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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续接-《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打印本页]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0 10:32
标题: 续接-《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人曹恩硕新作《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继续在此新帖中连载，敬请继续关注，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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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在开端附上《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的简要目录，仅供了解，再次感谢！

第一部分：理论战略学的尝试（1）
第一部《 战略论：战略学三大流派之间的对立》
总导论
第1章 三元的战略哲学
第2章 战略学三大流派之间的对立
第3章 尚谋派：《孙子兵法》
第4章 尚谋派：《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5章 尚谋派与重权派的混合体：《战争艺术概论》
第6章 重权派：《战争论》
第7章 重权派：《韩非子》中的战略思维
第8章 重权派：现实主义政治学的逻辑
第9章 奠基派：《总体战》
第10章 奠基派：《理论后勤学》
第11章 奠基派：“根据地”与《论持久战》
第12章 奠基派：《大国的兴衰》
第13章：三大战略学派之间的对立与交融
第二部分：军事战略论（2-5）
第二部《战略论：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
序  言
第1章：战略的要领
第2章：水生态循环系统
第3章：战略定义       
第4章：评估军事战略的方法
第5章：战略、战术上的进攻与防守       
第6章：战略目标
第7章：战略与战术关系
第8章：权与谋之间的关系
第9章：间接路线与正面接触
第10章：崇尚谋略与迷信暴力的危害
第11章：战略的“生命线”
第12章：实现军事战略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13章：美国的对外战争模式
第14章：军事系统战
第三部：《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产生》
军事力量的产生-为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创造军事力量
序  言
第1章：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
第2章：军事力量产生的一般流程
第3章：数量的作用
第4章：后勤系统
第5章：军队统帅的权力来源
第6章：政治与军事关系
第7章：军事力量产生理由
第8章：军事力量的产生
第四部：《战略论：军事力量的维持》
军事力量的维持-为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而维持军事力量
序  言
第1章：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
第2章：如何维持军事力量
第3章：军费开支比例
第4章：制度与纪律的作用
第5章：常备军
第6章：预备役与雇佣军
第7章：战斗单位的编练
第8章：武器装备与战法更新
第9章：战力的提升
第10章：军事制度       
第11章：军队组建与训练
第12章：设置四个专门的军事机构
第五部：《战略论：军事力量的使用》
军事力量的使用-为达成战略目标而使用军事力量
第一篇：军事力量的使用
第1章 军事力量的使用要领
第2章 为了达成更大的战略目标而节省使用军事力量
第二篇：军事力量的常规使用
第3章 国防力量的使用要领（一）
第4章 国防力量的使用要领（二）
第5章 国防力量的使用要领（三）
第6章 战略中心与战略重心
第三篇：军事力量的次级使用       
第7章 军事力量的次级使用
第四篇：军事力量的非常规使用-战争
第8章 军事力量的非常规使用-战争
第9章 战争的几种类型划分
第10章 金钱战争理论的谬误
第11章 军种划分
第12章 战术
第13章 预备队
第14章 军队在战争过程中的活动
第15章 机动性
第16章 战地指挥官的位置
第17章 战争天才
第18章 机会与运气
第19章 环境与情报的作用
第20章 谋略的作用
第21章 道义的作用
第22章 讨敌檄文的作用
第23章 战斗的要点
第24章 战争属于非常规型战略范围
第25章 一体化作战
第26章 战争专业化
总 论：战争精神的复兴
附录1：《战略论》参考文献资料
附录2：军事战略的一般教益
附录3：军事战略研究报告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0 10:33
重权派：现实主义政治学的逻辑
    那些投机者们阅读《君主论》是为了获致钻营取巧的方法，而现实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者们则从《君主论》中看到了权力政治。现在，一个战略研究者研究《君主论》，受到了现实主义政治学的权力政治启发而想要从中找到实力与战略之间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
在西方世界，马基雅维利是与中国的韩非具有同等地位的政治学家，他们都是那种因其善于讲述政治斗争技巧而常常被人们与耍阴谋诡计的做法联系起来的人，然而二者相通的地方还在于这两者的政治学著作中都蕴含着一种极富国家战略特色的思维模式。

权术、法律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权术是君主所必须掌握的统治技巧，而法律和军队则是君主用来约束臣民和进行统治的工具，军队则是君主所主要依赖的统治工具。
马基雅维利虽然认一切类型的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良好的法律依赖于良好的军队的存在，“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马基雅维利为此避而不谈法律问题，而只是将军事问题列入他集中讨论的范围之内。

君主必须依靠自己的武力来保持君主国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研究君主国性质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这一点，“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

雇佣军、援军、混合军队都不可靠
马基雅维利为了论证雇佣军的不可靠，特意给雇佣军首领们的才干评定设置了一种两难困境：“雇佣军的首领们或者是能干的人，或者是不能干的人，二者必居其一。”接着，马基雅维利以一种二元论式的诡辩模式来论证雇佣军首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都是不可靠的：“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可不能够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反之，如果首领是无能的人，他往往使你毁灭。”与此相对应，在进行战争时，君主应该自己亲自统帅军队，而共和国政府则应当委派其自己的公民前往战场担任指挥，而为了防止共和国委派的公民像雇佣军首领们那样不可靠“如果被派的人结果力不胜任，就必须予以撤换；如果其人胜任其事，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出指示范围。” 马基雅维利认为由君主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起来的人不会像雇佣兵听众雇佣兵队长那样容易地服从于君主自己的某一个公民。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雇佣军只能造成损失。”

马基雅维利口中所说的不可靠的外国援军特指请求一个外部的强国派遣来援助自己的军队，他甚至认为这种外部强国的援军对于君主的危害要更基于雇佣军。这是因为援军团结一致并且完全听众于外国政府的命令，如果援军战败而自己就会遭受毁灭，而一旦援军战胜他们及其胜利的战果就会被用来为他们服从的那个外国政府服务，并且如果这个外国政府想要凭借其取胜的援军来加害君主的时候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雇佣军虽然在胜利时也常常会反过来加害君主，但是由于雇佣军组织的不统一性和隶属的复杂性使得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立即做出有害于君主的事情来。在马基雅维利的眼中，雇佣军的懒散怯懦与外国援军的英勇强悍都会对君主造成极大的危害。因而“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

混合军队，指雇佣军、外国的援军与本国军队的混合，由于雇佣军与外国的援军的危害都是很明显的，因此本国军队也必然要受到这两种军队危害性的影响，结果会使得混合军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建立可靠而坚强的国民军
结论是，“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 马基雅维利紧接着给出了自己的军队与他人的军队的含义，“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

1505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组建民兵的法令
马基雅维利负责起草这一份法令，这使得他得以有机会将自己对于建立新式国民军的思想得以体现并且使得他能够亲自挑选某些人来组成国民军。根据这一法令，有马基雅维利参与其中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将从佛罗伦萨统治地区内的托斯卡尼农村征召1万名民兵，征召的范围限于该地区18-50岁的男性农民，这支民兵由每300人组成的小队构成，其训练时间只是在节假日期间（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在平时破坏农业生产）并且是按照德意志雇佣兵的操练方法进行训练的。由于担心从城镇中征召民兵会有利于城镇居民对抗政府，因此这次征召只限于农村地区，而马基雅维利则只是将这看作是建立国民军的初步尝试，因为他坚持相信以后必然会将城镇居民以及共和国统治下的其他所有适合于服兵役的臣民都征召进来，马基雅维利还谋略征召骑兵但是没有如愿。
作者: 柳叶箭    时间: 2014-11-20 11:04
标题: 顶鸿篇巨制！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1 07:54
柳叶箭 发表于 2014-11-20 11:04

多谢，更新继续中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1 07:55
法家的政治思维，实质上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政治学，其与当今政治学中所研究的三种现实主义政治学在本质上都是以国家实力作为研究主线的。

耕战是使国家走向强大的根本，法度则是保障耕战得以贯彻实行的根本途径

有度第六
国家没有能够永远保持强大的，也没有永远处于弱小状态的。执法的人强大国家就会变得强大，执法的人弱小国家就会变得弱小。韩非认为，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家现在之所以遭遇亡国的厄运，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专做乱国的事情，而不致力于治国。而当年之世，能够去除私欲遵从国法的国家就会民安而国治；能够去除私行而遵奉国法的国家就能够兵强而使敌国变得弱小。

亡征第十五
韩非列出了能够使国家灭亡的四十七种征兆，而出现这四十七种亡国征兆的原由只有一个，即是这些国家的君主不推行法治。
其中，君主容易暴怒而穷兵黩武、喜好打仗，放松农耕而不重视军事建设的国家，就会灭亡；国家府库空虚而大臣们却富足、常住居民贫穷而外来的客居者却富裕，农民和战士困乏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得利的国家，就会灭亡；看到根本的利益而不去追求，明了祸乱产生的根源却不及时制止，对于带兵打仗的事知之甚少，用仁义来粉饰自己的，就会灭亡。

显学第五十
官吏所征收税赋的对象 从事农耕的人，而国君所养活的却是那些以学术文章为生的人。对等从事农耕的人课以重税，对于以学术文章为生的人则多加赏赐，这样想要使艰苦耕作的人努力耕作少说空话，也是不可能的了。讲求气节、看重操守的人，只要一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话就必定要仗剑械斗，而君主又一定会礼遇这些人，以为自己是礼贤下士。对于在战场上斩杀敌人首级的有功之人不予以奖赏，却厚加礼遇那些仗剑械斗的游侠之士，这样想要使民众勇敢作战不要私斗，也是很难的了。国家安定的时候就奉养儒生和侠士，国家危难的时候就用战斗来打仗。所供养的并不是所要使用的人，所要使用的人并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国家祸乱的根源。

心度第五十四
能够专心致力于耕作的国家就能够富裕，能够同力战胜敌国的国家就会强盛，富强之势从不断绝的国家就能够称王于天下。所以说称王天下的途径，在于知道将要开创什么，将要阻止什么。阻止奸邪行为的国家一定会称王，所以称王天下的方法不在于期待国外并不混乱，而在于使自身变得不会陷入混乱。期待国外不会混乱的国家在国内它的法度就会受到严重削弱，使自身内部不会混乱的国家它的执法者就会强大起来。所以明君治理国家的办法，在于推行使国家不可乱的法度。
专注于发展实力的国家其爵位就会贵重，爵位贵重了那么其君主就会尊崇，君主受到尊崇就必定能够称王于天下。国家不专注于发展实力而依赖于私学的，它的爵位就会卑贱，爵位卑贱而君主就会被看轻，君主被看轻那么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所以说治理国家使用民力的方法，在于能够闭绝外势和禁止私利从而致力于国家可以依赖的实力发展，这样就一定可以称王了。

现实主义政治学
在1511年马基雅维利前往比萨的时候，罗马教皇的军队攻占了佛罗伦萨废黜共和国、恢复了美第奇家庭的统治，而由马基雅维利参与组建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其军事思想的那支佛罗伦萨民兵没有像马基雅维利所热切期望的那样能够用来保卫政府。然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并不能否定马基雅维利倡导进行新军事变革和建立国民军的意义，因为这支民兵只是有限地尝试了他的新军事变革思想并且其数量及操练水平也实在很有限。

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统治谋略之间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很注重研究君主的统治技巧，在《君主论》中，几乎所有的章节都涉及到了君主应当如何进行统治这一问题，然而，假如人们只是看到了这一层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话，那么我确信他们研究马基雅维利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是片面的。与马基雅维利之前以及之后数百年间直到今天那些整天想着如何用投机取巧和钻营的方式来空手套白狼的人相比，马基雅维利强调君主在运用政治斗争技巧时应当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军队而绝非其他，这一点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权术与前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前者只是在没有实力作支撑的状态下的空想与机会主义者，而马基雅维利口中的权术则是君主在使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所应进行的有根有据的斗争技巧。

新军事变革
马基雅维利的新军事变革思想是建立在他所认定和假设的雇佣军、援军及混合军队不可靠而只有君主自己的军队才真正可靠的前提之上的，新军事变革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即是依托于建立起可靠而强大的国民军这一条线上来的。

列入重权派的理由
马基雅维利讲究的是政治斗争技巧，但是他的谋略与权术是立足于君主所掌握的可靠而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因此这使得他涉入到了军事战略乃至现代国家战略的某些方面，那即是建立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兴盛至关紧要。因此，就战略层面而言，马基雅维利一样都是主张国家主要要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且将军事力量当成是主要依靠的手段，因而将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战略思想列入重权派。
作者: 地球人的那点事    时间: 2014-11-21 08:58
标题: 再广告一次：出纸张书，我收藏1本！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1 16:41
地球人的那点事 发表于 2014-11-21 08:58

非常感谢您的继续关注，一定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1 17:12
isaac 发表于 2014-11-21 16:57

可能是人类的某些共性，不论时代、空间差异，都具有相通的地方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3 07:04
战略基础：《总体战》
总体战的军事战略性质
《总体战》总共分为七章，其中前三章“总体战的本质”、“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经济与总体战”是在讲总体战的性质和基础条件，第四章“国防军的兵力及其内涵”是在讲军事力量本身的构成，第五章“国防军的编成及其使用”是在讲军事力量的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和第七章“统帅”其实都是在讲述总体战如何实施这一问题，而本章节对于鲁登道夫《总体战》一书的解析也即立足于这种构架之中。

总体战对于军事战略基础的依赖
民众的生产功能与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战略基础；
民众对于军队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是军事保持其斗志和战斗力的条件；
军队在前线的作战目的与结果是与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鲁登道夫自述他在比利时的列日作战头几天对于战争的感受：
“陆军和海军，如同德国土地上的橡树一样，扎根于祖国。他们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他们能够得到，但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只有依靠家乡给予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才能战斗。陆军和海军正是靠着这支力量的支持，在战争的千辛万苦中去争取胜利，去英勇献身，去忘我奋战。有这样的军队就能够保障德国的最后胜利。祖国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进行着这场对整个世界的巨大战争。至于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科用，皆属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必须不断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藉此保持其战斗力。”

“祖国必须在人员和物质力量上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后方不仅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而且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久盛不衰。惟有如此，才能使陆、海军的精神坚如钢铁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人民内部需要强大，仅这一点就能给军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已水乳交融，无法分开。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内人民的战斗力。”

在总体战中，一个国家的后方基地、全民支持与全体民众的力量转化都属于军事战略基础的范围，鲁登道夫一再强调这种军事战略基础对于战争胜负的关键性作用。民众参与总体战的途径并不是直接出现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而是在背后为前线军事及整个国家的战争活动提供精神和物质力量支撑。

鲁登道夫得出的惟一结论“战斗力渊源于国内，表现于阵前”最能说明军事战略基础与战略力量本身之间的关系了，战略力量从国家的内部资源与生产转化体系中汲取，而只有当它被应用于战场时才能够显示出其巨大效能。也正是因为如此，破坏或者摧毁敌国的后方军事战略基地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敌方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也取决于敌国人民的战斗力”因而在一战中，“敌国自始至终都在竭力摧毁德国人民的精神团结”而在未来战争中，“敌人除消灭我武装力量外，也必将以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团结为目标。”“这种强有力的作战手段（攻击敌人的后方战线）的威力”德国人也可以反过来加以利用，“这一斗争应首先由国内展开，经中立国直达每一条战线。”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4 07:44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
“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 鲁登道夫更强调精神的作用，“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在旷日持久的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为军队工作，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和不屈不挠的信念。”

但是，民众对于军队的精神支撑并不是单向度的，军队也必然要通过他们的辉煌战线来鼓舞人民，在总动员被实施以后军队在国家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也就开始消退，“接着，人民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日趋低落；战争延续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趋严重，如果前线不能以胜利消息给军队和人民以直接的精神鼓舞，那么军队和人民的精神力量最终便会丧失殆尽。”

“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健康、身强力壮的民族，它能坚忍不拔，持续作战，摧毁敌人的意志；它能在前线、后方甚至敌占区泰然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它能识别各种危险，并不因战争的延续而产生丝毫动摇。” 鲁登道夫将妇女视作为战时后方的支柱力量并且由此而得出妇女在后方的工作与男人在前方的战争活动同等重要，“总体战是无情的，它要求男人和妇女都要不遗余力，奉献一切。战争不仅针对男人，同时也是针对妇女的，她们亲眼看到战争是如何威胁着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的生命。妇女对于促成民族团结具有无穷的精神力量。当有作战能力的男人开赴前线或从事其他军事勤务时，妇女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她们还要为人民和军队从事经济工作。为繁衍人口，妇女要在总体战中冒着生命危险生男育女，妇女的这一责任与男人操戈杀敌维护民族生存同样重要。”尽管传统的宗教意识无视妇女的权利而鲁登道夫则认为“男女虽有两性差异，但应享受同等权利，应利用妇女本能，繁殖人口，加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使她们在平时和战争的艰难时刻，与男人一道成为民族精神团结的维护者。”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5 07:45
鲁登道夫并非是那种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宣传者，他之所以如此看重妇女的权利，只是为了释放女性在战时的工作能力从而为前线提供工作支撑，而他将妇女在后方的工作与男人在前线的作战活动视为同等重要做法的原由则在于为他的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这一论断提供佐证，“总体政治要想在总体战中发挥和保持全民的最大力量，就要特别认真地对待妇女在民族中的地位问题。只有当妇女在民族和国家中与男人和孩子相比，不是处于劣等地位，而是获得与男人同等地位时——这符合我们的种族遗产——她们才能完成其所负的义务。”

经济在总体战中的作用
鲁登道夫十分看重国家内部对于战争资源与必需品的自主供给能力，“战时一个国家依靠本国资源提供的补给品、饲料和原料越多，对于人民和军队以及总体战领导来说就越是一大幸事，总体政治也就越易实施。”但是鲁登道夫又认为没有一人国家能够出现这种有利的局面，作战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的，国际贸易对于国家各种需求的满足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一个作战国的国际贸易中断了，其物资供应也自然被切断，人民和军队的需求也因之无法得到满足。”正因为如此，“各大国都力争在和平时期就在至少战时能够自给的领域实施自治，进而从国外进口原料，大量储备，使人民的供给和军队的装备至少有一定的保障。”相比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供给在遭到破坏之后也能基本维持，那么它与一个战时只能通过中立国和海洋少量进口的国家相比，对国外物资供给的需求就要少得多。”

“人民和军队的食品、饲料、燃料供给是头等大事。”“人为了工作和战斗，首先要生活和维持生命。马匹和牲畜只有靠饲料才能维持生命；机器只有靠燃料才能运转。”

军队自身的力量构成
为了防止在长期战争民族团结精神的涣散和不利的战争困局，“就必须在战争开始之际，将由全民力量组成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编制合理的军队提供给军事当局，而不应留待开战后在各方面进行补救。”

军事力量的物质构成条件
“胜利属于兵力强大者”，而兵力的强大则主体体现在数量上的优势，“弱军也曾有过胜绩，但世界大战最终向人们揭示，还是我们的数量居优势的敌人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数量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了达到在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目标，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最佳的选择途径，“实施总体战的全民自卫力量需在平时准备就绪，战争一经爆发便可投入战斗，这是在维护民族生存斗争中必不可少的要求。”

良好的军事训练对于保持和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具有重大的作用，为此，保障民众服兵役的时间期限以确保他们真正达到预期的作战水平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包括体魄和意志的锻炼，加之精良的装备，可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给其以安全感和优势
感，而民族生存的战斗意志是一切的前提。尽管所有国家都比过去更加注重军事训练和优质装备，但总体战领导仍可进行优于敌人的训练，以求略胜敌人一筹。” 鲁登道夫辩解说一战中德军在西线的失利是因为指挥不当，而并不是德国陆军的战斗力不如敌人，但是在长期的战争进程中，其他各国奋起直追，“各国军队都十分注重提高战斗力的训练，相比之下，德国军队的训练优势日渐消失。”德军军队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并且由于敌对国家拥有全世界的军备工业，因而它们的军队能够比德军更空间得到充足的休整和补充，结果是造成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的德军需要比敌军付出更大的力量。

军队由士兵及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等各种辅助作战器材组成，“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虽然是没有生命的装备将人运往前线，但装备却是由人来操纵的，并由人赋予它以消灭敌人的力量。”“总体政治的义务就是将有作战能力的人征召入伍，赴敌作战。同时，还要使部队装备保持最佳状态”，为此，“平时就要装备各种用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和保护人民的技术器材。”因为在“战时制造和维修技术器材均需耗费时间。这是技术装备的弱点所在。”

军事力量的精神构成条件
总体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本质“要求极大地增强士兵在独立行动中的精神力量”，而一旦士兵丧失了精神活力，后果就是不可想象的。“总体战及其没有生命的技术辅助器材，向士兵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这一点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它不仅取决于训练的深化，而且尤其需要通过增强精神力量来加强军纪。”

为了佐证精神力量对于军队的重大作用，鲁登道夫十分看重宗教意识的作用，“我们种族遗产的精神特性要求自觉性，即行动的自主性，德国的宗教意识赋予每一个人以维护民族生存的重大义务。对种族遗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意识的尊重，正是战斗向军人提出的要求，是使部队坚不可摧的真正的军纪的基础。是军纪而不是誓言将军队凝聚为一个整体。”而德国的情形是，“德国的宗教意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总体战所要求的民族团结和军纪都建筑在德国宗教意识之上。”

当时世界各国对军队及其训练和装备的关注促使鲁登道夫将“精神创造胜利”这样的论断改为，“坚强的精神创造胜利，同时还需要健壮的体魄。德国的宗教意识能造就坚强的精神，铸造健壮的体魄。”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6 08:07
为了激发军队的精神力量，在军事教育中除了对军队进行作战训练之外，还应当对军队进行强化民族感情的教育。

“在总体战中，军纪将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军纪应按总体战的要求，在军队尤其是后备军中加以精心维护。”“军纪将整个军队凝聚为一体，惟有如此，军队才能发挥效力，同时才能保证军队有统一意志的行动。军纪将单个人组合为一个整体。”

鲁登道夫特别强调军官在监督士兵训练和精神团结中的作用，“他们要实施广泛的监督，贯彻士兵和部队训练教育的基本原则，加强部队建筑在级别基础上的内部团结。在民众军队和总体战的时代，军官只有明了民族团结和军纪的基础及其意义，扎根于民族之中并了解士兵和民族心理的本质，才能胜任其所肩负的任务。”

最后，在鲁登道夫看来，“数量、训练和装备是一支军队的外表，只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内涵才能赋予军队以力量，使其坚持旷日持久的总体战。”

军事力量的使用
在鲁登道夫所处的时代，军队的编制无外乎陆军、海军和空军这三大军种的编制，这一点在此我并不想作过多的论述，而只是想重点论述鲁登道夫对于使用国防力量作战的看法。

在鲁登道夫看来，“军队是个庞大的组织。军队的各个部分并不都直接参加作战，但须合力击溃敌人的抵抗，决战时刻尤其如此。” 鲁登道夫显然也并没能摆脱克劳塞维茨式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思维模式，“决战能够决定战争胜负，会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会战必须投入战斗部队。他们要向敌人施展其战斗力，以其压倒优势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除了军队与军队作战之外，在总体战中，人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敌军作战目标，而当某一个国家沦为战场之后，该国的人民就会因此而遭受直接的苦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敌军会借机通过宣传战来瓦解人民的精神团结。此外，有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叫做民众战争，民众战争总是受到强权政治即“法规和惯例”的掣肘。“民族的痛苦需要这样的民众战争。但只有当民众具有牢固的精神团结和强烈的争取民族生存的愿望时，这种民众战争才能成为可能。”由此可以，鲁登道夫始终是将民族的精神团结当成是总体战成功进行的根本保障条件的。

鲁登道夫眼中并没有那种对于当时军事技术与战争方式固定不变的保守看法，相反他认为战争是多变的，“军队的种类名目繁多，其组织形式和战争中的使用方式也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民族的精神团结。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来战争，鲁登道夫告诫说“军队和人民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为民族生存贡献其全部力量。”（第87-115页。）

我的总结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所遵循的战略思维模式是遵循着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基本环节的。然而，由于鲁登道夫更加强调的是民众的团结对于总体战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因而我将《总体战》归类为战略基础派。

考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社会状况，可以得出鲁登道夫创造和实践其总体战模式的几个背景条件：一个世纪之前的拿破仑战争模式已经塑造出了全民动员的经典模式，而反法同盟国受教于他们的敌手同样实行的全民皆兵模式同样属于总体战的模式；尽管法国人的总体战模式在此后一个世纪内几乎销声匿迹，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流行，却为总体战模式的再度复活铺平了道路；当一战中遭遇完败的德国人重新思考未来的战争时，他们已经认识到仅凭一种兵役制度是根本无法解决战争问题的，因此，必须要塑造一种模式能够使普遍义务兵役制在其中发挥中最大的作用来，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的问世刚好契合了此种需求。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具有双重属性，即兼具军事战略属性和国家战略属性，因为而他既以军事战争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同时又是以国家整体动员进行战争作为论述主题的。总体战思想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和形式也早已发生重大的变幻，只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过能将总体战模式超脱出传统的军事战争模式之外的著作。倘若在现在或者今后有一位研究者，完全跳出军事战争的思维模式来探究总体战，而他必定会发掘出另一种全新的总体战模式。

两个战略基础
第一个战略基础是国家战略基础，第二个战略基础则是军事战略基础，这也就是鲁登道夫口中的总体战具备双重属性的原因之一。国家战略基础，是指人口、土地、资源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素，军事战略基础累加于国家战略基础之上并且使得一个国家的整体都可以成为它的构成要素。这样，鲁登道夫就很好地阐述了军事力量如何产生这一环节，那就是以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全民的总动员为基础条件，建筑于其上的军事力量自然就会根据需要而竹，并且由于这个国家已经作了整体的人员、物资和精力的准备工作，因而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雄厚的基础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只征召志愿者入伍或者按照传统的做法只使征召的军队参与战争，那么很显然军事力量的基础条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总体战却要求激发民族的爱国热情来使得他们都将参与战争当作是天生的权利和责任，这样不仅入伍的兵员从一开始就十分充足，而且由于未入伍者也会通过各种与战争相关的活动来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事，因而军队就不是在单独作战甚至有些情形下军队只是在战场上发挥辅助作用。一个战略基础雄厚却只依靠军队作战的国家，与一个全民参与战争的国家相比，后者显然具备更大的战略优势。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7 07:45
奠基派：《理论后勤学》
乔治•赛勒斯•索普和他的《理论后勤学》
传统的军事研究者们只关注军队的后勤补给结果而根本不关心后勤的本质所在，事实是，后勤无时无刻不在军事战略的每一个环节发挥作用，这倒不是说后勤等于战略本身，而是说后勤与其他一切战略要素统一在战略的整体框架中发挥着各自应有的和相互间的协调作用。一个人无论做或不做什么事情，他时刻都需要体力支撑以至少维持他的生命存在本身，人的体力分支遍布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然而他的体力本身却构成一个独立的概念和拥有其独特的循环体系。后勤之于军事战略，正如同体力之于人的整体构成，有着其独立的概念和自身独特的循环体系。

传统的军事理论太过集中关注于军队本身如何在战场上作战这类战术问题，因而将包括后勤在内的其他一切要素都视作为附属于军队作战这一过程的某一个构成部分。一个人在平时总是以其头脑中的思维意识为核心，只是在他身体的某个部分遭遇激烈的疼痛时他才会下意识地关注到这个部位，但是，我们绝不能以为人的思维意识就比人的身体构成更重要或者认为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附庸。只有那些在战术框架中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和对军事战略一知半解的人才会以为后勤附属于战术，一个真正的军事战略家，从来不会认为后勤或战术竟能替代战略目标本身而占据着主导位置。

作者在此将《理论后勤学》归类于奠基派，其理由是，后勤只不过是在军事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中发挥着作用，而后勤本身所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和继续创造充足的资源手段以供给军事力量。

尽管在现实军事活动中，后勤总是与军费开支密不可分，然而在实际应用于过程中后勤却绝不能用军费开支来代替、更不能以军费开支作为衡量后勤工作的根本指标。因为后勤，是要给军队提供鲜活的资源手段以创造和维持军事力量的，因而军费开支只有在通过后勤工作转化为具体的枪、炮、弹药、食品、服装等可供军队直接使用的物资之后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一个人要维持体力当然不能信用金钱而必须用金钱来换取具体的营养食品，金钱只构成人维持体力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你可以很容易理解一个以种植为生的农民根本不用花费大量的金钱就能够有着充足的粮食补给维持其生命。同样，国家划拔军费开支也只不过构成军事后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国家也可以通过划拔具体的物资来维持军队，并且军工生产体系本身也可以创造出具体的军用物资。后勤既然构成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之一，就必然要遵循着军事战略讲求实际效能的风气，以金钱来衡量后勤工作和空谈后勤、不讲实效的做法根本不能使得后勤工作对军事战略发挥出应有的实际效能。

战略这种东西，一旦你应用于它，就自然地将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一切要素包含进来，然而在那些将战略等同于谋略和战术的人那里战略与作战活动却并列起来或者就被当作同一个要素，在那些将后勤视作为战争活动三大领域之一的人那里战略又被视作为与后勤同一档次的一个领域。战争活动这一概念当然可以用来指代军队的一切活动，可是这种说法只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而战略的概念和内涵显然要远远大于战争活动，在平时和战时、在战争和其他军事活动之中都可以应用于到战略。《理论后勤学》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将战略、战术与后勤三者并列为战争的三大活动，而事实上战术、后勤乃至战争本身都应当很自然地包含进战略之中。

只关注军队如何作战的人，最为关心的是军队能否喝到水，而以后勤工作为任务的人则主要关注如何为军队创造更多的水。按理说，这两种人按照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应地关注的焦点并无可厚非之处，可是的假如两者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太过固执和极端，而作战和后勤就会脱节。除非有一个能够统筹全局的机构或既定的体系，可以按照其自身的运作程序自然地将后勤部门所创造出来的水输送到军队的各处，这样军队才能够专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而后勤部门也能够专注于如何创造更多的水，不然，要想保障水的供应而后勤部门的职能就必须扩展到无所不及的地步以致于军队除了在战场上杀敌之外其他的一切问题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作者在此处将《理论后勤学》归类为奠基派的另一个原由是，它不可避免地从之前极不重视后勤工作的做法中不知不觉滑向了另一个过分看重后勤工作的极端。认识和把握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当然更加有助于战争的胜利，可是假如为在后勤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以致于忽视了其他方面，胜利同样是很渺茫的。作者在此处提取的是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和它得以扩展的内涵，而摒弃的是则是认为后勤最为重要的极端看法。

后勤，虽属战争活动的三大领域之一，但是其在本质上属于军事力量的创造这一环节，后勤对军事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的作用，是在第一个环节的基础和前提下进行的。而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却必须在军事战略的整体框架中才能协作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因而后勤也必须放到军事战略的整体框架之中来看待和应用。

作者反对的，不是将后勤的内涵扩展到军队各个部分，而是反对后勤越俎代庖地将除作战以外的一切事项包揽在内的极端做法。后勤发挥其本身的作用为军队创造出力量并依据其职能延伸将所创造的力量输送到军事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之中，而真正促使其在其他两个环节发生作用的，则是军事战略的整体框架，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整体框架而后勤与其他两个环节才不至于杂乱无章、彼此倾轧，在这样一个军事战略整体框架之中，后勤才能像其他两个环节那样专注于创造力量以发挥其本来的职能，创造出来的力量才能依据这个整体框架所设计的三个环节之间的协调功能而自动地对其他两个环节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28 08:04
索普总结克劳塞维茨关于战术、战略和后勤的论述为：“战术是一部分、战略是另一部分；后勤是其余部分。” 他这样做的依据如下：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将军事艺术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正是克劳塞维茨首次将战术和战略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尽管克劳塞维茨提到了后勤活动的作用，但是他却将战争论述的焦点放在了如何使用军队作战上而认为后勤活动与直接的作战活动有着质的不同：“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而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但是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但是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同它的关系较疏远。所有这些活动都与维持军队有关。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建立军队和训练军队是使用军队的前提一样，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还只能看作是斗争的准备(不过它们和斗争非常接近，贯穿在整个军事行动之中，是和使用军队交替进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象其他准备活动一样不列入狭义的军事艺术，即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而且从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把不同种类的事物区分开来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谁会把给养和管理这一套琐碎的事务列入真正的作战方法呢，它们虽然同使用军队经常有相互作用，但在本质上是和使用军队不同的。”

索普认为随着新发明的不断涌现、军队人数的增多和作战规模的扩大克劳塞维茨所提到的那样后勤活动其作用日渐突出而其所包含的内容和项目也日益增多，但是他却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术、战略与后勤这三个概念的区分仍然正确，只不过在他那个时代中后勤已经可以单独分列开来作为战争的第三学科了。

索普认为后勤学科需要得到拓展，为此他批判了当时一些美国军官和战争研究者们有关“后勤只是运输和补给”这种狭隘的后勤观念，他将这归因于这些军官们照搬《战争论》的概念，“因为他们并未同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略和战术的定义展开争论，给果他们所理解的后勤概念非常之狭窄。”

后勤是战争科学的第三大分支
索普将后勤这一概念从传统的战术或战略论述中分列出来并且赋予了它以独立学科的地位。索普认为“后勤学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也可以使用‘理论’后勤和‘应用’后勤这两个术语。”前者是就后勤的学科作用和一般原理进行的探讨，而后者则是依据前者对后勤工作作出的具体应用的探讨。但是，为了强调后勤分科的重要性，索普直言他将论述的焦点放在理论后勤学上。

索普将1812年拿破仑征俄之战惨败的原由归结为其没有认识到后勤的关键作用而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后勤部门，“当他确认战略和战术显然是战争活动的两大独立部分时，他却没有认识到(或者为时太晚时才认识到)，后勤工作乃是战争活动的第三个独立部分。”传统的战争理论只关注或者主要关注如何使用既有兵力这一类的战术或者战略问题，而后勤的作用只是在论述如何使用兵力的过程中被偶尔提及或者一笔代过，以致于索普抱怨地写道“说来也怪，我们今天在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名副其实地论述后勤的唯一经典文献，却是出自拿破仑麾下一位杰出的军官之手。那就是若米尼男爵，他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单独用整章篇幅论述了这个主题。”在《战争艺术概论》的第六章“后勤”中，若米尼论述的视角是在两军对战时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在这一章中若米尼用了大量的概念来论述后勤的作用，以致于索普认为若米尼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只消一看他列入后勤工作范围的种种活动之后，人们就会产生如下怀疑：留给战略和战术的活动，究竟还能有多少，(实在微乎其微)。”尽管如此，索普仍然肯定了若米尼对于后勤重要性的强调，因为索普认为若米尼亲自参与过拿破仑征俄之战因而“这就使他得以了解战争史上最闻名的一次后勤失败的全部事实。”

“几乎每个平民都熟悉‘战略’和‘战术’这两个术语，几乎每个有见识的爱国志士都知道：战略涉及的是调动和使用全国武装力量的总计划，而战术涉及的是战斗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单就那些专讲战争科学和战争艺术的书籍闭口不谈后勤的事实作出判断，无可争议的一个结论就是军事家们自己对后勤几乎也一无所知。虽然有些作者说过：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三大领域之一，但他们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而且即或有所说明，也无非是谈到运输和补给而已。”

索普有些无奈地写道“后勤如此不受学术界的注意，它在战争文献中论述得如此之少，其中道理是很容易说清楚的。”可是从他随后对于后勤与战略、战术之间关系的比拟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某些可能的原由，索普是这样进行比拟的：“战略之于战争，犹如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维持工作。”由于演员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直接与观众的视线与感观交流，而演员们所表演的故事情节则更能打动人心，因而他们更容易被人关注，可是“对剧中情节和演员技巧激动不止的观众，往往会忽略隐藏得很巧妙的舞台管理的各种细节。”在索普看来舞台管理与布置工作与演员们的表演同等重要，但是他强调说这只是“在目前戏剧演出的条件下”才成立的，因为早期的戏剧表演主要凭借着演员个人的独特发挥才能成功而“导演手法、制作精巧的布景、机械化的道具及其无懈可击的效率，都是戏剧艺术新近才增添的东西。”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1-30 07:58
索普对后勤学的出现进行了演绎：
“原始部落之间的战斗，是在受到挑衅时一触即发的行动，事先既没有预定的计划，也不需要准备特殊的战斗手段。这就是说，当时只涉及到战术。及至有了多次战斗的经验之后，有些聪明的战士才向伙伴们建议，如果战前预有计划，就会占有对敌优势。这种计划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了策略。策略越来越多，其间又经过精心改进，一直发展到交战不再是一天之内就见分晓的单个战斗，最后的结局只能指望一系列战斗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最早、最简单的多次性的连续战斗中，我们看到了战略科学的萌芽。一旦交战不再是一场短暂的一触即发式的战斗，战前也就需要或多或少地加以组织并准备作战手段，或者实施某种行动策略。如：必须准备好隐蔽地点、埋伏、交通运输工具，并为服军役期限更长、不能靠打猎为生的武士们提供给养。战争的这一发展阶段标志着后勤工作的开始。”

索普据此给出了后勤学不被人重视的原因，“那就是战争本身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尽管人类社会进行了频繁的战争，“但人们必须承认，战争的发展是缓慢的。”而只有当各种形式的战争发展到充分阶段，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显得日益突出。索普将当时已知的作战环境分为陆上、水上、空中、地下和水下五种，而当时“只有第一和第二两种环境中的作战行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他都还处于试验阶段；空战还不可靠，只能起辅助作用，水下战争的情况也一样，地下战争由于使用了战壕和坑道，只能说小有发展。”

索普同时给出了后勤学出现并应当受到重视的两大原由，即战争的工业化和陆、海战的充分发展。因为战争的工业化，“因而战前的训练和战争的准备也变成了商业那样的活动，而且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它同商业活动一样，为了确定恰当的分工、估算应付局势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以及为了避免重复和浪费，这一切都是能在事前进行分析的。”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之后，“地上和水上的作战行动已产生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佳效果，对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后勤与战略、战术三位一体的战略观念
“后勤是战争科学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支，它包含的大量活动，应与战术或战略活动相协调，而不应与战术或战略相混淆。”

“假定对战略形势的大估计是国家战略委员会作出的，陆军和海军的任务也是由它分配的，而且分配得很恰当，下一步就是海、陆军部接到任务后如何行动了。”在索普的概念体系中，战略是由一种称作国家战略委员会的机构来负责制定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则是负责执行战略的战术行动机构，而后勤机构则存在于陆军部和海军部之中但是与这两大机构中的战术职能之间是平行关系。以海军部为例，“海军部的首脑将由两个职责分明的工作班子或委员会加以协助：其一是参谋部，行使战术职能；其二是后勤部，行使后勤职能。”

关于陆军机构中战术职能与后勤职能的并行，由于索普采用了传统军事思想中陆战与海战本质上一样的观念，因而在他看来陆军中后勤部的设置与海军部大致相同，“因为陆军这个部门同海军的分工毫无二致；陆军部组织机构的叫法也与海军所用者几乎相同；陆军与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关系，同海军完全一样；陆军从上到下的控制方法(从军、师以至到团)，也同海军一样”，同时“假如陆军和海军的职能如此相似，那就有理由认为，它们也应当按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行使其职能。”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 07:57
对索普理论的评价
索普是第一个将后勤这一环节从大家所公认的战略与战术概念中区分开来并有意使之成为一门学科的人，可是在他有关后勤、战略与战术三位一体式的论述模型中却同样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战略既然是一种事关全局性的东西，那么它本身就应当包含后勤、战术及其他一切与战争活动有关的事情，只不过战略的逻辑倾向于宏观的规划与指导。后勤相当于军事力量的产生环节、战术相当于军事力量的使用环节，而在索普的思维模式中战略更像是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因为他的战略概念定位于戏剧情节演绎之上又同时赋予其宏观指导性。这种概念的混淆与理解上的差错使得他的后勤、战略与战术这一三位一体式的思维模式很难站稳，即便是索普自己也认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战略越来越多地夺取了战术的荣誉”。

对实力与实力使用方法的看法
索普为了说明后勤工作的突出重要性而以克劳塞维茨式的语气来论述军队隐蔽自身的困难，“如果甲国正在准备战争，它不可能将它的大部分准备活动隐蔽起来；它搞军备的大部分费用必定要为公众所知；由于军队庞大，即使一年或两年之内也不可能训练成功，而军队的存在是保不住密的；最小的军舰，也要在造船厂建造好几个月，至于大型军舰则要造几年之久；即使是打防御战，没有隐蔽在远海岛屿中的前方基地，也不容易奏效。”

由于对后勤工作大规模、长时间的投入，而使得索普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及早进行后勤准备工作。“战略制订利用己方兵力的计划，而后勤则为它提供必需的手段。”由此可以看出，索普是将后勤当成为国家赢得战争的首要的保障。

军事力量的使用与后勤是两回事
由于混淆了战略与战术的概念应用及其各自所涉及的范围，因而索普不可避免地将战略与战术都当成是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所不同的是，索普采纳了克劳塞维茨对于战略、战术和后勤的区分仍然将战术当成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方法、战略则是运用一系列的战斗来达成战争目的的方法。然而，索普反复引用并且强调军事力量的使用与后勤是两回事的做法则是应当予以充分赞扬的。

如果后勤工作只是为前线部队提供物资弹药或者只是限于作战部队的战时供应与基地维护，那么后勤事实上就演变成了维持军事力量这一环节，但是当后勤工作的范围被拓展到包括军事动员、后备兵力补充这样的项目之后，它事实上就更加倾向于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了。

此外，索普并没有准确区分出后勤的真正内涵，之所以肯定他对于后勤学的贡献，那也只是因为他将后勤学作战活动这一大类中区分了出来。实际的情形是，后勤只不过是非作战活动的一部分，而索普仅仅意识到了后勤是非作战活动，这两点已经足以促使他将后勤学分裂开来。

军事战略的进一步细分，是后勤、训练与作战这三者的统一体，训练这一环节属于非作战活动，因此当人们刻意区分作战活动与非作战活动、并且同时以后勤这一概念来指代非作战活动时，训练这一环节自然就被包含其中了。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 07:55
由于我在另一部书中已经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一文的战略指导方针与其实践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因此，在这时我只想摘录其中解析“论持久战”一文的战略思维模式本身的一部分，并且用本书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析。

