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详细化的 OODA Loop
伯伊德的道德战不光包括战争的道德因素，还包括战争中的人心理和思维过程。伯伊德强调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战士。战争真正需要摧毁的是敌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敌人抵抗的意志，战争才真正获得胜利，所以只有敌人才能决定战争何时结束。伯伊德强调，一支成功的军队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和战场上的不确定性能够敏捷地作出反应；不要依赖完整、准确的情报来制定决策，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要能够随机应变，要能够利用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制造不可预测性；要能够有创意、多样化地运用战术，制造出其不意，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敌人识破和利用的常规，最大的危险是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困，而漠视已经变化的现实；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战，不是靠周密的计划和督促来实现协调，而是指挥权下放，靠上下各级对战略意图和战争目标的全面、准确地理解和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创造性地从各个层次协同实现指挥意图，这需要官兵之间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道德层面，强调军人必须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憎恨或复仇而战，那样即使赢得战斗的胜利，也难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伯伊德强调战场上的三要素：时间、空间、人心。这就是中国兵法中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在东方军事理论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孙子到毛泽东，战争的正义性、攻心为上一直都是和兵贵神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提并论的。但是将人心（包括人心向背、军民士气、镇定还是惊慌）作为战争的要素，对美国军事理论界还是一个新鲜事。为了推动政界、军界的新思维，伯伊德总结了一个名为“论胜利和失败”（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的讲座系列，以传道式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军界的要员解说他的军事改革的思想。越战失败后，很多人对美国的军事改革这个课题干兴趣，所以伯伊德的听众很多，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怀俄明州参议员的切尼。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多年担任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的莱斯.阿斯平，众院议长纽伊特.金格里奇，阿斯平后的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 Sam Nunn，沙漠风暴期间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弗莱德.格雷上将，1979-83 年期间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上将等，先后成为伯伊德的忠实听众。还有不少人对伯伊德的讲座很有兴趣，但不想花那个时间，要求他精简成一个短小的讲座，伯伊德还是那个臭脾气，一口拒绝：要么不讲，要讲就要讲全的，不来简体演义版。伯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军界有影响，在商界也得到赏识，毕竟打仗和经商有颇多相似之处。
伯伊德的理论不是没有漏洞的。伯伊德强调比敌人更快捷的 OODA 循环，但如果敌人不跟着你的步调走，根本不理会你的 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 OODA 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像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要速战速决，国军总是行事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话说，就是 OODA 慢了一拍，在战场上非常被动。但毛泽东和他们打持久战，完全不理会日军的作战节奏，甚至有意地打乱日军的作战节奏，日军就抓瞎了。伯伊德的 OODA 里面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判断，打乱敌人的判断和指挥链，这是“抠眼挖耳捂嘴”战术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敌人的指挥结构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特性的，那这个战术也是抓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队就具有这个特点。今天的伊拉克战场也有某种抗日战争的影子，伊拉克游击队明显是在和美军打持久战，其自主的指挥结构使美军屡屡在捕获或击毙游击队领导人后依然无法抑制反美游击队的活动。有人甚至认为，拉登的战术才是对伯伊德理论的出色运用。911 严重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此后，美军在战术上取得很多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落在拉登的 OODA 之后，疲于奔命。处处防范，怎么能不被动？
实际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东西，对敌人以攻心为上是孙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纵深、快节奏作战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节奏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道德问题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在毛选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简化成美国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从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讲义，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远对自己的东西不满意，永远需要修改。要是别人“盗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广出去。不管谁愿意听，他都会去讲，将军，小兵，科学家，未来学家，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来者不拒。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最早接受 OODA 和灵活、敏捷的作战思想的。越南战争后，海军陆战队意识到，自己在数量上、装备上和训练上都不适合高强度的消耗战，所以在北约抵御华约的作战序列中，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没有被部署到中欧的富尔达山口，而是在北欧的挪威。未来战争中是否还需要大规模两栖作战也成为一个问题。海军陆战队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开始对自己未来定位和相应战略的探索，重点是如何在未来战争战胜优势敌人。
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学校的战术部主任韦利上校（Mike Wyly）是越战老兵，他对消耗战已经深恶痛绝，开始探索战术改革。正在这时，以主张在中欧作主动防御出名的文职战略家林德（William Lind）把已经退休的伯伊德介绍给韦利，韦利、林德和一小批中下级军官根据海军陆战队短小、精干、紧密的特点，开始研究机动战。如果伯伊德的“小团体”可以叫战斗机黑手党的话，那韦利的小团体或许可以叫机动战黑手党，尽管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叫法。阿尔弗莱德.格雷在还是准将的时候，就听到过伯伊德的讲座，当时格雷是海军陆战队的条令部主任。尽管格雷对伯伊德的理念很赏识，但格雷并没有对贯彻这些理念采取实际行动。在格雷任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师长时，机动战黑手党的一些青年军官在军官俱乐部里向格雷建议，考虑改革海军陆战队的基本战略。格雷同意了，开始邀请韦利和林德来第二师传授机动战的思想，并在海军陆战队里展开对机动战的大规模的公开辩论。机动战的种子在海军陆战队里扎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