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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红四方面军暨张国焘南进命运的百丈关战役(采至网络,为阅读方便,自行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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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4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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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红四方面军暨张国焘南进命运的百丈关战役(采至网络,为阅读方便,自行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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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4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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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进,南进,到了成都吃大米
决定红四方面军暨张国焘南进命运的百丈关战役
一,南进,南进,到了成都吃大米
雪山草地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张国涛、徐向前等,率领8万红军主力部队南下,为进入川西平原建立根据地,与川军重兵集团在名山县百丈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决战,遭受惨重失败。这是红军长征时期仅次与湘江战役的大血战。这一战决定了南下路线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
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命运,早在这一仗就锁定了。张国涛、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以及许多被有意或无意淹没的名字和这场战役连在一起。
分裂与生存 南下北上之争的结局-留在雪山草地的红军主力-四方面军的怨气-为荣誉和生存而战
1935年9月10日深夜,川西北高原的川甘交界处,接到密令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北方开拔了。这支队伍包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以及一些直属分队,总共约八千人。
第二天早晨,当身为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从睡梦中醒来,才“大吃一惊”地发觉这些队伍已经不辞而别,连昨晚还与们在寺庙里同居一室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溜之大吉。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几个月来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执,便以如此结局告终。
在右路军的左后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已经从草地退回。所有在红军总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重新集结于川西高原。包括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和一方面军的5、9两个军团,加上一些后勤分队,总数达8万。
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对红军领导机构的调整,这支大军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涛;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涛;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5军(原一方面军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第32军(原一方面军9军团)军长罗丙辉、政委何长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
这就是说,此时整个红军的指挥机构和两军会合后的绝大部分红军部队仍然留在川西北高原,一切行动命令也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的名义下达。基于上述事实,跟随毛泽东北上的那支队伍,很快便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支队”。
中央1935年7月18日所作的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任命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所以教科书上张国涛“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之类的罪名,最初是张国涛扣在毛泽东等人头上的。
9月15日,张国涛在阿坝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张国涛称参加会议的有3千人(也有材料说是1千多人),主题是“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会议气氛相当火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泄怨气,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言辞之激烈,不亚于后来在延安对张国涛路线的清算。
这个怨气不仅仅张国淘煽动的。徐向前说:
……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
连徐向前都憋着一肚子气想不通,更何况他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将领。
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称,会上“第5军团和12军团(应为9军团-作者)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的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5军团和12军团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概。董振堂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董振堂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底在江西宁都起策动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1936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战斗中阵亡-作者)实际上从江西到四川,5军团一直干的是断后和佯动吸引追兵,牺牲惨重却默默无闻。中央红军的内部倒戈给四方面军对中央的反对情绪火上加油。
这个对毛泽东等人的出气会,也是南下作战的动员会。在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对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来说,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队的荣誉;对张国涛来说,当然是要证明南下路线的正确以取而代之。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那里才能生存。张国涛认为南下有利,毛泽东等认为北上有利。张国涛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方案他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
当8万大军重新回到阿坝高原,生存的问题更加严峻。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当年不过区区二三十万人口,所谓的县城不过稀稀拉拉几十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标在地图上的地名和历史记载的重要会议的会址,或者是一家当地富户的房子,或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从6月到9月两军会合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能够收集到的粮食、包括当年收成的青稞几乎已经吃尽。短暂的夏季已经过去,10月以后的高原上已是寒气袭人,部队身上还穿着春夏之交进入高原时的单衣。严酷的冬季步步逼近,继续滞留无异于等死。
此时此刻,南下-解决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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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4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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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下对手川军
二,南下对手川军
川军与刘湘 对川军的不同作战记录-一个被低估的对手-刘湘对红军的原则-中央势力入川-川军的整编