国家实力基础对比
人口对比
“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是由于日本“人力、物力”不充足，其战争能力就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制约，因为持久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需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后备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空前庞大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37年至1945年中国对日作战期间，日本从中国的东北、华北、华南地区征集了约3000万劳工到日本，假设这一数字可以作为采信依据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惊讶于中国在如此众多适合于服兵役的人员被掳掠之后仍然能够动员数百万人员服役于正规部队。

     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正类似于德国对于苏联的进攻，无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多么动荡不安、技术装备水平是多么落后，日本无疑是在同一个潜力远胜于己的对手交战，而德国人也惊奇地发现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地消灭苏联的几个师的同时苏联人又会立即在另一个地方新投入几个师，日本人难以用强制的战争手段来来征服中国的全部正如同希特勒无法指望其国防军占领苏联全部领土那样。

土地对比
国土面积大小与战略空间
中国空前广阔的国土面积允许它在东部大片国土沦陷之后仍然能够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而日本自身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在它的本土缺乏战略缓冲空间。

地理位置、地形因素
日本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岛国，而它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40年代通过一系列扩张而得来的亚洲陆上领地则很难与它的本土社会融合为一。

资源对比
单靠日本自身难以为它的战争提供充足的资源，而日本人的做法则是从占领区掠夺各类资源以供给国内之需和战争需要。

中国异常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助于最终战胜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由于此处的论述重点在于战略基础，因此在此我并不打算继续深入下去论述其他因素。但是由于中国在技术、武器装备方面不如日本，因此中国要想凭借其雄厚的战略基础最终战胜日本，而“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针对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就能够迫降中国的说法， “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 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除此之外，“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因为中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广阔了。

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正因为战略基础雄厚，使得中国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日本的军 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 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日本的短处之一即“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

但是，中国战略基础雄厚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最终必定会战胜日本，“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 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

政治动员与军事战略基础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无后方是暂时的并且间接地以后方为根据的
“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3 07:54
阶级战争理论
阶级战争理论为军事学提供了一种极为成功的军事力量产生的模式。

首先，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接着众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阶级革命学说，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之后开始组建起工人阶级政党，然后这个政党反过来动员和领导工人运动，在中国由于农民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因此农民也加入了进来从而形成了政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运动。由于仅仅依靠运动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此对待残酷的统治者就必须采取暴力革命手段，最后，以马列主义为旗帜、由先进知识分子所组建的政党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力量便应运而生了。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生命体由诞生到存活再到不断成长壮大一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阶级战争理论与传统的军事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它首先关注的是军事力量的产生问题，而它得以创造和实践的过程几乎与其创造的过程同步进行。这样，阶级战争理论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军事理论只关注军事力量如何使用而不关注军事力量如何产生的弊病。而正是由于阶级战争理论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建立起阶级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一体系，因此革命者在革命的过程中就会十分注重群众基础动员和在各地建立起稳固的革命基础条件。

事物的发展顺序
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是，从无到有、由小渐大、由弱变强、再从强大走向鼎盛。所谓从无到有，解决的是基因和种子的问题，没有特定的基因和种子，就不可能有产生一种特定的生物或植物，而一切事物也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要经过特定的组合或变异才得以塑造出构成这种事物的缘由。所谓由小渐大，解决的是数量问题，一种事物刚刚诞生之后总是很狭小的，因此就必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从而使其体积渐渐变大，也只有这种事物的体积渐渐变大而它才能具备成熟的行动能力。所谓由弱变强，解决的是质量问题，其演变的过程通常是与事物由小渐大的成长过程同步进行的，但是事物的体积总会有一个限度、达到了这个限度就会渐渐稳固下来，而事物的强弱却可以继续演变，直到现有的条件支撑不下去为止。最后，从强大走向鼎盛，正是依托和使用强大的实力去实现这种事物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并非是说事物在弱小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实力却达成理想，而是说经过其成长和强弱演变的积累之后，这种事物已经足够强大并且已经熟知了各种行为模式，这样事物使用强大的实力走向鼎盛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或者说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事物发展过程总是会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和意外条件的摧残，但是只要事物能够坚持其自然的发展顺序并以此为依托和根据来应对外在因素和意外条件，而事物就可以将不利的外在干扰和意外摧残转化成为其继续发展的有益因素。最为常见的现象是，一个人长期地秉持着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做法和进程，却在某一天突然侧视时感受到别人总是会比自己发展得更好，这样他就会将注意力转向别人的风光之中而忽视了自身的发展，结果这个人自身的状况只会更加糟糕，这道理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开国者与根据地
历史上那些开国者总是能够关注到军事力量的产生问题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下大功夫，这正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军事力量因而必须首先接触到如何建立军事力量的问题。不同的开国者其关注军事力量之产生问题的具体模式不同，但是普遍存在的模式则是都想要并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而所谓根据地必定意味着首先能够为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反映在军事战略上也即是军事力量的创造问题。秦王国之前拥有的疆域对于秦始皇而言即是他歼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根据地，巴蜀、三秦之地相对于刘邦而言即是其东出中原与项羽一争高下的根据地，兖州、许昌对于曹操而言即是其平定中原、扫灭诸侯的根据地，关陇地区一连构成了后周、陏朝和唐朝三代王朝开国的根据地，以金陵为中心的土地即是朱元璋消灭群雄、恢复汉人江山的根据地，而以盛京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则构成了满清王朝破关进京、底定中原的根据地。

然而，由于开国者们总是以进行军事战略的实践活动为主，因此他们之极少有人能够专门思考和总结出一整套全面的军事战略理论体系。汉高祖刘邦在灭亡项羽之后告诫其下属部将说正是因为丞相萧何在关中地区不断为前线补充粮草和兵员才使得他们赢得最终胜利，因而刘邦将平定天下的首功记在了萧何头上。曹操本人颇受《孙子兵法》这种以如何巧妙地作战为主要关注对象之著作的影响，但是其在实践活动中却同样很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比如实行军事屯田之政策、在吕布袭取后方城池之后听取了谋士的意见放弃攻打徐州回过头来巩固根据地。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成功缘由紧密连接的是其谋士朱升进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的战略方针，尽管这九个字太过简短，但是却给当事人以及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拓展空间。

不难发现，历史上和现在，最为关注根据地建设的多是一些开国者和创业者，而最为关注和研究使用军队方法的则多是那些军事指挥官、以战争现象为主题和对战争现象颇感兴趣的人。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4 08:04
军事战略观念和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尴尬处境也即是，真正进行战略实践活动的开国者们极少能够深入研究军事战略理论，而实际上指挥军队作战的指挥官和以战争为研究主题的理论家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如何使用军队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此，真正实践了战略全部内涵的人不知道战略的全部内涵、而想要探究军事战略之全部内涵的人却因为只将眼光狭隘地投放到如何使用军队作战的问题之上因而也根本难以认清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

但是，军事战略观念和理论体系的深入发展也并非总不尽如人意，真正实践了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而又系统地掌握了其全部内涵的人，迄今为止或许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成功的开国者并且在其开国的过程中实践了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实践的过程中又很注重理论的探究并且总是能够抽出专门的时间来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发。现在那些对毛泽东之军事战略思想感兴趣的人和众多的研究者们，只要他们通读《毛泽东选集》就可以从中感受到根据地建设和如何巧妙有效地与敌人周旋这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板块。像“工农武装割据”其所关注主要对象即是根据地的建设，而像“十大军事原则”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则变成了如何在战场上击败敌人，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在此之前并非没有过整合的时候，但是能够做到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的整合并且由此掌握军事战略体系、又成功地开创出一个大国的人，就只有毛泽东了。

根据地的建设并非总是集中到一个板块之上，由一个板块的根据地为依托而最终走向成功的，那是因为这一块根据地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内部体系上都足够充盈和强大，由多个板块的根据地相互辐射、连接成片最终走向成功的则是因为各个板块都拥有完整且独立的生产体系并且在整体框架上相互协调与配合。

秦始皇以原有的秦王国为唯一根据地而歼灭六国、统一天下，即是因为这一块根据地的规模原本就很广阔、其军事力量的生产体系原本即很强大，而秦始皇所接手时的秦国在战力时已经被公认为相当于山东六国所有战力之和。这样，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即是使用秦王国长期锻造出来的强大战争体系和积累起来的强大且成熟的军事力量，兼并新的土地自然有助于增强其实力，可是考虑到兼并战争的惨烈和只用了十年时间这样短暂的过程，因而可以认为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所主要使用的军事力量是秦王国原有疆域上已经积蓄好了的军事力量。

虽然只有一块根据地，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能够通过逐步的向外扩展、使这一块根据地的规模、生产体系都不断得以增强，以致于终于积蓄到了足够促成最终胜利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形是区别于秦始皇只使用秦王国的军事力量扫灭六国的。曹操的战力最初来源于兖州附近地区，可是在他不断与周边军阀作战的过程中逐渐扩大了根据地，新扩展的州郡又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农业人口和兵源，因此以不断扩展的一块根据地为依托的曹操也能够平定中原。朱元璋在最初时只有以金陵为中心的一片南北狭长的根据地，他在与西边的强大敌人陈友谅作战时最多集结起了20万人、而他的敌人则有60万兵力，然而在他击败陈友谅之外他的根据地扩展了一倍以上，这样在他向东与同样拥有60万兵力的张士诚作战时他就拥有了数量相当或者略占优势的兵力，而在他吞灭张士诚之后进行北伐战争的时候，他的总兵力已经接近100万以致于他能够在北伐的同时向南方、西南方向进行同步的扩张。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最初集结所有部落的壮丁也只能凑到6万人的部队，然而在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不断几周边扩张其根据地的过程中渐渐获取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因而当清军入关后便能迅速集结起三路大军不断向中国中原地带、西南和东南方向突进，而这三路大军其各路兵力都在10万人以上并且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发展以致于有时竟然接近100万。

同时存在着多个独立的根据地、同时又能够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来保持所有根据地块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走向最终成功的，比如刘邦和毛泽东。刘邦以富饶的关中地区为根据地，这本来就已经给他提供了足够支撑战争的粮草和兵源，但是与此同时刘邦也十分注重在他的敌人项羽背后制造反对力量，其具体做法是在项羽的领地侧翼或背后分封新的诸侯王、条件是他们以分受封的土地为根据配合刘邦一同击败项羽，这样尽管分封的诸侯王自始至终不受刘帮直接管辖然而其各自的封地却间接地充当了与关中地区并存的多个根据地块。

同时拥有多个根据地块、没有一块根据地在规模和实力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同时又能够保持各块根据地之间紧密联系、协调配合从而取得最终胜利的，要属毛泽东了。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块有四大板块，即西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这四个根据地为四支野战军提供军事补给和兵源并且不断向国统区辐射，最终成功地连结成一片以致于解放军在1949年已经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区域。

根据地并非某些人所狭隘地理解的那样只是为军队提供补给和兵源，因为军队本身也是根据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只不过军队可以在根据地内或者远离根据地作战，因此相较于根据地和前线战场而言，二者之间以补给和兵源为载体的联系就凸显出来了。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5 07:53
创造军事力量、维持军事力量和使用军事力量，即是根据地的运作模式。
假如战线在根据地之外的地方，由于一线作战部队主要在外围作战，因此根据地内部的主要事务是创造军事力量和训练军事力量，根据地与一线作战部队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输送军用物资和完成训练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尽管军事力量的使用不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内，但是却与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紧密相连。

秦始皇统一六国即是在秦王国这块根据地之外使用军事力量，刘邦东出与项羽争霸天下即是在关中这片根据地之外使用军事力量。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外使用军事力量的好处是，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较少受到干扰和破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根据地军事循环系统一部分的一线作战活动总是因为与敌军直接接触而使得其所属的军事循环系统受到影响。

无论是战线是在根据地的地理范围之外还是之内、或者刚好与根据地的自然地理界限相吻合，真正决定根据地能否继续生存的是其军事循环系统能否持续下去。有时，尽管一线作战部队与敌军的伤亡比例悬殊而使得军事力量损耗巨大，可是只要根据地能够及时提供充足的军事力量，而战线就能稳固下来，另外一些时候，虽然一线作战部队的伤亡数目很少，可是由于根据地的军事循环系统支撑不上因而战线不断往内部缩小。至少，战线能够稳固下来，而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就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只要战绩往回收缩而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就会受到挤压。战线的扩张，不仅仅是军队作战范围的扩大，实质上也是根据地军事循环系统规模的扩大。

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中心的联盟集团拥有数百万规模的军事力量，可是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遭遇了惨败的命运，这正是因为其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顶不住外围的战场消耗。1928-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南方地区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持续存在，那正是由于革命根据地内部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新军事力量，而只有几万人的红军则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地形与敌军周旋，这样就不至于造成军事循环系统中断的危险。

凡是战线所能够达到的地方，军事循环系统必定也同时到达这个地方，然而在不同的情势下军事循环系统发挥作用的效力却会受到限制。军队到达过于遥远的地方作战，根据地输送军用物资和军事力量的路程就会随之增加、时间也会随之增多，这样，前言被消耗的军事力量其补充的速度就会受到限制，而一旦根据地的军事循环系统不能及时顶住前方的消耗，军队就会遭遇作战困境、战绩也随之收缩。

这里据说的只是理论上的根据地内部的军事循环系统的运作模式，而实际上一线的军事力量其补充和维持并非一定要从根据地内部输出，因为军队在战场和战场附近也可以就地取用物资和征召兵员，除此之外，缴获的敌军物资和俘虏的敌军战俘也都可以转化为我方的军用物资和新的兵员，但是万变不离其踪，在此过程中军事循环系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新的板块或站点模式被临时性地搭建了起来。所以，离开地面电力输送中心的卫星能够在从地面输送的电力用完之后继续运行，那是因为它在电子板在外太空运行的过程中吸收了太阳能，在此过程中电子板吸收太阳能则是不同于地面输送中心的新的输送来源。

所以，军队能否在任意地点和任意条件下作战，关键在于军事循环系统能否在这个地点和这种条件下建立起来并有效地循环着。沙漠地带渺无人烟、除了沙子和阳光气流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是只要军队能够在将其军事循环系统有效地延伸到那里，而军队就可以持续地在沙漠之中驻扎和作战。平原地带人口稠密、物资充盈，然而假如无法在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军事循环系统，军队征收不到充足的物资、也召集不到新的兵员，而军队就无法在平原上立足。

这样看来，人们之前所理解的那种根据地就是大后方的观念应当彻底颠覆了，所谓大后方只不过是人们对于那些看得见的根据地地理范围总在作战线之后的印象，而实际上根据地的真正作用是利用其军事循环系统支撑战争。反过来讲，只要能够顶得住战场消耗、只要能够持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及时而充足的军用物资和新军事力量，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种情势都可以称之为根据地。

至于专门的沿途补给站，通常其提供给军队的是之前已经储存好了的军用物资和兵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根据地在其中丧失了作用，因为无论这些军用物资和兵员是从地理意义上的后方根据地而来或者是从补给站附近随机采购和征集而来，都是根据地创造的军事力量，所不同的只是前一种情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稳固的地理根据地模块，而后一种情形则随机性、带有抽象意义的市场和人群充当了间接的或无形的根据地模块。所以，如果一艘战船能够在海洋中间捕获渔资源用作食物、收集雨水用作水源并在甲板上晒取盐料，而这艘战船就可以在海洋中间长期行进，只不过在此过程之中，海洋、雨水和气候条件充当起了根据地模块。不论根据地的形式如何，关键就在于其能够为军队提供及时而充足的军事力量，这就是一切远离原有根据地或者根本抛开既有根据地而长途跋涉、远征万里却仍然能够获胜的原由。

    促成根据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军事循环系统能够建立的地方和领域，都可以称作为根据地。这样看来，山川河流、城镇乡村、商品市场乃至抽象思维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充当根据地。根据地的选择和营建，其标准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易守难攻或特产丰饶，而是选择此处能否为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以便使军队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根据地的建设也就不再只关注狭隘意义上的特定地理范围内的事项而是广泛地延伸到各种能够充当根据地的场所和领域之中。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7 07:34
根据地的思维模式，如果被过分强调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负面影响。奠基派之所以出现偏颇倾向，正是因为其将根据地的营建和维护当成了首要的核心问题，据此，作战变成了次生问题，并且作战事实上是根据地的建设减去根据地本身的各种基本生存需求之剩余的事情。

奠基派的思维模式，在实践上更接近于孙武在军形篇中所强调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为奉行奠基派思维模式的人，在实际活动中总是先要力求使自己的根据地无懈可击，为此，不惜采取被动的守势以便为根据地的更加稳固争取时间。这类做法如果成功的话，其效用是巨大的，甚至于根据地的成功已经从整体上奠定了全局的最终胜利。可是，一旦这种做法遭遇失利，不仅根据地本身难以保全，甚至于军队本身也将会遭遇覆灭的厄运。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根据地的营建方面，而军队本身的建设相对就会被忽视，与此同时，对敌人的进攻和破坏这种作战倾向几乎停滞，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战力发展缓慢和缺乏进取意识。

要想准确、全面地认清楚军基、军力与军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将之恰当地进行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战略学三大流派的出现正是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不同的方面有所倾斜、进而导致某些人过分夸大或轻视其中的某一个方面。

根据地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更类似于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人的印象是先生存、后发展，但是这只是确定了一种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而并不能说明实际问题。先生存、后发展，所强调的是在满足各种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再用剩下的精力谋求发展，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边生存、边发展，另一种则是优先发展、同时将生存需求降至最低限度。尽管三种模式的时间先后次序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其各自的侧重点的不同因而其在实践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效果也是各不相同的。倘若营建根据地的人奉行的是先生存、后发展的思维模式，那么军队建设和战场作战必定会被相对忽视；如果营建根据地的人采取的是边生存、边发展的思维模式，而军队建设和战场作战、连同根据地本身都会被重视起来，但实际问题是这样做必然会在同时分散精力甚至于顾此失彼；假如营建根据地的人采用优先发展、压低生存需求的方法，这样军队建设和战场作战必定会被重视并加以侧重，只是如此而根据地的生存需求就会受到挤压。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8 07:49
在战争形势紧张的状况下，多数人会采取第三种模式，即集中主要精力建设军队和进行战场作战，而同时根据地内的各种基本生存需求被压缩至最低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军事活动。不过，也不能排除，有那么一部分人，即使面临最为紧张的战争情势，依然坚持将根据地本身的营建和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坚守根据地、始终保持不被摧毁的程度，而敌人的力量就会在一次次失败的进攻中被消耗殆尽，到那时再进行反击必定可以一举彻底打垮敌手。后一种人，更加倾向于先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在战术上从容地扫清敌手的势力。

1851年至1864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失败的根源，即是革命根据地的营建和维持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结果导致其进攻乏力和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最终被清朝政府用尽一切手段步步蚕食的。当时的情势是，太平军自1851年起事至1856年已经发展到了50万人的军力，这时，如果太平军将行军方向定为北京的清政府，而他们就必须一鼓作气拿下北京城，否则缺乏根据地的现实将根本不容许进攻遭受重大的失利。实际情况是，太平军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沿着长江东下攻下了南京城然后以此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地点。问题不在于此时营建根据地本身究竟是否有对错之分，而在于选择营建根据地之后究竟能否在实践上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时机成熟时彻底打垮清政府。对这种问题的回答，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并作为都城的太平军给出了否定答案。太平军那数量仅有2万人的北伐军到达直隶境内就被全歼的事实，只不过是其将主要精力用于营建根据地、同时相对忽略了进攻作战的一个缩影。1856年开始，太平军在战略上以营建以天京为中心的南方根据地为意，为此不惜转变之前迅猛的进攻势头为守势，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也放松了打垮清政府的战争意图，而是停下来迷恋于根据地内宫殿、奢华生活的享受。1858年天京城内领导集团的内讧和相互间大规模的残杀行动，事实上正是革命竭力松懈后内在矛盾的烛火重燃，其更为深层次的原由却还是因为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根据地建设方面所导致的被动守势，要知道，持续的进攻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内在矛盾和凝聚起强大战力的。这并不是说太平军没有在1856年之后采取过进攻姿态，但是人们应当明白，这些进攻姿态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其天京政权核心，因而是附属于根据地的营建和维持上的。倘若太平军为了稳固天京政权而向外围的攻势能够得以保持或者可以持续扩展统治区域的话，太平军的根据地不断扩大的结果必定会使得疆域有限的清帝国步步紧缩最终终于陷入彻底的失败，可是，太平军也没有这样做，翼王石达开在湖南的攻势没能持续下去就因为牵涉进了天京城内的权力斗争而被排斥、以致于终于独自率军向西南方向开辟新的根据地，然而石达开却是独木难支终于被更外围的清军所歼灭。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9 07:52
路线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不过在实际的过程中却有效力的高下之分，人们更加倾向于将实践效力高的路线称之为正确的，反之即是错误的。太平军在1856年选择营建根据地的做法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太平军能够成功地凭借着南京周围的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而清朝政府的力量必然会被渐次消耗殆尽以致于最终导致清朝灭亡的。但是，还是实践层面出现了问题，太平军实际上没能立于不败之地，其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后来被证明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十分困难。这就回到了对奠基派过分夸大根据地的作用进而在实践中出现偏差的批驳这一问题上，先为不可胜的做法一旦遭遇失利，不仅根据地本身难以保全，甚至于军队本身也将会遭遇覆灭的厄运。太平军营建根据地、先为不可胜的做法没有在实践上成功，而它很快就遭遇了覆灭的厄运。

完整的根据地思维，实际上是包含着军事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的，只不过一般人习惯于将根据地理解为片面的以创造力量为要旨的模式，而奠基派则将这种惯性思维上升到理论高度因而固化了创造力量这要旨。由此，当奉行奠基派学说的人进行战略实践时，他们所采取的原本就是已经被固化乃至僵化了的力量创造模式，可是他们却并不以此为意，而是先入为主地对这种力量创造模式深信不疑，在实践中他们只会将各种失利和挫折归咎于客观条件不足或者是自己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却从来不去深入思考他们所信奉的力量创造模式本身究竟是否存在着致命缺陷。在这一方面，奠基派与尚谋派之间大同小异。

游击战中的根据地
游击战的方法，是针对一部分军队的流动作战模式而言的。由于游击队的规模通常很少且行动灵活，因而既不能像正规军那样从正面战场上改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没有固守某一特定阵地的死板任务。游击队的作战目标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攻击敌人，而被攻击的对象可以是敌军的正规部队也可以是敌军的效能线、后方据点。

但是，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却与正规部队有所不同。一支正规部队受命进攻某一特定敌人或者防护某一特定阵地，尽管他们也需要保存自己，可是通常为正规部队为了完成指定任务而可以战斗到最后、甚至自己全军覆没，对于正规部队而言，消灭敌人是首要的、自我的保存是可以根据特定的战斗任务而牺牲的。相对应，游击队的作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首要的关注点是保存自己，只有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打击敌人。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一支怀抱着必死之心的正规军为了阻挡住敌人的推进而拼杀至最后一兵一卒，而一支、奉行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之作战原则的游击队则总是能巧妙地避开敌人的锋芒。

无论游击队与正规部队的作战特征和作战模式有着多大程度上的区别，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即是他们都需要遵循军事循环系统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正规部队通常有着明确的和固定的根据地和基地，游击队总是能够隐蔽在崎岖的地势之中或者以民众的身份隐藏在敌人眼皮底下，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游击队就不需要根据地和基地了。那些纯粹地以游击战为军队作战途径的一方，其游击队的物资输送和兵员补充也会来自于某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根据地和基地，而那些能够将根基广泛地扎在民众中间的游击队则可以从任何地点的民众中间得到物资和兵员补充，当然，游击队通常也会将作战目标锁定在敌人的运输队或者某一个据点之上，而这时他们就可以直接从敌人那里获取物资补充，无论处于哪一种情势，游击队都需要有根据地，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势下承担根据地是不同的地理、民众和临时形式。

也正是因为根据地不固定或者很狭小、甚至更多时候是临时性的，这又反过来限制了游击队的规模。但是也正因为根据地的隐蔽性和临时性，使得敌人对于游击队的作战模式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想要彻底击败游击队却因为游击队避敌锋芒而找不到作战对象、想要铲除其根据地却又总是难以搜寻到，而且即使是搜寻到了游击队也会提早转移其根据地，除了流动作战的特征之外，游击队最为擅长的一点还在于他们对于隐蔽性和临时性极强的根据地的营建。对付游击队，有时会感觉坚壁清野的做法是海底捞针，但是这种做法却总是能够给游击队的物资和兵员补充造成严重的打击，至于游击队本身，则需要组建几支机动性强的独立战斗大队以期在流动作战中消灭之。

根据地内的力量循环系统
根据地是这样一种东西，力量在其中不停地被创造、维持和供给外线使用。力量循环系统并不局限于根据地的地理界限范围之内，但却是以根据地为基本依托的。地域面积广阔，但是其生产力量的能力微弱，远不足以供给外线使用，而广阔的地域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出根据地的作用；地理范围狭小，但是物产充盈，创造出来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外线使用的速度，因此狭小的地理范围就可以充当起强有力的根据地。由此可见，一片地域究竟能否充作根据地，并不取决于其外在的地形地貌，而是取决于其创造力量、维持力量和供给使用力量的循环系统能否有效地进行。喜玛拉雅山为世界第一高峰，其地势险峻、占据制高点，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支军队会以喜玛拉雅山为根据地，这正是因为其气候严寒、难以从中汲取力量；地势低矮的平原地区，缺乏山川河流的天然屏障，但是在历史上却有众多军队以平原地带为根据地，这正是由于平原地带人口充足、特产丰饶。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0 07:46
尽管根据地的首要功能为创造力量，但是根据地的存在却并不以创造力量为唯一标准。有些地方虽然特产丰饶，但是由于以此为根据地的军队难以成功地守卫住这个地方因而根据地不断缩小、其力量循环系统也日渐受到严重破坏以致于最终招致失败。另一些地方尽管物产贫乏，然而驻扎在此的一支军队却可以通过高效力的战术顺利地击退来犯之敌，这样根据地微薄的力量循环系统不仅可以持续进行而且也会随着战局的发展而越来越强大。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凡是能够有效进行力量循环系统的地方，都可以充当根据地，地势的险峻与否、地理范围的大小尽管都能够对力量循环系统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无一例外都是附属于根据地内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的。

根据地内，力量的集散中心，通常会是首府或都城，但是，能够发挥力量集散作用的地点通常又不仅仅是首府或都城一个。对于那些地理范围狭小或者政治功能强大的根据地而言，一个强大的力量集散中心足以有效地促成力量循环系统的顺利进行。但是，对于那些地理范围广阔或者政治功能较弱的根据地而言，就需要以首府或都城为中心、在周边的各个关键战略点上建设多个力量集散地点。所谓的力量集散中心，是将根据地内所创造出来的所有力量集中到一处统一维持和分配使用，所谓的力量集散点，则是指将根据地内所创造出来的局部力量集中到各个地点进行统一维持和分配使用。但是，不论是一个集散中心或者多个集散点，力量的统一集中、维持和分配使用都是必备的要求，否则根据地的力量循环状态就会陷入紊乱状态或者演变成几个并存的彼此互相独立的根据地群。当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根据地只有一个，而实际上根据地是可以有多个的。多个根据地并存的状态，务必要求彼此之间的协调统一，各自为战的情形并非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但是只有在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根据地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循环系统创造出超乎寻常的战绩时，各自为战而终获使用的情形才会成立。

能够充当根据地的地方必定是能够自己创造力量的地方，一片区域能够从其他地方源源不断地获取力量而其自身却不能创造力量，这样的区域是不能称之为根据地的。仓库、基地尽管能够为附近的军队提供力量补给，但是由于仓库、基地本身无法创造力量，因而单独的仓库或基地是不能称之为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总是倾向于集中全国主要的力量于一体，然而单独的政治中心也是不能称之为根据地的。之所以强调根据必须是能够自己创造力量，并没有封闭隔绝的意味，外部的技术、体系和力量的援助只有能够切实地促成根据地建立起生产力量的体系，而这片区域同样可以称之为根据地。

一部分人误解了根据地，将其当作是能够吃饱饭的地方。对此，我想说能够吃饱饭的地方未必就是根据地，一个村庄所种植的粮食足够供给这个村庄的有人的生存需求，但是这个村庄却并不能称之为根据地。根据地对于力量的维持和使用，并不是量入为出式的产出减去各自基本需求，然后再以剩下的力量进行循环。根据地内的力量产生，必然要与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之间保持一致并统一于整个力量循环系统之中的。尽管不可置疑的是，人必然要吃饭，但是对于具体的生存需求其范围、其程度、其先后次序却可以根据实际情形加以调。一定要等到各种基本生存需求得以满足之后，再用剩下的力量进行系统循环，而这样的根据地是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相反，从力量循环系统的整体角度考虑问题，为了促进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在实际上的顺利进行，可以适当地压缩甚至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基本的生存需求。实际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因为军队建设根据地通常都是要服务于直接而紧迫的战争需求的，并且战争需求也总是会成为整个根据点的焦点问题并以此视角审视整个力量循环系统的。

根据地创造力量的过程，并不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而总是带有间歇性，而这种间歇性也即是人们所常说的周期。周期的形成，正是因为力量的创造过程本身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个过程，在此周期之内，力量正在被创造，在此周期之外，被创造出来的力量正在进行着维持或使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根据地而言，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其各自的周期总是彼此衔接或至少不会完全重叠的。假如有一个根据地其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三个环节各自的周期完全脱节，比如，最坏的状态是，单独创造力量，等到力量创造完毕之后，再单独维持力量，等到力量维持完毕后再单独使用力量，最后等到力量使用完毕之后再单独创造力量，而这个根据地的力量循环系统就会产生裂缝，而这一裂缝一旦被敌人所察觉并利用，那么根据地就十分危险了。相反，根据地使用力量的周期，正是创造力量的周期之外，根据地维持力量的周期也同样是创造力量的周期之外，根据地使用力量和维持力量的周期彼此衔接，而这个根据地的力量循环系统就会充分有效地进行。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1 08:01
裂缝的情形，与作战时的阵形排列相类似。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作战阵形必然要能够确保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火力线，以此火力线为临时依托前进和防守。即便是在古代进行的骑兵交锋，通常也需要由适当数量的步兵配合，这样做正是为了防止给敌军造成可乘之空隙。交战双方纯粹的骑兵对决或者装甲战，通常也会是在对敌军的快速攻击中实现火力线的构筑的，因为快速攻击行动本身已经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至于一些军队所故意漏中的缝隙，其目的则是为了引诱敌人进入圈套之中，而一旦这一目的实现，就会立即生成一道对敌军来说难以逾越的弯曲火力线。根据地中避免产生裂缝，其目的也正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可乘之空隙。

同时进行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并不是我所说的周期重叠。所谓的周期重叠，具体指的是力量的创造、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重复进行、缺乏协调。现在的力量可以随时投入使用，投入使用的力量可以随时得到补充，投入前线的力量可以随时从力量创造基地进行补充，这样的力量循环系统是密不透风的。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协调而必然会导致力量循环系统出现庸肿以致于不堪重负最终崩溃。

无论周期脱节还是周期重叠，事实上者是因为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缺乏协调，所不同的是两种缺乏协调的情形刚好彼此对立。

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力量产生的速度刚好顶得住使用消耗的速度，力量维持的速度刚好能够承接起力量的补充和投入速度，这样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彼此衔接、协调一致，既可以避免出现脱节、同时又可以保持力量循环系统本身的健康状态。但是，在实际的情形中，这种理论上的最佳状态是极难实现的，不过所有想要保持力量循环系统顺利进行的根据地，都在事实上不断地接近于这种最佳状态。

德国入侵苏联
德国之所以在对苏战争后期难以有所进展，是因为它的战略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而苏联之所以在这一阶段难以迅速地驱逐德国人，则是因为其战略基础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德国军队的严重破坏。

直到1942年11月苏军终于遏制住了德军的攻势之时，苏联在波罗的海以东、高加索以西、黑海沿岸以北包括东欧平原在内的大片土地沦陷于德军之手，在德军的疯狂进攻下，苏联被破坏的城镇数目高达1700多个，同时还有7万多个村庄废弃，此外，约3万多个工业企业、6万5千公里的铁路以及10万多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毁。尽管如此，由于苏联的人力资源、国土面积与自然资源规模实在是太过庞大，因此在斯大林被迫将苏联靠近西线的许多工业基地转移到东部地区之后，苏联仍然能够创造出巨大的战争力量。

美国的战略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获益最大的胜利者，首要的原由即在于它在本土的战略基础没有受到破坏，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人将其战场维持在大洋对岸的欧洲大陆和西北太平洋之上，这其实反过来又大大扩展了其战略基础的范围和对象。

美国的地理条件肯定不是保障其战略基础的唯一原由，因为同样处于离岸岛国地位的英国就因战争而变得精疲力竭。
　　
权谋之争、间接路线与正面接触关系，所关注的焦点都是既有的力量和力量如何使用，这两种声音争吵不休的同时，另一种更关注力量如何产生的战略思想问世了，它更加强调支撑起国家现有的实力与地位的基础条件，因而我们称之为战略基础派。尽管在前人的著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关注了战略基础即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然而真正将战略基础当成是其论述核心的则要属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了。

保罗•肯尼迪与《大国的兴衰》
经济基础支撑军事力量、军事战争刺激经济发展
保罗•肯尼迪在一开始就点明，该书“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正因为如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其军队作战的结果也同时是其经济资源的利用结果，“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

一流国家因其国力增长速度与技术、组织变革的不同而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以帆船为动力的远洋炮艇与大西洋贸易给西欧各国带来巨大的力量与财富之后，“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加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一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舰队。”尽管保罗•肯尼迪也想到了这种说法会给人以重商主义印象，“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过度扩张而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困境，并且如果此时它的经济也正处于衰退地位，那么这种衰退困境就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资源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与军事之间的是经济支撑军事这种单向度的关系，因为军事力量的不断使用也同时会刺激技术、组织的变革从而导致经济力量的增长。在对比了东方国家虽然规模庞大却深受中央集权体制之害后，保罗•肯尼迪指出，“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而欧洲社会又因为在变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较小，因而“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4 06:24
尽管欧洲各国都因为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而处于不停的发展状态，但是，“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保罗•肯尼迪认为在1500年之后的150年中，这个因为资源充足而脱颖而出的国家就是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却遭到了欧洲其他强国的联合反对而它自己也扩张过度，“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使地盘扩展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尽管欧洲其他强国在与资源充足的西班牙的对抗中同样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资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而后来的英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突出则是因为其先进的金融借贷系统和发生了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工业革命，在欧洲试图控制欧洲大陆的国家总是因为其他强国的联合反对而遭受失败的情形下，“由于到18世纪初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面的优势。”此外，“在18世纪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失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9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因为主要关注内部动乱或者专注于领土扩张因而使得欧洲的国际局势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期间各国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得到了迅猛增长，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相继在各国发生并逐渐形成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社会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范围以外的国家也先后进行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而在这一时期中所发生的几场战争中，“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到了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系统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每十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则是“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范例。”而另一方面，“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国家的生产效率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而协约国只是“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轴心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1914-1918年战争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做到的一点是，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

尽管保罗•肯尼迪一再强调他只是在探讨经济资源与战略之间的关系而并无意提出任何一般性通用的理论，但是他依然认为“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而这种有价值的结论之一是，“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而历史上的诸多例子即表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保罗•肯尼迪同样不认为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增减是同步进行的，他将此解释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因为一个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总是不愿意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军事力量建设中去。

保罗•肯尼迪所得出的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同时，“随着战争的时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如此，保罗•肯尼迪也并不认为“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同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力量变化，但是他在此只想指明经济力量对于一国力量变化的重大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此外，“正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

评析
经济基础雄厚，只不过代表了当事国有条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赢得战略优势，而并不能说明拥有经济优势的国家就一定会赢得最终胜利。在某些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模糊优势条件与战略成功之间的恰切关系，而一厢情愿地将某种优势的存在等同于战略的成功实行。保罗•肯尼迪对于经济基础在战略实行过程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作出了详尽且充分的阐述，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他在论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极端。经济基础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还远没有到达能够决定一切战略问题的绝对地步。

对经济基础在战略实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论述，并不是评析的主旨。评析的主旨，是为了使人们明白，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一旦被无限夸大，都不避免会导致偏颇的理论出现。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4 06:57
三大战略学派之间的交融
在许多人看来，三大战略学派之间对立的说法太过勉强，甚至于根本就不存在这三所谓的三大战略学派，因而它们三者之间的交融就更无从谈起了。

韩非子之所以能够将法、术、势三派整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法家理论体系，那是因为尽管这三派侧重点和实践特征不同，但是却都是以法为依托的，这样既然有共通之处就可以以法为主线条将这三派综合起来比较和却粗存精。现在，无论尚谋派、重权派还是奠基派，尽管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可是其共通点却都是以实力为主线条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各自关注和考察实力的角度不同，尚谋派站在了使用实力这一角度、重权派站在了维持实力这一角度、而奠基派则站在了创造实力这一角度，实际的情形中，也还有某一派在侧重一点的同时也关注其他一点或两点的做法，这些都足以说明三派之中的任何一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是绝对的，而这就为三派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三个不同的战略学派侧重点不同，因而就会使得某一面被过分夸大的同时也使得这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尚谋派过分重视谋略的作用，这一方面导致他们轻视实力，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谋略的内涵、外延与作用得到了尽情地施展；重权派过分推崇实力的作用，这一方面导致他们轻视谋略，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实力的内涵、外延与作用也得到了尽情地发挥；奠基派并非不关注实力的使用问题，但是由于其过于强调实力的创造因而相对忽视了实力的使用问题，但是奠基派的贡献却是将实力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充分地发掘出来了。

正因为三派对各自的侧重点各有重大贡献、同时又对各自的侧重点各有过分夸大之嫌，因此只有在比较之中才能使人准确地了解到实力的产生、实力的维持与实力的使用这三个方面的内涵、外延与作用，而能够使人准确地了解这三方面，自然而然地就使得三派之间在比较的过程中渐渐交融以致于终于形成为一整套集大成的理论体系。

尽管三派各有弊病，然而三派对于战略学的历史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没有这三派对于各自相应领域的充分发掘，就根本不可能形成今天集大成的战略理论体系，由此现在及今后研究战略的人务必从源头出发充分了解和探索三个不同的战略学派以便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研究战略。

反对唯实力论
在反对谋略至上之类观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使我们的战略思维滑向另一个极端，即反过来将实力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条件，由此也可以将这种实力至上的偏颇论调称呼之为唯实力论。

实力强大，只是表明你此时的状态是坚不可摧的，但是却并不能代表你始终会保持着此种强大的状态。你的实力尽管非常强大，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继续创造实力，而你就必然会越来越虚弱，这是因为你所保有的强大的实力已经变成了静态的、不再进步和提升的“死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这片“死水”终究会逐渐变质、腐烂最终使得你因此而呈现出病态。你所拥有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无人能敌的地步，可是假若你不懂得如何有效地使用强大的实力，你仍然难以持久地保持住强大的状态，因为这时的你正像一个守财奴一样将巨额财富锁在仓库之中不加以消费、却反而期求能够获取消费价值，尽管别人可能会为了与你做更大的交易而暂时大度地将物品馈赠给你，可是一旦他们发现你其实根本没有消费财富的动机和实际行动时中，你就只能守着你的财富过日子了，所以，保有强大的实力却不加以使用，你甚至根本无法走向成功。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5 07:51
实力强大，只是说明你拥有解决问题的巨大优势条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你必然会如何的无厘头结论。在任何时候，你都不应当陷入唯实力论的荒诞逻辑陷阱之中。在这一方面，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某一部分人的思维模式刚刚从谋略至上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却又悲哀地陷入了实力至上的极端思维模式之中。对此，仅仅从观念上加以触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战略思维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两种极端论调。

一种新战略理论的诞生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做有诸多弊病，那你说说到底该如何做呢！？当你在日常生活中竭力批判某一种做法的时候，必然会遭到交谈者和旁观者如此的诘问。通常并不是这些人真的想要倾听你的说法，而是他们对你否定他人议论这一做法的一种本能的反攻和对你本身的质疑。如此此时你哑口无言，或者只是机械地将各种自认为能够被认可的论调拼凑起来，而你同样会受到更加激烈的攻击。

事实上，想要整理或创造出一种新战略理论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攻击式的诘问与回应过程中是很难寻求到支点的。人们对于一种新战略理论的审视，并不是首先深入关注这一新战略理论究竟如何，而是习惯于先对提出此种新战略理论的人进行盘问和审察，甚至于在某些时候，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新战略理论本身而转向了对提出此理论之人的关注。

对于新事物如何适应当时社会的问题，英国战略大师利德•哈特认为可以采取间接路线将那些与新事物类似的、人们已经熟知的名称冠以新事物的称谓上，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在人们情感和思维惯性所能容忍的范围内使他们渐渐熟悉和接受这种新事物。这当然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最佳的办法。无可否认，采取激烈的言论对抗的方式存在着重大的弊病，但是两种做法比较起来，还是各有优缺点的。人们不应当忘记，19世纪后半期，当封建体制深入骨髓的晚清帝国想要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时，当时进行洋务运动的人费心心机力求将西方工业体系中各种新事物与中国古代已经有过的相类似的事物名称联系在一块，想以此消减传统社会对于西方工业体系的抵触，不过，洋务运动最终还是遭遇了彻底失败，其失败原由很难说是缘自于其对中国传统社会习惯的妥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像利德•哈特那样采用间接路线使人们接受新事物的做法最终遭遇了失败。我的看法是，应当根据具体的状况来决定究竟采用哪一种或几种做法，而绝不应该盲目推崇或机械照搬某个权威的做法。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6 07:54
我所说的新战略理论，实际上并不新颖，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就已经大量存在过此种战略理论所描述的战略现象，只不过，之前的那些战略现象不仅空间狭小而且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框架。由此，我所说的新战略理论，其新颖之处，正在于其理论框架的新颖性，是在研究和整合前人的战略现象及借鉴前人的一部分战略理论的条件下、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而得出的新理论框架。

