，这些人在这次暴乱中成为决定性的中坚力量。
　　宽永十四年（1637）十月，由于岛原一地大旱，粮食歉收，松仓胜家却不肯减少年贡，反而以筹集参勤交代的资金为名加倍搜括，甚至征收炉税、窗税、墓穴税、棚税。如果农民完不成交纳，就追究负责年贡收取的庄屋的责任，庄屋的妻子、女儿一律押为人质。口之津村的庄屋与左卫门的妻子身怀六甲，因为完不成年贡，被领主浸入水牢六天，一尸两命。到十月二十五日，愤怒的农民就揭竿而起，杀死了代官林兵佐卫门，发动一揆。岛原藩慌忙发动镇压，讨伐军在深江村与一揆势力接战以后，因为兵力疲劳退回了岛原城内，藩方决定把武器发给领民协助镇压，这反而让更多的领民操起武器加入到了一揆方，以至于越镇压，暴乱越大，岛原城下町被延烧一空，岛原藩的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
　　肥后天草方面，原属小西行长和有马晴信、加藤忠广等九州大名的武士聚集起来在天草汤岛召开了秘密会议，一致同意推举16岁的益田四郎时贞为首领，这位16岁的少年就是赫赫有名的天草四郎，他是小西家臣益田甚兵卫的儿子。为了让他的领导能力更有说服力，小西的家臣们为之编造了不少的“神迹”，包括将圣经里的耶稣令盲人复明的故事移植到这位少年身上，通过神来组织起因饥饿和劳役被迫反抗的领民，据说他们高举十字架配合岛原一揆，于十一月十四日的本渡之战中击杀富冈城代三宅重利，并一度攻下了唐津藩的主城唐津城的北丸。在攻打本丸时，因对方防守牢固，一揆势力放弃进攻，转向岛原，与岛原的一揆势合流，进入已经废弃的原城防御，形成了以小西行长旧臣为中心，有马等旧臣为辅佐，由自下而上的一揆组织为基本形式（一揆，原本指的就是自下而上通过誓约等形式组成的联合组织，后代指暴动，反乱），以宗教为结连手段的起义队伍，总势力约达37000多人，其中大约有一半，也就是14000人为战斗人员，另一半则是妇女、小孩等非战斗人员。
　　对于这一一揆，幕府一开始并不在意，认为只是普通的百姓一揆，幕府命令三河国深沟藩主板仓重昌为讨伐军主帅，动员九州一地大名出兵包围了原城。对于这一任命，深受家光信任的柳生宗矩据说提出了反对意见：“以深沟藩一万余石这样的小大名，统帅九州一群大名，威望不足，正乃取败之道。”不管柳生宗矩是不是真的那样目光如炬，这一评价当真是恰如其分的。原城这一座废弃的破城异常难攻。板仓重昌指挥下大军完全拿不出士气，在十二月十日和二十日连续发起了两次总攻击，全部被城内的一揆势打退。焦急的幕府决定再派幕府老中松平信纲前来督战。板仓重昌急于在松平信纲抵达战场之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在宽永十五年（1638）元月一日发动第三次总攻击，这一次，他为鼓动士气，一马当先，不幸阵亡，幕府军丢下4000多具尸体狼狈逃跑。
　　松平信纲赶到岛原以后，立刻组织增强兵力。除正使松平信纲统率1500人、副使美浓大垣藩主户田氏铁统率2500人，岛原藩2500人，唐津藩7570人外，发动备后福山藩水野胜成5600人，筑前福冈藩黑田忠之18000人，筑后久留米藩有马丰氏8300人，筑后柳河藩立花宗茂5500人，肥前佐贺藩锅岛胜茂35000人，肥后熊本藩细川忠利23500人，日向延冈藩有马直纯3300，丰前小仓藩小笠原忠真6000人，丰前中津藩小笠原长次2500人，丰后高田藩松平重直1500人，萨摩藩岛津家臣山田有荣1000人。几乎全部的九州大名都被动员起来，总数达到125000人之多。
　　坐拥那么多兵力的松平信纲却不准备强攻，他知道攻城乃下下之策，亦知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的道理。松平信纲的手下中根正盛命令甲贺的忍者望月与右卫门带领忍者队暗中潜入城中调查，发现一揆势兵粮并不多。松平信纲果断决定围而不攻，断绝兵粮。同时，他力排众议，通过长崎奉行向荷兰商馆发出了援助请求，要求荷兰派出军舰在海上对原城进行舰炮轰击。荷兰人爽快地答应了请求。于是，幕府军以舰队炮轰配合劝降心理战，对城内一揆势的士气进行瓦解。
　　二月二十八日，松平信纲决定发起总攻击，但总攻前一天，佐贺藩的部队抢先发起了攻击，城中的一揆势兵粮已尽，到了只能吃海藻度日的惨境。城池很快为优势兵力的幕府军攻陷。天草四郎死于乱军中，首级被幕府军割下示众。
　　在原城中，除了一名幕府军的内应山田又卫门作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殉身城中。虽然幕府表示只要放弃天主教改宗，即可活命，但“及至妇女童子，皆无改教之念，亦丝毫不惧死，反而欣然受死”，带给幕府很大的震撼。幕府进一步想到，如果葡萄牙或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作为岛原之乱的外应，会有怎么样的可怕后果。
　　所以在战后，幕府做出了内外两方面的严厉处置，内部方面，岛原藩主松仓胜家对本次一揆负有责任，没收领地，判决斩首，成为江户时代大名被斩首的唯一一人。寺泽坚高被没收天草的领地，后寺泽因为精神失常自杀，寺泽家断绝，引发岛原之乱的两家大名因此都遭到覆灭的厄运。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因在战斗中违反军令，闭门思过半年。为防止废弃城池再度成为一揆据点。幕府重申《一国一城令》，对废弃城池厉行拆毁。对外方面，幕府在宽永十六年（1639）宣布与葡萄牙断绝外交关系，禁止日葡贸易，次年，葡萄牙从澳门派遣使节要求重建贸易关系，幕府逮捕61名使节并处决。宽永十八年（1641），幕府下令将荷兰商馆迁移至长崎出岛，锁国体系完成。
　　至此，和日本仍然保持贸易往来的欧洲国家只剩荷兰。但幕府对荷兰人也仍然抱以戒心。宽永二十年（1643），荷兰商馆根据流传已久的“金银岛”传说派船探险，探险船布雷斯肯斯号（Breskens）遭遇风浪于六月漂到盛冈藩领地山田浦，当地人给予食水的同时上报本藩，当七月该船再度入港时，所有船员被盛冈藩扣留。幕府虽然接受荷兰商馆的保证释放了船员，但日荷关系降入冰点，荷兰急忙派出特使，以赠送火炮的名义面见德川家光，才获得了幕府的谅解。
　　至于日本国内的天主教徒，幕府自岛原之乱后开始彻底清查，幕府推动“宗门人别帐”制度，要求全体日本人到寺院进行登记，意味着全体日本人被强制成为佛教徒，而寺院成为户籍登记机关，被纳入到幕府统治体系中。佛教徒必须出具誓词证明自己的信仰，而原天主教徒也要出具“南蛮誓词”宣誓已经改宗，因此就出现了“如不脱离，复归吉利支丹，会遭到天公上帝、圣母玛丽亚以及诸天使的惩罚……”这样的向上帝宣誓不信天主教的黑色幽默。
　　岛原之乱仅是幕府统治危机的开始，紧接着在宽永十九年（1642）前后，由于九州的牛瘟扩大，东北地区火山喷发降灰、旱灾、洪水、霜冻等自然灾害，引发了日本在小冰河期的第一次大饥荒——宽永大饥谨。德川家光下令救灾，接连发布两道重要命令：宽永二十年（1643）三月发布的《田畑永代売買禁止令》禁止土地买卖，同年发布的《田畑胜手作禁止令》禁止将稻米田改作经济作物田，以保证粮食生产，并限制酒、烟草等制造出售，推行俭约。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庆安四年（1651）四月，德川家光死于江户城，遭遇危机的幕府迫切需要一场政策调整。
　　第二章：走向文治
第一节：庆安之变
一、幼年将军德川家纲
　　江户幕府的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幼名竹千代，生于宽永十八年（1641），母亲为将军德川家光的侧室乐之方（宝树院）。正保二年（1645），年仅5岁的德川家纲早早举行了成人式，庆安四年（1651），11岁的德川家纲正式成为了将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责任人还在德川家光，这位将军生前多病，疟疾、脚气病、霍乱等大病小病不断，而他与正室鹰司孝子的关系十分恶劣，侧室虽多但产子不多，家纲乃是他38岁才得的第一个男孩，所以为以防万一，就让家纲早早元服成年并立为嗣子。当然，为了这位幼年将军能顺利控制住政局，德川家光在生前就铺好了路，他任命了保科正之为家纲的辅佐者，并且让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松平信纲、阿部忠秋、酒井忠清等人协助。
　　保科正之，会津松平家的初代，德川家光的异母弟。他在出生以后由于将军德川秀忠的正室江与的妒忌，一直未被承认身份，出继为信浓高远藩主保科正光的养子。直到秀忠死后，德川家光听说了这个异母弟，又非常欣赏其才华，故提拔重用，在宽永十三年（1636）赐予山形藩20万石的领地，宽永二十年（1643）改封会津藩23万石封地，遂沿袭至幕末。保科正之也非常感激家光的赏识，他在宽文八年（1668）制定的《会津藩家训十五个条》中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会津藩乃是为守护将军家而存在，若藩主有反乱之心，家臣亦不得从命。” 终其一生，他都在江户辅佐德川家纲，会津藩的后世藩主亦恪守此家训不渝。
　　酒井忠胜，若狭小浜藩初代藩主，谱代大名。德川家康的家臣酒井忠利之子。他第一次上阵就是跟随德川秀忠沿中山道进军参加关原大战。因其出身深受秀忠和家光两代将军的信任，宽永四年（1627）继承其父的川越藩8万石领地，后不断加封，宽永十一年（1634）移封若狭小浜，领地12万3500石。他在宽永元年（1624）就成为老中，宽永十五年（1638）继土井利胜成为幕府的大老。一说他在将军家光死后次日，集合诸大名到江户城，用充满威胁性的口气警告说：“如今将军幼少，若有人趁机有非份之想者，吾将奉将军而讨伐之！”
