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经济实力和武器对比，人们可以认识到，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腐败却注定要挨打。

从定量分析看抗日战争  

2014-08-28 19:59:44|  分类： 史海钩沉 |举报|字号 订阅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第一场取得完全胜利的正义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从定量分析战争消耗的角度看，这是一场——
艰苦的抗战
徐  焰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对了解抗战歌曲的人来说，这首《游击队歌》的旋律非常熟悉。经历过艰苦卓绝抗战的老一代，更知道歌词中“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之说虽有艺术夸张，更是当年严峻环境的要求。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落后的农业国同工业国之间的较量，其中既有落后挨打、四亿国人无奈几十万倭寇的惨痛经历，又有以土枪刀矛同洋枪大炮拼搏的悲壮。当年腐败的当权者和一些唯武器论者往往只谈武器对比，为国民党当局对日退让政策和一系列失败辩解。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物质条件最为艰苦，还是靠持久的游击战陷敌于泥潭。如今的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并启迪未来，不仅要注重概念上的定性分析，还应考察军心士气，并从武器的数量质量、配置和应用等方面的定量分析入手，才能很好地总结出中国抗战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暴力实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经济状态决定了中日战争走向和结局

★军备要靠经济和科技实力来支撑。近代中国遭受日本的战争侵略，重要原因是经济落后，同时腐朽的当权者无力统筹国家财力造成一盘散沙的局面也是其一
★大而弱的中国对抗小而强的日本，最好的办法便是以持久战“熬时间”，消耗敌军的同时又要破坏敌军对我国的掠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敌后战场正好充当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中流砥柱
★中国苦战八年不妥协、不动摇，有力地支援了盟国作战，一些外国人将当时的援华当成“恩赐”和单方面的给予是完全错误的

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暴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近现代国家的军备要靠经济和科技实力来支撑。近代中国遭受日本超过50年的战争侵略，重要原因是经济落后，同时腐朽的当权者无力统筹国家财力造成一盘散沙也是其一。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天皇高度集权和“军财抱合”的军国主义体制，能够倾国之力对外作战。如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年财政收入折合5000万两白银，只相当清朝的三分之二，开战后几个月就能依靠政府积蓄、发公债和民间捐献等方式筹到相当1.5亿两白银（2.2亿日元）战费。清朝因财政收入大都用以养活寄生阶层，战时仅筹集到4000万两经费。人称在近现代“打仗也是打钱”，日本侵华虽花费巨资却靠掠夺“以战养战”，尤其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利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轻易占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东北，此后四年其国内产值翻了一番，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更不利于中国。
旧中国缺乏近代工业，但因人口众多还有一定的经济总量。1936年中国工业产值约为13.6亿美元，农业和手工业产值估计合50亿美元。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农业、渔业和手工业产值约50亿美元，双方的国家总财力对比差距还不算太大。但此时的中国，却是军阀割据的不统一的国家，财源多被地方豪强截收，南京政府年税收仅11.7亿元法币（合3.7亿美元），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却达25亿美元，另外伪满的收入也归日本支配，在政府可投入的战费方面日方占了绝对优势。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一年多时间内国民政府弃守了富庶的东部地区，此时虽增大税收也弥补不了实际财政收入的损失，日本却因掠夺超过消耗仍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不过中国的抗战得道多助，华侨在全面抗战后三年间对国内捐款超过10亿法币，苏联又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武器，美国和英国也对华提供1亿美元左右的经济贷款。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英国对华提供了近20亿美元援助。由此可看出，国民党政权的对日战费主要依靠外援，战争后期军队装备水平还超过侵华日军。不过蒋介石付出的代价是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接受了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众多要求如《雅尔塔协定》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后又要对苏、对美英备战，自1939年以后民用经济开始下降，至1945年战争结束前军工生产和民间经济都陷入崩溃。
大而弱的中国对抗小而强的日本，最好的办法便是以持久战“熬时间”，消耗敌军的同时又要破坏敌军对我国的掠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敌后战场正好充当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中流砥柱。日本向正面战场大举推进时占领了有2亿人口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却以“敌进我进”的方式挺进日军后方，解放了1亿人口并建立了根据地。完全靠极端落后的农业经济支撑的敌后解放区几乎得不到任何外援，又反复遭受日军“扫荡”的破坏，在对日作战的各支军队中堪称条件最为艰苦。敌后解放区战场能长期坚持作战，一方面靠上下同甘共苦的英勇奋斗，另一方面靠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许多部队都能自己动手解决衣食问题。
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和搜集民间枪支，在简陋的条件下也能生产手榴弹、地雷等一些简单的武器，在这种条件下自然不能同日军打正规战，只能以游击战为主。不过，通过积小胜为大胜，敌后战场也起到了长期牵制侵华日军半数左右兵力和破坏其掠夺粮食、矿物的作用。另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伪满境内也坚持了十多年的游击战争，扰乱了日本将当地建成屯兵和工业基地的计划。
中国由于自身极其贫弱，打败日本需要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协同作战，直至抗战胜利前对日战场上还处于相持阶段而未能转入反攻。不过中国能苦战八年不妥协、不动摇，拖住了日本陆军很大一部分兵力，这也有力地帮助了盟国作战，一些外国人将当时的援华当成“恩赐”和单方面的给予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对抗，
中日装备差距主要在系列化、标准化和体系配置

