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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陈悦:甲午海战失败原因:面海而兴 背海而亡 [打印本页]

作者: mm6fan    时间: 2014-7-18 10:11
标题: 陈悦:甲午海战失败原因:面海而兴 背海而亡
甲午海战失败原因:面海而兴 背海而亡  

2014-07-16 13:49:19|  分类: 史海钩沉 |举报|字号 订阅
作者:陈悦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众所周知,甲午战争分为陆地和海上两个战场,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海战的关注度远超过陆战。从学术上讲,只说海战而不提陆战显然是不对的,这两方面的研究和普及应该齐头并进。而从战争中的社会关注和战后的影响而言,海战又的确是甲午战争中最应当受到关注的局部。因此,中国人一直热衷于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探讨。

装备落伍是战败直接原因

从甲午战败、北洋海军覆灭开始,即有人努力寻找甲午海战战败的原因。在21世纪之前,对北洋海军失败原因已经有过系统总结,提出了如下观点:北洋海军纪律松散;北洋海军训练弄虚作假;北洋海军技术不专业;北洋海军战斗意志不强,战时作战不积极主动;清政府政治腐败、北洋海军军队腐败,腐败导致失败,等等。

上一个时代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总结,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认为清政府和北洋海军的腐败、怯懦、弄虚作假、道德沦丧是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确,作为战争指挥者的清政府和执行者的北洋海军,对失败必须要负担责任,然而这些原因究竟是不是甲午战败的真正根本原因呢?

从2000年开始,互联网时代伴随新世纪一起到来,资料检索和学术交流也借助网络变得更加便捷,加之西方军事史、海军史研究偏重以军事技术知识为基础的方法传入中国,使得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发生了十分迅速的递进,以往用来证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很多论据,都发生了被证伪的问题。

比如“定远”舰飞桥震塌问题。在学界沿用很广的一则说法中称,黄海大东沟海战一开战,“定远”就因自己的主炮射击震塌了飞桥,导致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摔伤,由此暴露出军舰缺乏保养的腐败情形。这则说法的史料根据主要是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回忆录中的描述,而戴乐尔与“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素来不睦,其回忆录中有大量对刘步蟾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他之所以描述震塌飞桥一事也是因为主炮发射是刘步蟾下的命令。仔细读戴乐尔的回忆录便会发现前后矛盾的地方,前文说已经震塌了飞桥,但后文又说海战结束时他站在飞桥梯子上喝酒庆祝战斗结束。而根据丁汝昌本人的报告,实际上是日舰发射的炮弹打中了“定远”舰的前桅杆,一些炮弹碎片飞溅到飞桥上,将飞桥地板打坏而已。丁汝昌本人也根本没有从飞桥上摔下,只是摔坐在飞桥上,腿被翻起的甲板木夹住,脸部被日舰炮弹带起的火焰灼伤。

再比如训练弄虚作假问题。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海军部分军官就海战失利的原因有过一些总结性汇报,其中的一份汇报指出,北洋海军平时在训练上务虚不务实,其具体体现是火炮训练都是预先定好靶子的距离,而且靶子都是固定不移动的。实际上,北洋海军所处的时代,军舰上有关火炮的部门包括测距、炮位两大部分,测距官兵利用六分仪等观察瞄准设备测定敌舰距离本舰的距离、方位,并根据敌舰运动速度和方向,预先计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负责的,则是根据测距部门下达的目标距离、方位调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击。因而北洋海军打固定靶的训练,实际就是针对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训练。

除此之外,像邓世昌养狗、军官上岸居住、北洋海军的阵形错误、作战不积极主动、军官吸食鸦片、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等问题,也都被证明或者缺乏史料支持,或者根本就是讹传。

其实,如果单纯从军事技术角度观察,技术装备的落伍是导致北洋海军战败的直接原因。日本联合舰队大量装备着40多秒钟能够发射10发炮弹的速射炮,大量使用装填号称连钢铁都能点燃的烈性炸药的炮弹;而北洋海军装备的却是10分钟发射1发炮弹的老式火炮,主要使用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其失败在开战之前已经是必然。