　　松平信纲，别名知惠伊豆，因为此人有非同一般的“智慧”（知惠）。他幼年时就是将军德川家光的小姓（侍从幼童），和德川家光是总角之交。元和九年（1635），德川家光成为将军，他也在同年成为将军的御小姓组番头，赐予大约800石的封地和从五位下伊豆守的官职。宽永十年（1633）成为老中，封武藏国忍藩3万石。在镇压岛原之乱时他一马当先，立下战功，转封川越藩6万石。德川家光曾声称“我之右手乃讃岐（酒井忠胜），我之左手乃伊豆（松平信纲）”，人们又将他与春日局、柳生宗矩并称为支持家光施政的“鼎足三人”，足见松平信纲在幕府中地位的重要。
　　德川家光如此未雨绸缪，安排了一群可资信任的辅佐者辅佐幼主，显然是为防备幼年将军初涉政坛时可能遭遇的危机。不出所料，德川家光刚咽气，在江户城下，发生了一起震惊天下的大骚乱。
　　这场骚乱产生的原因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三代将军统治期间，幕府采取强硬的“武断政治”。为了巩固幕府的统治，幕府对各藩的大名采取严厉的控制，一旦触犯幕府的法度，大名就会遭到“改易”或“减封”的处分，所谓“改易”就是撤消现任职者换以新任职者，对大名来说，“改易”就意味着剥夺领地，一般来说，“改易”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战争引起的军法处分（关原大战、大坂之阵、岛原之乱等）、大名后嗣断绝、违反幕府法度、领地内发生“家骚动”或百姓一揆（暴动）等重大统治失误、乱行或乱心（也就是大名的行为不检或出现心智失常）。“减封”则是对领地进行削减。比如在关原之战以后，作为东军领袖的德川家康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不服从他的西军大名和战争中犯有过错的东军大名进行大规模的处罚，若狭小浜6万2000石的领主木下秀俊因在驻守伏见城时临阵脱逃被改易，秋田实季等四家东军大名遭到减封。西军的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等大名遭到改易，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名遭到减封。在江户时代早期，改易和减封就更多了，如小早川秀秋因为无嗣断绝被改易，有马晴信因为被卷入重大政治事件（冈本大八事件）遭到改易，福岛正则因违反幕府法度（私自修筑城池）而被减封。根据统计，在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期间，共计有外样大名82家，亲藩和谱代大名49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减封甚至改易的处分。三代将军如此的“心狠手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强干弱枝的局面，各藩对幕府毫无还手之力，极大地巩固了幕府的统治。诸多因改易或减封空出来的领地就被幕府收为“天领”，分配给其亲信的旗本或亲藩谱代大名。但也催生了一大“副产品”——庞大的浪人集团。
　　众所周知，江户时代大名拥有多少家臣，是由其领地决定的。所以一旦遭到改易或减封，就意味着大名要被迫“裁员”甚至“清盘”，瞬间就会多出大批的失业武士。在江户时代，由于儒家思想的逐渐普及，主从关系也变得十分稳固，浪人一旦离开旧主，就很难找到新的“主公”侍奉。自丰臣秀吉时代产生的“奉公构”的规定在江户时代也继续沿用，即一个武士若随意背叛旧主转投新主，将受到武家法度的严厉处置，甚至切腹。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四处晃荡的“浪人”就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在和平时代，他们毫无用武之地，无所事事，所以只能到处滋事。当有人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集体滋事的时候，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了。
　　这个把浪人集中起来闹事的人叫由井正雪，其人名字还有多种写法，比较多的一种是“由比正雪”，亦有作“油井”、“游井”等，亦可说明此人在此事件发生前声名不显，至少幕府之前并没有真正将此人当回事。由井正雪的出身也并非是豪门大族，他是“绀屋”（江户时代的染坊）家的孩子，但在幼年时期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才华，因此成为了著名的军学者楠木正辰的弟子，并且成为其“倒踏门”的女婿兼养子。楠木正辰，别名楠木不传，相传其父是战国时代的楠木正虎，后者则是南北朝时期的勤王名将楠木正成的后人。但是，即使是楠木正虎，其楠木正成后代的身份也要打上一个问号，更别说这位婿养子由井正雪了。而由井正雪却并不在意这些，他自此以后堂而皇之地以楠木氏后人自居，楠木正成原为越智橘氏，由井正雪就自称“由井民部之助橘正雪”。
　　由井正雪在楠木正辰死后（后来有种风传说楠木正辰乃是被由井正雪毒杀并窃取了军学秘籍），开设了一个私塾招收学生，私塾取名为“张孔堂”，用了中国古代两位著名军事家张良和诸葛孔明的名字合成。由于“张孔堂”的教学中经常抨击幕府施政，所以就聚集了一大批对幕府不满的失业浪人。在短时间内甚至聚集到3000多人，其中除了浪人以外，甚至还不乏幕府的旗本。
　　这批信徒被由井正雪组织到一起后，他就开始筹备一个推翻幕府的计划。熟读了南北朝历史特别是楠木正成的历史后，由井正雪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这是当初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计划的“山寨”版。他让同伙丸桥忠弥负责在江户率领浪人发动骚乱，趁骚乱的机会把江户城中逃出的幕府老中以下官员一网成擒。同一时间，由井正雪和金井半兵卫分别在京都和大坂发动政变，挟持天皇和朝廷公卿逃往高野山或吉野，发布讨伐江户幕府的诏书，并挟天子以令诸侯。
　　由井正雪的机会从纸面上看来轰动无比，他也非常想重演后醍醐天皇倒幕的那辉煌一幕，从而与自己的“祖先”楠木正成一样名垂史册。不过，他的美梦很快就成了泡影。
　　二、由井正雪的警告
　　庆安四年（1651）四月，将军德川家光病死于江户城。在幕府上下操持葬礼和新将军就职仪式的时候，七月二十三日，一个叫奥村八左卫门的武士上了一份诉状给幕府，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幕府上下引起了一片恐慌。
　　根据这份告密诉状，在江户、京都、大坂这三处将发生大规模的浪人骚乱，江户的浪人将在一个叫丸桥忠弥的人指挥下，利用暗藏的硝石火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于江户市町引发火灾，进而袭击幕府要人。他们已经和由井正雪有所联络，望幕府早做准备云云。之所以有这封告密诉状，是因为首谋的其中一人丸桥忠弥行事不密，他因为缺乏起事的资金，找了一个不靠谱的人——田代次郎右卫门信久借钱百两。后者听到这样大一笔借款，不免要问问到底做什么用途，丸桥把计划全盘道出，田代一听是谋反，大吃一惊，找了朋友弓师藤次郎商量。两人又向由井正雪的弟子奥村八左卫门和奥村七郎右卫门兄弟求证，得到了后者的肯定答复，于是决定出首。奥村兄弟眼见事情已经败露，于是也决定出首，通过奥村家松平信纲手下做事的长兄奥村权之丞重昭向幕府检举了这份惊天大计划。松平信纲接到这份告密诉状以后大为震惊，他以他老练的政治眼光判断这是威胁幕府统治的重大事件，必须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他立刻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展开了镇压行动。
　　江户的北町奉行石谷贞清在当晚也接到了弓师藤次郎的密告，立刻奉松平信纲之命连夜派出了搜捕队，提着一盏盏红灯赶往江户町丸桥忠弥的枪术道场。考虑到丸桥是一个枪术能手，万一他负隅顽抗的话将会令搜捕队付出大牺牲。于是搜捕队在包围以后就派人前去敲门，大叫：“失火了，速开门！”毫无警惕的丸桥一听失火，赤手空拳跑出门外，被搜捕队的武士疋地六左卫门一把按倒在地，生擒活捉。
　　而主谋由井正雪在前一天也就是二十二日与丸桥接头完毕以后，正在慢悠悠地赶往京都执行他的计划。幕府很快派出了追捕队伍，日夜兼程在江户通向京都的东海道要地骏府赶上了由井正雪。还不知计划已泄露的由井懵懂地宿于骏府梅屋町的宿场中，幕府追捕队伍在二十六日一早包围了这里，由井正雪此时方知大势已去，留下一封遗书从容切腹。
　　八月十日，被活捉的丸桥忠弥及其党羽在江户被处以磔刑，十三日，听说由井正雪与丸桥忠弥失败，大坂的金井半兵卫于天王寺自杀，至此，这场“庆安之变”完全失败。
　　“庆安之变”的另一个倒霉蛋是时任纪州藩主的德川赖宣。德川赖宣为德川家康第十子，2岁时受封常陆国水户藩20万石，并在骏府由家康亲自抚养教导。元和五年（1619）转封纪伊国和歌山55万石，成为后来德川“御三家”之一的纪州藩始祖。他就任藩主后，广纳贤才，怀柔国人，整备商业町，修筑和歌山城，为他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因此，由井正雪在拟定计划的时候，特意借用他的名义，这也让德川赖宣惹上了一身麻烦。在“庆安之变”后，德川赖宣被扣留在江户许多年。不仅如此，松平信纲还命令幕府的大目付中根正盛建立起监察队伍，他派给中根正盛与力20骑，专门前往纪州藩进行了一番严格审查。此后，中根正盛所领导的这20骑队伍成为幕府专门监控大名武士的特务机构，令人闻之色变。
　　浪人们的骚乱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仅仅一年后，也就是庆安五年（1652）九月十三日，又一起浪人未遂骚乱被幕府所镇压。