★从抗战初期和中期国民党军的战况看，尽管其兵力相当于侵华日军的几倍，某些武器的单项性能也不差，但交战时屡战屡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协同作战能力差
★中国远征军经一年激战击溃了日军在缅甸北部的2个师团，这一国民党军抗战中表现最佳的战例也体现出装备性能和协同作战占优势的威力

现代战争中的武器对抗是复杂的系统对抗，发达国家军队装备优势的重要表现是系统配套、标准化强，对武器不仅追求单项性能且能达成配置最优化。日本作为以组织力精强著称于世的工业国，在陆海军之间、航空兵（当时日本航空兵分隶陆海军而没有独立的空军）与地面部队及舰艇之间能达成有效协同，陆军的步、炮、骑、装甲兵之间的武器使用也能达成有机结合。中国近代军阀部队结构落后，内部多是单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组建规划性差，且缺少协同作战意识，这种数量虽多却杂乱的部队往往败于少而精强之敌。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兵工业，装备基本自产并实现了标准化。旧中国的武器自行制造能力差，外购也混乱无序。各派军阀分头购械（经常视能否取得政治支持和回扣多少而定），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装备混乱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战时常是件不配枪、弹不对膛，弹药又多靠进口而经常得不到保障。
中国全面抗战时，日本陆军的装备比美英苏等国落后不少，除其国内工业基础有差距，又在于其军工生产实行“重点主义”，集中力量在飞机、舰艇方面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以陆军武器的单项性能看，日军装备大多逊于中国军队的德式、捷克式枪炮。如日本兵战时主要使用的6.5毫米口径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其精度虽好却有口径小、杀伤力差的弱点，性能不如中国军队主要装备的7.9毫米口径的“汉阳造”和仿德式Kar98毛瑟步枪而生产的“中正式”。日军使用的轻机枪主要是人称“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1926年）式，其通用的6.5毫米子弹杀伤力也不足，性能不如中国各派军队主要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通用德式7.9毫米弹）。日军装备重机枪为九二式，其可靠性也不如当时中国多数军队装备的马克沁式重机枪。日军又认定冲锋枪耗弹多且精度差，部队一直没有装备此种近战利器，抗战前中国各派军队却购买了多种型号的冲锋枪，后期又大量装备了美制汤姆逊、英制斯登冲锋枪。日本陆军的火炮主要是四一式75毫米山炮、75毫米加农炮（即野炮）和三八式70毫米步兵炮，性能也不及同期中国购买的美、苏、德等国产品。不过日军大量装备了50毫米口径的八九式掷弹筒（一个中队有6具），具备一定近战火力优势。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大量装备了美制60毫米迫击炮，性能和威力又明显优于八九式掷弹筒。
在海军装备方面，日军对中国军队具有绝对优势，如1937年在舰艇排水量总吨位上以100万吨对6万吨。国民政府想以弱敌强，本应发展鱼雷快艇、布雷艇和潜艇这类装备，可惜在战前忙于内战而只采购水面舰艇。结果抗战开始后中国海军未进行一次海战，舰艇几乎全部自沉或被炸沉，万里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江面完全被日军控制。
在航空兵方面，抗战初期中日双方飞机质量相差不大，日方却占有数量优势。1937年夏中国空军有作战飞机314架，飞行员700名。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却有作战飞机2100架、飞行员近1万名，加之其飞机多系国内生产，年产可达数千架。中方开战一个月后人机损耗便无法弥补，制空权完全落入日军手中。此后两年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派来2000名飞行员并援华1200架飞机，却因数量不如日军未夺回制空权。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航空兵来华参战并大力装备和培训中国空军，进入1944年以后掌握了大陆战场的制空权，战争末期战场上已少见日机踪影。
从抗战初期、中期国民党军的战况看，尽管其兵力相当于侵华日军的几倍，某些武器的单项性能也不差，交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协同作战能力差。国民党中央军与杂牌军很难协调，各部队内部步炮协同也很差，地面部队与空军更没有战术配合，日军各兵种组织有序的协同作战便能占优势。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日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以一个联队（团）足以击溃一个师，击溃杂牌军一个师只需一个大队（营）。
在抗战后期，中国驻印军5个师得到全副美械装备，一个师的火力、机动力都远远压倒日军一个师团，还得到美军航空兵的空中支援。同时，打回祖国的愿望和对日寇的仇恨让这支部队斗志旺盛。一年内他们击溃了日军在缅甸北部的2个师团，这一国民党军抗战中表现最佳的战例也体现出装备性能和协同作战占优势的威力。

