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洛马梯翼 于 2014-6-30 16:21 编辑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十二)
1955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制的MK-17氢弹,是美国最重的量产热核武器,重达21吨,长7.5米,直径1.56米,大小相当于一辆油罐卡车。投掷平台是改装过的B-36战略轰炸机,航程1.6万公里。投掷时装备有直径19.5米的减速降落伞。该弹爆炸威力达1000-1500万吨TNT当量,杀伤半径15-20公里,辐射半径超过100公里,有效摧毁面积超过700平方公里,足够将纽约、东京、上海、莫斯科级别的大型城市彻底摧毁。MK-17型氢弹的生产从1954年7月持续到1955年11月,1956年11月至1957年8月间退役,总共生产了200枚。美国人研制的千万吨级氢弹,严重刺激了苏联人。苏联为此开发了迄今为止,世界上爆炸当量最大的氢弹——赫鲁晓夫炸弹,爆炸威力达5700万吨TNT当量,杀伤半径80公里,辐射半径250公里。据美国国防部公开数据,1967年冷战高峰时期,美国核弹头数量达到31225枚。1989年时有22217枚。如此穷兵黩武,让全世界颤栗不安。
1955年,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医院的一个放疗室,使用铯137(cesium-137)作为放射源,杀死患病组织。该医院是美国最早的放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自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光以来,放射治疗在理论研究和设备研制上都有了迅速发展。1896年出现医用X光机,1897年中国苏州博习医院进口第一台X光诊断机。该院为美国教会医院,现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鸿章在日本马关遭到枪击后,也曾接受过颅骨X光检查。1914年出现的滤线栅和钨酸镉荧光屏,提高了X光影像质量,使X光可以对肠道、血管、膀胱等器官进行检查。1922年放射线用于晚期喉癌临床治疗。1951年加拿大生产了第一台远距离钴-60放射治疗机。【1952年9月,中国第一台国产100千伏200毫安医用四管全波整流X光机,由华东工业部器械二厂(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前身)的工程师严家莹、张熙明和副厂长闻尧、车间主任朱德鑫等人研制成功,安装于中山医院进行试用。该厂在解放前为美国GE公司设立的上海X光机修配所,仅有7名员工。1953年,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挂牌成立,有职工298人,以“建设牌”命名,批量生产X光机。1957年工程师严家莹等人研制出钴-60放射治疗机。1959年,该厂试制成功400毫安大型X光机,职工增加到963人。1960年该厂与长春光机所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台20万倍电子显微镜。1970年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因三线建设,分迁到四川内江后,更名为西南医用设备厂(刚开始叫西南医用射线厂)。留在上海的部分科技人员成立了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主要研究大型高倍电子显微镜。】
1955年前后(昭和30年),日本东京银座四丁目十字路口,左上角为和光大厦。朝鲜战争带来的巨额利益,促使日本经济走出了二战战败的泥潭。1950年至1953年,日本为驻扎韩国的美军,生产了高达13亿美元的军需物资。外国政府采购的“间接特需物资”达23亿美元之巨(约合2013年的794亿美元)。为日本经济注入了起死回生的“强心剂”。近1500亿日元的积压商品被抢购一空。许多百货大楼拔地而起;衣料、粮食的配给制被取消;工农业生产指数迅速回升。垄断资本从中大获其利。如日本十大棉纺织业公司,利润增长了9-19倍,使其有足够的资金进口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用于扩大再生产。在钢铁行业,日本进口世界上最先进的薄板带钢轧机,取代老旧的递回式轧机,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日本家电、造船、电力、电子、石化行业都在全力提升技术能力。这一系列的良性经济循环,使日本经济走出了死胡同。为1956年后,日本经济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1956年至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3%。越南战争给日本提供了另一波发“战争财”的机会。【1966年至197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89%。1980年代“洋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动荡时,恰逢两伊战争爆发,给陷入绝境的中国军工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续命资金。】
1955年1月,丰田推出第一代皇冠轿车(RS车型),社长丰田英二亲自将第一辆车开下生产线。该车采用船型车身,长4.3米,轴距2.53米,重1.15吨,采用RS20型1.5升直列四缸汽油机(49马力),三速手动变速箱。1957年,第一代皇冠成为首款出口美国的日本汽车,计划销售一万辆;但因为动力不足,可靠性差,导致销售惨淡,只卖出287辆。丰田经过市场调查,发现美国人喜欢大型豪华轿车。1962年9月,丰田推出第二代皇冠(丰田第一款V8发动机车型,比中国一汽红旗晚4年),售价2305美元,外形仿制1960年款福特Falcon,但是依然销售惨淡。1964年第二代皇冠8系轿车,通过广交会出口中国,当年共销售了60辆。1973年周恩来批准进口200辆第四代皇冠轿车,分配给广州市汽车公司,用于接待广交会外商。由于技术能力不足,早期日本轿车的发展并不顺利。通过一代一代地不断仿制欧美汽车,压低成本,提高技术能力,日本轿车终于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现了爆发性增长,甚至以廉价优势,冲垮了美国汽车制造业。五十年不懈努力,成就日本汽车霸业。【1984年,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原长春一汽厂长)饶斌,提出通过合资“以市场换技术”政策。从而使日本轿车大量占领中国市场。从1984年日本铃木与重庆长安合作以来,本田、丰田、日产陆续在华建立合资企业。到2013年,日系合资轿车(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铃木、三菱),在华销量高达290.67万辆,年销售额超过3500亿元人民币,力压中国自主品牌轿车。毛泽东时代历尽千难万苦创立的一汽、二汽、上汽等汽车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彻底沦为德国、日本、美国、法国、韩国汽车占领中国市场的代工组装厂。汽车、航空、电子产业,均为战略性基础产业,拥有绵长的产业链。基础行业被外资企业控制,中国工业如何升级?】
1955年1月,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国债),总额6亿元,年息4厘,偿还期限10年。此为100万元面额公债票样,币制改革后折合新币100元,相当于一名教师三个月的工资。一五计划启动后,数百个工业项目筹建开工,使得国家财政出现巨大资金缺口。当时人民币发行量已经过大,出现通货膨胀,因此发行公债。从1954年至1958年共发行五年,实际发行总额35.44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经济建设预算总额862.24亿元的4.11%。国债发行主要面向城市,农村负担少部分。债券还本付息,每张票面下部附有8-10张息票;每年领取年息时剪下一张。除了内债外,当时还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贷款进行工业建设。1958年起,中国政府停止发行国债,后又停止对外借债,进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时期。1978年后,由于洋跃进盲目投资,导致财政出现巨大缺口,中国国债规模迅速膨胀。1981年发行48.66亿元国债,1994年突破千亿元门槛,2004年达到6734亿元。2007年财政部发行国债23483亿元,年末国债余额总量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务急速膨胀。【1995年因327国债期货投机事件,曾在中国资本市场掀起腥风血雨。】