针对另一部分人所说的根本就不存在你所说的新战略理论的说法，我的回答是，既然是新战略理论，之前就一定不会存在此种新战略理论。但是，任何一种新的战略理论都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形成过程和问世的阶段。至于各式各样的新战略理论，其究竟是否具有存在价值，这当然要取决于最终的实践过程，不过，这并不能妨碍此种战略理论的提出者促动此种战略理论形成和问世的过程。

我在主观情感上对于那些不关注理论本身却首先对理论提出者之身份进行非难的做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并不刻意去谋求改变这一部分人的做法。我更相信，此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传统中的人之常情。

诸子百家
先秦诸子百家在阐述和践行自己的学说时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习惯于将自己所强调的那一方面无限夸大以致于盖过了其他所有方面。老子强调柔的作用就以为天下之事都是以柔克刚因而柔弱胜过刚强，孔子崇尚仁义因此在被问到一定要去掉兵、粮和仁义之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时候而认为兵和粮都可以去掉唯独仁义不能去掉，孙武在强调谋略对于战争胜负的重大作用时则将谋略摆在首位而攻城排在末位所谓“上兵伐谋”是也，韩非在强调法治理念时又将法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唯法是依”。如此旗帜鲜明、观点犀利，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到他们各自所强调的那一方面，可是与此同时也因为他们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对其他方面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过分推崇某一方面、偏差认知其他方面的结果则是他们各自的学说都在演绎到极致的同时又走向了极端。后世人和现在研究者们，如果想要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事物的话，就不能完全信奉他们之中的某一种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原本就存在着认知偏差和极端趋向，因此最好的做法是进行比较吸收和在比较的过程中研究。

老子在《道德经》第36章中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后世人将其概括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子的原意，是要说明柔弱胜过刚强，所谓以柔克刚。

然而，老子的逻辑却是没有来由的，柔能克刚、同时刚也能断柔，所谓水滴石穿，正是以柔克刚，而所谓快刀斩乱麻，正是以刚断柔。这两种情形从理论上都能说得通，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其时效性却是天壤之别。一块石头即使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接受滴水的作用，而想要滴穿它也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一把快刀只要出鞘便可以立即将眼前乱作一团的麻绳斩断。一定要用以柔克刚的办法，那也就是说当事人要等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能取得水滴石穿的效果，可是事情却总是发生在当下并要求当事人立即做出可见的决策，所以不能依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效果来处理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尽管在现实社会中，想要使眼前的决策收到百年之效用的情形也很常见，可这却绝不等同于以柔克刚。
所谓柔能克刚，只不过是众多现象中的一种，因为不可否认的还有常见的以刚断柔的现象，但是老子却只看到了前一种现象而根本避开后一种现象进而一厢情愿地认为柔弱胜刚强，这实在是以偏概全的极端做法。

敌军如果确实强大无比，而我军是很有必要采取以柔克刚的战法以期弥补我方战力之不足的，可是假如敌军实力弱小或立足未稳，而我军又异常强大，那么采取迅速的攻击行动以求一击制服敌人就是最佳的战法了，而这种情形下的战法显然是以刚断柔。倘若一个军事指挥官向来就信奉老子以柔克刚的哲学，眼下敌人弱小而不果断地采取进攻之势、当下敌人立足未稳却不趁机击其软弱之姿，而是一定要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这就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此时刚的一方是我方而柔弱的一方是敌方。假如指挥官一定要采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而弱小的敌人只会在此过程中渐渐强大、疲弱的敌人只会趁机变得坚固起来，这种情势对比的变化使得敌变强而我变弱，正好符合以柔克刚的战法。然而，这样的指挥官，为了践行其以柔克刚的完美战法而根本不顾及实际情势、因为偏执地迷信于以柔克刚的办法而放任敌军不断强大和日益坚固，这就是养敌纵寇、坐失有利战机，是必须送上军事法庭的。

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进行泓水之战的时候，宋军弱小而楚军强大，可是当宋军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而楚军的先头部队刚刚渡过泓水、其后续部队正在渡河的时候，则是严阵以待的宋军强大而立足未稳和正在进行半渡的楚军弱小，这时以强大对弱小正是以刚断柔的最佳时机，可是宋襄公却放弃了结果等到楚军全部渡河布阵完毕之后而情势又变成了宋弱楚强，交战的结果自然是强大的楚军战胜了弱小的宋军。由此可以，强大的军队有它的软肋，而弱小的一方则可以抓住这一软肋一击而战胜前者，可是却放弃软肋不去攻击而最终招致失败，真的难以说明是弱胜过强还是柔优于刚。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7 07:53
老子又在《道德经》第七十六章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每每读到此处，都不禁令作者感到十分可笑。人在世的时候其展现出来柔弱的特性，而在他死的时候则留下的是僵硬的尸体，如果排除其他因素，那么人的死亡通常是因为其身体肌体功能的衰老而引起的，老子既然认为柔弱比刚强更为优越，那么为什么柔弱不能将人从死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呢？况且人的身体机能本来就是在不断承载着其柔弱的部分，而正是因为其身体机能的衰老才使得其柔弱部分无所依托继而导致这个人的生命终结，由此看来，即使不能说人的身体机能更胜于其柔弱的部分、也至少不能武断地认为人的柔弱部分一定胜于其身体机能。

兵力强大的一方反倒不能取得胜利，枝杆强劲的树木反倒容易被风折断，这样的情形的确出现过并且可以找出许多，但是要据此推论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则实在是太过片面和极端了。以众击寡、以强败弱，原本是自然之理，所不同的是军事将领们在运用这种自然之理的时候因为其使用方法的不当和外在条件的制约而难以发挥出原有的效力，结果就出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然而，反观历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情形毕竟属于少数，这即便不能说明以众击寡、以强败弱的做法更优越、也至少不能说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法最优越。

如果树木按照老子所说的道理去生长，那就不能使其枝杆更加强劲，假如军事统帅按照老子所说的话去统兵，那就是说不要使自己的军队变得强大起来，而这本身就是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盛衰之道的。说树木的枝杆强劲了就容易折断，那是因为老子看到了强劲的枝杆会更多地与疾风接触因而出现了折断的现象、相反弱小的树枝却可以躲藏在角落里免受暴风的袭击，老子说军队强大了就不容易取得胜利这是因为他看到了由于强大所导致的骄傲自满情绪总是使得军队苦果、而弱小的军队却可以产生积极的进取心态。应该说，老子所看到的和所谈论到的都是真实的现象和的确存在的道理，可问题是，老子所看到的现象和所谈论的道理都只不过是现象和事情的某一个部分而并非全部。正是因为有强劲枝杆的身先士卒、才能使得弱小的枝杆寻求到避风的场所，也正是因为有强大军队的保护才能使弱小的一方受到庇护，假如树木的枝杆全部都是弱小的而它很快就会被周围的树木遮蔽了阳光而这棵树木就永远只能处于委缩状态，假如一个国家总是保持着弱小的军事力量而它就会不断地被周边强大的国家所侵蚀以致于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要说弱小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战胜强大，这是可以理解并且可以被事实所证明的，可是要因此而推断出弱小胜过强大，则实在是一种荒谬的逻辑，而假如信奉老子哲学的国家真的照着老子的话去做，而这种荒谬的逻辑就会演变成现实的亡国之道了。

湍急的水流可以使千斤重的石块漂浮起来、持续的水滴可以将厚厚的岩层穿透，这的确是事实，可是也只不过是众多现象中的一部分而已，因为在水流减缓或者石块众多的时候，不石块也可以阻断水流，而当岩层只要足够厚或者上边有自然的流水渠道就能够巧妙地化解滴水的穿透作用或者使其变得微不足道。所以，水流的冲刷会塑造着两岸的地貌，而两岸的地貌也会限制水流的形态，这就是说水流的冲刷作用与地貌的限制作用是同时存在的，可是那些信奉“上善若水”的人却根本不考虑与水流之冲刷作用并存的地貌的限制作用，而以偏概全地以为水流的冲刷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而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也必定是极为片面的。

反驳的人说，老子讲的是哲学而你所说的是处事方法，请不要用评判处事方法的标准来衡量一种哲学。但是假如一种哲学不能用处事方法的标准来衡量它，而它的意义或许就只存在于当事人的幻想之中了。而一种不能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出积极作用的哲学，信奉和倡导它就只会误人误己。哲学必须经得起实践活动的检验，否则就只会流于空想，反过来，只有那些经受得住实践活动检验的哲学才能具备强劲的生命力。老子说柔能克则，而应用到现实中有些时候却并不是这样，老子强调柔弱胜过刚强，可是信奉这种说法的国家真的这样做时却招致了亡国的厄运，这就说明他的哲学论调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不错，强大易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可是弱小却反而容易产生极端自卑心理，按照老子的说法，应该使军事力量不至于太过强大或弱小、只需要保持适中的状态即可，然而问题是适中的状态又总是会产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坠落心态。而要说不去刻意追求，一切顺其自然，那也就是要使人类社会整体返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这实在是违反历史进步之历程的。所谓无所为，本身就是与有为相对应而存在的，倘若一切都有为而无所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假如一切都无所为而有为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无所为与有为这两者只有失去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就会根本失去存在的意义，可是老子却主张一切无为而治，这就是在撇开有为这一面而单独强调无所为，因而他口中的无所为也就根本失去了存在意义，继而信奉其无为而治学说的人就是在一种荒诞思维的指导下做事情了。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8 08:05
西汉王朝初年的第二个丞相曹参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而使得新生的汉王朝得以休养生息，然而所谓“萧规曹随”那是说曹参延续了他的前任萧何丞相的治国政策，因此，西汉得以休养生息的原因应当归功于萧何的治国政策和继任者曹参的延续，萧何制定治国政策本身就是有为、而曹参延续萧何的政策本身就是在用固定的政策来治国因而同样是有为，但是那些信奉和倡导无为而治的人却只看到了曹参的不作为而根本忽视了萧何已经定下的那些治国政策，这样只看到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方面就武断地得出无为而治的理念，这与老子只看到了柔弱胜刚强的一部分现象就片面地得出柔弱优于刚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无为而治的理念并非不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总是要有必需的前提条件的，在一方面有为、在另一方面才能无为，而绝不能说是无为胜过有为或者全部都是无为。

智伯瑶之祸并不是因为实力太强
韩康子、魏桓子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而他们两家的实力立即就受到了损伤，赵襄子不信奉这样的哲学、拒绝先给予智伯瑶土地而凭借着晋阳城坚决抵抗智伯瑶结果取得了最终胜利。反驳者说，正是因为韩康子、魏桓子这两家奉行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道先通过献地使智伯瑶日益骄横才招致他的最终灭亡，我的看法是这实在是一种无厘头的逻辑，韩、魏两家之所以能够最终参与瓜分智氏的领地那正是因为赵襄子的及时抵抗，试想，假如赵襄子也像他们两人那样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而同样向智氏献地，如此则智伯瑶的领地和实力只会更加强大并且果真如此而此时其实力已经相对于韩、魏、赵三家而占据绝对优势，这时假如三家再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而他们的领地和实力必将更加缩小以致于即使联合起来也战胜不了智氏，况且韩康子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是为了将祸患转移到魏、赵两家，魏桓子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为了将祸患转移到赵襄子身上，而到了赵襄子身上时他已经没有可以转嫁祸患的对象因而只剩下了忍无可忍因而只能奋起抵抗。由此看来，韩、魏两家奉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还没有看到知伯瑶由此产生骄横情绪而这两家的实力却已经先受到了削弱，赵襄子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而凭借坚固的城池坚决抵抗才终于导致了智氏的灭亡和最终的胜利，韩、魏两家在关键时刻倒向赵襄子反过来合力攻灭智伯则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在赵氏灭亡之后遭遇同样的厄运，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哲学的韩、魏两家的实力原本已经被削弱而其应该感到庆幸的则是不信奉这种哲学的赵襄子坚持抵抗才为他们提供了瓜分智氏领地的机会。结论是，韩康子、魏桓子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能够最终扩大领地其中的运气成分占了许多，赵襄子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而坚持抵抗才使韩、魏两家收到了实惠，这样看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处事哲学实在是不值得提倡。而之所以说反驳之人的逻辑是无厘头的，那是因为在他们的论调中，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哲学以致于使自身受到削弱、差一点遭遇灭亡厄运的做法反倒受到了赞赏，而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哲学坚持抵抗才赢得最后胜利的做法反倒被忽视了。有些人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另一些人拒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做法，前者信奉一种哲学的收获却要通过后一种不信奉此种哲学的人来实现，这实在是对此种哲学和处事方法最大的讽刺。由此种讽刺的结果现来印证太刚易折进而奉劝一个国家不要使自己太过强大，这就更是荒谬至极的说法了。

匈奴王冒顿
冒顿前两次采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做法只不过使他丧失了一匹千里马和一个阙氏而对他的整体实力并无损伤，第三次当东胡王要求千里之地时冒顿却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东胡发起攻击。反驳的人又说，正是冒顿采用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做法才使得东胡王渐渐被许麻痹进而招致偷袭而亡国的，由此可见此种哲学的效用是很明显的。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从冒顿两次采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之做法和最后一次断然拒绝此种做法的行迹看来，冒顿本人是根本不信奉此种哲学的而他两次采用此种做法则会只不过是出于现实策略的考虑所施行的权宜之计。况且，冒顿之所以能够在最后一次拒绝此种做法进而获取偷袭成功，实在是因为他始终秉持着不给予东胡人以实惠的原则，一匹千里马、一个阙氏对于匈奴国来说根本微不足道、而对于东胡王而言同样如此，然而之所以两者会对此种索要和赠予饶有兴趣，那是因为这两次索要和赠予代表着匈奴国在仪式上臣服于东胡国，而一千里的土地关切着匈奴国的版图规模、实力大小，但凡牵涉到这种能够在实际上使匈奴国遭受巨大损失的做法冒顿就坚决拒绝了。我们无法探知假如一开始东胡国就向匈奴人索要一千里的土地或者直接有损于匈奴军战力的上万匹马，而冒顿是否还会像赠送一匹千里马和一个阙氏那样大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冒顿照此种要求来做而他的匈奴国的版图就立即会缩小一半以上或者匈奴军的战略立即会遭遇巨大的损伤，那样即使仍然能够偷袭东胡国而由于匈奴军实力已经受到重大创伤，偷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由此可见，真正保障冒顿能够最终成功灭亡东胡国的是他保存完整的实力而绝非他信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此外，像智伯瑶之祸中的情形那样，冒顿两次采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做法的收获却要通过最后一次拒绝采用此种做法的行径来实现，这至少可以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哲学和处事方法并不能保障成功和收到实际效果，这样人们就没有理由再去盲目地信奉此种哲学了。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19 07:50
对兰切斯特方程式的修正

1914年英国工程师兰切斯特（F.W.Lanchester）在研究空战单位最佳编制的“战斗中的飞机”一文中率先提出了其著名的兰切斯特方程：

近距离交战时，任何一方参战单位数量与参战单位战斗效率成正比，概称之为兰切斯特线性定律；
远距离交战时，任何一方参战单位数量与参战单位战斗效率的平方成正比，概称之为兰切斯特平方定律。

兰切斯特方程深入揭示了军队数量与质量对于实际战斗结局的影响，但是，却并不全面，甚至于某些时候根本与实际情形相反。这是因为，该方程忽视了第三个决定战斗结局的变量，即军队的作战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战术。

兰切斯特方程所用来表达的主旨是，军队实战杀伤能量与兵力数量、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杀伤能量却绝不仅仅是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乘积。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中，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的平方之间的乘积相当于能量，而加速度很显然既非质量更非数量，而是根本区别于质量和数量的第三个变量，即运行规律或者说行为方式。所以，要想全面、准确地表达一种动态的事物，就需要用到三个变量，即数量、质量与运行规律，这三者之间的综合才是事物的全貌。

这样，兰切斯特方程应该加以修正和补充，最终得到的有关战斗效能的方程工为：

军队实际作战效能=参战单位数量×参战单位战斗力×参战单位战术排列

修正后的方程式通用于军队在远、近距离时的作战，但是，这也只是揭示了作战效能的一般原理，要想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军队实际作战效能的决定因素，还是要借助于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参战单位数量，对应于数量；参战单位战斗力，对应于质能公式中的质量；参战单位战术排列，对应于质能公式中加速度的平方。这样，就可以得到军队实际作战效能的准确方程式：

军队实际作战效能=参战单位数量×参战单位战斗力×参战单位战术排列之平方

此外，人们对于兰切斯特方程的某些误解也必须一一加以解除，比如一部分人认为兵力质量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居于主导位置，数量退居次位。此种观念不仅是片面、极端的，而且同时还是十分危险和有害的。对于军队而言，其实际作战效能的最大发挥中，兵力数量、兵力质量与兵力的战术布置这三方面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具体情势中三者所各自发挥作用的程度大小有所差异。

数量不是简单的叠加，质量也不是简单的重组，当人们在倡导质量革命的同时，切忌将数量想像成静态的简单叠加，数量与质量一样也有着自身内在的动态逻辑，因此，在倡导质量革命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数量同样需要革命。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一个更大的层次中都是相对静态的东西，要想真正促使这两者发挥作用，还必须得依赖于运行规律即行为方式，离开了行为方式数量与质量就根本无法发挥出其作用。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1 07:36
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形式
战争与和平
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也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战争与和平都只不过是治国的手段。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对立的概念和政策原本就不能代表战略的全部内容，而只不过是两种常见的政策形式。

为了战争而战争，国家就会陷入穷兵黩武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和平而和平，国家就会对必要的战事视而不见。穷兵黩武的国家必然会因此而走向衰败，对必要之战事视而不见的国家必然会因此趋向苟安。

战争是否有益于国家？和平是否有益于国家？是要采取战争政策还是要实行和平政策，这是要根据国家的具体需求而定。但是，有些人却说战争一定有害于国家因而一切形式的战争都应当规避，另一些人则声称和平必定有利于国家因而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这些人的说法，就是不顾实情的一概而论。假若前一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二战中的中国人和苏联人就不应该抵抗德国、日本的侵略，因为抵抗必定会对国家有害；倘若后一种论调正确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就不应当受到指谪，因为绥靖本身就是在规避战争维持既有的和平局面。

军事战略定义拓展
最初被称作为军事战略的那种东西，用以指代的只是直接的统帅军队作战的方法，此后军事战略的定义和内涵不断得以拓展，但是始终离不开军事战争这一主旨。这就导致了军事战略的定义生而适用于战时，平时谈论军事战略就会被视作为是杞人忧天和纸上谈兵。

假设军事战略的内涵真的只有军事战争的话，那么军事战略的定义是根本难以拓展的，但是更具体的说法是军事战略是有关如何指挥军队作战的学问。这样，军事战略中有关战争的部分，其实是有关军队本身的使用问题，而军队本身承载着军事力量并可以用军事力量来进行概念替代的。结果是，最初那种狭隘的有关战争的军事战略，可以解释为使用军事力量作战的方法，而同时，军事战略的概念范围也就大大得以扩展。因为使用军事力量作战的方法，在一个更大的层次中从属于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这一宏观概念之中。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又可以理解为宏观的军事战略定义范畴，并且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也肯定不仅限于军事战争。

尤其是当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也并不构成军事战略的全部内涵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在要素的时候，之前那种将军事战略等同于统帅军队作战的说法已经根本难以适应军事战略的发展需求了。不仅仅战时，而且在平时，有关军事力量及其应用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因为假如一个国家在和平的年代里不懂得如何处理其军事力量发展与国家、社会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无法避免其军事力量损害国家、社会长期发展的事实。更进一步，倘若一个国家的人不知道在平时该如何建设和发展军事力量本身，而其国防体系、应急体系就根本无法适应内在和外在的环境形势。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2 07:59
在和平的年代里，同样也需要军事战略，也需要对军事力量的本身及其整体的活动过程作出准确的理解和运用，这一点现在是确实无疑的了。鉴于在人们的印象中，战争与和平、战时与平时是两类根本对立的说法，现在所产生的问题是在这两种状态下的军事战略是否也是根本对立和水火不容的？或者说有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战时和平时，只不过根据两者所处的具体环境状态作出具体的方法论上的调整？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必须找到战时与平时两种军事战略之间的共通之处，而这一共通之处即是军事力量这条主线。战时的军事战略，主要是有关运用军事力量及其整体活动过程以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问题，而平时的军事战略，则主要是有关运用军事力量及其整体活动过程以保障国家与社会安定、健康向前发展的问题。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社会的发展，则都在事实上从属于国家的政策目标这一框架之中。

由此，的确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通用的军事战略理论，能够凭借着某一种方法论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势。而这种通用的军事战略理论，即是以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为主线，用以指代建筑在此三个环节基础上的军事循环系统的理论。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问题都是隐藏在所有军事现象背后真正的内涵，军事力量运用密度和需求层次的差异，丝毫不能防碍军事战略理论的应用和继续发展。

不过，也有一种声音质疑过某些军事著作太过纠结于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简单对立的概念，的确，有关军队的问题，在许多时候也绝非是用战时和平时这个简单的对立词汇所能概括的，甚至于军队本身的问题、其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大于战争与和平这一种矛盾论。如果人们肯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一样在给军事战略下定义时仍然以战争或和平来作为简单的分界线，而是应当将视野放得宽广一些，至少不会将战争与和平当成是论述的主题。

那么，现在及后来的研究者们，是否应该根本摒弃掉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力求以整体、全面、准确的视角来审视和探索军事战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一这角度出发，所有有关军事力量及其活动过程的问题，则都可以纳入到军事战略研究的范畴之中。如此以来，而军事战略的内涵就会持续得到延伸，而其定义自然也就能够继续得到拓展了。

消除那种二元对立的简单论调，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平常心去探索和研究军事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客观地寻找到军事战略的真谛。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3 07:57
战略的要领
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实力与实力的产生、实力的使用是三回事。

自来水原理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军事战略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让我们用自来水原理来作比拟：
自来水原理分为三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是抽水，第二个环节是蓄水，第三个环节是用水。当你在房顶上新装上自来水系统后，你首先要往蓄水箱里面抽水，为此你需要打开电闸促使抽水机运转从而将地下水通过接好的水管抽到水箱里面；在水箱里面的水抽满后你关上电闸，而水箱这时就自然地发挥着蓄水和保持水量的作用；最后一个环节，当你需要用水时，你只需要扭开房间里面设置的水笼头而水就会从水箱里面通过接好的水管自动流出供你所用。

水箱里面的蓄水能够用多久，取决于你所设置以供用水的水笼头的数量、你所限制的水管出口的大小和实际用水人数及次数的多少，最后还有你究竟在水箱里面蓄了多少水量；水箱里面能够否持住蓄水量，则取决于水箱的大小、水箱对于水本身质量的维护及你究竟能够往水箱里面抽多少水；那么什么会决定你能够往水箱里面抽多少水呢，除了水箱本身的因素之外，就取决于你的抽水机及抽水管的功率和管口大小、当然有时也会取决于电量的大小及是否有电。

当你决定只抽一次水的话，而你水箱里面的水量是既定的和有限的并且不会再增加，这时你所能够使用的水量也必然是有时间和用量限制的。这种情形在军事战略中我们称之为有限兵力，即你手中所掌握的兵力是有限的并且不可补充的，当你所能使用的水量有限时你就会千方百计地节省用水和尽可能多地延长用水时间，同理，当你手中所掌握的兵力有限时，你就会千方百计地节约兵力和尽可能地使用有限的兵力收取更大的战略效果。

当你决定可以多抽几次水，但是次数是固定的，而当你水箱里面的水用完时你仍然可以获得新的水量，但是由于你固定了抽水的次数，因此实际上你所能使用的水的总量仍然是有限的。这种情形在军事战略领域中我们形容为兵力会得到有限的补充，你手中现在所掌握的兵力在用完之后或者之前就会得到及时的补充而你可以继续使用更多的兵力来作战，但是由于你所能获得的兵力补充数量及次数是有限的，因而实际上你所能够使用兵力总量仍然是有限的，这时你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用这总量有限的兵力收取最大的战略效果。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无抽水次数限制的情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常见到的情形，只要水量用完了或者在即将用完之前，而你就会继续抽水并不管次数，那么我们可以称作是你所能够使用的水量是无限的或者是可以得到持续的补充的。这种情形在军事战略领域我们称作为兵力可以得到持续不断的补充，你不必担心手中的兵力使用完之后是否会得到及时的补充，你所能获取的兵力补充是持续不断的，你所要做的就是使用这些持续不断的兵力来达成战略目标。

我们将军事力量的产生比作第一个环节，即抽水，你想要使用军事力量而你首先必须获取军事力量；接着，军事力量的维持就可以比作第二个环节，即蓄水，你获取了军事力量之后需要进行维持以避免军事力量丧失其力量效能；然后，军事力量的使用就可以比作第三个环节，即用水，你可以随时使用你所获取和维持的军事力量以实现你所期望的目标。

军事战略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过程出现问题的情形有七种：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环节被阻断， 军事力量的维持这一环节被破坏，军事力量的使用这一环节的效力降低，军事力量的产生与维持这两个环节出现问题，军事力量的产生和使用这两个环节遭到破坏，军事力量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被破坏，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同时遭到破坏。前六种情形如果出现都还是有补救的余地的，但是一旦第七种情形出现而军事战略就注定要遭遇失败了。

在二战初期，德国士兵的整体战斗力要远远强过苏军士兵，但是相比较而言，德军士兵的兵源数量是十分有限的，而苏军士兵的兵源我们可以在认为其在苏德战争期间是无限的，因为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苏联的兵源足以保障苏联最终战胜德国。因此，当德军在前线消灭了苏联几十个师之后，而苏联同时就能够在后方征召相同数量甚至更多的师来参战，反过来讲，尽管苏军士兵的战斗力不如德军，但是由于德军数量有限，因此苏军以几倍数量的伤亡为代价来换取德军一倍的伤亡之后，德军所能够补充的兵源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到后来根本得不到补充，并且由于我们可以将苏德战争期间苏联的兵源看作是无限的，因此苏联无限地补充它被消耗掉的几十个师，而德军却变成了静消耗而无法得到补充，最后，苏联凭借着其无限的兵源将德军有限的兵力消耗殆尽，而最终战胜了德国。

在实际的战争进程中也一样，最后的胜利往往属于那些兵力能够得到及时和持续补充的一方，这种说法不仅仅限于消耗战，而且在其他所有形式的战争中都能够得到体现。汉尼拔攻入意大利本土的作战行动最终归于失败其中的一个主因之一，即是他原本计划消耗罗马兵力的作战方案反过来也使得他自己的有限兵力被消耗殆尽。拿破仑在一开始凭借着法国雄厚的兵力一次次地战胜了反法同盟，但是最后在法国的兵力被消耗殆尽之后，他再也无法战胜反法同盟，1814年的滑铁卢之战中拿破仑所能掌握的只有20多万主要由新兵构成的法军，而他的对手反法同盟则在战场上集结起了70万能够用于作战的部队，并且反法同盟各国仍然不断地向前方输送兵力使得反法同盟的总兵力最后达到了100多万，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上一开始成功地消耗掉了威灵顿的军队，但是他自己的兵力也受到极大的消耗，最后威灵顿及时得到了普鲁士布吕歇尔军团的补充，而拿破仑则无法得到他的另一部分由格鲁希率领的法军的补充，最终结局是拿破仑再次并且永久性地战败了。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4 07:51
最后的胜利往往属于那些兵力能够得到及时和持续补充的一方，这种说法不仅仅限于消耗战，而且在其他所有形式的战争中都能够得到体现。中国秦朝末年时的楚汉之争，其中的一方为后来建立汉王朝的刘邦的汉军，另一方为西楚霸王项羽的楚军，刘邦证明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关于统兵作战的将领并且他手下的所有将领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在战场上胜过项羽的，项羽本人力能扛鼎并且曾经率领不到10万人的各国新组成的混合部队战胜了大秦帝国由鄣邯率领的40万秦军主力。但是尽管项羽本人极善于作战，而他却不善于或者根本不关心后方根据地的稳固与兵源补充，而刘邦则十分注重其后方关中地区的兵力补充。刘邦总是设法通过联合各国诸侯及反对项羽的力量来合力消耗项羽的兵力，尽管他本人对于项羽的作战中一直遭遇失败但是他依然坚持这种策略。前202年，刘邦又一次联合各路诸侯合力攻击项羽，这时刘邦手下的大将即齐王韩信将他手中所能直接掌握的40多万汉军均分成十个作战编队以期连续不断地消耗楚军的兵力，而这一做法也造就了中国传统军事领域中十面埋伏作战方法的由来，项羽的军队被不断地消耗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汉军则逐渐切断了项羽的退路与粮食补给通道，项羽被迫率军退到垓下这个地方。到了前203年，刘邦率领其本部军队20万汉军及各诸侯王的约40万联军前后共计60万人将项羽的10万大军包围在垓下以求合力歼灭项羽。这时楚军依然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这10万楚军是在跟随项羽长期征战后最终生存下来的精锐之师，因而刘邦听信他手下谋士及大将韩信的进言而并不直接与项羽正面交锋，而是在夜间施展四面楚歌之计勾起楚军将士对于故土的思念之怀和厌战情绪，再加上这时楚军的粮食供给事实上也被汉军所断绝了，因而大量楚军士兵纷纷逃离楚营归降刘邦，第二天天明时，项羽丢下他的大队楚军不顾而只带着800多名骑兵突围意图向东回到他在彭阳的根据地，刘邦发觉后便立即派遣骑将灌婴率领5000名骑兵追击，项羽渡过淮河之后只剩下100多名骑兵，随后因迷路和受人误导而误入沼泽地带被汉军追上，但是项羽凭借着个人的英勇而突围到了东城，这时他手中只剩下28名骑兵，汉军又追上项羽，但是他依然带着剩下的27名骑兵逃到了乌江边，眼看着大队汉军即将追赶而来，项羽拒绝了乌江亭长用仅有船只将他摆渡到江东的劝说而命令他仅有的27名骑兵全部下马准备迎击汉军，由于汉军数量太多，而所有骑兵全部战死，项羽本人在杀伤了数百名汉军之后自刎而死，至此，刘汉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1644年攻克北京之后，接着又试图招降明朝在山海关的守将吴三桂，由于进入北京城的农民军肆意烧杀抢掠而致使吴三桂改变了投降李自成的初衷并转而向关外的清朝寻求援助以共同抗击李自成军。当李自成于这一年的4月21日带着他的20万大军到达山海关附近与吴三桂展开激烈的战斗之后，吴三桂渐渐陷入失败的困境，但是李自成并没有料想到清军会与吴三桂联合，因此当躲在吴三佳军背后的清军趁着李自成军连续作战之后的疲劳之机突然向李自成军发起猛攻，结果李自成战败逃往北京不久又逃出北京。

局部性的或者暂时性的军事胜利，在许多种情形下也会属于兵力有限却能够巧妙地运用战术的一方。当你所能使用的自来水的总量是有限的情形下，你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和更长时间地使用有限的自来水，你会有选择和先后次序地决定用水次数和用水量，除此之外你或许也会通过缩小出水管口径的大小来达到限制用水量的目的，到其他人家去借水或者干脆花钱买水以弥补有限水量也是可能的做法，在这些情形下，尽管你所能够掌握的水量有限，但是由于你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来节约用水和补充水量，因此你用水的效果和用水时间却反而要比原本预计的更好和更长。这种情形，与军事领域中军队指挥官巧妙地施展策略和进行战术安排以其用有限的和少量的兵力战胜兵力庞大且能够得到持续补充的敌人的情形是相通的。但是你应当明白，通过巧妙的策略选择和战术安排来使用有限的兵力战胜数量庞大的敌军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并且由于军事指挥官的才能及其他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不可能每一次或者经常性地取得胜利。即便是以尚谋著称的《孙子兵法》中也强调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力求造成我方对敌方以众击寡的情势，而以重权为特征的《战争论》中也同样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兵力最大限度的集中是获取胜利的根本保障，因此，军事战略所主要关心的事情并不是如何以少胜多，而是如何能够使得我方的军事力量能够得到持续和及时的补充、如何使我方的军事力量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持而不至于丧失其原本的军事效能和如何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以收取最佳的战略效果，最后总的体现在如何使我方的整体战略指数得到提升上。

在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中，一开始解放军的数量与国民党军的数量之比为1比3，但是这种数量上的劣势并没有导致解放军主动采取以少胜多这样的战法，毛泽东力求在每一次交战中都要集中数量足够的军事力量以求歼灭国民党军主力的一部分，这种战法造就了一种听起来十分矛盾的悖论-解放军数量很少却总是能够在歼灭战中以多用少，而实际上这种现象是双方战法的差异所造成的。在此，我们无意讨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所具体实施的战术究竟有何差异，而只是想指明，解放军一直在努力改变其数量上的劣势，这种改变并不是单纯的增加兵力而是在通过以多胜少的战法歼灭国民党军主力构成部分的过程中渐渐使自己在数量上不断得到壮大。最后，无论人们承认与否，事实情况是解放军在数量上胜过国民党军之后才最终战胜国民党一方的，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认为的那样数量上的优势是致胜之本，但是解放军的数量优势确是保障其最终战胜国民党一方的条件之一。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5 07:58
我们在这时暂且先不讨论实力与谋略这二者究竟哪一方更重要或者说是二者同等重要这样的问题，而只是想说明，无论你倾向于哪一种看法，你都无法否认，策略选择与战术安排都是依托于军事战略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而进行的。

相对应，精明的军事统帅所是建筑在他对于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的有效进行的过程中的。

当你的抽水系统损坏的时候，你就无法继续往水箱里面抽水，而你所能够实际使用的水量也就是有限的和用完之后得不到补充的；当你的水箱被损坏的时候，无论你抽多少次水而水箱里面的水都会漏掉，你当然可以在水箱里面的水漏掉之前就使用它们，但是你这样做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水量和电力被浪费的代价；当你不知道节约用水而无限制地滥用水量时，你也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应的电力、水量代价。

人们的疑问也产生于这种情形中，为什么你不可以在用的时候直接用抽水系统抽水以供直接使用而根本不需要蓄水?这种状况在传统时代中的手轧式水井中有过似乎可以得到体现，那时的人们在需要用水时就直接用手将水轧出而用完之后就将水轧井弃于一边，但是水轧井本身用于吸水的那一部分水管桶本身就承载了蓄水的功能。而实际情形也常常是，许多人家将轧出来的水储存在专用的水缸里面，待到需要用水时就从水缸里面舀水，而在水缸里面的水用完后就继续往里面储水，这时我们就可以说水缸本身承载了蓄水的功能。在军事战略领域中，这种情形可以找到直接将刚刚征召而来的青年新兵投入战场而并不进行训练的例子，拿破仑在最后几次失败的战役中所主要使用的即是从法国青年中新征召而来的新兵，由于战争的紧急需要，这些新兵事实上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或者根本没有经过训练就直接投入战场作战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拿破仑依靠这些没有训练过和并无实战经验的新兵作战而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在这个例子中，征召新兵并直接投入战场就可以看作是直接抽水直接使用，而训练环节则可以看作是蓄水。

拿破仑将征召而来的新兵直接投入作战的例子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水的质量问题，相应地也即是军事力量的质量问题。如果水的质量极差而无法使用，那么即使你能够无限制地抽水和保证蓄水量，而你也根本不能使用水。但是水的质量问题发生在哪些部队呢？当然也是要依据抽水、蓄水与用水这三个环节来寻求答案了，如果你抽水的地方的水源本来就质量极差，那么你可以在蓄水池里面放入一些药物来静化水质，这种情形就好比是你征召的新兵体质、素质和战斗力都很差，而你却可以通过训练环节来改善他们的体质、素质和提升其战斗力。如果你的水源质量没问题，而是由于你的水箱污染致命水质下降，你可以修改水箱本身来保障水质，这种情形好比是你征召了体质强壮的士兵但是由于你的训练方法不当反而使命他们的体质下降，这时就需要改变训练方法本身了。假设你的水源和水箱都没有问题，而是你使用水的方法不当才引发水质下降，比如你的水笼头浸染上了不良扩散物质，那么你就需要改善你的水笼头了，这就好比是你在使用军事力量作战的过程中由于战法不当而致命你的军队士气下降、体力与战斗力被消磨殆尽，这时你就需要更改你的战法了。

当你的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并未遭到破坏，而你在本土以外的地区进行军事战略活动时，只要你能够保障你投入本土以外地区的军事力量在被使用完之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并且将这种做法持续下去，而你获取最终胜利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极大。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由于美国本土距离欧洲战场遥远、东西两边由大西洋和太平洋护卫着它的本土，因此美国本土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向外投入使用的环节未遭破坏，而美国在欧洲及太平洋上的作战力量也会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相反美国的对手一战中是同盟国集团、二战中是轴心国集团则因为处于内线及在国界边缘作战而其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总是会遭到破坏，苏联事实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但是由于苏联国土面积广阔和人力、物力资源充足，因而苏联能够在其军事战略环节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及时和持续地从后方得到补充，最后本土的军事战略三个环节遭到破坏和因为人口、资源条件有限而得不到及时补充的同盟国集团和轴心国集团最终败在了美国所加入作战的一方。1941年日本用偷袭手段摧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最大军事基地珍珠港，使得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头6个月中事实上并无足够的能力打击日军，但是美国海军却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它的本土获得力量补充，不久美国就使得它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变得更加强大而足以保障其最终战胜日本。

在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反对波斯大军入侵的马拉松之战开始之前，登陆希腊半岛上的波斯大军并不急着向雅典人发起进攻，而是在岸边安营扎寨、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登陆半岛的波斯军队将会越来越多而最终必然会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雅典人却并没有完全放任波斯大军继续到来，雅典人在准备好战斗之后立即以1比10的劣势向波斯军发起冲击，由于雅典人采取了凹形战术而最终使得雅典人战胜了十倍于己的波斯大军。而波斯大军已经登陆到希腊半岛上的军队不可谓不强，然而在它的10万大军被打败之后，便没能继续集结起足够强大的军队来扭败局，而是在撤退中被雅典胜利的军队直接追赶到了海上。
作者: 家伙    时间: 2014-12-25 08:02
又来了新的策论派啊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6 07:56
在1592-1598年间日本登陆朝鲜半岛试图占领朝鲜而遭到支援朝鲜的明朝军队阻击，这场战争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92年至1593年，第二阶段从1597年至1598年。在第一阶段中，日本的丰臣秀吉派遣其全部精锐20万军队渡海登陆朝鲜釜山，随后便一路攻占朝鲜大片土地。朝鲜国王立即向明朝政府请求派兵援助，应邀出兵的明朝政府前后共派遣了5万人来与侵朝的日军作战，由于军队的集结与将领的调派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因此直到1593年的正月，明军才在其统帅李如松的指挥下攻克了日军占领的平壤城，而日军在此之前则因为慑于明军的援助与自身兵力的有限而没有继续发起大规模进攻，然而紧接着李如松的军队就在另一地点被日军打败，尽管日军随后主动放弃了朝鲜的王京向南撤退，然而明军却苦于兵力有限而没能继续发起攻势。在1593-1595年间，明朝政府与日军之间达成了一种后来证明是虚假的和平协议，于是双方都从朝鲜撤出了其主力部队。然而到了1596年，当日本人最终发现这一和平协议是虚假的之后便又立即准备再度登陆朝鲜，第二年初，丰臣秀吉调动15万人登陆朝鲜，于是朝鲜国王便再度向明朝政府求援。这一次，明朝政府共派出了75000人的援军，并且随着战事的发展，明朝政府不断向朝鲜增派更多的援军，而日本方面由于丰臣秀吉所投入的是其全部精锐部队，因此一旦其在朝鲜战场上遭遇失利而在朝鲜的日军就根本不能指望他们的将军能够从本土派来有效的增援部队。明军和朝鲜军凭借着其数量上越来越多的条件向日军发起强大的攻势，日军节节失利而丰臣秀吉却束手无策，最终在丰臣秀吉于1597年死后，在朝鲜的日军才得以撤退，然而由于这时在朝鲜半岛上的日军事实上已经成了孤军，因此在撤退的途中他们因配合不到位而再次遭受了明军和朝鲜军队的重击。一些历史作家们声称在这场朝鲜保卫战中，明军和朝鲜军队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是由于其战争是正义的和明、朝两国人民的坚持作战，这种论调在我看来是很空洞的，在这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中，明、朝与日军的军力对比在一开始都是有利于日本的，然而日本人登陆朝鲜半岛上的军事力量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彻底击败明、朝联军的程度，在明朝政府不断地向朝鲜增派更多的援军以致于在朝鲜的明军能够主动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之时，在朝鲜的日军已经是日本的全部精锐因而无法像明军那样得到源源不断的增援而变成了孤军，我们可以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朝鲜的明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后勤补给上都要远远优越于日军。因此，最终的结论是，1592年至1598年间，日本之所以在入侵朝鲜半岛的战争中遭遇惨败，其主要原由有二：一是日本人根本无法在朝鲜半岛上投入足够多的军事力量以此来确保其在朝鲜半岛上能够始终优越于明朝军队；二是在朝鲜作战的日本军队已经是日本的全部精锐因而事实上变成了孤军，这就导致其在朝鲜战场上的兵力损失得不到有效的补充。

1915年2月19日，为了实施由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设想的从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攻占君士坦丁堡从而迫使奥斯曼帝国退出同盟国集团的目标，英、法联合舰队在英国海军上将卡登的指挥下向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德国联合防御部队发起了炮击，卡登的战法是要凭借英、法海军的优势火力摧毁两岸的土、德防线从而突入马尔马拉海接着攻占君士坦丁堡。然而，英、法联合舰队的炮火并没有摧毁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御工事，土、德联军的顽强抗击迫使英、法联合舰队的攻击行动陷于失败，卡登本人也被撤职而改由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接替。