使用武器的兵员素质最终对战斗起决定作用，
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腐败却注定要挨打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主要是依靠群众拥护和官兵英勇的奋斗精神
★实现强军梦，不仅要提高装备水平，还必须坚决反对腐败，严肃惩治腐败

战争中的较量，最重要的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较量，这包括士气、技术水平的对比。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一役取胜，其余会战都以败退告终。国民政府将失败归咎于武器落后。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对豫湘桂进攻，竟然又让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沦陷了有6000万人口的地区。在战争胜利前夕正面战场又出现大溃败，不仅使反法西斯盟国感到惊讶，也受到国内人民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再也无法推诿于武器的原因而称“军纪、风纪”不振，其实质原因正是因统治集团腐败导致士气涣散。
同正面战场相比，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主要是依靠群众拥护和官兵英勇的奋斗精神。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八路军出师之初几乎没有火炮，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才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因炮弹无来源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尔使用。从1937年至1940年，国民党当局每年只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解放区的枪支弹药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符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路军、新四军靠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不断发展壮大，至1945年夏发展到93万人，有37万支枪，在解放区还有装备简陋武器的220万民兵。
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抗战的艰难，特别表现为弹药奇缺。全民族抗战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平均每毙伤一敌消耗30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根据世界战场的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毙伤一名敌军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毙伤一名敌军平均需耗子弹5000发。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党军统计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枪2359万枚。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一书中统计，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85万人（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计算起来平均消耗子弹2010.6发、炮弹11.3发、手榴弹27.8枚才能毙伤一名日军。
国共两党部队在抗战中的表现如此不同，连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都盛赞共产党而一再斥责蒋介石集团无能，主张将援华武器一部分分配给“能打日本”的部队即八路军一部分。1944年美军派到延安的观察组的报告，也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虽然收到了派到延安的观察组的报告，但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仍坚决支持自己也认为是腐朽无能却又亲美的国民政府。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战斗力不强，除了武器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聩，武器操纵者素质低。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才能，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军的一些部队还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相比之下，日军士兵大多经受“武士道”熏陶和严酷训练，如战争初期和中期的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目标，他们对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国民党军。虽然当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日军高明的战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回顾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经济实力和武器对比，人们可以认识到，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腐败却注定要挨打。抗战时的国民党军验证了这一点，战后其发动内战时虽起初拥有装备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却因统治丧失人心和军心士气颓丧而一败涂地。若再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随后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志愿军同美军武器装备的差距，要远远大于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同日军的对比，作战的结果却是把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历史证明，中国要真正实现强军梦，不仅要提高装备水平，还必须坚决反对腐败，严肃惩治腐败。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原载《解放军报》2014年8月28日第8版

2014-08-29 06:13:53|  分类： 史海钩沉 |举报|字号 订阅
作者：徐焰

　　 又是甲午之年。回顾120年前那场历时八个多月的中日战争，以及随后半世纪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悲惨历史，绝不能简单表达激愤，而应伴以理性的深层次思考，将历史灾祸作为现实启迪。

落后就要挨打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与日本曾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有着同样的挑战和机遇。19世纪中叶的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打破国门出现严重民族危机，此时日本也遭遇美、英、俄的入侵和军事威胁。日本却依附西方并挤入其行列，以侵略战争方式打压周围邻国，按其国内的“启蒙之父”福泽渝吉所鼓吹的那样“脱亚入欧”。如今，福泽渝吉的头像仍印在日本面值最大的1万日元的钞票上，表现自明治时代至今天的日本，虽其口喊“同文同种”、“大东亚共存共荣”，心中却以西方白种人自居，只是那张黄皮肤无法改变，由此被人斥责为黄皮白心的“香蕉帝国主义”。
　　当年中日两国理念的差异，使双方走向一强一弱的道路。回想2000年夏天，笔者作为赴日的中国军队代表，曾来到其最大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考察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建立了一座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念碑”。碑文认为强手入侵本国是给自己带来追赶强手的契机，笔者深感此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警之处！
　　笔者曾参观过广东虎门的纪念馆，里面强调是“入侵”和“抵抗”，但我却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的内容。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日本的大门时，日本以维新变法和挤入列强阵营的方式，避开破坏而抓住了建设机会。中国清王朝挨了英、法痛打仍坚持“祖宗之法”，建立新式海军并为陆军装备新武器等于向枯树上嫁接新枝，洋务运动三十年间没抓住建设的机遇，随之便遭受更大的破坏。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个腐朽的纸老虎，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都处于绝对劣势。此时日本铁路长度达3500公里，中国只有470公里；日本轮船总吨位16万吨，中国仅有2万吨。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虽然只有7000万日元（折合5000万两白银），只相当清廷的三分之二，开战后几个月就能靠政府积蓄、发公债和民间捐献等方式筹到2.2亿日元（合1.5亿两白银）战费。清朝因财政收入大都用于养活寄生阶层，开战后仅筹集到4000万两作战费用。此刻双方“硬实力”的对比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的差距更悬殊，这决定了清军在陆、海两个方面都一败涂地。日军在战争中付出的损失极小，战死仅1500人，勒索到的赔款和战时掠夺的物资扣除战时消耗还净赚了2亿两银子。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捞到了靠扩张崛起的“第一桶金”，也从此走上侵略之路，直至50年后战败被迫吐出了此间抢夺的赃物，最终在废墟上抛下7000万饥饿的国民。中国在甲午战争后沦入更深重的半殖民地深渊，列强争相参与瓜分，一时山河破碎几近亡国，名符其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过这也催唤起国人从此走上变法、革命和进行抗日的民族解放之路。