1955年第一期《人民画报》,河南省安阳县郭王度村,位于郑州市北郊。村里80%的农户都参加了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收成比1953年提高四分之一,不仅还清了向政府借贷的一亿元贷款,还提存了五千万元公积金,社员留社的再生产基金有两亿元。在信用社存款的农户,占全村农户的三分之一。照片为村里新落成的拖拉机站。【农业集体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打破了中国千年以来的小农耕作模式,实际使农业生产转向工业化,农民成为“农业工人”。1954年进行农业合作社化后,全国在基层农村,配套成立区县种子站、乡镇农技站(农业科技推广站)、农机站(农业机械维修站)、农资站(农业物资销售站)、畜牧兽医站、粮管所(收购公粮)、粮油站(粮油供应站)。农村发动群众力量修建中小型水库、河塘沟渠、排灌设施。1958年后,随着全国各县市大规模建设小型化肥厂、纺织厂、酿酒厂,乡镇建设小型轧花厂、榨油厂、农机厂、砖瓦厂、粮食加工厂,使得全国农业生产力得到释放,实现县域工农业经济循环。中国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16391.5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476.5万吨,实现翻倍。可以对比的是,1978年印度的粮食产量(15584万吨),甚至还不如中国在1952年的粮食产量,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结果。1978年之后,随着走资派复辟,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集体经济迅速衰败,县域工业经济破产,大量农村人口涌入沿海城市打工。遗留下来的乡镇集体企业,交给私人承包,成为一批“乡镇企业家”发家暴富的第一桶金。改开三十年后,以率先进行“包产到户”而闻名全国的安徽小岗村,依然在靠国家救济。而坚持走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的江苏华西村,成就有目共睹。河南漯河南街村,在包产到户后再次集体化,1986年村办企业产值达到320万元,1991年成为亿元村,1999年达到14.2亿元。他们当年都是顶着政治压力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毛泽东时代闻名全国的山西昔阳大寨村,在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被掏空。1991年郭凤莲回到大寨村任书记,重新发展集体经济,情况远好于安徽小岗村。郭王度村在改开后同样陷入衰败,2006年的调研材料显示,该村集体经济欠帐达140余万元。事实上,当今中国经济百强村,大都拥有强大的集体企业,经营得好坏,主要看村级领导层的责任心,搞不好就成了家族企业。农村出问题,主要就出在基层干部身上。私心作祟,祸国殃民,国企衰败亦是如此。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鼓励农村发展农民合作社。】
1955年1月8日,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精密机械工具制造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建成投产。该厂始建于1952年,是156项重点工程中唯一的工量具企业,投资总额3932万元(约合15.5吨黄金,相当于2013年的6.54亿美元)。为基础工业中的关键性企业,影响到整个工业体系的生产计量精度。苏联方面提供了厂区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方面的技术帮助。1950年代后期,国家又以哈量厂为模本,在全国分迁援建了成都量具刃具厂、中原量仪厂、青海量具刃具厂、桂林量具刃具厂、关中工具厂。哈量厂派出干部达2500余人,支援设备1000余台套。1958年成立上海量具刃具厂。哈量、成量、青量、上量并称为中国四大量具厂。【1990年代后,中国工量具行业因市场无序竞争,普遍陷入亏损破产境地。如1998年初,哈尔滨量具厂累计亏损6700余万元,拖欠员工8个月工资,濒临破产。1998年成都量具刃具厂亏损3675万元。2011年上海量具厂亏损3214.7万元,被桂林广陆收购。目前中国使用的高质量量具、刀具、夹具,仍然要靠进口。】
1955年第一期《人民画报》,沈阳风动工具厂,改建后的机器装配车间。该厂为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生产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风动工具,解放前为一座汽车修理厂。1952年进行大规模改扩建,1954年4月起脱离沈阳空气压缩机厂,成为独立的沈阳风动工具厂。新建的中央实验室负责全厂金属材料的分析检验,有X光机、拉力计等检测设备。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沈阳风动工具厂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凿岩机械和气动工具龙头企业,技术实力雄厚,经济效益非常好,向全国兄弟单位扩散技术。1958年国家建设了洛阳风动工具厂。1960年建成江西宜春风动工具厂。1963年建成河北宣化风动工具厂。1966年按三线建设要求,沈阳风动工具厂援建了甘肃天水风动工具厂。但是进入1990年代后,该厂陷入长期亏损。2003年已经资不抵债,净资产为-7000余万元,最终被瑞典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收购,建立沈阳瑞风机械有限公司,瑞典方面占股25%。这次合资之后,该厂优质资产并入合资公司,老厂则债台高筑。到2007年,瑞典公司正式完成对合资公司100%的股权收购,成为外商独资企业。【1999年前后是中国机械行业全面溃败破产的时期,大批行业龙头企业被外资吞并,私营企业则以劣质低价产品冲击市场,败坏“中国制造”声誉。】
1955年1月18日至19日,解放军首次进行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对盘踞浙江一江山岛的国民党残匪千余兵力进行清剿。一江山岛位于浙江台州湾口,南距大陈岛7.5海里,离大陆13海里,由南北两座小岛组成,是大陈岛的门户前哨。国民党在该岛构造了较完整的防御工事。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守军1086人,其中俘虏567人。解放军牺牲393人。从一江山岛战役起,国民党残匪在浙东沿海岛屿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军力往台湾、澎湖一线收缩。【1955年1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可以动用武力保护台湾及其控制岛屿。同时美国海军从珍珠港派出3艘航空母舰,加入第七舰队;美国空军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从菲律宾调往台湾。驻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特种混合舰队”最多时军舰达132艘。中共中央对于美国屡次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表现了强烈关注。1月底,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芬兰使节时,抨击美国“企图发动一场核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通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中国政府暗示,希望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陈岛时不要攻击。】
1955年1月20日下午3时许,台湾国民党残匪为了报复一江山惨败,派出六批12架美制F-84飞机,轰炸福州市台江区,投弹23枚(含8枚定时炸弹,2枚燃烧弹),炸死烧死民众120多人,伤180余人,造成4000余间房屋损毁。大火一直从下午烧到半夜,8000余户、3万多百姓无家可归。有两架台湾蒋匪F-84被福州高炮部队击伤。本照片刊于1955年2月12日出版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福州全市动员挖防空洞,捐款捐物安置数万遭袭群众。福建人对台湾国民党轰炸的恐惧,一直持续到1958年夏。解放军为获得台海制空权,派出歼击航空兵师的米格-15战机,进驻福州义序机场。结束了台湾蒋匪军机横行东南的猖狂之举。【因台海战备,福建省经济建设长期受到影响。】
1955年2月2日,由于一江山岛惨败,浙江大陈岛已失去前沿屏障,难以固守。蒋介石派蒋经国飞抵大陈岛,开始执行撤退计划,将大陈岛上1.4万浙江军民强迫送往台湾。2月5日,美国政府下令第七舰队“协助”国民党残匪从大陈撤退。2月7日,美国第七舰队出动132艘舰艇(含胡蜂号航母)、500余架飞机、4.8万名海空人员,到达浙江大陈海域。当天美军飞机出动6批28架次,先后侵入一江山、头门山等岛屿上空,进行军事挑衅。2月8日,国民党残匪从上下大陈岛全面撤退。蒋经国举行降旗仪式,仍强作镇定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决心再打回来。”大陈防卫司令刘廉一则凄然地说:“什么都完了,落个一场空!”。