　　这起骚乱的策划者是别木庄左卫门，他原为越前国大野藩士，领有200石的领地，后成为浪人，和由井正雪一样在江户授军学课为业。这一年，他试图借幕府举行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正室崇源院忌日典礼的机会，在江户发动骚乱，谋刺幕府要人。和“庆安之变”一样，幕府事先得到了密告，别木被幕府生擒处以磔刑。相关的参与者被幕府严厉惩处。五天后，朝廷决定改元“承应”，这起未遂事变被称为“承应之变”。
　　无论是“庆安之变”还是“承应之变”，即使其成功发动，也未必能达到倾覆幕府的目的。由井正雪仿照了镰仓幕府末期的倒幕计划拟定了方案，殊不知德川幕府的控制力远远不是镰仓幕府所能比拟的。镰仓幕府严格来说真正拥有控制力的只有关东一带，特别是在“元寇”打击后，镰仓幕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加上“恶党”横行，削弱了幕府的执政能力，所以才会有后醍醐天皇的倒幕成功。而德川幕府经过三代经营，加上之前丰臣时代开始的“刀狩”和“检地”，对各藩大名，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和渗透都十分强，而浪人的威胁能力又不如镰仓时代的“恶党”，即使由井的计划成功，他也不可能如后醍醐天皇那样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倒幕基地和战略纵深。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由井正雪和别木庄左卫门有一人成功，给幕府将带来很大的麻烦，至少“三都”骚乱就会引发社会的普遍恐慌。所以“庆安之变”给幕府提了一个醒：必须认真地反思之前的“武断政治”，否则，浪人这个社会大问题还会一次又一次骚扰幕府。
　　幕府首先针对浪人出现的原因宣布“弛末期养子之禁”。所谓的“末期养子”，就是指大名在病危或临终时，因为无嗣，所以临时指定某一个家族成员或家臣为养子，继承藩主之位。之所以之前幕府禁止“末期养子”，是为了防止在操作中出现的种种危险，比如家臣谋害大名，诈称“末期养子”篡夺藩主之位，大名指名“末期养子”后因为病愈而反悔酿成家变等等。从本质上讲，也是幕府控制各藩的一种手段。禁止“末期养子”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一些无嗣的大名因为死后没人继承而领地遭到“改易”，从而导致大批浪人的出现。所以幕府为治理这一“副作用”，决定驰禁。但驰禁也是有限制的，幕府规定，在指名“末期养子”的时候，必须出具一份“判元见届”，也就是大名有指名“末期养子”需要时，必须向幕府提出申请，由幕府派遣役人前往确认大名是否是健在的情况下达成收养养子的合意，并出具这份证明文件。“判元见届”后来就形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手续，有时大名已经死去，也可以将遗体放在屏风后，由幕府役人通融确认说是昏迷或病危状态，出具证明了事。同时，收养“末期养子”的大名年龄也有限制：17岁以上50岁以下。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藩有时也会用谎报年龄来糊弄幕府，幕府明知也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末期养子之禁”从此开始就逐渐成为历史。
　　宽文三年（1663），幕府改订《武家诸法度》。后来又发布两项“仁政”，其一是禁止“殉死”，取消了以往的将军死后主要幕臣殉死的陋习。其二是由保科正之提议废止“大名证人制度”，也就是各藩大名将重臣和妻子寄押在江户作为人质的制度。这两项制度的废止被誉为“宽文二美事”。
　　宽文四年（1664）三月，幕府统一回收之前发给各藩大名的朱印状等领地认可文书，四月五日，以将军德川家纲的名义签发给全国大名统一的“宽文印知”，包括领知判物、领知朱印状和领知目录。这份文书是大名家领有德川幕府掌握的天下之中某一片土地的证明，在文书上详细登记了领有的町村名录和石高。在第二年，幕府向公家（朝廷公卿）、门迹（由皇族担任住持的寺院）、寺社的领地颁发了同样的印知。两者总计1830通，合编为《宽文印知集》。这一行动一方面巩固了德川幕府对全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也给诸多的大名、寺社吃了一颗定心丸，在法律上承认了他们的领地知行权，保证了人心的安定。
　　以这些“仁政”为标记，德川幕府逐渐消除了战国时代开始的“武断政治”的遗风，停止前三代将军统治期间的大规模改易、减封，德川幕府的统治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期。
　　三、“家骚动”事件
　　德川家纲统治期间幕府采取的是老中合议制，在家纲幼年时期，由前代将军德川家光留下来的那批“宽永遗老”酒井忠胜、松平信纲、阿部忠秋等人组成幕阁，通过合议的方式处理幕政。
　　这一时期的幕府主要解决“明历大火”后的赈灾重建问题。发生于明历三年一月十八日（1657年3月2日）至一月二十日的“明历大火”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除1945年的东京空袭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外最大的一次火灾。这场大火起因颇有传奇色彩，一说是本妙寺有鬼神之事，也就是俗称的“振袖火事”的由来。另一说是幕府为了重整江户城故意放的火。大火于一月十八日下午从江户丸山的本妙寺发生，顺风延烧，神田、京桥一带一烧而空，由于误传当时有犯人趁火集体越狱，浅草桥的役人关闭大门，将数万人封死在火场中，大火一直延烧三天，江户城的天守阁也烧毁了大半。在火灾以后，松平信纲为首的幕阁立刻组织人手将遇难者遗体收集起来集中埋葬供奉，开放幕府的米仓赈灾，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制和柴米价格管制，防止灾后物价飞涨。同时给予町民和武士重建补助，暂停大名参勤交代，对灾后的江户市町街区进行重新规划和建设。
　　“宽文遗老”在家纲统治的后期相继去世。主持幕府的大老酒井忠胜死于宽文二年（1662），同年，号称“智惠伊豆”的松平信纲也去世了。幕政就由新任的幕府老中，后来成为大老的酒井忠清主持，仍然采取几个老中组成幕阁合议的制度。
　　酒井忠清，上野国厩桥藩的第4代藩主，谱代大名，其祖父酒井忠世历仕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是德川家倍受信任的老臣子。宽永十四年（1637）继承厩桥藩10万石封地，在德川家纲出生时，酒井忠清担任幕府中负责礼仪的奏者番，因此能以将军陪臣的身份与这位童年的将军继承人多有接触。承应二年（1653），他正式成为老中。由于前一年也就是明历二年（1652），大老酒井忠胜隐居辞职。所以松平信纲成为老中首座，与酒井忠清、阿部忠秋以及松平乘寿（上野国馆林藩6万石，1642年为老中）形成四人联署制。次年，松平乘寿死去，万治元年（1658），相模国小田原藩主，家光时期权势显赫的大奥统治者春日局的孙子稻叶正则成为老中，继续维持四人联署制。到宽文二年（1662），松平信纲死于老中任上，酒井忠清遂成为老中首座。
　　酒井忠清采“萧规曹随”，继续“宽文遗老”制订的“文治政治”。从“明历大火”后的措置可以看出，幕府的“文治政治”除了对大名控制的放宽以外，更多体现在对民生的关注上。典型的例子就是宽文八年（1666）由幕府的四名老中酒井忠清、久世广之、稻叶正则、阿部忠秋四人联署，发布了一道名为《诸国山川掟》的命令。这可以说是日本较早的环境保护命令。幕府鉴于国内发生严重水土流失现象，下令对森林资源进行保护，禁止胡乱开发森林，特别是厉行禁止将树木连根掘起的行为，奖励在主要河川上游种植树木防止水土流失，已有泥石流现象出现的地区禁止开垦新田，防止灾害扩大。这一法律具有非常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体现出这批幕阁老中的远见卓识。
　　同时，在酒井忠清的主持下，幕府还派出商人河村瑞贤开辟国内航路。河村瑞贤出身贫农，幼年到江户以木材业起家，利用“明历大火”后重建江户的机会做木材运输和建筑业发财致富。宽文十一年（1671），他受幕府命令，从本州北部的奥州向江户输送幕府的年贡米，开辟了从奥州阿武隈川河口出发，换海船进入太平洋，绕经房总半岛、进入伊豆下田，利用西南风进入江户湾直达江户的海路航线，称“东迴航路”。第二年，又从北方出羽酒田港出发，沿着日本海沿岸绕过本州西部进入濑户内海，再经远州滩一带前往江户，称“西迴航路”。两条航线环绕本州岛一圈，成为江户时代从北方粮食产地向江户运输的主要航线。河村瑞贤还参与了幕府的水利工程，晚年以商人身份因功升为幕府的旗本，可谓江户时代的第一传奇商人。
　　在将军德川家纲的支持下，酒井忠胜、松平信纲、酒井忠清等幕府老中开创了一个“宽文治世”。在宽文六年（1666），酒井忠清提为大老。常陆国土蒲藩主土屋数直、三河国中岛藩主板仓重矩和下总国关宿藩主久世广之三人为老中，辅佐酒井忠清组成了新的幕阁班子。这个新班子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两起震惊天下的“家骚动”。
