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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要塞舰队”
过去一年中，海外分析人士对未来中国航母的用兵思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美国海军退役上校卡尔·舒斯特在《海军学会会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可能利用岸基反舰弹道导弹建立反介入区，让航母在该区域内充当快速反应平台，这一思路在海军战略上被称为“要塞舰队”。《现代舰船》的长期对话者、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霍尔姆斯自2006年以来曾多次撰文分析“要塞舰队”战略对中国海军的影响，本文是其中的代表作。
中国正在尝试将一系列新旧不等的科技融入到一支“要塞舰队”(Forcress FIeet)当中，这个术语是美国海军上校、大名鼎鼎的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IfredThayer Mahan)最早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种几乎只在岸基火力支援范围内作战的海军。在19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海军科技还相当原始)，马汉批评这种作战观念严重限制了舰队的活动半径，桎梏了机动自由，窒息了海军指挥官的主动性。在那个岸基火力有效射程不足10英里的年代，他的批评意见广为人知。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它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
到了今天，上述论断的可靠性越来越值得怀疑。马汉不可能预见到世上会出现像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这样的新军事科技。这类精确武器使得海岸防御在范围、精度和破坏力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如今，沿海岸线部署的机动式反舰导弹发射架可以同时攻击多个海上目标，其最大射程可达数百英里之遥。这样一来，像中国这样的濒海国家就有更大的可能去阻止一支像美国海军这样的强大舰队强行介入亚洲海域。倘真如此，中国第二炮兵部队(导弹部队)完全可以置美国远征和打击部队于被摧毁的危险中，考虑到介入亚洲的战术和战略成本过于高昂，美国领导人在面对冲突时极有可能踌躇不前。站在北京的立场上，最好的情形是美国总统向潜在的损失低头。如果华盛顿在中国出兵台湾或介入其他地区冲突时袖手旁观，中国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东方战略艺术中“善之善者”的境界。
通过在亚洲海域筑起保护盾的方式，北京不必冒和美国海军正面碰撞的风险就可以控制本国周边海区。试举一例，假使中国海军领导人确信美国舰队指挥官将远离亚洲海岸，他们便可以推迟建造堪与美国核动力航母相匹敌的大型航空母舰。换言之，如果中美两国海军正面交战的概率微乎其微，中国海军完全可以推迟将舰艇、飞机和其他武器立即提升到与美国对等水平的昂贵军备建设计划。他们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战略假期”，试验诸多的海军新科技，以发展一支最契合北京在本地区政治目标的舰队。
一言以蔽之：建设“要塞舰队”可以让北京获得更大的空间去发展一种复杂的强制外交，手段包括密集部署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分工合理的柴电潜艇、高速巡逻艇以及非军事措施，目标是把美国海军（它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赖以寄存的基本力量）阻挡在亚洲海域之外。精明的海上战略甚至能令北京在地区事务上占据支配性地位。
马汉式批评
中国海上战略的发展可以说和最近几十年的普遍趋势背道而驰。我们看到，装备有高科技防御系统——最著名的一种是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安装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作战舰队在全球各大洋横行无忌，丝毫不必为介入(access，亦作“通道”或“入口”——译者注)某一重要海上战区的问题而担心；而海岸防御的一方在技术上依旧落后，岸防舰队龟缩在每岸线附近，对远洋舰队的威胁微乎其微。如前文所述，马汉在将近一百年前就谴责迂这种防御心态。像衰落H的沙皇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尤其容易为这种心态所左右，他们把舰队视为海岸防御的一种短距离延伸，对决定性舰队会战则毫无认识。
依据陆上作战的经验、鼓吹固守苦干海岸要塞的思潮在战略家中并不缂见，但这一思潮与马汉意义上的海上作战可谓南辕北辙，后者依靠的是与进攻相连。它关乎足以把敌人旗帜逐出重要海域的“压倒性力量”的养成，胜利者将有能力封锁失败一方的海岸线（参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360 - 1783》第2章）。为了行使这种“制海权”(Command ofthe Sea)，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海上控制”(Sea Control)，一国海军必须远远驶出本方岸基火力的射程，游弋于公海之上，伺机与敌方作战舰队交火（参杰弗里·蒂尔：《海权》）。