张国涛对南下的乐观估计,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川军作战能力的评估。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他,整个四方面军部队都没有理由惧怕这个老手下败将。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吃了这次亏以后,红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会理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泽东的领导危机。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实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对川军作的不同作战记录,在南下与北上的战略选择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对张国涛等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丘八”这个词,用在四川军阀部队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川兵,看上去就是一个又穷又恶的痞子,他骨瘦如柴,军帽歪戴,衣领敞开,一年四季穿着草鞋,个子矮得可笑,一张口就骂人。其实他们还有不可小看之处,他们从小吃苦耐劳,背得重物跑得远路经得饥渴,憋急了也横猛过人,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他们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不停地打仗,枪法精准战场经验决非等闲,一旦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指挥,能够和当时中国任何军队抗衡。
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几乎就是清末以来便布于巴山蜀水的帮会组织“袍哥”的翻版-他们本来就是靠袍哥起家、兼着袍哥头目。他们各自把着大大小小的“码头”,平时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两肋插刀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他投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
外面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乌合之众。其实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占据川地,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组成统一战线枪口对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头”。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因而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
四川的头号军阀是刘湘。他来自川西平原一个叫安仁的偏僻乡镇-20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刘氏家族奇迹般的从这里崛起,最终成为统治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这一族的无数高官显贵中最显赫的是刘湘。
刘湘的父亲刘文刚只是一个有40余亩水田的碾坊股东。刘湘1890年出生,幼年读书之余,还要给碾坊推谷送米。他16岁进雅安武备学堂,从当清军开始从军生涯。此君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面呈憨厚,做事勤勉。当下级军官时纳言辞寡交游,只管埋头读书练兵,从不过问政治,天生一块令上司喜爱的料。由是步步高升,22岁当营长,23岁当团长,26岁当旅长,28岁当师长,30岁当军长,31岁首次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成为实力超群的大军阀,随后开始统一四川的大业。经过十多年的内战制服了无数对手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个能与他抗衡的对手刘文辉。刘文辉是刘湘父亲的嫡亲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么,人称“刘么爸”。这个“么爸”比他的堂侄刘湘还小五岁,1928年33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拥兵10多万盘踞川西,也要统一全川,遂演两雄争霸大战。结果堂叔大败,被追赶到川西雅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雅安市)已是山穷水尽,刘湘终念叔侄之情忍了一手,留下这块地盘给堂叔安身。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二刘叔侄大战之机进入川北。刘湘匆匆结束战争后迅速纠集各路军阀“回师剿赤”。此后四川军阀的内战宣告结束,大家联合起来围剿红军,捍卫他们的“大锅”。中央红军向西部的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要把中央力量打入犹如独立王国的四川,令盘踞四川多年的军阀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们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不要带进四川”,刘湘说。他告诉他的亲信: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四川,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
然而红军真是要拿四川。中共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贵州北度长江“消灭刘湘”军直取成都,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面对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巨大压力,刘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眼睁睁看着蒋介石的参谋团(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和蒋的嫡系部队进入自家的地盘。这一年蒋介石在四川飞来飞去,指挥对红军的追剿并做着迁都重庆的准备,步步控制四川的军政大权。秋天,他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给川军传授剿共经验,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10月间,又将剿共指挥中心由武汉移师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称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统一了指挥系统,补充了武器弹药,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战斗力却得以增强。整编后的川军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7个军以及若干独立师。其中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王赞绪的44军为刘湘嫡系,也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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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4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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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前后
三,大战前后
饿虎出山 南下战役计划的制定-旗开得胜-刘文辉被蒋介石记大过-《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几乎所有和张国涛共事过的人,以后都竭力开脱与张的关系,表示在另立中央、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甚至进行过斗争。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书籍,都把南下作战说成是张国涛的个人决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
南下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制定的。刘伯承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张国涛组织临时中央,他表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他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说“那你马上办交代”。他交代完了工作,张又要他搞一个南下作战计划,限两小时完成,他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就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工作去了。
南下作战计划毫无疑问是当时主要领导人共同策划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参与并支持该计划的。对此徐向前有确切的说明。他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1960年11月朱德在一次谈话也承认这个事实,他说:“南下后是冬天,没有吃的,就组织打天全,打庐山,不打,活不下去嘛”。(《朱德总司令关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情况的谈话记录》,1960年11月,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办公室记录整理)
徐向前则公开说明自己支持并和参与了南下作战计划的制定。事实上以徐向前为首的四方面军将领,正是南下作战最积极的策动者。
