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薄熙来垮台之后，我到重庆演讲，发现这里不少底层民众仍然挺薄。我和朋友在出租车里批评薄熙来的施政，竟遭司机停车拒载”

发表于 2014-8-26 22:18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日前发表文章《防止“左”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谈到自己对《邓》剧、邓小平以及改革的看法。该文先后在财新网、共识网等网站发出。　

　马文并不在怀旧，正如文中所说，“纪念是为了出发”，作者用意鲜明：“当下中国改革又处于攻坚啃硬的关键时刻。……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进一步讲话说，要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 　

　同时，作者不无遗憾：“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视剧只写到1984年。中国学界一般认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的思想集大成之作。……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开始的，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因此，纪念和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助于我们把握邓小平思想的精髓。” 　

　至于“中国学界”由谁来代表，“南方谈话”所内涵的“邓小平思想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就由着马先生来解释了。接下来，文章点出“精髓”所在：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作者怀念小平同志的叮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左’虽然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把中国拉向后退的力量。” 　

　然而文章并没有从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上说明到底什么是“左”，而是虚晃一枪，矛头指向了时下流行的“既得利益集团”：　　【近年来，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广受诟病。既得利益集团手里逐渐掌握了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个东西——权力和资本，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改革的命运。……改革初期和中期主要是思想观念的阻力，要突破左的禁锢，而今天，“左”和“右”正在边缘化，更多的是利益调整问题，即突破利益固化。】　

　批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是好，许多在前面几轮的“改革”中非法牟取了巨大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的利益集团，应该被打破。然而，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尽管承认思想观念上的阻力即“左的禁锢”已不是主要问题，仍忧心忡忡地提醒说：　　

【不能低估“左”的势力。在中国，“左”仍然有广泛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不容忽视的力量。“左”和民粹结合起来，在某些时刻同样能够呼风唤雨。这两年，一些左派网站的舆论和一些地方的弱势群体提出的“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风头很劲吗?就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的这些天，一些网站的评论出现了“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这意味着什么呢?薄熙来无疑是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他打的什么旗帜?“左”的旗帜。他在重庆唱红打黑破坏法治，不就是搞“左”的一套吗?曾几何时，薄熙来风头无两，大批左派团体和低收入民众颂扬“日出重庆”，热得烫手。薄熙来垮台之后，我到重庆演讲，发现这里不少底层民众仍然挺薄。我和朋友在出租车里批评薄熙来的施政，竟遭司机停车拒载。】　　作者看到他所谓的“左”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也痛恨重庆市民执迷不悟，却不想想是为什么，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的亲身感受错了，还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是“左”的东西蛊惑人心，还是老百姓的切实诉求。　

　随后，作者提到2004年的“郎旋风”，认为这从“左”的方面质疑改革，阻碍了国企改革进程。对此，作者十分痛心：　　【之后不久，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在能源、军工、交通、航空等七个领域禁止民企进入，等于是向“左”的东西屈服。这一停滞就停滞了10年，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启动国企改革。】　

　作者不提这场争论阻止了巨额国有资产被瓜分、防止了新的非法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一味私有化的改革指出了错误，帮助改革朝更好的方向前进，而是首先认定一个理：只有私有化的改革才是改革：　　

【眼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有些国企的研究部门、网站、报纸杂志，就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授意下开始炒作“反对新的私有化”，企图抵制改革了。】　　“反对私有化”是抵制改革，反过来说，改革就是要“私有化”了。这样一心要“私有化”，也不知道作者又是在哪些“既得利益集团”授意之下了。　

　而作者的反对“反对私有化”，说来说去，唯一的根据还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告诫：　　【正如邓小平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这些人为什么打起“反对私有化”的旗帜?不就是因为这些口号“带有革命的色彩”，能够唬人吗?】　　作者用奇怪的逻辑，把“左”与他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绑定，不断告诫我们“左”的思想的危害：　　【事实告诉我们，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出“左”的旗帜，把左倾意识形态当作护身符，阻挡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和“左”互相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所以说，在当前深入推进改革的情况下，必须继续清除“左”的思想，解决既得利益集团以“大帽子吓唬人”，从而阻碍改革的问题。】　

　原来，作者纪念邓小平，高度褒扬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过是为了剥出邓小平的一段话来为自己的观点作注。这样断章取义的手法，作者马立诚在前些年为鼓吹中日关系“新思维”时早已运用娴熟，他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对日观》中，像编排语录一样地摘列出邓、胡的一些谈话，呼吁对日新思维，鼓吹普世价值。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对《中国不高兴》等书断章取义地加以指责，更污蔑民族主义为“病态”、“法西斯主义”，用语相当恶毒。　

　邓小平理论是个涉及各方面的体系，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社会主义变色、不搞私有化、警惕两极分化等社会主义范畴的思想理论问题也作了很多论述，而作者单单将“防左”奉为精髓，不知是哪一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是仅仅为自己的私货拉大旗作虎皮。

　　实际上，邓小平所指的“左”是指文革中极左派的做法和观点，而在作者看来，“反对私有”就是“左”，照此说法，邓小平就是作者眼中的“左”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反对私有化、西化、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　　1985年，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74页）　

　1987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 页）　

　1989年5月31日，他进一步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在作者奉为邓小平思想“集大成”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仍未停止反思：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连倡导“不争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的方向、道路问题上，都“要继续争论”，申明“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善于引用邓小平观点的作者马立诚，就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反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所批判的搞“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呢? 　　

作者甚至拉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来为自己作证，可是，他只强调习总书记要推进改革，却不问总书记的“改革”是什么方向，就急于塞进自己的私货。这也是一种歪曲，因为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还强调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提：“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对于作者高度认同的“南方谈话”，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可见，习近平所理解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真正精髓在于，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危机、国内外一片质疑的大背景下，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指导意义，为改革指明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是私有化吗?马立诚对“南方谈话”的断章取义，同习近平所强调的核心思想背道而驰。　　

习总书记还总结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什么?新民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告别了资本主义道路、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把“反对私有化”污蔑为“左”的东西，是不是要否定掉习总书记的“三个决不能”?是不是在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果——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而在维护一些私有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污蔑反对私有化为“左”，为“后退”，是不是要动摇社会主义方向，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私有化社会?借用领导人讲话，以“改革”之名行私有化之实，马立诚是否不但反对邓小平理论，也在歪曲、反对习近平的讲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