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观点在美国国内还存在着相当的争论，之所以出现这种争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在两个地区同时爆发事关美国利益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小；第二、美国与盟国进行合作的努力越来越普遍，对美国武装力量的需求明显减小；第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存在，很可能逐渐成为常规武器难以应付的威胁根源；第四、工业化国家的财政紧缩和竞争优先权，限制了国防需要对国有企业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第五、国际维和行动占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国防资源。与海湾战争中动用大量的重型装备形成鲜明对照，维持和平行动是一种典型的人员密集型活动。陈旧的武器系统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对未来的安全仍构成严重威胁，对这种威胁缺乏清晰而敏锐的洞察，就会逐渐丧失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负担战争费用两方面的能力。
由此，有学者认为，美国要适应未来的安全局势和国际环境，只能选择介于下述两种情况之间的国家安全政策：一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投送能力和在军事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独自打赢战争；二是以合作型安全方案为基础，主动强调谈判、维和以及加强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从美国本身的利益出发，显然只有第二种方案与美国五角大楼所强调的发挥军民两用技术的高效率政策相一致。
1998 年 12 月 1 日，美国政府公布了题为《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其中宣称：“在 21 世纪，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繁荣及民主和自由的一支最强大的力量”。美国将奉行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三大目标是：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推动海外的民主事业发展；实施这项战略的手段是：加强军事实力、致力于美国式的外交、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稳定、加强民主自由的力量。其中，“加强军事实力”显然是头等重要的手段。美军 140 万现役军人中有 25 万人在海外，他们或长驻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或直接参与各种军事打击或“维和”行动，其“职责”正是为了上述战略目标的实施。
而 JSF 计划近乎苛刻地强调飞机的通用性、可靠性以及可维护性，正是在美国“全球到达、全球打击”的战略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立足实战而提出的战技术要求。
为了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霸权野心，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军费一直呈不断递增的态势。1950 年，美国军费只有 124 亿美元，1970 年达到 803 亿美元，1980 年则进一步增至 1,304 亿美元。到了 80 年代中期，为了实施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军费开支迅速上升至 2,911 亿美元。此后 10 年里，美国的军费开支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较高水平上，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曾一度呈微弱下降趋势。1998 年，美国国防预算比上一财年增加 30 亿美元，1999 年又在 1998 年的基础上大幅增加至 120 亿美元，达到约 2,700 亿美元。目前，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给国军费总额的三分之一，是位居第二位的俄罗斯的4倍，而且今后6年内，美国的军费开支将超过俄、英、法、德、日、中等六个大国的军费开支总和。
根据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将注意力从原来的核威胁逐渐转到了地区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生物、化学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上。虽然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庞大，但早已不足以维持其强权地位和军事野心膨胀的需求。因此，近几年来美国在巨额军事预算之外经常不定期地增加紧急防务拨款，比如在 1998 年 4 月通过的总额为 56 亿美元的紧急拨款法案中，直接防务开支就占其一半左右。
美国增加并保持庞大军费开支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使美军在下个世纪仍然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以信息战为核心、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为主体的新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的影响下，美国国防拨款不断向尖端科技的开发方向上倾斜，尤其在进入 90 年代以来，虽然美国的国防开支表面上比较稳定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其开支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由维持庞大的部队和军事基础设施向部队装备现代化方向倾斜，从在规模和数量上赢得单纯意义上的军备竞赛向争夺军事尖端科技优势和战争主动权、提高部队快速反应作战能力上倾斜。
由于科技密集型装备必然是经济密集型装备，高技术武器的开发和制造费用呈现越来越高的增长态势。从 F-15 战斗机 4,700 万美元的单机造价到 F-22 的 1 亿 3 千万美元的单机采办金额，而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的造价也在制造过程中一涨再涨，1997 财年的单机造价竟然高达近 20 亿美元；而 1998 年投入现役的“杜鲁门”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造价更耗资 45 亿美元！可以说，在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同时，其费用也是呈几何级数递增的。有报告统计，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各种制导弹药，其数量只占全部弹药的 8%，而费用却占总弹药费用的 84%。而制导武器只是美军武器装备的基本需求之一。
而正因为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造价居高不下，才诞生了以降低采购及使用费用为主要开发重点的JSF研制计划，也将是美军未来装备数量最大的一种战斗机。
根据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变化，适应当前美国军费开支的条件，在装备采办的政策上，美国五角大楼面临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在保证装备真正有效、创新设计的同时确保价格的合理。
与先前相比，军工企业的合并使装备研制的主承包商数量陡然减小，五角大楼在这个问题上遇到很大的困难，面对这样的局面，它要么强化它的监督机制，要么寻找增加竞争者的途径，而从实际出发，后者则更为可行。而国内的竞争者又未必是最佳的选择，但从外国供应商处购买武器，在安全和政治因素方面带来的诸多问题又难以妥善解决。在美国国内或者大洋彼岸的欧洲，大承包商的进一步合并（是合并而不是合作）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的竞争者却会因此而探索有选择性购买国外武器的途径。因此，在增强其雇员的经济头脑和改进国防工业监督管理机制的效能之间，除了二者兼顾，五角大楼别无选择。
在 JSF 计划中，之所以盛邀英国参与研制，一方面自然是为了降低自身的研制费用，为盟友间的技术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契机和环境；另一方面，也正体现了作为目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高精尖军事技术研制领域，也开始探索走国际合作的道路，这对于向来一切自主自大，对高精尖技术防泄如防火的美国而言，是难能可贵的，对其国防工业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意义非常深远的。