而直接导致这一状况的,是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户部上奏叫停海军继续购买外国军火、装备事件。以往研究大都将这一事件归结为统治者的昏聩以及官场上的倾轧党争。然而为什么以往支持海军建设的官员乃至皇帝、太后,此时突然对海军建设停止了热心?而禁止海军外购军火的奏议提出时,举国官员乃至知识分子,除了李鸿章等极个别的海军建设当事者外,几乎处于死一样的寂静,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这,才是探寻甲午海战失败原因中最应该思索的内容。

陆地民族面临“海防”魔咒

要明了北洋海军跌倒的原因,首先最应该明了的是北洋海军的建设背景和目标。

中华民族发源自大陆,陆地是我们民族最为熟知的生活舞台,因而上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化实际就是陆地文化。东南浩瀚的海洋作为不可探知的世界,和北方的大漠、西南的群山一起,长久被当作是天堑,是屏蔽、保护我们生活环境的天然长城。当西方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开始了著名的探索海洋、开拓海外利益的大航海时代时,中华民族还依旧固守着陆地,除了昙花一现的郑和船队下西洋事件外,这一时代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明清王朝严酷的禁海令。

郑和船队的消失以及禁海令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当时权衡利弊,认为海洋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利益远远不如大陆,而且海洋、海外蕴含着不可知的危险和挑战,因而禁海令恰如在沿海垒筑起一道高高的长城,以保证海洋继续能够充当天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遥远海外而来的英国海军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一度令举国的官员、知识阶层为之惊恐,也激发魏源等一批知识分子试图睁眼看世界,然而危机感很快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

16年后的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圆明园的大火一度刺激了中国的神经,战争结束后,学习西方购买、建造近代化蒸汽军舰的议论开始出现。从阿斯本舰队到江南机器制造局,再到福建船政,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蒸汽动力军舰。然而一个观念犹如魔咒般挥之不去,那就是“海防”。

“海防”两个字中,折射出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待海洋的视角和心态,也决定了此后中国在面对海洋时的命运。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60年,又过了14年之久,拥有了蒸汽动力军舰的中国并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海上威慑力,却又一次遭到来自海上的挑战。日本悍然出兵侵入中国台湾,继而吞并中国属国琉球,中国海防再次出现严重失防。清政府内随即开始了名为海防大筹议的海洋政策大讨论,最终定议在海岸线上建设西式海军,划区防守。以防备日本为主要动因的北洋海军建设,就在这时开始。

然而从1874年到1884年的漫长十年时间里,围绕北洋海军建设的政策摇摆不定,受制于经费、政策、人才等种种原因,北洋海军的建军步伐滞重缓慢。再经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马尾海战)的刺痛,清政府才下决心“大治水师”,于是才有了1885年中国第一个中央海军、海事机构——海军衙门的诞生,进而在1888年催生了北洋海军的成军。至此,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在感受到了西方海上压力的环境下,中国人在大海边已经徘徊了将近半个世纪。

海洋观错位导致盛极而衰

然而对于海洋的态度,中国人其实并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防海”。实力一度排名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虽然初步具备了和西方类似的舰队组织形式和外在特征,然而骨子里实际仍然是“防海”工具。从本质上讲,建设北洋海军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禁海政策,因为这支海军并不是要走向大洋。原本在西方应该是挺进外洋、为国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海军,在清政府那里则被锁在了家门口。

对待海洋视角的不同,不仅仅影响海军的运用、战略、战术,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家对海军建设兴趣的持久程度。从近代海军诞生开始,这种科技密集型军种就注定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国力投入来建设和维持的军种。对于一个拥有大量海外贸易和海上利益的国家,投入建设海军的回报便是巨大的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对于以海防为目标建设海军的国家,海军的回报则仅仅是海疆无事而已。

中国近代从试图获取蒸汽动力军舰开始,目标就始终只有一个,即“防海”。当1885年海军衙门建成,铁甲舰“定远”、“镇远”归来后,龙旗飘扬的舰队一度成为东亚海洋上最为活跃的力量。此时,从1840年以来,中国沿海频发的列强进犯现象的确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曾在1874年入侵过台湾、1882和1884年两度在朝鲜挑起事端的日本,也在此时段归于沉默。北洋海军建设巅峰的1888年,也便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海防建设目标实现之刻。