　　所谓“家骚动”是江户时代特有的一道政坛风景线。对于幕府来说，大名家内部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大名具有一定的权威，而家臣能与大名相协调。大名家臣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万一被打破，就会出现“家骚动”。“家骚动”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藩政的指导方向的对立产生内部派系，有的是因为旧的家臣和新的家臣之间出现的新旧势力的对抗，还有是因为大名的继嗣问题而产生的家族内纷。“伊达骚动”就是一起典型的“家骚动”。
　　仙台藩伊达家是江户时期最主要的外样大名之一。初代藩主伊达政宗是战国末年和安土桃山时代的枭雄，领仙台藩62万石。第二代藩主伊达忠宗娶了将军德川秀忠的养女振姬，和幕府结成了联姻关系。到第三代藩主伊达纲宗时，仙台藩陷入了危机。
　　伊达纲宗此人性好声色犬马，他的叔父伊达宗胜（伊达政宗第十子）屡次劝诫也无济于事，万治二年（1659），伊达宗胜在与伊达家具有姻亲关系的几个藩大名沟通以后，联合家臣向幕府老中酒井忠清提出申诉，要求伊达纲宗隐居。这种联名署名对抗主君的行为显然是和当初德川家康所要建立的维护主君权威的“纵向”政治体制背道而驰的，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幕府站到了家臣团的一边。幕府下达了让纲宗隐居，由其两岁的儿子龟千代（后来的伊达纲村）继承藩主。
　　这一事件开了一个先例，它使家臣联合署名废黜大名的行为模式得到了幕府的肯定。这就为后来伊达家的继续混乱埋下伏笔。
　　伊达宗胜由于在纲宗隐居事件中的作用成为新藩主伊达纲村的“后见役”（监护人），仙台藩的首席奉行奥山常辰一开始倍受其信任，但后来由于奥山不满伊达宗胜的专横发起弹劾，伊达宗胜一怒之下罢免其奉行职，转而任命原田宗辅出任首席奉行，伊达宗胜和原田宗辅一起开始推行藩权集中的政策。然而，仙台藩素来实行“地方知行化”，包括伊达宗胜本人在内的一批伊达家族在藩内各有领地，伊达宗胜就是支藩一关藩的藩主。这些伊达家族成员认为仙台藩的繁荣乃是他们这些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支藩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反对伊达宗胜的权力集中政策。尤其以涌谷22000石的领主伊达宗重为其代表。
　　伊达宗重之父伊达定宗原为亘理氏，由于伊达政宗的庶子娶了他的妹妹，加上他跟随政宗战功卓著，因此被赐姓伊达。伊达宗重早对伊达宗胜的专横独断不满，曾上书“劝谏”。宽文五年（1665），宗重与同属仙台藩的登米城2万石领主伊达宗伦发生领地归属纠纷，在藩里打官司一打就是四年，到宽文九年（1669），伊达宗胜作出裁断，将纠纷领地的2/3划归登米。宗重大怒，认为是宗胜在刻意偏向他的侄子伊达宗伦，再次提起上诉仍被驳回。伊达宗重因此怀恨在心，加上之前又发生了伊达家重臣伊东重孝谋刺伊达宗胜未遂被杀事件，更引起了伊达家中的普遍不满，伊达宗重直接向幕府控告伊达宗胜专横跋扈，要求重审领地案件。
　　这是伊达家第二次把内部纠纷闹到幕府了，幕府十分重视。宽文十一年（1671），幕府下令召集相关当事人审问案件经过。伊达宗重作为原告，派遣仙台藩的奉行柴田朝意为其代表，伊达宗胜方则由原田宗辅应诉。三月七日，在老中板仓重矩的宅邸进行第一次审查，柴田和原田作为原被告各执一词，幕府决定招第三方证人：与伊达宗胜同为藩主后见役的田村宗良的代表古内义如。三月二十七日，在酒井忠清的宅邸进行了第二次审查，但在此时，风云突变，在这次审查上，古内、柴田和伊达宗重三人证词一致，眼看诉讼落在下风，作为被告代表的原田宗辅突然当着幕府大老、老中一干重臣的面拔出刀来，众目睽睽之下把原告伊达宗重劈翻在地，当场绝命。柴田朝意忙拔刀相抗，同属宗重一派的仙台藩士蜂屋可广也抽刀协助柴田阻止原田，酒井家的家臣也纷纷抽刀，场面一时混乱。混战中，柴田和原田两人双双负伤死亡，蜂屋可广负不治重伤，翌日死亡，还陪上了酒井家三名家臣的性命。
　　惊魂甫定的幕府老中们立刻做出裁决，伊达宗胜一方对此事件有完全责任，伊达宗胜所领的一关藩“改易”，其本人交土佐藩主山内丰昌“永预”（永久拘禁）。另一后见役田村宗良有连带责任，责令闭门思过。
　　事情并没有因此告一段落。藩主伊达纲村在成年以后，继续其叔父伊达宗胜的权力集中政策，伊达家族及家臣在“劝谏”不得的情况下，于元禄十年（1697）再度闹起了联名上书要求藩主隐居。与伊达家有姻亲关系的越后国高田藩主稻叶正往劝阻了这次联名。家臣们不肯罢休，继续上书藩主“劝谏”，消息传至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颇为不快，因为仙台藩这几十年来实在闹得太不像话了，从江户就传来了仙台藩“改易”的流言。为大局着想，稻叶正往主动出面劝说他的小舅子伊达纲村隐居，获得了幕府的首肯，“伊达骚动”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与“伊达骚动”同时期的“家骚动”还有发生在越后国高田藩的“越后骚动”。高田藩可以说是个受诅咒的领地，最早为丰臣家臣堀氏的领地，因其在关原之战中支持家康受封，庆长十五年（1610），藩主堀忠俊卷入了家族内斗，激怒了德川家康被“改易”，领地为家康的六子松平忠辉所得。松平忠辉却因为得罪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而被改易，高田藩又落到了“德川四天王”之一的酒井忠次的嫡子酒井家次手中，元和五年（1619），酒井氏改封信浓国松代藩，这块领地就落到了越前松平家手中。
　　越前松平家始祖为德川家康的次子结城秀康，受封越前福井藩，得到家康和秀忠两代将军的信任，其次子松平忠昌在元和五年（1619）受封高田藩，元和九年（1623），由于结城秀康的长子松平忠直因乱行被幕府惩处，被迫隐居，松平忠昌继承越前福井藩。高田藩在宽永元年（1624）赐给了松平忠直的长子仙千代（后来的松平光长），仙千代生母为将军德川秀忠之女，因此高田藩获得了幕府很高的待遇。高田藩政由首席家老小栗美作主持。小栗美作整顿藩经济，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规划建设高田城下町，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小栗美作狂傲独断的个性也引人侧目。潜伏的危机就在延宝二年（1674）的藩主继嗣之争中爆发了。
　　这一年，松平光长的儿子纲贤死去，已经年过花甲的松平光长绝嗣，决定尽快册立继承人，他决定在异母弟永见长良和侄子永见万德丸（光长异母弟永见长赖之子）等几个人中挑选一个。最终永见长良出局，理由是他已经年过四十。15岁的永见万德丸获得小栗美作的支持，得将军德川家纲赐“纲”字取名纲国，成为高田藩继承人。
　　出局的永见长良自然不甘心，他和部分藩士甚至认为小栗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大六继承藩主位（小栗家与松平光长有姻亲关系，所以大六也是当初养子人选之一），立刻纠合了另一名家老获田本繁加上一批对小栗美作不满的藩士890人，借小栗美作为解决藩财政增加新税的事为由，开展一次倒小栗行动。延宝七年（1679），长良派联名上书藩主，要求小栗隐居，小栗坚拒该要求。事情闹到幕府，酒井忠清决定做和事佬，责令双方和解。
　　但此事并未因为幕府出面而完结。长良派人心不定，加上松平光长为平息事态，要求长良派的两名主要人物获田本繁和冈岛壹岐前来江户，更引发了长良派的怀疑。永见长良纠合党羽图谋应变，为幕府所获悉，勃然大怒的大老酒井忠清以不服从幕府和解令的罪名关押永见长良等首谋。长良派有200多人因此脱藩叛逃。
　　“家骚动”事件的频发很快就由大名方面“传染”到了幕府。延宝八年（1680），将军德川家纲死去，江户城中也引发了一场“家骚动”。
　　第二节：忠臣藏
　　一、将军纲吉
　　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是江户时代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一方面，他在统治前期承继了前代将军德川家纲时期所开创的“文治政治”，创造了繁荣的“元禄文化”。另一方面，他的后期政治为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幕府政治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的幕府开始出现的“侧用人政治”就与其密切相关，他的折腾，也使幕府的统治在他死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
　　德川纲吉成为将军是一番政坛恶斗的结果。德川纲吉的生母为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侧室桂昌院。在其兄德川家纲成为将军以后，他于承应二年（1653）元服并接受兄长名字中的“纲”字取名“纲吉”。宽文元年（1661）受封上野国馆林藩25万石，开创馆林德川家。延宝八年（1680）五月，将军德川家纲病危。德川家纲体弱多病，其侧室几度怀孕，不是死胎就是流产，导致绝嗣。所以在病危时，不得不考虑继承人问题，在堀田正俊的建议下，馆林德川家的德川纲吉就被选为继承者，当月，德川家纲死去，德川纲吉遂入主江户。八月，朝廷正式任命德川纲吉为第五任将军