1955年2月13日,解放军登上浙江大陈岛时,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和遍地的地雷。解放军在一周内共排雷7497枚。1956年,温州市委遴选207名青年突击队员,赴大陈岛垦荒,这个死岛才恢复生机。国民党劫往台湾省的14483名大陈岛居民,至少有5人死于海运途中。余者被分割安置在台北、基隆、花莲等35个“大陈新村”,至今留有后代约12万人。2月13日当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防止中国军队进攻福建金门、马祖,批准在内华达州进行代号“茶壶行动”的核试验,作为对中国政府施压的一部分。3月6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从亚洲访问回国后,认为如果中国军队把国民党从金门和马祖消灭掉,其结局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态势是灾难性的。他认为金门和马祖必须固守,只有核武器能提供有效的回击。杜勒斯还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总统授意他在演讲中提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的。3月,艾森豪威尔等人多次在公开场合,露骨地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苏联赫鲁晓夫政府正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对亚洲局势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4月17日,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提出了美国军方高层的想法:如果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军队进攻金门和马祖,那不如干脆放弃,然后全面封锁中国汕头-温州沿海地区,以阻止中国海军集结力量,并向台湾岛上部署核武器,以“显示美国的决心”。但这样一来,美国将陷入消耗巨大的海上对峙之中。4月2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森飞往台湾,向蒋介石说明了这一计划,建议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4月23日,出席万隆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政府发出了缓和关系的信号。4月26日,杜勒斯表示,美国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力度立即减少。这次金门-马祖危机,促使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初,决定研制中国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面对的核威胁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1958年1月,美国将装备W-5型核弹头的斗牛士巡航导弹,部署到台湾省台南空军基地868战术导弹中队,射程1130公里,覆盖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含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大型城市。1960年美军又将MK-7型航空投掷核弹头,部署到台湾,直至1974年7月撤出。冷战时期,中国南方在美国的核武器威胁之下,中国北方在苏联的核武器威胁之下。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才有了战略竞争的底气。台湾岛历来是威胁中国安全的心腹之患。】
1955年,北京大来精机厂创始人刘学滨,以1954年款德国莱卡(Leica IIf)相机为原型,仿制出中国第一台135旁轴相机,共试制12台。受技术限制,全部零件为手工制作,镜头是进口的Coated 50mm f3.5镜头,快门为横走式布帘快门。(1954年西德推出的莱卡M3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当时最先进的135相机。1957年日本尼康借鉴莱卡M3,推出尼康SP相机。1961年日本佳能仿莱卡,推出佳能7系相机)。1956年1月15日,大来精机厂联合永新合作社、荣焱合作社成立了大来照相机厂。1957年大来厂转为国营企业,更名为北京照相机厂,使用长虹、天坛商标。中国照相机工业由此起步,同时期建立了天津、北京、上海、福州、广州、哈尔滨和杭州7家照相机厂。1973年起,又建立了常州,无锡、苏州、丹东和青岛5家照相机厂,另有5家工厂兼产相机(包括江西凤凰)。1964年,北京照相机厂开发了北京牌EB135单反相机,镜头由北京玻璃研究所研制。1968年该厂以日本理光24型135相机为原型,开发出SZ型135相机,至1981年共生产了6.3万台。1982年以东德培罗塔(Pelot)为原型,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普及型120单反相机,可使用135胶卷。到1980年代该厂与日本柯尼卡合作时,日本方面对该厂设备的先进程度大吃一惊。因为柯尼卡做的是简易傻瓜相机。至此该厂技术能力止步不前,放弃了135相机,转而与日本柯尼卡合作生产C35ET3傻瓜相机。到1997年又与日本奥林巴斯合资,代工生产奥林巴斯相机。这家建厂40年的老厂,就此彻底转型成了日本相机的代工厂。【1969年文革结束后,上海照相机厂仿制出与瑞典哈苏、德国莱卡M3相当的世界顶级专业相机,研制出国产大光圈光学镜头。现存收藏品单台拍卖价格高达86万元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合资”风潮的吹袭下,到2000年,中国照相器材工业几乎尽数破产倒闭,五十多个国产相机品牌消亡殆尽。国产感光胶卷行业,则是另一段破产往事。两代人艰苦打拼奠定的产业基础,就此灰飞烟灭。】
1955年2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人民医院,欢送杨步云副院长。该院前身为1939年由侵华日军开设的“官立保健所”,1942年改建为官立包头医院,主要为日本人和日伪蒙疆政府职员服务,医生也多为日本人,有病床28张。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改为绥远省立包头医院。1949年绥远省解放,医院定名为“绥远省立人民医院”,设床位50张。1950年医院安装了第一台X光机,病床增加到70张。1952年,医疗用房250间,床位达到100张。1955年-1956年在新院址盖起了2496平方米的病房楼。其后更名为包头市第一医院。1959-1962年医院归包头医学院管辖,更名为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979年建成3950平方米门诊大楼。1995年定为三级甲等医院。【毛泽东时期,中国采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民普惠制医疗制度,城市工人就医享受公费待遇,家属半费。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组织医生下乡巡诊,免费接种疫苗,以预防为主,小病基本不花钱。医生提倡救死扶伤精神,民众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缴不起医药费而被赶出医院。到1976年,全国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农村烈性传染病基本消灭,孕产妇死亡率大幅降低,婴儿存活率、人均寿命显著提高。当时国力贫弱,医疗标准虽低,却能给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1998年中国医疗市场化改革之后,医院以盈利赚钱为第一目标,大量出现病患无钱治病、在家等死现象。中国医患关系急剧恶化,打砸医院、伤害医生事件时有发生。2003年,中国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约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其中的17%。公费医疗有80%被全国850万党政军干部特权阶层独占。200万各级干部请长期病假,40万人长期占用病房。目前世界上,越南、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印度、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全部实施全民公费医疗制度。2013年,俄罗斯恢复实施苏联时期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
1955年3月1日,中国实施币制改革,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以1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新币面额共有10种: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和5元(10元币系1957年发行)。照片为新币发行的第一天,广西桂林教师韦之珠,将领到手的34万余元工资,到人民币兑换处,换成了34元5角的新版人民币。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桂林分行,在市区成立了十个新旧人民币兑换处。第一次见到新币,大家的感觉是钞票变小了。从国民党时期,拎着成捆的钞票去买米,到建国初期,万元面值的第一版人民币,再到以分、角、元计算的新版人民币,大家有点不适应。儿童口袋里的零花钱,也变成了黄色卡车图案的一分、蓝色飞机图案的贰分、或是绿色轮船图案的伍分纸币。放学时,孩子们就用这些零钞去买冰棍或零食。66岁的桂林市民张建新回忆到,过年时,父亲给他的压岁钱是一毛钱。他用六分钱给家里买半斤酱油,剩下的四分钱买两个面粉饼,一家人一起吃。这一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始实行工资制。城市居民月均生活费是八至九元,由于国家采取低工资、高福利政策,实施公费医疗、公费教育、福利分房,三十余元的月工资,便能够养活一家五口人。【1955年的30元,约合10.25克黄金,相当于2014年的3280元人民币。】