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 新四军如何从损失九千到扩编九万

来源：《解放军报》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然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继续对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军部。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借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在分析了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行为，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

　　从损失九千到扩编九万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组建起不可战胜的新四军。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50余万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由军法审判。对此，刘少奇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想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损失9000，整编90000。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把这看做是天大的好事，抓住这个机会，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军。

　　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的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以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配齐配强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不但新四军八路军新合编的部队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编为新四军的八路军老部队也进一步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很快形成全军政治上一致，解决了各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刘少奇通过写文章、发文件、讲话，反复宣传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说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是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合作的恶果，进而认识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性。


　　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3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的“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并破坏路345里。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强。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在皖南事变后对新四军的恢复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王志刚

知道了，刘主席和邓政委都是伟大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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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在新四军中第一次发生跟陈粟的重大交集是抢夺对管文蔚叶飞所部的管辖权。
  

那是刘所在的根据地遇难，陈派遣叶飞星夜疾驰救难，胡服所在地解困后，其对叶飞所部的装备精良武力强悍十分倾慕，设计了各种手段暗夺之，结果陈粟各种理由力争，使得胡服的计策暂时无法成功。

然胡服又出一计，要求叶飞违反陈令去郭村占国军地盘，惹国军来打，言叶飞坚持个把礼拜，他就会来救。叶飞从计而行，北上郭村。此时粟裕跟陈毅合计，眼看叶飞部真会脱离管理，不如自个直接北上合兵一处。

遂拔营北上。此时叶飞遭遇进攻，胡服却突然食言不救，陷叶飞于险境中。后靠陶勇部飞驰救难，陈毅带兵续到方解厄。从此叶飞部与胡服脱了干系。

粟裕北上后，力主脱离胡服部自主发展，不打招呼就东进黄桥开展工作，到处惹事生非。

胡服一再指示要坚持自卫原则，就是只允许陈粟们被动挨打，不准主动出击，偏粟反其道而行之两个月，直接惹毛了韩德勤，两次拔兵来攻。

韩第一次来攻派参谋长带队，此君比较谨慎，一接触就缩了回去，粟裕没吃上多少肉。另外，与韩德勤的这些战斗，粟裕都是不让报告的，打完了才由陈毅上报。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上，是违反中央指令的。当时已经划分了两个中央局，中原局管江北，东南局管江南，中原局跟东南局在争抢对江北挺纵的控制权，中央对江北怎么冒出来这么大一支队伍搞不清楚，专门向项英去电询问，7月23号项英回电中央，声称是管文蔚遭围攻，陈毅支队渡江欲谋调解。而管文蔚部遭围攻，是执行胡服授意所致。6月份的中央电文已经授意胡服指挥华中部队，管文蔚部对执行谁的命令之内部争论已经升格到是否反党的认识高度。

   陈粟把江南指挥部倾巢而出北上，本身就是跟中央安排的由胡服掌控华中，陈光罗荣桓派部队发展津浦路东的安排相违背的。7月25号陈粟部东进黄桥前十天，陈毅请示中央东移黄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要改编反正过来的部队，并未同意东移黄桥。就是陈玉生和王澄的部队，陈粟违反命令把这两支部队编入陶勇的三纵队，拿去守黄桥去了。

    所以黄桥一役，胡服一方是十分被动的。

    黄桥一役的战果完全出乎胡服的预料：弄死两个国军中将，搞下了大约八百万人口的根据地。

    胡服因此心生羡慕，力主打车桥曹甸这些韩德勤的最终根据地，被粟裕发电至延安力 阻。

     因遇阻胡服又生一计，提拔陈当总指挥来实施计划。

    陈果然中计，抛下粟裕赴任。

    但事与愿违，曹甸战打僵了。

   这次胡服对粟的意见应该是非常大的了，所以重建新四军把粟裕外放一师，还给他配了个政委不让他插手地方。

   从此，直到整风，粟裕就不去军部了。

   你说他俩能好到哪里去？

   由于胡服设置障碍让粟无法过问地方政务，引发的一场意外是苏中区府差点因为日军奔袭粟裕而遭遇灭顶。

    为此粟裕打电报到延安要权，就是我党所谓的一元化领导，就是粟提出的。

    后来让粟裕在苏中党政军一把抓，放开手脚大干的，还是毛的意见。

     

    至于后来胡服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领导就是高明，以表扬代替自己曹甸的检讨，领导就是领导。

cklball 发表于 2019-12-29 13:52
转： 胡服在新四军中第一次发生跟陈粟的重大交集是抢夺对管文蔚叶飞所部的管辖权。
  那是刘所在的根据地遇难，陈派遣叶飞星夜疾驰救难，胡服所在地解困后，其对叶飞所部的装备精良武力强悍十分倾慕，设计了各种手段暗夺之，结果陈粟各种理由力争，使得胡服的计策暂时无法成功。