　　德川纲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当年十二月把幕府的大老酒井忠清削了职。德川纲吉对酒井忠清有种莫名的厌恶感，有一种说法是酒井忠清反对德川纲吉嗣任将军，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仿效镰仓幕府时期第三任将军源实朝无嗣，幕府从朝廷公家和亲王中挑选将军的做法，立皇族有栖川宫幸仁亲王为幕府将军。这一说法始出于19世纪编定的幕府官方史料《德川实纪》，因此流传甚广。反对这一“宫将军”提议的人一个就是推荐了德川纲吉的堀田正俊，而另一个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川亲藩大名，水户藩的第三任藩主德川光圀。
　　能与幕阁中权势最大的大老对抗的堀田正俊何许人也？堀田正俊之父是德川家光时期的老中堀田正盛，母亲则是德川家纲时期的大老酒井忠胜的女儿。他在1岁的时候就成为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的养子，托庇于这位传奇式的女性羽翼下，在幼年时期又成为将军德川家光身边侍奉的小姓，蒙将军指配了后来成为幕府老中的稻叶正则的女儿。在其父为将军德川家光殉死后，就受封大名，万治三年（1660）受封上野安中藩二万石，任幕府的奏者番。他的靠山如此之硬，甚至连他的兄长遭到改易的处分时幕府都没动他一根毫毛，反而更平步青云，延宝七年（1679），他成为幕府的老中。在将军德川纲吉就任以后，他在天和元年（1681）十二月出任幕府老中，同时，将军把当初酒井忠清在江户城大手门前的那座幕府赏赐的大宅子赏赐给了堀田正俊。
　　至于在政治斗争中站错队的倒霉大老酒井忠清在下台以后于天和元年（1681）五月郁郁而终。德川纲吉仍不肯放过他，甚至怀疑他是自杀，要掘开他的墓来验尸。甚至对于酒井忠清生前判决的案件，德川纲吉也要推翻重审。堀田正俊接受了“越后骚动”中的败诉一方永见长良一派的申请由将军对此案进行重审，延宝八年（1680）十二月，“越后骚动”的相关人等齐集江户，长良一派重新控诉小栗美作专横跋扈，欲自己儿子继承藩主等罪状，次年六月，德川纲吉做出判决，一改酒井忠清偏向小栗一派的态度，作出了小栗美作之子大六切腹，亲属流放，长良一派的永见长良等人流放的处分。越后高田藩改易收为幕府天领，藩主松平光长有管束不严之罪，交伊予国松山藩监禁，继承人松平纲国交备后国福山藩监禁。这些判决看似对双方各打八十大板，但明显对小栗美作一派更为严厉，足见将军对酒井忠清的怨念。
　　在堀田正俊的辅佐下，德川纲吉前半个统治时期的政治成就蔚为可观，他延续了“文治政治”的总方针，在天和三年（1683）改定《武家诸法度》，将之前规定的禁止殉死和缓和末期养子之禁明文写入法律。他特别注重学问的培养，尤其对儒学给予了大力的扶植。德川纲吉尤其信任儒学世家林家的第三代学者林凤冈，把他请到江户城给幕臣讲授四书和易经等儒家经典，以理学来教化武士。同时，他访问了林家位于上野忍冈的私塾，这座私塾是德川家光时期由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出资建立，德川纲吉提出这座私塾应该由幕府来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他认为私塾不应该放在上野宽永寺的地界内，这样有“儒释两教相违而同处”之嫌，所以在江户汤岛为新的学堂划定地界，迁移了私塾、藏书楼和供奉孔子的大成殿于汤岛，这就是著名的“汤岛圣堂”。后来，这里成为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的所在地，是日本学校教育的发祥地。今天的东京大学、筑波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等著名学府都与这座圣堂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
　　除了林凤冈以外，同一时代还出现了兵学者山鹿素行、开创“徂徕学”的具有经世思想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以广博闻名的学者新井白石等知名的儒学者。江户时代成为日本儒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极盛期，德川纲吉的大力提携功不可没，这也使他前半段的统治为人所肯定，称“天和之治”。
　　好景不长，在贞享元年（1684），幕府发生了一起神秘事件，大老堀田正俊在江户城中突然被美浓国青野藩主稻叶正休刺杀。
　　这起事件的起因十分蹊跷，在前一年，稻叶正休以幕府若年寄的身份前往近畿一带视察淀川的水灾情况。随行的有河村瑞贤。在回到江户后，堀田正俊询问水灾治理情况，稻叶正休回答说可能需要4万两的费用，堀田正俊可能有点嫌多，再问河村瑞贤，河村立刻回答说：“两万两足矣。”于是，稻叶正休就被排除出这项工程，因为被削了面子而怀恨的稻叶就演出了刺杀大老这一幕。但细品事件的前后，颇有值得玩味的内幕，作为幕府若年寄，又与堀田正俊有亲戚关系的稻叶应该不至于为了这样一句话闹出行刺乃至落得个身死名裂的下场，许多人认为，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将军德川纲吉。
　　德川纲吉一直以来都想集中将军的权力。他的前任德川家纲有一个“左様せい様”的外号，所谓“左様せい”，意思就是“很好，速去办吧”，最后一个“様”字则是日语里对上位人的尊称，也就是我们俗说的“SAMA”，这个外号的意思就是“很好速去做大人”。因为德川家纲在和大老和老中商议政务的时候，基本不发表意见，只是说“左様せい”，因此背地里得了这样个外号。由此可见德川家纲时期将军的权力并没有很好地施行。德川纲吉一开始处置酒井忠清，本身也有回收权力的意味。
　　可以想见，德川纲吉在前任将军家纲时期，已经目睹了酒井忠清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场面，对谱代大名出身的大老、老中通过合议制侵夺将军权力一事有说不出的厌恶感。而堀田正俊素以性格刚直闻名，对于德川纲吉的一些举动直言干预，或许就是这一点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不管堀田正俊之死是阴谋还是偶然，德川纲吉从此去掉了一个眼中钉，他可以“大展拳脚”了。
　　二、犬公方
　　天和二年（1682），德川纲吉设置了一个名叫“勘定吟味役”的职务。江户幕府原有“勘定所”，其长官为勘定奉行，这是幕府的财政和民政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幕府的直辖领的年贡收纳、新田开发、水利工程等。勘定吟味役的职务在勘定奉行之下，又非勘定奉行的副职，而是直属于幕府的老中，一般提拔幕府的旗本或御家人等下级的幕臣担任，负有监督之责。勘定所的职员，上至勘定奉行，下至领地的代官，如有不法，可直接诉于老中。这个职务的设置可以窥见德川纲吉的心思：用监督和权力制衡来限制幕府官吏的权力，提拔一些没有根基的下级幕吏来代替那些谱代大名担任幕府役职，达到集中的目的。所以他首先就从幕府的财政机构下手。元禄九年（1696）四月，他又提拔了出身幕府旗本的荻原重秀为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最初只是勘定所的下级官吏，德川纲吉提拔他显然是看中这个人出色的理财能力。荻原重秀在延宝五年（1677）主持检地，他不怕得罪近畿的那些世袭的土豪代官，也不怕得罪各路的大名，制订条款，分派巡检团按条规完成检地。在检地完成以后，他又向幕府提出杜绝代官的世袭化，把负责在地管理征收年贡的代官统统换成了幕府派遣的官吏。元禄四年（1691），荻原重秀到任佐渡奉行，调查佐渡金山情况，制订并实施矿坑排水方案，令佐渡金山恢复生产，又强行推行佐渡检地，令幕府在当地的收入在一年之内大大增长。如此高明的敛财能力，如此“不惧权贵”的硬骨头，就成为此人飞黄腾达的原因。在获得荻原重秀这个可资信任的人后，元禄十二年（1699），幕府废止了勘定吟味役一职。
　　另外两个人则更受德川纲吉的信任，一个叫牧野成贞，一个叫柳泽吉保。在贞享元年（1684）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以后，这两个人就以将军“侧用人”的身份成为将军最信任之人。而那些谱代大名出身的老中只能仰此二人鼻息了。
　　所谓“侧用人”，正式名字叫“御侧御用人”，是负责为老中和将军之间做中介，负责向老中传达将军的意图。这个职务一般以将军最信任者担任，它以将军代言人的身份成为能左右幕府政局的高级役职。
　　牧野成贞，出身幕府旗本，其父为幕府的书院番头，其祖父为上野国大胡藩主。他青年时期就成为当时还是馆林藩主的德川纲吉的侧近家臣，担任馆林藩的家老，领地3000石。在德川纲吉成为将军后，就将他从一个藩的家老提拔为大名。天和元年（1681），他成为幕府第一个“侧用人”。特别是大老堀田正俊死后，老中们就鲜能见到将军一面，只能通过牧野成贞传话。而将军却频频前往牧野的宅邸。一时间，牧野就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柳泽吉保，出身馆林藩的藩士家庭，由于馆林藩主德川纲吉成了将军，柳泽吉保就作为“从龙之臣”到了江户，担任了幕府的“小纳户”。所谓“小纳户”，是将军身边侍奉的佣人，按职能需要分配不同的工作，比如小纳户御膳番就是将军吃饭的时候负责事先试毒的，御发月代就是为将军刮面整理头发的等等。虽然地位不高，但却能经常见到将军。柳泽因此得到了德川纲吉的特别恩宠。元禄元年（1688），柳泽吉保成为将军侧用人，并授予上总佐贯藩12000石领地，成为大名。此后，柳泽一路平步青云，元禄七年（1694）成为武藏川越藩主，领地72000石。次年，牧野成贞隐居，他顶替牧野成为幕府最受信任的人物。这个小纳户出身的人成为幕府老中格，令人侧目。元禄十四年（1701），德川纲吉更是赐予他“松平”姓，在宝永元年（1704），甲府藩藩主德川家宣被选为将军继承人，而柳泽吉保则被任命为甲府藩主的“后任”，一旦德川家宣接任将军，他就唾手可得甲府藩15万石的封地。两年后，幕府又赐予了他大老格。这一切，足见德川纲吉对柳泽已经宠信到让众多谱代大名看着有点“不像话”的程度。
