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网

标题: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 [打印本页]

作者: riverflow 时间: 2015-5-14 21:44
标题: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
中国抗战之耻:二战中唯一伪军数量超侵略军国家

新华网 2015-05-14

全民抗战———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

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

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

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

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

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

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

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1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1948年病死狱中。

1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就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的那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作者: szman 时间: 2015-5-14 22:00
标题: 永生，他做到了！男儿当如是！

作者: zzzzzzzzzzzzzzz 时间: 2015-5-14 23:34
标题: 在中华文明5千年的历史里，从来不缺少汉奸，但更不缺少的英雄，他们用他们的鲜血书写了那些中华文明永不凋谢的华丽篇章，正是他们的存在，才确保了中华文明的延续

作者: vincen 时间: 2015-5-14 23:39
洋洋洒洒这么多，公知第五纵队一条杜撰的段子就能把黑的变白的。

作者: bigp00h 时间: 2015-5-15 08:24

作者: manga0430 时间: 2015-5-15 08:26

作者: 初号机 时间: 2015-5-15 10:05
标题: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身上的虱子还很多。

作者: 家伙 时间: 2015-5-15 10:15
标题: 那时候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作者: 重修 时间: 2015-5-15 10:21
标题: 永远铭记我们中华的英雄

作者: lpaaaaa 时间: 2015-5-15 10:31
持久战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作者: 捻子 时间: 2015-5-15 10:55

作者: 灵魂 时间: 2015-5-15 10:59
标题: 共产党人一定要对得起先辈的荣光！

作者: puma5 时间: 2015-5-15 11:18

作者: 滔滔江水 时间: 2015-5-15 11:43

作者: 明扬 时间: 2015-5-15 11:44
标题: 火中永生

riverflow 发表于 2015-5-14 21:44
中国抗战之耻:二战中唯一伪军数量超侵略军国家

新华网 2015-05-14

作者: gxd 时间: 2015-5-15 12:20

明扬发表于 2015-5-15 11:44

作者: 王朝干红 时间: 2015-5-15 12:25

作者: muscle 时间: 2015-5-15 12:28
标题: 赶紧再续辉煌！

作者: ENZOQ 时间: 2015-5-15 13:09
标题: 说起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1年沈阳的一个雨天，程斌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一个人为避雨躲到他的雨伞下，结果程斌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曾叛变的原抗联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分别都去举报了对方，结果在正肃反的当年，都被枪毙
本帖最后由 ENZOQ 于 2015-5-15 13:22 编辑

http://www.tudou.com/v/aZMWFEexxwo/&rpid=23365538&resourceId=23365538_04_05_99/v.swf

作者: 麦苗 时间: 2015-5-15 13:13

灵魂发表于 2015-5-15 10:59

作者: lymd12345 时间: 2015-5-15 13:26

作者: dadapaipai 时间: 2015-5-15 13:32
标题: 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这部分人根本忽悠不了，否则怎么那么多人被恶心成自干五？

作者: gent6666 时间: 2015-5-15 13:39
标题: 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作者: vincen 时间: 2015-5-15 14:03
标题: 但愿如此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 hhmmhh 时间: 2015-5-15 14:25
标题: _

作者: snowleopard 时间: 2015-5-15 17:22
标题: 好文，转给女儿看了

作者: 松籽 时间: 2015-5-15 17:55
标题: 好文，我要想办法给更多的人看

作者: 蹲街看美眉 时间: 2015-5-15 18:07

作者: 大富翁麦兜 时间: 2015-5-15 20:50

作者: 懒猫 时间: 2015-5-15 20:51
标题: ZT:历史性立案，历史性审判，历史性“纪念抗战”
历史性立案，历史性审判，历史性“纪念抗战”

黎阳

2015．5．14．

中国司法体系2015年5月12日和13日对郭松民、梅新育的审判是一次必将永远载入史册的历史性审判。它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的历史性记录。

俄罗斯是如何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的？在卫国战争胜利70时周年之际举行胜利大阅兵、举国悼念民族英烈、发动“不朽军团”大游行、普京手举自己父亲的照片带头走在最前边，以各种方式纪念卫国战争期间为反法西斯做过贡献的老兵、不忘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肖像亮相红场……

美国虽说是“自由世界”，但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学者整天考证埋葬在阿灵顿公墓里的谁谁是不是有“细节分歧”、是不是有过偷鸡摸狗之类不干不净而不配享受国家英烈待遇之类。几年前一个女子在阿灵顿公墓前竖中指卖弄，马上激起众怒，在网上遭到了猛烈的斥责，迅速被开除。她几年来一直拼命道歉也无法平息众怒，不但没得到同情，反而被斥责为“在媒体面前装可怜”——美国律师无孔不入，法律无所不包，却没见哪个律师鼓励她诉诸法律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和“名誉权”，更没见法庭为此立案，更不用说审判了——说是“自由世界”、“言论自由”、“法无禁止皆可为”，在这个问题上“为”了吗？

