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埋首的隐蔽战线功臣，新中国电子通信的先行者、巨擘！~~~

发表于 2020-12-30 11:49

原创：半杯馊茶2020-12-28 17:11:33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是著名民族英雄戚继光的诗句，而用此篇来形容一位新中国科学大家，同时又是在抗战伊始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老人是最合适的。在1999年的9月，作为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代表，原四机部副部长，“电信大王”王士光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为捍卫新中国的安全始终默默的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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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30 11:40 上传

王士光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国家遭受欺凌的岁月里，他已经是一名潜伏在天津的出色的隐蔽战线电台情报人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7月30日晚，天津沦陷。沦陷后的天津遭到了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血腥屠杀，接连制造了多起惨案，把天津变成了人间地狱。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中共天津隐蔽战线依然坚持运转，领导和发动天津人民进行顽强斗争。在这片敌人统治严密的沦陷区，天津各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怠工、破坏敌人军工生产等抗日斗争，设法为抗日根据地提供药品、机械、电讯器材等各种军需物资，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

1937年8月，为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北方局指示，中共敌后河北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同年，敌后河北省委为了及时与上级组织保持联络，决定在天津市内建立一个秘密电台。此项任务落实到了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的姚依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身上，他负责筹建并领导电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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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家姚依林

姚依林想到了他的好友，清华大学老同学，刚加入中共不久的王光杰（即王士光）。

王光杰，出身于名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毕业，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共。综合考虑思想觉悟、专业能力等因素，姚依林决定将王士光“招” 到天津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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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昌

其父王治昌是著名的北洋老人，曾经在北洋政府担任高官，一生正直爱国。他敬重和同情中共革命事业，其母董洁如更是曾冒险营救和掩护多名中共隐蔽战线成员。【题外话，多年以后，谁也没有想到其后代中，王士光（王光杰）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其女王光美成为了以后新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其子王光复曾是抗战时期的空军英雄，曾担任过台湾国防部空军作战处处长；另一子王光英成为改革开放后，银行业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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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洁如女士

王士光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经常用零花钱购买无线电器材，还自己动手组装过电台。因为这个爱好，他从北京大学数学系转学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为了顺利将他“招”来，姚依林另外派葛琛（建国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去更深入的了解了王士光的个人情况：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结果是满意的“三无”。在组织上向他谈话，需要他从事秘密电台工作，王光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份重任。

在沦陷区对居民日益严酷的检查中，考虑一名单身男子租房居住容易引起怀疑，组织决定派王兰芬（隐蔽战线成员，中共党员）假扮王光杰的妻子，掩护并协助王光杰开展电台工作。

王兰芬，1921年出生，父亲是东北军将领王瑞华。时王兰芬正于天津河北女师附中求学，本来组织上已经安排17岁的王兰芬赴抗大学习。但接到了组织派她掩护电台工作的任务，她表示坚决服从安排。

第一次见面，王士光和王新两个人都有些尴尬。姚依林告诉两位年轻人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搞秘密电台，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疏忽，就会给自己和党的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同时强调，隐蔽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特和伪警、特外，还有老对手国民党潜伏人员，因此要时刻注意形象，装扮应符合设定身份，以免引起敌人注意。短暂见面后，两位年轻人就分头置办行头，为奔赴新岗位做好准备。

经过慎重考虑，姚依林将秘密电台安置在英租界62号路临街一座三层楼房的顶楼（现已拆除，现为和平区沙市道45号，福林里社区居委会所在地）。这座楼房地处多条道路交叉口，交通便利，靠近当时在津的英国兵营。不仅用水用电有保障，还可以借英国兵营频繁的电台信号进行掩护。房东家住一楼，人口不多，不过问政治。二楼有两间大房子和一个晒台，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些都是保证秘密电台安全的有利条件。

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容易引起怀疑，河北省委选派了一位烈属潘老太太扮成王光杰的母亲。潘老太太带来的孩子，则成了王士光的“弟弟”。

“小两口儿”以“丈夫”感染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了两张单人床，电台伪装成收音机。起初使用的美式收发报机噪音太大，王士光偷偷回家拿来了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如此，“四口之家”的中共敌后河北省委的秘密电台开始了隐秘的“红色电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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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杰当时化名吴厚和，在天祥市场一家电料行做技师。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方便购买所需的电讯器材。王兰芬化名黄惠，负责在“家”操持“家务”，向“丈夫”传送安全信号。王兰芬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在阳台上跳绳。下班回来的王光杰，远远地看到“妻子”在阳台上跳绳，就会明白“家”里安全。他便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王新一起跳会儿。除了跳绳，王兰芬在二楼晒台上立起的一根竹竿，也是他们之间约定的安全信号。

王兰芬刚开始对无线电并不熟悉，在王光杰的指导教授下，很快便掌握了全套收发电报技术。收发报一般安排在晚上。王光杰和王兰芬共同收发报，收抄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接听来自中央和根据地的消息。姚依林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阅发电报。每当夜幕降临，“夫妇”二人便开始工作。到了三伏天晚上，别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乘凉时，他只能将自己关在不透风的屋子里，再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收发报。“嘀嘀哒哒”的收发报声，化作一连串红色电波冲破黑暗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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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在领导城市地下斗争的同时，迅速将抗日斗争的重点放在敌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冀东农村。在中共领导下，冀东地区20多个县（包括今蓟州区、宝坻区、宁河区、武清区）的爱国民众投入到抗日武装斗争中。

1938年7月，在八路军四纵的配合下，中共领导的著名的冀东大暴动爆发。冀东各县参加暴动的队伍人数达到20多万，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王光杰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就是八路军四纵。这支部队是由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当时的任务是挺进冀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按照事先约定的呼号和密码，王光杰很快与四纵司令部建立了电讯联系。王光杰的秘台在冀东大暴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毛泽东经常以“天津来电”为代号，将河北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时转发聂荣臻等，并作出相应指示。敌后河北省委的秘台，使中央的指示能够及时传达贯彻，有力地指导了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而在长期的互相配合工作中，王光杰与王兰芬也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经过组织批准，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夫妻，并且相濡以沫陪伴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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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时王光杰王兰芬夫妇

1938年9月，遵照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在天津成立，负责领导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城市和北宁铁路沿线中共工作。秘密电台也改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

1939年5月，为了保证电台安全，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将秘密电台迁往英租界康伯兰道福寿别墅4号院。

1939年8月，日伪势力渗入英租界，形势日益严峻，组织决定停止电台工作。王光杰，王兰芬夫妇被调往平西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

这对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优异的夫妇在根据地，分别更名为王士光和王新。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更名为王士光的王光杰一直从事电子通信工作，在战争年代和以后的新中国建设高潮中，对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同事们的眼中，夫妻分别后的王士光变得孤独极了，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唯一的寄托似乎就是工作。由于表现优异，还获得了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的“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难得还是这位“电信大王”无论从贡献还是各方面的地位来说，都不乏追求者。当时他已经步入中年，据说，当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在少数，一个女同事也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考虑”（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夫妇失去联系三年，即可解除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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