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世界》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李根
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大概都听说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不少人知道毛主席有个美国老朋友叫韩丁，写过一本详细描述山西一个小村子土地改革过程的《翻身》，此后常常跑到中国来帮着搞农业机械化建设。但是说起杰克·贝尔登，和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知者就少而又少。我自己也是非常偶然地在网上读到此书的中文版，于是立刻去图书馆借了原文来看，越看越觉得不简单。所以，我特地花时间来制作这个网页，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中国震撼世界》讲述的是中国解放战争的故事，但是其观察角度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教科书版、小说版或小人书版大不相同。其主体部分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记者眼中的解放区农村的生活，那些普普通通大字不识的华北农民，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苦痛、他们的愤怒和他们的要求，以及革命是如何依靠这些农民取得成功的故事。其中穿插了很多访谈式的记述（这正是记者赖以吃饭的看家本领），上至军政首脑，下至贩夫走卒，通过他们的口来讲述作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开始的几个章节非常细致，几乎是“边走边拍”式的流水账描述，然后由小见大，由一域至全国，由现象到本质，由经验到规律，逐渐描绘出中国革命的壮阔图景。就像涓涓细流一样，来自一个一个中国农村的造反呼喊一路会合，越聚越多，终于汇成滔天巨浪，冲垮了企图束缚他们的任何东西。作者蹲在山西河北的破破烂烂的小山村里，弄明白了那些坐在国会山的官老爷们想不通、搞不清、或者就是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翻天？为什么卑贱的泥腿子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干涉中国终将是徒劳无功？
当然，作者写这本书的原意是给美国人看的。他试图通过新闻、出版这样的途径来影响美国民意，进而影响决策，这当然是人权和民主的真谛之一。但是，当他把某些独立性较强的章节发回美国时，各大报章却不敢刊登他的报道，虽然他在二战时是最受欢迎的撰稿人之一。当这本书1949年问世时，勉强还有人敢出版，但却没有几个书店敢摆上柜台，以至于这本在重要性上不亚于《西行漫记》的作品在西方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1970年越南战争正酣时，此书再版。欧文·拉铁摩尔在为它写的简介中浩叹：“在这本书里，一页又一页地记载了美国政治和军事当局在中国所犯的许多不应有的、愚蠢而明显的错误，如今美国在越南又犯了，并且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不过，这也是阶级性和国家利益使然，大概以后还要继续再犯。
那么，这本书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价值又在何处呢？我以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相的又一版本”，通过一个从美国根本利益出发、立场基本中立、对中国人民怀有同情的前战地记者的讲述，描绘了这一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段历史现在已经有好多个版本，包括中国大陆教科书版、中国台湾省教科书版、美国典型教科书版、极端仇视中国人民和革命的比利时传教士版（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强烈推荐大家放狗搜索来读一读），现在又加上这个前战地记者版。比照起来，我们就能明白哪个更加接近事实真相；也更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不同版本的存在；为什么一些东西对某些人性命攸关，对某些人无足轻重，某些人却视之如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以及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才是万古不移的真理。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这本书早先有一个中文版，之后2003 年外文出版社又出了一个LIGHT ON CHINA系列，中间也包括了这本，前外交部长黄华还为之写了前言。
《中国震撼世界》的中文版，我只是在网上看到过（包括1970年的那个简介），一直没有查到是什么时候出版、何人翻译的。如果能烦哪位告知，感激不尽。原文的英语准确生动，引人入胜，描擘人物的心理和行为细致入微，所用词汇也不高深，颇多口头语，通俗易懂却又很是耐读。而翻译的水平也很值得称道。他显然很了解作者活动过的地区的风土人情、时代背景甚至标语口号，否则无法做到如此准确和妥帖。总的来说，译文信、达、雅，有些英语说法翻译得令人叫绝。因为找不到1949年首版前言和2003年外文出版社再版前言的中文翻译，我只好勉为其难地亲自翻译了以上两文。相形之下，高低立现。
一言以蔽之，《中国震撼世界》是一辑触发人们思考的纪实文字。虽然它所描述的时代已经过去超过半个世纪，但仍然能触动人类的心灵。我幸运地读到这本书，并愿意把它推荐给有兴趣的网友。
杰克·贝尔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李根 ]
《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杰克·贝尔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讲老实话，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东西，都来自于零散的书评、前言、简介，再就是这本书本身，可以在五分钟内讲完。简单地说，他是个二战期间的知名战地记者，报道过抗战（1941、1942）、美英中在缅甸的失利（1942）、盟军的北非作战（1943）和登陆法国（1944）等战事，于1946年底再次来到中国，全程目睹了中国内战并写出了《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
杰克·贝尔登与中国相当有缘。一九三三年，他作为一名水手在香港第一次登上东方的土地，一呆就是九年。结果他不仅学会了基本的汉语，还对中国的情况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不错，那个年代还有不少美国人也声称爱中国，但他们大多是笑容可掬的军政人士、口是心非的神职人员、涂脂抹粉的官僚太太、坑蒙拐骗的商人掮客，难得有能深入中国并了解其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的。而贝尔登显然跟他们不一样。由于熟悉中国的情况，他在日本全面侵华后当起了战地记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杰克·贝尔登经历了不少战争场面，写过n篇新闻稿，比较有影响而结集出版的作品有《跟随史迪威将军撤退》（Retreat with Stilwell）和《马革裹尸仍其时》（Still Time to Die），当然与我们关系最大的还是《中国震撼世界》。说真的，以前我常常怀疑一个外国人是否能够真正地明白中国人的心态和思想，更不要说要求他去设身处地为最贫苦最普通的中国农民着想和声辩，而这些贝尔登都做到了。最可贵的是，因为他自己出身普通，所以和下层人民有天然的亲和力，而且他没有西方人常常免不了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救世主心态。用什么办法打开一个刚刚认识二十分钟的赶车老农的话匣子？怎么让一个腼腆的山区妇女讲述她的不幸婚姻？被一帮看希奇的农村小屁孩包围了可如何是好？在这些情况下他都是高手。在他眼里，裤子上粘着粪汁的农民是可爱的，随手擤鼻涕的游击队干部是可爱的，从来没有用过化妆品、剪着像男人一样短发的女民兵也是可爱的。他就是从这些人中间搞清楚了中国革命的问题。