德罗贝克放弃了单独依靠海军舰队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法，转而决定实施一次陆海军联合登陆作战行动，其要旨为由登陆的陆军协助海军舰队清除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防御工事然后海陆并进直攻君士坦丁堡。但是，由于从北非的亚历山大集结登陆兵力需要充足的时间保证，因而迟至4月25日，约8.1万名联军士兵才在英国陆军上将汉官尔顿的指挥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南端登陆，而在此期间土、德联军则赢得了足够的时间加强其海岸防线，由于土、德联军的顽强抗击，英、法登陆部队在头两天的战斗中即迅速损失了1.8万人而只夺取了纵深不到1.5公里的滩头阵地。接着，英军决定增派兵力登陆以扩大滩头阵地，这一次，英国海军统帅部从更远的英国本土抽调了12.7万人，但是由于兵力的集结和运输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因而直到8月6日，终于增兵至12个师的英、法联军才得以实施再次的登陆行动并转而发起攻势，可是到了8月10日，再次获得足够时间加强防御工事的14个土耳其师成功地阻挡住了英、法联军的再次攻势。

由于登陆行动的再次失利，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被迫辞去职务，而保加利亚则加入了同盟国一方作战。面对这种形势，英国的盟友希腊也呈现出倒向德国一方的倾向，因而英国海军统帅部不得不终止这次战役。

达达尼尔海战中，协约国前后共计有57万人（英军49万人、法军8万人）参加作战，而土耳其人则投入了约70万兵力。英国人和法国人无疑是想要重现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合作战击败俄国人夺得巴尔干半岛控制权那样的辉煌战绩，可是，他们却忽视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从本土向克里米亚的快速集结大大利益于英国工业革命所铸造的蒸汽动力舰船的经验，而当时的俄军在机动性及武器装备上的落后使得其难以在克里米亚半岛形成明显的优势。而1915年的情形却是，参战的德国人拥有至少同英、法军队同等水平的机动性能和军事装备，而兵力规模占据优势的土耳其人则因在本土作战而节省了运动的时间，并且土耳其军队的武器装备与英、法之间的差距也不足以造成1853年时俄国人对于英、法的那种巨大差距。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8 07:40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1944年美、英联军在欧洲大陆太平洋岸边的诺曼底登陆行动，这是一次成功的登陆行动最且直接促成了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颓势。然而，为了促成这次登陆成功，同盟国在登陆之前已经费尽了心机来选择登陆地点并使希腊误以为盟军不会在此登陆因而加强其他地方的防守力量。为了促使希特勒相信盟军不大可能在诺曼底登陆，盟军故意散步假消息并作出即将从其他地点登陆的迹象，此外，盟军还对可能增援诺曼底海岸的德国陆上预备队必须经过的道路和桥梁预先进行了空袭，然而，即便是这样，盟军也只是相应地减少了登陆诺曼底时所可能遇到的更多困难，当登陆日最终降临时，盟军已经为登陆诺曼底准备好了100万部队，抢占滩头阵地的战斗依然是十分残酷的，盟军的等着部队一批批地倒下去而后续部队则源源不断地向前补充，最后，盟军规模庞大和登陆部队和连续不断的兵力补充使得他们成功地占领了滩头阵地并逐步向前扩张。而另一方面，由于之前被盟军的虚假消息所欺骗，也由于能够用以增援诺曼底的预备队必须经过的道路和桥梁遭到了盟军事先的空袭，因而使得防守诺曼底海岸的德军在面对兵力雄厚的盟军之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增援，因而导致其丧失了滩头阵地和使德国遭受了更大程度上的战略损失。

在一些战例中，尽管战场与本国之间并没有海洋间隔，但是由于战场本身即处于本国的国土包围态势之中，因而向战场投入作战力量其情形就更类似于向海外输送作战力量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尽管当时的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时间并不长，俄国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阶段，但是叶利钦从苏联政权那里所接管的军事力量也依然是十分强大并能凭借此来保障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地位的，相比较之下，车臣只是一个人口百万、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的邦，其所能征召的军队总数在其刚刚宣布独立时只有6万人。可是，就在这样的军事力量优劣对比显著的情形下，俄罗斯联邦政府却在1994-1996年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失利而默许车臣保持着非正式的独立地位，在1999-2000年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联邦政府军在付出了阵亡1000多人的代价之后才终于控制住了车臣的大部分地区。许多人惊讶于以当时俄罗斯庞大的军事力量而要控制车臣这一弹丸之地居然要耗费如此长期和巨大的精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也不可能将其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军事力量投入到车臣这一点上，而必然是依据车臣的现有战争能力而投入自认为适当并且足以战胜车臣的武装力量。要说俄罗斯军队在这两场车臣战争中的战术的确并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是之所以俄罗斯联邦政府能够在遭受失利后继续投入军力作战，那肯定是因为相对于车臣而言俄罗斯联邦政府掌握着充足的战争力量，而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也必然是因为俄罗斯联邦政府投入了真正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29 08:16
在北非迦太基古国与罗马共和国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跨过地中海直攻罗马本土的战法与20世纪60年代苏联跨过太平洋将导弹基地安装在美国的近邻古巴的做法并不是不可取，但是二者却都不能够保证其前沿阵地会得到后方基地源源不断或者至少是能够保证其站稳脚跟的力量补充。汉尼拔从北非迦太基本土得到的兵力补充随时可能会遭受到罗马人战舰的阻击，而苏联人从其东亚地区增援古巴前沿阵地的船只也随时会暴露在美军军舰和飞机的轰击之下。

二战期间的中国本土的军事力量的三个环节也遭到了日本的严重破坏，但是在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就指出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因此即便日本占领了东南沿海的大片地带也并不能因此而灭亡中国，中国在西北、西南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足以保障中国从中汲取足够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战力。

但是有一点是必须予以说明的，即你的国家在海外战场上投入的作战力量必须足以保障能够在当地立足，并且从你的国家中源源不断或者定时输入的军事力量必然要保障能够取得战争胜利或者至少不至于遭到惨败，否则，无论你的本土军事战略环节是否遭到破坏而你都无法收到在海外战场上的预期效果。在这一方面的例子，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情形也颇能说明问题。美国在朝鲜和越南都投入了大规模的作战力量，但是这些大规模的作战力量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像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所投入的那种程度，因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战局一旦陷入困境，而美国国内就会对是否继续投入军事力量产生困惑，特别是联想到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就开始大规模削减军队数目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据此而推断出美国在对等这两场战争的态度上是以有限的战争目标和投入有限的军事力量为限度的，结果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境地-投入过多而美国自身又不愿意这样做、保持现在投入的军事力量状态而又不足以保障战争的胜利，因此停战、和谈或者撤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最终不得不发生的情形了。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30 08:05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自来水的另一个原理，即水压原理或者U形管原理，要想使自来水能够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水笼头中正常流出，除了水管、水箱和抽水系统都不受损坏外，你还必须要确保储水的地方比出水的地方更高以保障水箱中的水能够在重力作用下被压出来供你使用。当一个笨拙的自来水安装者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你就无法用水了。这种情形在战争中，我们可以形容为是军事力量无法发挥效力，并不是军事力量本身有问题，而是你根本无法使用它们。比如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雇佣兵，在那个时代，雇佣兵经常被作为一个王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来使用的，但是由于国王和城邦主在使用这些军事力量时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大的报酬，而当他们无法支付这些报酬时雇佣兵就不再替他们效力，当他们欠饷时雇佣兵在作战时就更加不会卖力，因此，在这些情形中，是雇主们无力使用雇佣兵而并不是雇佣兵本身的战斗力有问题。相对应，在现代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实行以后，一个国家应召入伍的士兵必须要在战时为这个国家的生存服务，而国家根本无须为此付出军饷报偿就能够有力地使用他们作战。前一个例子中国王和城邦主们无力使用雇佣兵的情形就如同储水箱所处的位置低于水笼头位置而无法出水那样，而后一个例子则是遵循了U形管原理从而保障了水能够从高处流往低处。

公元前202年6月，汉高祖刘邦在称帝之后与群臣举行的一次庆功宴上命令群臣讨论他为何会得到天下时说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史记•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由于古代的人崇尚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试图思维，因此总是习惯于将谋略放在第一位，但是在此我们只想用三元的战略哲学来解析刘邦夺取天下的原由。其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与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都是属于刘邦军的行动趋势范围，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指导刘邦军行动趋势的谋略，而后者则是执行这一谋略的具体的行动方式。因此，张良与韩信的功劳事实上只占据了刘邦取天下结果的三分之一，而萧何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反法做法事实上包含着两个方面，首先是巩固和治理刘邦在汉中和关中的根据地使得刘邦军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其次萧何从稳固的后方基地中源源不断地为处于前线的刘邦军提供兵员补充和粮食补给为维持和提升刘邦军的战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战略的三个环节中萧何做好了其中的两个环节，因此最后刘邦评定群臣的功劳，萧何占据第一位。

当萧何被刘邦评定为汉朝第一功臣并封给他最多的食邑之时，跟随他作战的汉军将领们争辩说：“臣等披坚执锐跟随陛下南征北战、流血牺牲，战功多的打了一百多场仗，战功少的也打了几十仗，攻下城池、掠取土地的功劳大小各有差异。但是萧何并没有丝毫战功，只是凭借他的文采议论战事，而并没有实际作战，但是他的功劳却排在我等之上，这是为什么呢？”刘邦反问诸将他们知道狞猎和狞猎过程中的猎狗吗，诸将回答说知道，于是刘邦解释说：“在狩猎的过程中，追杀猎物的是猎狗，但是指挥猎狗追杀猎物的却是猎人。现在你们只能亲自作战、攻城掠地，这就好比是功狗；而萧何则是指挥你们追杀猎物的功人。”但是随后在具体的排名次的过程中，群臣又争辩说：“平阳侯曹参身上被创伤七十多处，攻城掠地，功劳最大，应当排在第一位。”刘邦坚持要将萧何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秋向刘邦进谏说：“群臣们的议论都错了。虽然曹参有野战和攻城掠地的功劳，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功劳。当陛下与楚军相持五年的过程中，陛下丢掉军队、丧失兵众只身逃走有好几次，但是每一次都是萧何从关中派遣兵员与粮食及时补充。有些时候，即使是没有陛下的诏令，而萧何依然会派遣数万兵员来进行补充，正好解了陛下的困境。当汉军与楚军在荥阳相持几年的时候，汉军中粮食吃完了，萧何就从关中通过水路运送，保障了汉军的粮食供应不会断绝。陛下虽然几次在关东作战失利，但是萧何总能够保全关中地区以作为陛下的根据之地，这是千秋万代的功劳。现在即使是没有曹参这样的战将，而汉军之中也并不缺乏能够用以作战的壮士。为什么要因为诸将在一时的功劳而加诸于萧何千秋万世的功劳之上呢！萧何应当排第一，曹参排第二。”鄂秋的进言正合刘邦的心意，于是便确定萧何为第一功臣。

人们大多以为上乘的谋略是取胜之根本要素之一，并且因为他们习惯于谋略思维而将进献谋略的人视作为战胜的首要因素。但是张良虽然在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出过不少的妙计并总能够在刘邦陷入不得境地时引导他走出困境，但是事实却的确是张良只是在作谋略规划而并没有立下丝毫战功，假如人们能够摒弃那种谋略与实际作战中流血牺牲这两者谁优谁劣的成见，而谋略与实际的战功本身都是同等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与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的功劳其实是同等的，并且因为韩信除了能够善于指挥汉军获取关键性的军事胜利之外也能够向刘邦提出一些颇具远见的策略选择比如向东攻灭赵、代、燕、齐以剪除楚军的右翼屏障，因而事实上韩信的功劳要稍强于张良。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4-12-31 08:01
当你的国家内部的军事战略环节遭到严重破坏时，你利用其余部分所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也必须要足以确保能够战胜敌人或者至少不使得敌人再作进一步更为严重的破坏，否则即便是你其余部分占据的比例再大也是无济于事的。

当抽水环节与蓄水环节都遭到破坏时，你所能使用的水量就变成了有限的和不可补充的，甚至于如果蓄水环节被破坏得很严重，那么即使你不使用这仅余的有限的水量而剩余的水量仍然会被消耗掉。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行动的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军队补给被地中海英国海军舰队切断，而他在埃及的有限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变得难以维继，即便他不使用这有限的军事力量，而由于补给的缺乏其战斗力也依然会下降，伤亡人员得不到及时治疗、人员和弹药得不到补充，结果拿破仑抛弃了他的军队冒险独自回到法国。这个例子也足以说明在战力有限的情形下，即便是像拿破仑这样伟大的军事统帅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才能以取得更大的战术效果。

与刘邦早就觊觎关中地区并想要凭借此地称王称霸的做法不同，项羽在进入关中地区之后他本来是完全有能力占有整个关中地区并以此作为其称王天下的稳固的根据地的，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其下属进献的建都关中的建议并因此而烹杀了提建议的人。随后，项羽率军回到楚军的政治中心彭城，彭城除了在战争过程中因为其地理位置而成为起义军的政治中心之外，其周边大多是平缓地带而并无险阻可以据守，这使得彭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极易受到攻击。当项羽带着他的主力军队东征齐国时，刚刚占据关中地区的刘邦便迫不及待地率军攻入彭城，这一事件也可以反映出项羽以彭城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是多么地不稳固和易被攻击。但是，当刘邦占据彭城之后尽管他掌握着占据绝对优势的军队，而他依然无法抵挡住项羽少量军队的回击，除了因为他的军队是乌合之众而项羽的军队勇猛彪悍之外，还在于刘邦遭遇了与项羽同等的困境即彭城周围没有可以凭借来防守的险阻地带。相比较而言，刘邦所占据的关中地区地势险要、能够从中汲取的战力也十分充足，当初秦王国就是凭借着关中地区而最终消灭了东方的各诸侯国而一统天下的，项羽的军队终整个楚汉战争的始终都没能踏入关中一步即可以说明刘帮在关中的根据地有多么地稳固。由于占据了关中这块稳固的根据地，所以刘邦在一次次的失败过后总是能够及时地从关中得到粮饷和军力补充，而项羽的军队尽管在初期十分强大，但是由于其以彭城为中心的根据地太不稳固、总是受到周边敌对势力的骚扰因而难以及时有效地获取足够的战力补充，结果便呈现出了一种滑稽的局面：刘邦的军队总是打败仗却也总是能够在败仗之后重新振作、越战越勇，项羽的军队总是打胜仗却总是在胜仗之后变得更加疲惫、以致于最终变弱小了。

当然，刘邦最终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也并非完全归结于其占有了关中这块根据地的缘故，如果他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与谋略来充分发挥关中地区的战力，而他同样会遭受失败，由他亲手所灭亡的秦王子婴虽然占据着关中地区而就是因为其自身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谋略来充分发挥关中地区的战力因而才最终国破家亡的。

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战术理论家吉伯特在其《战术概论》中将战术即今天我们所称的战略的涵义扩展指整个军事学科，在他看来，涵义得到扩展后的战术-战略包含有两个部分“一是军队的征募和训练，二是指挥艺术，即当时的人们所说的战术。”由此可见，在吉伯特的思维模式中，战略同样包含了三个环节，军队的征募代表着军事力量的产生、军事的训练代表着军事力量的维持，指挥艺术即战术则代表着军事力量的使用方法。然而，吉伯特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普遍流行的偏重军事指挥艺术之见习的影响而将军队的征募与训练这两个环节合为一个环节，而使得军队的指挥艺术这一环节占据了十分之一的比重。

战略基础、战略力量与战略行动。战略基础是指一个构成一个国家所有战略活动的物质条件，包括人口、土地、资源等一切有形的可以为国家所直接掌握和拿来使用的东西；战略力量则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物质构成条件基础上所产生的力量；战略行动是指这个国家在使用其战略力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行动模式。战略的应用，也就立足于一个国家对其战略基础、战略力量与战略行动这三个环节的综合应用之中。

战略对于这三个方面的评定过程是，战略基础是否雄厚、战略力量是否强盛和战略行动是否有效。战略基础雄厚、战略力量强盛、战略行动有效则是战略活动所要追求的三种最基本的状态。

一个瘦小的中国武师A能够击败一个强壮的美国拳王B，就是战略运用得当的原因。以两人的体态来比较，A瘦小，B强壮，A处于劣势；在力量方面，显然A的力量要小于B的力量，A仍然处于劣势，但是，最终的结果之所以是瘦小的A战胜了强壮的B，最关键在于A对于战术的巧妙运用，由于这种巧妙的战术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A在体态、力量方面的不足，因而使其能够取得战略上的成功。在这其中，需要明确区分，也往往是最容易混淆的是，A赢的关键是对于战术的运用与战胜是战略运用得当显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是从属于后者的一个直接起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 07:25
根基稳固方能一展宏图，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在他行事之前必定要对自己本身进行一番仔细的审视，就好比是人们早晨从家中出发，晚上回家中那样。家庭如同一个人的大本营，因为有了家庭这个大本营，他才能找到一种依托感，更为确切地说，是在家中寻求成功的动力。又好比是军事活动中的军营，军队防守要依托于军营，进攻要以军营为后方来为之提供直接的给养，如果一支军队没有一个稳固的大本营，那么就好似一个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的人那样，变成一支漫无目的地进行武装游行的散兵。

荀彧对于军事根据地的理解
194年，正在与吕布交战的曹操想要趁着徐州牧陶谦刚刚病死之际发兵攻取徐州，但是他的这种想法遭到了其手下谋臣荀彧的反对，当时曹操所面临的形势是，他在许昌周边的后方地方已经被吕布占有了很大一部分，尽管他在与吕布的多次较量中已经稳固了后方地方，然而吕布并没有被消灭因而一旦曹操放弃攻打吕布而转攻徐州，那么吕布就极有可能在曹操的后方对曹操形成威胁，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荀彧给曹操作了精辟的形势分析：

“从前汉高祖保有关中地区、光武帝据有河内地区，他们两人都是在巩固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才夺取天下，有了稳固的根据地而进军就足以战胜敌人、即使失败了也可以退回坚守，所以他们虽然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遭遇了败仗然而却最终能够凭借着稳固的根据地而夺取天下。现在将军你以兖州为根据地平定山东的战乱，百姓们没有不心悦诚服地归顺于你的。况且河、济这两个地方是天下的要冲之地，现在即便已经被（吕布军）破坏，然而仍然能够帮助你进行自保，这就是将军你的关中、河内根据地呀，不能不先平定这两个地区。现在你先发兵打败吕布的部将李封、薛兰，然后再分兵向东攻打吕布的部将陈宫，那么陈宫一定不敢向西出击，而将军就可以趁着这一间隙命令士兵收割成熟的麦子、积蓄粮食，然后一战就可以彻底打败吕布。打败吕布之后，再向南联合孙坚的力量共同讨伐淮南的袁术，那么你就可以将土地扩张到淮水和泗水一带了。现在如果将军你放弃攻打吕布而向东攻打徐州，在后方留守的兵力太多了你在前方可用之兵就会变少、在后方留的兵力太少而后方的民众都要被组织起来保卫城池因而农业生产也就会被耽搁了。吕布趁着你之前攻打徐州陶谦的时候在背后偷袭占有了你的大片后方城池，只有鄄城、范和卫三座城池没有陷落，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失掉了兖州这一根据地。如果你无法攻克徐州而吕布又在后方占据着你的根据地区，那么将军将在哪里安身立命呢？况且陶谦虽然死了，但是徐州仍然不是容易攻克的，这时的徐州吸取了之前被攻打的教训已经加强了防守力量、军民同心互为表里。现在徐州周边地区的人正在全力收割麦子，他们一定会坚壁清野以应对将军，将军进不能攻取徐州、又难以从周边地区搜集到粮食，不到十天时间而十万大军也会不战自困。之前将军你讨伐徐州的时候屠过徐州地区的城池，徐州地区的人为了给他们被杀死的杀人报仇也必定会奋力死守不会投降，即便是你侥幸攻占了他们的城池也难以收服他们的人心而保有徐州地区。像这样做事情顾此失彼、以大易小、以安易危、只看到一时的好处而不顾及根本的得失，是不可取的。这就是攻打徐州的三种不利之处，请将军仔细考虑。”

曹操听完之后放弃了先攻打徐州的想法而改变路线为首先除掉威胁其后方地区的吕布然后再进取徐州，后来曹操正是在这一策略的指引下战胜了吕布最后又夺得了徐州。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4 08:01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根据地的理解
东汉末年的刘备在遭受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之后，在一次招揽人才的行动中遇到了诸葛亮，刘备向诸葛亮诉说了自己征战多年却一无所成的痛处并请求后者给他出一良策，诸葛亮随即给刘备作出了形势分析并给他提供了此后的战略规划：

“自从董卓乱政以来，天下群雄并起，占有数郡之地的人不计其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声望低而其兵力也很少，然而最终实力弱小的曹操却能够战胜实力强大的袁绍、由弱者变为强者，这不仅仅是天时的因素，也是因为他的人事谋略得当。现在曹操已经拥兵百万，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诸侯，这确实是不可以与他争锋的时候。孙权占有江东之地，已经经历了三代人，江东地势险要而民众都归附于他，贤能的人才也都被他作用，因而江东的孙权只可以与他结盟以作应援而万不可图谋侵占他的土地的。荆州北面临近汉水、沔水，南面到达南海，东边连接吴会之地，西边与巴、蜀之地相接，这正是用武的地方，而荆州的刘表却并不能稳固地占有它，这就是上天赐给将军你的土地，你难道没有意愿占有荆州吗？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当年汉高祖正是因为据有了这一地区而得以成就帝王之业。而巴、蜀地区的刘璋无能、在北边的张鲁也是平庸之辈，他们治下的民众富裕但是却并不懂得收揽民心，因此他们手下的有识之士都期望能够有一个英明的主子来带领他们。将军你既是帝王的后代，信义也传遍四海，招揽天下英雄、思贤若渴，如果你占有荆州和益州，防守着险要的地方，向西与各戎族部落和好、向南安抚百越各族、向东与孙权交好、在内部专心治理政务，等到北方出现变乱，你就派遣一位上将军带领一支军队从荆州出发经过宛地进取洛阳，将军你则亲自带着益州之军出击关中地区，那么中原地区的百姓谁敢不捧着食物与酒水来迎接将军你的到来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将军的霸业就可以成功，而汉朝皇室天下也就可以复兴了。”
诸葛亮的思路是很清晰的：，北方的曹操实力强大、兵锋正盛因而刘备现在还无法同他争雄；东吴的孙权继承其父亲和兄长的基业根基稳固、民心归附因而刘备现在也不能夺取江东地区；南部的荆州地区是战略要地而现今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平庸之辈因而刘备可以夺取荆州地区；西南的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国、物产丰饶当年汉高祖正是凭借此一根据地而最终夺取了天下，而四川的张鲁、刘璋也都是无能之辈因而刘备必然能够夺取四川；在刘备夺取荆州、四川之后，便以四川为根据地，在荆州地区保持守势以结好东边的孙权，在关中地区积蓄军力等待北方的曹操集团内部发生变乱时就抓住时机从四川出击分兵攻取中原以夺取天下。

商鞅对于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的理解
“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其意为：治理国家的人能够集聚民众的战力而不知道如何使用的国家就会混乱、治理国家的人只知道使用力量却并不知道如何集聚民众的战力的国家同样也会陷入混乱，因此知道调和这两方面关系的君主其国家就会强大、不知道调和这两方面关系的君主其国家就会被削弱。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5 08:02
水生态，即是地球上水的产生、维持和使用的循环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人类的作用，对于人类当然可以用“用水”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水生态的第三个环节，但是除去人类的“用水”之外，自然界的其他所有生命体和非生命物质的演进与变化也都离不开水的作用，而水参与生命体和非生命物质的演进与变化的过程，也即是自然界中的“用水”。

所谓兵形像水，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地球上的水生态循环系统是如何进行的。关于水的生态循环系统，自然界原本没有刻意的表述与关注，只是以人类为主体才有了这种说法并且刻意寻求掌握水生态循环的方法。同时，也有要先了解了水生态的循环过程，才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军事战略之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系统。

水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显眼地存在于水生态的全部过程之中，如果一个口渴的人能够通过某些办法直接用嘴接触到水源而他就能够将吸取到嘴中的水立即咽到肚子里面，在此其中你很难观察到居然会有水量被储存这一环节。但是，我们在此处所说的是水生态的一般性原理，是在考虑水生态全部过程或者至少能够代表全部水生态过程的某一个部分时得出的普遍机理。以数学学科中对于自然数1、2、3、4、5、6、7------这些不同数字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例，假如研究者们只是选取1这一个数字，而考虑的结果除了自然数只有1这一个代表一个的数字之外便不会有其他的结论了，但是假如研究者只考察1、2这两个数字，那么他得出的结论之中除了自然数只有两个之外、还必然有后一个自然数是前一个自然数之两倍的结论，现在假如这个研究者只选取1、2、3这三个数字来考察，而他得出的结论则会是自然数只有三个、这三个自然数由一个偶数和两个奇数组成、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自然数之各是中间那个自然数的两部以及后一个自然数总是比前一个自然数多出一个的结论，而事实上，除了自然数以一个为递增量的结论正确之外其他的善于自然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至少带有极大的局限性而根本不能用来推测其他更多的自然数。但是，这并不表示研究者就不能选取某些自然数来作考察对象了，自然数按照其数学逻辑有无穷多个因而事实上任何一个研究者也根本不可能全部列出来，但是只要研究者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可以代表整体自然数之间的规律性而他对于此段自然数研究的结论就能够适用于所有自然数，这种做法在逻辑学上叫做归纳法。现在，在研究水生态的全部过程时，要想将所有的水生态现象全部纳入进来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却可以通过选取某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水生态过程来提示整个水生态循环系统。这样，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就不会是将嘴直接插入水源处汲水然后立即下咽了，更不会是一个用户只在水龙头取出水的那一瞬间了，而是能够代表水生态过程的某一处水生态阶段。

况且，将嘴直接插入水源处汲水下咽，这种做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水源处的水质原本就非常高，否则你将嘴直接插入污水沟汲水下咽只会有损于你的健康甚至因此而剥夺人的生命。由此看来，将嘴直接插入水源处汲水下咽，这种不经储存过程就直接抽取和饮用的做法根本不具备普遍性，而只不过是在水源处的水质原本就极高的特殊前提下才能成立的。

现在稍微尝过化学的人都知道，学名为一氧化二氢的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分子与两个氢分子经过化学作用而生成，即便是对化学一知半解的人，也至少知道水是由氧和氢两种元素所构成。关于水对于地球生命体本身的维持和地球整个生态循环系统之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在此处不作进一步的阐述。

水的起源大致有三种比较常见的说法：第一种是水是在地球上的地质运动过程中发生化学作用自然产生的；第二种是自然界原本就存在着水；第三种则是地球上的水是从外部的宇宙星体上而来。后两种说法只是缓解了人们对于地球水起源的某些疑虑，但是却仍然没有从本质上来解释水究竟如何产生的问题，第一种说法尽管从化学视角解释了水是如何生成的，可是却又将水的发源限定在狭隘且笼统的地质运动过程之中。至于水究竟如何起源，这种争论根本无助于本章论述的主旨，只不过了解一下概况却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水生态的循环过程与其中所蕴含着的机理。而由于在人类的视野中，地球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或者承载了绝大部分水量的星球，因此在定义水生态和进一步论述的过程中是以地球和地球上的水为坐标系的。

人们知道了水是由何种元素通过何种途径生成的，这样就使得人们掌握了人工造水的方法，自然人工造水也就成了产生水的一种途径。人们了解了水是如何在地球上存在和以何种态势存在着的，这就可以使人类掌握更多的事水源产生地。

许多人只关注如何用水而根本不关注如何取消和水源究竟如何产生，这是因为他们或者对水源根本漠不关心、或者已经熟悉了日常生活中的取水的方法因而对水源没有刻意去想。我们无法苛责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关注水源，但事实状况的确是如果所有人都不关注水源问题而除非人类的对于水的运用过程恰好符合水生态的良性循环状态或者保持在最低限度不致在看得见的时间段内造成严重的水生态危机，否则人类不断用水和继续不关注水源问题的结果只能是水生态循环系统遭到破坏。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6 09:52
水量的储存形式
水量的储存形式按照是否有人工参与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自然储水，比如湖泊存水；第二类是人工储水，比如钢筋水泥池储水；第三类是前两类的混合体，比如人通过改造自然界湖泊的结构来进行储水。

水的使用
自然界用水
不仅自然界的生物需要水来维持生命，而且非生命体的运动本身也包含水的参与和运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沙漠的出现正是因为水分缺少的缘故，而平原、丘陵、沟壑这些地表形态的塑造也部分或者主要地应当归因于水流的作用。

相比较，生命体对于水的需要就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了，植物缺水就会枯死，动物断水就会干渴而死，水不仅参与动、植物体内的生理循环过程而且水本身也是包含在动、植物体内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界的用水，不像人工用水那样带有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原本就包含着一种水生态循环机理，可是这绝非是说自然界用水就一定会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而人工用水就必定会破坏水生态的循环过程，自然界的用水由于缺乏规划性因而难免会出现破坏水生态循环过程的问题，只不过人们没有或极少感受到自然界用水不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地震、海啸、洪水这些原本是自然现象，可是如果站在人的角度来考虑除了或多或少地受到人工影响之外，也主要还是受到自然界用水过程的影响。

人类用水
地下水原本就构成地球表层的承载物体，而现在的人类最常见的用水方式就是抽取地下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在使用地下水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改变着地球表层的受力物体，而如果人们对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储水位置的真空，相应的地表就极有可能因此而塌陷。一种比较典型的地表下陷现象是地震中某些高楼突然陷入地下或者某些公路突然塌陷，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人为的作用还很难准确地说明，因为地球本来就是在不停地旋转和进行不断的地壳运动的。但是，假如人们可以有效地控制用水度，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减少地表下陷的几率、进而也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免遭其害。

水生态的良性循环
如何才能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拓展水源、提升水质和有效用水。

1、拓展水源
水源的拓展有三条途径：第一条是在自然界中寻找和发现更多的水源地块，第二条是人类利用所掌握的行进科学技术人工合成更多的水，第三条是前两条的混合体即人类凭借其行进的科学技术对自然界中水的生成过程施加影响以达到生成更多水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地球表面大约有75%都是水，而巧合的是人体内水的含量也占据了大约75%的比重。水和陆地这种比例分布只是笼统的区分，要想寻找到水资源，第一步就是要看看世界大陆和水域分布地图，也即是七大洲与四大洋的分布、也包括陆地上的湖泊、河流分布，做到了这些，我们就会对水资源在地球上的分布首先有了一种直观的或感性的理解。

由于每一个生命体的演进与维持都必然有水的作用，因此事实上每一个生命体也可以看作是储水之处，尽管在沙漠中一些施行者为了解决干渴的问题而曾经杀死过骆驼以饮其血液，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这种从有机生命体内夺取水分的做法。生命体中还有无机生命体，主要是指植物类，尽管我们也不提倡直接从植物体内夺取水分的做法，可是由于植物本身具有汲取地下水到地表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植物的蒸腾作用来达到间接利用地下水的目的，此外，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也有助于水的生成，因此我们也可以适当地种植更多的植物以增加光合作用的规模从而达到增加水的来源这一目的。

由于生命体本身就需要水量，因此从生命体中寻求拓展水源的做法只能算作是权宜之计或者在更多时候根本解决不了眼前的水源短缺问题。这样，自然界中非生命物质结构与形态中所储存的水量就成了人类日常用水的主要来源。

2、提升水质
    静化水质和保持水的流动状态，是从水本身的特性入手来提升水质的，而治理水污染则针对的是已经或即将受到污染的水而言的，前两种做法是治本、后一种做法则是治标。
静化水质
保持水的流动状态
水的衰老：除去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质之外，水本身就像生命体一样也有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所谓“流水不腐”，水的衰落正是因为其缺乏流动性所致。由于水分子的结构形式主要是主链状，假如一直保持静止状态不对之进行物理撞击，而链状结构就会不断扩展从而导致水分子变质。此外，如果水一直处于静止状态，就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进而导致水质下降。

3、有效用水
有效用水，是指人们在用水的过程中注重方法和效率，同时也能使得使用水的过程不对水的产生和储存过程发生负作用。

节约用水
节约用水并非单独是单独存在的现象而且也并不单独发挥作用，因为如果人们在某些事情上根本不用水而水本身会得到最大限度地保留。因此，节约用水只是在有效用水的过程中进行的，用水本身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活动价值，而为了实现这种价值就不能吝啬于对水的使用。这样看来，所谓节约用水，其核心是要避免水在使用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了。

环保用水
在许多时候，人们在用水的过程中首先和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或特定的社会目的，而当这种用水方式与水生态循环系统发生冲突时，人们会舍弃后者。但是，长时间的积累却足以导致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都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现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却仍然在重蹈着发达国家曾经的覆辙。

与节约用水相同的是，环保用水也是在有效用水的过程中进行的，人不可能为了完全保留自然界的水而根本不用水，但是在用水的过程中却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来使其用水的过程不至于对水生态本身造成损坏。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7 08:04
兵形像水，水生态循环过程本身就蕴藏着军事力量的动态循环原理，了解了水系统的运作原理，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军事战略的内涵。抽水就好比是在创造军事力量，蓄水好比是维持军事力量，用水如同使用军事力量。

水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而其余两个环节就都会受到影响，进而整个水生态循环系统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被严重破坏。水的产生这一环节遭到破坏，而新产生的水量就会减少，储蓄中的水量不断被使用而新增的水量却日益减少，这样会导致用水短缺从而造成旱灾，用水量一旦被迫减少，而人类原本众多的生命过程和社会生活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如此人类文明就会开始衰落。水的维持这一环节出现了问题，不仅水质会下降而且由于水的储蓄前后衔接着水的产生与使用这两端，同样会使得水生态循环系统遭到破坏，水质下降而人类在使用水的过程中使用相同量的水就收不到原来的那种效果，或者由于水质下降严重而导致使用水之后对人类的生命和社会生活活动造成严重的损伤，储水的环节遭到了破坏，新增的水量就无法正常地储蓄或者虽然储蓄了可是由于储水环节已经遭到了破坏因而原本高质量的水一旦储蓄进来就立即变质。水的使用环节遭到了破坏，过度用水、滥用水量，致使水的产生跟不上消耗速度，而整个水生态循环系统同样会受到影响，人类用水方法不得当还极可能造成水源的污染，比如工厂里将用完的工业废水直接排进江河里这样当人类再次从江河中取水时其所取到的就是质量已经下降或者已经变了质的水，受到污染的水储蓄的时候本就会使原来被储蓄的高质量的水同样受到污染，此外污水对储水之处本身也会产生腐蚀作用，而一旦储水之时又不懂得保持水流动的道理而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使水的消耗速度不超过水的产生速度，这样可以从两头入手来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在某些情形下，由于事先储存了规模量大的水，因此在使用时可以依据既有的水量和在预定使用期限内继续产生的水量而使得水的消耗速度远远超过了水的产生速度，但是这种情形必须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并且根本难以持久，对于其中某一个这样做的人、组织或国家而言这种做法是可以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持续下去的，但是对于地球整个水生态循环系统而言显然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保持水的流动性，使得新产生的水量不至于被存入库中积压起来从而导致变质，这样就需要及时充分有效地使用水。人类使用水绝不等同于浪费水，因为使用水的过程也是人类本身的生命机体、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过程得以进行和继续下去的价值所在。所以，将水储存在某个板块长期不用，这是非生命物质中常见的情形，可是对于人类而言，水既然产生了就是要拿来使用的，能用水而不能聚水与能聚水而不能用水，这两种做法都是非常极端且具有极大危害性的。

由于水资源本身分布的不匀称性和众多自然的、人为因素的影响，水生态循环系统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且即便是人们有意识地去通过各种努力来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而实际上真正能够做到完美的情形极少出现。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此就放弃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了，的确人类无法主宰所有事情，但是却可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竭力做好一件事。尽人事与放弃不管是两个层次，实现水生态的良性循环则是一种目标和方向。

技术的进步从来都不能等同于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先进的技术如果不能被恰当地使用，反而会对水生态系统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以色列人的滴灌技术世界领先，这种技术帮助原本地域狭小和淡水资源短缺的以色列提高了用水效率和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但是当原子弹被投放之后、当核能泄露之后，当地的地表水就会受到核能辐射的影响而变质，这样当地人就无法再正常地使用地表水了。因此，在任何时候，不论技术如何突飞猛进、也不论技术装备如何日新月异，最为关键之处还在于人类是如何使用它们的。

所谓治理水污染，如果只是狭义地将之视作为改善已经被污染了的那一部分水，这就可以归类为提升水质这一环节。但是，水污染的治理却绝非仅仅限于这一个环节，因为在人类抽水和用水的过程中都会造成水质的污染，而如果不同时关注水的产生和使用这两个环节，刚刚被改善的水质因为新的污水不断产生而再次变质，这样就是徒劳无功了。治理水污染，首先应当从源头即水的产生这一环节入手，假如一条河流在其发源处就受到污染而整条河流都会受到污染，同理，水的产生这一环节出现了问题而水的储存和使用过程就都会受到影响。接着，需要提升水质，不论水的产生与使用过程是否对水质造成了污染，既然水质已经下降那就必定要对之进行改善，一个人既然已经生病了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给他治好。最后，是有效用水，这其中包含着节约用水和环保用水，在人类用水实现其特定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不至于因为其使用方式的不当而对水质造成破坏。

这样看来，治理水污染，更像是一种战略决策的过程，而决策者所要关注的则是水这一主体的产生、维持和使用的全部循环过程，反过来说，从水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为构成部分的水生态循环过程全面入手来治理水污染，这就自然构成了战略的过程。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8 08:09
根本不关心水污染的问题而水生态循环系统就会被肆意破坏，仅仅关注水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治理水污染也只能收一时之效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部问题，关注了水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却并不懂得三者之间的前后衔接与作用关系，如此治理水污染也只能是依葫芦画瓢、治标不治本，只有通晓水生态循环过程中三个环节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它们与水生态系统整体之间的恰当关系，这样治理水污染才能够做到全面、彻底和更有效率。

某些环保部门在治理水污染的时候，更多地是从水源处入手，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类在抽水的时候对水质造成污染，至于对水的维持和使用这两个环节中的问题，环保部门或者漠不关心或者限于职权范围而无法干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环保机构天天打着治理水污染的旗号、并且的确也整天都在忙碌着，但是其治污成效甚微以致于人们反而会以为这些人只是在应付了事。

现在某些工厂和企业受到政策影响或市场经济前景的考虑而开始注重在生产过程中防止和减少水污染，它们常见的做法是的将产生的废水进行物理或化学处理以便使之达到政策许可的排放标准，可是它们却极少关心不是如何产生的和水应当如何被有效地使用，这样生产的过程中的确改善了水质，可是除此之外，就再也收不到其他的效果了。

一家一户从水龙头中取水使用，如果发现水质下降他们可以向水源供应商反映问题或者自己想办法将取出的水净化之后再使用，要想使一个普通用户关注水是如何产生和不是如何储存的这两个环节是很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只是在付费用水、他们没有意愿或者即便偶尔有意愿也的确限于自身的能力而无法干预水的产生和储存这两个环节。

正是因为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人在对待水生态循环过程中所关注的环节不同或者只是偏向于某一个环节，而相互之间却又缺乏协调与配合，这样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都在忙着为治理水污染尽心尽力，可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件和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很快就被三个环节之间的脱节和摩擦作用所抵消。而抵消的结果，总是会使得水污染持续恶性循环下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现在，一个国家针对它的公民们制定政策要求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用水的时候都要杜绝浪费、环保用水，可是对于那些用水量极大同时污染也最严重的组织和企业却视而不见、或者虽然干预了却成效不大，这样即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在日常生活中有效用水，而对于水污染的治理而言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就被更多和更严重的水污染所抵消了。

一部分人以为地球上的水资源永远不会消失，并且现在人类所使用的水量也只不过占据其中微不足道的比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自然界的水生态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有其原本的循环机理因而由人类去关注和作用于水生态循环系统是杞人忧天。一个每一天所用的水量，相比于人类总体抽取来供人使用的水量只是沧海一粟，而人类总体抽取来供人使用的水量相比于地球上整体的储水量而言同样是不成比例，可是人类用水也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并且地球上仪态的绝大部分水资源都不是专门适用于人类的淡水资源，因而在考量的时候应当将人类的用水量与地球上能适合人类专门用水的那一部分水量作比较。

水生态循环过程中水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由于其原本具有的客观性凭借人力根本无法完全消除，但是水生态的循环过程却会因为人力的介入而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即便是现在地球上所有的水都受到人类的污染、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体都面临灭绝的厄运，而对于水本身而言原本就是无所谓的，生物灭绝了，全部受到污染的水也会在更为漫长的地质运动中渐渐净化，这样新的水生态循环系统也极有可能被再次建立。但问题的关键之处却在于，人类灭亡的命运不可能等到几百甚至几万年后新出现的水生态循环系统来拯救，所以人们现在就应该竭力去实现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的同时也就是在帮助人类自身延续其生命和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像石油这种现代工业和社会活动所稀缺的重要战略资源，是亿万年前动物的尸体在封闭的岩层中经过漫长的物理和化学变化而形成的。石油并非不可以再生，但是却需要亿万年的漫长过程，而在19世纪人类一旦发现石油资源并将其大规模应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之中，短短两个世纪内就造成了石油资源的紧张问题。两个世纪的极速消耗与亿万年的漫长形成过程相比，可以认为现在的人类是在对石油资源进行纯消耗了。由于凭借现今的科学技术难以有效地制造出石油资源，而人类对于石油资源迫在眉睫的需求又根本等不及亿万年后石油再度形成，所以现在的开源也只不过是探寻更多未被发现却非常有限的石油资源，节流做得还比较好，人们已经找到了用电能、太阳能这些能源形式来代替石油的方法并且已经部分地付诸施行了，可是问题的关键也就在于，在一种纯消耗的整体框架之中进行开源节流，其实际效果即使已经达到了目前最好的状态也仍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石油资源稀缺的问题本身，况且过去的两个世纪甚至直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将石油资源的开源节流做到最好状态。

当然，石油资源并非人类唯一的或者离开就无法存活的资源，但是仅就人类对于石油资源的开采、储藏和使用过程来说，是人类的整体运用过程破坏了石油资源的自然循环状态，使得自然界的石油资源的生成与消耗的速度产生极不对称的巨变。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9 08:00
一部分人的观点是，战略即是指挥军队作战的艺术，另一部分人的观点是战略等于后勤加作战。