马汉基于他对进攻的偏好，严厉批评了俄国海军在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在那次战争中，俄方的战略表现出明显的守势特征。俄军指挥官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守势，畏葸不前，他们让舰队待在港口周边，回避本来可能更有利于达成战略目标的海上会战。旅顺和海参崴的两支俄国舰队很少出击到岸基火力（主要是安装在海岸要塞中的重炮）覆盖范围之外的海区。不仅如此，在俄圄人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击到公海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联合舰队都使他们蒙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舰船损失。到战争结束时，黄海和对马海峡的水底已经满是俄国舰队的残骸（参丹尼斯。沃纳、佩吉。沃纳：《大势在日方：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史》）。俄国海上力量遭遇了一场劫难。马汉为这幅景象感到惊骇，他把要塞舰队鞭挞为海战领域一种“彻头彻尾错误”的观念，并为俄国的陆上战争传统移植给其海军的防御本能和偏好感到悲哀（参马汉：“日俄战争回顾”）。
马汉指责俄军指挥官把港口和舰队之间的关系搞反了（参马汉：“日俄战争回顾”）。简言之，旅顺的舰队原本是用来保卫港口的，现在却成了港口的火炮去保护怯战的舰队。这样一来，原本可以冒险去和日本海军交战的舰队暂时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大体来说，马汉认为“要塞舰队”战略的负面特征集中于以下几点：
(1)守势思维。马汉是进攻型海上力量的倡导者，他鼓励航海国家在海外建立基地、派出舰船，以扶植商业。而“要塞舰队”观念不仅源自俄国由来已久的战略预设（指更重视“眼见为实”的陆上领土及其防卫——译者注），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预设，使得俄国的海上力量长期处于衰弱状态。马汉认为俄国的战咯文化很不健康，因为它排斥富有前瞻性的主动精神。
(2)对海岸防御的痴迷。大陆国家往往倾向于按照陆上防御的条条框框来思考，因为虎视眈眈的陆上邻国有可能入侵并占领本国领土，拿破仑在1812年深入俄国心脏地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有鉴于此，俄国人认定确保若干地理要点和坚固基地免于被占领是很重要的。对许多俄国战略家来说，跨越重洋保护贸易和商业或者与敌方战舰进行决斗的想法是完全陌生的。
(3)舰队部署分散。因为俄国人是如此执着于保卫海岸据点，他们的舰队势必分拆成若干部分，各自防御几大重要港口、“窄海”、海峡等。每支分舰队的实力都比集结全部兵力前来攻击的敌人要弱。马汉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日本舰队得以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中把整个俄国海军消耗殆尽，并自此称霸于亚洲海上（俄国黑海舰队在此次战争后依然完好无损，不过这支舰队在战略上毫无价值。土耳其与俄国存在长期的冲突，他们不会允许黑海舰队驶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原作者注）。
上述雄辩的指责不仅适用于俄国，也可以用来评价中国晚清政府，在日俄战争前十年，北洋舰队正是因为类似的缘故惨败于日本帝国海军。不过旧论断对今天的新中国是否适用毕竟值得怀疑。21世纪的中国可不是某个在海上畏畏缩缩的腐朽王朝。不仅如此，马汉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倘若中国能把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与其战略传统结合起来，他们完全可以消解乌汉提出的异议。一支“要塞舰队”不仅有望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甚至还有可能充当它走向远洋的重要工具。
一种基于“以陆制海”观念的战略符合中国的战略-战术倾向，这个国家和沙俄一样，本质上是大陆中心的。不过与沙俄不同的是，中国既有技术、也有资本来完成这项战略工程。美国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与大卫·杨(David Yang)注意到，“从陆上对军舰发起攻击不算什么新鲜的想法……考虑到中国的地理战略态势，‘以陆制海’的概念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参埃里克森、杨：“以陆制海？中国分析家评估反舰弹道导弹”，《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2009年秋季号）。借用一个常见的中文词汇，这或许可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要塞舰队。