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受到严格控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到1978年1月,全社会流通现金总额也仅有229.59亿元。1978年起,由于洋跃进盲目投资,超出国力承受极限。中央政府开始海量增发钞票,填补资金窟窿,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人民币大幅贬值,甚至引发社会动乱。1981年1月,中国社会现金流通量达到415亿元,1985年1月达到839亿元,1986年1月突破1050亿元,1988年1月达1553亿元,1988年11月达2027亿元,1991年11月达3003亿元,1992年12月达4336亿元,1993年1月突破5022亿元。1995年1月达9141亿元,1997年1月突破11493亿元,2003年1月突破21245亿元,2007年2月突破30627亿元,2009年1月突破41082亿元,2011月1月突破58064亿元。三十年时间,中国货币流通量暴增140倍。海量增发货币,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大量闲散资金涌入投机行业,炒地皮、炒房产、炒外汇、炒黄金,放高利贷。甚至炒卖大蒜、绿豆等农产品。而工业实体经济的资金使用成本大幅度飙升,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
1955年3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派出了流动兑换车,深入居民社区,方便市民兑换新币。因第一套人民币流通时间短、总发行量小,且印刷质量较差,流传至今数量极少,这让其成为收藏市场不可多得的珍品。目前第一套人民币全套62张的拍卖价格,已经超过480万元。【该车是建国初期用卡车改装的公交车,型号待考。】
1955年,中国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决定先在机关事业单位废除包干供给制,改为货币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别,工人分为8个技术等级,工资为18-560元。该制度最早是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部队参照朝鲜军政等级体制,形成的工资制度。1952年为29级行政工资制、1955年为30级工资制,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确立干部24级行政工资制,和工人8级技术等级工资制。干部月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全国各省份有差异,军队干部工资比地方干部要高。1993年改为15级公务员制。国家领导人中,宋庆龄的工资最高,为每月579.5元,另外还有300元的活动经费。毛泽东的工资原定是610元,后来自请降到404.8元,江青是243元,两人日常开销大,勉强够生活。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要自己交房租。1968年1月的家庭生活收支详细账单上,列明月房租费125.02元。国家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喝茶、吃饭、宴请都是要交钱、付粮票的。【住房分配、工资定级、涨工资、副食供应等问题,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高风亮节者有之,争权夺利者亦不少。建国初期,工资问题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负责,毛泽东很少过问。1956年工资改革时,有人公开吵架,甚至痛哭流涕。毛泽东对此显然不满意。他说,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国务院随即做出降薪指示,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军队特权问题,也是如此。在毛泽东干预下,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并且“减薪定级”。1966文革爆发,群众斗争矛头直指干部特权问题。】
工人工资以岗位技术能力考级晋升,分为七至八级,一级最低,八级最高,各行业有差异,月工资为24元至120元左右。工厂学徒月薪18元,满徒后是一级工,大约是24元,工作一定年限,考核后升为二级工(约28元)。青年技工一般在三级(33元)、四级(45.8元)。四级以上比较难考。八级技工的工资约120元(约合41克黄金,相当于2014年的13535元),甚至超过厂长,与县长相当,社会地位很高。这一制度对职工学习技术、提高技能起到激励作用。工程技术人员分13级工资,1-9级为工程师,10-13级为技术员,以下是助理技术员。由于当时物价指数较低,三四十元的月工资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1985年以后,随着国营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全国四千万工人下岗,曾经风光一时的高级技工,沦为下岗失业大军中的一员,站街摆摊者有之,私企打工者有之,自杀轻生者有之,发达暴富者有之,更多的湮没在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中,晚年生活凄惨。【美、苏、德、法、日等国的工业崛起,无不依靠完善的技工教育体制。毛泽东时期在全国建立的技工培训体系,在改革开放后全面瓦解。2012年,中国有职工3.5亿人,其中农民工占2.69亿人,52.7%的职工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及以下,仅有34.6%的职工受过技能培训。全国技工人才缺口超过2200万人。】
1955年,浙江杭州,大学老师在布置自家客厅,吴宝基拍摄。新中国建国后,知识分子受到优待,拿的工资极高,甚至超过国家领导人。1955年工资改革,教育界、文艺界也评级定工资。大学教师分13级。全国各大学评出一级教授56名,其中北京大学占了27名,北京农业大学占10名,清华大学占9名,北航、北师大各占6名。有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苏步青等人。二级教授月薪是287元,三级教授是240元,副教授180元,讲师120元,助教60-80元。中学教师月均44元,小学教师月均34元,各省有差异。季羡林当时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月工资345元,比野战军司令还要高,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月津贴100元,共445元。极高的待遇使得知识分子有闲钱消费。当时到北京新开业的莫斯科餐厅吃顿西餐,黄油、面包、啤酒、汤菜齐全,也不过花费1.5-2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工资)。季羡林爱好收藏古玩字画,且以齐白石的作品为下限。他经吴作人介绍,收藏了5幅齐白石创作的蔬果斗方精品,只花了30元人民币。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季羡林算是一个大主顾。还有一幅苏东坡的《御书颂》,是季羡林趁工商业改造之机,花500元买来的。文革时期,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保守派头目,与聂元梓对立。另一位文物大玩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王世襄。1966年9月2日的抄家清单记录,从王世襄家抄走的文物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又24捆。(抄家是王世襄主动要求的。)
文艺界评级时,梅兰芳定级前的工资是1100元,自愿降为文艺一级,拿月薪336元。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启儒评为文艺一级。冰心、艾青、周立波等作家评为文艺一级。文艺二级工资是280元,马三立是文艺三级,工资233元。画家中的潘天寿,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二级教授,工资是287.5元。总而言之,作家、诗人、画家、演员的工资,要远高于普通工人阶层。由于行政等级与医疗、住房、休养、副食供应等福利供应挂钩,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基层群众的“干部高薪阶层“,规模约有百万人。此外,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依然能从企业中领取每年5%的分红股息。全国领取定息的股东有114.2万人。在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进行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特权阶层、食利阶层奢侈的生活方式,自然招致身边群众的不满。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们成为群众声讨的对象。1978年之后,都成了“受文革迫害”者。经同学胡乔木的关照,文革时期抄家没收的文物,也全部还给了季羡林。2009年季羡林去世时,留下字画文物577件,估值超过7亿元人民币。