前一种观点毫无缘由地只关注军事力量如何被使用的问题，后一种观点的进步之处在于其开始关注使用军事力量之外的问题。然而，战略等于后勤加作战的观点，还是极为模糊和难以准确提示出战略真谛的。因为只关注如何使用军事力量的观点受到指谪，因而一部分人开始探索和思考作战之外的问题，但是这一部分人为了寻求便利或者懒得进一步思考因而将战略问题简化为有了军事力量和使用既有的军事力量这种两分法，结果就是后勤观念和理论的显现，理所当然地除了作战以外的问题就属于后勤、而所谓后勤也即是非作战领域。

一名指挥官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统帅军队赢得战争胜利，可是一个战略家却不应该这样做。将后勤等同于非作战问题，则显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探索和认识一个领域的真正做法首先应当是摸清楚这一领域的内在特质、接着找出与这一内在特质相符合的外在延伸、最后再对这一领域进行整合或重新塑造，而将后勤划分为作战领域的做法则只不过是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模糊的大致范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想要进一步拓展战略观念和理论体系的人却止步于此，只满足于非作战领域这一模糊的范围认定而不去深入探究。

我的看法是，后勤是一回事、训练是一回事、作战是另外一回事，战略则是后勤、训练与作战这三个环节的统一体。

战略这棵大树
战略原本是一片空白，重权派在其中画出了一条线，尚谋派在线的两侧平添了许多支线条，而奠基派则在这条线的尾部画上了根茎，于是，战略这棵大树跃然于纸上。

依据战略的三个过程来给战略下定义
要说给战略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许多人会脱口而出：战略就是使用军事力量的艺术。21世纪之前的战略论著大都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力量如何使用这种战术性问题上面，真正能够涵盖军事战略整体面貌的论著寥寥无几，并且人们又总是习惯于将战术性的东西混同于战略本身。

战略，即是相关主体创建、维持和使用军事力量以达成战略目标的政策过程。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叫做战术。

一说到军事战略，许多人往往也会首先想到战争，狭义的军事战略所研究和论述的主题也即是战争。然而在此处，我所要讲述的军事战略其含义将大大超出战争这一主题，并力图将军事战略的定义拓展到军事力量形成的方方面面。

错把谋略当成战略
谋略所关注的是如何使用军事力量，而战略不仅要关注如何使用军事力量还同时要关注军事力量如何产生和维持。谋略可以看作是战略三大构成要素之中的一个，但是谋略本身却绝不能等同于战略。

战术的确是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但是假如一个人在谈论战术性问题时总是将战术说成是战略，这就太不恰当了。一个人的手当然构成这个人的一部分，可是当我们说自己的手时却不能说这就是我自己。事实是，将战术混同于战略，不仅无助于战术本身的讲解，而且很容易误导别人。

现在教授领导学的人大谈特谈应该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去管理别人，却极少有人想到究竟权力本身该如何获取和保持，离开了权力的获取这种首要的必备条件却大谈用权力去管理别人，这就是脱离实际，不教人如何保持权力这一环节却凭空教人如何行使权力，这就是空洞的说教。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现今的战略学教学中，教授战略学的人只是强调如何使用既有的军事力量，却极少有能够专门讲解如何创造军事力量和保持军事力量的。专门讲授后勤学的倒是不在少数，然而现在绝大部分后勤学教程却将军事力量的产生和维持这两个环节混淆在一块，接着又将后勤学搞成了服务于战争的笼统、模糊的学问。

一部分人对于战术的单方面迷恋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他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而根本无法洞悉战略的整体内涵。

战略、策略、谋略与战术
战略包括战略主体、战略目标与战略主体选择用以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途径这三个基本要素；策略、谋略与战术都属于战略途径的范畴之中，但是这三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策略偏重于应急和强调全局与局部、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牺牲关系，谋略在更多时候因为其牵涉范围极广而更接近于战略本身，但是由于它所侧重的是如何行动，因而谋略无法等同于战略本身，战术则是战略中用以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行动方法。策略与谋略的选择都会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战术的选择，如果策略与谋略更多地属于宏观层次，那么战术则相应地可以当成是属于微观层次。

战略通常只有一个，策略、谋略与战术则可以灵活多变拥有多个。战略不变策略变，是说战略主体选择战略途径实现战略目标这一整体框架不变，策略变是说战略主体所选择用以实现战略目标的策略途径可以依据现实状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或者更改。

战略通常只有一个，而策略却可以灵活多变。因此，我坚持认为，人们不应当很随便地谈论和轻易地更改战略。相对应，策略即达成战略目标的选择途径则可以根据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甚至更新。因此，我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是，变策略不变目标，这并不是说战略目标是一种死板僵化的东西，而是说战略目标是你应该始终坚持的方向和理想状态，即便是你不得不更改目标，而你在更改之后也依然会坚持这种新目标而不轻易动摇。

战略主体与战略目标并不是静止的，战略主体首先就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或者人所组成的代表团体利益的小群体，战略目标也需要与战略主体所能选用的手段与支撑这种手段实行的实力条件之间保持着对应关系。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11 07:24
战略不是艺术
战略是一种有章可循的东西，而那些将战略视作为艺术的人或者是错误地将战术性的艺术混同于战略，也可能是由于没有掌握战略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因而用艺术性来填补战略思维的空白。

当然，说战略是有章可循的并非是要僵化人们的思维，也并非是要以若干简单的公式或规则来概括战略，而是想要表明这样的一种观点，即战略必定拥有其本身的规律性，如果用那种不易被常人所理解或者根本就不适合的无形的艺术性来理解，那么，战略也就没有它的实际意义了。

所以说，用艺术性来概括战略只会将战略伪装成一种神秘不可测的东西，就如同美化一个人而将他拔高到无所不能的圣人那样。而事实是，战略可能具备艺术性的成分，但是其规律性则占据着主要的概念意义。

战略的根本意义在于指引前进，如果一定要将战略当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待，那么可以据此得出一个必然性结论，即一个战略家必定同时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艺术，那么他所深入研究或成功制定、执行的战略就不能用艺术性来表述，但事实并非如此。艺术的成就最主要的是依赖于灵感与哲理的感悟，而战略家虽然必定要具备灵感与哲理的天赋，然而，战略则必须对于主体未来的命运负责任，因而，战略必定是一种具有严肃性的东西，否则那就是在拿主体的命运来作试验品，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一个理论家可能凭借过人的天赋而获得对于社会的丰富认知，但是却不能依靠理论家去承担社会发展实践的角色，并非是说理论家一定不具备实践能力，而是因为理论家所具备的艺术性气质不能适应严竣的现实，一个战略家可以借助于艺术性作用来研究战略，但是却绝不能将战略视作为艺术。艺术必定具备理想化的内容，而战略则需要觖决的是现实性问题。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14 07:58
如果我们承认军事力量原本就有其自身的生存法则，并且也接受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循环过程就是其生存法则之全部内涵的话，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也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来改善这一循环过程以便使军事力量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和形态发展。此外，我们也一定要摒弃一种陈腐的或者固执的偏见而认为在某一部分人发明战略这一概念和提示出军事力量对生存法则的全部内涵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军事战略这一种事物，因为众所周知所谓概念也只不过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这样反推就可以得出被我们形容为军事战略的这种事物必定早于军事战略的概念称呼本身而存在，换句话说，不论人们是否发明了军事战略这一概念和拓展了其概念体系，只要军事力量在按照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自然的循环过程发展着而军事战略这种事物就自然地存在着，只不过相对于人们发现和掌握它之后以主观的和刻意的设计来塑造的情形来，自然存在的军事战略是客观的和无意识地进行着的。

战略家的严谨思维与冒险精神至少要胜过任何一个普通人，战略家既不以刻板教条为原则，也不以灵活多变为习惯。战略为人们提供的确是行动指南，而非你可以作为行事准则的条条框框。

我阅读过众多军事方面的著作，总结出一条普遍的规则：决不可将全部兵力一次性投入战斗，最好是把兵力分为若干部分来作连续使用。

人们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入同一个篮子里”，似乎就是这个道理，规避自身利益遭受全部损失，这话对于那些谨慎为事的人来说再恰切不过了。

然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却不应当拘泥于某一种手段的具体使用，只要符合战略要义准则，任何一种手段都有其存在价值，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件事情上，固然有其巨大风险，但小心谨慎有时也只会适得其反。

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事物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的，因此说，个人不必为眼前的僵局而愁眉不展，战略家也不必为现实的困局而忧心重重，只要把握住了事物变动的规律与状况，那么困局很快就能够被打破。

战略家的主动精神至少要胜过任何一个最普通的人。人们也只能对过去的事情做精确的理解，而对于未来的事，则永远都不能摆脱揣测的成分。战略家不仅要知道朝着目标向前看齐，更应当懂得站在目标处向后倒置推理。从功效的角度讲，能够带来巨大功效的战略就是成功的战略。

战略主体通过情报传递了解战略环境，并据此情报与自身状况制定、实行或修改战略，继而又影响到战略环境，而战略家则显然处于专业化的全盘规划地位。

所以说，比较一下谁的战略基础雄厚、谁的军事力量强大、谁的战术运用得更加巧妙、军事战略哪一方规划得当、对照一下战略环境对哪一方更加有利、战略情报哪一方利用得更为高效，这六个方面就是判定军事战略成败之标准了。

谋略家未必懂得战略，战略家却必然精通谋略。研究战略的人，如果不搞清楚谋略家与战略家之间的区别，而他们就极容易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

所谓“兵形像水，水无常势，兵无常胜”，孙武将用兵的情形比作水流是很恰切的。在我看来，军事力量既像水，也很像人性，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欲望与后天环境塑造而成的欲望形式。尽管在某些条件下人性可以被强制改造，但是与其强制改造人性，倒不如顺着人性本来的面貌、像疏导河水流动那样来疏导人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顺应从属、因势利导。

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三个环节所构成的循环系统就如同人性一样，尽管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强制更改，但是为什么人们不尝试着从其循环系统本身着手、像疏导河道那样疏导军事力量的动态过程，从而使其产生、维持和使用的循环过程顺利进行呢？

战略的精髓即在于实现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那么战略家的职责也就在于具体地去操控战略这三个环节之间的良性循环过程。那种将战略家当成是想像力丰富的艺术作品创伤者而认为战略家必然要凭空捏造一个不切实际的战略的人，还有那种将战略本身当成是神秘不可测之物而自作崇高的战略家本身，都是没有理解或掌握战略精髓的人。从前大禹王治理黄河洪水时，发现用泥土堵塞的办法根本阻止不了洪水，于是便转而采用疏通河道、开凿新水道的办法成功将洪水引导入大海之中，而水患因此得以解除。现在的战略家们，应该学学大禹王治理洪水的道理，顺着军事力量本来的面貌去引导其为国家所用。

军事力量在使用过程中具体的使用方法和所取得的效力都有所不同，操控着整体循环系统的战略家不可能事必躬亲，但是战略家却并非不可以影响和作用于军事力量的具体使用过程，只不过是战略家的影响和作用更多地是宏观层次上的。战略家的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着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持续不断的良性循环系统，因此，假如战场上被消耗掉的军事力量得不到及时补充这就应当归咎于战略家，而如果有了及时的军事力量补充却不能取得战斗胜利这就要归咎于前线指挥官。所谓战略家对军事力量使用过程的宏观作用，是指战略家要保障这一环节的持续进行和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循环系统的良性状态而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军事力量使用过程中的效力。战略家提升军事力量使用效力的途径，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内在的是指通过设计、制定可操作性强的使用章程甚至操作手册来使具体的操作者更加有效地提升效力，外在的则是指战略家通过对被消耗掉的军事力量进行及时有效的补充和通过在其他两个环节中所增强的效力来间接作用于军事力量的使用过程。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15 08:11
真正的谋略家们以为战略家的称谓更高级，因而他们自称为战略家；真正的战略家们关注到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之间的循环过程，但是有时也会因为他们在军事力量如何使用这一环节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因而使得他们在实际行为上更像是谋略家。

战略实施者
并不能消除或者创造自然规律，却可以知道利用自然规律的办法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促使自然规律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战略实施者所要做的事情。不懂得如何具体地创造力量却未必不知道促进力量创造的办法，不懂得如何维持力量却并不一定不知道促进力量维持的方法，不晓得如何指挥军队作战然而却并不代表不懂得如何促进军队更有效力地作战。这绝非是要割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而是以整体战略的视角来观察和考虑问题，这样战略实施者就不必事必躬亲或越俎代庖了，只要他懂得如何在整体上把握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整体过程，只要他能够促动这三个环节顺利有效地进行下去，而军事战略就会发挥出应有的效用来。

陆战、海战、空战，这些不同的战争样式尽管繁多，可是却有着共通的地方，它们都是在使用军事力量并且衡量它们的根本标准是实际作战效力，因此战略实施者只要牢牢地把握住使用军事力量和以实际作战效力为依据的衡量标准，就可以促动战争朝着更为有利的方向进行。这样看来，战略实施者所关注的应当是那些共通的东西和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不错，战略实施者务必要牢牢地把握住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他就可以对整个军事战略实施操控。

评估军事战略效力的方法
既然军事战略的运作过程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那么评估军事战略的方法就应当从这三个环节着手。

一个人身体臃肿、精神萎靡、行为散漫，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缺乏效力的，同样，一个国家创造军事力量的体系混乱、维持军事力量的体系紊乱、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和目的杂乱无章，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军事战略缺乏效力。由此可见，所谓军事战略的效力，是在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动态过程及三者相互之间的配合过程中形成和进行评估的。

新技术可以带来新的军事力量，既有技术本身的改善也可以使军事力量本身得到改善。但是，不论处于哪一种情形，技术进步对于军事力量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质量上的进步。
军事力量的生产体系，本身也蕴含着技术进步的空间，但是生产体系中技术的进步则直接从属于军事力量在数量上的改善。

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财政划分来评判军事力量的时代，军事力量的增长必然首先意味着军费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但是，军费与财政之间比例的变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不能真正反映军事力量的实际增长状况。

一些国家财政收入保持不变甚至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可是其为了达成某些特殊目的却大肆增强军费开支，另外一些国家尽管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但是其出于另一些特殊目的而不断压缩军费开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绝不是单独可以用钞票发行的多少可以替代的，而是建筑于其实际经济体系的不断扩大和改善这些现实条件之上的，相同的道理，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增长，也绝非是用划拔了多少军费可以简单衡量的，而必定要建筑于其军事生产体系本身的扩大和改善这些现实条件之上。

军事战略讲求实际效能，因此就必须以军事体系本身的实际发展为依托，军费开支如果有必要也只应该是作为一种参考性因素而存在。

军事战略指数       
军事战略指数，等于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军事力量本身的大小与军事力量的使用这三者之间的几何数。

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
这里关注的不是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本身，而是在这些基础条件之上，一个国家利用其创造军事力量的体系、规模、质量和速度。

军事力量本身的大小
这一方面主要从军事力量本身被维持的体系、规模、质量和水平来进行评估。

军事力量的使用
军事力量的使用效力，则要从其实际达成目标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对比、其使用的方法、其损耗和战略目的之间的得失对比这三方面来进行评估。

传统的军事力量测评方法只关注军事力量本身的大小，而很少重视或者根本忽略了军事力量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使用这两大环节。

衡量军事战略效力的一把尺子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评比不同物体的长度时，他们心中总是会不自觉地存在着一把长度和标量已经固定的尺子，他们在说哪个物体更长或者哪个物体更短时省略掉了用他们心中的那把尺子来进行统一衡量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实际上也适用于人们对于其他事物按照其他标准所进行的评比，而在此处，我只想说，这种做法也同样适合于对于军事战略效力的评定。

当军事历史著作者们对历史上的某一次战争进行细致的叙述时，他们要对交战各方的军队数量、战斗力、战术、统帅才能、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进行对比，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在他们心中早已存在着一把相同的尺子，这把尺子首先假定交战各方的军队数量、战斗力、战术、统帅才能、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是完全相同和对称的，他们不自觉地以此为依据来找出交战各方在对比过程中的不同之外，然后将这些不同之处用以解释最终的战争结果。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16 08:05
这样的一把尺子，如同市场经济学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军事评论家们和正在作战的军事统帅们的心中发挥作用。

不能确切地了解到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战略和战术都遭遇了构思上的尴尬处境，它们在被设计和执行时不再以实际效力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在某些人的眼中一定要配上五花八门总之是让人一眼猜不透的重重机关才被认为是合格品。于是，你问一个人什么是战略，得到的回答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不着边际的理想境界，你又问这个人什么是战术，这一次的回答更简单明了-偷袭。

为什么在那些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兵力较多的一方反而屡屡遭受挫折？何以那些兵力居于劣势的一方却反而能够认清形势和采取有效的对策？假如前者因为兵力优势而产生自满情绪，那么这种自满情绪究竟又是什么呢？拥有兵力优势的一方其所产生的自满情绪又是如何影响其战法呢？

要想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在此暂且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假定有这样两种标准的状态：一种是，当甲方所拥有的兵力数量刚好能够保证他战胜乙方，少一个士兵就会导致战败或者无法取胜，这种标准状态也可以看作是保证甲方战胜乙方的最低兵力界限，这种情形不论谁处于优势都同样适用；另一种是，只要甲方的兵力优势保持在某一个确切的数目之上，则其无论采用何种战法同样都可以取得胜利，所不同的只是每种战法所付出的代价、时间与歼敌数量，这种情形下甲方必须拥有一定的兵力优势。这时，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在那些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兵力处于优势的一方其所处的状态恰好就在于这两种假定的标准状态之间，因为甲方的兵力超过了前一个最低界限，所以他就有明显的取胜可能，这时，甲方的优越或自满情绪也就由此而产生，可是同时，由于甲方的兵力又没能达到后一个最低界限，所以也就无法保证他在任何战法指导下都能取胜，只有甲方采取正确的战法充分发挥其兵力优势他才能够战胜乙方。这样，甲方由于拥有兵力优势而在潜意识中以为自己达到了后一个标准界限，即误认为自己无论采取何种战都能够保证胜利，如果乙方不能及时察觉并充分利用甲方所采取的战法中的某些纰漏，那么甲方的兵力优势就足以弥平他在战法上的错误，相反，一旦乙方及时察觉并充分利用甲方战法中的错误而他就有战胜甲方的可能性。

但是，这是否能够说明那些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的统帅者身上具备超乎于敌人的心理素质和优越能力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看看乙方在兵力处于弱势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由于兵力处于弱势，所以乙方就会产生悲观和失败情绪，而且事实上这种悲观和失败情绪对于乙方战法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自满和乐观情绪对于甲方战法的影响。与甲方刚好相反，在乙方潜意识中，他误以为或者自卑地以为自己没有达到前一个标准，因而无论他采取何种战法都必然要遭受失败。这时，如果乙方自暴自弃的话他就必然要遭受失败的厄运了，可是正是因为乙方将预期结果估计得最坏，所以只要他稍微发现甲方的某些缺陷其内心就会受到激励。既然一点点儿好的运气或者局势对比的变化都能给乙方带来宽慰，那么乙方自然就会时时留心发觉并及时利用甲方所出现的纰漏以弥补自己在兵力方面的劣势，直到他发掘到甲方的致命缺陷或者由之前所发觉并及时利用的一系列错误积累的效果足以扭转战局为止。

由于兵力优势处于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尴尬状态，而甲方又因此而误以为他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此，哪怕受到稍微的挫折，甲方原本乐观的情绪就会受到打击。随着乙方对于甲方一系列错误的发挥和利用，甲方的乐观情绪就会呈现递减效应而同时他犯错误的几率也就会反向呈现出递增效应。反过来，你当然可以想像出，当你的敌人因为一点点的胜利而劲头越发充足时，他的悲观情绪的改善也就会呈现出多么明显的递增效应。与甲方高估自己实力优势所产生的自满情绪不同，乙方由于兵力弱势所产生的悲观情绪在得到逐步的改善之后，他所抱有的仍然是悲观情绪而绝非是自满情绪，只是他这时已经得到改善的悲观情绪已经被他实际上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胜利所弥平了。

一个讲求实际效力的战略家，不应当怀抱有胜利者其心理素质必然优越于失败者或才胜利者根本不同之类的命定式思维模式，更不应该以马后炮的姿势来研究各式战例。在那些以少胜多的战例中，悲观情绪对于居于劣势一方的影响与乐观情绪对于兵力处于优势一方的影响是同等的，所有决定战争胜利与否的是你所拥有的兵力和你实际采取某种战法所取得的实际作战效果。在胜利者身上所具备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往往在失败者身上也同时具备，只不过前者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各种条件而后者并没能做到。

实际购买力
由于我们评估的是军事战略的实际效力，因此，对于军费开支的换算是按照一国军费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的。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为军队所拔出的巨额军费完全能够帮助它在美国购买到充足的石油，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石油出口日本的政策限制以及后来美国政府对于日本在美资产的冻结，使得日本人手持大量货币而实际上却购买不到它所紧缺的石油。在这一例子中，如果我们单凭日本军队所拥有的巨额军费来评价，而一定会得出它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异常强大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实际军费花销状况来评价，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18 07:36
如果单凭货币数字就能够用来评估各国的战略指数的话，那么每一个国家只需要不停地大量印制纸币，而它的战略指数就一定会上升，但是多印纸币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其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现在，在许多的国际评估报告中，评估者仍然坚持使用货币数字来做为评估依据而根本不考虑实际购买力和即使考虑到也只是用作辅助参考因素，所以他们的评估结果往往令人生疑。

假如1950年支出100亿美元能够制造出一艘航空母舰，到了2010年制造一艘航空母舰则需要投入1000亿美元，尽管后者的财政投入是前者的十倍，然而实际上由于物价的上涨两者所取得的实际海军建设效力是对等的。

货币只是对市场、财富和物资的某种代表和反映，然而人们却习惯于以货币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就是误将指标性的东西当成是法则了。军事战略讲求实际效力，其在估量倾向的作用时，就应当以实际购买力为唯一的衡量指标，无论货币的价值本身如何变动，我们只需要关注和把握用现在的倾向究竟能够建设多少海军力量就足够了。

一位中国空军军官在评价美国人现今的金融经济模式时这样说到：“只要有工业在，有资源在，美国就一直会在军事上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别人就得继续给它钱。它什么也不在乎，但它牢牢抓着工业、高技术和资源。”

我们应该明白，无力购买生活必需品与有钱无处花的痛处是同等的。就如同我们不能用单纯的货币数字来计量实际购买力那样，我们也不能用单纯的黄金存储量来衡量实际购买力量。由于实际购买力量必然牵涉到你所能够得到的实际的必需品的多少，因此，如果你手中持有大量黄金储备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本国的或者外国的政策限制而无法实际购买到你所需要的必需品，那么我仍然会认为你的实际购买力低下，这种情形就是我所谓的有钱无处花的情形。由此可见，实际购买力最关注的是实际效力的发生。
作者: 云天明    时间: 2015-1-18 09:47
标题: 美国的工业，技术，资源，也是中国在努力争取的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19 08:07
云天明 发表于 2015-1-18 09:47

力量实体才是关键，一个黄金盛产的国家却缺乏工业体系是无法走向强大的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19 08:08
《商君书》中对于粮食与金钱之间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
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这段话的意思是：
粮食生产得多了，金钱就会变少；粮食生产得少了，金钱就会变多。像粮食这种物品价格原本就很便宜，但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却有很多，而购买粮食的人却属于少数，这样，农民就会变得很穷困而购买粮食的奸商就会大发横财，由此而这个国家的战力就会被削弱，战力被削弱的国家就必定会因此而陷入衰弱甚至于灭亡的境地。那些奸诈的商人只需要用一两金子在本国境内购买粮食，就可以将十二石的粮食贩卖到国外去；与此相反，只要有十二石的粮食被运送到本国境内，同时就会有一两金子被输送到国外去。一个国家如果喜好于在境内聚积金钱，那么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金钱和粮食就都会丧失，国家的粮仓和府库也都会因此而空虚，这个国家必定会被削弱；相反，一个国家倘若喜好于在国境内屯积粮食，那么金钱和粮食就都会增多，国家的粮仓和府库也都会变得充实起来，这样的国家必定会因此而变得强大。

像美国这样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全球性大国，在每年从事大规模海外贸易的同时，也必定要在国内生产和积蓄充足的粮食作物以便保障国家的生存安全。但是，那些信奉金钱战争理论的人，却无一例外地声称金钱才是现代战争的主要决定因素，仿佛在他们的眼中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和购买。这些人从不去深入思考，假如他们的论调成立的话，又为什么会出现富裕的国家反被贫困的国家灭亡的现象。

油国的人与水国的人争辩哪个国家更富有：油国的人说他们国家为世界各大国提供石油，为此每年赚进无数的财富，因此油国比水国富有；水国的人反驳说他们看到油国每年都需要向国外以更高的价格进口大量的淡水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这就说明油国境内水比油贵，而水国却有着充足的、比油还贵的水，所以水国比油国更加富有。

金国的人与粮国的人辩论谁的国家更加富有：金国的人声称他们的国家每时每刻都在生产黄金，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国度理所当然地是富有的国家；粮国的人则争辩说他们知道金国每年都需要用更高的体格向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这就说明金国境内粮食比黄金更加昂贵，而粮国却有着充足的、比黄金还贵的粮食，因此粮国应该比金国更加富有。

倾向和黄金数量多就等于国家富裕，这即是油国人和金国人的论调；水比油贵，粮比金贵，所以水国的人和粮国的人就会认为水国和粮国更加富有。一个国家石油储量丰厚，但是却连维持自身基本生存需求的能力都没有，这样的国家即使拥有无数的石油，也仍然难以说富有；一个国家黄金遍地，却连维持自身基本生存需求的能力都没有，这样的国家即使拥有无数的黄金，也必然会在实际上陷入贫困境地。

实物少，货币数量多，物价就会上涨；实物多，黄金数量少，物价就会下跌。实物，是财富得以形成的最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没有实物作支撑，金钱就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战争数字
那些精于计算和科学调研的人总是责备战略理论的论述缺乏具体可靠的数据整理，但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应该非常明白，战争数字的统计只不过是衡量他所实施的军事战略效果的一个指标性因素，而他真正所应关注的是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

战争数字包括：敌我双方的战争军事人员参与数目及其伤亡比例、财政支出、各类战争物资及其总量、战争结果评判，此外有时也包括因被直接卷入战争中而参与和遭受伤亡的平民及其财富和物资损失。

实体损失与无形损失
实体损失，是指人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和看到的物质损失，比如人员的伤亡、战争物资的损失和财富的消耗。

无形的损失，则是指人们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了解到的，比如精神损伤、时间成本、机会错过。

之所以要强调有实体损失与无形损失这两种区分，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受到间接路线与正面接触谁更优越这类偏见的影响。实体损失与无形损失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在评估军事战略的时候，人员伤亡这种极受人道主义者关注的实体损失与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人员伤亡而宁愿采取间接路线结果造成时间被拉长所付出的时间成本都具有相同的评估值，而绝不会因为人道主义的关注而对人员损伤进行更高的估值。

1950-1953年间中国政府出兵援助北朝鲜抗击联合国军的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损失了许多兵员，如果评论者们不受人道主义关怀的干扰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话，那么牺牲这么多兵员为中国所换来的在朝鲜半岛上近半个世纪的安定环境其战略价值甚至要远远超过牺牲的这许多兵员对中国所造成的战略损失。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际评论者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一支装备了高科技武器的军队因为士兵低落而其战力就会随之下降，相反，一支装备低劣的军队如果士兵高昂而其战力也会随之上升。士兵低落的军队，假如装备了高科技武器也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士气，一支装备低劣的军队如果装备上了高科技武器而其士气也有可能随之提升。士气这种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无形战力，只有通过外在的观察和抽象的逻辑才能把握，然而，士气却构成了军队实实在在的战力，士气的高低与武器装备的高科技或低劣状态对比，是同等的。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0 08:38
我们无法对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种具体的活动过程作出准确、细致的评估，但是却可以找到代表它们各自活动方式并且能够反映出其实际活动能力的量化的数据。你无法对军事力量的产生这一过程作出精确的评估，但是却可以找到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条件来作为你衡量的要素。

有时，人们太地抱怨量化的做法根本无法衡量精神要素这种抽象的东西，另外一些时候，人们又太不相信量化的作用以致于认为一切要素根本无法用量化来准确衡量。我的看法是，量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量化对于实际效能的作用，则取决于量化的方式和你对待量化的正确的态度。

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损耗的兵力规模超过上千万人、进行过的恶劣战斗无以计数，但是反法西斯同盟并没有因为损耗如此多的兵力而觉得战争得不偿失，1998年美国干预索马里内战的行动中则只投入了1000多名士兵，可是美国人却只是因为在陆面上的一次进展不利就宣布退出干预行动。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正是因为前者考虑到了二战胜利后对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更为重大的意义，而后者则认为即便干预索马里内战的行动取得了成功也是得不偿失的。
电锯只要伐木而其本身必定会受到磨损，可是人们却不能因此而不伐木；只要人们用水而其身体就必然会受到水溶液的腐蚀，然而人们却不能因此而不用水。所谓代价，同时要考虑到付出多少与收获多少之间的比重关系，单纯考虑付出多少而根本不计较收获多少就只能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那些以为只要进行战争就必定危害国家的人，就是因为只看到了战争的害处却根本不考虑战争的重大意义。

此外，比较付出与收获之间的比重关系，也只不过是衡量战争的一个标准而已，因为战场从来都不是商场可以讨价还价，战场胜负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有时尽管损耗巨大、收获甚微却仍然不得不作战，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尽管只需要付出极少的代价就能收获重大的意义可是却不能因此而发起战争，这就是说战争本身还要受到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制约。

纵向与横向比较
仅仅进行单独的纵向比较是无法准确地估算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效力的，中国在2012年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它历史上最强盛的顶点，但是现在的中国其在国际上并没有取得它在传统时候在东亚世界中取得的那种中心主导地位，它的军事战略效力也远远超过了它在传统时候的那种冷兵器军事模式，但是中国现在的军事战略却并没有给它带来像传统时候中的那种强盛局面。中国现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其所知道的事情远比秦朝时的秦始皇要多，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其所进行的娱乐活动也无比当时的秦始皇要丰富，但是谁也不会认为现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或者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其社会地位、影响力能够与秦始皇相提并论。

兵力规模庞大，这就叫做多；兵力规模狭小，这就叫做寡。兵力规模庞大，但是其战斗力低下，这就是弱；兵力规模狭小，而其战斗力极高，这就是强。兵力规模庞大且战斗力极高，这就叫做强大；兵力规模狭小而战斗力低下，这就叫做弱小。强大一方与弱小一方相比较，前者不仅兵力规模庞大且战斗力极高，而后者不仅兵力规模狭小且战斗力低下，因此双方之间的优劣对比不是两倍，而是二的二次冥四倍。兵力的多寡，战斗力的高下，只是双方在形态和内涵上的静态对比，并不能够代表双方的全部战略指数，而之所以会出现弱小的一方战胜强大一方的反差情形，这还是缘自于其行动策略运用得巧妙，而所谓行动策略的巧妙与笨拙其判别依据是其在行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效力，实际效力高的就叫做巧妙、实际效力低的就叫做笨拙。一方的兵力规模庞大、战斗力极高且其行动策略巧妙，另一方则兵力规模狭小、战斗力低下且其行动策略笨拙，这样比较下来，双方之间的差距对比也不是四倍而是二的三次冥八倍了。

所以，如果军事战略在实行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效力来，其所取得的效果就相当于对手的八倍，倘若再加上由此所带来的机会、运气或间接影响的话，胜利者所取得的效果就至少会是失败者的十倍以上。

军事战略指数，在评定的时候相当于军事力量的产生、军事力量的维持与军事力量的使用这三方面之间的几何乘积，因此要想提升军事战略指数就需要从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方面入手，以现有的军事战略状态为基准，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方面这中有任何一方面取得了一倍的进展而在评定时其他两方面都不变、这一方面却变成了原来的二倍，因此整体军事战略指数也相应地增长到原来的两倍，假如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方面之中有两方面取得了一倍的进展而在评定时除了不变的第三方面就会同时有两个二倍相乘积因此军事战略指数就会增长到原来的四倍，至于在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方面同时取得了一倍的进展，而其效果也就是三个两倍之乘积因此军事战略指数就会增长到原来的八倍了。

以众击寡、以强攻弱、以巧致拙，原本是自然的道理，能够凭借这三种情势取得胜利的就叫做凭借正面路线取得胜利。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拙败巧，与自然的道理根本不相符，因而这三种情势能够取得胜利大多是因为在其他方面进行了弥补，因而由这三种情势而取得胜利的就叫做凭借间接路线致胜。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1 08:03
单凭数量上的少数根本无法抵挡住敌方在数量上的多数，因此就需要前者在质量上和行动策略上倾注精力，所以以少胜过的战例大多是在兵少一方在战斗力方面或者兵法策略运用方面取得了不对称的效果。

只凭借质量上的弱势根本不能够战胜敌军在战斗力方面所占据的强势地位，这样就需要弱小的一方在兵力的数量和行动策略上下苦功夫，虽然数量上的劣势常常招致质量上的弱势，但是战力弱小并不代表数量一定也处于劣势，因此以弱胜强的战例通常会在数量上或者兵法策略运用方面取得了预期的或者不对称的效果。

如果一方在行动策略上处处显现出笨拙的特征，而仅凭这一方面他是根本无法取得胜利的，这就需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进行弥补了，数量上占据优势或者在战斗方面明显地领先于敌手的一方就可以弥补其在行动上的低效力，进而取得最终胜利。

数量、质量与行动策略，这三个方面及其应用构成了军事战略全部的过程，能够遵循着以众击寡、以强攻弱、以巧致拙这三条自然道理取得胜利的都可以称作为正面接触，凡是违背这三条自然道理而取得胜利的都可以称作为间接路线。所以，正面路线与间接路线的范围同样宽泛。只要一方在这三条之中有一条存在缺陷，而敌手就会有可趁之机，假如一方对这三条都做得很好而仍然没能取胜，这一定是敌手对这三条做得比他更有效力。

以少胜多，不得已而为之；以弱胜强，大多是情势所迫；以拙胜巧，侥幸的成分居多。所以，公元前218年如果汉尼拔兵力雄厚，他就可能将兵锋直指罗马城并在两年之后直接占领罗马城，而不是在兵力处于显著劣势的情势下采取那种后来导致其失败的间接路线；倘若200年曹操所能够集结起来的兵力也能够像袁绍那样保持在10万人以上，而他就极有可能会在黄河北岸的最前线与袁绍进行决战，而不是一路撤退到官渡这一最后防线上以一比十的绝对劣势施行九死一生的偷袭行动。

说间接路线违背了兵法的自然道理，这其实是说实行间接路线的一方避开了对其处于劣势的那一方面的自然道理的运用，而是寻求在其他方面更好地运用自然道理以便弥补他的劣势和不足。由此可见，所谓间接路线，从来都不是凭借产生或可以单独发挥作用的，间接路线的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过程都是以军事力量产生、维持和使用这一实际的动态过程的存在为依托的，其所发挥出的效果也正是军事力量在全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间接效应。

正是因为军事战略中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方面之间能够互相弥补和配合，因而使得在某一方面或两方面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一方取得了最终胜利，而所谓三方面都处于劣势却取得胜利的情形是因为对方在这三方面做得更糟糕或者纯粹是其运气太差。这样，当人们听到兵力规模狭小却仍然能够取得胜利的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战斗力的战术行动上的优势弥补了兵力上的劣势，对于战斗力低下却仍然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方法也不用感到震惊因为在兵力规模和战术行动上的优势弥补了战斗力低下的劣势，而战术上遭遇失败而战略上却取得成功的例子则因为在兵力规模和战斗力这两方面的优势弥补了战术上的失利。所以，田忌赛马中以下等马对上等马、以上等马对中等马、以中等马对下等马这样输赢一场、赢得两场进而取得最终胜局的做法就是在回避一方面的劣势而凭借着其他两方面的优势进行弥补进而取得最终胜利。

但是，人们应该明白，在任何时候回避某一方面而通过其他方面来进行弥补的做法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假如在某一方面原本就处于优势那就务必要充分利用这一方面的优势而不能回避，明明一方面处于优势却不加以应用而是寻求其他未必占据优势的途径，这就是在铤而走险和浪费资源了。所以，兵力规模庞大的一方，放弃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不对敌军实行全面的打击，而只是派出一小部分与敌军兵力相当甚至劣于敌军的兵力想要通过奇妙的偷袭行动来战胜敌人，这就是舍弃必然的优势而寻求不确定的行动效果因而是铤而走险和浪费兵力。战斗力强大的一方，不是凭借着战斗力上的优势来迅速击败敌人，而是想要在数量上和行动上寻求突破，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消磨甚至丧失，结果不能确定的数量和行动上的效果再加上被消磨的战斗力就会使得战败的厄运来临。在行动策略上可以以高效力的途径打败敌人却不加以运用，而是寄希望于兵力规模和战斗力方面的应用效果，兵力规模虽然庞大却一拔一拔地被敌军歼灭掉，战斗尽管强大却在被敌人不断地歼灭的过程中渐渐消耗殆尽，放弃战术上的优势而同时在兵力数量和质量上被敌人不断地消耗，这样胜利就绝无可能了。

由此可见，采取间接路线，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所谓兵寡生奇计，是在说正是因为兵力弱小所以才要用奇计来进行弥补。兵力强大却仍然要采取间接路线，这种情形更多地与指挥官对于间接路线的个人偏爱有关联。假如一个指挥官本身对间接路线或正面进攻都不特别感觉兴趣或者甚至其头脑中根本不存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战法概念，而其用兵作战的唯一衡量标准是实际作战效力，这样正面进攻与间接路线就都有可能被应用，所不同的是，他在兵力弱小时运用间接路线是因为他认为这样作战效力会更高，而他在兵力强大时仍然运用间接路线也肯定是因为他觉得这种做法会取得更多的效果。对于整个军队和军事指挥官而言，舍弃某一或几方面的优势不加运用而去寻求其他优势不明显的途径或者是出于个人的偏好而倾向于喜欢运用间接路线，这两类做法都是极端危险和贻害无穷的，前者极容易招致战败的厄运而后者则本末倒置地将实际作战过程当成是检验其头脑中完美逻辑的工具。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2 08:01
以少胜多的例子
比如200年的官渡之战和207年的赤壁之战，官渡之战中兵力居于敌方十分之一的曹操凭借着其军队的强悍战力和对袁绍屯粮重地的巧妙袭击而扭转了恶劣的战局大获全胜，赤壁之战中兵力只有五万的孙刘联盟凭借着南方军队善于水战的优势和策略上的巧妙火攻击败了顺长江而下的二十万曹操大军。

以弱胜强的例子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战斗力方面明显不如日本军队，假如单凭战斗力来决定胜负，而中国是必败无疑。然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人避开了战斗力方面的劣势，而是从其广阔的国土空间和众多的人口之中动员起无与伦比的资源和兵员规模优势，与此同时，中国人又十分注重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两方面的配合作战和关注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这样中国人就在数量和行动策略上弥补了其军队战斗力不如日本军队的劣势从而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以拙败巧的例子
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战术都十分高效，单凭战场拼杀而一战中的英、法、俄和二战中以英、美、苏、法为一方的联盟其笨拙的战术行动都根本无法战胜德军，然而他们却都懂得运用其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致胜。一战中英、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上苦苦地与兵力规模上处于劣势的德军作战，尽管俄国人最终支撑不下去了，可是远在美洲、战争潜力巨大且未受到破坏的美国人加入进来了，最终英、法联军与美军凭借着充足的资源、兵员规模优势和美国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德国人。二战中的情形同样如此，只不过这一次英、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上的战术行动更为笨拙以致于在开战的几个星期之后就被迫挤出欧洲大陆，而苏联人尽管在德国人最初的闪击战行动中损失惨重、几乎到了危亡的边缘可是却仍然凭借着其军力的规模优势支撑了下去，而美国人这一次的提早加入使得战术高效的德国人不得不与兵力规模和武器装备水平都优于自己的一方作战。这就是说反德联盟两次运用其兵力规模和质量上的优势弥补了其战术行动上的笨拙进而赢得最终的战争胜利。

国家间每年一度的外汇结算都要用黄金来支付，这是因为黄金本身就具有昂贵的价值，而一个国家所发行的纸币则只不过是以这个国家的政权信誉担保才具备财富代表意义。因此，一个国家的政权假如倒台而其所发行的纸币就很可能立即变成一堆废纸，而两个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能够禁绝对方的倾向在自己国家内流通却禁绝不了敌国的黄金四处流动。

讲求实际效能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空泛的纸面文字，这就是国际间黄金结算方式的根本所在。将本国所拥有的大量外汇借贷给一个弱小的国家，这个弱小的国家利用其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后者一旦强大起来前者就相对地会变成弱者，所以尽管一个国家富裕程度居于世界前列可是却反败于另一个贫穷国家之手，这正是因为它们对待实际战略指数的态度和做法不同。

经济力量在未转化成军事力量之前，就不对军事战略直接发挥作用，只有当经济力量被转化成军事力量之后，其对于军事战略的效能才存在。因此，研究军事战略的人不能不关注到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二者之间的转换问题，更不能先入为主、笼统片面地将经济力量当成是构成军事力量的主导因素。舍弃那些不确定性的东西、追求那些确定的东西，放弃虚拟的幻想、选择讲求实际效能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军事系统得到良好的发展。

有一种论调以为富裕的国家因为有了雄厚的经济条件因而更容易发展军事力量，相反贫困的国家则因为经济条件的匮乏而难以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和表面的看法。国家虽然富裕，可是其军事系统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样的国家总会在对外战争中遭遇失利；国家尽管贫穷，然而其内在的军事系统却能够进行良性地循环，这样的国家就能够在对外战争中经常取得胜利。由此可见，战争的胜负，决不是取决于单纯的富裕或贫困，而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军事系统能否进行良性的持续循环，而富裕或贫困的因素只要在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才能够发挥作用。1896年时的意大利，已经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并且被公认为欧洲的大国，而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却仍然是一个半落后的封建国家，可是两国交战的结果却是后者打败了前者，意大利的经济总量远非埃塞俄比亚可比，要说意大利的军事力量规模也远远超过埃塞俄比亚，然而与后者相比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却十分疲软而然而埃塞俄比亚人却能够及时地调整他们的军事系统以使其更加适应战时的需要，因此是埃塞俄比亚良好的军事循环系统战胜了意大利疲软的军事系统。意大利军事系统疲软的事实，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一直没能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原本是公认大国的意大利在对外战争时无论对手是谁都只能以二流甚至三流的军事循环系统作支撑。