中国式要塞舰队战略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大量运用高新科技，以便把人民海军从近岸水域解放出来。在马汉的时代，海岸要塞只能在重炮的最大有效射程内为舰队提供火力掩护。仍以日俄战争为例，俄国舰队若想借助岸基火力的保护来对抗日本舰队，就必须把活动范围限制在旅顺港向边十余英里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到了今天，岸基海军武器的射程已经远运超过了“近海”区域，直抵与中国海岸线大致平行的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经台湾延伸至南方的菲律宾群岛）。该岛链据中国海岸约有100英里之遥，依纬度的不同略有差异。至于这块（岸基）防护盾能够囊括多大范围则将取决于中国的科学与工程部门对反舰技术的驾驭程度。一些夸张的说法称，北京在研的几种武器系统可以把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导弹）战斗部投射到数百英里之外，打击移动的海上目标。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要塞”实际上就扩展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把本国周边海域全部包围在内。
这种由技术推动的战略在成本上也颇有优势。即使是最新型的反舰导弹也比有能力在公海上与敌方舰队正面对决的主力舰造价要便宜。在获得了足够的岸基火力支援后，中国海军就没有必要再建造与他们的美国同行旗鼓相当的军舰了。只要中国舰队始终处在“要塞”的保护圈内，即使它只有中等规模，在实现北京的（政治和安全）目标方面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要塞”的火力将迫使美国舰队退到安全距离之外。由此看来，“要塞舰队”代表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思路，它既能满足北京在海上的需求，又避免了投入一场成本高昂、不断升级的对美海军军备竞赛。是否要加速发展相应的科技、以建造这样一支舰队完仝取决于中国政治领导人是怎么想的。
中国防御者的思维富于攻击性
中国并不像沙皇俄国那样拘泥于守势思维。马汉曾认为要塞舰队“是俄国陆海军思想中的统治观念”（参马汉：《海军战略》第13章）。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赞成要塞舰队的民族偏见”深深影响了俄国军官在对日作战中的行动部署和战术思路。尽管当时还没有“战略文化”这一术语，但马汉已经发现俄国人中存在的某些天生癖好从多个层次扼杀了其海军的进攻精神。1970年代，兰德公司分析员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正式提出了“战略文化”的概念，它指的是“引导并限制主体在战略问题上的思维的；某些态度和信念，它影响了主体规划战略问题的方式，设定了战略讨论所依据的思想源泉和感性系数”（参斯奈德：《苏联战略文化：核选项的意义》。斯奈德的这本书恰好和马汉有着同样的主题，即分析俄国。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在于确定苏联领导人是否接受西方的核威慑逻辑——原作者注）。以此观之，一国的战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战略性格。
英国学者科林‘格雷( ColinGray)在斯奈德的概念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扩充。在他看来，战略文化从三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大众文化”，二是战略文化本身，三是该国军事体系的组织文化（参格雷：“走出野蛮：战略文化的鼎盛时代”，《当代战略》2007年1月号）。大众文化指的是遍及整个社会的高级文化，它塑造了人们的思维习惯。战略文化则是指与依据政治目标调配相应的方法和手段这一过程直接关联的那部分态度和信念。而在组织层面，战略文化的双重性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拥有健康、主动的文化的（军事）体系可以在压力下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如果有不良习惯根植到了组织文化和官僚系统的日常运作当中，它们将很难被打破。一个敏捷灵动、适应性强的体系则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或舍弃常规运作中的某些部分，以适应战略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
幸运的是，今日的中国继承的是一种良性的战略文化（这一虑要好过沙俄），它使得解放军有可能发挥出现代要塞舰队的积极效用。必须承认，许多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大众文化至少就表象而言是先天防御性的。汉学家费正清注意到，在历史上，中国儒家传统把战争看作是“无关要旨”的因素，“这种轻视是基于道德方面的准则，后者对中国思想有着源远流长的影响”（参格雷：“走出野蛮”）。与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相比，中国政治家“对战争带来的荣耀向来不甚感冒”，这应当归因于“中国传统中的和平主义倾向”（参格雷：“走出野蛮”）。
这些看法当然言之成理，不过它们忽视了王朝时代结束后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战略和战术层面看，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费正清笔下那个先天爱好和平的社会了。红色中国创建过程中的那些史诗性事件——长征也好，1930年代到1940