经历了48年的坎坷,海防目标终于实现;而几乎就在同时,北洋海军的发展立即开始变缓。对于需要耗费巨资建设和维护的海军,清政府此后的兴趣仅仅持续了2年左右。1890年因为财政支绌,户部为了樽节政府开支,首先上奏请暂停海军购买外洋军火两年。1891年,日本海军便超越北洋海军,成为新的亚洲第一。之后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所出现的决策不明、军舰老化、火炮式旧、弹药不充、燃料不佳等弊端,从根本层面上都要归因于当时整个中国对海军和海洋的认识偏差。

清政府虽然一度建立起了一支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但并不明了海军的价值,不知道如何运用海军,更不懂得海洋对于一个国家的真正意义是通向海外和海外利益的道路。因而北洋海军的发展停滞,乃至最后的失败,绝不是一两个决策者的失误,也绝非一座颐和园可以承担,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海洋缺乏认识所导致的恶果。

从北洋海军的兴亡至今,一个多世纪间的世界海洋风云激荡,一再诠释着海洋和海军的真义。真正的海军因国家有海外利益和海洋战略而产生、强大,国家又因为有强大的海军为先驱,可以将海外的利益线拓展得更为绵长。违背这一规律,刻意建设一支或是专为自守、或是专为攻人,但却没有国家的海上利益和战略作为前提的海军,都将无法持久。北洋海军的兴亡是例子,一战德国海军的覆灭是例子,二战日本海军的覆亡也是例子,而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海军在英国缺乏海外利益的今日大幅收缩,更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走过120年,以史为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失败的往事,给予今人的绝不应该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也绝不应该刻意拿来随便诠释涂抹,而是应该带来全社会对于如何面对海洋的深深思索。

(作者是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
作者: mm6fan    时间: 2014-7-20 08:55
标题: 甲午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2014-07-18 21:36:47|  分类: 史海钩沉 |举报|字号 订阅
晚于欧美列强步入近代国家行列的日本,于1889年2月11日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后采用了“大日本帝国”的国号,所谓的“帝国日本”登上舞台。通常认为,1895年4月,日本在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本报注)中胜出,与清国缔结和约,获得2亿两白银(合3亿日元)赔偿金,割走原属清国领土的台湾及澎湖列岛等领土,成为拥有殖民地国家,这一事件使日本的“帝国”色彩更加鲜明。
今年是日清战争爆发120周年。重新审视日清战争的意义在于引为教训,避免日本再次发起侵略战争。同时,恰好发生在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初的日清战争,对此后日本产生了巨大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这点来说,有必要反复确认日清战争的历史事实。笔者希望基于这一视点论述日清战争与近代日本的关系。

出兵台湾:帝国主义特征鲜明

日清战争爆发前20年,亦即1874年(明治7年),日本强行进行了一场“帝国”特征鲜明的战争,这就是明治国家首次海外派兵——出兵台湾(牡丹社事件)。
众所周知,“出兵台湾”发端于日方根据1871年9月13日签署的《中日修好条规》所谋求的日清关系对等化。琉球王国本来属于被称为“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而明治国家将其作为“琉球藩”,迫其归属日本,这正是通过1874年5月22日“出兵台湾”而对内外确定下来的。
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牡丹社的居民杀死。作为报复措施,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彼时,西乡从道宣称对台湾的报复措施是“日本帝国政府的义务”。也就是说,日本“出兵台湾”就是向内外宣示琉球归属日本的一种证明行为。可以说,这种将“出兵台湾”正当化的做法,也是后来日清战争时日本攻占台湾的历史背景。
通过宣传日清战争是“文明之战”,即“文明国家=日本”与“野蛮国家=清朝”之间的战争,明治国家成功获得了国民对战争的支持。福泽谕吉以及内村锏三等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以“文明”国家正当行使权利的理由解释并积极支持战争。
但是,日本之所以期望占有台湾,是因为拥有殖民地是成为亚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因素。而朝鲜和台湾,在时任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中则被表述为“必须进取之地”,为对抗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占领朝鲜和台湾已成燃眉之急。但当时日本的对朝政策为俄罗斯所抑制,占领台湾必然就成为最优先的课题。
结果,清国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义举”,日本获得50万两白银而从台湾撤退。同年10月31日,日清两国签署《北京专条》,日本承认台湾为清国领土。
“出兵台湾”的结局说明,对于当时清国作为中国外交原则的“华夷秩序”及册封体制的现状,日本政府基本上再次予以接受。在那之后,对于与朝鲜(通过朝贡从清国受封“朝鲜国王”)的关系,日本还是采取谨慎姿态。当时,朝鲜与清国和日本双方都缔结了朝贡关系。