　　“侧用人”政治的出现使将军可以远离老中办公的“御座间”，将军的施政就更受那些传话的侧用人或者自己的意愿所影响。这就揭开了德川纲吉作为“元禄昏君”的序幕。
　　贞享二年（1685），就在堀田正俊死后次年，德川纲吉发布了一道日本史上臭名昭著的动物福利法——《生类怜悯令》（生類憐みの令）。这一命令的发布被认为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德川纲吉的生母桂昌院，这位老太太笃信佛教，德川纲吉的嗣子德松在天和三年（1683）夭折，此后，纲吉一直没有嗣子，求嗣心切的纲吉和桂昌院认为应该严戒杀生以求嗣。另一个人则是将军的侧近之一，时为大僧正的隆光。这个深受纲吉和桂昌院宠信的和尚被认为是劝说将军下达这道“天下之恶法”的“罪魁”。
　　那么，这道动物福利法究竟是如何被评价为“天下之恶法”的呢？《生类怜悯令》一开始只是些简单法令，此后便变本加厉。贞享四年（1687），幕府禁止将鱼、鸟、贝等作为食物，禁止遗弃病牛马，同年，就有村民因为遗弃病马，猎杀鸟类遭到流放的严厉处分。元禄元年（1688），法令进一步升级，有村民因为砍了上有鸟巢的树被处分，有旗本因为和狗发生打斗打死了狗而被判闭门思过。元禄八年（1695），有违反法令的人被下令切腹。次年，幕府还下令给予密告杀狗的人50两黄金的重赏，这对当时的平民来说是笔惊人的数目。重赏之下，很快就有人来告密，江户本所相生町的木匠弟子杀死了狗，被举报，告密者被当场奖励50两。也有人铤而走险，杀死狗欲载赃仇家，结果事件败露以后被处死刑。元禄十三年（1700），又禁止出售鱼类。
　　动物保护无可厚非，但德川纲吉没有搞清楚的是，人也是自然界食物链的一分子，人的生命也是依靠从动物中获取能量而存在，适当利用自然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生类怜悯令》的问题就在于它为人类合理利用自然人为地制造麻烦，这些法令给上到武士，下到百姓的各阶层带来极大的不便。何况作为人来说，一个人秉持素食主义和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并不希奇，但不能利用将军的权势强迫整个社会都秉持这一理念。当时的学者新井白石记载说：“八月半，闻有命禁止用火为马剪鬃毛。以后无论由人牵引或骑乘者，都看来似野生之马了。……十月，颁布怜悯牲畜三条禁令。今后具有乘马身份者，只能牵马而行，不得骑乘。”更有甚者，由于德川纲吉自己为狗年出生，他对狗就特别照顾。除了禁止杀狗以外，路上的板车不慎轧死狗就要被处分，看见狗打架必须泼水将之分开。江户成了野狗的天堂，有约10万条狗在大街小巷毫无顾忌地流窜。元禄八年（1695），由于东北地区遭遇冷冻灾害，发生大饥荒，米价飞涨，路有饿殍，但将军德川纲吉却忙着给野狗造收容所，他把中野一带的住民强行迁移走，建造“犬小屋”，收容了数万条犬，为管理这些狗，还设立“犬总奉行”、“犬奉行”、“犬医师”等职务，每条犬每天的粮食有定额，至于粮食则从百姓那里强制收取 “犬金”。在这个饥荒年代，这种养狗不管人死活的命令自然受到了诸多人的抨击，老百姓就给这位注重狗福利而不管人福利的将军一个“好听”的名字——“犬公方”（将军又称“公方”）。
　　德川纲吉的折腾让幕府的财政也陷入了危机中。江户幕府的财政是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幕府垄断了对外贸易和佐渡、石见等地的金银矿山的开采。在支出方面则通过大名的“奉公”，一方面削减大名的财力，一方面节省各种工程开支，达到聚敛财富的目的。但从第三代将军家光开始，幕府财政的危机渐露端倪，将军为维持奢靡的生活，开支日渐增加，与之相对应，金银的集中开采令矿山资源趋于枯竭，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逆差严重，导致金银不断外流。经济的不断发展又要求更多的货币量支撑，幕府面临通货紧缩进而引发经济萧条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德川纲吉就采纳荻原重秀的意见，从元禄八年（1695）开始推进货币改革，荻原重秀用了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把市面上的货币回收进行重新铸造。江户时代的日本流通的货币有金、银、铜钱三种，金以庆长大判、庆长小判、庆长一分判等较为流行，其中的大判多为将军用以赏赐或上层社会之间互相馈赠所用，市场流通的以小判、一分判等居多。小判为四匁七分六厘（大约为17.76克），一分判为一匁一分九厘（大约4.44克），为小判的1/4重，金含量为84%以上，其余成分为约13%的银和不到1%的铜、铅等杂质。银分庆长丁银和庆长豆板银。丁银官方额度为一枚四十三匁（大约161克），实际流通中为20-60匁不等，使用时采用秤量，幕府其后又铸造大约0.1匁到10匁的豆板银供散用，禁止切割丁银。铸造银的成分为银80%，铜20%。铜钱在幕府初期通行中国明朝的永乐通宝，后幕府禁永乐钱另铸宽永通宝，与市面上一些劣质的“恶钱”共同使用。荻原重秀的重铸主要是针对金和银，他把市场上的庆长金银回收，改变成分，金铸小判，一分判和二朱判（为小判的1/8），金含量降到56%左右，银含量提到43%左右。而银仍为丁银和豆板银两种，银含量降到64%左右，掺进了35%的以铜为主的杂质。刨掉改铸的花费，幕府因为这次的改铸增加岁入40万两以上
　　改铸后的“元禄金”不再是金灿灿的，而是泛着层淡黄，因为金含量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不是现代经济学家的荻原重秀不自觉地用了现代经济学里的货币贬值原理。他的初衷只是想缓解幕府“钱不够”的问题，换句话说，是想解决幕府垄断的矿山日益枯竭与金银的市场需求量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矛盾，所以想出了这个“节约”金银的办法。如果他知道什么叫金本位制，什么叫通货膨胀理论，相信他会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
　　借着荻原重秀的办法，幕府短时间内缓解了“钱不够”的问题，原本的一块金子掺点杂质铸成两块，表面看起来钱是多了。但实际上货币贬值了，通货膨胀了，物价也上去了。荻原重秀毫不在乎地说了句很牛气的话：“所谓货币就是国家造来推广使用，哪怕我用瓦砾当货币也未尝不可”。但他忽视了经济客观发展规律，所谓“金银天然是货币”，在贵金属做货币的时候，货币的信用是来自于贵金属本身，退一步讲，如果荻原重秀要用瓦砾当货币，他必须保证瓦砾和货币本位之间的有一个稳定的比价。所以，所谓的国家造来推广使用的，并不是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忽视货币规律滥发滥制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经济泡沫化最终带来经济崩溃，这样的教训从古至今比比皆是。
　　德川纲吉很快就尝到苦头了。元禄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703年12月31日），江户附近的房总半岛一带发生7级大地震，江户受灾轻微，但房总半岛、上总国一带遭到严重损失。宝永四年十月四日（1707年10月28日），纪伊半岛一带发生推定为8级以上的大地震，整个东海道，从骏河到京都再到土佐直到九州受灾严重。震后49天，受地震影响，富士山大喷发，江户黑云蔽日，白昼如夜，火山灰如雪片一样落下来。宝永五年三月八日（1708年4月28日），京都发生火灾，天皇居住的禁院、九条、鹰司等公卿住宅都被祝融光顾。这频繁的天灾人祸令幕府的钱如流水一样花出去，加上将军又要参拜神社，幕府入不敷出，尤其是银更是紧缺。荻原重秀再想出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把货币再一次重铸，新铸造的“宝永金”小判的重量仅为原来的一半，即从四匁七分六厘减到了二匁五分，金含量84%，银含量降到16%，宝永一分判仍为宝永小判的1/4，而且竟是与元禄的小判、一分判等值通用。“宝永银”把银含量降到50%，铜含量提到50%，也与庆长银、元禄银无差别通用。这种刷政府信用强发货币的办法引起了金融混乱，金银比价的严重不协调与市场客观规律发生了严重冲突。幕府的财政危机不但没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德川纲吉最后留下了一屁股的财政赤字，在他死的那年，幕府的岁入只有岁出的一半，丢给了后人一个难收拾的烂摊子。
　　三、喧哗两成败
　　在将军德川纲吉统治的后期，表面繁华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一起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在发生后不久，就被当时人用“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手法写成了一部著名的剧本《假名手本忠臣藏》，活跃于人形净琉璃和歌舞伎的舞台上，流传至今，仍成为日本许多电视剧和电影的题材，1999年的NHK大河剧《元禄缭乱》即是以此为蓝本创作。
　　这起事件称为“元禄赤穗事件”，亦称“赤穗浪士”、“忠臣藏”等。事件的起因是元禄十四年三月十四日（1701年4月21日）发生在江户城中的一起拔刀伤人事件。