年代的抗日战争也好，国共内战也好——留下了共同经验：中国军队指挥官必须随时准备好在守势战略局面下采取攻势的部署和战术行动，当他们在地理上被包围起来时，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上述经验恰恰与今日中国的海上态势异曲同工：美国海军控制着中国周边的外围海区，解放军海军则刚刚开始争取一席之地。
北京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思想遗产大部分得自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毛泽东主席。毛根据共产党军队与日寇以及国民党军的作战经验得出了一个假设：战争开始时，共产党军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辅以富于攻击性的灵活战略，不利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可以逆转的。例如，毛坚持认为侵华日军“之优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较强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效率（参毛泽东：《论持久战》）。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缺点：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无法维持与日本本土间的海上航路畅通，也没有清晰的战争目标和战略。这些缺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削弱占领军的力量。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过程，他们小心地对日本人的缺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同时强化自身力量。中国拥有战略纵深广大、地形复杂、人力储备近乎无穷无犀等天然优势。通过对这些优势的开发，红军有能力克服军事力量方面的相对劣势。除此以外，装备较差的共产党军队还可以集中力量去打击数量较少或陷于孤立的日军部队，以小规模战斗来争取局部优势。长此以往，积小胜以成大胜。通过在微观层面采取攻势、同时在宏观战略上保持守势，中国军队可以慢慢消耗其敌人，平衡悬殊的军事力量对比，最终转入反攻。因此，“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参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弱势一方来说，（采取）积极措施在一种合理的战略中甚至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毛氏的“积极防御”观念——解放军海军把这一观念套用到了海上，称之为“离岸积极防御”（参黄介正：“中国海军的离岸积极防御战略”，《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1994年夏季号）——关乎创造条件、使得在不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情况下就可以由守势转入战略进攻的艺术（参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根据这些信条，解放军海军从初创期起就装备了大量小型作战舰艇——包括鱼雷和导弹快艇、中型潜艇以及护卫艇——以保卫中国海岸线。因为在远海地区没有多少利害攸关的权益要保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满足于一种“海上拒止”( Sea-denial)的战略。一支奉行海上拒止战略的海军不必凭自身的力量去控制海洋；它的目标仅仅是阻止力量占优的对手深入某些最关重要的海域，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一个有限区间内。曾任中情局局长和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的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Stansfield Tumer)把这一概念转换成了毛式语言，他认为海上拒止实际上就是“海上游击战”。特纳认为，一支较小的海军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执行“打了就跑”战术。倘若该战术得以奏效，强行深入中国（周边）重点海域带来的损失将不断上升，最终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即使对实为更强的对手来说也是如此（参蒂尔：《海权》）。
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把自己的海军视为遂行“海上人民战争”的工具。直到1970年代末为止，中国人还把“海上游击战”当作是海军战略方面的钦定教条。紧接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改革对海外贸易提出了要求，建设一支实力更强、有能力保护海上贸易的远洋海军也被提上了日程。到1 990年代，中国海军里已经出现了一批吨位更大、战斗力更强、续航力更长的舰艇，另外还从俄罗斯购买了几艘新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解放军海军已经开始为一支海上控制型舰队打造基础，他们依然投入大量资金采购像高速巡逻艇一类的近海作战平台（参《简氏情报评论》2009年9月号相关报道）。在北京看来，旧的科技和战略依然有其用途。