日清战争:彻底瓦解华夷秩序

以“出兵台湾”为契机,日本政府内部表现出明显的野心:亚洲地区早晚也会迎来激烈的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对立和竞争,着眼于此,必须要致力于瓦解清国的华夷秩序。对于摆脱并瓦解华夷秩序,明治政府所主张的理论依据即为万国公法体系(国际法体系)。它的思路是,在正视经济及军事上存在差距的现实的同时,强调独立国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以此为原则的体系恰是普遍的世界体系。
万国公法体系与等级型的华夷秩序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横向并列的秩序。因此,遵循国际法这样的规范而形成的体系,对于新兴国家日本来说,是符合其口味的世界体系。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也不否定侵略、战争及殖民地化政策。对于效法西欧近代化、期望上升成为“一等国家”的亚洲新兴国家日本来说,以“富国强兵”政策为口号,在万国公法体系下养精蓄锐、积聚实力,这被视为稳妥的国家战略。在这个意义上,以“出兵台湾”为契机,通过瓦解华夷体系,以建立万国公法体系为目标的国家战略自然浮出水面。其结果就是日清战争。以此战争为契机,日本将清国与朝鲜分离,并图谋架空华夷体系。
另一方面,清国将台湾视为“化外之地”,同时又规定其为自身领土。在日清谈判时,清国也曾一度设想到谈判破裂的可能性,并倾向于战争不可避免论。事实上,日军从台湾撤退后,清国就加强了在台湾的存在。可以说,在那之后,清国保持了部分参与国际法体系的姿态。
但是,当日本“出兵台湾”造成台湾可能被占领时,清国反应之强烈出乎日本意料。台湾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即使是“化外之地”,出于维护华夷秩序,也必然要明确保护的姿态。这可以说是20年后发生日清战争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视角而言,日清战争正是以“出兵台湾”为开端的日本国际法体系与清国所维护的“华夷秩序”之间的冲突,是近代亚洲世界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件。

侵占台湾:跻身帝国主义国家

以“出兵台湾”为远因的日清战争的结果是,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署《马关条约》,日本获得台湾及澎湖列岛。但以反对将台湾割让日本的台湾汉族实力人物和地主阶层为中心,台湾民主国发出“建国宣言”,由此揭开了针对殖民地化的抵抗运动。
正如当时日本元老之一的松方正义所言,台湾是日本的“南大门”,是“北守南进之策的第一步”。占领台湾被视为直指印度支那半岛及马来半岛,乃至进一步向南洋群岛扩张的保证。事实上,之后台湾作为日本真正落实南进政策的一大据点,已经被明治政府领导人明确定位下来。
与此同时,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当时各路列强同样也对据有台湾及澎湖列岛极度关心。为此,日本急于抢占先机,军事占领台湾。即便在台湾陆续付出巨大代价,也要强行推进极为残酷的镇压占领,为明确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而强占台湾。
在占领台湾的过程中,日本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国家。占领台湾成为非常清晰的确定日本帝国主义性质的历史事实。在台湾,日本暴露了以武力对亚洲民众进行极为残酷的暴力统治和镇压的体系,全面暴露了民族主义及排外主义的歧视意识。
通过日清战争10年后发生的日俄战争,日本获取南桦太(即萨哈林岛南部——本报注),以及关东州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等。其后,1910年8月,日本又强行吞并朝鲜。1914年8月,日本又进一步与德国开战,占领德属密克罗尼西亚的俾斯麦群岛等地。如此一来,日本帝国以战争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化和近代化,同时在不到半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与欧洲列强一样拥有殖民地的国家,扩大了日本的经济圈。
对于日本帝国而言,扩大和维持经济圈,确保从这些占领地区获得的利益,成为日清和日俄战争后最大的国家目标。换言之,获得的占领地区必须作为经济圈被有效充分利用,在这些地区获得的利益必须被流转回日本国内。为完善这样的结构体制,就要求有按照一定方针执行的经营战略。从这个意义说,可以把日本帝国的经营内容和经营战略称为“帝国经营”。
围绕着“战后经营”的方法,当时日本上层内部的对立和协调关系变得复杂。最后,随着占领区日益扩大,日本为维持占领区而被迫扩充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变得保守。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在占领区构建强权控制体制的过程,反而令日本的国力疲惫不堪。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经营”不仅是“经营”占领区。在日本帝国发展过程中,既伴随着极大的内部压力,也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内外因素同时持续动摇着日本帝国。

