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太空探索精神（下）——航天飞机研发史

卡特政府与航天飞机

　　SSME发动机的设计团队终于开始轻松起来，此时航天飞机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不过仍被预算乌云的笼罩。1977年5月1日，力保航天飞机的詹姆斯·弗莱彻辞去NASA局长的职务，转做一名私人顾问。现任总统吉米·卡特在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的建议下，任命罗伯特·A·弗罗施为NASA新掌门人。

　　弗罗施是一位曾参加过美国核武器计划的物理学家，之后他转向环境研究。在他担任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助理署长时，他接到了出任NASA局长的邀请。他的管理风格与前任迥然不同，他是犹太裔，与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前任们比起来，管理风格是轻松的。航天飞机计划是NASA当下的最大任务，弗罗施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航天飞机计划在面子上说得过去。他审视了整个计划后，敏锐地判断该计划已“从一开始就超支了20％”。这是个严重的坏消息，因为卡特让弗罗施判定航天飞机计划是否需要被终止。

1980年，前总统卡特（中）向弗罗施（又）颁发国家航天俱乐部戈达德纪念奖

弗罗施（又）向卡特（中）展示航天飞机模型

　　弗罗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自己也在质疑航天飞机计划的合理性，他觉得应该由私人企业而不是政府来做这项研究工作。卡特总统不是一位航天爱好者，他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同样也不是，但更大的压力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该机构从未给过NASA好脸色看，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彻底对立了。

　　好的一方面是卡特总统比较认真和坦诚，弗莱彻在尼克松当政时期没有获得一场为NASA博取同情的听证会，但弗罗施做到了。尽管卡特总统并不了解航天飞机计划，但他愿意倾听，而且卡特的技术背景使他比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其他官员更容易理解航天飞机的意义，但卡特并不认为这值得让政府进一步做些什么。

　　总之，事情并没看上去的那么顺利。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军方挽救了航天飞机。尽管美国空军对航天飞机并不热心，但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却是该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布朗找来即将担任美国空军副部长的NASA加州艾姆斯中心主管汉斯·马克博士，把他发展成航天飞机的忠实粉丝。空军部长罗伯特·西曼斯曾说：“汉斯·马克真吃他哪一套，很容易就咬钩了......要知道空军历来都是用运载火箭的。”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是航天飞机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马克的热情对NASA来说好坏参半。马克是一名德国犹太人，在战前十几岁时就已经移民美国，成为像弗罗施这样的具有美国核武器项目背景的物理学家。马克是鹰派，非常亲近军方，以至于许多NASA官员认为他想把NASA卖给五角大楼。一些NASA高层也不信任他，称其为“狡猾的小兔崽子”。讽刺的是，空军高层也不喜欢马克，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推销航天飞机的方式。

汉斯·马克博士成为了航天飞机的热情推销员

　　此时卡特总统正在签订武器控制协议而与苏联讨价还价，该协议暗示了一种核实苏联武器规模的一种手段——间谍卫星。国防部长布朗得以说服卡特：航天飞机是把大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以及对其进行太空维护的最佳手段。1978年5月，卡特签署了促进航天飞机继续发展的PD/NSC-37号总统令，次年他增加了航天飞机计划的拨款。该计划的最终成本将约为100亿美元，两倍于原来估计。

航天飞机是把大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以及对其进行太空维护的最佳手段

　　NASA已经拯救了航天飞机计划，付出的代价是军方参与的加深。艾森豪威尔总统创建NASA时，该机构并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的，而是一个怀有和平目的开放性组织。而现在航天飞机则因其主要的军事目的而饱受批评。

　　70年代的NASA已经偏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创建该机构的初衷，由于压力、缺乏资金、士气低落，以及大量人才离开了机构前往航空航天工业发展。NASA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的与承包商的良好关系也逐渐被侵蚀，承包商的工作很少或根本没有受到监督，他们的守则、纪律、质量逐渐被荒废。

　　不过NASA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该机构在行星探测计划上取得一些重大成果，特别是在1975年发射的两个“海盗”号火星探测器。每个探测器由一个轨道器和一个着陆器组成，使命是绘制火星地图和拍摄火星表面的景象。而在1979年发射的两个“旅行者”外行星探测器中，“旅行者”2号无疑成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空间科学任务，传回了所有四个外行星的壮观画面。当然NASA的其他空间科学和技术任务也是很有价值的，但这一切都被艰难前行的航天飞机计划夺去了光芒。

携带着陆器的“海盗”号轨道器

“海盗”号着陆器模型

“海盗”2号着陆器拍摄的火星表面

"旅行者"航天器

1977年8月20日，由“泰坦IIIE”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旅行者”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