如果北京把潜艇部队、岸基反舰导弹、布雷舰和小型舰艇搭配起来运用，他们是有可能把周边若干海里内的区域变成中国的内海的。如果上述平台展现出了给予入侵者以重大杀伤的能力，中国人甚至有望在战时对诸如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之类的对手形成吓阻，使其不敢进入中国周边海域，尽管美日等国舰队的总体实力可能还在解放军海军之上。如是，海上人民战争意味着综合运用海基和陆基武器执行一种高度进攻性的战略，在中国海岸附近对入侵者实施打击。倘若能够熟练运用，这种战略甚至可以使敌方舰队根本不敢冒险插足亚洲海域。
且不提北京的大陆视野以及俄国海军传统对他们的持续影响——这是冷战初期的中苏联盟留给今日中国的遗产——中国海军将被证明是一支更加坚定、也更加强大的海上力量，超过沙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今日的离岸海上拒止相当于日俄战争期间的旅顺口或海参崴要塞的炮火。随着岸基火力的射程不断延伸，中国的海上控制型舰队也将获得越未越大的行动自由。
海岸防御向离岸延伸
伴随技术的进步，海岸防御在战争中的价值重新获得了承认。马汉严厉批评要塞舰队哲学的支持者把“全部重点都放在要塞上，使舰队成为要塞的附庸，除协助要塞之外别无存在理由”（参马汉：《海军战略》第13章）。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俄国舰队“被紧紧地束缚在了要塞上，后者似乎是舰队某种不确定的隐蔽所…明显没有想过采取攻势行动”来打击日本海军（参马汉：《海军战略》）。紧接着就是可耻的战败。不过到了今天，中国海军的发展使得他们可以把舰队从近岸防御中解脱出来，解放军海军的水面舰艇编队、最后可能还有航母特混舰队可以从心所欲地游弋在中国海上（原文刊登时中国官方尚未公布与发展航母相关的信息，今天，“辽宁号及其后续舰的出现证实了作者的推测——译者注）。这支海上控制型舰队再也不必龟缩在本国海岸附近寻求火力保护了。
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 Clausewitz)的理念也可以用来阐明亚洲海域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动因。他在《战争论》中提出的“进攻的顶点”这一概念与今日亚洲的海上形势可以说颇有关联。作为一名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克劳塞维茨是按照陆上战争的逻辑来思考的。他假设如果一支军队入侵其邻国，那么战事开始之初它肯定是能取得相当大的军事优势的（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攻击方的统帅显然能力太低、不具备指挥进攻的才能）。不过随着部队越来越深入敌方领土，优势的程度开始递减了。某种意义上，入侵者逐渐为其最初的胜利所拖累。他们的交通线随着部队推进变得越来越长，补给和增援都成了挑战。与之相反，防御的一方现在是在本方基地周边作战，他们可以就近获得兵员补充和基地支持，对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也更熟悉，所以他们的优势现在开始增长了。简而言之，熟悉的环境给予了防御方一种“主场”优势。
除非入侵一方的统帅能调动起手下的所有资源、意志力和创造性，一鼓作气取得胜利，否则进攻总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越过临界点之后，防御方将转而占据优势（克劳塞维茨认为：“进攻的一方其实是在攫取那些将来在媾和谈判时可能对他有月的优势，付出的代价则是己方攻击部队的损耗。如果进攻方能够把自己与日俱减的优势一直维持到和平达成，他也就实现了目标。一些战略进攻可以达到那个i恰到好处的临界点，使攻方剩余的兵}力足以维持守势，等待谈判媾和。若超过了临界点，局势就会逆转，遭攻击的一方将以远比最初的进攻强大力量来进行还击。这就是我们所说进攻的顶点。”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七篇第5章——原作者注）。一旦进攻过了高潮，实现预期战略目构能力将从“困难”日益向“不可能”递减，希望成为征服者的进攻方也将处在岌岌可危、无计可施的地位。
海军战略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马汉的同时代者、也是他的论敌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把克劳塞维茨的逻辑延伸到了海洋领域。在他看来，进攻一方的劣势是这样的：
“随着攻势的推进，进攻一方将变得来越来弱，因为交通线在不断延长，而且越往后越是要在不熟悉的海区作战。防御一方的优势则很明显：它临近可以提供补给和维修保养的基地，在熟悉的海区作战，易于以突袭方式发动反击，并且可以提前组织好兵力”（参科贝特：《海上战略若干原则》。科贝特与马汉不同，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海权理论受意于学习克劳塞维茨——原作者注）。