1955年,辽宁省复县沙坨村的扫盲班,在地里通过实物进行扫盲教学。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表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扫盲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各省市县布置扫盲任务,开办扫盲班,基层一直深入到各个村镇。到1958年,全国已有9000余万人参加文化学习,3200万人达到扫盲毕业标准。黑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省份。全国推广双铧犁,起自1954年。农业部、一机部、供销总社联合召开“全国新式畜力农具会议”。由于要两条牛协作牵引,关键在于驯好牛。到1957年底,全国共推广新式畜力农具468万件,其中双铧犁、新式步犁、水田犁、山地犁300多万件。牛瘟、牛炭疽病、猪瘟、猪丹毒都得到有效防治。
1955年,山东青岛,休产假的纺织厂女工,收到厂里送来的工资。吴新陆拍摄。青岛纺织业始于1902年,由德国商人成立的德华缫丝厂。日军占领青岛后,设立了一批日资纺织厂,使青岛纺织能力排名全国第二,与上海、天津一起并称为“上青天”。1949年青岛解放时,全市纺织业有纱锭389074枚,线锭40216锭,织布机8064台。以此为基础,改组为青岛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五厂、国棉六厂、国棉八厂、国棉九厂等九大棉纺厂。1951年,青岛国棉六厂的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1953年起,青岛纺织业抽调人力物力,支援全国各地的纺织工业建设。1966年至1973年,青岛纺织业在山东省内产棉县市,建起15家分厂,其中10个棉纺织厂、2个针织厂、1个印染厂、1个纺织器材厂、1个纺织机械厂。纺织业成为山东省支柱产业之一。1990年代后期,随着席卷全国的纺织业亏损破产浪潮,青岛九大国棉厂中,有八家破产倒闭,债务总额超过40亿元。位于青岛市区的厂区土地,大多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建成高价楼盘。发展百年的青岛纺织业,就此灰飞烟灭。青岛市下岗失业职工累计超过10万人。
1955年3月24日下午5时45分,天津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四名钟表师傅(江正银、孙文俊、王慈民、张书文),以瑞士“sindaco”15钻粗机手表为原型,仿制出中国第一块国产机械手表,命名为五星牌。1956年底,国家批准投资900万元,建设年产24万块手表的天津手表厂(海鸥手表集团前身)。到1976年,该厂年产手表提高至105.53万块。1990年代后,由于走私、进口手表冲击,加上行业无序竞争,中国手表行业全面破产,全国38家大型手表厂大部分停产,上百个国产手表品牌消亡殆尽。仅天津手表厂下岗失业职工就达两千余人,在职工人每月只发260元生活费。上海手表行业数万名下岗职工生活惨淡。2013年11月,天津手表厂位于南开区复康路11号的的6万平方米厂区地皮,转让给融创泓润置业,拍卖价格高达15.2亿元。
1955年,北京市暖气材料厂的电焊工张树贵,在钻研电焊技术难题。该厂主要生产铸铁锅炉及暖气片,产品多为空心铸铁件,在翻砂工艺中经常产生砂眼,造成废品率很高。张树贵通过刻苦钻研,研制成功了铸铁冷焊法及软钢、铜镍、生铁等各种焊条焊药,并改进了透孔施焊、电焊小铸件等焊接工艺,解决了裂缝、焊穿等诸多技术难题。使焊补成品率由60%提高到95%以上,增加产值668.975万元。1988年张树贵因病去世。
1955年3月26日,日本东京,东京放送公司(TBS)与灯泡公司合作,将一万盏摄影用镁光灯泡,安装到157米高的新电视发射塔上,以提醒东京市民,4月1日起,东京放送正式开播电视节目。【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开播。】
1955年4月11日,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执行包机任务,从孟买飞至香港启德机场,接载中共代表团前往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其中包括周恩来总理。台湾国民党保密局获悉情报后,由香港特工买通机场人员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牙膏,带入机舱内靠近油箱位置。下午6时半许,飞机在纳土纳岛附近海域爆炸坠毁。机上除3名机员获救外,其余16人罹难。中共代表团因临时改变计划,躲过一劫。事件发生后,北京方面向港英政府提出照会,指港府在事先得到警报下仍未能够保障飞机安全,负有责任,要求严办凶手。周驹于5月18日逃往台湾。国民党特务赵斌成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被起诉,只被驱逐回台湾了事。同时香港政府迫于压力捣毁了台湾保密局在香港的十余个情报据点。策划该事件的台湾国民党特务头目谷正文遭到香港政府通缉。周驹可能于1993年死于台湾。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会议上首次得到广泛赞同。具体宗旨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取代“对苏一边倒”,此后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1955年4月18日深夜1点左右,美国新泽西州,科学巨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而逝世,终年76岁。他的遗体在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附近的一座火葬场悄悄火化,只有他的亲人在场。遵照他的遗嘱,骨灰被秘密埋藏,不筑坟墓,也不立纪念碑。普林斯顿大学病理科主任托马斯•哈维,负责为爱因斯坦验尸,经其长子汉斯同意,悄悄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取出保存,留做科学研究。
1955年4月20日,法国标致汽车公司,与意大利宾尼法瑞纳汽车设计公司合作,推出标致403型家用轿车,成为标致汽车崛起的重要车型。该车采用三厢结构,车长4.47米,整体式弧形前风挡玻璃,装备1.29升直列四缸汽油发动机,前置后驱,功率65马力。当年产量突破10万辆。从1955年4月至1966年12月生产了1214100辆。照片摄于1966年。
195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教授,和詹姆斯•戈登(James P. Gordon)博士,研制的第二个微波受激辐射放大器。苏联的巴索夫和普罗霍洛夫独立进行类似的研究工作。1960年:美国加州Hughes 实验室的Theodore Maiman实现了第一束激光。汤斯、巴索夫和普罗霍洛夫三人一起获得了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王之江、邓锡铭、王大珩等人,用国产红宝石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1955年6月,美国香格里拉号航空母舰(CV-38),指挥室的雷达、战位显示板等设备。J. R. Eyerman拍摄。该航母建于1943年,为埃塞克斯级二十号舰,长期在西太平洋活动。1958年8月金门炮战时,该航母驶往台湾海峡。1970年参加越南战争,1971年退役封存,1988年拖往台湾高雄拆解。
1955年5月14日下午,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前院,毛泽东主席给中央警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警卫中队的全体同志,做长时间谈话。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谈起,讲到每个人应该怎么工作。重点是给卫士们布置了回乡调查社会情况的工作,要求注意保密。回乡的同志通过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左邻右舍、乡村干部多种渠道,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回部队后将调查的材料写成书面报告。7月19日、25日、26日,毛泽东三次听取了回队同志的汇报。叶遥反映他的家乡广东省南雄县第三区新田乡溯水村的贫下中农,依靠合作化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合作社很好”。胡全德在报告河南省兰考县第六区小胡庄乡北孙庄村的调查情况时,提到由于连年水灾,该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贫农没有余粮,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群众普遍反映村干部传达政策不及时,因此不满意。有的农户甚至拔麦苗吃,影响了明年的粮食生产。毛泽东在此件上批注:“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王文礼在河南省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王连屯村的调查报告中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由于不注意喂养,社组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毛泽东看后批注:“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李好学在河南省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的调查报告中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食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农民的思想波动很大。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毛泽东在此件上批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有320斤余粮,只卖出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毛主席在上述三份材料上都批示:“送交吴芝圃同志一阅,阅后退毛泽东。”。毛主席还把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三人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批交正在参加中共八届五中全会的同志。