10月7日,朱德、张国涛在一座叫卓木碉的土司官寨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防守大金川右岸一线的是刘文辉的24军部队。刘文辉因工于心计善于见风使舵有“水晶猴子”之称,他的部队除了曾经防守会理的刘元瑭旅,没有一支-包括他本人是想认真和红军打仗的。此公被刘湘打出川西平原后,唯一的目的就是自保,对夺了他地盘的亲侄子更是怀恨在心,巴不得他和红军“对消”。刘文辉的参谋长张伯言等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当时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旅,实际到河边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是码头赌棍,红军枪一响就朝山上跑。防守泸定桥的李全山团,不等红军夺桥已开始撤退,最后只剩下一个姓虎的班长带一个班守桥头,桥扳又因“烟瘾发作”未能全部拆除,结局可想而知。为此坐镇成都的蒋介石大为震怒,以对有关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防守大金川河谷左岸一线的是杨森的20军部队。此公名气最大的是他成群的小老婆(据说可以编一个连)和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子女。他酷爱体育,命令其老婆们骑马打网球,开四川女网之先,后来到台湾还当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他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是反复无常,他靠刘湘起家,却四度背叛刘湘;他不甘居刘湘之下,对刘湘却屡战屡败。他想投靠蒋介石,到前方作战是主动请缨,可惜他的部队不经打。
沿河谷右岸进攻的红军由王树声率领,沿河谷左岸进攻的左路红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后者是主力部队。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久困高原求战心切、急需补给的数万红军如饿虎出山猛扑而下。
“毛儿盖会议,双方意见分裂,行动与组织上还没有分家,北进的主张因是中央干部的意见,故仍被勉强执行,结果分两路向甘前进。……毛泽东一路,走了六天沮洳(即草地-作者)地,才到达包座,陈昌浩率领之三十军,还和胡宗南所指挥的中央军之四十九师在包座打一仗,而且得了相当胜利,如果这次不是红三十军的力量,则疲惫的中央部队,又加以在六天沮洳地的困难的跋涉之后,说不定有遭中央军重大打击的危险。
“可是在过了草地之后,匪军内部的问题就发生了,这时匪四方面军张国涛陈昌浩等,坚认为不能再行北进,而毛泽东则非继续北进不可,认张陈是犯机会主义,违反党中央的指导,而张陈则认毛已丧失在中国本地上革命斗争的勇气,只求寄生于苏联边境,不配再谈革命。……于是中央匪军与匪四方面军合而复分”
也许刘湘还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春夏间红军集结与川西北高原时,中共即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张曙时与刘湘接上了关系。5月,中共华东局(此有误,应该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下同)派黄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将领的工作,宣传反蒋和联合抗日。就在毛泽东率部北上后的9月下旬,华东局再次派黄子谷回川,交黄带给刘湘一个“相当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黄后来说“因系密件,不知内容如何”,他估计“可能还附有信件”。更为神秘的是,黄未到达之前,刘已通过黄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黄一到成都,刘即派参谋长傅常亲自到黄的家中将文件袋取走”。以后刘也未向黄透露过这个密件的任何内容,以至黄在回忆文章中只能猜测“大概不外是些有关有关国内外形势及联合抗日的文件”(乔诚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
此间领导华东局工作的是陈云。陈云因为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夺权而深得毛的信任。5月30日过泸定桥后,毛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在芦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到达上海,和潘汉年等会合开展工作,华东局即在陈云的领导之下,并且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张国涛虽然坚持南下,与北上的中央的电报往来一直没有间断,南下的所有行动计划,都是通告了毛泽东等人的。但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张国涛方面与张曙时、黄子谷等在刘湘身边工作的华东局秘密工作人员有联系。南下战役激战正酣的10月底,刘湘还以每月400元的经费支持,让张曙时、黄子谷接收了成都的一家报纸。(同上)
无论如何,至少在红军南下战役发起之初,刘湘已经掌握了南下红军的战役企图,从而把他逼至背水一战的绝境。如果栖身于川西北高原的红军都北上了,刘湘真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可眼下红军不仅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进了四川,还要回过头来拿四川,而且要拿最富庶的川西坝子,也许连大邑安仁刘氏家族的发祥宝地都保不住。如果这一仗打败,不仅红军要占据他的地盘,蒋介石也将堂而皇之全面控制四川,根本没有他的生存余地。这已经不是权衡厉害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死拼。
他做出了紧急部署。首先将手下两个精锐师调到前线,郭勋祺的模范师取代刘文辉的部队守天全,杨国桢的教导师取代杨森的部队守芦山。发表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在名山设立前线指挥部。同时急调原先分散守备于各地的嫡系部队向川西平原西端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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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湘行连坐治军,百丈关攻守逆转
五,刘湘行连坐治军,百丈关攻守逆转
刘湘要拼命了。从11月2日起,他就亲临邛崃的总司令部坐镇,召集将领训话,“严词恳切”的对川军各自为阵但求自保积习“痛加钺砭”,并发出前所未有的严厉手令:
“有临阵退缩,畏缩不前,或慌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有连长枪决,连长以下得由营帐枪决,营长以下得由团长枪决,团长以下得由旅长枪决,旅长以下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由总司令部查明依法严惩。”
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红军严重的估计不足。此刻他们正沉浸在节节胜利的狂热中。尤其是和川军作战胜绩屡屡的四方面军指挥员们,更是到了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的地步。徐向前说他此时心情是:“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对付他们,有点把握。”“打到成都吃大米!”“打到成都过年!”这两句口号在象一阵风似的在红军中流行起来。这个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人人记得的口号,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材料都称是张国涛提出来的,事实上红军从来没有打到成都的计划,张国涛只承认他说过“打到天全吃大米”,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它是出自于红军指挥机关。也许这是根据张国涛的话演变的,更大的可能是四方面军中好胜心切的年轻将领们叫出来的-他们团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最年轻的军长陈世才只有22岁。无论如何,对这支饥肠碌碌衣衫褴缕士气高昂的大军来说,没有什么比它更鼓舞人心的了。
不约而同的决战场 红军的决战计划-百丈关-川军严阵以待-双方尽遣精锐-冲向平原-攻占百丈关
川军虽败,主力却并未遭到重创,红军必须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打得对方只有喘息的余地,形成战略上的均势甚至优势,才具备在川西一带立足的条件。
关于这场决战的计划,徐向前说:“我们计划从名山和邛崃间的通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打邛崃方向的援敌,相机发展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
名山和邛崃通道上的战略要点是百丈关。百丈关位于川西平原西部边沿,处于名山到邛崃的公路之间。称“关”意味着在军事和交通意义上的重要性。站在百丈关西面的山地东望,天府之国的一马平川尽收眼底。场镇左右各有道一突兀的山梁,如巨人般屏护着身下的场镇和身后的辽阔的平原。它既是由川西平原进入康藏高原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据守川西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传说当年诸葛亮西征“七擒孟获”的第一仗便是在这里打的。
百丈场镇历史悠久,街市繁荣,当时有数百户人家。临溪河穿街而过,在镇中的古桥边形成一个水潭,潭边巨木蔽日,影影幢幢,幽深莫测,文人墨客起名百丈深潭,百丈之名由此而得。镇旁观音山上的栖霞古寺,因其儒释道三教元融之说声名远扬,古刹晚钟百里可闻。如今历史把一场空前的决战定格于此。
不约而同,刘湘的目光也盯死在了百丈关。
百丈关战略位置的重要,对死保川西平原的川军也是一目了然的。两个王牌师从天全芦山败后,百丈关便成为阻挡红军东进的最后一道关口。为此“南总”潘文华匆匆将指挥部搬到百丈关附近的大塘铺。此时正有李家钰部的四个旅经百丈到西昌布防。潘文华在百丈拦住李家钰说,前面有红军过不去,后面是你的家乡蒲江,难道你能让红军端了你的老家?李让部队就地布防,在蒲江建立指挥部,决定为保卫家乡而战。同时刘湘又急调嫡系唐式遵第21军、潘文华23军、王瓒绪第44军所属部队火速增援名山邛崃一线。让杨国桢的教导师守名山城,让郭勋祺的模范师率先在百丈关一带集结布防。而此时在红军东、西、南三面以及纵深集结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兵力,总数已达80多个团20多万人。
存亡胜败在此一举,双方都尽谴精锐,决战态势已如开弓之箭不可逆转。百丈一战,红军方面先后投入战斗的是:30军的全部三个师,9军第25师,31军第93师,4军第10师,共计6个师17个团2万余人。川军先后投入战斗的是李家钰部和刘湘的嫡系部队,实际投入战斗的共计16个旅39个团6万余人。
从百丈关向北望,绵延起伏的群山若阶梯层层叠起,天地交接的一线是银光闪烁的雪山。11月13日,20多个团的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下,如爆发的山洪从群山中奔腾而下,高昂的战歌如涛声轰鸣:
红军南下行哟,
要打成都城省哟,
消灭川军残兵,
首先赤化全川,
向南行动一定胜利!