增强军事战略效力的方法
军事战略效力的评估，只是提供了一个观测军事战略三个动态过程的视角，其本身并不对军事战略效力的高低产生作用。但是，在这一评估的视角下，却能够发现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一动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并由此去解决这些问题和不足、消除其负面影响，此外也可以从这一视角之中寻找出改进其循环过程的方法，这些就是增强军事战略效力的途径。

增强军事战略效力，就是要提升军事战略指数，而提升军事战略指数的方法可以归结为三方面：拓展战略基础、提升战略力量、善用战略行动，简而言之，固基、守力、用势。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3 08:05
拓展战略基础
在一些人看来，拓展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是非常困难甚至极容易走向极端境地的，因为你无法像增强国家的实力那样可以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个国家所有的物质构成条件，但是，我们在此处所说的拓展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其真正的涵义是指一个国家为其军事力量的产生创造出更多的基础条件而绝非是说要这个国家将其全部资源和力量用于发展军事力量。这一点，我们从现代国家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中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在平时为它训练出最大数量的预备役，这此预备役在平时并不直接和全部用来构成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只是在战时需要的时候将他们编入军队之中和投入作战，像中国这样人口数量最多、拥有预备役数量也最多的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妨碍它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像美国这样超一流的发达国家其数量众多的预备役同样也并没有阻断和损害它的国家发展。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训练出来的大量的预备役，这种做法即是在拓展这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基础，但是这种做法却并没有妨害到这个国家的正常发展。

克劳塞维茨对于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全部使用其军事力量的叙述也能够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基础与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之间并非呈直接的关联，“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联邦德国和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受到和约的限制和美国的压制而不得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但是联邦德国和日本却获准和被扶持大力发展其经济、政治力量。表面上看来，人们会感受到联邦德国和日本难以发展出独立的军事力量，而其实这两个国家在大力发展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过程中已经为它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这种战略基础，包括金钱战争理论者所坚持认为的财富是战争的先决条件，与此相对应的是联邦德国和日本得以大力发展的经济为它们建立独立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条件，而它们在大力发展经济过程中得以不断提升的社会技术在它们决定发展军事力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转作军事技术来使用。联邦德国以及后来统一的德国作为西方国家在中欧的战略前沿阵地，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主要应当归功于它在国民经济非军事化时期所积累的雄厚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基础条件。现在的日本，拥有一支事实上承担国联军角色的国民自卫队，而它的军事技术已经允许它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为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核力量。

我们在第四部军事力量的维持一书中会讲到，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有当被用作军费开支之用时才能够将这一部分财政收入视作为这个构成这个国家军事力量的要素。在这里，我们只讨论被用作军费开支的这一部分财政收入在此之前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究竟有何影响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首先给出的论点是，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构成这个国家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一个国家有男男女女许多人口，所有国家的军队首先是由军事人员组成，而且这些军事人员也必然要从这个国家的众多人口中征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许许多多的人口是构成这个国家军事力量的一个基础条件，尽管军事人员征召的范围只限于其中的一部分适合于服兵役的人，但是在这许多人口中必然要有一部分人被征召而且每一个人在理论上都有适宜被征召的时候。相同的道理，除非一个国家根本没有军事力量或者其军队自身足以维持其存在，否则只要这个国家将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作军费开支，由于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任何一部分都有可能而且也完全可以被用作军费开支，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构成这个国家军事力量的一个基础条件之一。而这与我们说只有真正被征召来服兵役的那一部分人口才构成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与只有真正被划作军费开支之用的那一部分财政收入才能构成为军事力量的说法并不矛盾。

另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一些国家将普及国防教育作为其实施教育政策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与此相对应，那些在中学或者大学校园中接受国防教育的学生，事实上也构成了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这并不是指这些人在年龄适当时适合于服兵役，而是说国防教育知识的在他们中间的普及有助于提升这个国家国民的国防意识。国防意识及国防知识的普及显然不属于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但是，却肯定是军事力量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

提升军事力量
一个国家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又同时不至于使国家的正常发展状态受到妨碍，我们所指提升军事力量即是这种情形。由于过度发展军事力量会导致畳的正常发展状态受到阻以致于最终妨害到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比如冷战期间苏联过度发展军事力量结果导致其他领域严重落后而最终陷入崩溃境地，因此，我们并不以这种提升军事力量的做法作为提升战略指数的选择，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即是在损害军事战略指数。与此相对应，在另一种情形中，一个国家完全有能力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这个国家出自于某些信仰的原由而不愿意发展军事力量，结果致命其军事力量处于长期的落后状态，而它的军事战略指数也因此而远低于它本来可以正常地达到的水平，这种情形也并非是我们所要给出的提升军事力量的做法，因为它本身也不利于军事战略指数的增长。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5 07:26
了解到军事系统内部循环的道理，就可以据此而准确把握和应用军事战略。而所谓把握和应用军事战略，实质即是要保持和提升自己的战略指数。

像中国这样一个素来以军事克制为外交特征的国家中，军事力量的建设被排在其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最末端，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并不能说中国人不注重发展军事力量，事实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必然要随着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同步进行，只是它在设计国家整体战略的时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发展之间的先后顺序作出了调整。中国人力求做到既不使军事力量的发展妨害到它的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又要建设足以跟上它的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的提升在另一种情形中可以形容为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改善，一个国家虽然拥有数目众多的军队人数，但是由于数目太多而平均每个人所接受的军事训练水平和军事装备有限，因而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整体战力低下。这时，这个国家开始改善其军事力量构成，缩减军队人数，增加每个军事人员的训练程度和武器装备，从而提升其战斗力。北朝鲜此前一直就处于军事人员数目庞大，但其实际战力普遍低下的状态，近年来它也开始仿效中国栽军以改善军事质量的做法，投入精力来改善它的军队质量，这种情形也同样可以归类为通过数量的减少的质量的改善来提升军事力量。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是如何通过减少军事力量的数量来改善其质量的，让我们来看看国际社会上一度普遍流行的裁军现象。

“动物们为了裁军聚到一起。狮子也斜着眼睛，瞅着老鹰说道：‘翅膀必须销毁。’老鹰看着公牛宣称：‘牛角应当销毁。’公牛瞧着老虎说道：‘虎掌，尤其是爪子，必须销毁。’轮到黑熊时，它说：‘所有武器都必须销毁，因为一切必须做的事情，全世界都应当接受。”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呼吁裁军，但是，各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如果把裁军仅仅理解为减少军事人员的数量，那么就是近乎于狡辩的诺言，因为军事人员的数目大小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强弱，至少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还有质量，比如中国现有军队的人数就远远要多于美国，但其军力评估却要远远落后于美国。载掉的只不过是被认为是累赘的那一部分，现代军事讲究质量和效益，因此，尽管一个国家的军队人数减少了，但其实际军事力量却很可能由于结构得到优化反而大大提高。   
     
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却并不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就会导致军事力量被滥用或者搁置不用。

我们应当意图避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善用军事力量就是要求一个国家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这种说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国家有机体理论盛行的年代里特别显著，根据此种说法，国家有机体的运动与人具有相同的机理，一个人需要经常不断地多做运动以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因此他们推论说国家有机体也应当不断地作运动即进行战争以保持这个国家的活力。到了今天，这种国家有机体理论的战争运动已经为人所鄙弃，但是一些人依然找到了与此相契合的做法，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应当时常进行军事演习以使这个国家的军队得到锻炼。

我们在此所说的善用军事力量，其真正的含义是说一个国家应当依据其整体战略目标而更加有效力地使用它的军事力量。并且，这种说法也只限于这个国家决定使用军事力量的时候，而并不是说要求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形中都要使用军事力量。此外，一个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绝不能等同于进行战争，尽管公认的事实是战争即是要投入使用国家的军事力量，然而战争中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只构成了军事力量使用模式中的一种。不过，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做到善用军事力量，也不能像某些国家那样一味地规避战争，战争既然构成一个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的一种模式，那么在着手提升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指数时，就应当一视同仁地将包含于其中的各种使用模式都考虑进来，根据内外的实际情势和这个国家实际的军事和政策需求而决定采用哪一种使用模式。

现在，让我们来切回到善用军事力量的最精确最具体的表述中，即是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6 07:58
战略、战术上的进攻与防守
战略这种东西，既可以用来建设自己、也可以用来摧毁敌人，当你用它来建设自己时你就是处于防守的姿势，当你用来摧毁敌人时你就是处于进攻的状态。

防守首先要使你自己的战略指数尽可能得以全方位地提升，其次才是凭借着你得以提升的战略指数来失败潜在的或者近在咫尺的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则是要挫败敌人，降低敌人的战略指数，使得它不再对你构成威胁，你自身的战略指数的提升只是相对于敌人的被失败而言的。

所谓进攻与防守之间的转换，是指敌我双方战略指数之间的相对变化：当你因为采取防守姿势而使自己的战略指数得以提升之后，敌人的生存空间由此被挤压、敌人的实力由此被削弱、敌人的策略由此而失效，这就是说你在建设自己的同时达到了摧毁敌人的效果，于是防守就转变成了进攻；当你因为采取攻势而使得敌人的战略指数被降低之后，你的生存空间由此得以扩展、你的实力由此得到壮大、你的策略由此更加有效，这就是说你在摧毁敌人的同时达到了建设自己的效果，于是进攻就转换成了防守。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7 07:57
进攻，破坏敌人；防守，建设自己。

战略上的进攻与防守，是与战术上的进攻与防守相比较而言的，二者虽然道理相通，然而前者是军事战略所实行的整体态势，而后者则是在军事战略的体系中就如何使用军事力量这一环节所作出的选择。战略上的进攻未必与直接的战争接触挂钩，战略上的防守也未必一定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切都要取决于能否降低或者提升自身的战略指数。

军事战略的三个环节在其循环过程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协作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系统的良性循环。如果只是单纯地破坏敌人的军事基地，而敌人完整无缺的军队和其固有的战术效力很可能会反向攻击我方从而抵消战果；如果只是单纯地削弱敌人的军队，由于敌人的军事补给系统和行动效力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因而敌人的军队很快就会复原之；倘若只是单纯地降低敌军的战术效力，而敌方源源不断的军事补给和完整无损的军队同样会反噬我方已经取得的战果。

“在战争史上常有人说消极防御必然导致灭亡，而我还没有听人断言：无休止的进攻——即法国人说的“进攻到底”——十之八九也会导致覆没。正确的理解是：作战艺术有赖于进攻和防御之紧密结合，犹如建筑大厦少不了砖和水泥一样。由于防御是不甚壮观的作战样式，往往被人忽视，和平时期尤其如此。但是，防御对于正确的进攻行动正如弓对于箭一样是不可缺的。”“正确的作战艺术取决于攻防行动的紧密结合，换言之作战的胜负取决于两者结合的有效程度。几乎也可以说，搞好攻防结合就胜利，搞不好攻防结合就失败。因此，一般来说，作战的目标在于使敌方的进攻行动脱离其防御基地，也就是使敌方的进攻行动失去基础。”

“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

    如果一方具有显著的优势而其仍然采取防守的姿态，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一方已经认定了其采取防守姿态必定会使敌军无可奈何。假如一方感觉自己难以击败敌人因而放弃进攻转而防守，这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方只是在假定如果他采取守势就能够成功抵御敌人、至少要比采取攻势的效果好得多。但是，无论处于哪一种情势、也无论处于哪一种心态，只要一方采取守势，那么它的核心工作就转入了增强自己这一主题上来。深挖堑壕、坚固堡垒、蓄积物资、休养生息等，都可以看作是增强自己的做法。

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守
关于进攻和防守的战术应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冷兵器时代剑与盾的不同功能，剑是用来刺杀敌人的、而盾则是用来防护自己的，这一点对于敌我双方而言是均等的。刺杀敌人就是在进攻、防护自己就是在防守，只不过这时的进攻与防守是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短暂而持续地交叉进行着的。

战争中一切对于敌人的进攻行为都可以概括为三类：侵损敌人的军事基地、削弱敌人的军事实力、降低敌人的战术效力。战争中一切防守行动也都可以概括为三类：稳固自己的军事基地、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提升自身的战术效力。

譬如一棵大树，侵损它的根基、削弱它的主干、剪去它的枝叶，做到这三条，则其就必然会遭遇枯死的厄运。战争中进攻敌人的三类行为，与从自我入手稳固军事基地、提升军事实力、有效使用军事力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其效果所呈现出的方向性与实际状况未必尽然相同，然而却是统一于军事战争良性循环的整体框架之中的。

战争中的进攻行动，虽然针对的是敌方军事战略整体，然而相对于我方来说，在实施的过程中即是在使用我方的军事力量，因此说战争中的进攻是属于战术性质的。战争中的防守行动，尽管涉及到的主要是我方的整体军事战略态势，然而相对于敌人来说，我方只是暂时停止了使用军事力量的破坏性行动，因而战争中的防守同样是战术性质的。

防守的主旨是建设自己，进攻的主题是破坏敌人。防守和进攻都可以用来破坏敌人，防守是通过建设自身以抵消敌人的进攻性力量来破坏敌人，进攻则是直接破坏敌人。然而，进攻却并不能建设自己，出于进攻的需要而不断产生的军事力量只是在次要的意义上促动了自身的建设。

进攻或防守没有必然的优越或低劣之分，是进攻还是防守这要取决于敌我双方的战场态势对比，能够切合实际来实行，这就是高效的战法。那些崇尚进攻的人声称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而那些迷信防守的人则反驳说不懂防守就不能进攻，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8 07:57
整体上采取进攻的姿态，在进攻的过程中积极建设，这时的建设是为了给进攻提供更强的军事力量，因而破坏敌人才是终极所向；整体上采取防守的姿态，在防守的过程中破坏敌人，这时的破坏敌人是为了给建设自己争取更优越的条件，因而建设自己才是终极所向。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进攻中的防守与防守中的进攻都是次生性的，而并不能当作是一体两面。

通过快速的攻势来打败对手，一切都服务于打败敌人这一直接目的，通过耐心的建设来强过对手，在增强自身优势的过程中达到击败对手的目的，则一切都服务于建设自己。前一种情形更适合于速决战法，而后一种情形则更适合于持久战法。

在一般人的眼中，进攻与防守并没有什么界定标准，因为你常常可以看到兵力非常弱小的一方居然主动发起进攻，而兵力异常强大的一方反而被动地处于守势。出现这种情形，大多是因为统帅军队的人想要凭借着高超的战术取得不对称的效果或者是出于其本人的某些缺陷与决策失误。在此处，我所要说的，不是军事统帅完全凭借着个人的意愿来随意决定进攻或防守，而是在哪些情形下进攻更有助于胜利、在哪些情形下防守更有助于胜利。

有利于进攻的情形有三种：军队得到补充、军队的战力得以提高、军队可以采取的战术更加有效。

防守更为有利的情形有三种：军队得不到及时补充、军队的战力下降、军队的战术效力下降。

军队得到了补充，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有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战场和同时能够承担起更大的损耗，这样你就不必担心为了夺取更多胜利而对军队造成致使的损伤。军队的战力得以提高，这就意味着在对待的条件下交战你对敌人的杀伤力增大，这样你获取胜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军队的战术效力得以提升，同样意味着你可以对敌人造成更大力度的打击，而你获取的机会也会增多。

军队得不到及时补充，是说你无法及时用新的军事力量补充被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军事力量，这样你进攻就会消耗更多的军事力量而使你变得更加弱小。军队的战力下降，这意味着在交战过程中你对敌人的杀伤力下降而你遭受的损失也就更大。军队的战术效力降低，这就意味着你更加难以对敌人造成更大的打击力度，你获胜的机会也就更少了。

有利于进攻的三种情形和防守更加有利的三种情形，只是说明你在这种情形下采取进攻或防守的态势更加有利，而并不是说在实际的情形中军队统帅一定会在各自的三种情形出现时采取与之对应的态势。甚至于有一种说法，认为军队的补给越短缺，就越应当采取攻势以便尽快击败敌人，否则采取守势只会坐以待毙，但是，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军需品的短缺，而说军队得不到及时补充则是指用以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得不到及时补充。此外，也不可否认，一个指挥能力卓越的军队统帅完全可以在不利于进攻的情形下凭借着其杰出的才发起进攻反败为胜。

当军队的补充、战力和战术都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可以被采用，但是其实施的效果则要取决于这种稳定究竟能否持续下去。假使军队的补充及时、战斗力强大和战术有效，你只需要保持这三种状态，无论你发起进攻还是采取守势都会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假如你的军队原本就得不到及时补充、你的战力原本就很低下、你的战术原本就很拙劣，那么无论你采取哪一种态势你的处境都会更加困难。还有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在其中，军队的补充状况、战力和战术效力都刚好足以使局势保持现状，这样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不会改变局势，出现这种情形，而战局往往就进入了相持阶段。

一般人只对军队的进攻或者防守这些外在的姿态感兴趣，他们很乐意从这两种态势中寻求解释军事成败的原由。但是，身为军队统帅和军事战略家，则绝不应该以进攻和防守这些外在的现象为意，隐藏在这些态势背后的那些质的东西才是他们真正应当关注的焦点。

对照于战略上的进攻是破坏敌人、防守是建设自己的说法，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守可以理解为：进攻是消灭敌人、防守是保存自己。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层次、角度和具体的应用上有所差别。

所谓相持，并非指敌我双方之间没有战事，当然，敌我双方没有战事也可以当作是相持的一种形式，在双方短时期内都无法突破既定战局时，尽管双方之间仍然会进行着零星的或者规模极大的战事，然而只要既定战局还未被打破，就可以说是进入了相持阶段。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29 08:01
军事行动目标。
消灭敌人的作战目标应当限制为，消灭阻碍我方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那一部分敌人，这一部分敌人必然要无条件的消灭，但是对于其他辅助这一部分敌人来达成阻碍我方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敌人则可以有多种选择，诚然，阻碍我方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那一部分敌人与他们的辅助力量是连为一体的，但是阻碍我方实现军事战略目标这一性质本身就决定了他们被消灭的命运。

但是，消灭阻碍我之战略目标实现之一部分敌人，绝不等同于外科手术打击，外科手术打击只是就局部的状况进行针对性强、有选择性的打击，而消灭阻碍之敌则是在对敌人的整体打击中所实际需要消灭到的那一部分接触之敌。

占领敌国首都
1814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国军队攻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并且焚烧了象征美国联邦政府所在的白宫，但是英国并没有达到迫使美国屈服的目标，因为美国的联邦政府机械迁到他处并且美国的军队依然存在，最终的结果是美国人再次将英军驱赶出去。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拿破仑占领俄国首都莫斯科，但是沙皇及其政府和军队却并没屈服，而是坚持斗争最后使得拿破仑在俄国遭受惨败。1979-1988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十年战争中，尽管苏军控制了阿富汗的首都和各地的交通要道，但是阿富汗的反抗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坚持了十年并最终使得苏联因为长期的拖累而产生了撤军的想法。

每一次军事行动都应当具备明确的战略目标
即便是在遭遇战中，你根本料想不到你所要歼灭的居然是这一股敌人，但是你歼灭敌人的目标显然会在遭遇战发生进立即变得明朗起来。

目标不明确，使得军事力量被无缘无故地投入到任意的地点作漫无目的的使用，那么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也无法收到积极的效果。目标明确，使得军事力量的每一步行动都有着明确的指向、有时间和地点选择地使用军事力量，那么就算是像以色列这样军事力量弱小的国家也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

怀疑论者说，人做事情的目标与其实际效果之间总是会有差距有时甚至根本背离了目标，因此目标是毫无用途的，没有目标、不刻意去追求有时反而能够收到更加积极的效果。这种说法，是在用不确定性来否认确定性、用偶然的积极效果来代替必然的效果追求，因而是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论调。

依据目标的大小来决定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度
原本一个人就可以做成的事情，现在却要用十个人同时去做，这就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用十个人同时去做原来一个人就可以做成的事情，而这十个人互相推委谁也不愿意多做一点，结果反而无法做成事情，这就导致了人力资源使用的低效率。

依据目标的大小来决定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度，那么更多的军事力量就不会被同时投入到原本只用一小部分军事力量就能够实现的目标上，而更多的军事力量就能够被投入到更大的目标上。使用一小部分军事力量就能够实现目标，而这一小部分军事力量就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其他部分的军事力量而只能依靠自己来达成目标，因而使用军事力量的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

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
克莱顿•詹姆斯对于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界定是，“国家战略指的是使用一切必要的资源-政治、外交、军事、技术、经济、宣传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来实际国家政策目标，军事战略则是指使用武装部队、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达到国家政策目的。”

如果说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终极目标是相同的即都是达成国家政策目标的话，那么所不同之处则在于，国家战略是国家这个主体试图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直接达成政策目标，而军事战略则是国家这一主体通过在军事领域的活动来间接地达成政策目标。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那种政治掌控一切军事手段的极端说法和做法感到厌烦，因为军事手段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行为准则，政治掌控属于间接操控和宏观调整，一旦政治超越了自身的界限，就会在实际上造成军政合一、进而导致政府向军政府转变，而这正是导致历史上屡次出现军国主义的源头之一。

大战略指代总体战
根据我对于国家战略的研究，国家战略研究的是国家的整体活动，而军事战略则是研究国家的军事活动，而由于总体战的范围既属于军事活动范围也属于国家的整体活动范围，因此，总体战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军事战略。总体战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于战略演变由古典军事战略过渡到现代国家战略的历程发挥了关键性的过渡作用。

而大战略的观念，许多研究者们认为大战略即是国家战略，但是我根据一战前后及二战之后那些研究和论述大战略的著作来看，它们要么以仅仅局限于军事战略领域要么就是以国家的整体视角来研究军事活动，因而大战略的概念不可避免地被深深地打上了军事战略的烙印并且使人觉得大战略也不过是国家整体军事活动的翻版。正是因为这一研究特征，而使得我认为大战略其实所指代的即是总体战，总体战只不过是国家战略中的一种类型并且国家战略并不以战争或者军事活动为主要的和经常的研究对象。

既然大战略属于军事战略的一种类型，那么我在此就会对它作专门的研究，但是此处是剥开了它的另一重国家战略身份来进行论述的。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1-30 08:09
我推测在公元前494年的某个时候，在是否接受越国投降的问题上，孙武与伍子胥之间可能发生过分歧。孙武认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伍子胥则坚持“除恶不尽，后患不止。”是接受越国全体臣服，还是趁机彻底摧毁越国政权，此种分歧极有可能是导致孙武此后退隐的缘由。

那些推崇《孙子兵法》的人一厢情愿地为孙武避讳，他们众口一词地声称，吴王阖闾在公元前496年那次伐越战争是因为不听孙武、伍子胥的劝阻而执意发动并因此而招致失败和伤重身亡的，而一旦吴王在对外战争中取胜的时候，他们便无一例外地又将这胜利归结为孙武等人的忠心谋划，这种写小说式的以故事主人翁为主线的论述模式显然是在以论述者的主观臆测来代替真实的孙武的军事生涯。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中记载吴王阖闾在看到了孙武所著的十三篇兵法之后大为赞赏，于是便想试探孙武的实际战争才能，孙武以阖闾的宫女为演练对象、用杀罚迫使宫女们严格遵守他的军令而深得阖闾的常识并被拜为吴国的大将军。从此后阖闾的征战生涯来看，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孙武的兵法来行事，但是其深受孙武兵法的影响却也是事实。孙武的兵法并不看重能够百战百胜的做法，而是更看重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同时，孙武又将攻心作为战争的上策而以直接的攻城战为最下策。他的这种说法，即便在今天听起来也依然会使许多人信服，但是就在当时的吴王夫差身上却已经被事实所动摇了。

当公元前494年，越国在对吴国的主动攻击中失败并因此而被吴军趁乘追击的时候，越王勾践带着败退的五千人退守会稽山上，这时勾践派人向夫差请降以保全越国，第一次因为伍子胥的坚决反对而夫差拒绝了勾践的请降，第二次因为受到勾践贿赂的夫差宠臣伯嚭的游说而终于使得夫差同意了勾践的请降。一些人争辩说是因为当时的夫差急于北上中原争当霸主因而在匆忙中同意了勾践的请降，但是无论如何，夫差都没有能够彻底剪除越国而使其得以残喘最终死灰复燃反而灭掉了吴国。

反过来看，夫差当时拒绝了伍子胥彻底灭亡越国的建议而接受越国的投降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按照孙武兵法中“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的说法，不是硬碰硬而是接受敌国举国的投降与屈服才是上上之策。况且当时的越王勾践也表示如果他的请降最终被拒绝而他将杀死妻室、儿女凭借着仅有五千人与吴军决一死战，那样吴军就要遭受到更多的伤亡与损失了。夫差既已同意了勾践的请降，同时要求越国举国向他臣服、纳贡和勾践本人及其夫人臣子亲自前往吴国侍奉夫差本人三年，勾践照着夫差的意思做了并且表现得极为服贴，甚至于当夫差生病了勾践就尝尝夫差的排泄物以确定夫差的病情。另一方面，伍子胥向夫差陈述的如果不趁势灭亡越国而勾践日后一定会报复吴国的预言因为夫差的拒绝而也成真了，这除了表明伍子胥对于吴国的忠心谋国和惊人的预见能力之外，同时这预言本身即是对孙武兵法中“全国、全军”说法的背道而弛，因为在伍子胥看来，当时越国与吴国之间的情势绝非是谁向谁完全臣服就可以解决的了，而是必然要由一方彻底灭亡或吞并另一方为最终结局的。而既然伍子胥的预言成真和他对于局势的看法被历史事实所证实，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孙武兵法中“全国、全军”的说法是行不通的。

以吴国当时的军力而言，既然已经在之前的战斗中击败了越军并且使得勾践只剩下了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上，即便是勾践凭借着最后的五千人拼死一战，而吴军尽管必然要遭受更大的损失但是却足以一战而彻底解决越国从此再无后顾之忧。然而当时能够左右吴王决策的某些人对于在眼下避免使吴军遭受更多损伤的鼠目寸光最终使得吴国埋下了更大的祸根并因此而最终招致灭亡的厄运。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吴、越争霸过程中双方对于战略目标的不同追求以及它们因此而遭受的不同的命运吧。

由于上面已经叙述了吴国当时是如何同意了越王勾践的请降、将灭亡越国的目标改变为使越国臣服而最终招致越国的报复和终于被灭亡的过程，在此对于吴国的战略目标我只想引用伍子胥劝说吴王拒绝勾践请降和彻底灭亡越国的建议中的几句话，当伍子胥建议吴王夫差拒绝勾践投降时他说：“越王勾践这个人能够忍受着极大的辛苦劳累，现在大王如果不灭亡他，日后一定会后悔的。”当勾践归降吴国之后，吴王夫差想要趁着齐国内乱之际率军北上争夺中原霸主，伍子胥担心越王勾践会从背后反叛吴国因而向夫差进言一定要先杀死勾践以解除后顾之忧时说：“越王勾践平时不吃珍馐美味，凭吊死亡的民众、慰问生病的臣民，他必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这个人如果不现在处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大患的。现在吴国背后有一个越国，这就好比是人的腹部有了心病一样。但是大王你却不先彻底解决越国而北上进攻齐国，这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做法吗！”当夫差此后再度北上进攻齐国时越王勾践更是派遣士兵帮助夫差作战同时又通过夫差的宠臣向夫差进献讨好的话，伍子胥向夫差进言并强调说：“越国，是吴国的腹心之病，现在大王你听信他们浮夸虚伪的奉承之词而贪图齐国的土地。即便是攻破齐国，齐国也会像由石头铺成的田地那样，毫无用途。从前商王朝的盘庚发布诏诰称‘但凡有敢于越礼不恭顺于商朝的，都要以残酷的手段灭亡它，绝不遗留下祸根、不使它在封地之内滋生漫延’，这就是商王朝所以兴盛的原由。现在大王你应该暂缓进攻齐国而先解决邻近的越国，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即便是后悔时也已经晚了。”（《史记•伍子胥列传》）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2 08:10
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趁着吴五夫差率其主力在中原参加诸侯会盟的机会再度发兵进攻吴国，这一次夫差急忙率军回援却仍然难以抵挡住越军的攻势，夫差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退守姑苏山，在这里他遭遇了二十年前越王勾践在会稽山上所面临的同样的困境。而既然二十年前越王勾践在此困境之中能够屈辱求和并最终打败吴国，那么在相同的困境中只要采取与越王勾践相同的屈辱求和、以图东山再起的策略是否也一定会成功呢？夫差便学着当初勾践的做法几次派遣使者向勾践请和。勾践在一开始也有过答应夫差求和的想法，但是他在听了他的谋臣范蠡的陈述后便打消了这种想法，范蠡的话是这样的：“当初越王被围困在会稽山上，是上天将越国赐给吴国，然而吴国却并不接受越国。现在上天又将吴国赐给越国，越国又怎么能够逆天而行呢？况且大王你每日早起晚归，难以为是不是图谋吴国吗？已经谋划了二十二年了，现在一旦放弃了，可以吗？况且既然上天赐予你吴国而如果你不灭亡吴国，必然会反过来受到上天的惩罚。”勾践并不想重蹈夫差的覆辙，他听从了范蠡的建议并彻底灭亡和吞并了吴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吴王夫差改变灭亡越国的初衷而允许越国举国投降因此而招致越国最终报复和灭亡吴国的厄运，与越王勾践趁机灭亡吴国不给吴王夫差以死灰复燃之机会的做法，并不是说战争就一定要以灭国作为目标，也并不是说战略目标已经确定了就一定不能更改，而是说当事者不应当拘泥于某种兵法谋略的作战原则而应当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势作出合乎于实情的判断的决策。

南越王赵陀的反复无常
秦朝末年，平定南越地区的秦将赵陀趁着中原地区起义军反抗秦王朝之机拥兵自重、割据南越。赵陀杀死仍然忠于秦朝的一部分官吏和将领，聚兵兼并周边地区并于公元前203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当中原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刘邦终于击败各路诸侯建立起汉王朝之后，他便将目光转向了南越国，鉴于中原地区多年战乱、亟需休养生息，刘邦放弃了战争手段而派遣使臣陆贾到达南越劝说赵陀接受册封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这一次，刘邦采用外交谋略成功地解除了南越国对汉朝的敌对姿态。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依靠外交谋略劝说赵陀臣服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在刘邦死后不久，赵陀就以当政的吕后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马匹等重要物资而重新拉其反抗汉朝的大旗，这一次赵陀干脆自称为南越武帝，吕后决定采取坚决打压的态度派遣汉军攻打南越国，可是，汉朝的军队由于难以适应南方湿润的气候条件而染上疾病，不久吕后死去。继位的汉文帝停止军事进攻而重新用外交谋略来解决南越问题，汉文帝首先派人修整赵陀先祖的墓地并派人为其祭祀，接着，汉文帝命令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在陆贾的劝说下，赵陀去掉帝号再度表示臣服于汉朝。

汉朝再一次通过外交谋略解除了南越国的敌对态度，然而，正如上一次所发生的事实那样，这样的外交谋略只能是权宜之计，南越国自此始终保持着对于汉朝的警惕和防范姿态，并且在实际上是以帝王自居而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汉朝的统辖地。当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南越国屡次侵扰汉朝边境，忍无可忍的汉武帝派遣军队终于在公元前111年用军事手段彻底征服了南越国并在此设置郡县以使得汉朝直接统辖。

有时，对待敌人似乎不必大费周章，只需要派遣一个能言善辩之人前去游说其放弃敌对态度就可以解决问题，然而，即便这种游说能够获取成功可是敌人只是在意愿上顺从而实际上它的军事力量仍然完好无损，它完全可以根据其需要随时随地再度向你发难。这并不是说游说就不起丝毫作用，而是说人们不应当过分夸大外交谋略的作用。像汉朝对待南越国这样，两次外交谋略只是暂时性地缓解了敌对情绪而从来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直接的军事手段就成为必需的了。

追求有限度地打击敌人与彻底击败敌人，追求有条件地使敌国投降与彻底灭亡敌国，追求有选择性地攻占敌国领土与完全吞并敌国，这三种情势下的战略目标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在不同的情势下其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却一直有人主张并且盲目推崇说有限度地打击敌人而不是彻底击败敌人、有条件地使敌国投降而不是彻底灭亡敌国、有选择性地攻占敌国领土而不是完全吞并敌国才是上上之策，另外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认为彻底击败敌人、彻底灭亡敌国与完全吞并敌国才是上上之策，这两类人所犯的通病都是在固守某一种作战原则而根本不顾及实际的战争情势。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3 08:01
战术是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
战略与战术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关系，战术是从属于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只是在那些将战术混同于战略的地方，战术才被误认为与战略有着截然相反的对立关系。战术是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而战略则是统筹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的整体框架，弄清楚战术与战略的不同定义，就能够从根本上区分开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

战术上忽视敌人的做法不可取
战术是战略中用以执行实际战略任务的那一部分。战术不是战略在较低层次的运用，而战略也不是对战术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战略上忽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做法是极不明智的，在任何时候战略都不应当成为你所能抛弃的东西，因为反败为胜的情形常常缘自于战略上的暂时性收缩或转移。

当你看到敌人在战略上进行收缩或者转移的时候，你便以为你在战略上占据了上风，因而你很容易得出敌人已经在战略上输掉了因而你只需要在战术上彻底歼灭敌人即可这样的错觉。由于你此时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如何在战术上歼灭你眼前的这一部分敌人，因此，你往往会丧失了在战略上彻底追击和打败敌人的机会，而同时敌人肯定也在利用着你只关注战术上消灭眼前敌人的情势而抓紧时间和机会进行战略上的调整，结果你虽然成功地歼灭了眼前的一部分敌人，而敌人其实已经在战略上得到了改观甚至已经在战略上形成了对于你的显著优势。这种情形常见的例子有，敌人故意或者无意将一部分军队分散出来以牵制你的注意力，而敌人的主力部分则可以借机而转移到其他地区，所谓赢得战术输掉战略即常常指代的这种情形。

即便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你也绝不应当忽视战略而专注于战术，这个角度是战术本来就是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我们之所以将它们区分开来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各自之间的关系。你过分专注于战术，也就是说你只是关注了战略的其中一个构成部分，而战略的其他构成部分肯定也会因此而受到冷落。

第三个问题是，你应当谋求在战略上打败敌人，而非贪图一时的战术上的胜利。当你在一次作战中打败了敌人之后，敌人的主力或者能够决定其存亡命运的那关键部分逃走了，这时你更需要继续追击敌人的主力或者其关键部分以求彻底打败敌人使其不具备再度成长为你的敌人的条件，而如果你贪图一时的战术胜利而只求彻底消灭眼前的敌人或者只是派遣一小部分军队对敌人作出追击的姿势，这种情形更类似于第一种。而在此我们还要指出这种情形的另一层含义，即你只是为了在战术上歼灭更多的敌人以求得显赫的战功，而根本不关心敌人是否在整体上被打败了。

乌尔姆战役中缪拉对维也纳的军事占领
1805年10月，拿破仑指挥法军在乌尔姆战役胜利之后继续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军以便占领维也纳、迫使奥地利退出反法同盟。在法军向维也纳进军的途中，败退的奥地利军队与一部分俄国军队和即将起来增援的一部分俄国军队都时刻成为侵扰法军进军的障碍，拿破仑给他的各个指挥官的指令是跟进并在途中消灭这些阻截的反法同盟军队。既然法军的进军目标被设定为占领维也纳，而法军骑兵统帅缪拉就率先进入奥地利军已经放弃的维也纳，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却立即遭到了拿破仑的训斥，因为就在缪拉军进入维也纳的同时法军用于跟进俄军的一个军因为失去缪拉军的策应而被俄军歼灭。占领维也纳可以当成是这一场反法同盟战争中法军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在许多认为有捷径可走的人眼中，战略目标本身被当成是了一种孤立的、静态的东西，他们根本不明白战略目标的实现是要通过战术上的行动来促成的，在这一战例中击败或者消灭俄奥的反抗部队是达成占领维也纳这一战略目标的首要途径，但是缪拉却避开了这一首要途径而在军人荣誉感的驱使下率先进入维也纳。

“长征”
蒋介石在稳固了他在南京的统治权势之后，便从1931年开始对南方的红军大大小小的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将围剿的重心放在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上。中央红军前四次都能够在战术上顺利地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却因为指导思想错误和指挥不当而遭遇了战术上的失利，与此同时，其他各处红军的根据地也相继遭到享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的围困。在此情形下，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向红军在陕甘边区的另一块根据地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向北进行战略转移，11月和第二年4月，另外两块根据地的两支红军主力也分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1月又有一块根据地红军主力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尽管红军在行军途中遭遇了国民党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但是红军以实现战略转移为根本目标而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队、沿途克服了各种困难，在1936年10月经过改编重组的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红军完成了战略上的转移，而后红军在陕甘地区不断地扩大根据地，并最终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的事情也证明，新的陕甘中央革命根据地最终带领红军走向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为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4 08:06
解放军丢失延安在战术和战略上的意义
中国国共内战期间，一开始享有战略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在对共产党领导的四大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国民党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是占领解放军所控制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解放军并不计较一城一时的得失而力求消耗国民党军的进攻力量，结果是，国民党军先后共占领了解放军所掌握的100多座城市，而解放军主力部队则转入广大的农村与山区以等待时机反攻国民党军。在这种情势下，1947年的3月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军在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延安，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势，解放军最终放弃了延安而实行战略撤退。攻占延安使得南京国民政府可以对中外的众多记者们宣称他们已经基本上占领了控制了全国战局，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解放军也很快就将被消灭。

但是在当时包括蒋介石、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军事将领、外国军事观察家们，以及后来的军事评论者们，都相信，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且其政治意义多于军事意义，因为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军主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根据毛泽东以往的战争经历来看，他极有可能会带领解放军重新进行一次新的“长征”，只不过这一次“长征”并不是以战略转移为目标，而是以暂时的退却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反攻为目标。

正因为如此，国共双方这时都意识到了双方即将进入主力决战的阶段，但是国民党一方却苦于难以找到解放军的主力而欲战不能，也就在这时，原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国民党军因为要占领和防守太多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不得不分散兵力，结果使得国民党军能够用于野战的兵力大为减少。另一方面，毛泽东则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军陷于兵力分散、处处设防的困境之中，因而决定解放军主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解放军主力板块的一部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入国民党统治腹地地带，将其统治重心南京和武汉之间的交通线切断并威胁着这两大城市。自此，解放军开始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并最终在两年之间彻底击败了国民党军。

长征的原由是红军在战术上失利，但是长征本身却最终造就了红军在战略上的胜利；国民党军攻占延安使解放军在战术上受挫，但是解放军却并未因此而遭受战略上的重大损伤，结果反而造就了其战略上的最终胜利。

为了军事上的最终胜利而丢掉政治中心只是迫不得已的做法
你在任何时代都不应当认为丢掉政治中心地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政治中心之所以存在必然有着其巨大的战略价值，相对应，它的丢失也必然为给你造成巨大的损失，只不过在与你为了夺取最终的军事胜利这一目标和行动的驱使下，你相比较而言为了夺取更大的目标而不得已以政治中心的丢失为代价。1812年面对拿破仑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俄国沙皇主动放弃了莫斯科城，但是，这却绝非沙皇的本意，而是在俄国军队被拿破仑大军打败之后在其总司令库图佐夫的坚持下才被迫放弃的。相对应，1941-1942年间，斯大林面对行军的强大攻势并没有主动放弃莫斯科，而是集中兵力阻击德军，并最终挫败了德军攻占莫斯科的企图。
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国军队攻占美国首都华盛顿并焚烧白宫的做法，使得美国民众的抵抗士气骤然低落，而美国总统杰克逊的威望也跌落到了最低点，只是由于随后美国军队在佛罗里达打败英军，才勉强保住了杰克逊的威望并使得美国民众的抵抗士气得以回升。相同的道理，1947年中国内战中，解放军放弃延安的举动只是为了避免作出更大程度上的牺牲，而人们绝不会以为放弃延安本身即是一种最佳的做法。

丢掉政治中心的做法，大都是在战术上遭受失利之后为了整体战略上的胜利而不得已为之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一些战例中，交战的一方为了避免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力量对敌，而主动放弃那些距离敌人较近且孤立无援的地区或者处于敌军包围形势之中的孤立点，但是，这与放弃政治中心的做法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你占领和控制这些孤立点的做法并没有因此而使得你的政治足以随之迁到这些孤立点上，而且这些孤立点与你的政治中心对于你的整体战略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

公元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率军在白马击败袁绍的前锋之后，主动放弃白马城将白马城的百姓撤退到后方。当时的情形是，袁绍的军力强大约有10万人，而曹操所能集结的主力战队只有2万人，而白马与另一个城池延津事实上都是孤立在袁绍大军面前的两座孤城，为了避免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与袁绍对垒，因而曹操果断地放弃了这两座孤城。最终的结果是，曹操在官渡集中兵力与袁绍决战最终战胜了袁绍。但是，在此一战例中，白马和延津相对于曹操而言，都只是边境城池而绝非他的政治中心。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5 08:02
放弃孤立地点的做法，往往是为了集中力量对敌；
坚守政治中心的做法不只是为了作象征意义的抵抗。

前面我已经说明了放弃政治中心的做法只是为了避免作出更大程度上的牺牲而不得已为之的，因此，这也就回答了一些人质疑为什么不直接放弃政治中心以争取最后胜利的说法。现在，我继续论述坚守政治中心的做法究竟有何意义。

首先，政治中心具有代表、承担整体战略实施和实际进程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坚守政治中心也就意味着你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承担和实施整体战略的决心和能力。其次，政治中心的坚守，能够鼓舞民众的士气。然后，坚守政治中心的做法能够使得你保持作为独立的交战者的地位。最后，政治中心的坚守也能够对敌人造成极大的消耗。