1955年5月16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带领公安人员闯入诗人胡风家中,将胡风夫妇逮捕。刘白羽称是执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指示。胡风生于1902年,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与鲁迅交好。同是从日本回国的周扬,当时是左联党团书记。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引发了胡风与周扬的长期矛盾。周扬在1937年赴延安后,一路提升,做过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领导人,进而成为文化部副部长。1949年后,周扬一直代表着政治权威和主流意识,将文艺论战变成了大批判,借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势压人。胡风则一直处于被批判地位。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上交30万言书,对整个文艺领导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胡风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当时正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阶段。胡风问题本来是文艺界的问题,起先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抓,进而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亲自管,从而在全国范围打击文艺界人士。由胡风问题发端,中央成立十人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挂帅,各个省市也成立五人小组。于是在全国开展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进而扩大化为肃反,牵连对象有4万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审查73人,大多是知识分子。1965年胡风被判刑14年。陆定一从1945年至1966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任期长达21年。1966年3月,毛泽东痛斥“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亲自主持,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陆定一因此倒台,1968年转入秦城监狱,关了13年。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被拘押,在秦城监狱关到1975年。姚文元称其为“反革命两面派”,江青称“我恨死周扬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批文革中打倒的文艺界领导,重新恢复了政治地位。陆定一、周扬则变成了“受文革迫害”的老干部。陆定一写的文章还编进了小学课本。周扬重新担任文联副主席、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而胡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王实味、萧军等受到他们迫害的知识分子,仅以平反了事。1984年,周扬因意外摔倒,变成植物人。1986年胡风去世,1989年周扬病亡。
1955年6月1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选聘233人为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其中数学物理学部30人、化学部22人、生物学部60人、地学部24人、技术科学部36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华罗庚、苏步青、李四光、竺可桢等人名列其中。胡乔木、周扬、吴晗、邓拓、陈寅恪、胡绳、茅盾、陈伯达、范文澜等人,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48年中央研究院当选的院士,凡是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大多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这次选聘背后,有着复杂的博弈过程。比学术资历、比名望操守,比政治态度。谁该当选,谁不入选,引发了大量矛盾。尤其是各方利益掺杂政治因素后,积怨长期难以化解。文人相轻、党同伐异,古来如此。文革时期,中科院、文联、作协等知识分子聚集的单位,成为纠斗重灾区。
1955年,北京西城三里河13路公共汽车总站(和平里至三里河),早期使用由美国道奇T234长头卡车改装的长头公交车。该车是抗战结束后进口至南京,1947年改装为100辆铁木混合结构客车。1949年5月南京解放,将88辆道奇客车调入北京,1951年在车尾加装煤气炉,改为烧煤气。车长8米,95马力6缸汽油发动机,可乘70人,手动推拉双车门,1956年恢复烧汽油。1973年开始报废。
1955年6月15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ZIS-155(ЗиС-155)公共汽车生产线。В. Зунин拍摄。第一代吉斯155诞生于1949年。最初由莫斯科中央汽车修理厂研制。采用1940年代美国通用客车的造型风格,非承载式结构,车长8.26米,4轮6胎,载客50人,含28个座席,配备前置95马力5.6升直列6缸汽油机,5挡手动变速器,最高时速65公里。到1957年停产,总产量为21741辆,是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采用的主力干线公交车。中国哈尔滨、长春、北京等城市,曾经进口过一批该型车,甚至可以做到行驶70万公里无大修。
1955年6月底,在日本关西地区冈山一带,陆续有婴儿出现腹泻、发烧、吐奶现象。山阳新闻的K记者发现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喝森永婴儿营养奶粉后,出现腹泻、发烧现象,停喂森永奶粉后,便恢复正常。他便走访医院进行患病婴儿调查。8月24日,日本各大媒体刊出头条新闻“人工喂养婴儿奇病冈山三人死亡”。首次对森永婴儿奶粉混入砒霜一事进行了详细报道。此时已有23名婴儿死亡,1463人中毒。当时日本还没有冷藏罐车,从各地奶场收集的牛奶在运输到奶粉工厂途中,很容易变酸劣化。劣化牛奶制成的奶粉,难溶于水,森永公司为降低制造成本,提高奶粉的溶解度,便在奶粉中掺入添加物催化剂。这种添加物是从工业废弃物中,提炼出来的第二磷酸苏打,在脱色和再结晶之后,生成出有毒砒霜,森永公司将这些含毒添加物掺入婴儿奶粉中,导致婴儿出现神经障碍、内脏受损等各类症状。森永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受害儿童家庭组成被害者同盟,推选冈崎哲夫为代表,与森永乳业公司进行索赔谈判。但是日本当时还没有消费者保护法规,森永财雄势大受到日本政府袒护,受害者打官司屡屡败诉。直到1968年5月,日本出台“消费者保护基本法”,《朝日新闻》再提森永毒奶粉事件,引起全国媒体跟踪报道,各地发起抵制森永运动。1973年11月,日本终审法庭判决森永有罪。在厚生省协调下,森永乳业只得同意受害者赔偿协议,对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曾经是日本乳品行业龙头老大的森永,经此事件声誉一落千丈,每年要承担超过10亿日元的巨额赔偿金。这次事件造成了130人死亡,12344人留下终身疾患。
1955年6月,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金沙酒店(Sands Hotel),老板杰克•弗里德曼(Jake Freedman),穿着花式牛仔装,站在轮盘赌桌旁。这家赌场于1952年开业,当时非常热门,用艳舞女郎吸引男赌客。博彩业推高了拉斯维加斯的地产价格。不少好莱坞明星、富商、政客,倒在拉斯维加斯的销金窟内。Loomis Dean拍摄。金沙集团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博彩集团。【毛泽东时期,中国采取严禁黄、赌、毒政策。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黄赌毒重新在中国泛滥成灾。澳门因为中国赌客,甚至超过了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最大的赌城。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因此落马。2014年,上海抓获一个与澳门公司勾连的网络赌博团伙,涉案资金高达1400多亿元,着实令人瞠目。】