红军的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4军围困雅安和名山城;9军27师直指后方邛崃的刘湘总指挥部,牵制敌军兵力;王树声、李先念率领的主力部队攻占两地之间的百丈,在此与川军主力展开决战。
战斗打响的前三天,战局完全按照红军的计划进行。红30军的部队13日从五家口(今上里古镇)出击,长驱直入20多公里,当天晚上就占领了李部据守的重镇夹门关,李部丢下百丈以北的阵地向蒲江溃退。从右翼迂回的31军93师绕过百丈,袭击蒲江李家钰的指挥部,11月14日中午已逼近到蒲江县大兴场,与李家钰指挥部接火。16日拂晓,韩东山、盛修铎的9军25师击溃李家钰部守军,占领百丈。
夺下重镇百丈,红军的战役目的眼看就要实现。徐向前写道:“再打下去,我军即将进入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全军振奋,天府之国尽在眼底,“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好日子似乎指日可待了。
与郭勋祺部相遇-川军最危急的一天-刘湘组织防守成都-川军援军赶到- 然而战局逆转正在临近。
9军25师夺取百丈后,对当面川军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抓来俘虏一问,说是大名鼎鼎的模范师、教导师就在这一带。在红军的眼中,这两个从天全芦山败退下来的师已经溃不成军,指挥部立刻下令向前追击,要想一鼓作气把这帮残兵败将收拾干净。
损失较大的教导师从芦山撤退后担任名山城的防守,此时已被4军的部队围困;郭勋祺的模范师则已到达百丈东北一带。这个师从天全撤出后,实力并未受多大损失,其三个旅齐装满员的编制,实力不亚于红军一个军。刘湘把这张王牌打在这里,足见他在此决战的决心和对郭部的器重。而不到关键时刻不与红军拼命的郭勋祺,此刻也别无选择了。
红25师越过百丈向前猛冲,一个团沿左侧的高地冲击,迎头撞上郭部唐明昭旅,遭到强烈抵抗,推进速度骤然减慢。傍晚时分,急不可待的指挥员下令全团冲锋,付出重大伤亡仅仅推进了数公里,与敌军形成对峙。一个团沿公路冲击。公路沿线是密密麻麻的碉堡群。公路加碉堡被认为是对付红军最有效的手段,但待在碉堡里的是李家钰的兵,就不那么有效了。红军不直接攻碉,而是绕过碉堡向前冲,碉堡里的老兄见红军都打到后面去了便弃堡而逃。红军一连拿下200多个碉堡,一路冲到5公里外的黑竹关。深知红军战术的郭勋祺先前将重兵集结于百丈北面的高地,没料到红军会在开阔地形上沿公路打,急令廖泽旅顶上。廖旅一上公路就与红军相撞,一场激战顿时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冲杀,公路沿线烟尘滚滚乱阵胶着,支援川军的飞机掠地飞行也辨不出炸弹该往哪儿扔机枪该朝哪儿扫,急得在空中乱转。
这是红军南下战役打响以来川军最危急的一天,整个防线已似乎瞬间就会崩溃。百丈以东大塘铺的川军南路总指挥部里,“南总”潘文华眼前是这样一幅光景:败军和赶往前方增援的部队,把不久前刚刚修成的成都至雅安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官长的叫骂,马匹的嘶鸣和前方传来的密集枪炮声响成一片。作为刘湘的心腹和与红军作战的老手,他知道这一刻不硬顶上去,将会形成兵败如山倒的可怕局面。他跳上公路,饬令败军返回前线,指挥将败军的辎重马匹推到路边,给跑步前进的增援部队让路。
在北路防守的邓锡侯部比李家钰部更不争气,竟让红27师如无人之境般兵临邛崃城下。邛崃城里的刘湘发出道道十万火急的命令,调遣嫡系部队填补败兵留下的缺口。此时此刻,除了他的嫡系他已经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他甚至认为红军会抄他的后路绕过邛崃直取他的老家大邑和成都,命令他的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赶快回去组织力量防守成都,说他手里的部队都用光了,要邓回去组织警察民团守城。邛崃后方桑园镇上的人家也开始大规模地逃亡。
在郭勋祺部的顽强阻击下,伤亡重大的红军仍然不顾一切沿公路向前猛攻,虽然推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对平原作战的生疏,则使红军的指挥出现混乱。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对此战的总结《百丈、黑竹关战斗经过》中说,“由于过去干部不爱看地图,此次在平地与森林村落作战,有干部迷失方向。如(团长)李少樵到一颗印还不知东南西北,将敌方的枪声说成是我后方的枪声等”。
对方也眼看支撑不住了。此时此刻,任何一支生力军的出现都足以改变战局。然而出现的是川军的援军。最先赶到的援军是21军范绍增师。袍哥出身的范绍增人称“范哈儿”,他从占山为王时拉起的这支土匪队伍虽然已经成了国军,规矩仍然是袍哥那一套。他们虽然缺少现代军队的严密指挥和军纪,却不乏两肋插刀的义气和来生好汉的豪情,亡起命来是相当能打的。范部11月9日接到刘湘的命令,从岷江上游的防区昼夜兼程轻装疾进。这天下午,先头部队跑步通过潘文华的指挥部大塘铺,和激战中的廖泽旅会合,向红军发起反冲击。已呈强弩之末的红军再也无力推进。天黑时,范师的周绍轩、廖敬安二旅已全部到达战场,巩固了川军防线,与红军在百丈以东约10公里的治安场对峙。事后,企图拉拢范绍增的蒋介石“特致电嘉奖”称:“黑竹关百丈驿之役,匪以精锐向我猛攻,赖范师廖周两旅亥时赶到,……且与匪以重创,殊堪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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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4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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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川军重兵反击,红军兵败百丈关