“强国日本”:孕育军国主义思想

在近代日本的进程中,日清战争的意义非常重大。作为随后日本帝国侵略战争的起点,毋庸置疑,日清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清战争是日本与清国围绕朝鲜半岛领有权的角逐而爆发的战争,不仅是对清国、更是对朝鲜的一场侵略战争。
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带来了日本国际政治地位的大转变,从被西欧列强侵略压迫的国家转变为与西欧列强同样性质的侵略压迫国家。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动,从幕府末期开始针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思想付诸实施,在众多的国民意识中注入了亚洲的“强国日本”的形象意识。
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陆续创刊的一批代表“明治媒体”的刊物,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意象。例如,1895年1月创刊的《太阳》鼓动道:现在开始进攻大陆的日本受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注目,也必将沐浴未来的荣光,日本的确就像“太阳”一样存在。
此外,町田忠治在同年11月创刊的《东洋经济新报》上论述创刊意义时说:已经成为“东洋唯一立宪强国”的日本,要想将来作为更强的国家发展下去,就“必须将被西欧诸国夺走的东洋贸易收归手中”,而这本杂志就是要诉说这样的热情,为日本掌握“东洋商权”提供信息。其他类似论调的刊物还有《世界之日本》(1896年创刊)及《中央公论》(1899年创刊)等。此类刊物在激发日本国民意识中的“大国意识”及“一等国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样的“大国主义”及“一等国意识”势必进一步孕育出新的国家主义。接下来就如许多之前的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日清战争为分界,日本明显地由内向型国家主义向外向型国家主义转变。
内向型国家主义是以保守和坚持国家及民族传统和文化为最大目标和价值。与此内敛的定位相对应,外向型国家主义是要在与其他国家民族比较中,确保日本的绝对优越性。这就是外向型国家主义的目标价值,在意识里渗透着对其他民族及国家彻底的歧视侮蔑。
在孕育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蔑视歧视意识的同时,外向型国家主义朝着国家主义极端一面的侵略思想倾斜。由此,以分权和个人权利为基调的民主发展被排除在外,追求与其他民族和国民共存共生这样的普遍课题被排除在外,如何消除因国家及民族之间差异产生的摩擦等问题也被排除在外。惟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利己主义的扩张成为日本最大的目标。
今天,日本的右倾化及军国主义化明显抬头。我认为,在这种现状下,探究以日清战争为起点的日本帝国侵略战争的历史及结构性原因,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已成为日益重要的课题。
(原文为日文,作者为日本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缬厚,中文稿由陈锐翻译。文章标题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纐缬厚 1951年生,日本国立山口大学理事、副校长,山口大学研究生院东亚研究科教授、政治学博士。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日本军国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我们的战争责任》《何谓中日战争》《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近期即将出版的有《田中义一:总体战国家的先导者》。
作者: 金银妖瞳    时间: 2014-7-20 11:59
其实败因主要就是两国、两军不同的组织度而已。。。。
说装备落后是主要原因的人,呵呵。。。。
抗美援朝时的装备差比甲午大多了。如果说海战有其特殊性,装备影响大的话,后世一样有人用木船打军舰,用扫雷艇和炮艇打护卫舰
、驱逐舰什么的。
作者: zklbq    时间: 2014-7-20 20:03
标题: 这玩意就跟红学一样,养活了多少学者啊,翻来覆去就这么点说法,几十年了无生趣地叨逼叨

作者: DDT    时间: 2014-7-20 20:09
标题: 你看看志愿军入朝时战线在哪,停战时战线又在哪,这种不同级别对手间的前进式平局,二战后可曾有过?

作者: meirenjiao    时间: 2014-7-20 20:18
标题: 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的最大坏处就是卖国求荣

作者: DJDJDJ    时间: 2014-7-20 21:30
标题: 现在总有那些自以为是居心叵测的家伙歪曲历史,美化封建王朝和资本主义,恶意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丑化雷锋丑化狼牙山五壮士,狼子野心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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