1955年,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撒哈拉赌场酒店(Sahara Hotel and Casino)的娱乐区舞台上,舞女们穿着暴露的羽毛演出服,卖力地替台下的赌客表演非洲舞蹈。Loomis Dean拍摄。该赌场于1952年开业,2011年因不敌大型赌场度假村竞争,最终结业换手。2014年秋重新开业。【1978年改革开放后,各类流动歌舞团充斥中国城乡,以低俗表演吸引观众。】
1955年7月3日,香港,大量东南亚华人学生,回到中国大陆求学。Howard Sochurek拍摄。当时东南亚华人面临着严重的排华问题。印尼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表示欢迎华人回国,但是不赞成实行双重国籍。1955年12月20日,高等教育部决定以华侨领袖陈嘉庚及南洋侨胞捐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培养华侨子弟。北大、清华也接收了一批华侨学生。1965年印尼排华骚乱时,中国政府派船接回了9万多名印尼华人,安置在广东、广西、云南的华侨农场。
1955年7月18日,加州洛杉矶东南40公里的阿纳海姆,世界第一座迪斯尼乐园正式向公众开放。这座超级乐园耗资1700万美元,占地64.7万平方米,每天需要2500名工人维护,每年可吸引500万名游客。园内共有四个区域,冒险世界、西部边疆、童话世界和未来世界。1971年,佛罗里达州迪士尼建成,耗资7.66亿美元;1983年东京迪士尼建成,耗资1500亿日元;1992年,巴黎迪士尼建成,耗资440亿美元;2005年香港迪士尼建成。2011年4月,上海迪士尼开工建造,耗资244.8亿元人民币。
1955年7月18日,美国加州迪斯尼主题乐园开业,孩子们冲进睡美人城堡。Allan Grant拍摄。该建筑设计灵感来自德国的新天鹅堡。当时门票是每张1美元,约合如今的38美元。
1955年8月5日,日本东京航拍。隅田川安静地流淌过浜町区和深川区。十年前东京大轰炸时,烧毁的连片民宅废墟上,已经重建起了成片的居民区。在美国的鼎力扶持下,日本的战后重建速度,甚至比西德还要快。
1955年,英国在曼彻斯特以南27公里的焦德雷尔班克观测站,建成直径76米的全可动抛物面射电望远镜,并在1957年跟踪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发挥重要作用,从此闻名于世。该望远镜以英国射电天文的奠基人,曼切斯特大学教授洛维尔(Jodrell Bank Lovell Radio Telescope)命名。
1955年,埃及金字塔。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终于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英国扶植的法鲁克王朝,结束帝制,建立埃及共和国。埃及国土面积广达100万平方公里,然而绝大部分地区为沙漠;可适宜居住地区,只有尼罗河三角洲附近的区区3.4万平方公里,不足两个北京市。这样的地理环境,导致埃及人口压力极大。埃及独立时仅有英国遗留下来的殖民地式经济,工农业落后,地主势力强大。纳赛尔上台后实施中央集权,对私企国有化,限制地主收益。1956年英法背弃承诺,取消给予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的贷款,促使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引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1957年埃及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在苏联支持下完成了阿斯旺水坝工程。纳赛尔威望大增,成为阿拉伯世界领袖。1970年纳赛尔病逝,萨达特继任,修改宪法,进行私有化改革。1974年埃及开始“改革开放”,鼓励外国投资,但是收效不明显。1976年埃及与苏联决裂,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1977年萨达特代表埃及与以色列和解,激怒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继任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大经济自由化政策。但到1990年埃及外资仅占GDP的1.7%,且以投机交易为主。埃及经济中农业占15%,吸纳就业人口的31.2%;工业占33%,吸纳就业人口的22%;旅游业占52%,吸纳就业人口的46.6%。这种畸形经济格局,难以维持一个近亿人口国家的生存。1991年海湾战争后,埃及彻底倒向美国,获取贷款援助。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导致埃及经济遭遇空前危机。穆巴拉克推行的经济私有化改革,让国企私有化,导致埃及贫富差距扩大,物价飞涨、失业率极高,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18%。由此引发2011年的埃及骚乱,穆巴拉克被赶下台。
1955年8月,美国加州伯班克,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臭鼬工厂”研制的U-2A高空侦察机首飞,翌年开始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力。站在U-2旁边的是臭鼬工厂灵魂人物——克拉伦斯•“凯利”•约翰逊。U-2高空侦察机是为深入苏联领空侦查而研制的,机长15.11米,翼展24.38米,装备一台普惠J-75涡喷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1吨,实用升限27430米,巡航时速670公里,航程5700公里。共制造86架,后期型号单台价格约4亿美元。U-2配有8台高倍相机,其携带的胶卷长达3.5公里,能把宽200公里、长5000公里范围内的景物拍下并冲印成4000张照片。只要在美国飞12次,就能把全美拍个遍。它的B型相机镜头透镜,由制造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莱卡公司研磨;能在15250米高度拍摄的照片上,区分报纸大字标题。1960年5月1日,一架U-2在被苏联的萨姆-2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被俘并受到公审,令美国极为难堪。1962年10月,U-2在古巴发现苏联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将U-2侦察机运至台湾,用于侦查中国大陆。1962年9月至196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用防空导弹,连续击落五架台湾飞来的U-2侦察机。U-2S侦察机至今仍在中国沿海窥探。【1988年,苏联米亚西舍夫设计局研制的M-17R高空侦察机首飞,创下25项世界纪录。】
1955年,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NACA高速飞行站,通用动力康维尔公司研制的YF-102单座截击机进行试飞,1956年4月服役。该机是美军第一种超音速三角翼截击机,机长20.81米,翼展11.62米,最大起飞重量14.4吨,装备一台普惠公司的J57加力式涡喷发动机,用于领空防卫,对付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至1958年停产,F-102A共生产了889架,1973年推出现役。【1955年苏联米格-21原型机首飞,各种衍生型号超过1万架。】
1955年,陕西咸阳,西北工学院第一教学大楼。1956年,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10月,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196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70年,哈尔滨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整体并入西北工业大学。至2013年已形成13个专业学院、61个本科专业、118个硕士点、69个博士点和16个博士后流动站,在校生28883人。半个世纪以来,西北工业大学累计培养各类人才超过14万人。西工大、北航、南航构成了中国航空专业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各种粮食票证便开始进入中国社会。图片为1955年9月,粮食部发行的全国第一套通用粮票,共计五枚,面额采用16两制,有4两、半斤、1斤、3斤、5斤。从1955年到1982年,我国共印制了9种年版33枚全国通用粮票。发行粮票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城镇居民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能够以国家确定的低价,买到生活所需粮食,抑制粮价上涨。粮票只起到“购买许可证”的作用,市民买粮食时,除了粮票,还是要花钱的,不过比市场价要低得多。国家统销粮,大米每斤价格约0.14元左右。粮食供应按照居民劳动差别和年龄大小等因素制定。如山东省分9类21个等级,特重体力劳动者最高,包括搬运工、掘煤工等,月供30公斤粮。脑力劳动者定量较低。还有些家庭主动要求调低粮食定量。如果粮食定量不够吃,在国营粮店里还能买到议价粮,比统销粮每斤贵一角左右,还要在购粮证上留下记录。假如家庭特别困难,连买粮的钱都没有,可以向单位申请困难补助。部分城市和农村也存在粮油黑市,价格比统销粮要翻倍。1980年代国营粮店不限量供应议价粮,价格也是统销粮的两倍。【低工资、低粮价、低房租、低消费、高储蓄,保证了中国在工业化建设初期,能够维持一个低成本经济运行体系。最大限度地获取国民经济收益,投入扩大工农业再生产中,使中国迅速建立起数十万家大中小型生产企业。1980年代以后,低廉的工资价格,反而成为外资企业压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一个诱人条件。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奋斗数十年留下的工业体系,异化为官僚资本主义剥削机器。】