六,川军重兵反击,红军兵败百丈关
打下百丈后,王树声、李先念等在百丈镇上建立了指挥部,还在镇上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31军参谋长王维舟被任命为川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树声在会上讲话。这是红军夺取一地后必须立即进行的工作。稍稍冷静下来,红军指挥员们发现原先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川军并没有在红军的凶猛冲击下溃不成军,而且大批的援军已经源源赶到。现在公路当面是实力强劲纵深配备的郭勋祺、范绍增部,北面的山地几个旅的川军不仅填补了李家钰部留下的缺口,并且向重镇夹门关发起猛攻。西北山地是红军进退通道,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向平原前进,有可能被截断后路陷入重围。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向百丈收缩,集中兵力坚守百丈歼敌援军。向百丈以东纵深穿插的93师接到命令撤出战斗向百丈靠拢,88师火速在百丈左侧高地占领阵地。
这对决心打进平原的红军指挥员们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计划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取决于一次战役决战。现在敌人的重兵集团就在眼前,而且已经摆出决战架势,这正是他们期待的局面。换句话说,南下以来所有胜利都是眼前局面的铺垫,所有的牺牲和努力都将于此战见分晓。放弃此战,不谛于前功尽弃。从实力对比上看,这是一场赌博,可是战争史上的哪一次决战不是赌博呢?而且以少胜多对四方面军来说太寻常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致命的!
就在红军败退的11月21日,当年的成都《华西日报》以“西线剿匪苦战经过战事激烈空前未有”为题报道百丈的战况:
此次回师南犯之匪,共约五个军团,其指挥官为匪首张国涛陈昌浩等,自十七日起,我军正面已开始猛攻,是日因天阴雾浓,空军难以尽量轰炸,无大进展,十八日天气放晴,即进入激战状态,我军以大部猛烈冲击,结节前进,毙匪极众,我空军复全队出动,在鹤林场,廖家场,观音场,夹门关一带,掩护进攻,投弹百余发,该匪犹复顽强抵抗,与我军往复冲突,进出数十次,匪势消杀,我当进占鹤林场附近高地,是日夜仍在战斗当中,十九日晨九时,匪复以大部反攻,自晨至午,激战最烈,毙匪数千人,残匪极为狼狈,我军午后一时,确实占领白丈场,观音场,姑奴山等地,计十八十九日两役,匪我伤亡均大,尤匪徒被我官兵冲击,及飞机轰炸,死亡枕籍,详数正在清查中。盖此次匪集结大部,与我决战,较之过去战事,目标明显,故投弹命中,成绩最佳,机炮集中,射击效能亦极显著云。
11月22日,成都《新新新闻》如此描述大战经过:
此次赤匪乘我改编整顿之际,转锋回窜,自天权全芦山战后,即倾其全力越过雅河,进寇名邛,企图窜扰川西,肆其荼毒,势专力众,狼奔豕突,其锋之锐为历次战事所未有。我梁旅长国华率范师两团,自寒(14日)扼守名山城,阻匪东窜咽喉,一周以来,赤匪昼夜围攻,不遗余力,交通完全断绝,城中食品均用飞机接济,我梁旅凭城死守,鏖战数昼夜,杀匪不计其数,使匪卒不获逞。我刘总司令驻节邛崃,调集二十一军各师旅大部,及李其相(家钰)师之一部,由邛崃分道出击,将士均抱有我无匪之决心,计自17日起,昼夜苦战,几经荡决,自19日匪尽撤去围雅州及扼守飞仙关匪部,加入作战,白刃相接,我军前赴后继,不稍退缩,双方死伤如积,卒将匪力摧破,狼狈溃窜,我军乘胜进占黑竹关,百丈,鹤林场,观音场,新店子等处,倾我潘旅又将夹关占领,均为所椐之要隘也,双方战事极时,匪我参与,所有重伤军匪,赤匪均残杀无余,遗骸遍野,血肉狼籍,不忍目睹,于此可见赤匪之惨无人道,亦可见战事之异乎寻常矣,赤匪此次挟其全力,期在必逞,一改往日避实就虚之格调,故搏战为最激烈,而伤亡亦最甚……我军调集之部队,使用尤不及三分之二,而继调之薛岳孙震部,尚在行进中。
官方和媒体的报道都一致强调,红军此次的行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术,他们集中兵力摆开阵势进行决战,使川军的兵力火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战事之激烈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
而在中共方面,关于这一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零星的资料公诸于世。让这一页鲜为人知的历史重见天日的决定性人物是最有发言权的徐向前。他没有象经典的党史教科书那样把南下的失败全部归罪于张国涛一人,较为客观地讲述了南下作战的经过并承担了个人的责任。关于百丈战役的失败,他是这样总结的:
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保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这一仗,双方都承认损失惨重,但具体数字却有多种版本。作者在这里采用徐向前的说法。他提供的数字是“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一万五千人对实力雄厚的川军无伤元气,就在这年的整军中川军裁军就裁了十多万,补充根本不是问题。而红军伤亡(也许说阵亡更确切-作者)的1万却是红四方面军、也是南下红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足以改变整个战局。
李先念在在战后写的《太和场、朱家场、夹关、百丈战斗之经过》中痛心地承认,“对牺牲的同志掩埋万分不够”。战后当局组织当地百姓掩埋遍布战场的遗骸,不少是红军川军拖到一起草草掩埋,留下众多“万人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许多恐怖的故事,上了年纪的人还能指认当年的尸坑。
转折点 刘文辉与红军-薛岳开始进攻-张国涛摊牌-饥寒交困-朱德的虱子-再上高原
徐向前说,“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东出川西平原,解决南下红军的生存问题,是南下战役的基本目的。百丈的失败,使这一目的成为泡影。红军即而试图从南面出击。担任南线作战的是许世友的4军和罗丙辉的32军。在中路主力向邛崃大邑方向猛扑时,他们对雅安围而不打。雅安是刘文辉的老巢,红军和刘文辉之间的秘密关系再次得到证实。红军兵临雅安城下时,城里的富户逃亡一空,军官们穿着士兵的衣服成天喝酒打牌,随时准备一旦红军攻城即行逃命,红军却从未攻城。红军主力百丈决战失败后的11月23日,4军部队饶过雅安南下荥经,守城的刘文辉部一个营听到枪声就跑,荥经县长吕琨致告状说,“匪军四人追官军达二三十里,(官军)伤亡七人而无一还击。”红军轻而易举拿下荥经。随即红32军翻越大相岭与刘文辉部在大渡河畔的汉源相持。红军在刘文辉控制的地区几如无人之境。
将红军打回“山上”去以后,刘湘便稳住阵脚,与红军对峙成“冬眠状态”。蒋介石当然知道川军靠不住,12月初,薛岳率6个师的中央军从南面向雅安荥经方向压了过来,经激烈交战红军不支,12月14日向北退却。至此,红军东出南下皆无可能,不得不放弃原先的计划,沿邛崃山脉的天台山、蒙顶山和青衣江以北建立起一道300里长的防线,屏护以天全芦山为中心的占领区。
事到如今,张国涛依然气壮如牛。12月5日,他在天全县一个叫陈家窝的小院子里给陕北的中央发电报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令对方“不得冒用中央名义。”陕北方面这才知道张国涛已另立中央,但基于红军主力仍然在其手中的事实,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继续与之周旋。
为了在这一带立足,红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在芦山建立了以傅钟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在几乎所有能刻写的地方-碑石、牌坊、桥头、院墙上留下无数标语口号,宣传队的女队员们到处演唱自编的歌曲:
(苏武牧羊曲)穷人发财万不能,自己没田地,钱从何处生,当工农和士兵,都是我穷人,一天累到黑,累得一身痛,说到衣食住,都是烂襟襟,吃的面汤住的破屋想起好伤心;……拥护苏维埃,跑去当红军,怕你再有钱,叫你去卖粪,你的好田你的好地拿来大家分。
无奈的是这片狭小的地区无法供养数万红军。以红军军政中心芦山为例,当年全县人口不过四五万人,平常年间粮食仅勉强能够自给。这年6月中央红军到芦山,7天之间征集粮食20万斤。百丈战役之后驻芦山的南下红军达3万之众,几乎和当地人口相当,还就地征集粮食向高原转运,到次年2月实际上已无粮可吃了。徐向前写道:“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
1936年1月,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指挥部以及张国涛自立的中央,一起迁移到了芦山的任家坝一个十分隐蔽的小村子,为的是躲避飞机的轰炸。村子虽然地处偏僻却有好些个建筑讲究的院子,村民被全部迁走,有整团的警卫守护。在这里,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的调解,张国涛自立的中央改称西南局,陕北的中央改称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张国涛的日子不好过,光是成天飞来飞去的飞机就够他受的了。他到清源乡大板桥村主持召开四川省第一次全苏代表会议,刚一开会飞机就擦着山头飞来,把代表炸死几个。年届50历经挫败的朱德作风依旧。四方面军老战士董洪国回忆说,总司令在任家坝的大会上作报告,正当大家听得聚精会神之际,他突然一句“不忙”,然后不紧不慢地伸手从棉衣里抓出一只虱子,在面前的桌子上掐死,讲着讲着又摸出一个,一边掐一边说“又消灭了一个”,……
2月初,南面薛岳的中央军和东面的川军开始向天全芦山发起猛攻,本来打算至少待到严冬过去的才北上的红军,被迫放弃付出惨重代价夺取的根据地,第二次翻越夹金山,退向漫天冰雪的甘孜藏区-这是张国涛早就看中的地方。此时这支红军主力部队已从南下战役开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别了,我的故乡,
离情别恨,莫缭绕我的征裳,
国泪乡愁,莫羁绊我的戎装,
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
把我的热血和头颅,
贡献给多故多难的党、国与故乡!