典型的官僚

糊仙 发表于 2019-12-29 15:27

管新凯：    十年动乱的后期，中央和各地纷纷解放老干部，叶飞叔叔也解放了，担任交通部长。一天，王于畊阿姨把我叫到她家，焦急地告诉我：“江苏省委处理你爸爸的报告已经报中央了：定性叛徒，开除党籍。”我一听就懵了，问王于畊阿姨该怎么办。王阿姨叫我赶紧找人，反映情况。王阿姨对我爸爸的历史情况不是很清楚，她建议我先找叶飞叔叔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她又要我去找谭老板。我一面请王于畊阿姨帮我联系谭震林伯伯，一面就自己去找叶飞叔叔，我想问问他我爸爸的历史情况。

那天，叶飞叔叔约我去他那儿。他先严肃地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是。他点点头，然后对我讲起1955年宣布处理我爸爸问题的情况。他是在华东军区听陈老总传达中央处理决定的。

叶飞叔叔1939年奉陈老总之命，从苏南东路撤回扬中休整、整编，才和我爸爸一起在挺进纵队工作。因此，对我爸爸之前的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

我把叶飞叔叔的话告诉了王于畊阿姨。王阿姨说：“是吗？这些事情他以前从不和我说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虽然让我暗暗吃惊，但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叶飞叔叔的党性原则、组织原则令我十分敬佩。审干时对我爸爸的处理，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传达的，他绝不扩散，即便是对王于畊阿姨这样的老革命、亲密伴侣，他也不例外。

有人问：你爸爸的问题后来怎样了？——后来，我见了谭震林伯伯和粟裕叔叔。再后来，江苏省委撤回了那份报告，基本维持了1955年的结论和处理。1981年，中央复查后，为我爸爸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任命他为江苏省委顾问，按正省级待遇。

管文蔚与陈毅　　

    管文蔚在1938年6月中旬派人前往茅山附近找新四军，见到了陈毅，带回了陈毅的指示。接着管文蔚写了一封长信派专人送给陈毅，诚心表示要将丹北抗日武装交给党。陈毅东进后，也在按照陈云的指点，竭力打听管文蔚误名为祝同)这位当年白区无锡县委书记的下落。联系上了，于是在6 月下旬即派新四军2 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和1 营营长段焕竞，带领1 营前往丹北与管文蔚接头。管文蔚与党失去联系已7 年半，党派队伍来找他，如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感激万分。
　　管文蔚1955年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和处理，蒙冤26年。据管晓虹说，后来陈毅专门找管文蔚谈了话，要他“为了党的事业忍辱负重”;而管新凯则说，陈毅还讲了这样的话：“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不受冤屈的人是没有的，受了冤屈要坦然，要大度，要做到问心无愧!我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后来在黄花塘不也曾‘身败名裂’吗?”--看来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但它无疑地成为管文蔚“忍辱负重”二十六年的力量之一!他私下里曾多次对孩子们说过，他这一生中最敬仰的就是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而这些人中哪一个不是在受到冤屈后又为党的事业在“忍辱负重”?
　　康迪还记得，陈毅最后又特别补充了一句：“管文蔚是一个三刀六洞的人!”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指讲义气--身上被刀子戳了里外六个洞，仍然不改初衷。是啊，陈毅又如何忘得了管文蔚对共产党的一片赤胆忠心呢!陈毅在管文蔚问题上的大义凛然与无私无畏，是足以令人感到敬佩的。据顾亭讲，当陈毅宣布完中央对于他的“三保留”的决定后，有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样的处理太宽大了--听知情人说，另一意见是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至13级，改任丹阳县的副县长--陈毅发火了，他不仅骂了人，而且当场否定了这一意见。那天他对管文蔚也有批评，而且是非常恼火的批评。康迪说，陈毅是这样讲的：“当年管文蔚去过盐城，见到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也曾经问过他在历史上是否还要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他却什么也没有讲!”这究竟是陈毅根本不知道管文蔚曾经有过的两个“保证”呢，还是管文蔚在最初之时也像潘汉年一样有着难以启齿之处?我们今天已无从而知了。

     如果说一个人在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后竟然连一声呻吟也没有，这似乎令人难以相信，更何况管文蔚的“历史问题”是被一级级传达下去的--江苏省锡剧团的老团长何枫说，就连他都听到了，而且是柯庆施亲自宣读的，数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讶得屏住了呼吸--这种做法，无疑是要将一个人彻底地搞垮搞臭!但管文蔚的确没有吭过一声，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是一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面对着反反复复的“内查外调”，管文蔚终于吐出了十余年来埋藏在心底的冤屈：“如果我想叛变的话，早就叛变了，又何必在大牢之中蹲上整整七年!” --这话是他对女儿管晓虹说的，也是对一切怀疑他的人说的。他能容忍人们对他投以轻蔑的目光，但绝不能容忍人们对他的信仰投以轻蔑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