　　德川纲吉号称是幕府中最尊皇的将军，一方面与纲吉自幼接受理学的忠君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德川纲吉的正室鹰司信子乃是灵元天皇的中宫鹰司房子之姊，纲吉与天皇乃是连襟的关系。因此，德川纲吉在成为将军以后，对皇室特别优遇，不仅将皇室领地从一万石增加到三万石，而且掏出钱来为皇室修缮皇陵。元禄十四年（1701）一月，德川纲吉根据皇室的惯例，派出了使者前往京都，向天皇祝贺新年。作为回应，东山天皇和当时已退位的灵元上皇派出了使者，向幕府“返礼”，于一月二十八日（2月24日）抵达了江户。东山天皇派遣的“敕使”是前任权大纳言柳原资廉和前任权中纳言高野保春，灵元上皇派遣的“院使”（退位的天皇称“院”）是前任权大纳言清闲寺熙定。相应的，幕府方面派出接待敕使的“敕使飨应役”是播磨国赤穗藩主浅野长矩，“院使飨应役”是伊予国吉田藩主伊达村丰，为两名“飨应役”提供“指南”的是幕府的高家肝煎吉良义央。
　　所谓的“飨应役”是幕府挖空心思设置出的削弱外样大名的一个职务，职责是为接待朝廷派来江户的敕使、院使和女院使（出家的皇后、太后、妃、公主等称女院），根据使者的级别，敕使的飨应役由4-7万石的大名担任，院使的飨应役由1-3万石的大名担任。所有的开销就由担任飨应役的大名本人提供。为了防止这些土包子大名失礼人前，幕府又很“贴心”地为他们提供“指南役”负责指点他们接待礼仪方面的问题，由幕府的“高家”出任。所谓“高家”就是战国时代到安土桃山时代的那些“名人后代”，如上杉家、大友家、今川家、织田家、武田家等，其中特别熟悉礼仪的3人被选为“高家肝煎”。这次出任指南的吉良义央就出身吉良家，吉良家与今川家同为室町幕府将军足利家的分支，因此有“公方无继吉良可续，吉良无继今川可续”的说法。在德川时代，吉良家早就没了昔日的风光，仅仅是德川幕府的礼仪指南。
　　这套制度的坑爹之处就在于，高家作为“指南役”，本身就只有靠着这点本事吃饭，因此逮着一个机会就拼命捞油水，可以随意地去榨取那些飨应役。运气好的大名遇见厚道的高家，还会认真配合你完成幕府的任务。运气不好的大名遇见一个促狭的高家，一旦不给“贡献”，他可以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让你出点洋相露点丑，甚至给你穿小鞋。担任此次敕使飨应役的浅野长矩在天和三年（1683）就曾担任过飨应役，当时的指南正是吉良义央，想必在那次他就没少受吉良的气。何况在元禄十一年（1698）九月，江户发生火灾，吉良在锻冶桥的宅第被大火烧毁，当时担任救火指挥的正是浅野长矩，有了这层恩怨，吉良这一次自然更要给浅野穿小鞋了。于是在三月十四日，在江户城中的松之大廊下，发生了一次伤人事件。
　　这一天，朝廷的敕使和院使登临江户城听取将军德川纲吉对朝廷的敕宣和院宣的答复，江户城上下和前几天一样忙成一片，大约早上巳时，作为指南的吉良义央正和幕府的留守居番（负责江户城中大奥的警备和大奥相关工作的幕府役职，一般为1000石的旗本担任）梶川赖照在松之大廊下交谈，突然，浅野长矩从背后拔出刀来，从吉良的背后砍中了他，一刀从背上部砍到背中部。吉良大惊，吃痛之下转过头来大叫：“做什么？”浅野的回答又是一刀，正中额头，血流如注。旁观的梶川赖照连忙将浅野一把抱住，一旁的另两名高家品川伊氏和畠山义宁趁此机会七手八脚地把倒在地上的吉良抬进了房间，叫来了著名的医生栗崎道有给吉良缝合了伤口。
　　这是发生在将军近侧的严重故意杀人未遂事件，且朝廷的敕使、院使都在城中，当事双方又都是幕府接待朝廷使节的官员，影响极坏。幕府震惊之余立刻派人调查。负责监察官员的幕府目付多门重共和近藤重兴两人向浅野长矩调查事情经过，浅野表示：“我对幕府没有任何的怨恨，此事纯属在下与吉良的私人恩怨，一时冲动做出来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忘了。”大有不想再提的意味。幕府又派目付大久保忠镇和久留正清到吉良处调查，狡猾的吉良把事情撇了一干二净：“我不知道浅野和我有什么仇恨，可能是他一时昏了头吧，在下年纪大了，真记不清楚哪里得罪他了。”依据两人的供词，所有的不利证据指向了浅野。目付们把调查结果通过大目付仙石久尚向几位幕府老中做了汇报。几位老中还在讨论处理办法的时候，侧用人柳泽吉保把事情始末汇报给了将军德川纲吉。德川纲吉大怒，立刻下令浅野长矩即日切腹。
　　应该说，大名被判决当日切腹的事情是很罕见的，除非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过。德川纲吉如此下重手，无非是趁朝廷使节尚在的时候，尽快表明幕府的态度，以免此事影响到他获取朝廷从一位官位的册封。
　　浅野长矩的弟弟，作为藩主继承人的浅野长广正在城中，听说伤人事件以后，立刻前往江户铁炮洲的赤穗藩屋敷向赤穗藩在江户的重臣以及浅野长矩的正室阿久里传达此事。江户城中拔刀本身就是死罪，阿久里忙问吉良义央的生死。浅野长广瞠目结舌答以不知。眼见事态严重，浅野长广立刻修书一份，命早水满尧和萱野重实火速携书赶回赤穗，向留守藩内主持政务的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汇报事情经过。
　　与此同时，在陆奥一关藩主田村建显位于江户的住宅中，由幕府派出的检使监督，浅野长矩奉命从容切腹，享年35岁。他留下了一句凄美的辞世之句：“風さそふ 花よりもなほ 我はまた 春の名残を いかにとやせん”（意为“无奈风起，花落庭前，我纵惜春，韶华难留”）。
　　即使是在幕府之中，浅野的即日切腹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些幕臣就认为浅野作为五万石的大名，如此匆忙地被判决切腹，而且还是在双方是非曲直尚未断清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是否太过草率。有人认为浅野赌上身家性命在江户城中挥了刀子，此事必有隐情，幕府不处分吉良，而只让浅野切腹，未免有所不公。但操纵幕府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却坚持迎合德川纲吉的意图，此事就如此草率地处理掉了。
　　次日，幕府宣布赤穗藩改易，藩主继承人浅野长广闭门思过，与赤穗藩有亲缘关系的大名和旗本一律遭到“远虑”（禁止登临江户城）处分。赤穗藩在江户的武家屋敷被没收，十八日，幕府派出两名收城使、两名收城目付和两名管理赤穗的代官去接收已经被改易成为将军天领的赤穗城。
　　凄惨的消息到二十日才抵达赤穗藩，老成持重的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接报以后，立刻冷静地询问事情经过，由于江户的藩邸中人也是所知不详，所以大石拿到的书信中也仅仅说了一个大概。赤穗藩的人甚至误以为浅野长矩已经一刀劈死了吉良义央。大石立刻派人前往江户再调查。当天傍晚，江户来的飞脚送来了第二份报告，仍然只写了江户城中发生伤害事件，对于事件的细节仍无报告。到夜里，江户来的第三份报告抵达赤穗，这一次送来的是藩主浅野长矩切腹的消息。
　　对于赤穗藩来说，当务之急是确定如何应对幕府的改易命令。在赤穗藩中已经明显出现了两派分歧，一派主张坚拒幕府的收城命令，紧闭城门与幕府对抗到底，当然其结果很可能是玉石俱焚。另一派则主张献出城池，保留有用之身为赤穗藩的重新崛起努力。两派在三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争执不休。冷静的大石此时得到了吉良尚活的消息，而当时的诸多与赤穗藩有亲戚关系的大名都派人或来信劝说赤穗藩开城。大石内藏助一开始支持抵抗派的意见，他在藩金的分配问题上也支持了抵抗派的原元辰等下级武士，从而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恭顺派的代表末席家老大野知房被迫离开赤穗。此时，在江户的一些赤穗藩士也前来寻求大石的协助，要求刺杀吉良为藩主复仇，但因此时赤穗正盛行抵抗殉主之说而未果。四月十四日，大石顺势以杀吉良复仇而由，说服了所有的抵抗派藩士接受开城的主张。四月十五日和十七日，收城的目付和幕府的代官先后抵达赤穗办理交接手续，二十二日，赤穗城和平移交给幕府。大石内藏助以“复兴浅野家”为宗旨，和赤穗藩的几十名武士签定了血书盟约。
　　应该说，幕府在此事的处置上有不妥之处，这种不妥并不在于幕府未问清楚是非曲直就轻易下了判决，而在于这一判决就当时法律来说并不公正。在日本中世武家法律制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法条叫“喧哗两成败”。日语中的“喧哗”并不仅仅是大声吵嚷的意思，更多指代斗殴、骚乱，所谓“喧哗两成败”就是对引起斗殴的双方，不论是非，一律平等处分。在镰仓时代的武家法《御成败式目》中曾规定如引起斗殴纷争，判断双方理屈理直后做出裁断，但禁止复仇。到战国时代，昔日幕府的武家法逐渐失去效用。战国的大名们纷纷制订分国法，“喧哗两成败”就在此时出炉，战国大名今川氏制订的《今川假名目录》第八条规定：“喧哗之辈，不论理是理非，双方皆死罪”。仿效《今川假名目录》制订的武田氏分国法《甲州法度次第》也沿用了这一规定。战国大名推行这一规定的初衷，是为维护军队中的和谐稳定，禁止军中私斗，进而推广到否定私人执法权和私下复仇。江户时代初期推行武断政治，对战国时期的分国法作为惯例加以沿用，如宽永十一年（1634），将军德川家光在上京之时颁布的行军法令规定：“喧哗口论坚决禁止……若有违犯之辈，不论理非，双方可诛罚之……”江户城中拔刀砍人如何处理也有判例可循，宽永四年（1627），犹村孙九郎在江户城西丸拔刀砍向木造和铃木两人，铃木当场死亡，木造受伤。结果是犹村切腹改易，铃木和木造不论死活，双双改易。从这一惯例法看，幕府确实根本用不着去调查双方谁是谁非，只要按照“喧哗两成败”的规定对双方各打八十大板。问题在于，这一法条实际上受到江户时代许多儒学者的诟病，或许就是这一点让喜好儒学的德川纲吉这次做出了违反这一法条的判决。作为“受害方”的吉良这次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而浅野却遭到切腹改易的严厉处分，未免让许多人认为幕府执法不公。