…………
别了,我的故乡,
感谢你饯行的三杯美酒,
从此长征去,
奋勇杀贼誓死不休,
尚得凯旋重聚首,
再行握手,
诀别之悠悠!
-现芦山双石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遗址存红军干部彭家模题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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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4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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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记
七,后记
南下红军的根据地雅安市曾经有众多幸存的老红军,他们有的是受伤后留下的,有的是来不及转移的,有的则是主动留下-或者叫逃兵。2005年作者到这里采访时,尚存的已经寥寥无几,上里古镇年届90的陈仁邦老人是其中一位。红军到这里时,他和哥哥一起参军。他还能唱“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战歌。他说当年连队指导员做战前动员时说,打到成都后,他们看上哪个女同志-红军中的女兵,可以和她结婚,“结果打到黑竹关就走不动了”。他的连队出发时80多人,回来20多个。他给作者看他膝盖上的伤疤,说是飞机子弹打的。后来部队撤退翻夹金山时他没有走,在一个藏族妇女家里住了几个月又回到故乡。他说他哥后来当了师级干部,不过从来没回来过。家乡人都晓得他当过红军,他却没享受过红军的待遇。上里曾是南下红军一个重要据点,这里的许多古迹因为红军在上面刻了标语而幸存,如今当地政府正在化上千万资金“打造”古镇旅游,老人希望建一个红军纪念碑。据作者了解,当地政府尚无此规划。
家住百丈月儿山的83岁(2005年)老人胡光普,亲眼见过当年打仗的情景。他见到作者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现在才晓得啊!”,口气中颇有些不平。他说他活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记者来问红军打仗的事。他说这里仗打得最凶,红军伤员集中在一条叫铁厂沟的小弯弯头,血把沟水都染红了。“打完仗遍地都是死人,有红军也有郭师长(郭勋祺)范哈儿(范绍增)的兵。保长命令埋人,各家地盘上的各家埋,死人身上的东西归自己。我那年13岁,也参加了埋人。川军身上有银圆,红军身上只有布襟襟(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布币)。红军都是些十几岁的娃娃,衣服都是些杂件,臭哄哄的,头发多长。好多人都把红军川军拖到一个坑头埋,有人给我说要把他们分开埋,不然他们到阴间还要打架,我就把他们分开埋的。有一个姓肖的红军在我家住过,对人很和气,我在死人里面认出他,单独给他起了一个坟,年年给他烧香。”他带作者去看他埋红军的地点和“肖红军”的坟,坟因为近年改茶园给平了,他说他还要找地方再起一座。
年近七旬的前副乡长陶清秀在百丈地区的胡大林长大,从能记事起就听老一辈讲“打霉老二”的故事。她带着作者走过昔日的战场,访问亲眼见过那场战争的老人,讲述“从小上山割草打柴放牛”就听了许多的故事,指点淹没在荒草密林中的战壕和埋葬红军的红军的“万人坑”。她说,红军在胡大林和川军激战三天三夜,留下数以千记的尸骨。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红军到这里来,在陶河沟一片冬水田前泪流满面地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当年在这里死了好多人!没人记得喽……。她对这段历史“无人知晓”耿耿于怀,化了很大工夫,于2005年5月写成“胡大林的战斗的纪实”,还附有自绘的地图。她说她已是“太阳落山的人了”,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血的历史”。
家住百丈的名山县第三中学教师聂金福,退休后致力与百丈战役研究,他对此战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如果红军以传统的战法与川军周旋,致使川康边根据地得以巩固,主力红军实力得以保存壮大,历史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南下战役吸引了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中央能够在陕甘宁边区立足吗?同理,贺龙、任弼时的红二方面军能够冲出重围吗?没有南下红军的接应,他们能孤军北上吗?……
芦山县是南下红军的根据地中心。1987年3月,徐向前给拟建的芦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长征烈士纪念碑题写馆名和碑名。时至2005年底,题词还陈列在芦山县博物馆,而纪念馆、纪念碑尚无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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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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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4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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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战史文有点意思,与通常砖家文章不同有几点,一是较大篇幅直接引用当时地方媒体的记载,二是以相当篇幅从川军对手的回忆予以评述
本帖最后由 热烈欢迎 于 2016-12-5 00:0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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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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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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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很详细,但是文章作者似乎有偏见。比如大战前后里面,朱德和刘伯承的话,不能理解称为他们二人主动赞成张国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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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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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5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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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可以理解,正如文中朱德所说,尽管政治上有一个选择但职责所在当须尽人事(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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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2002
时间:
2016-12-5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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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上。1935年9月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命,将其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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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2002
时间:
2016-12-5 00:32
标题:
从1935年6月12日懋功会师至7月18日在芦花开常委会,期间为北上与南下问题反复沟通,但是分歧严重。为了团结张,主动让周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由张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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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2002
时间:
2016-12-5 00:38
标题:
至1935年9月8日,毛、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朱德、刘伯承,指明南下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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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2002