第一种意义，是在所有情形中都存在的，只是其实际所产生的作用程度各有不同。1935至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叛军首领佛朗哥攻陷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之后就基本上掌控了整个西班牙并从此在西班牙确立起他漫长的独裁统治，在这一战例中，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丧失了其政治中心也就同时意味着它丧失了整体的战略承担和实施的能力。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战争开始不久，阿富汗就丧失了其首都，苏军凭借着其强大的战力而控制了阿富汗各交通要道和主要地区，尽管阿富汗人民坚持反抗苏联的占领，但是在十年中，这种反抗行动并没有直接导致苏联在阿富汗遭受失败，苏军在1988撤出阿富汗的原由也要归因于它在国内的力量衰竭和国际形势的压力，而阿富汗人的长期反抗行动也肯定不构成最终导致苏联撤军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原由。相对应，在2001年美国占领阿富汗之后，许多阿富汗抵抗者甚至它的普通民众也深信，只要抵抗行动继续存在，美国最终就不得不像1988年的苏联那样因此而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并最终不得不撤军，但是此时的美国并没有遭受像20世纪80年代时期的苏联那样恶劣的国际压力和国内力量衰竭的状况，并且只要美国能够避免这两种情形的出现，那么美国就完全有能力在阿富汗拥有军事力量，即便是有一天它决定撤出阿富汗，也肯定不是因为美国丧失了继续占领阿富汗的能力和阿富汗人的坚持抵抗，而只能是美国根据自己的亚欧战略体系的调整而作出的战略安排。

第二种意义，也是经常性地存在于各种情形中的。在公元前218年至201年的第二次布若战争期间，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在长驱直入罗马腹地打败了罗马军团的主力之后由于种种原由没有进攻罗马城，而罗马城则是罗马人精神的象征，因此，只要罗马城继续迄立不倒，罗马人的精神和抵抗意志就不会丧失，最后汉尼拔没有攻陷罗马城的做法给他带来了失败的恶果。在唐朝末期875-884年的黄巢起义中，黄巢军于881年攻陷唐朝政府的都城长安之后就志得意满、停止继续追击逃亡的唐朝政府，最后唐朝政府在各地组织反击而收回长安使得黄巢起义遭受最终的失败，在此一战例中，并不是说黄巢攻占长安没有丝毫意义，而是说他攻占长安因此而取得唐朝政府的象征性意义被他停止继续追击唐朝政府的停滞行动的负面影响所抵消和湮没掉了，而唐朝政府收复长安的举动尽管没有给它带来直接的最终胜利，但是其对于恢复唐朝政府的威望和鼓舞那些对它仍然抱有希望之人士气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第三种意义，大多存在于你期望得到国际援助和拥有盟友的情形，这时，一旦你丧失了政治中心，你在其他国家的你的盟友的眼中也就同时丧失了作为独立战争主体的地位，而你如果不能够及时重建新的政治足以或者从此转入地下作战、不再能够对敌军形成独立的对抗行动，那么你就极有可能沦落为被敌军称呼和被其他国家所认可的反政府者。1940年法国首都巴黎沦陷于德军之手后，法国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尽管法国国内仍然存在着抵抗德军的势力，但是法国之前的盟友英国再也不愿意以单独的身份和力量来在欧陆大陆抵抗德军的进攻而是立即决定撤回本土。1947年解放军丢掉延安的行动事实上也极有可能给解放军带来这样的恶果，当时的苏联作为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也因此而对中国的红色政权丧失了信心，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任这种情形继续恶化下去，而是继续留在延安指挥作战并且很快重新夺回了延安。2001年，美国宣布进攻阿富汗，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战力很快就攻占阿富汗首都、控制了阿富汗全国的交通要道和主要地区，尽管原来的塔利班政权坚持抵抗美军，但是，在更多国家看来，此时的塔利班政权事实上更像是反政府组织和基地恐怖组织而绝非是阿富汗国家和政府的代表。

最后一种意义，我们从1937-1939年间中国军队阻止日军侵占上海、及南京国民政府首都的情形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并不是直接放弃南京而是在其外围上海地区作了大规模的抵抗作战，在上海沦陷之后，南京岌岌可危而且蒋介石正筹划着将国民政府迁往西南地区的重庆，但是即便如此，国民政府军也仍然没有放弃在南京周围地区抵抗日军的行动更没有主动将南京丢给日军。关于上海抵抗日军行动的意义，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当局都认为这一抵抗行动直接挫败了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而国民政府军在南京及后来的湖北省政治中心武汉周围对日军的抵抗行动，也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事实是，这些地区最后看起来失败的抵抗行动也同时消耗了日军的一部分进攻性力量。但是，人们应该明白，因为政治中心的丧失而对敌军造成消耗的作用，只是在不得已丢掉政治中心的情势下所带来的附带性结果而绝非是丢掉政治中心的本意更不是其理所当然的结果。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6 07:56
丢掉政治中心的负面影响
由于政治中心在更多时候是政治主体人为造成的，并不像生物的心脏及脑中枢神经一旦丢失生物的生命就会立即终止，因此，一旦政治中心丢失，而政府主体及时往往其他地区并重建政治中心，那么，之前因为政治足以的丧失所造成的整体战略进程的中断就会很快得以恢复。但是，丢掉政治中心之后重建政治中心的做法也同样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而为之的，正如一个人不会平白无故或者随随便便、兴高采烈地给自己换心脏和做脑手术而只是在他患病不治的情形下才不得已做出这种选择一样，你千万不要以为政治中心可以重建就因此而轻易地放弃政治中心。换心脏的做法的确存在并且使得患者的病情因此而得以好转，丢掉政治中心之后重建政治中心的情形也的确存在并且在一些情形下也的确为交战者带来了更大的和最终的全面胜利，然而，这些只不过是负面影响中的次生性效果而绝非其理所当然的效果。病痛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身体的一种折磨，如果一个人因为病痛的治愈而使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而远远胜过从前，这也并不能说病痛就一定会改善你的身体状况和对你有益，而只是它可能的次生作用之一，事实情况是许多人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后变得更加虚弱和并没有因此而使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得到改善。相同的道理，政治中心的丢失，本身就是对你的整体战略进程的极大的打击，是你不得不作出的牺牲，而你因此而得以保存实力、重整旗鼓最终战胜敌军的结果也只是你遭受巨大打击的次生效果，实际情形是，许多交战者因为丧失了政治中心而最终招致全盘的失败。

我由此可以得到丢掉政治中心对于交战者的影响的逻辑次序：首先，你丢掉政治足以肯定意味着你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你因此而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负面影响；随后，你面临着重建政治中心的任务，而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些你就极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更大程度上的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全盘皆输；接着，你重建政治中心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一旦你遭受敌军的继续追击和更为猛烈的打击而中断了你的重建进程，你也极有可能因此而招致最终的失败；最后，在前三种情形的折磨下，你才有可能成功地重建了政治中心，但是，即便是你得以成功地重建了政治中心，也并不能保证你因此就一定会取得反攻的胜利。

丢掉政治中心的负面影响，只能说明你避免作出更大程度上的牺牲，而你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则只能用此后取得更大程度上的胜利来弥补。

战术是用以实现战略整体目标的一个阶段和一种途径，而战术损害整体战略目标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战术也可能在适当的情形中促使战略目标得到超前实现。一个战略家务必要追求精确、全面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目标。战略上的布置与战术上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略力量的相应变化。战术上那些令人眩晕的胜利在条件适宜时就可能会反向毁掉整个战略。

德军偷袭苏联
德军在战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却直接将人力、物力规模庞大与军事实力强劲的苏联拖入了战争，结果导致德国在战略上陷入苏联困境。

日本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以6艘航空航空母舰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日本损失了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员及数艘袖珍潜艇，而美国却为此承受了惨重的伤亡代价，美国的8艘战列舰中有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受到重创，此外还有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受创伤、188架飞机被毁和数千名美军官兵伤亡。单就双方损失对比来看，这是日本人对美军实施的一次颇为成功的偷袭，并且由于美国在太平洋上力量最强的舰队被毁而美国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的前6个月内陷于被动境地。但是，日本人在战术上的成功直接将美国拖了战争，而美国无论在战略基础、战略力量上都要远远胜过日本，结果日本反而在战略上陷入不利境地。

政治中心是否可以重建直接关系着战局的成败
我已经多次阐述过，所谓政治中心并非是因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这样称呼，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机关所常驻的地方才被称为政治中心。尽管攻克敌方的政治中心并非一定就会取得战局的最后胜利，但是如果你在攻克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摧毁了敌方的最高统治机构，那么你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将只会是时间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攻克商都朝歌而取得战局胜利的情形，当时商王朝的主力作战部队远在东方与东夷人艰难地作战，而西方的周人便趁机聚集了一些小的诸侯国凑成总数约为5万人的部队向商都朝歌进军。商王朝的君主帝乙便临时凑集起了一支人数约为17万人的由奴隶和东夷战俘组成的大军迎战周军，但是当双方在离朝歌不远处的牧野战场相遇后，商军临阵倒戈引导周军进攻商都朝歌。帝乙在商军战败之后便逃回朝歌城自焚而死，我们很难假定如果帝乙能够不拘泥于朝歌城的得失而是继续向东到达商军主力部队之中统帅军队继续坚持抗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帝乙本人，据司马迁的历史记载是一个聪盈勇武的君主，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其最终的结果却未必会是周人胜利。那些质疑的人会说，即便是帝乙会放弃朝歌城逃往东方的商军主力部队之中继续统兵作战，而他依然要在东面应对东夷人的同时在西边抵抗来自于周军的攻势，况且这时周军已经攻克了朝歌势气正旺因而帝乙最终仍然会失败。这种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其能够成立则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帝乙本人究竟能够统帅商军主力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作者: 懒猫    时间: 2015-2-6 09:04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8 07:02
与商王朝的帝乙丢掉政治中心、身死国灭的情形相反的是楚汉之争中西楚霸王项羽丢掉其政治中心彭城之后依然能够率军回击彭城转败为胜。公元前205年的情形是，项羽正率领着他的主力部队在东北方向上攻打背叛他的齐王国，而处于西边关中地区的汉王刘邦则纠集了周边的诸侯国军队合计约56万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直取项羽的都城彭城。面对政治中心被夺取而在前线一时又难以战胜齐王国的危急情势，项羽决定留下绝大部分军队继续对付齐王国，而他自己则亲自挑选3万兵楚军精锐急速杀回彭城，由于项羽本人的异常勇猛与楚军的强悍战力，刘邦所集合起来的56万汉军根本难以抵挡而陷入惨败的境地，刘邦本人也在向西逃回其根据地的过程中险些被楚军俘获。项羽的处境，在司马迁的笔下其实与1046年时商王朝的帝乙的处境相类似，两者都是在主力部队正在远方作战时其政治中心面临被攻克的厄运，而且帝乙本人的残暴性格据司马迁的记载与项羽本人的残暴不相上下，然而之所以面临相似的遭遇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局，那正是因为前者在丢掉政治中心的同时其最高统帅机关也被摧毁而后者则能够在政治中心丢掉之后坚持率军抗击的缘故。

在1399-1402年的靖南之役中，燕王朱棣的军队在前三年时间中都在致力于稳固他的后方基地和打败前来讨伐他的明朝政府军，随后，他从明帝国都城南京城内的内应那里得知南京城守卫空虚建议他率军直接攻陷南京。于是，朱棣便放开正与他缠斗的明朝政府军沿途绕过不愿意归降他的城池而带着他的10万大军攻入南京，南京一陷落而建文帝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朱棣于是便立即在南京宣布继位为大明帝国皇帝，自此他便得以掌握明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并且凭借此来逐一消灭反对他的势力。朱棣的这种战法有时也被形容为长驱直入，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长驱直入就意味着他的军队可以不受限制地直攻敌军的政治中心，人们不应当忘记，朱棣是在用了三年的时间彻底打败了明朝政府军的主力的情形下才敢于长驱直入攻入南京的，并且如果不是他本人属于已故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亲生儿子而沿途的一些城池守将保持中立或者根本不愿作拼死抵抗的话，朱棣长驱直入只会是自寻死路。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9 07:54
那些信奉战略决定成败的人所经常强调的论调是如果你的战略方向错误而你再怎么努力注意细节，而你只会南辕北辙、越走越远而绝无可能会走向成功。许多人也相信战术上的成功可以弥补战略上的不足，但是，假如你的战略不足不是策略选择上和执行部分的不足，而是方向和目标上的根本错误，那么你的战术即使很精巧也难以弥补战略上的不足。陈庆之率领仅有的7000人屡次战胜实力远胜于己的北魏军，无论北魏内部处于怎样的一种空虚境地，而你都无法否认陈庆之本人高超的战术技巧，而且在陈庆之拿下洛阳、元颢进入洛阳称帝之后，梁武帝的战略目标应该算是达到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梁武帝的这种战略目标是带有敷衍性质的控察，而并非其认真对等和真正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佐证之一就是在陈庆之北伐的过程中无论陈庆之是战胜还是战败而梁武帝都没有对他进行过援助，基于这种情形，而元颢一开始就与陈庆之之间存在着裂痕而并不可能真正像君臣关系那样保持亲密合作，因而即便是最终元颢及陈庆之真的消灭了北魏军而控制了北魏全境也并不能说成是梁武帝战略上的成功而只能说成是陈庆之凭借着其战术上的成功弥补了战略上的不足，但是事实是陈庆之最终遭遇了失败，他的精妙战术最终无法帮助他弥补战略上的不足。

战略方向上的错误并非是无法挽救的，但条件是实施者能够及时改变方向，但是梁武帝并没有这样做，想要使一个战略实施者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其战术取得辉煌成就之时改变他原来的目标与方向，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之所以说战术上的成功会弥补战略上的不足，那是因为战略的实施者能够在战术所赢得的胜利和环境条件下获取缓和的空间来修改现有的战略并在战术上的缓和究竟被消耗殆尽之前及时将这新的战略付诸实践；之所以说战略的成功实施会弥补战术上的不足，那是因为战术作为战略整体框架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实行不利时，它还可以有战略这个整体框架为依托来获取修改的缓和空间，但是前提条件是战术的不足还不足以对战略的整体框架形成致命威胁。

汉尼拔、拿破仑都是杰出的战术英雄，然而他们却并非精明的战略家。
汉尼拔在战术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没能延续这种战术上的成功，更没有能将这种战术上的成功真正上升到战略上的全胜。

二战期间享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非洲军团指挥官隆美尔的例子最具说服力：
隆美尔在1941年的2月6日被希特勒派往北非与英军作战，这时非洲的战况是，意大利在1940年6月向英国宣战之后出兵北非乘机进攻英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埃及和索马里并从英军手中夺取苏伊士运河以控制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但是在12月英军开始反攻之后，意大利军队却立即败退并向利比亚境内撤退，1941年英军又增强了在北非的兵力而对意大利军队进攻猛烈攻击，意大利为此损失了十个师，但是希特勒派拔给隆美尔援助意大军的军队只有一个轻快师和一个装甲师。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10 07:55
公元6世纪初期的北魏国皇室衰弱、内部战乱不断，各地叛乱、起义及诸侯割据共存，其中北魏王室中的北海王元颢向南投奔梁朝并向梁武帝萧衍请求出兵助他回朝夺取皇位。萧衍并不真的打算扶植元颢为北魏皇帝，但是为了探察北魏内部的状况，便封元颢为魏王并派遣陈庆之率领7000人护送元颢北上进入洛阳。因此，在军事战略上，梁武帝萧衍并没有为这一次北伐作出充足的准备，并且任凭陈庆之的7000人与北魏军作战而不加以增援，看起来陈庆之和他所率领的7000人只是梁武帝随意做出的一个举动，但是他却没有料到，陈庆之带着这7000人在北魏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攻下洛阳将元颢扶上皇位。

这时，北魏国的主力部队一部分由元天穆率领用来对付山东刑果一带的人数约为10万的起义军，另一部分则由其第一名将尔朱荣率领其他各处的叛军，因而陈庆之得以乘北魏内部兵力空虚之际凭借着他的高超战术而仅用7000人屡次打败人数远胜于己的北魏军。尽管史书中对于陈庆之敌手的军队数量多有夸大之嫌，然而可以肯定的时，陈庆之所面临的敌军数量往往要胜过他许多倍，并且陈庆之的7000军队因为在一开始的顺利进军而在北魏军中制造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印象。

529年的四月，陈庆之进攻荥城，由于魏军的主力部队已经被调入他处，因而事实上荥城是孤城一座，并且按照中国古代战争的特征，防守住一座城池往往需要比进攻者多出几倍的兵力，因而兵力处于劣势的陈庆之反而占据了上风并攻下了荥城。接着，陈庆之又进攻睢阳，睢阳的北魏守将丘大千掌握着数量据称是7万人之多的魏军，但是陈庆之兵力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形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然而由于陈庆之个人的威名及其新近取得的战线，丘大千反而由于恐惧而采取了消极的守城对策并在城外设置了九座营垒用于防守，结果陈庆之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其中的三座营垒，丘大千以为魏军无法抵挡而终于投降。随后，陈庆之继续向洛阳进军，这时，他遇到了元晖业率领的两万近卫部队在考城阻挡他进军，考城四而环水、易守难攻，但是陈庆之命人在水上建筑水垒而很快又攻下考城。元颢封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武都公，命他继续率军向西进攻洛阳，但是史料中并没有记述是否有投降元颢的北魏军加入陈庆之的军中，而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记述而认为陈庆之的军队仍然还是那7000人。

陈庆之的进军显得过于轻巧和有些侥幸的意味，但是当他到达荥阳之后就开始遭受挫折。北魏皇帝元子攸派遣各军扼守荥阳、虎牢各处要地以保卫京师洛阳，北魏军这次动用的全部兵力据称共有30万之多，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则分析史书中的这一记述多有夸大和不实之处，并且北魏军的应对策略仍然是处处防守，只是这一次还调集了5000名精锐胡人骑兵和9000名步骑兵以增援前线魏军。另一方面，根据《梁书》中的记述，元颢曾经派人劝北魏主将之一的杨昱投降但是遭到后者的拒绝，据此可以推测出陈庆之所能统率或者与之配合作战的兵力肯定不止是7000 人而是加上元颢所派遣的北魏降军，因为《梁书》中也同时有着梁军的说法。陈庆之在一开始没能攻下荥阳城，但是在北魏军的布署尚未完成之际，他又敏锐地抓住战机攻下了北魏军重兵防守的荥阳城。紧接着，元天穆率领北魏军的一部分主力部队回师，元天穆所率领的北魏军据称有20万之多、其中有十五万是精锐的胡人骑兵，也正是这一战双方的参战人数及交战结果最令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质疑，因为陈庆之只挑选了3000名骑兵出城与元天穆交战并且大败元天穆的军队，元天穆等人只身逃离战场。接着，陈庆之趁胜进攻虎牢关，虎牢关由尔朱世隆率军1万防守，但是尔朱世隆却弃城逃跑，紧跟着，北魏皇帝元子攸从洛阳撤退到长子，而洛阳守将则向梁军投降。元颢于是得以进入洛阳称帝，元颢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但是元颢与陈庆之两人都很清楚自此之间并无真正的君臣关系，前者认为自己是被当成是傀儡而扶持的，而后者的真正效忠对象则是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元颢称帝后就开始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陈庆之则被搁置一边。

正在平定各地叛乱的北魏势力最大的尔朱荣在接到北魏军连续遭遇败绩的报告之后，立即集合其全部精锐部队从北方南下准备收复洛阳城。尔朱荣所能掌控的军队号称百万，但实际上最多也只有几十万之众，然而无论如何，这一次陈庆之面临兵力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尔朱荣军，其厄运也就开始了。洛阳附近的各处城池很快就又回归北魏朝廷，尔朱荣在之前起家之时也曾经用七千人打败过人数远胜于己的敌军，因而实际上他对于陈庆之有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并且将陈庆之列为他的真正对手。陈庆之要求到黄河以北的北中郎城抵挡尔朱荣军，元颢爽快地答应了。在这里，陈庆之仍然带着他的7000人与尔朱荣交战，假如尔朱荣真的拥有百万之众，而陈庆之的7000人绝无可能没有损失一个人，而用7000人战胜百万之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合理的推测应当是，尔朱荣亲自带着他的一部分精锐部队与陈庆之交锋，并且由于他个人对陈庆之这种对手的重视，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尔朱荣亲自率领直接与陈庆之交锋的兵力应该比陈庆之的7000人多不出几倍甚至极有可能也是同样的7000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尔朱荣战败了，尔朱荣想要退兵但被手下人劝阻，于是他改变策略直攻元颢占据的洛阳城，元颢本人也被他杀死。这时的陈庆之真正地变成了一支孤军，深入北魏腹地而没有盟友的协助，远离梁朝而无法得到增援，并且这时北魏各路军队已经集中矛头对付他了，陈庆之自度无法再战下去于是便决定向东撤回梁朝。在陈庆之撤退的过程中，尔朱荣亲自带着北魏军进行追击，但是由于战败的阴影始终困惑着他，因此尔朱荣事实上在刻意保持着与陈庆之军的一段距离，这种追击在许多人看来显得很滑稽，因为追近了尔朱荣担心再次被陈庆之打败、追远了而他作为统帅的威名就会因怯敌而遭损伤。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在陈庆之军进入河南边界一带时发生了，在陈庆之军渡河时，突然涌出的山洪冲走了他的部队，最后陈庆之孤身一人化装成和尚逃回了梁朝。
作者: 东宝    时间: 2015-2-10 08:12
标题: 真大师！膜拜中...............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11 07:55
那些信奉战略决定成败的人所经常强调的论调是如果你的战略方向错误而你再怎么努力注意细节，而你只会南辕北辙、越走越远而绝无可能会走向成功。许多人也相信战术上的成功可以弥补战略上的不足，但是，假如你的战略不足不是策略选择上和执行部分的不足，而是方向和目标上的根本错误，那么你的战术即使很精巧也难以弥补战略上的不足。陈庆之率领仅有的7000人屡次战胜实力远胜于己的北魏军，无论北魏内部处于怎样的一种空虚境地，而你都无法否认陈庆之本人高超的战术技巧，而且在陈庆之拿下洛阳、元颢进入洛阳称帝之后，梁武帝的战略目标应该算是达到了，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梁武帝的这种战略目标是带有敷衍性质的控察，而并非其认真对等和真正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佐证之一就是在陈庆之北伐的过程中无论陈庆之是战胜还是战败而梁武帝都没有对他进行过援助，基于这种情形，而元颢一开始就与陈庆之之间存在着裂痕而并不可能真正像君臣关系那样保持亲密合作，因而即便是最终元颢及陈庆之真的消灭了北魏军而控制了北魏全境也并不能说成是梁武帝战略上的成功而只能说成是陈庆之凭借着其战术上的成功弥补了战略上的不足，但是事实是陈庆之最终遭遇了失败，他的精妙战术最终无法帮助他弥补战略上的不足。

战略方向上的错误并非是无法挽救的，但条件是实施者能够及时改变方向，但是梁武帝并没有这样做，想要使一个战略实施者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其战术取得辉煌成就之时改变他原来的目标与方向，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之所以说战术上的成功会弥补战略上的不足，那是因为战略的实施者能够在战术所赢得的胜利和环境条件下获取缓和的空间来修改现有的战略并在战术上的缓和究竟被消耗殆尽之前及时将这新的战略付诸实践；之所以说战略的成功实施会弥补战术上的不足，那是因为战术作为战略整体框架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实行不利时，它还可以有战略这个整体框架为依托来获取修改的缓和空间，但是前提条件是战术的不足还不足以对战略的整体框架形成致命威胁。

汉尼拔、拿破仑都是杰出的战术英雄，然而他们却并非精明的战略家。汉尼拔在战术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没能延续这种战术上的成功，更没有能将这种战术上的成功真正上升到战略上的全胜。

二战期间享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非洲军团指挥官隆美尔的例子最具说服力：

隆美尔在1941年的2月6日被希特勒派往北非与英军作战，这时非洲的战况是，意大利在1940年6月向英国宣战之后出兵北非乘机进攻英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埃及和索马里并从英军手中夺取苏伊士运河以控制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但是在12月英军开始反攻之后，意大利军队却立即败退并向利比亚境内撤退，1941年英军又增强了在北非的兵力而对意大利军队进攻猛烈攻击，意大利为此损失了十个师，但是希特勒派拔给隆美尔援助意大军的军队只有一个轻快师和一个装甲师。

降美尔于2月11日到达北非战场，这时，英军已经占领了本海齐并即将向提波里坦尼亚进军，隆美尔决定先发制人给英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以遏制英军的攻势，但是此时的意大利军队已经为英军的攻势所吓退，而德军的两个师尚未完全到达，隆美尔手中所能直接指挥的德军部队只有一个团。隆美尔命令意大利军务必坚守塞尔提海湾地区的提波里坦尼亚防线以便防止英军继续深入和为德国空军在北非提供一个作战空间，此外隆美尔要求意大利空军对本海齐的英军发起空袭以破坏英军的增援路线，半信半疑的意大利空军按照隆美尔的话去做了，意大利军队并且还派遣了一个师到达塞尔提增援隆美尔。

在2月16日，隆美尔正式接管非洲军团的总指挥权，而在2月14日德军的先头部队也已经到达提波里港并紧接着开赴到了前线。2月底，英军增强了兵力，但是由于英军认为自己占据兵力优势而同时德军的兵力很少，因此放松了对于德军的攻势。隆美尔则趁此机会命令德意军队向尚未部署完整的英军发起迅速进攻，猝不及防的英军被迫向后撤退，德意军队因此而得以向南挺进了四百五十多英里。3月，隆美尔又指挥德军攻占了英军在艾阿格海拉的要塞和基地，英军继续撤退到阿吉打比亚并占据了那时的险要地段准备据此坚守。隆美尔决定不给英军以喘息之机，便在后续部队没有完全到达之前就继续向英军发起进攻。3月31日，德军占领了英军防守的梅尔沙隘道，随后又又攻占了阿吉打比亚周围的地段。英军于继续向后撤退。在接连遭遇败绩的英军撤退到了托卜鲁克要塞后，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放弃托卜鲁克要塞是不可思议的，随后便向托卜鲁克要塞派遣增援部队，英军与德军在一开始陷入了拉锯战状态，但是在6月份德军最终攻克了托卜鲁要塞，希特勒为这一次胜利还特意将年仅51岁的隆美尔提升为元帅。

1942年7月，德意联军又顺利地从利比亚突入埃及、进军至距离开罗只有350公里的阿拉曼，尽管如此，由于盟军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而德意军队的物资补给不足，于是隆美尔不得不立即转入守势。另一方面，英国则源源不断地向北非增强军事力量，英国在北非的兵力在1942年10月份已经达到了11个师和4个独立旅共23万人，德意军队此时在此非只有12个师约10万人，英军在美国的支持下获取了充足的物资保障，而德意军队则在英国海空军封锁地中海的情形下难以获取支援，就这样，战略优势最终转移到了英军之手。

阿拉曼战役之后，德意军队在北非地区接连败退，最终在1943年5月被英军全部赶出北非战场。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13 07:58
隆美尔作战的特点军团的快速推进给敌人造成意想不到的打击，他自己总结在北非战场上的胜利原因时说是速度第一，而英军的观察则认为隆美总是能够依据沙漠的地形等条件灵活指挥作战，并且由于德意军队在北非遭遇补给困难的状况而总能够以少胜多击败占据兵力优势的英军，为此，英军给这个难以捉摸的敌手以“沙漠之狐”的称号。

隆美尔在前期凭借着高超的战术接连击败英军，但是随后由于他本人的失宠及希特勒对于北非战场的轻视，在北非的德军无法获得补给，而这时，英国军舰也已经封锁了地中海，事实上德意军队这时已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德意军队在后期的完全失败，并非是隆美尔的战术水平下降了，而是因为德意军队因为补给缺乏而导致战斗力下降，结果隆美尔的高超战术失掉了发挥的空间。与此相反，补给与兵力日益充足的盟军则迅速弥补了战术上的不足而赢得了优势，蒙哥马利本人的指挥才能的确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双方军事统帅才能相当的情形下，军事力量占据优势并能够得到持续补充的那一方就会获取最终的胜利，这种情形也叫做高超的战术受制于战略上的不足。

越是在力量有限的情形下取得巨大胜利的军事指挥官就越容易受到人们的备加推崇，但是战略是一种可以持续运作的东西，它只要求军事指挥官们能够在一种力量的持续支撑和使用的过程中云达成战略目标所要求的具体任务。隆美尔是一个高超的战术家，但是他高超的战术也并没有最终挽回德军的败绩，因为他所能掌握使用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且得不到及时和充足的补充。

人们渐渐明白，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的真正涵义，即在战争过程中军事力量的使用并不是一次性的和短暂的，而是持续的和长期的。并且依照物理学中对于物体之间作用力相等、只是作用力更大的那一方能够失去另一方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的原则，战争双方在实际交战过程中相互接触的那一部分军事力量是对等的，然而最终的胜利却总是属于能够提供更强大、更充足的军事力量的一方。

迷信权力的人讽刺推崇谋略的人只会躲在幕后指手划脚，而推崇谋略的人则嘲讽迷信权力的人只知道横冲直撞。当你在听到有人建议你采用那些令人眩晕的行动技巧时，你首先所应当想到的是这种技巧空间是否能够对你即将发生的行动发挥实际作用，你应当永久性地拒绝将技巧性的东西当成是一种艺术或者逻辑完美性来欣赏。那些推崇谋略的人总以为自己会出谋划策就显得高人一等，而其实他们的谋略与行动者的汗水、鲜血一样是处于同一个层次的东西，即都是你用以达成战略目标的手段中的一种。

迷信谋略的人，将战争当成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游戏，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将精明的算计、谨小慎微的预测强加进战争规划之中，结果使得制定出来的战争计划更像是一份购物清单和教人如何投机取巧的成功学原理。相对应，那些信奉实力的人则一心要凭借实力来解决所有问题，在他们眼中，实力就是和等于一切，只有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可是你应该明白，在任何时候实力与地位都是两回事，你只有在充分有效地使用了实力之后才能够获取你所想要的。

实力这种东西，获取的过程非常艰难，谋略这种东西，思考它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种，因此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容易思考的谋略而避开难以获取的实力。经营的人感觉一心一意经营太过困难，于是便整天想着如何投机取巧，统帅军队的人认为军事力量一旦受损而补充太过困难，于是便绞尽脑汁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回避困难的事情而倾向于容易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普通人的心态和做法。假如那些被回避的困难事情真的无助于当事人的发展壮大或者对他来说是得不偿失，那他回避困难之事的做法也是很明智的，倘若选择容易的事情能够更加有效地达成目的或者事半功倍，这种做法就更加明智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回避困难之事的人只想着迎难而上的害处却根本不去考虑困难之事本身所蕴含的益处，而那些选择容易之事的人则只看到了成功时的好处而根本去考虑这样做的害处。

实力与谋略这两种因素，原本并非水火不容并且只要当事人能够恰切地认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加以尝试，而他们就能够收到极佳的效果。可是回避困难、倾向容易之事的做法却使得谋略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而同时，出于对避重就轻之做法的反感和失望，那些受到反弹而认为实力占据主导位置的人又根本不屑于去思考和使用谋略。这样，实力与谋略的不同作用被单方面日益夸大，而两者之间的恰切关系也越来越模糊或者说泾渭分明，说模糊是因为两个派别都因为过分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而认不清实力与谋略之间的准确关系，说泾渭分明则正是因为这两派都旗帜鲜明地认为某一方面占据主要位置。

所以，评论战争胜利之功的时候，将参谋部的工作摆在首要位置而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士兵们则心有不满，而如果将战士们的拼杀摆在首位则肯定会冷落了尽心谋划战争的参谋部人员。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顾此失彼的情形，正是因为评论者认识不到战争计划与战场拼杀之间的确切关系。
作者: 地球人的那点事    时间: 2015-2-15 23:28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17 07:53
在官渡之战中曾经在关键时刻给曹操出谋略袭击袁绍粮仓的许攸，的确对于曹操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出了重大作用，可是他却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而后逢人便夸口说因为他才使得曹操取得了战争胜利，当曹操攻入袁绍的都城邺城之后，许攸则专门赶到曹操面前当着众将士的面反问曹操如果没有他的奇谋曹操能否攻入邺城，尽管曹操出于对人才的尊重而笑着回答说正是这样，可是许攸却已经因此而埋下了杀身之祸。研究历史的人和钻研管理学的人认为是许攸不知收敛和不通人际关系，然而这却都是问题的表象，根源则在于许攸骨子里认为谋略家高人一等、因而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看不起那些只知道拼杀的将士，所以感受到战场之迫切的曹操最终授意其下属杀死了许攸。

许攸因为蔑视战场拼杀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例子算是比较极端的一个，然而某些谋略家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和做法却至今仍然普遍地存在着。谋略和战场拼杀，都是要用来帮助当事一方获取战争胜利的，这样说来二者都必定是构成战争致胜的手段，评价手段的统一标准是使用它能够为战争胜利带来多大的作用、只要能够更加有效地促成胜利而任何一种手段都可以成为最佳手段，所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那些以谋略家自居并且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却毫无缘由地认为谋略更重要，相对应，那些缺乏谋略智慧的武将则坚持认为正是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才促成了战争胜利。缺乏谋略智慧的武将原本就难以认清楚谋略与战场拼杀之间的关系，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谋略家们实在不应该认不清二者之间的确切关系，由此谋略家与死战之士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谋略家能够以各种方式嘲笑和挖苦死战之士却抵挡不住死战之士的武力，而死战之士尽管可以凭借武力压制甚至杀死谋略家却始终改变不了谋略家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固有心态。如此循环往复，不同人对待实力与谋略之用途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态度、做法日渐恶化，搞得水火不相容以致于对人类的实践活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法家权势与兵家谋略之争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烈度的强调；

利德•哈特受毒气攻击后倒向间接路线；

利德•哈特在《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中书对于间接路线的推崇是受他个人遭受毒气攻击之后的心理反差所致，而正是这种心理反差难以避免地使得他对于间接路线的推崇乃至用间接路线是最佳路线这样的观点来为全书作结都带有事先预定好的偏见与固执情绪。

权与谋之间的恰当关系
权即代表实力，谋即代表使用实力的方法，所以说权和谋之间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

权与谋之间也并不是直线条的对应关系，而是类似于数学和物理次方公式关系的曲线条关系。

投机取巧与谋略战
谋略战中有两类根本不同的战法，一种战法是建立在投机取巧基础之上的谋略战，另一种则是以军事力量为依托的谋略战。前一种谋略战并不关注实力与谋略之间的关系或者更加侧重于谋略的应用，后一种谋略战比较重视实力的作用并且强调以实力为后盾来施展谋略。

表面上看这两种谋略战没有太大差异，然而实际上却因为其各自对谋略与实力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而大相径庭。譬如两个不同的武术练习者，一个人强调武术招式的运用，另一个人则注重于对自身力量的招式发挥，前一个人致胜的关键是在恰当的时候运用巧妙的战术击败对手，后一个人致胜的要旨则在于根据自己力量的大小来制定出随时可以击败对手的实效战法。

投机取巧式的谋略战并不是丝毫不涉及实力，而是说其所对实力本身的关注太少，而只是倾心于寻找或制造巧妙的战术。尽管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的确出现过许多凭借投机取巧而获胜的战例，但是人们同时也不应当忽视更多的谋略战例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

除了对谋略与实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关注度和侧重点的不同之外，两种谋略战法在实效方面也大不相同。投机取巧式的谋略战所关注的实效是最终战胜敌人，换而言之只要能够达成这一目标，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也无论耗费多少时间都是值得的，但是，后一种谋略战所关注的实效则是在每一次军事行动中都能够带来切实的作战效果。假如不考虑两者的实际可操作性的高低，无疑投机取巧式的谋略战是最为划算的一种战法，但是一旦将实际可操作性加入进来，而结论就不是这样了。

投机取巧式的谋略战大都比较注重避免军队作出直接的损伤，但是其实这种战法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实际的战争需求绝不仅仅限于避免军队损伤这一点，时效性也是必须考虑进来的。而此种谋略战却根本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军队损伤，比如在我方军队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形下，立即对敌军发起进攻就一定可以立即取得最终胜利，但是这样做必然要造成我方军队直接的损失，而投机取巧式的谋略战则主张利用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对敌军进行围困以便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不过这种战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对敌军进行围困本身不仅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也同时会耗费更多的军事物资。在实际的战争进程中，不讲求实效性只会贻害军队和拖累国家，可是投机取巧式的谋略战却只是片面强调能够避免军队的损伤这一点好处，实际的战争需求通常会将军队损伤、时间成本、物资耗费这些要素全面、准确地考虑进来，但是投机取巧式的谋略战却根本忽略了时间成本、物资耗费这些因素。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25 07:55
安陵国的灭亡
安陵国本为战国时期魏王国的一个附属国，但是在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亡了魏国之后，作为魏国附属国的安陵国因为太小的缘故而没有被秦军所注意。这时秦王派人向安陵君表示想要以五百里的土地来交换安陵君五十里的封地。安陵君深知秦王是想要以此来诈取安陵国的土地，因而回拒说虽然秦王施加的恩惠极大但是由于他是从魏国先王那里接受的封地而情愿终生守护着这一封地不敢进行交换，秦王听说后就暂时放弃了吞并安陵国的打算。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已经统一了天下，这时的安陵国也必定被秦国所吞并了。安陵君回拒秦王的话被证明只能是一种使安陵国苟延残喘的权宜之计，而面对秦国强大的军力，即便是再巧妙的谋略施展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厄运。

秦王欲用五百里之地交换安陵国的最早版本是西汉的刘向所编撰的《战国策•魏策第五》中唐睢为安陵君劫秦王的一段，这一段的故事情节与对话现在看来是属于西汉初年那些反感秦朝暴政的人所伪托于唐睢之名而虚构的，但是在其中倍受时人赞誉的唐睢智劫秦王保存安陵国的谋略却也没能避免安陵国在几年之后仍然被强大的秦国所灭亡的命运。现在，我在此重述这一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以便使得它与安陵国几年后被秦国用武力灭亡的事实作出鲜明的对比从而凸显出实力的重要性与脱离实力的谋略的权宜性。

面对强大的敌人，国家不是想着如何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加强防守，而是幻想着依靠某一个人的奇思妙计来通过谋略的施展而获得苟延残喘之机，这种国家被灭亡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唐睢不辱使命的故事情节尽管属于虚构，但是虚构这一故事情节的人、深受故事情形中唐睢智谋之影响的人以及所有称颂唐睢运用智谋保存安陵国的人，他们迷信于依靠过人的谋略就可以保存国家的倾向实在是令人忧虑。

围困的难度、指挥官的偏好
那些仍然信奉“十则围之”的人根本不了解实际围困的操作难度和所需要付出的更多物力、人力和时间成本，16世纪下半期至17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战争状况是要塞工事的加强使得围困战变得异常困难：“这些根据多棱堡设计、即所谓意大利样式构筑起来的至关紧要的站点，已经无法依凭火炮来迅速攻克。它们必须予以围困，但围困是个需要重炮、大量弹药和后勤储备的旷日持久的过程。这样一来，整个战役变得以围困战为中心来展开，后者被认为比野战更重要，而且现在打的次数也多得多，甚至那些希望野战的指挥官也是如此。”

这一批人对明摆着的事实一律视而不见，反倒对歪曲了的东西坚信不疑。只要敌人掌握了这一批人的惯性思维，就可以将自身真实的状况明白宣扬出去却能够在事实上起到保密的作用，与此同时，敌人又故意将那些虚假的情报以秘密的方式传播并让他们截获和信以为真。当某一个人处处与你作对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掌握了制约他的办法，那就是把凡是你想要做到的事情以相反的方向说给他听，然后他就会反过来在事实上帮助你。那一批人信奉谋战逻辑，在他们眼中凡是明白直接的东西都是低等的和不屑一顾的，相反，只要是弯曲的和复杂的东西就都是高等的和必须加以重视的。他们就像得了失心疯和精神病一样，将一切正常的东西当成不正常，反过来又将一切不正常的东西视作为正常。只要你了解到这一状况，就能够致他们于死地。

1804年拿破仑想要组建大军团对付反法同盟军，但是却担心这样做难以进行保密，于是拿破仑便明白无误地将其组建大军团的想法宣扬出去，反法同盟对此种真实状况视而不见却冥思苦想法军的真实意图，结果拿破仑收到了保密的实效因而在其大军团出现时反法同盟军措手不及。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一书中详尽阐述了他的战略意图、作战计划和执政方针，希特勒的书极为畅销，据说德国的家庭主妇们在发现《我的奋斗》一书的印刷版刚好重一镑时就用它来称量物件，可是，英国、法国、苏联及美国的当政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以他们丰富老道的权谋经验和神经质似的阴谋逻辑，他们坚信希特勒德国一定在背地里奉行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作战计划，结果在英、法、苏、美等国疑神疑鬼的猜测中德军迅速占领了欧洲大陆的大片区域。

许多人争辩说正是因为拿破仑法国和希特勒德国利用他们的敌人不相信公开的真实信息这一空当、出敌不意地取得了战争胜利，因而是谋略战的胜利。但是，我的看法则是，正是因为反法同盟和反法西斯国家信奉谋略战逻辑、对一切都疑神疑鬼的态度及做法导致他们在战争中失利。

《六韬三略》上略引用《军谶》中的两段话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其意思是很明显的了，尽管此书的撰写者认为柔弱能够克服刚强，但是却同时也认为柔弱与刚强是同等重要的：柔的可以制服刚的、弱的能够制服强的，柔的是一种美德、刚的则是一种祸害，弱小才人们都愿意帮助他、强大的人人们则都会怨恨并攻击他，有些时候要用到柔的、有些时候要用到强的、有些时候要用到弱的、有些时候要用到强的，应该把这四种因素调和起来使用；能够用柔也能够用刚，那么他的国运就会光明，能够用弱也能够用强，那么他的国势就会得以彰显。只用柔的或者只有弱的，他的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只用刚的或者只用强的，他的国家也必定会灭亡。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26 08:16
兵寡生奇计
正是因为兵力太少，所以要用奇谋妙计，以此来弥补兵力的不足。兵力雄厚却仍然偏爱于奇谋妙计的指挥官，要么是谋略战的信奉者、要么就是金钱战争理论的信徒。