按照这一逻辑，防御者只要牢牢守住“内线”位置，就可以阻遏住优势对手从多个方向发起的攻击。通常而言，较强的敌人总是从“外线”向较弱的守军发动集中攻击。内线位置为防御者提供了一种便利，它可以灵活地把部队从一个地区调动到另一个地区。这有助于抵消进攻方（在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在东亚海域，中国占据着内线位置，西行穿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海军则居于外线。不过战争毕竟是一个紧张的互动过程，克劳塞维茨将之比拟为“两股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第1章）。随着解放军将其岸基武器的射程延伸到越来越远，将海上拒止舰队的装备提升到越来越先进，并继续建立一支蓝水舰队，北京将把它的“进攻的顶点”从中国海岸进一步往外推。这样一来，中国人或许就能完全实现海上拒止的目标，阻止美国舰队强行介入亚洲海域。再进一步说，如果北京愿意的话，解放军海军最终还可能尝试实现海上控制。
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发挥相应的作用。过去几年里，关于解放军正准备部署一种有能力攻击太平洋上的舰船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的报道在西方引发了担忧。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海军上将( Robert Willard)最近告知国会参众两院，中国正在“发展并测试一种由DF-21/CSS-5型中程弹道导弹改进而来的常规反舰弹道导弹，它是专为攻击航空母舰设计的”，而航母是美国海军舰队的核心（参威拉德在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关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现状的证词，201 0年3月23日）。甚至连美国人自己的武器库里都没有类似的装备。掌握这样一项技术代表了兵器工业方面令人瞩目的成就，因为不仅（导弹）弹头要进行变质心机动、以打击移动目标，在广袤无边的太平洋上搜索、跟踪并瞄准舰船更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
如果解放军能够在远距离上对价、值较高的作战单位，如航母或两栖登陆舰进行打击——有报道称解放军的东风-21C型导弹（原文如此，译者注）射程高达2500千米，从移动式发射架上发射——那么它可以在美国舰队穿越第二岛链（北起日本北部，经美军基地关岛以达南方的新几内亚）后就发动进攻，逐步削弱对手。
只要中国能够确保在第二岛链内攻击的有效性，并且装备了足够数量的弹头，他们是有希望复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战略家曾设想借助“渐减作战”来消耗美国太平洋舰队，所谓“渐减作战”是指从日据岛屿发动的航空和潜艇攻击。这类攻击能够缩减本来拥有更多舰艇的美国海军的规模，使其在决定性舰队会战到来前已经被削弱到仅与日本海军相当的水平（参温德尔·米尼克：“中国反舰导弹可能撼动美国权势”，《防务新闻》2010年4月5日）。另一点相似性在于，如果美国海军要与中国作战，那么一旦他们进入反舰弹道导弹的威胁范围，也就是说导弹的最大有效攻击半径，也就接近了进攻的顶点（反舰弹道导弹是否真的具有传闻中的威力，它造成的威胁又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是美国海军圈子里经常引发热烈讨论的话题。例如，海军专业刊物《美国海军学会会刊》曾就这一主题发表过许多文章。参埃里克森、杨：“游戏规别即将改变”，2009年5月号；萨姆‘坦格雷迪：“中国改变不了游戏规则”，2010年2月号；克里斯·胡珀、克里斯托弗。阿尔博：“离开卧榻”，2010年4月号——原作者注）。
一旦反舰弹道导弹与行踪诡秘的潜艇、水雷战兵器乃至其他所有装备一起部署就绪，以执行海上拒止任务，中国的海岸防御在范围和规模上将有一个大规模的伸张。二炮导弹部队将令既有的大陆海岸获得可观的战略纵深，中国海军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放心地追逐其他政治目标，比如收复台湾或支持北京在南
海、东海所宣称的海洋领土诉求。在一个机劫式导弹发射架大行其道的年代——部署在福建沿海、瞄准台湾的那些短程弹道导弹尤其引人关注——所谓“要塞”早已不像马汉的时代那样具体而固定，它成了一种内涵远为丰富的东西。从实际情况看，岸基火力支援武器实际上几乎可以被部署在海岸线上任何一个地方，以为舰队提供保护。海岸防御已经不再依赖于部署在少数据点的固定、消极的防御力量；漫长的中国海岸线本身就是一个要塞。
数量的价值在缩小
最后，马汉批评了俄军指挥官的消极防御心态以及固守重要据点的做法，他认定正是这种眼光导致了他们对舰队的拙劣部署。马汉谴责要塞舰队战略家们把舰队分割成了若干“在数量上具有防御特点”的小分队，寄望于它们能够“支援深受爱护的宝贵要塞”（参马汉：《海军战略》第13章）。圣彼得堡把它的整支海军分散到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又进一步划分为海参崴与旅顺港分舰队，这使得像日本这样的敌人可以对其各个击破，后者将其海军的大部分舰艇集中到一起，统编为一支舰队。日本舰队就好像毛泽东那支人数较少、武器较差的红军，它可以集中有生力量攻击敌军之一部，取得战场上的局部优势。最终它将以逐步推进的方式取得胜利。