　　既然防范“私斗”的法不被认真执行，那么，私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四、赤穗四十六士
　　实际上，因为违反“喧哗两成败”的公平原则做出不公平判决而引起仇杀事件在江户时代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宽文十二年（1672），在宇都宫藩就发生一起“净瑠璃坂仇讨事件”，简直就是本次赤穗事件的样版。
　　这一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宽文八年（1668），宇都宫藩主奥平忠昌死去，在下野国兴禅寺举行的葬礼上，宇都宫藩的两名家臣奥平内藏允和奥平隼人突然发生口角。原来这两人素来互相不合，尚武勇的奥平隼人平时看不起文弱的奥平内藏允，在葬礼喋喋不休地进行挑衅，不想再受侮辱的奥平内藏允就不顾场合拔了刀，而隼人抽刀反劈，将之砍伤。
　　在藩主葬礼上“喧哗”可以说是大罪，当天晚上，奥平内藏允自己先切腹，藩厅就以“刀伤后破伤风死亡”上报。而另一个参与“喧哗”的人奥平隼人却逃过了死罪，在半年后，宇都宫藩做出判决，依据“喧哗两成败”，奥平隼人改易，他和奥平内藏助12岁的儿子奥平源八一起被轰出了宇都宫藩。奥平隼人跑往江户投靠了旗本大久保助右卫门。
　　但奥平源八并不认为这一判决公平，他认为根据“喧哗两成败”，发起挑衅的奥平隼人自然也应该受切腹处分，因此他走上了复仇的道路。宽文九年（1669）七月三日，他首先在出羽上之山埋伏，将奥平隼人的弟弟奥平主马允砍杀。成惊弓之鸟的奥平隼人携父奥平半斋逃往江户净瑠璃坂户田七之助的宅邸中躲避。
　　这并没有阻止奥平源八的复仇之心。宽文十二年（1672）二月三日凌晨，奥平源八带着42名同党化装成江户的消防队潜入了净瑠璃坂的宅邸，顺利砍杀了奥平半斋而去，追踪而来的奥平隼人被奥平源八杀了一个回马枪，成为刀下冤魂。
　　然而，幕府却给了奥平源八一个宽大处理，因为当时在幕阁中执牛耳的大老井伊直澄非常欣赏奥平源八的孝心，所以仅仅判决流放伊豆大岛。
　　净瑠璃坂仇讨事件为赤穗浪人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他们也决心要用自己的刀，执行幕府未执行的“喧哗两成败”的法度，为自己的旧主讨回公道。
　　由于赤穗藩被改易，所有的赤穗藩士都成了浪人，各奔东西。大石内藏助良雄在交出城池以后，因病在赤穗疗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居住在近畿山城国的山科。在这一期间，他积极地派人上下活动，为复兴浅野家走门路，希望幕府能放出浅野长广，由他为家督重振浅野家。同时也极力安抚住在江户的赤穗浪人，以免他们为复仇而轻举妄动。
　　在这一期间，吉良义央也倒了霉，他逐渐失去了幕府的信任。八月，与吉良同为幕府高家的与吉良关系密切的大友义孝，吉良义央的弟弟东条冬重被幕府下令解职。同时，幕府要求吉良把江户城下吴服桥的宅邸让出来。心灰意冷的吉良决定隐退，将吉良家家督之位让给儿子吉良义周，同时，由于吉良有一个儿子过继给了出羽国米沢藩上杉家，即为米沢藩藩主上杉纲宪，因此，江户风传吉良即将迁往米沢藩居住，且吉良的正室已经前往米沢藩。一旦吉良被实力雄厚的米沢藩保护起来，复仇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于是，赤穗浪人们加快了行动计划。
　　元禄十五年（1702）二月，大石内藏助良雄联合相关同志，在京都的円山召开了会议，定下了待藩主继承人浅野长广的处分下达以后决定复仇的方针。到七月，浅野长广被幕府下令于广岛藩“永预”（永久监禁），大石的家业复兴计划遭到严重挫折，于是，大石正式决定投入复仇，江户的赤穗浪人与大石一派重新于七月在円山召开会议，制订了完善的复仇计划。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大石表示当初与他订立血盟的人并非是为复仇，而是为复兴家业，如今不想参与复仇的浪人可以奉还血书退盟，有大约一半的人退出了复仇计划，只有不到60人参与到复仇中。
　　十一月，大石内藏助一行人抵达江户，他们潜伏在江户市町中待机。心思缜密的大石做了周密的规划，利用内线拿到了吉良义央在江户本所宅邸的平面图，同时通过探听得知吉良有邀请国学者来家举行茶会的习惯，确认了吉良在家的日子，把行动时间最终定在了十二月十四日。在这期间，又有一批浪人脱盟，到举事日，只有47人参与了行动。
　　十二月十四日午后，参与的浪人集合，大石内藏助把所有人分为两拨，一拨由大石内藏助亲自指挥，负责正门进攻，连下属23人，其中九人负责突进屋内搜寻吉良，其余人负责庭院和看守门户。另一拨由大石的嫡子大石良金率领，实际指挥为吉田兼亮，连下属24人，其中十人负责突进屋内。分配已定，赤穗浪人们学习“净瑠璃坂仇讨事件”，身穿着江户消防队的衣服，借夜色掩护杀向吉良邸。当天晚上并不像许多影视剧里渲染的那样下起大雪，而是月明星稀的晴朗天，正好适合执行复仇计划。
　　大石内藏助指挥的正门队首先发难，大高忠雄和小野寺秀富两名浪人沿墙架起了梯子，爬上吉良宅邸的高墙，飞身跃进了墙内，吉田兼贞、冈岛常树两人跟在后面，原元辰和神崎则休在跃下时受了点小伤，但无大碍。他们立刻踹开了玄关大门杀了进去。后门队用大锤子敲开了大门，浪人们一涌而入，开始搜寻仇人吉良义央。根据他们的情报，吉良家有不少善于用弓的，所以在杀入宅邸以后，浪人们立刻切断了墙上挂的所有弓的弓弦，所有人虚张声势地喊着“50人向东，30人向西”，制造出攻击方人数很多的假像。浪人们杀进长屋，一边砍倒对手，一边疯狂搜寻着吉良的踪迹，最勇猛的浪人不破正种杀入长屋后连劈四五人，和吉良的儿子吉良义周斗在一起。吉良家也有不少人拼死抵抗，但大多因促不及防而被劈倒。眼见战局陷入胶着，主角吉良义央却迟迟不露面，这时，浪人中的吉田兼良听到一边的柴房里传出了一点响动，他和另一名浪人间光兴立刻前去查看究竟，里面突然丢出了柴和碗，随之杀出了两名吉良家臣，吉田和间两人反应敏捷，立刻将这两人砍倒。间光兴发现柴房中仍有响动，挺枪刺去，刺中了一个老头，老头提刀跳出来抵抗，一边的赤穗浪人武林隆重持刀将这老头一刀砍翻在地，仔细辨认时，正是苦主吉良义央。浪人们欢呼雀跃，以哨子和小钟相互汇报：“已经得手”，挥刀割去了吉良的首级。
　　这次复仇，赤穗浪人只付出了两个人受伤的轻微代价，而吉良家则有15人被杀，23人负伤。赤穗浪人赢得了一场漂亮的复仇战。
　　完成复仇以后，这47名赤穗浪人带着吉良义央的首级到了浅野长矩埋骨的泉岳寺，将首级供奉到了旧主墓前。在此后，除了一名叫寺坂信行的足轻离开以外，此外46人齐齐在泉岳寺，向幕府上了自首书，等待幕府的处置。
　　赤穗浪人的自首书被送到了幕府的大目付仙石久尚手中，仙石立刻将自首书转到了当月轮值的老中稻叶正往手中，同时将46名浪人分别送到细川纲利、松平定直、水野忠之、毛利纲元四个大名在江户的屋敷中看管，江户的百姓对这些浪人的复仇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幕阁中亦不乏他们的同情者，比如理学家林信笃和室鸠巢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义举”，正符合理学中所要大力宣扬的“忠孝”观念，出于维系幕府统治的需求，也应该大力弘扬这样的观念，对他们进行赦免。幕府老中的合议也认为，大石内藏助等人虽然是趁夜入室杀人，但他们的行为纯属出于忠义，不应认为是结党，应解除监禁予以赦免，相反，吉良家家臣中有不全力抵抗者，有违忠义之道，应处斩。米沢藩主上杉纲宪不救父厄，有违孝道，当予改易。甚至连将军德川纲吉也认为赤穗浪人其情可悯，为了幕府的面子，他希望由上野宽永寺的公弁法亲王出面，赦免这些浪人，但公弁法亲王却给了将军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与其赦免他们，一旦他们将来做出不道之事，反而有损他们的清誉，不如于此时成全了他们的忠义之名。”
　　秉持经世济用思想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亦从法律角度出发劝说将军：“赤穗四十六士所谓的义，乃是私论。浅野违反幕府法度切腹，乃是法度，因此，复仇吉良，是以私论而背法度，若允许此种行为发生，幕府以后法度将乱矣。”将军德川纲吉终于下了决心。元禄十六年（1703）二月四日，幕府向看管浪人的四名大名下达了让赤穗四十六士切腹的命令。他们的遗体都被送往泉岳寺安葬在他们的旧主墓边。另一方面，吉良家终于被幕府下令改易，吉良义周被判流放，客死异乡，吉良家嗣至此断绝。浅野家则在宝永六年（1709）将军德川纲吉死后，新将军德川家宣赐予500石领地，成为幕府旗本，同时，赤穗浪士的后人被赦免。
　　这场“忠义”价值观的大讨论却余波未息。一直到现在，这一事件仍是很多日本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也有很多的学者至今仍在争论幕府、浪人、吉良家等各方面在此事件中的是非曲直，争论浪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日本历史上，没有任何一起仇杀能够如这起发生在元禄繁荣中的血与火的事件那样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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