所谓谋略战，是指依据谋略来指导作战；所谓攻坚战，是指依托于实力而进行作战。
当一个军队统帅实施谋略战时，他手中所能掌握的兵力并非必然是十分有限的，而也有可能是十分雄厚的；而当一位司令官实施攻坚战时，他手中所能控制的兵力也并非必然是十分雄厚的，而在某些情形下也是极为有限的。这其中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谋略战讲究谋定而后动，而攻坚战则讲求通过坚决的正面进攻来直接打击敌人。

你怎么就能断定谋略战一定优越于攻坚战呢？孙武、孙膑的计谋是为了致胜，罗马人、马其顿人的方阵对决也同样是为了致胜，可是在漫长的军事历史中，也有许多情形中计谋根本不能凑效、只能依靠攻坚战才能打倒敌人。所谓“兵贵胜、不贵久”，当实施计谋需要更多时间时而国家又迫在眉睫地需要军事胜利时，直攻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正面的攻坚战在任何时候都凑效。可是，究竟选择哪一种战法、究竟哪一种战法更切合实际、哪一种战法更有助于致胜，这都要取决于当时具体的环境状况，而不能一概而论谁优越谁落后吧？

智伯瑶三次偷袭卫国的计划破产
1.在越王勾践即将对吴国发起总攻之前，也就是荀瑶刚刚接替执政不久，吴国为了表达对晋国新一任执政的祝贺，派遣使臣赤市去晋国造访，途径卫国，卫国执政宁文子相迎，并赠送吴使一份厚礼，赤市感恩戴德来到晋国。
　　国事访问完毕后，荀瑶命人用豪华巨轮送赤市归吴，赤市心里纳闷，荀瑶贪婪而刻薄，怎么今天如此慷慨？经派人暗访才知道船里装载着晋军，欲趁赤市在路经卫国时，攻破卫国，这一招借鸡生蛋太损了，简直就是要嫁祸于赤市啊。赤市想起了昔日来访途中卫国人的大义，反观荀瑶的手段卑劣，赤市装病暂时不回去了，在晋国先住一段时日。于是荀瑶第一次谋卫计划落空。

　　2.荀瑶想讨伐卫国，仿效当年晋献公贿赂虢国之计，送给卫国人四匹良马，并宝玉一枚。卫侯（此时应该是卫出公或是卫悼公）欢喜的笑纳了，并召开一个宴会以示庆祝，群臣都来祝贺君主受到了智伯的青睐。这时候大夫南文子警觉，面有忧色，提醒卫侯：“寡君还是请注意吧！这样一份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啊！这是一份效小国进献给大国的礼数，如今晋国人反而把这份礼物送给了我们，居心叵测哦！”卫侯一思量，对！送这个礼物的人肯定没安好心，这个卫侯的确比当年的虢公有出息，没有被荀瑶的糖衣炮弹所迷惑。卫侯随即下令卫军严守边防，果然不久就发现荀瑶带领着晋军前来，荀瑶知道此机未能成功，便灰溜溜的退兵了。

　　3.真如智果所言，荀瑶的确是意志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在卫国讨得便宜，荀瑶甚至连自己的嫡长子都舍得拿出去“套狼”。
　　这一年，荀瑶突然处罚嫡长子智颜，并要将其发配异国他乡。毕竟是智氏的嗣卿，即便是获罪流放，规模也是相当庞大的。智氏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向卫国开来。谨慎的南文子警觉到这可能是智伯的又一次阴谋，警告卫侯：“智瑶的儿子智颜是好人啊，并没有什么过错，无缘无故遭驱逐，这事情蹊跷，不可不防。如果智颜带来的车辆超过五乘，千万不要放他进来”于是乎荀瑶图卫的计划再次破产。
　　在图卫计划多次被卫国的贤臣所化解后，荀瑶也失去了耐心。

计谋这种东西，原本是想出来用以弥补实力不足的，即使在实力强大的时候使用计谋也务必要考虑清楚这样做的实际可操作性和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以智伯瑶个人的聪明才智、再加上裹挟晋国整体的军事力量优势，面对一个弱小的卫国却先后三次企图施展奇思妙计并且三次都遭遇破产，这实在是对偷袭逻辑的一种反讽和对分明占据力量优势却弃而不用、转求其他领域之做法的嘲讽。智伯瑶因为三次的偷袭计谋破产而终于对阴谋卫国的做法失去了兴趣，接着他便凭借晋国占据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优越直接进攻弱小的卫国而很快便取得了实惠。一个军事统帅习惯于施展奇思妙计而遭遇三次失败，由此前后三次错过攻打敌国的战机，如此使敌国产生戒备而最终仍然能够凭借原本弃之不用的军事力量优势取得胜利，对于这个统帅而言，就是施展奇思妙计的偷袭逻辑贻害了他和放弃奇思妙计之偷袭逻辑的做法挽救了他。

腓特烈大帝的斜行序列
腓特烈大帝那出名的斜行序列是这样考虑的，在交战过程中军队的一翼保持不动、以中央阵线为转轴使另一翼呈梯次形转向敌人。这样做既可以对敌人形成侧翼包围之势，而即便是遭遇失败最多也只不过损失三分之一的兵力，因为斜转的那一翼会挡住敌军的攻击。

无论这种战法有多么出名，然而腓特烈成功运用的只有一次，据说当他应邀参观另一支军队对斜行序列的演练时，腓特烈捂住嘴偷笑。在交战过程中只投入三分之一的兵力作迂回运动而保持其余两部分兵力不动，这属于间接路线的一种，然而实施这种间接路线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因为假如你失败事实上并不是你的军队战斗低下，而恰恰是因为你只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以致于对战局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因为没有及时投入更多的兵力而招致失败，这绝不是可以称赞的战法，由此而得以避免的更大兵力损失也只是次生性的作用而绝不能以此作为你采用此种战法的理由。

尚未正式交战就已经先为失败作考量，这原本是常人的心态，然而以这种假设的失败考量为依据来制定战法，这就是自縳手脚。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2-27 07:46
桂陵之战中孙膑的谋略战法
对于这场齐国与魏国在这场战争中各自派出的参战部队数量究竟有多少，长期以来有着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在此，我所要研究的是孙膑的谋略战法，而孙膑自己在擒庞涓一章中也明确交代出了双方参战的兵力都是8万人，那么在此我就以孙膑自己所说的战况来解释他的谋略战法应该更具有说服力。

从前，魏国国君惠王准备攻打赵国都城邯郸，便派出大将庞涓统领八万大军到达卫国的茬丘。齐国国君威王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大将田忌带领八万军兵开到齐国和卫国边境。庞涓攻打卫国，形势十分危急。田忌将军要救卫国，但有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时无计可施，便和谋士孙膑商议。孙膑指出，不能直接去救卫国。田忌一听，十分着急，便问道：“如果不去救卫国，那怎么办呢？”孙膑说：“请将军南下攻打魏国的平陵。平陵城池虽小，但管辖的地区很大，人口众多，兵力很强，是东阳地区的战略要地，艰难攻克。我军可以故意在这里用兵，以便迷惑敌军。我军攻打平陵，平陵南面是宋国，北面是卫国，进军途中还要经过魏国的市丘，我军的运粮通道很容易被切断。我们要故意装出不知道这种危险。”田忌接受了孙膑的计谋，拔营向平陵进军。接近平陵时，田忌又请来孙膑，问道：“该怎么攻打平陵呢？”孙膑说：“大将军，您难道还不明白我们的计谋吗？”田忌说：“分兵齐城、高唐。”孙膑说：“请派两位将领带兵从齐城、高唐攻击环涂地区魏军。环涂是魏军屯驻之地。我军派出前锋发起猛烈进攻，主力部队却按兵不动。环涂的魏军必定会反击，两位将军可能打败仗，甚至牺牲。”于是，田忌分兵两路，从齐城、高唐直向平陵进击。果然不出孙膑所料，夹、环涂两处魏军从后面夹击齐军，两路齐军大败。田忌急忙召孙膑问计：“我军没攻下平陵，反而失去齐城、高唐，遭受很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呢？”孙膑说：“请立即派出轻装战车，往西直捣魏国都城城郊，激怒庞涓。庞涓必定回兵救魏国国都。我军只需分出少数兵力和庞涓交战，显出我军兵力单薄的样子。”田忌一一照办。庞涓果然丢掉辎重，昼夜兼程回救魏都。孙膑带领主力部队在桂陵埋伏，一举战胜庞涓。所以，人们赞叹说，孙膑用兵真是绝了。

如果事实果真如孙膑所说双方的军队数量都是8万人，那么就是说双方的战力应该不相上下，即便是当时的齐军战斗力再低而以相同数量的军队也足以与魏军一战。由于孙膑本人极为推崇迂回式的谋略战法，因此他并没有建议齐军主将田忌率军向庞涓的军队主动发起正面进攻，相反，当庞涓带着魏军主力正在攻打邯郸时，孙膑在没有受到敌军威胁的情形下为了施展他的示弱于敌的计谋而以齐城、高唐两军攻打魏国设防坚固的环涂地区并且已经预料到这两路齐军必定会被魏军打败。这时尚未与魏军主力交战而齐军就已经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其损失的程度可以从田忌急忙召来孙膑质问他非但没有攻下平陵反而失去齐城、高唐两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后应该怎么办这一情形中窥见一斑。之后，孙膑为了继续施展他的谋略战法而继续用牺牲部分齐军的做法来示弱于庞涓，他建议田忌派遣少量兵力直接攻打魏国设防最为坚固的都城大梁，结果或许正如他所料这一部分齐军也损失惨重遭遇挫败，不过这时候庞涓也真的率军回师救援了，于是孙膑就带着齐军的主力部分埋伏在桂陵等待庞涓的大军从此地经过时一举出击战胜魏军、擒获了庞涓。然而，即便是当时的齐军战斗力与魏军不相上下，而在两次遭受重大损失后的齐军想要战胜庞涓数量庞大的军队，用埋伏的方式也难以避免使自身再一次遭受损失。

田忌与齐王赛马的故事尽管被一些学者质疑是后人杜撰，但是无疑却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了孙膑所信奉的那种谋略战思维模式，赛马的规则是双方用各自的上等马对另一方的上等马、用中等马对另一方的中等马、用下等马对另一方的下等马，结果田忌每次都输掉马赛。后来田忌府中的宾客孙膑给田忌出了一个主意即用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输掉一局，然后用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赢得两局，三局两胜而最田忌获胜。人们太过关注三局两胜的整体胜利而根本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即有三匹马之中必须要有一匹作出牺牲，在当时人口稀少、兵员紧张的战国时代，打一次胜仗而使乙方损伤三分之一的兵力，这种做法一次可以凭借智谋获取而两次三次继续下去迟早会使自己国家的兵员枯竭。

考虑到当时齐军在与魏国的多次交锋中大都遭受失利的情形，孙膑在交战中实行谋略战法或许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也绝非能够称得上是最佳的选择。正面的攻坚战法，即率领同样数量的齐军与魏军进行决战，尽管也同样要付出惨重的兵员损失，但是与实施谋略战法过程中使自己军队遭受两次刻意的损失与一次不可避免的损失，后者所损失的总数应该与正面决战时所遭受的损失总数不相上下了。可是当时以及现在却一直有人以为谋略战法是更于攻坚战法一筹的，实在是这些人的头脑中存有着先主为主式的偏见啊。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3-1 07:30
为了施展自以为至高无上的谋略战法，而首先故意使自己的军队遭遇两次重大的损失，然后在施展谋略战时又使得自己的军队第三次遭受损失。这种战法还能够取得胜利，侥幸的因素肯定要占据着很大的比例，而即便是因此而促使胜利的必然到来，那么为了实施这种谋略战法而要遭受的损失也是极大的。我由此可以看出，孙膑在桂陵之战中所施展的那种谋略战法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明。齐国因为采取了孙膑的谋略战法而取得了辉煌的战争胜利，可是齐国却并没有因此而兴盛起来，相对应，尽管魏国在这一战中遭受失败，可是凭借着魏军的精锐与城防的坚固而仍然不失为战国初期的首要强国，出现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齐国推崇谋略战而魏国坚持依靠实力作战。

楚汉之争中，汉王刘邦在与西楚霸王项羽的一次对阵中，项羽声称天下纷争不已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为了自己能夺得天下因而要求刘邦单独与他较量一场以决定天下的最终归属，刘邦笑着回拒说他宁愿与项羽半智也不会跟他作气力之争，然而当项羽的军队屡次打败刘邦的军队时，刘邦也不得不依靠着那些对他保持着忠诚的汉军士兵们的拼死抵抗才能够多次侥幸逃生而最终获取了天下。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3-2 07:59
姜维的引狼入室战法
   “ 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適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於是令督汉中胡济卻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於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陈寿：《三国志•蜀书十四•姜维传》）
最初，刘备派遣大将魏延镇守汉中，魏延的防御策略是，在汉中外围的几个关键点上屯驻重兵防守，同时以汉中腹地来作为支撑外围据点的后盾，其具体的做法是，一旦曹魏发起进攻，外围各个据点坚守据点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从而达到将魏军拒于汉中之外、然后自己退后的军事目的。魏延的这种做法并非没有缺陷，因为一旦外围的某一个据点失守而魏军很有可能趁此漏洞迅速进入防守薄弱的汉中腹地，而在这种情形下外围的据点就会立即变成孤立的据点而陷入纯粹的被动态势。但是，魏延却考虑到了此种不利情形，因而他的做法是更加注重外围的防御，这不是说因此就不会发生此种不利情势，而是说魏延加重外围防御性做法本身就已经降低了发生此种情抛的可能性。至于实际执行状况究竟如何，仍然要取决于历次实际的战争进程，不过，蜀国与魏国在汉中地区历次实际的战争进程证明，魏延的这种外围防御策略是极为成功的，甚至于在此之后蜀将王平就沿用了此种战法用三万兵力成功地抵挡住了曹魏十万军队的进攻。

只看到围歼敌人的种种好处，却对于敌军进入包围圈之后的害处不加以考虑。包围圈看起来完美无瑕，敌军也的确已经进入了包围圈，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胜利就唾手可得。实施一方必须充分考虑到敌我双方的态势，敌军是否过于强大、我军是否足以应对突围的敌军，敌军的反应究竟能否撕破包围圈，这些情形尽管必须经过实际的包围与反包围接触战之后才能验证，但是在战前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也是有助于实际作战进程的。假如敌军过于强大而它完全有可能凭借着强大的战力迅反败为胜，倘若我军太过薄弱而任何一处包围眷本身也就会变得极为脆弱，此外，无论敌我态势如何，只要知军的反包围行动切实有效而包围策略仍然有失败的可能性。可是，姜维却根本考虑不到这些层面，当时魏国与蜀国相比，无论在人口、土地、资源、经济、军事、国势上都远远强于蜀国，蜀国总兵力只有十万人左右而真正能够布置在汉中直接投入作战的绝不会超过十万人，然而魏国用以进攻的兵力却有十八万人。进攻汉中的魏军无疑是十分强大的，并且考虑到当时魏国整体上蒸蒸日上和蜀国兵疲民乏的态势，魏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并非当时的蜀军所能比拟。在此种情势下，放弃外围重点堵截策略，而改用引魏军进入然后聚而歼之的战法，这就无疑于是引狼入室，而事实也证明魏军的反包围策略和行动是极为有效的。

原本魏延的汉中防御策略是单独为一体的，无论蜀汉是否用主力北伐中原、也不论北伐的结果如何，只要汉中外围各要点不进行变动，而蜀汉都能够成功地保住汉中。汉中作为蜀汉的门户，其得失直接关系着蜀国的生死存亡。姜维改变外围堵截策略的本意，是想要改变汉中的防御姿态为进攻性姿态，并以歼灭来犯的魏军主力为作战目标，这样，尽管姜维的策略也的确带有防守汉中的作用，但是这时的防守已经从属于敛兵聚谷策略中的一个部分并且因为这一策略带有明显的进攻性色彩，因而同时也使也解除了汉中原本单独为一体的防御态势。在此情形下，汉中不是作为蜀汉的最后一道屏障，而且作为一块飞地来直接服务于战争进程，因为在汉中单独为一体的防御态势被攻守为一体的防御态势取代之后，一旦进攻失利而汉中立即就会陷入危亡境地。在军事战争中，单独的防守体系与攻守为一体的态势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单独的防守体系只要能够顶住敌人的进攻就可以持续进行下去，而攻守为一体的态势一旦因为进攻失利，其所带来的不是进攻和防守的立即转换，而是攻守为一体的体系本身立即暴露在敌军面前，这时候只要不发生意外情况而敌军就会立即进行反攻，此时刚刚因为进攻失利造成直接创伤的攻守体系往往会在敌军迅速的反攻行动中不堪一击，结果就是整个攻守体系的崩溃。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3-3 08:27
谋略从来都不像逻辑设计上的那样完美和优越，建筑在谋略基础上的战法，其本身也是存在着极大缺陷的。谋略战首先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情势究竟是否适合采用，其次谋略战也必须受到实力的制约，最后谋略战本身必定也会付出代价并且这代价也必须包含诸如时间、机会成本这样的损失。谋略战的实施者如果对以上三种条件考虑得不够周全，而其所设计的谋略战法就很容易演变成匹夫之谋，所谓匹夫之谋实际上即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小聪明和投机取巧。贪小便宜吃大亏，投机取巧则会助长侥幸心理，因此匹夫之谋实际上与匹夫之勇一样不能致胜。

魏延的策略，是用汉中腹地支撑外围据点，以外围据点形成一道坚固的防御线，将魏军拒之门外。姜维的策略是，以汉中腹地为诱饵，以侧后方位置的据点形成一道包围圈，引魏军进入汉中然后聚而歼之。从理论上看，这两种策略都是比较常见的用兵策略，但是其各自的优缺点却还是十分明显的。前一种策略的最大优点是，能够避免汉中腹地遭受攻击，在此前提下以汉中为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外围据点提供军事补给，但是其缺点是一旦外围失利而空虚的后方就直接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之下。后一种策略的最大好处是，如果实行得当可以将进入腹地的敌军一聚歼灭，但是其害处却是首先将汉中腹地让与敌手因而直接丧失后勤补给，在此情形下一旦包围圈本身出现问题而整个汉中就会沦陷。不难看出，这两种策略最大的差别之一即是作为后勤补给基地的汉中腹地是否防护完整，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又绝不仅仅限于后勤补给基地的问题，而且还必然会牵带出汉中整体局势的问题，而敌军是否进入汉中腹地则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汉中的整体局势。在一般人的眼中，只要敌军没有进入腹地，外围的堵截继续有效而整个汉中就是安全的，反之，只要敌军进入了腹地而不论侧后方的据点如何坚固就同时意味着汉中已经不安全了，由腹地安全所带来的整体安全感觉与由腹地不安全所导致的整体危机感，也构成了魏延和姜维两种相反策略的主要差异。

一直以来就有一种论调为姜维辩护，这种论调声称姜维的敛兵聚谷防御策略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而错误则在于蜀汉朝廷没有进行有力支持和后期几名蜀将出人意料的叛变。这样，这一部分人就将姜维策略的失败归咎于策略实行之后的细枝末节而根本转移了人们对于策略本身的思考。不错，蜀汉进行的低效力与蜀将的叛变直接导致了敛兵聚谷策略的失效，但是，人们更应该以整体视角来审视一种策略的成效而不是抓住其中的一点不计其余。原本魏延拒敌于汉中之外围的策略已经屡次被证明是极为正确的，可是当姜维完全改变这种策略时，其在汉中所造成的防御态势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将大量魏军放进汉中平原，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冒险，这样不仅给了魏军以直接攻击汉中各个关隘的机会，而且同时也对汉中各个关隘的军事存在本身造成了一种直接的刺激和变数，在此情形下，除非姜维有着足够的把握确保魏军进入汉中平原之后其所掌握的各个隘口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蜀汉手中，否则任何一个隘口因为受到刺激而发生变动，而其他隘口同时也会产生连锁反应，甚至于整个汉中会因此而完全失守。可是，姜维似乎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一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因为之前没有汉中各个隘口投降魏军的先例因而姜维出于一种普遍的惯性思维自然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之处。但是问题也正在于此，因为汉中在姜维手中的防御态势已经根本发生了变化，可是姜维却终究没有根据已经发生了的实际态势变化来认真考虑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只是沿袭之前的重兵防守要点的做法重新调换了汉中各个隘口的防御兵力。新的防御态势下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而后来发生的某些隘口的蜀将投降魏军的情形，则正是属于这种新态势下所产生的新问题，这当然出乎姜维本人以及后世那些为之辩护之人的意料，但是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新态势下新问题必然产生，而姜维却仍然坚持采用老一套的解决办法，为之辩护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而只是将其归咎于出乎意料。

1631年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带着他的总数为1.8万人的军队在德意志境内试图寻找到敌军统帅梯利所率领的军队与之进行决战，但是当梯利带着约1.2万人向他开来时，古斯塔夫斯尽管手中握有占据明显优势的兵力却拒绝与梯利进行直接进行决战。许多军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次古斯塔夫斯明显地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而克劳塞维茨则讥讽古斯塔夫斯不应该迷信于迂回性的谋略战法来求取胜利。

1812年当拿破仑带着他的大军占领莫斯科之后，他就在莫斯科等待着沙皇会像其他欧洲战败国的君主那样主动前来与他进行媾和，但是俄国人却坚持反抗、不断袭扰法军，最后不堪忍受寒冷、饥饿与骚扰的拿破仑被迫从莫斯科撤军。

朱古达的贿赂战争法
公元前119年至105年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与罗马人之间进行了一场拉锯战，在这场战事中，朱古达多次采用贿赂的方法引诱罗马将军们放松警惕甚至故意战败，朱古达本人甚至亲自到敌国罗马城中作证并且安然无恙地在杀死了一个避难的政敌之后离开，而在离开之前朱古达甚至放言如果能找到买主的话他甚至能卖掉罗马城，然而一俟罗马人重整军纪而朱古达的厄运也就来临了，因为他的贿赂战争法只能凑一时之效而并非根本的作战方法。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3-4 07:55
宋义的谋略、项羽的战法
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的40万军队围困刚刚复立的赵王国于巨鹿，赵王歇自知难以持久而派遣使者向其他各路反秦的诸侯国请求援助。其他各路诸侯王的军队到达巨鹿外围见到秦军的强大而纷纷作壁上观，这时，楚王国的将领项羽为了报秦将章邯杀其叔父项梁之仇而主动请求带兵救赵。楚怀王出于猜忌和防范项羽坐大的原由而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项羽的亲信谋士范增为末将率领楚军主力5万多人前往救赵。宋义本人更倾向于是一个谋臣类型的人，他在项梁几次打败秦军变得轻敌麻痹之时就曾经断言项梁必定会失败，过了几天项梁果真被秦将章邯打败并杀死，正因为如此，楚怀王认为宋义是可以倚重的大臣。当宋义统率着楚国的5万多军队到达安阳后，他和其他救赵的诸侯一样眼见秦军的强大而不敢迎战，于是他便命令楚军在安阳驻扎，楚军在此停留了四十六天，粮食匮乏、士兵饥寒交迫。急于为其叔父报仇的项羽已经数次请求出战而遭到拒绝，项羽争辩说：“我听说秦军正将赵王歇围困在巨鹿城，现在如果我们急速率军渡过黄河，楚军在外围攻击、赵军在内部应援，就一定能够攻破秦军。”但是宋义拒绝了，宋义随后给出了他的理由，他的理由现在看来足以代表尚谋与重权两种战法之间的对立特征，这一理由是：“击打牛身体上的虻并不能够消除毛里面隐藏的虮。现在秦军正在进攻赵国，如果秦军战胜赵国，而我军就可以趁着秦军疲惫而打败他们；如果秦军没能取胜，那么我们就直接率军向行进攻秦国的关中地区，必定能够一举而灭亡秦朝。所以倒不如先观看秦军与赵国互相争斗。要说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我宋义比不上你；但是要说运筹帷幄，你还是比不上我。”于是，宋义针对作战勇猛的项羽下了一道军令称如果军中有“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骄横不服从命令的人，一律斩杀。”项羽出来以后对他的亲信说：“正应当合力进攻秦军，但是宋义却停留不敢前行。今年是灾年民众贫困，士兵们都吃着芋菽，军中已经没有粮食了，而宋义却与诸将饮洒高会不带兵渡过黄河食用赵国的粮食、与赵军合力进攻秦军，并且宣称‘趁着秦赵彼此缠斗之后疲惫的时候再进军’。凭借秦军的强大，进攻刚刚复立的赵国，最终必定会攻下赵国的。一旦赵国被攻克而秦军会更加强大，还有什么疲惫之机可趁呢！”很显然，项羽并不认为在当时楚军刚刚被秦军打败、天下反秦活动陷入危亡境地时，处于绝对劣势的楚军应当休养生息、恢复战力，项羽个人据司马迁的记载是一个力能扛鼎、勇猛无敌的战将，他坚持认为应当主动出击以坚决的攻坚战法挫败秦军的锐气。随后，项羽趁着早晨面见宋义的时候亲手斩杀了宋义，由于项羽个人的威猛，以致于其他诸将都不敢对项羽犯上的做法表示异议。

项羽杀死宋义之后，便自封为楚军上将军，他首先派遣英布和薄将军率领二万人渡过黄河援救巨鹿，在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之后，项羽便下令剩下的军队全部渡过黄河，为了激发士兵的斗志，项羽下令破釜沉舟、全军只带三天口粮渡河以示决无退路、只有拼死一搏。项羽带着楚军渡过黄河之后向秦军发起连续进攻，楚军九战九捷，终于击溃了秦军调头迎战的二十万主力，不久之后，秦将章邯带着另外二十万秦军投降了项羽。

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秦军，宋义坐观秦赵互相缠斗然后坐收渔人之利的做法可以代表着谋略战，而项羽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做法则可以代表着一种正面的攻坚战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究竟哪一种战法更上等，而是在于当时的实际战争状况究竟更需要运用哪一种战法，我们很难精确地推测出如果宋义没有被项羽斩杀而他的谋略战法究竟是否能够所其所愿，但是从历史事实中，我们至少看到了项羽正面的攻坚战法的极其成功。

奇袭与攻坚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刘邦所统帅的汉军败多胜少，但是由于其以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因此虽然屡遭失败而仍然能够不断集结起进攻性军事力量。不过，汉军也只是凭借此而勉强与项羽的楚军保持着一种拉锯战姿态，楚军一次又一次地击败汉军却始终无法阻断汉军创造新军事力量，汉军虽然军事力量补充迅速却总是难以在正面击败楚军。由此，当双方都感到战局陷入僵持的时候，其中的一方便先有了和谈的意愿。

当时的情形是，汉军的兵粮都很充足的，而楚军的军粮将尽且兵力补充缓慢。汉王刘邦派遣陆贾到达楚营游说项羽，请求后者放出其所囚禁的刘邦之父，但是却遭到了项羽的拒绝。紧接着，刘邦又派遣侯公到达楚营游说项羽，这一次汉使明白告诉项羽汉王想要与之签定和约、平分天下，自此以后凡是鸿沟以西的地方都归刘邦所有，而凡是鸿沟以东的地方则都划归项羽所有。项羽这一次同意了，随即就将其所掳获的刘邦之父及妻子送还给刘邦。

鸿沟之约签定后，项羽遂率军东归，刘邦也想要率军西归，但是，刘邦手下的谋臣张良、陈平却劝说刘邦要趁机袭击楚军：“现在汉国已经占有天下的一半以上，各路诸侯纷纷表示归队。而楚兵连年征战疲惫不堪且兵粮已经将尽，这正是上天要灭亡楚国的良机，倒不如乘其不备从背后袭击楚军。现在假如汉王不追击楚军，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养虎遗患’。”刘邦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立即命令汉军调头追击项羽。

项羽没有料想到已经签定和约的汉军会这么快撕毁盟约并追击自己，但是，凭借着其一贯的勇猛作风，使得追击的汉军到了阳夏以南的地方就不敢再继续紧追了。这时，原本与刘邦约定前来共同攻击项羽的齐王韩信和梁国的彭越都没有到来。到达固陵的时候，楚军随即对汉军展开攻势，汉军再度遭遇惨败，刘邦只得退入营壁之中，深沟筑垒，转入被动的守势。

原本计划进行偷袭，但是汉军一接触楚军就遭遇了惨败，至此偷袭的计划已经失败，但是势态并不止于此，楚军依靠强大的战斗能力反过来围攻汉军。刘邦陷入险境，于是便问计于张良，张良建议刘邦说：“现在楚军即将陷入失败，而韩信和彭越却并没有明确的封地，他们不来合击项羽是理所当然的了。假若大王愿意与他们共同分享天下，那现在就赶紧去做吧。如果不这样，胜败很难预料。大王应该将陈国以东的土地全部分封给韩信、将睢阳以北至榖城的土地全部分封给彭越，这样他们就都会愿意听你的号令，因而就很容易击败楚军了”，于是汉王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并派遣使者正式分封韩信和彭越。这样，韩信和彭越便各自带着自己的军队前来攻击楚军。最后，项羽军在各路诸侯的围攻下，最终败于垓下。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3-5 07:56
实施谋略战却不考虑其实际可操作性究竟有多大，而是先入为主地认为谋略越出奇越好，谋略在逻辑设计上趋近完美，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严格在预先设计好的谋略逻辑中进行。于是，谋略战就演变成了一场纯粹的舞台表演，作战活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取胜利，而是为了检验指挥官头脑中固有逻辑完美与否的行为艺术。刚刚设计出来的战术，还没有进行实践检验，就断定其高超的，刚刚制定出来的计划，尚未进行实战验证，就预言其高效的，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本末倒置的情形，根本原由即在于谋战不以实战效力作为衡量标准，而是以逻辑设计上的完美与否当作指标。

200年官渡之战中，袁曹两军对垒：袁军修筑土山从高处向曹营射箭，曹军便造霹雳车发射矢石将放箭的袁军打得头破血流；袁军从试图从土山后面挖掘地产以借地产偷袭曹营，曹军察觉后便立刻在营地四周深挖沟堑致命袁军地产暴露无遗。一支军队想要用火烧死将军营驻扎在草地和森林之中的敌军，然而直到放火后才发现由于敌军在扎营时就已经将营地四周的草地空出和将林木砍伐，因而火势根本无法超过空地蔓延到敌营。这并不是说不可以用箭雨、地道和火势攻击敌人，而是说在这样做时一定要考虑清楚其实际可操作性究竟有多大。1934年蒋介石利用碉堡攻势、稳扎稳打的战术对红军展开第五次围剿行动，面对这种形势林彪提出诱使碉堡中的国民党军离开碉堡然后再从两翼歼灭之的战法，这种战法刚一开始实行时确有成效，然而很快国民党军便发现只要他们呆在碉堡里凭借着强大的火力拒不出战而林彪的战法就会毫无用途。那些令人稀奇的鬼点子和偷袭战术如果不能发挥出实际作战效力，那么它们也就只能是刺激一下眼球和视听而别无他用了。可悲的不是某些人意识不到谋略不是万能的，而是他们虽然意识到了谋略不是万能的却仍然相信出奇制胜才是最佳的战法，这种对于某种战法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和偏执狂式的思维模式召集仍然在干扰着众多的军事指挥官。

对军队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指挥官将出奇制胜的过程当成是显示自己指挥才能的试金石了，指挥官也是人、也必然会与其他人一样受到人性动机的支配，而后世人又都以复杂为多智、以简单为浅薄，明明可以一击打垮敌人而偏要拖沓时间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施展谋略以出奇制胜，分明进攻就能够遏制敌人却硬要向后撤退并且美其名曰后发制人，前一咱做法白白地贻误了战机而后一种做法则分明会使敌人的攻势愈发强大。215年的合肥之战中，魏国守将张辽仅有7000人而进攻的吴军却有10万之众，按说敌强我弱更应该避其锋芒施展谋略了，可是张辽却毅然挑选800名士兵由他亲自率领向吴军正面发起坚决的冲锋，结果十万吴军被冲垮，合肥之围因此得解，如果张辽不是及时而坚决地向强大的吴军发起冲锋而是想等到夜晚再出城偷袭，那么吴军就早已经做好准备致命其偷袭难以凑效了。

克劳塞维茨对当时诸多国家中所流行的谋略战法进行了多次的调侃和讥讽，当时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谋略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而对于奥地利统帅道恩在七年战争中屡败于腓特烈二世之手的情形，克劳塞维茨则这样讥讽道：“从18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做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弗里德里希二世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 特利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有把仗打好。”

一个人从事体力活动与另一个人从事脑力劳动，尽管他们各自所处的工作环境、所享受的待遇、所付出的时间不同，然而这本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和需求的不同所决定的，而那种轻视体力劳动推崇脑力劳动的主观歧视一直被社会舆论所谴责。因为事实的确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着两种不同但作用同等的效果，可是在许多人眼中，一旦应用到了军事领域就不是这样了。在军队中从事体力活动的普通士兵与在统帅部中从事智囊活动的参谋们之间从来都不被认为具有对等的关系，职务、级别、活动的差异的确存在，但是普通士兵的体力活动根本不比参谋们的脑力活动对于实际作战效能的作用逊色，而却一直有人以参谋们的脑力活动为最上等活动却以士兵们的体力活动为最下等活动，这些人难道不是在脱离事实而虚妄自大吗？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得出正面进攻更优于间接路线之类的结论，只是要说明究竟那一种战法更具优越性，要依据它的实际作战效力来衡量而绝不可一概而论谁最上谁最下。

拥有亿万财富的人向慈善基金会捐出10万人民币而他所拥有的财富依然雄厚甚至根本不受影响，但是拥有10万财富的人即便捐出1万而他的财富也必然会骤然减少和感受很吃力。对于那些领土面积广阔、地形复杂的国家来说，当面对敌国的大规模入侵时退一步保存实力赢得缓冲时间的做法或许并不会招致立即的战败，可是对于一个领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而言哪怕退半里地都会立即使自己的国家陷入万仗深渊。是退一步还是坚守阵地，是后发制人还是先发制人，这其中的道理难道不是依据实施者的实际作战效能来评定的吗？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3-6 08:12
以下这些情形下不需要进行迂回包抄
侠路相逢勇者胜，敌人近在咫尺必须立即发起冲锋，这种情形不需要迂回包抄；时间紧迫不容拖延需要立即决出胜负，也不需要迂回包抄；兵力较少而敌方又紧跟不舍，迂回包抄只会分散有限的兵力；恰好处于敌方的要害部分，就直接发起进攻以免敌军其余部分旋转过来围困我方；物资紧缺，容不得长时间策略实行，就要直接出击不需要迂回包抄；敌人气焰嚣张步步紧逼，就需要迅速出击打击其嚣张气焰；追击败退的敌人，稍有松懈就会让敌人逃脱，不需要迂回包抄直接追击即可；地形崎岖不平，道路艰险难行，而无法摆脱与敌军的接触，进行迂回包抄就会浪费更多的精力和体力；想要让固执己见的敌人诚心投降，就不能耍心眼而需要通过正面冲锋让他们见识到我方的战力；迅速地出击就能击败敌人，而迂回包抄只会拖延时间、战机和分散兵力；正面进攻若能够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的打击，就不需要迂回包抄。

所谓的不需要迂回包抄的情形，只是说在这些实际的情形中迂回包抄无法充分有效地打击敌人，由此看来，是否要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法，根本上取决于其实际作战效果。

所谓战术的策略性意义，其根本的意思也即在于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所以迂回包抄本身就是一种战术，拒绝迂回包抄本身也是一种战术，能以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为要旨，这才是战术的精要所在。

军事对峙
进行军事对峙的双方都想要在要保存自己的前提下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样谁也想率先向对方发动攻击，因为各自都担心对方的后发制人会使自己陷入随后的被动局面。敌对双方的军事统帅是这样想的，敌对双方的军队也因此而这样执行下去。结果，双方都因为自己的补给线难以维继而在一种默契之中同时撤军。这样，尽管双方的军队都得以保全，可是谁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战争结果。这并不是说战争不可以在双方的对峙与默契的撤退中结束，而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此种自保为上的做法根本无助于战争的结果。此外，也只有在双方的最终战争目标之间有着共容空间的时候，由对峙来决定战争结局的做法才能够收到实际效果，否则，当敌我双方的战争目标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容究竟的时候，保全自身、避免军事碰撞的做法只会使战争期限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所罗门王结
公元前323年的冬天，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军队进驻到了亚细亚的弗吉尼亚声码，当地人告诉他在几百年之前弗吉尼亚的戈迪亚斯王在一辆牛车上系了一个绳结并且预言能解开绳结之人即为亚细亚王。出于对预言的好奇心，许多人常常前往弗吉尼亚城试图解开绳结，然而在亚历山大之前，却没有一个人如愿。这些人总是尝试着从绳结本身寻求解结的办法，结果他们甚至连绳头也找不到，不过当亚历山大面临这个绳结时，他深思片刻后立即拔出宝剑斩断了绳结。如预言所说，亚历山大顺理成章地做了亚细亚王。

我在此处所要表述的，不是人们对于传统思维和逆向思维的反思，而是用以映衬那些至今仍然沉溺在谋略战逻辑中不能自拔的思维模式。由于这一部分人深陷于谋略战的逻辑之中，因此，在他们的思维模式中根本不曾有过直接攻击敌人军队的念头，他们思考和指挥作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间接路线和迂回包抄，并且他们也深信只能在间接路线和迂回包抄中寻找作战方法和赢得战争胜利。

这一部分人，正如同亚历山大之前那些众多试图解开所罗门王结即始终未能如愿和人一样，他们都只纠结于如何从绳结本身中寻找答案，他们思考和行动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绳结本身和在绳结本身中寻找解开绳结的办法。

这一部分人，深陷于谋略战的逻辑之中，常常将手段目的化，他们以进行谋略战本身为乐趣而根本忘记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赢得战争胜利。他们的脑海中不仅从未有过直接攻击敌人军队的念头，而且你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见，即便他们想到了直接攻击敌人的军队，以他们对于谋略战逻辑的乐此不疲，他们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攻击敌人军队的要领和真正目的所在。

谋略的作用，原本在应用得当时可以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前提是实行谋略战的人必须对谋略本身、其优点和缺陷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他才能准确地根据实际的战场情势来巧妙地应用谋略、使之发挥出理想的效果。但是，由于当时人和后世人片面地关注和强调谋略战的事半功倍的好处，进而导致他们忽视了谋略本身的缺陷，结果是谋略被异化成了经济、实惠、至上的作战方法。由此可见，并不是谋略战本身误导了战争，而是人性深处的懒惰习性曲解了谋略战。

谋略家们习惯于颠倒谋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先后次序，他们不是从实际的情形出发来制定适宜的谋略，而总是先入为主地预先设定有某些情形正好可以用来为他们的奇思妙想服务。这些人，总是自信在情形极端不利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化险为夷的办法，他们的口头禅是随机应变，而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谋略家们不受人欢迎的另一点原由还在于，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懂得了谋略就会高人一等，他们轻视那些身处一线流血拼命的士兵们的勇敢而将谋略视作为高级的东西。军队中有成千上万的士兵，而号称谋士的人却寥寥无几，军队单位建制中设置一个参谋长而用于投入作战的人数却属于绝大部分。如果说谋略更高级的话，那就是说寥寥无几的谋士对于战争所起的作用要大于成千上万的士兵和一个参谋长对于战争的作用要高于绝大部分的士兵。这是多么不公平的说法，士兵的血汗和生命难道就比不上几个人的奇思妙想吗？
作者: 曹恩硕    时间: 2015-3-8 06:55
颠倒谋略与实力之间的关系，这是谋略家们所犯的第三个通病，他们所推崇的信条是谋定而后动并由此而确信实力只不过是施展他们谋略的一种可供选择性使用的工具，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实力依赖于谋略而使用，而是谋略依托于实力而运用。

一些谋略家们太过计较一时一战的得失，以致于你很难相信他们会将对于军事战略的整体目标追求放在起主导性作用的位置。这些谋略家们并不是因为注重战术的具体执行而被诟病，而是因为他们将每一次具体的战术执行当成是独立的事件进行过分细微的审察而使得他们抛弃或者丧失了整体眼光。在他们看来，在一场战斗中只有歼敌数量最多时才可以称作为胜利，反之就是得不偿失，而敌我双方伤亡数相当的情形则根本是徒劳无果，而其实在某些情形下比如消耗战术中得不偿失或者伤亡数相当的情形是主要的战斗模式。

圈套逻辑
迷恋于圈套逻辑的人，在将自己抬高为猎人和渔人的同时将敌人贬低为猎物和将要上钩的鱼，猎人和渔人都具备人的主观意识和洞察力而猎物和鱼却理所当然地被设想为没有主观意识和不会思考的木偶，如此抬高自己、贬低敌人就是典型的自大、轻敌。自大与轻敌，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只要有一种存在于军队之中而战胜敌人的困难就会加大，但是对于迷恋圈套逻辑的人来说，自大与轻敌这两种恶劣的态度和做法却同时存在且被用来验证其完美的圈套逻辑，这样的指挥官用此种方法指挥军队作战而其战败的厄运是可以预见的了。

反驳的人声称，敌人虽然十分狡猾，可是只要我方布局妥当而形势自然会迫使狡猾的敌人变成被捕的猎物和将要上钩的鱼，但是这种论调却根本忽视了敌人的作战思想及其实际行动，有许多听起来完美的圈套逻辑在实际执行起来却变得面目全非，不仅如此，而且一旦稍有差池反而会惹来更大的祸患。

圈套逻辑并非不可能对敌军发挥出重大的打击作用，但是在思考和制定这样的作战方法时务必要考虑到其实践可操作性和对敌军的杀伤力度究竟如何，实际作战效能是衡量一切作战方法的根本标准，凡是脱离和忽视了这一标准的作战方法都根本难以发挥出实践的作战效能，而圈套逻辑假如不以实际作战效能为根本衡量标准就会沦落为指挥官们自娱自乐和验证完美逻辑的纯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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