从这一点来说，北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知果能在作战中获胜，中国的海上拒止战略将把美国海军阻滞在关岛以西、使其不得进入亚洲海域，那里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线足有1 500英里之遥。在这块坚盾之后，解放军海军舰艇完全不必担心要冒与优势敌人进行一边倒海战的风险，它们可以自由地执行其任务。这又将导致一个推论，那就是北京毋须再扩充一支在数量甚至质量上可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大海军。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军建设方面一直走得从容不迫，他们建造了多个型号的新舰，每一型只造几艘，为的是在实际评估和考察中改进其设计，并将成果应用于后续舰。尚未有哪一种水面舰艇已经投入批量建造。这种不紧不慢进行舰队实验的做法预示了解放军海军对本国政治领导人支持自己发展海上拒止能力的问题越来越有信心。如果今日中国的战略前线位于第一和第二岛链之间，那么中国的舰队实验很可能将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
上述种种的结果将造就一支在兵力构成上与美国海军差异甚大的解放军海军。例如，北京可能不需要建造与美国“尼米兹”级或“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相当的航空母舰来达成其海上目标。解放军海军的海上控制型舰队可能更类似日本海上自卫队，它是一支地区型海军，它的航母也会更像日本的同类军舰。日本已经建成了一艘号称“直升杌驱逐舰”或DDH的轻型航母，北京的航母吨位要比它大一些，性能也会更好些，这在可见的将来是比较容易办到的。长期来看，只要北京依然打算发展航母这种海上巨兽，一般中型航母足以为他们提供技术跳板，以最终建成与“尼米兹”级相当的大型航母。
启示
如上文所述，新技术的出现帮助中国回应了一个世纪前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针对要塞舰队提出的那些质疑。中国的战略文化是以攻势防御为基础的，而中国海军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条件，以使“要塞舰队”战略一它是攻势防御观念的化身——发挥实效。在一个反舰武器可以从陆海两种平台发射的年代，像中国这样一个仅仅希望获得控制周边海区手段的濒海国家也许不必冒险进行主力舰队交战的风险就可以建立起坚实的防御。
科贝特的教诲也支持这种观点。马汉式离岸战略以大规模舰队作战为必要条件，科贝特则始终认为，一支较小的舰队——“存在舰队”( Fleet-in-being) -即足以承担暂时的防御任务，直至重新发动进攻的良机到来。中国海军的统帅们可以在逐步强化自身力量的过程中占据后发优势，他们也可以抢先利用岸基武器狠揍敌方舰队，随后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与敌军残部进行决战。一句话，北京现在有能力建成一种海陆两重性的“要塞舰队”或日“存在舰队”战略，以实现战略上的防御目标（参科贝特：《海上战略若干原则》）。理由如下：
(1)防彻一方占有优势。1970年代末之前，“华约”国家在岸基武器方面的进步使得美国海军不得不在海上转入防御。不过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海军的海上战略又恢复了机动性。以“宙斯盾”作战系统——一种集成了多功能相控阵雷达、计算机和火控设备的系统，它使得巡洋舰和驱逐舰可以更好地保护（航母之类）高价值单位——为代表的技术手段使得舰队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反舰导弹、传统轰炸机等岸基武器的伤害。但如前文所述，攻与防间的关系始终处在动态平衡中，新技术的出现催生了致命的廉价反舰武器，它有能力把美国舰队隔离在亚洲海域之外。华盛顿再也无法获准介入这一水域。至于未来的技术和战术变革会不会再度将攻势基因注入到战略领域目前还有待观察。
(2) 一种不同类型的海军。今日的“要塞舰队”战略不仅反映了中国对陆上力量的偏爱，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偏爱，在继续追求经济发展以及其他陆上迫切利益的同时，它使得北京可以稳固地保卫其沿海地区。它也可以给予中国海军领导层更大的自主权，去打造一支针对日本、澳大利亚等亚洲假想敌的国家，而不是马上把实力提升到与美国这个海上统治者相当的水平。从长期来看，解放军海军的实力依然会慢慢向美国看齐，因为美国毕竟代表丁优秀海上力量的最佳标准，不过在这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北京可以用一支规模较小、花费更少的舰队先应付过去。一种可以让中国“凭陆制海”的战略似乎是维护中国在公海利益的最经济方式（参埃里克森、杨：“以陆制海”）。
(3)常规威慑。如果反舰弹道导弹和其他海上拒止手段能够奏效，我们可以说中国成功地依靠技术力量支撑了他们对华盛顿的常规威慑。美国总统再也不可能无所顾忌地向亚洲沿海派出远征舰队了。而在1995 -1996年，当中国大陆以“导弹试验”来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行影响时，克林顿政府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北京不得不向后退，但这一事件推动了之后十几年中国在战略和军事力量上的发展。当时的解放军完全没有能力侦测到美国舰队，更不要说是威胁他们。但在不久后的将来，如果中国也能把自己的海上威慑能力提升到与美国同样的档次（这不一定意味着要动用航母——译者注），美国在亚洲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就会受到挑战。美军在日本的前进基地首当其冲，因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大部分部署在那里。如果东京开始怀疑华盛顿实现其安保承诺的能力，他们可能转而向中国示好。如果中国成功闭锁了美军向冲绳或其他在日基地集结和部署的通道，美国也许不得不大踏步后退到关岛，这一基地远在千里之外的第二岛链。