1955年8月,山西太原矿山机器厂宿舍,职工的家属们,在检查每户节约用粮的情况。太原矿山机器厂宿舍南二行四排十二号院,全院共有12户51人。按定量供应粮食应为1252斤,由于职工家属们精打细算,把每日用粮计划订出,全院十户(有两户不在)还能节约粮食83斤。新华社记者周树铭摄。【太原矿山机器厂创立于1925年,前身为太原机器厂。1952年正式定名为太原矿山机器厂,并进行改扩建。一五计划期间生产了177个品种的各种机器7730台。1958-1978年,国家又两次对该厂进行改扩建,为全国三大矿山机械厂之一。1978年职工总数为7092人,主要设备有1916台,固定资产达7066万元,流动资金2629万元,企业利税总额543万元。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从1990年代起,该厂效益迅速下滑,到1997年已经濒临破产,拖欠职工17个月工资,列入全国重点亏损企业名单。2005年,山西省政府决定由七大煤炭集团出资2.7亿,将太矿及山西煤机公司,重组为太重煤机公司,进行全面改革整顿,这家老厂才起死回生。】
1955年,安徽省宿县专区濉溪县,农家午饭。1955年城镇实施粮票制度后,农村粮食供应采取基本口粮定量制度。粮食产区的农民将粮食交售国家后,由生产队按照计划定量,分配给每家每户的基本口粮。非粮产区实施国家供给制,由国家供应粮、县级政府统筹供应粮(县筹粮)、公社统筹供应粮(社筹粮)组成。粮食供应量多为成年人每年150公斤、未成年人每年125公斤。粮食歉收时,农户购买由当地政府拨给的返销粮。粮食供应在农村历来为头等大事。然而部分基层干部为了捞取政治利益或个人利益,在粮食问题上胡作非为,导致农村出现大量问题。1963年毛主席发起的四清运动,即针对农村基层干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遭到官僚集团阻挠破坏,将斗争焦点转向人民群众。1966年文革爆发后,农民的怒火得到释放机会,大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遭到批斗,其中不乏挟怨报复者。
1955年,安徽省宿县专区濉溪县,乡村集市。农民们将菜蔬果品拿到集市上售卖。1949年的时候,濉溪县内仅有濉溪酒厂一家国营企业,其余为五金、竹木器等几家作坊,工业产值只有28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93%。1950年至1957年,濉溪县陆续兴建了砖瓦厂、棉织厂、印刷厂、酱园厂等企业。1957年工业产值达700万元,1959年企业增至142个。1970年代以后,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3.5%。1977年濉溪县工业产值达3639.8万元。
1955年,海南五指山,供销社百货商店。民国时期以前,海南的少数民族多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1951年起,海南大力发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扩建购销网点。照片里的商品有衣帽、布料、保暖瓶、茶壶、茶杯等。
1955年,福建泉州,长途客车站。建国初期,中国的运输汽车全部依靠进口。车型除了解放前进口的美国通用、斯蒂倍克、日本尼桑、丰田外,解放后还进口了苏联吉斯、捷克斯柯达、匈牙利伊卡路斯。由于欧美贸易禁运,国内汽柴油短缺,大量改装以木炭、煤气为燃料的铁木混合结构客车。到1960年代大庆油田批量生产汽柴油后,中国客运车辆才逐渐被汽柴油车取代。从1950年北京市工业局制成五一式煤气公交车以来,各省市有条件的企业,都在进行国产客车研制。如上海客车修造厂(上海客车厂前身)、哈尔滨伟建机器厂。1957年上海客车厂以解放牌卡车底盘,制成57型公共汽车,1958年制成第一种国产铰接式大客车。大跃进时期的技术赶超竞赛,使得全国客车研制进入一个高潮期。1960年代由北京汽修公司四厂研制的北京牌BK651、辽宁四平客车厂生产的四平牌、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跃进牌公交车,都是那个年代的代表车型。1969年文革结束后,全国客车研制又进入了一个高潮期,有19个省市投入研制长途客车。1966年中国国产客车年产量为1000辆左右,1976年提升至3802辆。1965年至1975年共生产长途客车7858辆。形成了以解放、跃进、黄河、东风等卡车底盘为主的大、中、轻型客车系列产品,档次也向中高档发展。上海客车厂、天津客车装配厂、北京客车总厂、常州客车厂、四平客车厂、重庆客车总厂、武汉客车厂等厂家,为国内大型客车产业奠定了基础。80年代全国削减军费,大量军工企业转产客车。1993年在郑州客车厂(建于1963年)基础上,成立了郑州宇通客车公司。
1955年,江苏南京,居民用上了公共自来水,大家每天要排队接水。南京百姓自古饮用江河井水,富人则花钱饮用雨花台二泉之类的泉水。清末曾获准创办自来水厂,历3年未成。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发行公债300万元,筹建北河口水厂,1933年建成,取水仅做沉淀,没有消毒工序,日供水1500立方,最初的用户只有29户,多为“总统府”之类的政府机关。当时一桶自来水(10加仑)要价六枚铜元,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1949年4月,自来水用户有10273户,管线总长231公里,管网漏损率高达50%,水价在20天内连涨五次。南京城解放时,该水厂遭到国民党空军投弹30余枚进行轰炸,摧毁加氯间、炸死1人、炸伤6人。1949年7月更名为南京自来水厂,供水得到恢复。建国后,南京新建了上元门水厂、城南水厂、城北水厂、浦口水厂。形成南京自来水总公司下属的五大水厂。
1955年,江苏省川沙县凌桥乡大同村第一、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大家认可的公社干部。1958年12月,川沙从江苏省划出,改属上海管辖。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推行,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5年8月,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一焦炉工作场面。该焦炉于1949年4月投产。1958年大跃进时期,国家投入2.4亿元巨资,对石景山钢铁厂进行现代化改扩建,建起纯氧侧吹转炉,结束该厂只产铁不炼钢的历史。到1978年,首钢钢产量达到179万吨,跻身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2010年首钢停产搬迁至唐山曹妃甸。
1955年,鹰厦铁路(江西鹰潭-福建厦门),厦门海堤段施工工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福建省还没有一条出省铁路。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修建福建铁路的提案,得到会议通过,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而暂停。1951年10月,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向中央和华东局建议,尽快修建鹰潭至南平铁路,解决出省铁路问题,也符合战备需要。1953年朝鲜停战后,赴朝参战的铁道兵陆续回国整编。毛主席约见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决定修建鹰厦铁路。1954年,鹰厦铁路开建。从江西鹰潭经邵武、南平、永安、漳州至厦门,全长约700公里,预算投资5亿多元。这是新中国继成渝铁路后,开工建设的第二条干线铁路。福建是典型的丘陵地形,鹰厦铁路跨越了武夷山脉、戴云山脉。数万名施工人员靠铁锤铁锹,肩挑手扛,平山填壑,穿过了武夷山。厦门海堤施工时,还要对付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轰炸骚扰。1955年10月1日,朱德委员长为厦门海堤亲笔题写“移山填海”四个大字。
1955年,四川重庆,炸除长江水道上的浅滩暗礁。当时长江重庆段暗礁密布,仅能通航30吨级的小型帆船。1953年,国务院成立了重庆航道工程局的前身——川江整治总队。六十年来,他们共在长江上整治暗礁300余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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