而中国呢？“公知”们满眼盯着看的不是抗日先烈的流血牺牲，而是“细节分歧”——“在何处跳崖”、“万丈还是二十丈”、“是纵身向下跳还是顺着崖壁溜”、毙伤敌的数字与“日方提供的数字则不太一样”、“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淫掠满不在乎，倒专门惦记中国烈士牺牲前吃了几根萝卜！如此“公知”，如此“学者”，世界上还有几家？——“公知”们不是大喊大叫“善待抗日老兵”吗？不是拼命鼓噪“内战英雄不算英雄、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才算英雄”吗？肆意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算什么？起诉抵制肆意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退伍军人又算什么？

（不管中国和其它遭受侵略的国家如何抗议，日本政客照样去靖国神社参拜不误，从来不说，因为里边的谁谁谁生前曾烧杀抢掠做过恶，所以不配被供起来。中国“公知”们怎么不敢跑到日本去抗议？——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吃了萝卜都不配被悼念，那杀人放火抢掠破坏的日本鬼子被供起来岂不是更岂有此理？为什么“公知”们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一声不吭，却对中国的抗日烈士如此刁难？）

而堂堂中国司法部门不早不晚，恰恰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公然为保护破坏民族英雄名誉权的“公知”的名誉权，对反对破坏民族英雄名誉权的人立案审判——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缅怀民族先烈？——仅仅根据一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就定性为“破坏名誉权”，就起诉，就立案，这叫什么？这叫“莫须有”——想见识秦桧什么样吗？想见识风波亭什么样吗？想见识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感受吗？看看这次立案审判本身，就能感同身受。

为了几个从未保卫过国家、对国家民族毫无贡献的“公知”的“名誉权”，不仅牺牲了抗日先烈的名誉权，而且把保卫过国家安全的退伍飞行员送上了法庭。这背后的原则是什么？只在乎“公知”的“诽谤权”，不在乎流血牺牲的烈士，不在乎保家卫国的军人。这种事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干得出来？这算不算“中国特色”？用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历史性立案、历史性审判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难道不是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的历史性记录？岂能不载入史册？

（要问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为什么会有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老受人欺负？就因为中国一直盛产这种狗娘养的“公知”，这种狗娘养的法律党，这种狗娘养的审判。）

对郭松民、梅新育的审判结果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立案本身已经创造了历史——历史将如此记载：中国司法部门从未为保护革命先烈民族英雄的名誉权立案，却为诽谤革命先烈民族英雄的名誉权的“公知”的名誉权立了案，审判了保护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名誉权的退伍军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真正的名誉权、史册上的名誉权不是由法庭来决定的，而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不管海淀丰台区法院的判决是什么，老百姓的判决才是最终最权威的历史性判决——历史将判决郭松民、梅新育无罪，将判决他们是捍卫狼牙山五壮士、捍卫民族英雄的英雄；将判决“炎黄春秋”、黄钟、洪振快是历史的被告，是诬陷民族英雄、迫害卫国军人的奸佞，是当代秦桧；将判决一切参与立案审判郭松民、梅新育的“法律党”是帮凶兼小丑。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跟“炎黄春秋”、黄钟、洪振快和“法律党”们说历史将如何宣判没有用，反正他们不会在乎这些。所以得跟他们说点实际的。实际的就是，从此以后只有中国永远不出乱子他们的脑袋才能安稳——如果中国卷入战争，如果战争失利，如果我是指挥，那我一定把失败的责任推给“炎黄春秋”、黄钟、洪振快和“法律党”——因为他们使士兵丧失了斗志：士兵们说，即使如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英勇死了都白死，我们流血牺牲又有什么意义？谁肯为这些不上前线不流血、整天在后边挑剔我们“细节分歧”、拼命刁难我们吃了几根萝卜的内奸拼命？……即使没失利，即使我不这么说，敌军的心理战部门也决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也会这么宣传：中国军人们，你们再勇敢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当了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英雄，还不是照样得被诬陷？你们中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的人都被审判了，你们再勇敢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只要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是受够了“公知”的气的军队主管，我一定很高兴利用这种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机会借“炎黄春秋”、黄钟、洪振快和“法律党”们的项上人头一用——消除隐患，清算老帐，安定军心，鼓舞士气，谁能说我不对？只要必须用兵，只要知道带兵，就必然如此，就必须如此。

“炎黄春秋”、黄钟、洪振快和“法律党”们对郭松民、梅新育的立案审判自以为得计，可以呀，尽情高兴去好了。但有个前提：中国永远不战乱，永远不必用兵。否则诸位的脑袋还能否在脖子上得的安稳可就难说了——如果是对外作战，则需要借他们的脑袋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如果发生内乱，则他们将遇到的不是“愤青”而是“愤兵”，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时他们更可能领教到的就不是一句“狗娘养的”，而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因此对他们来说，要保住脑袋，就必须从此放弃朝思暮想的“颜色革命”，转而使劲祈祷中国永不动乱——这是不是会让他们很难受？

郭松民、梅新育实在有理由感谢“炎黄春秋”、黄钟、洪振快和“法律党”——多亏他们的历史性立案，历史性审判，才使人家从此名垂青史。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呢？

作者: 酷玩 时间: 2015-5-15 20:58
标题: 最应该看的是前三排的人

欢迎光临鼎盛网 (http://www.top81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