沉梦醒自甲午

　　甲午耻、屠城恨，百多年来的中华思之心头总在作痛。不过人们也应看到，在近代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伤害，也带来最大觉醒。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总结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
　　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大多还迷信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大败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少数头脑清醒者如郑观应写《盛世危言》，前提还是承认清朝仍是“盛世”，其实此时中国不仅同西方的差距继续拉大，近代化进程也日益落在日本之后。
　　1890年日本军官全部实行军校培训并消除了士兵的文盲，此刻中国士兵绝大多数还目不识丁。清王朝及军队多数军官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昏聩和战法拙劣，既是政治、军事体制的原因，也是封建性的愚昧军队对抗近代化军队时必然出现的结果。
　　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身缺陷，日本作为历史上中华文化的附庸而恰恰相当于中国的影子，华夏儿女通过甲午之败恰好直观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此战败后，中国人才心悦诚服地向外学习，而且首先向日本学习。20世纪初，中国掀起第一次出国留学潮，主要目的地又是东洋，其中包括国民党多数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许多留日学生不仅学到新思想并在回国后成为救亡先锋，日语还成为现代汉语引进外来词汇的主要渠道，中国的变法、革命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又是以日本为坐标开始进行。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加以深入研究，革新自强，中华民族才能走向伟大复兴。

不惧正视己身

　　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赴日留学的大潮中，到东洋由学医改学文的鲁迅归来后，引入日语中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劣两面，《阿Q正传》便是剖析国民病弱的代表作。研究甲午战争和其后半个世纪日本的侵华史，再分析偌大的中国之所以受东邻那个“蕞尔小邦”长期欺凌，除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研究，对民族特点的考察也不可少。
　　过去国内谈到甲午战争，往往只谈邓世昌、左宝贵等少数勇士，事实上清军多数人是斗志沮丧，北洋海军最终在威海投降也是集体行为。此时日本军人却大都有野蛮的“武士道”精神，为侵略有大利可图而格外疯狂。在很长时间里，国内又以简单泛用的阶级分析法代替了民族性研究。其实仔细研究一下甲午战争便可知道，东洋三岛上的居民是狂热地欢送军人出征，甚至打出“祈战死”的旗帜。而由于文化的和社会的种种原因，此时中国百姓尚缺乏保家卫国的斗志。
　　分析社会问题讲阶级性固然重要，民族特性也不容忽视，而且在涉及国家利益矛盾时民族共同点往往超越阶级性。中华民族自古注重和平礼仪，没有对外扩张侵略的文化传统，这些历史优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不过我们民族也存在一些积弊，如保守封闭、重农抑商，拘泥于大陆而轻视海洋。对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深层次分析，人们不仅应指责慈禧太后、李鸿章和众多官员的责任，整个民族的传统病弱也充分暴露出来。正视和改变这些积弊，需要社会环境的整体改造。后来几十年的中国革命暴风骤雨荡涤了众多污垢，才迎来国家的新生。
　　两个甲子沧海桑田，如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如今的中国面对的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研究甲午战争史已不能再搞简单类比，而要探寻历史规律。通过深入地研究当年中日两国军事较量所暴露出的我们民族的积弊，并认清日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特点，可以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这才能使甲午战争的纪念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并作为宝贵的借鉴激励人们为实现强国强军梦而奋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原载《经济日报》2014年8月3日第5版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法战争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

第二次镇南关保卫战的胜利是战术上的胜利，非常偶然的突变为战略上的胜利，清朝那时候能够以这样的形式结束战争算是大幸了。

GDP不能代表国力，科技发展水平才是可靠的标杆

mm6fan 发表于 2014-8-29 16:14
从定量分析看抗日战争  

2014-08-28 19:59:44|  分类： 史海钩沉 |举报|字号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