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无线电报务员让安吉拉亲自和陈纳德将军的司令部通话，她请求立即给予帮助。𣎴到十八个小时，我躺在担架上，被安置在专门派来接我的C-47飞机里，飞机上有医生、护土，还有牧师（？）和安古拉，将军让安吉拉一路陪我到昆明医院。
医院的大夫立即把我隔离了起来，只有安吉拉和将军本人能来探视。陈纳德不考虑医生的意见，指示主任医师只要我一旦恢复得可以回去修飞机时，就立刻让我出院，零式飞机的修复工作已停顿了，等着我亲自去。三星期以后，我对医生说；“行了，大夫，让我走吧！”医生认为我那儿都不能去，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赢了；可是后来证明医生还是对的。送我的飞机升空后𣎴久，我就喘𣎴上气来，飞机只好在最近的机场紧急着陆，离昆明只有一百英里。过了两天我又要出发了，这次医生非要我戴上氧气面罩，虽然飞往桂林的高度还不到一万英尺。
我穿着毛里的飞行服，裹着毛毯，坐在零式飞机旁的帆布床上指挥，就这样又艰苦的工作了两个星期，这架飞机又能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到昆明的空军司令部，飞行员是我的中队长，格兰特·马霍尼少校（他后来死在菲律宾）。为确保不再发生起落架故障，我们决定将轮子保持在“放下锁妥”的位置，四百五十英里的飞行一帆风顺。安全降落后，我方在这架日本飞机的周围布置了宪兵保护，防的不是敌人阴谋坏，而是怕猎取纪念品的美国大兵。在我疟疾病治好前，我不得不留在桂林，我所在的战斗机大队长拍来电报：“零式机正常，返回前不再飞行。”回到昆明后，我再次检查了飞机各个系统，然后开始比较试飞，用我们的零式飞机与美国各种飞机进行模拟格斗。
概括说来，从每次空中遭遇中，我们都看到零式飞机重量比美国飞机轻一半，使飞行性能具有极大的优势。它怎么会这么轻呢？除了我前文中曾经提到的诸如机翼与驾驶舱是整体的结构之外，日本军方把飞行员的装甲保护全部都拆除了，又去掉了一英寸厚的自封油箱（在被子弹打穿的情况下，自封材料是很有用，但却减小了载油量，也减少了飞机的航程），他们还把发动机的电动启动机去掉了，电动启动机𣎴仅自身重十磅，而且还需要一个很重的电瓶和粗铜线来带动启动机马达（在航空母舰上有的是人力来摇曲柄），他们使用更轻的铝合金，采用聪明的设计思想，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上去节省关键性的重量。
零式的座舱和机翼是一个整体结构
零式与P-40进行对比测试中
但是，事情总是有利必有弊。零式飞机太轻，太单薄了，纤维蒙布的飞行操纵面又是如此脆弱易损，因此当它要甩掉跟在尾巴后面的美国重型战斗机时，却不能很快地俯冲，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确实还是发生过。我们的飞行试验评估之后，司令部对在中国的飞行员发出指示：“只与零式飞机交手一个回合，发出全部火力，然后赶紧脱离、俯冲！绝对不要有作一场英勇缠斗的念头。”豪洛威上校叫我写一份有关零式飞机的情报，给俄亥俄州戴顿城怀特基地的技术专家（敌机的资料在该地作分析）。我努力用英文写完了报告，信差将它送到美国；我收到的回条这样写着：纽曼军士，请你用德文来写报告，我们不懂你写的英文。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以前，零式飞机与我们在中国所有各种可飞的飞机，作比较的鉴定飞行完成后，华盛顿美国陆航司令部命令将这架飞机运往美国。飞机先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去兜售战争债券，然后在由设在戴顿的美国技术情报组织对它作检验。
这架“零式”的修复对盟军有重大意义 图片来源：戈叔亚的博客
第二天，我和马凯军士乘一架B-25轰炸机，飞在零式飞机的前面，越过驼峰（喜马拉雅山的丘陵地带），穿过印度，从汀江（阿萨姆）到喀拉蚩，曾在亚格拉和以格普两地停留，在每个停留地我们都对零式飞机作检查和维修。然而四架派来保护这架日本飞机的P-40飞机都出了问题，无法在跟上，在长途飞行中的每一段就有一驾飞机出毛病，结果没有一架美国 P-40飞机到达喀拉蚩，零式飞机却什么毛病也没出。
带有中国空军机徽的零式机准备运往美国
马霍尼少校驾驶着这架飞机，一路从中国飞到印度西海岸港口降落的时候，没有任何美国的掩护飞机，那儿的人看到有一架零式飞机停在他们的跑道中间，都感到非常惊奇。（如果有一架美国飞机把它打下来，那会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呢？）零式飞机要在喀拉蚩分解，然后用货船经澳洲运往美国在组装起来。
这架零战后来被运到美国测试，编号EB-2
（此文摘自杰哈德·纽曼自传黑手起家之书）
原载中国飞虎研究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