(4) 一支敢冒风险的舰队。马汉指责俄军统帅在战争爆发之初没能及时把太平洋舰队集中起来、冒险与日本进行决定性交战。因为这一原因，日俄战争的结果将完全由在中国东北的陆上战局所决定。俄国海军本来可以承担更富实效的工作，比如切断日本本土与中国东北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使东北日军无法获得给养和增援。作为一个大陆国家，俄国自己的兵员和给养主要通过陆路输送，所以冒险在海上出击并不会造成战略意义上的损失（哪怕舰队本身可能因此被毁）。不过圣彼得堡惯于提倡消极防守几个要塞、用要塞保卫舰队的观点，不愿冒险损失昂贵的军舰，他们对这种大胆的战术行动敬而远之。今天的中国就不同了，机动式“要塞”或者说导弹发射架有能力打击远隔重洋的目标，这使得北京不必顾虑让舰队主动出击。岸基平台提供的火力支援将减少对中国舰队构成威胁的因素：主动求战因此是可行的。
政治上的局面也对北京有利。日俄战争期间，东京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旅顺口这个俄国佬从中国强占的海军基地进行围攻，他们不担心俄国公众会被日军的强横激怒、毅然投入一场不到最后一人不肯罢休的殊死战，更不担心沙皇将因此革新政治、与日本血战到底。因为丢失旅顺口对普通俄国人而言没有实质性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战争是在俄国本土进衍，俄国人完全可能被触怒，战争的过程也会出现显著差异。如果美国领导人决定对解放军基地进行攻击，他们肯定不会享有日本人在1904 - 1905年时的便利。美军要打击的这些基地全都位于中国大陆内部，攻击行为一旦发生，多年来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国民众必将彻底爆发。北京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在实际上“挑逗”华盛顿来攻击中国、使他们冒冲突逐步升级、最后变成你死我活的全面战争的风险，而众所周知，华盛顿总是追求比较有限的政治目标，成本和风险系数无限大的激进军事行动是他们不愿搞的。而且就算解放军海军真的经历了一场对马海战式的惨败（因此损失掉大部分远洋舰艇——译者注），中国依然可以凭借残存的反舰弹道导弹以及其他岸基海上拒止兵器，继续对维持对周边相当一部分海域的控制。总之，北京可采取的选择和（海战）失败后的退却台阶都是当年的沙俄所不具备的，这一点在军事和外交领域都适用。
在本文结束前，必须指出一个关键问题：“要塞舰队”战略很难在遥远的战区发挥作用。革命性岸基（反舰武器与海上拒止装备的结合使得北京可以更安心、也更有自信地去料理中国周边海域——或者说靠近中国大陆的海域——的事务。但与此同时，切身利益正在吸引中国领导人把目光投向更南方的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中国政府的稳定有赖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得中国对经印度洋抵达东亚的既有海上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原材料供给产生了依赖。
解放军海军必须前往南亚保护当地的航运线路以及中国的其他地理政治利益。如果中国舰队在印度洋建立了某种存在，那么他们将不得不远离中国海岸，脱离反舰弹道导弹、柴电潜艇和快速巡逻艇的保护范围。“要塞舰队”逻辑在那一地区无法为北京提供帮助。除非反舰技术使得岸基武器的射程有丁惊人的延伸。
再进一步说，如果解放军海军前进到了印度洋，他们将发现自己身处印度的“主场”，而新德里已经公开表示了要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雄心(在这些表露印度海上雄心的宣言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拉吉特‘庞迪特的“蓝水海军乃是目标”，参《印度时报》2006年11月1日相关文章——原作者注）。如果印度洋的战略环境变得充满竞争性，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倘真如此，解放军海军将不得不使其实力与野心勃勃的印度海军相匹配，无论舰艇还是飞机。这还没有考虑美国海军的因素，后者是一直宣称要在印度洋保持头号海上力量地位（参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2007年版）。所以，不管（岸基武器）新技术可能给人带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们终究无法使北京完全回避发展高端海军装备。就像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可能提出的忠告一样：反舰弹道导弹对中国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世上绝无包治百病的仙丹。
[美]詹姆斯‘霍尔姆斯
原文载美国《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刊》
作者: 坚挺 时间: 2014-7-23 18:49
标题: 用远程导弹封锁关键海域就行了，还要舰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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