贝尔登远不是共产主义信徒。相反，他对共产党和群众运动自始至终怀有戒心，尤其提防知识分子。当他再次来到中国，准备观察内战时，他的脑袋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只是秉着记者对真相的渴望开始了工作。他怀有朴素的正义感和民主意识，厌恶高高在上和尔虞我诈的官老爷们。他的文字清新活泼，刻画人物生动形象，评论讽刺入木三分。而且因为久历战阵，他对军事政治、战略战术都有相当的了解和洞察力，不仅不会犯很多记者和所谓评论家的“鸡同鸭讲，不知所云”式的错误，还总能作出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和预测。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震撼世界》没有缺点。对于他所亲身游历采访的地方（华北、东北、华中），他的记述详尽准确，揭发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但是对于他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华东、西南），就只得依赖第二手材料，所以无法做到那么清晰和完全准确。比如说，他似乎一直不知道华东解放军的实际指挥者是粟裕，陈毅只是名义上的一把手，而直到描写淮海决战时，他还用“陈（毅）将军”指代华东野战军，“刘（伯承）将军”指代中原野战军，浑不晓陈毅当时一直在中原野战军总部里和刘邓一起指挥。他看到老蒋把翁文灏拎出来当行政院长，就自然而然的认为翁是个经济学家，而不知道他其实是个干地质出身，后来半推半就成了李远哲式的政治人物。还有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由于没有亲历，他讲述的完全是一个经典版本的“官逼民反”故事，用以佐证老蒋那一套在什么地方也搞不好；在大方向上和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完全一样，又添加了他在台采访时听来的许多细节，但却不自觉地掩盖了事实真相的另一面。不过我们中国的情况是如此的复杂幽微，连中国人自己都常常搞不明白，又怎能要求一个在中国只呆过十几年的老外一清二楚？我这也是在吹毛求屁，自寻烦恼。
杰克·贝尔登已于一九八九年在巴黎去世（他娶了个法国太太）。我还没有查到他的墓在那里，如果的话，以后去巴黎，一定会为他献上几枝梅花，饰以青翠的松枝，感谢他对一段历史的诚实纪录。
本书前言预览 [ 李根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把他打得无法招架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向他投降了。一百年来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列强，也乖乖地归还了租界，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在国内，蒋介石的地位看来十分巩固。当时他统率着四百万大军，其中三十九个师是美国帮他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他的空军在亚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全被他囚禁或制服了。唯一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是八年前被他围困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几乎被他消灭的一伙共产党游击队。
这位中国独裁者从他战时的藏身之地重庆出来，胜利地回到他的首都南京，准备着、盘算着、并且看来也有可能恢复他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从外表看，蒋委员长似乎成了近二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
不到四年之后，当我写这些文字时，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急转直下。他已经逃离他的首都，退居原籍乡下。他的政府的行政院长恬不知耻地敦促美国恢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立陆、海军基地。他的妻子跑到美国来，哀求美国官员帮助他挽回颓势，也许到头来还要挽救他的性命。
这时，恰恰就是那些一度被人轻视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拿下整个满洲和华北，毅然决然地渡过长江，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大有横扫全中国之势：不但要彻底推翻蒋介石的二十年王朝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百年统治，而且要完全改变中国超过二千年的几乎原封不动的生活方式。
除非这一切那是虚假的，否则，正如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那样，中国革命也大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动，要知道这里涉及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几个人曾预见到中国内战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我一九四六年再次来到中国时发现，在华的外国观察家对蒋介石和他二十多年的仇敌打仗的结局大致上有三种估计。
少数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委员长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把他们消灭。更少的人（被认为思想非常激进和左倾的）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战争将继续二、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赶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无法与他争雄。
事后看来，应该说这些看法之缺乏见识，就象那些搞民意测验的人员曾经预告，美国人民在投票中将使杜鲁门总统落选一样。从根本上说，这些预言之所以落空，那是由于未能掌握一些极普通的人民的心理。
这全是老生常谈，无需多加发挥。但即使在今天，当中国共产党到处战胜蒋介石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不是未得到正确的理解，便是受到蓄意的歪曲。于是我们看到，象前大使蒲立特、众议员贾德、陈纳德将军、艾尔弗雷德·兰登等这料一些高级人士，以及为蒋介石的覆灭而哭丧的形形色色的吊客，都把这个所谓痛心的结局归罪于马歇尔的错误政策、俄国人的阴谋、共产党的宣传以及天晓得的其他原因。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左看看，右看看，还惶恐地抬眼朝天上看看，却从来不肯抱着同情心地朝下看看。他们找到造成蒋介石失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可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即中国革命。是这场革命，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了奇迹，把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中国独裁者打翻在地，使东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致整个世界历史都可能为之而改观。
这样巨大的事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它还在发展之中。它之所以能够发生，要归因于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资本主义西方和封建主义东方的碰撞。这两种文明汇合的结果，使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逐步陷入贫困的灾难之中。这样的进程不是遵循着任何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是沿着宽阔的大路走向几乎全面的大崩溃，使得农民、知识分子以至于统治者通通被抛出了原来的轨道。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身上的脓包终于破裂，内战再起，并且很快发展为革命。