时间:
2016-12-5 00:43
标题: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在不通知中央的情况下,电令陈昌浩、徐向前帅右路军南下,参谋长叶剑英抄下电报,赶往毛泽东驻地报告,此时毛泽东认为继续等待张非常危险,果断决定脱离北上。
本帖最后由 mld2002 于 2016-12-5 00:4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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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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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5 00:45
标题:
如不听命,将其扣留这个说法与叶帅看的电文应该不是一回事吧?以前有文章提到除李特亲自拦截外,许和尚也很积极,一般长征剧中打电话问陈昌浩打不打的好像就是许和尚,具体怎样要问问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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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2002
时间:
2016-12-5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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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全部来自于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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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5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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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了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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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2002
时间:
2016-12-5 00:50
标题:
是两个电报,9月8日发的是扣留。9月9日叶看的是张单独命令陈昌浩和徐向前南下的电报,两个电报连起来看,显然非常严重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00:57
标题:
毛抄下电报,告诉叶处境非常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同时立即与王稼祥,秦邦宪商量对策。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01:01
标题:
关于北上与南下的尖锐争论,至少持续了将近三个月,高级干部不可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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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12-5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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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找来年谱翻了翻,九月八日的电报这个情况网上资料极少,内中细节若何必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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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ui1984
时间:
2016-12-5 01:59
标题:
张国焘另立中央,是最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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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12-5 11:23
标题:
土城之战,一则郭旅为川军劲旅,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过人;二则长征中途攻坚能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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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不倒骑兔子
时间:
2016-12-5 15:38
标题:
靠,这都是断章取义啊。一三军团7200人,红四方面军8万人,谈不拢了,你说咋办的?前期已经有明显的举动张要扣人强行南下了
作者:
扳不倒骑兔子
时间:
2016-12-5 15:40
标题:
朱不走,留在四方面军,主要是等到合适时机带队伍北上。如果他走了。四方面军的8万人就都完了
作者:
扳不倒骑兔子
时间:
2016-12-5 15:42
标题:
四方面军,当时战力比中央红军强多了,当时也没遭那些罪
作者:
油杂电磁环境
时间:
2016-12-5 15:53
南下是死路。
作者:
热烈欢迎
时间:
2016-12-5 18:05
标题:
当时的中央和毛主席打出的抗日大旗及其背后的内涵要高出张国焘的吃大米太多,站在历史潮头又洞穿其间的伟人太少太少
作者:
热烈欢迎
时间:
2016-12-5 18:10
标题:
百丈关一战就给张国焘及其红四方军高级将领补了一课,北上战略也就生动起来了
作者:
土著
时间:
2016-12-5 18:25
标题:
水晶猴子是邓锡侯不是刘文辉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21:41
标题:
红一三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中央团队 北上,由红四方面军担负主要作战任务,因此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跟随很正常。张在军队组织上的思路和毛一致,甚至得到了毛的称赞,奈何个人野心太大。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21:55
标题:
不,张不可能,能力和心胸有缺陷。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张就是中央苏区副主席,后来博古来到苏区后也处在核心团队,是排挤毛的推手之一。毛带领中央纵队北上之后,反复多次苦口婆劝说张北上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22:00
标题:
在北上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对张的劝说电报之密集,用心良苦。为了照顾张的自尊心,毛力排众议,对电报的措辞非常谦虚温和,甚至引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不满。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22:06
标题:
俺读到年谱这一段的记载,简直是百感交集。毛就像一个老妈子一样,不厌其烦,从来没有放弃对张劝说感化。电报大多以兄称张,以弟自称。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22:10
标题:
在共产党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得到了毛长期、反复、苦心劝说而不是命令的待遇,一个是张国焘,另外一个是项英。项英也可气啊,虽然是历史,俺看的真的替他着急!
本帖最后由 mld2002 于 2016-12-5 22:30 编辑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22:23
标题:
毛的妙手简直是信手拈来。1935年5月31日,通过泸定桥,刚刚获得喘息之机,马上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去上海开展工作。
作者:
mld2002
时间:
2016-12-5 22:35
标题:
太祖处处洞悉先机,简直就是穿越者!
作者:
热烈欢迎
时间:
2016-12-5 22:37
标题:
作为政治家,张有几点与太祖有相当差距;单就草地分兵与其后的另立中央而言,张的大局、均衡、时机、政治上虚实的把握就很欠妥,最后张浩和稀泥也给他很大的回旋余地张也白白的丢失,更不要说硬着头皮坐冷板凳的从容。。。
作者:
热烈欢迎
时间:
2016-12-5 22:48
标题:
取得国际支持和承认非常关键,这一点因张猛批博古、张闻天更丧失人和而丢失更多,相比之下与太祖不图名分迅捷收拢人心差距颇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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