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人膏盲，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铤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革命，这个过程尚在继续着。毫无疑问，只有从产生当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西方势力的侵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加以旧有的生活准则几乎全部被破坏，促使了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于是产生了革命的必要性。
但是，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用革命加以改造的迫切必要性。但这革命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外来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不准中国人民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为远东最危险、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被打败了，西欧的帝国主义也遭到削弱，这才使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并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
但是，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成功之间也存在着一道鸿沟。明摆着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失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削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就根本不可能夺得政权。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在基本的意义上影响、而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具体进程。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经济及中国各阶级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曲折进程。这些变化甚微小，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恰恰是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刻战胜蒋介石的。
我并不想过份强调心理上的因素，但人们不能不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被打败，是因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人心向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人心向背的变化不是在冷静的学术性气氛中，而是在十分激情高昂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激情在中国内战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并不否认，这种激情是以前就存在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但是只有当中国人民的激情冲破束缚它的一切牢笼，并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发生作用时，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才能乘势夺得天下。
蒋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中国农民投入战争与革命中的热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根，化成巨大的激情的能量，像在中国社会中爆炸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社会炸得粉碎。从农民们蜂拥着冲进地主宅院的脚步声里，从一个其土地被农民分掉、其身躯也被乱棒砸成肉酱的大地主垂死呼号中，从一柄杀猪尖刀向着其祖宗牌位平素受到农民拜祀的族长的心窝猛扎进去的闪光中，从一个被自己的母亲引来的蒋介石特务砍掉脑袋挖出肠子的姑娘的惨叫声中，从阴沉沉地念着“蒋介石来了”的摆香案降神的巫婆的喃哺咒语中，从妇女们用剪刀剪割一个恶霸身上的肉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中，从过去在丈夫拳脚下呻吟、如今在村里组织起妇女会的新媳妇们把她们所痛恨的男人又打又抓又撕时发出的凶狠的复仇叫喊声中，可以感到、看到、听到这种激情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在平原、山区以及田野里，这种激情到处都高涨起来，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新力量。
在内战和革命中，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因势利导这些巨大的激情。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遵循，没有任何航海图可作指南。过去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是因为群众的失望和仇恨还不足以激发他们摆脱麻木状态。当出现了新的局面，激愤的农民起来的时候，蒋介石本当理解这种新局面和农民的激愤之情；但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到。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了解人民的心情。这就是蒋介石失败的一部分内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部分内因。美国政府、美国报界、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各使馆、军事机构和商业办事处，都只顾本国或本身的狭隘利益，而看不到苦难的中国农民的心情，这些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心情极度激愤。
对于这些（美国）人，体会一下穆罕默德谴责麦加商人的话是适当的：
但你们不优待孤儿，
又不相互鼓励，施食于穷人。
中国共产党人则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先知——有时是假有时是真，视情况而定。作为先知，他们找到一幅航海图——一种本领——来指引他们穿过战争和革命所唤起的非常单纯而古老的激情的惊涛骇浪。阿摩司就是用这种本领把耶和华从天上请下来，严厉惩办以色列的统治阶级的：
我厌恶你们的节庆，
也不喜欢你们的集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却不悦纳。
也不顾念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而且我不听你们的奏乐。
惟愿公平如大水溶溶，
正义似江河滔滔。
以色列的先知们是用这些话改造上帝的，共产主义的先知们也是用这些话改造了并正在改造着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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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世界 (美)贝尔登·杰克(Belden,J.)著 邱应觉,杨海平,胡代岗译 李根整理
http://pan.baidu.com/s/1pJG3Wnh
《中国震撼世界》非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shakestheworldbook.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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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0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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